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征汽车诊断:亚太地区知识经济发展新格局及其启示

　　图：区域知识竞争力评价模型

　　在总部设于英国的国际竞争力中心的指导下，国际竞争力中心亚太分中心近日完成了《2011年亚太地区知识竞争力指数报告》。所谓知识竞争力,是指“通过创新以产生新的主意、思想、程序和产品，并把它们转化为经济价值和财富的能量和能力”，其中亚太知识竞争力指数（简称APKCI）是对亚太33个地区用19个知识经济指标进行的综合评估。

　　评价经济发展新思维：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经济增长内生模型的知识竞争力

　　在概念上，分析区域知识经济的模型是一个多重联系的循环图，表明知识的创造、使用及能力的形成。该模型反映出对于创新过程的最新思考，被认为是不同要素在不同领域（如私人公司、大学、研究机构和政府）通过反馈环节彼此联系的过程。它的重要特征是有一个要素反映重新产生和维持整个系统的创新能力。

　　如图所示，该模型包括四个重要因素：（1）资本投入；（2）知识经济生产；（3）区域经济产出（包括知识经济产出）；（4）支持链。其中，资本投入包括知识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实物资本等四个部分；知识经济生产则被认为是将资本投入转化为区域经济产出的生产函数。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资本和劳动是用来解释区域经济产出或增长的基本要素。通常，资本是指实物或固定投资，如工厂、机器设备等，劳动则是指雇佣的人数。在此框架下，剩余的不能被这两个因素所解释的部分往往被看作由技术变革引起的。

　　近年来，这一传统模型逐渐被新模型所替代，原因在于经济理论的两个重要发展：人力资本理论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模型。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技术和经验可以通过对个人进行教育和培训的方式来获得。它指出了传统经济增长模型的不足，即其没有在个人之间进行任何区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把知识积累作为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资源，并且承认私人公司通过熊彼特竞争（如创新者从新知识中获得的暂时性经济垄断收益）创造的知识，是内生的因素。

　　具体来看，在我们所使用的知识竞争力模型中，实物资本是指传统经济学中的资本。金融资本强调的是金融资源的流动性，诸如以风险资本等形式进入产业、产品等新领域。知识资本是知识经济的原材料，即产生新想法的能力。想法的产生并不一定是出于商业应用的考虑，也可以源自大学、企业的研究机构、个人或其他组织。在将知识转化为商业价值的过程中，知识资本是一种生产力中介。人力资本指的是个人创造、理解和使用知识从而产生商业价值的能力。

　　上述四种资本在区域内的综合应用，使得以知识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具有高附加价值。这些以知识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构成了区域经济活动即区域经济产出的一部分。之所以为“一部分”，是因为知识经济产出和区域经济产出之间存在一定区别,也就是蕴涵于商品和服务中的创新知识产出并不总是同等地转化为区域居民所能享受的财富。

　　亚太各地区知识竞争力表现：发达地区继续领先，新兴地区快速追赶

　　从现实来看，亚太大多数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还处于传统的要素和资本驱动阶段，很难称之为知识经济。不过，本次评价所选择的33个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值得关注。

　　虽然经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亚太知识竞争力的总体格局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与2010年相比，本年度排行榜的状元仍然是东京，且前10名中有9个被日本方面所占据。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台湾地区，它从上年的第11位跃居为亚军。在日本之后，韩国的两个地区也表现不俗，分列第11、12位。然后是澳大利亚、新加坡、以色列等。中国和印度的一些地区仍位于中后位置，但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各地区之间的相对指数在缩小。

　　单独考察中国内地板块，在11个地区中，上海以较大优势名列前茅，其综合得分大致相当于11个地区均值的1.3倍。进一步来看，在19项评价指标中，上海的相对优势比较多。比如，每千个居民中经理人数、每千个就业人员中从事汽车和机械工程工作的人数、人均私人股权（本）投资、企业在R&D（研究与开发）中的人均支出、用于初级和中级教育的人均公共支出、每千个居民互联网主机数、专利密度、劳动生产率、平均月收入等方面均列第一。而每千个就业人员中从事IT和电脑制造工作的人数、每千个就业人员中从事生物技术和化学工作的人数、每千个就业人员中从事仪器和电气机械工作的人数、用于高等教育的人均公共支出、每千个居民中宽带上网的人数、政府在R&D（研究与开发）中的投入比较突出，单项排名都位居第二位。

基本判断：传统的三类经济体因新型生产方式建立正在酝酿新格局

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的样本，既有以日本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经济体，也有以 “四小龙”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兴经济体，还有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兴经济体。通过亚太地区知识竞争力评价，可以进一步得出如下判断：

第一，日本仍然是亚太地区知识竞争力最强的经济体。伴随日元升值，日本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所谓的大衰退期。虽然在1990年以来的20年间，日本人均GDP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只有2.1%，但该国长期以来构筑的教育、科技和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相应的，其逐步建立起来的知识经济生产方式保证了其经济强国的地位。

第二，中国台湾、韩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知识竞争力有后来居上趋势。台湾地区和韩国蔚山、首尔的成功得益于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数量众多且创新活力十足，它们在知识经济发展中所起的总体作用一点也不逊色。在产业结构方面，台湾地区的4个知识密集制造业部门就业密度总体上位于第一位；在知识资本投入方面，首尔位居第五；在知识产出方面，蔚山、首尔分居第一、二位。在ICT（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方面，台湾地区和蔚山、首尔也处于前列。

第三，中国内地发达地区的知识竞争力整体上还不强，但增长迅速。目前，中国内地11个相对发达地区尚处于亚太知识竞争力排行榜的中后位置，这是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差异的基本体现。毕竟，经济产出水平不高的经济体不大可能形成发达的知识经济。但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是，中国致力于知识经济发展的意识、决心和行动正在综合发生作用。具体而言，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值得关注：一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和教育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完善的义务教育机制有效改善了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同时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更是催生了数量日益庞大的人才队伍。在科技方面，中国以立法的形式确保了对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并着力鼓励科技创新，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稳步增强。二是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在发达地区尤其是大城市里，互联网的普及程度正在迅速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种知识传播和电子商务支持系统的快速发展是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基础之一。三是中国各地对经济转型重要性的认识正在转化为强有力的实际行动。“十二五”期间，中国确定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战略目标，其中“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为发展知识密集型制造业提供了动力和机遇。

对中国经济的启示：必须建立知识经济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超越”

本次评价报告的33个样本，无论是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还是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抑或近年来实力迅速增强的中国内地和印度，它们都是当今世界经济中不容忽视的力量，是亚太地区的精华。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性的产业转移有其固有规律。中国积极参加劳动密集型转移过程，并获得了愉快而稳定的高速增长。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只是一种粗放的增长、外延式的增长、效率有限的增长，容易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模仿。对中国来说，需要面对低附加值商品的相对过剩、资源与环境的制约、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的严峻挑战。

如果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特别是知识经济的结构、规律及发展过程来看，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将有更多的机会。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发达经济体普遍受到更大挑战，这让新兴经济体中的部分发达区域有了更现实的赶超机会。其中，关键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即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方式。

毋庸讳言，各种指向知识经济的资本投入仅仅是知识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建立知识经济的生产函数才最为根本。因此，对于知识经济，需要有一个深层次的理解：一方面，低效率的产出肯定不是知识经济；另一方面，单纯的高产出也不一定是知识经济。由此可见，知识经济体的形成并不容易，它不仅包括高质量的以知识为载体的资本投入，还必须有高效率的经济产出。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经济体要建立知识经济生产方式，必须致力于建立一种尽可能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摆脱对各种高强度物化投入的依赖，摆脱对粗放生产方式的依赖。

未来，中国要实现新的超越并创造更大奇迹，应当更加重视建立知识经济的生产方式。在此进程中，亚太知识竞争力评价可以提供一个国际参照系。

（罗守贵 作者系国际竞争力中心亚太分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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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区域知识竞争力评价模型

　　罗守贵

　　在总部设于英国的国际竞争力中心的指导下，国际竞争力中心亚太分中心近日完成了《2011年亚太地区知识竞争力指数报告》。所谓知识竞争力,是指“通过创新以产生新的主意、思想、程序和产品，并把它们转化为经济价值和财富的能量和能力”，其中亚太知识竞争力指数（简称APKCI）是对亚太33个地区用19个知识经济指标进行的综合评估。

　　评价经济发展新思维：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经济增长内生模型的知识竞争力

　　在概念上，分析区域知识经济的模型是一个多重联系的循环图，表明知识的创造、使用及能力的形成。该模型反映出对于创新过程的最新思考，被认为是不同要素在不同领域（如私人公司、大学、研究机构和政府）通过反馈环节彼此联系的过程。它的重要特征是有一个要素反映重新产生和维持整个系统的创新能力。

　　如图所示，该模型包括四个重要因素：（1）资本投入；（2）知识经济生产；（3）区域经济产出（包括知识经济产出）；（4）支持链。其中，资本投入包括知识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实物资本等四个部分；知识经济生产则被认为是将资本投入转化为区域经济产出的生产函数。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资本和劳动是用来解释区域经济产出或增长的基本要素。通常，资本是指实物或固定投资，如工厂、机器设备等，劳动则是指雇佣的人数。在此框架下，剩余的不能被这两个因素所解释的部分往往被看作由技术变革引起的。

　　近年来，这一传统模型逐渐被新模型所替代，原因在于经济理论的两个重要发展：人力资本理论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模型。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技术和经验可以通过对个人进行教育和培训的方式来获得。它指出了传统经济增长模型的不足，即其没有在个人之间进行任何区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把知识积累作为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资源，并且承认私人公司通过熊彼特竞争 （如创新者从新知识中获得的暂时性经济垄断收益）创造的知识，是内生的因素。

　　具体来看，在我们所使用的知识竞争力模型中，实物资本是指传统经济学中的资本。金融资本强调的是金融资源的流动性，诸如以风险资本等形式进入产业、产品等新领域。知识资本是知识经济的原材料，即产生新想法的能力。想法的产生并不一定是出于商业应用的考虑，也可以源自大学、企业的研究机构、个人或其他组织。在将知识转化为商业价值的过程中，知识资本是一种生产力中介。人力资本指的是个人创造、理解和使用知识从而产生商业价值的能力。

　　上述四种资本在区域内的综合应用，使得以知识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具有高附加价值。这些以知识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构成了区域经济活动即区域经济产出的一部分。之所以为“一部分”，是因为知识经济产出和区域经济产出之间存在一定区别,也就是蕴涵于商品和服务中的创新知识产出并不总是同等地转化为区域居民所能享受的财富。

　　亚太各地区知识竞争力表现：发达地区继续领先，新兴地区快速追赶

　　从现实来看，亚太大多数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还处于传统的要素和资本驱动阶段，很难称之为知识经济。不过，本次评价所选择的33个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值得关注。

　　虽然经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亚太知识竞争力的总体格局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与2010年相比，本年度排行榜的状元仍然是东京，且前10名中有9个被日本方面所占据。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台湾地区，它从上年的第11位跃居为亚军。在日本之后，韩国的两个地区也表现不俗，分列第11、12位。然后是澳大利亚、新加坡、以色列等。中国和印度的一些地区仍位于中后位置，但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各地区之间的相对指数在缩小。

　　单独考察中国内地板块，在11个地区中，上海以较大优势名列前茅，其综合得分大致相当于11个地区均值的1.3倍。进一步来看，在19项评价指标中，上海的相对优势比较多。比如，每千个居民中经理人数、每千个就业人员中从事汽车和机械工程工作的人数、人均私人股权（本）投资、企业在R&D（研究与开发）中的人均支出、用于初级和中级教育的人均公共支出、每千个居民互联网主机数、专利密度、劳动生产率、平均月收入等方面均列第一。而每千个就业人员中从事IT和电脑制造工作的人数、每千个就业人员中从事生物技术和化学工作的人数、每千个就业人员中从事仪器和电气机械工作的人数、用于高等教育的人均公共支出、每千个居民中宽带上网的人数、政府在R&D（研究与开发）中的投入比较突出，单项排名都位居第二位。

　　基本判断：传统的三类经济体因新型生产方式建立正在酝酿新格局

　　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的样本，既有以日本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经济体，也有以 “四小龙”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兴经济体，还有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兴经济体。通过亚太地区知识竞争力评价，可以进一步得出如下判断：

　　第一，日本仍然是亚太地区知识竞争力最强的经济体。伴随日元升值，日本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所谓的大衰退期。虽然在1990年以来的20年间，日本人均GDP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只有2.1%，但该国长期以来构筑的教育、科技和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相应的，其逐步建立起来的知识经济生产方式保证了其经济强国的地位。

　　第二，中国台湾、韩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知识竞争力有后来居上趋势。台湾地区和韩国蔚山、首尔的成功得益于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数量众多且创新活力十足，它们在知识经济发展中所起的总体作用一点也不逊色。在产业结构方面，台湾地区的4个知识密集制造业部门就业密度总体上位于第一位；在知识资本投入方面，首尔位居第五；在知识产出方面，蔚山、首尔分居第一、二位。在ICT（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方面，台湾地区和蔚山、首尔也处于前列。

　　第三，中国内地发达地区的知识竞争力整体上还不强，但增长迅速。目前，中国内地11个相对发达地区尚处于亚太知识竞争力排行榜的中后位置，这是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差异的基本体现。毕竟，经济产出水平不高的经济体不大可能形成发达的知识经济。但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是，中国致力于知识经济发展的意识、决心和行动正在综合发生作用。具体而言，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值得关注：一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和教育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完善的义务教育机制有效改善了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同时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更是催生了数量日益庞大的人才队伍。在科技方面，中国以立法的形式确保了对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并着力鼓励科技创新，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稳步增强。二是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在发达地区尤其是大城市里，互联网的普及程度正在迅速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种知识传播和电子商务支持系统的快速发展是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基础之一。三是中国各地对经济转型重要性的认识正在转化为强有力的实际行动。“十二五”期间，中国确定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战略目标，其中“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为发展知识密集型制造业提供了动力和机遇。

　　对中国经济的启示：必须建立知识经济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超越”

　　本次评价报告的33个样本，无论是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还是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抑或近年来实力迅速增强的中国内地和印度，它们都是当今世界经济中不容忽视的力量，是亚太地区的精华。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性的产业转移有其固有规律。中国积极参加劳动密集型转移过程，并获得了愉快而稳定的高速增长。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只是一种粗放的增长、外延式的增长、效率有限的增长，容易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模仿。对中国来说，需要面对低附加值商品的相对过剩、资源与环境的制约、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的严峻挑战。

　　如果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特别是知识经济的结构、规律及发展过程来看，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将有更多的机会。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发达经济体普遍受到更大挑战，这让新兴经济体中的部分发达区域有了更现实的赶超机会。其中，关键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即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方式。

　　毋庸讳言，各种指向知识经济的资本投入仅仅是知识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建立知识经济的生产函数才最为根本。因此，对于知识经济，需要有一个深层次的理解：一方面，低效率的产出肯定不是知识经济；另一方面，单纯的高产出也不一定是知识经济。由此可见，知识经济体的形成并不容易，它不仅包括高质量的以知识为载体的资本投入，还必须有高效率的经济产出。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经济体要建立知识经济生产方式，必须致力于建立一种尽可能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摆脱对各种高强度物化投入的依赖，摆脱对粗放生产方式的依赖。

　　未来，中国要实现新的超越并创造更大奇迹，应当更加重视建立知识经济的生产方式。在此进程中，亚太知识竞争力评价可以提供一个国际参照系。

　　（作者系国际竞争力中心亚太分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