闲话“信访”

     　　一
 　　现在，许多地方的党委、政府，都很重视信访工作。但同为重视，心思和处置手段，却各不同。据我察之，可分为三种：
　　一是真心实意想为群众排忧解难，将群众利益无小事，落到实处。即以我市而论：要求各地各级、各个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抓信访；实行书记、市长接待日制度；提升信访部门的地位，将信访局由副局级升为正局级，局长同时任市委、市府两栖副秘书长；各部委办局、尤其是重权部门领导，轮流到信访局任职；选拔一大批干部为兼职信访督办专员，定期到信访局上班，给他们以优厚待遇，原为副处级拔为正处级，原非县处级拔为县处级，经历进入档案，等同下派农村、企业挂职镀金等等。
　　二是做表面文章，树“贞节牌坊”。我们常在报上看到这样的文章：“某地变‘上访’为‘下访’，组织××名干部，深入企业、农村、街头、田头，‘寻找’、‘发现’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难道还要去“寻找”、“发现”吗？群众跑断腿送到门上的“上访”问题都不解决，却偏组织大批人员去“下访”，颇让人感到滑稽。先秦时，吕不韦集门客编了一部《吕氏春秋》，公告天下，能将书改动一字，赏千金。这些地方似乎已经和谐得与《吕氏春秋》一样完美，居然还要派出大批干部，到四乡八壤寻找问题。其实，《吕氏春秋》又岂不可改动，只是古之民众，那时称“黔首”，有几人能识字断文；即使有人能挑出书中毛病，也不敢去找他们领赏；去找，也领不到赏，因为那解释权只属于吕不韦。现在，舆论宣传的权力，也不在上访群众的手中，一任当局闭眼睁眼，演戏粉饰。
　　三是制止信访。将群众信访视为“洪水猛兽”，不让他们冲出堤坝，跑出牢笼，到北京上访，到省城喊冤。对于零星散户，不闻不问，结伙闹事，挑动风潮，就出动警察；如果赴京上省，就将他们抓回，像《神探狄仁杰》中的扬州漕运衙门干的那样。。
　　
　　二
 　　我国自古最好做的工作，就是当官，李鸿章曾有一句名言：“如果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真太没用了。”现在三百六十行中，最好干的也是干部，他们无须像苦力那样出力流汗，也不用像专家学者那样费心劳神，企业要有效益，农业要有收成，老师有升学率，医生要把病治好……但是当干部什么责任也没有。当然职责是有的，但履职也行，开一辆小卡车，将街上小商小贩的摊子往车上一扔拖走，或将街上的三轮车用铁丝串成一条长龙拖走；不履职也行，任由小商小贩将摊子摆在大街当中，或让三轮车满街乱撞。也有部门根本就没有职责，或没有职责反而更好，例如管政治学习的，叫机关党委、读书学习指导处，抓文明建设的，那叫“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办公室”，整天硬要给人发“文明单位”的铜牌子，还有什么综（合）治（理）办、优化（软环境）办、改（革）发（展）办、绿化办、馒头办、蔬菜办、假日办等等。一个烧饼摊如果一天不卖烧饼，周围居民就没有早饭吃，而我们有许多部门，一百年不办公，对社会也不会有影响。
　　但是，也有一个部门颇不轻松，那个部门的干部颇为费神，就是信访部门，信访干部。我市的信访局长才四十出头，以前是一个十分标致的帅小伙子，任此职不到三年，头顶上大面积头发已经掉光，只剩下周围一个圈子，就像《西游记》里的沙僧。
　　信访部门，一肩挑着两头，一头是群众，一头是领导，但两头都不讨好。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要他们解决问题，但他们只是一个“中转站”，该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还要转到哪个部门；该哪个地方解决的问题，还要转到哪个地方。群众不满意了，说：“如果在那个部门、那个地方能解决，我们还找你干啥？”打着横幅，结成团伙，拦在政府门口，到省城喊冤，去京城告状，这又使领导不满意。一次，我与我市一位主要领导，上班时走过市府大门口，见许多上访群众拦在那里，那位领导极其不满地说：“这样的信访局长，就该撤职！”为了让领导满意，他们收起了那点发自本能的同情心，在大门口竖起一道铁栏，像医院看病喊号那样，将群众拦在外面。上访群众像江水一样，后浪推着前浪，滔滔涌来，无穷无尽，为了减少麻烦，有时他们明知自己无权处理，却也越俎代庖地对上访群众说：“你们的问题解决不了，以后别再跑了。”有时，也会凭着对政策的一知半解，编出一套理由，半是恫吓，半是劝诱，让上访者取消上访念头。或有上访者说：“你们如果不管，我们就去省城。”他们就会回答：“那是你们的权利。但就是到了总书记那里，最后还是我们解决。”一句话，说得上访者彻底绝望。
　　信访工作，原是联结人民的桥梁，沟通群众的渠道，现在却是桥梁不通，渠道堵塞，成为一道拦截的堤坝。
　　
　　三
 　　应该说，现在绝大多数上访群众，不是刁民；绝大多数上访问题，不是无理。中国老百姓的传统观念，是“屈死不告状”。告状的滋味，并不好受，酷暑严寒，风雨烈日，跪在大门口，或者千里迢迢，赴京上省，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这样。记得有一年冬初的一个星期天，我到单位加班。上午进大院时，见门口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妇，坐在地上，咬着一个馒头，身旁放着一个包袱。中午回家时，在公交车站台，又见那个老妇，坐在地上等车，嘴里还在咬那块早上剩下的馒头。她问我到长途车站乘哪路公交车。又告诉我，她是从××县来的。两年前，她的住房被拆迁，一分钱也没给她，当时说好，一年后给她一套新房。可是，现在在她原房址上建成的楼房，早已卖光，但她还未得到一寸房屋。她到市里来上访，昨天没有见到人，今天又没有见到人。我说，这两天休息。她说，我哪里懂这些呢？公交车来了，她将手中小半块馒头放进一个塑料袋中，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包着的手帕，抖抖索索打开，里面是一些零钱。我见了心中不忍，替她付了公交车钱；就一元钱，她也知道感恩，对我千恩万谢。往来几百里，这对于那些有专车的领导干部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事，可对于这样的老人，可就太艰难了；露宿檐下，夜寒霜重，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见到。
　　中国的老百姓不愿告状，倒也并不全是因为厚道，实在是告状太难。听说外国有人将小河边一株小树砍了，被人举报，法官立即传讯、判决，在我们国家，是没有人来过问这类事情的。有一次，我们小区里三棵大树，被一个居民，在光天化日之下，毫无顾忌地砍了，上面栖息的许多鸟儿，无家可归，我给七个部门打电话，结果一个部门也不理会。古时，一个县方圆几百里，只有一个县官，一个县政府也就十几个人。可是，再昏庸懒惰的官，听到有人击鼓鸣冤，即使已经下班，也要马上升堂。那可是专制社会，不为民作主的年代。现在，我国是世界上公务人员最多的国家，有六千多万，加拿大国民总人口也只有五千万。却反而百姓的事无人过问。最近又长了一个见识，从中央电视台节目中得知，管理牲畜宰杀与销售的部门就有8个，如果制成火腿肠就是9个，但往肉里注水这种关乎千家万户的不法行为，却所有部门都管不到。我调到市级机关工作以后，常有老战友、老朋友找我办事，我说：“有两件事不好办，一是找工作，二是告状。”他们找我的，偏偏就是这两类事多。尤其是告状，实在是太难了，可以说是现在的天下第一难。我们都说群众利益无小事，但一遇到群众具体问题，谁都推来推去。开始也许只是小事，费点儿心，或者根本不用费心，就可以解决，却像滚雪球一样，推来推去，越推越大，待酿成血光之灾，炸药爆炸，汽油焚烧，物毁人亡，却又有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界人士、政府官员、出来说快活话：“要树立法律意识，要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权。”《水浒传》上有两句话：“依着刑法打杀，依着王法饿杀。”如果“法律”与“官府”能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又有哪个想去上告、闹事，甚至铤而走险呢？
　　
　　四
 　　唐太宗说老百姓是水，能载舟，能覆舟。那么，如何治水呢？远古时代，洪水滔天，怀山襄陵，尧帝派一个叫鲧的人去治水，鲧采用的是堵的方法，偷了上帝的“息壤”，这个“息壤”，大概也就是像一块面包那样的东西，揪一小块扔到水里，就长成一大片土地。但水势太大，堵不胜堵，治水不力，尧帝发怒，将鲧发配到羽山充军去了，又派鲧的儿子大禹治水。禹采用导的办法，疏川导滞，放田水入川，放川水入海，终于水患平息，天下太平。
　　解决群众信访问题，也无非堵和导两种方法。堵，就如三峡工程，拦江筑坝，阻住滔滔江流。然而，不尽长江，滚滚而来，所以还要开闸放水，此谓之导。否则，江水横溢，冲毁堤坝，将不可收拾。
　　但是，现在许多地方，只是采用堵的方法，口号就叫做“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有的还在京城省城设点驻人，将去那里上访的人抓回，就象孙悟空那样，用金箍棒划一个圈子，不让唐僧跑到圈子外面来。特别是在重大政治活动时期，例如两会、党代会，还有去年的奥运会，今年将要举行的国庆大典等，更要严格看守，那标准就是不让群众跑到京城，出了问题，严格实行信访责任追究。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群众在长期的信访过程中，也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并且口头相授，传之四海、后代，那就是一个字：“闹”，衙门朝南开，有理不闹莫进来。
　　大约十年前，我市几百名部队转业干部到市政府上访，要求解决企业改制后，他们的生计问题。政府不理睬，他们又联络全省，后来竟形成全国之势，又波及到部队现役军官，中央军委终于出面说话，问题得到解决。可是，改制企业还有千千万万其他工人呢？他们在国家困难时期，为国有企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他们的利益却无人为他们提供保障。
　　对于一些上访群众中的零星散户，他们形不成气势，最好的办法，也是最后的办法，就是赴京上访。若能到那里得到某位中央首长的批示，就像温总理帮农民工讨工资那样，问题就能立即解决。但去京也不容易，又不是住在北京郊区，所以比较便当的是等京城大员来视察，只要听说他们到了，上访群众立即蜂拥而至，地方领导也为之加强警戒，防之甚密。现在人们看《康熙微服私访》，还那样津津乐道，因为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可是，天下多少不平事，都要皇帝亲自处理，他问得过来吗？年青时看电影《大浪淘沙》，革命青年靳恭绶，以钱救济穷人，立即遭到他的革命导师的批评：“天下穷人那么多，你有多少钱来救济？”我市实行书记、市长接待日以后，我的一个朋友大喜，谓事情终有解决之日了。然而去后大失所望，说：“哪里有什么书记、市长，是那个信访局长替他们顶班。”我倒以为，书记、市长值不值班，并不关键。书记有书记的职责，市长有市长的工作，他们当然不妨为群众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但更应该去解决那些使群众信访问题解决不了的原因的问题。要言之，架起信访桥梁，畅通信访渠道，了解民意，倾听民怨，提高执政能力，构建起一个真正的和谐的社会。
　　
　　附记：
　　我市某县，“信访”颇多，处置手段，解答政策，几近荒诞，似天方夜谭，又如世说新语。今录几则，以广阅者见闻。
　　1、某建国前工作老干部，离休多年，无医保。几年上访，领导多次批示曰：按政策规定办。后为其办一“蓝本子（退休医保）”。不要，说：“我应该办‘红本子’（离休医保）。”答：“你不符合条件。”问：“×××与我都是建国前的，怎么他能办‘红本子’，而我不能？”答：“你和×××不能比。人家参加的是国民党，你参加的是共产党。”
　　2、退休工人调工资，该县建国前参加工作的工人性质的人却不给调。上访，答曰：“你们是离休，参加干部调资（即实行阳光工资）。”闻之大喜。到人事局，却又答曰：“你们不是干部，去参加工人调资。”两头都不落实。
　　3、一群退伍战士到市政府上访，内中有我昔日一个学生。谓我：“中央有新政，参加过对越反击战的，月发60元钱。”我说：“这是好事，你还闹什么？”曰：“县里不发给我们。说我们是通讯员、司号员、炊事员、饲养员、文书……”
　　4、《中国老年报》载一则报道，谓该县尊老，每月补贴80岁以上者若干元，90岁以上者若干元，100岁以上者若干若干元。某家有老太105岁，却未得过一文。询之民政部门，曰：“我们有此心，但财政部门不给钱。正在努力之中。”越二年，政策行，此老太已107岁，月补60元，6个月以后集中拿一次。首次取时，跑了十三趟，又要打报告，又要这个证明，那个证件，又要张三、李四、王五、刘六……数不清的部门的批示，待手续完备，会计又坚决不给钱。问为何，说不为何，不给就是不给。老太家人愤而摔碎会计茶杯，会计打电话要叫110。后民政局一副局长出面。该副局长的爱人，与该老太家人同一单位，该老太家人是单位负责人，该副局长占着该单位一套住房，欲以“官价”购之。该副局长便以好言慰之，又自己掏出钱曰“先垫之”，方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