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的教学设计:中国宗教问题：怎么样怎么看怎么办

　　改革开放30年，宗教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宗教研究有很大的进展，我们的宗教理论和政策也有很大的调整，这30年变化很大。现在宗教问题、宗教工作已经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问题，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边缘问题，我们全体干部都要关心这个问题。正如2007年12月1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所说，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切实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央说“民族、宗教无小事”，从近年来发生的事情看，确实如此。2008年拉萨事件一发生，全国震动。所以，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正确处理好宗教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稳定与和谐。

　　中国宗教问题怎么样

　　根据外国的统计，现在全世界信教人数占总人口的80％以上，世界上大多数人是宗教信徒。在一两个世纪前有人预言，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宗教将消亡或被取代，这些预言完全没有实现。在全球化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宗教还在稳步发展，虽然在一些局部地区有所淡化，但总体的形势还是在发展。这是一个客观现实。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要勇敢地面对、承认这个现实，去研究它，不能回避。

　　从宗教分布的地区看，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地区、民族没有宗教信仰。无神论者是有的，但整个民族是无神论的没有。有人问，全世界有80％以上的宗教信徒，剩下不到20％在哪里？有人说主要在中国，我不赞成。中国有多少信徒？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有一个数字，说有一亿人信教，现在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信教人数难道还只是一亿多？上海华东师大刘仲宇教授作了一个社会调查，用5000个问卷调查加上一些推断得出结论，目前中国有宗教信徒3亿人。我们有关部门也没有认可，但是我们没有调查研究，新的数字拿不出来。我个人估计3亿人不是一个夸张的数字。改革开放以来，好多在地下的宗教到地上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还需要宗教。我们以前有个观点，有了知识，富裕以后，就不需要宗教了。那么为什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大部分是宗教信徒呢？可见宗教有它的市场，有它存在的根源。

　　科学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生面临的所有的问题。至少有两个问题会长期存在，一个是生死问题，一个是命运问题。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但是人的本性都希望能超脱生死，获得永恒。科学、医学解决不了，宗教则给人一种心理安慰。它认为人有来世，如果你做一个好人，那么你下辈子会得到好报，你会上天堂。既然现实解决不了，在宗教的安抚下，人对待死亡就不会恐怖，这是一个永恒存在的问题。还有命运问题。以前我们认为人定胜天，事实上人永远不能掌握自己的全部命运，只能掌握一部分，因为有很多外在的因素人掌控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会把这种力量（马克思称之为异己的力量）变成神。市场经济使人生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了，由于这个原因，宗教的存在有它的理由，不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

　　我认为真正的无神论者永远是少数，因为他需要有一个哲学的理论来支撑他，历史上的无神论者都有哲学的支撑。中国历史上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很多人没有宗教徒的身份却有宗教的观念、鬼神观念，这样的人很多很多，而且这些观念都是混杂的，有佛教、道教的，也有一点其他宗教的，以及民间的一些神，这样的人很多，恐怕是个多数。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不正常，都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观念，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宗教存在的根源，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是不可能消亡的。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宗教在中国还会继续发展，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发展。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现实，这就是中国宗教问题的“怎么样”。

　　中国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

　　古代儒家的思想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主流的思想，在孔子影响下，中国的主流社会对待宗教是个什么态度呢？是“温和”的态度。孔子有句名言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他不热衷于鬼神之道，但是对老百姓的宗教信仰，采取了一个“敬”（尊重）的态度。又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追远就是祖先崇拜，其功能就是使老百姓的道德风尚归于淳厚，就是今天所说的宗教的道德功能，他很重视。另外，儒家讲“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谐的思想在儒家里面最丰富。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中明确说，和谐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孔子和儒家的思想。在这样一个思想的支配下，中国历代的王朝虽然在政治上是专制的，但在文化政策和宗教政策上是多元的、包容的。于是就形成魏晋以后儒、释、道三教并行和多教共生的状态。佛教进来了，也有反的，但主流是接受的，加以改造。道教兴起来了，也有存在的空间，后来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进来了，只要是爱国的守法的，是劝人为善的，在中国都有它合理合法的存在空间，所以有人说中国是“宗教的联合国”。一直到今天，我们中国有五大宗教合法，四个是外来的，只有道教是土生土长的，这就说明了中国宗教文化的包容性。这种宗教文化的模式，我们又称为多元统合模式。中国历史上，各宗教之间基本上维持了和平与和谐，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虽然有些摩擦，但是没有形成传统。这与西方世界宗教冲突不断完全不同。

　　近代以来中国人改变了，中国人对待宗教不再是温和的包容的，而是激进的否定的，原因是“五四”以后中国受了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近代中国落后了，要复兴需要民主、科学，这是对的；但是当时科学主义（认为科学万能）流行，认为只有科学能救中国，认为科学是衡量一个文化有无价值的唯一标准，这是不对的。有的文化用科学难以衡量——比如美学怎么用科学衡量呢？它是一个美丑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真假的问题，所以，情感方面的问题用科学不能衡量。当时在学术界就流行“宗教取代论”，认为在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中没有宗教的地位，所以，蔡元培提出美育取代宗教，陈独秀提出科学取代宗教，梁漱溟提出伦理取代宗教，冯友兰提出哲学取代宗教。宗教可以被取代，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很忽视宗教的研究。

　　建国后，我们又从苏联学到了“宗教鸦片”论，误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核心。马克思是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只是说这是宗教的一种功能，这并不是他的宗教观的基石。18世纪的战斗无神论认为，人们信教是“傻瓜遇到骗子”，傻瓜指信教的，上当了；骗子指神职人员，用花言巧语骗人。马克思是不赞成这观点的。马克思认为宗教源于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被一种外部力量所支配才有了宗教。

　　改革开放后，“十九号文件”总结了我们党在宗教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宗教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它的功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把信教群众团结起来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党对宗教的新的认识，这个认识超越了“残余”论。1993年，我们党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第一次从正面肯定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有共同点，可以相适应。这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发展史上是首创，具有里程碑意义。到21世纪，我们党提出要“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也是一个里程碑，不是一般的引导，而是主动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从宗教的正面功能上做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们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向着一个更开放、更现代、文明的方向发展。

　　正确理解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有四条：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第一，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条，现在我们已经把它提到了尊重和维护人权的高度。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政党，但我们的无神论是基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之上的，我们尊重和保护群众的权益，也包括尊重和保护群众信仰上自由选择的权利。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要信仰者是爱国的守法的，在我们这个社会都会生活得很愉快、很自由，这恰恰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整个国家来讲要有一个主导信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我们要把主导性与多样性、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

　　第二，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这是我们建立一个现代的民主法制的国家所需要的。我们过去管理宗教比较习惯于行政的方式，或者单纯依靠政策来管理，今后要有一个转变，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一是宗教立法要健全，二是法制观念要加强。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比如《宗教法》现在还没有出台，现在国务院出台的《宗教事务条例》是行政法规。管理宗教事务不是干预宗教界的内部事务，而是管理与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相关的事务。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独立自主自办，主要是指天主教和基督教。从历史上看，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和基督教确实受帝国主义和外国人的控制，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我们要切断中国教会与外国势力的联系，把天主教和基督教办成中国教徒自办的事业。这是为了维护我们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也有利于天主教和基督教健康发展。在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前提下，开展宗教方面的国际友好交往。

　　第四，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个适应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不能仅仅满足于爱国守法，这是法律层面、政治层面的适应；同时，在经济上、文化上、社会建设上也要全方位相适应。适应是双向的——宗教要适应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管理部门也有一个重新学习、重新认识宗教的功能，积极主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

　　这四句话连在一起就是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我们几十年宗教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中国化的一个成果。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从管理的高度概括出来的，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这四条来做，宗教工作肯定是健康的；离开这四条，宗教工作就会出问题。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展太快了，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太快了，这必然引起宗教方面一些新的变化，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比如：信教人数不仅在增加，信教人员的结构层次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流动性加快，宗教徒的流动性增加；藏密东渐、天基西行，即藏传佛教向东部地区传播，天主教基督教向西部地区民族地区传播；传教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日益多样化，如商贸传教、网络传教、旅游传教、留学传教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人的阶级的身份淡化了，民族的身份、宗教的身份增强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交织更突出；民间信仰的问题和新兴宗教的问题提出来了。还有，宗教极端势力也开始出现。

　　现在宗教管理干部流动性强，基层人员不够，专业训练不足。面对复杂的宗教问题，我们的力量不够，而面临的问题很多。我们总的目标就是尽量化解宗教的负面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宗教界和宗教文化的积极的因素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现在的宗教问题不是靠老经验能够应对得了的，必须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宗教本身具有复杂性，宗教工作不仅仅是一项重大的工作，而且是一门很深的学问，需要我们尽心尽力地研究，坚持不懈地摸索。

　　宗教的传播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去抵御，要恢复我们已有的宗教文化生态，包括作为生态基础的民间信仰。当然不是简单地恢复，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华民族优秀宗教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形成，把主导性与多样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结合起来，创造中国宗教文化新的生态模式。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作者：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