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11月搬家黄道吉日:问中医几度秋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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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医几度秋凉 》
作者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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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ZT 问中医几度秋凉
发贴：:nightmen01 于 2007-07-13 19:44:11.0

 

问中医几度秋凉(一)

母亲是个中医。
从我记事起，母亲总是被一大群病人包围着。
来看病的人通常是一声不吭地坐在母亲面前，把手一伸。母亲便诊脉。摸了左手脉，又摸了右手脉。之后看看舌苔……。

这象一场考试。估计全世界独有中医看病是病人掌握着看病的主动权。虽然是病人来求助医生。可却是由病人先对医生进行能力测试。这个病人可以完全不懂医学。但却是权威考官，因为他手里掌握着试题的正确答案。

诊完脉，轮到母亲答题了。她一样样说清病人的病症、感觉、起因、病理……。


病人象主考官一样绷着脸听着，渐渐地露笑容，最后伸出大拇指赞道：“好脉条，好脉条啊！就你给治了，下药吧！”

中医被西方一些人视为巫术不是没有道理的。西医看病，问清症状，还要做透视、化验、检测等等。有时还要穿刺、内视、或者要从体内摘下一块组织做病理切片。甚至干脆来个剖腹探查，怎么也得先看清楚了“病”才决定怎么治，这才是科学的嘛。

中医看病，如果站在西医的角度不禁要问中医：你看到“病”了吗？这个病指的是病变、病灶、病菌、病毒，也就是实质性的病。是拿得出，看得见，测得到的。

中医拿不出这个病来。那就可以说中医是在“猜”病。

 

母亲"猜"病猜得准。不仅通过诊脉“猜”透有得什么病，还能预测什么时候会流行什么病。
每到春季。母亲便会根据她对气候的感知开方让我去抓药，然后配制为成药，赶在流行病来到之前早做准备，她说到时该来不及了。

 

有一年春季，母亲也是这般催我早做准备。但给我印象彼深的是。她告诉我，这一年的春天得病的将是孩子。症状是发烧，气喘。而且烧得两个脸蛋其中一个脸蛋通红，而另一个脸蛋是白的。我不信。发烧怎么会单是一个脸蛋红？我从来未注意到这一现象。母亲指着她开的方子中的一味中药说，这味药是这个方子的灵魂，将使疗效奇佳。

我把药买回，粉碎，过筛，制成散剂，坐等病人上门。


还没等病人上门，母亲又开方，让我再准备一剂药。她说，流行病一暴发，一部分人会找中医，另一部分人会到西医院住院治疗。而从西医院出院的孩子将会小脸青白，虚弱，厌食，夜惊……。于是，其中的一部分还会再来找中医的，这副药就是给他们准备的。

 

我正在制第二副药时，第一批孩子如约而至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一个个烧得呼嗤带喘的孩子全是一个脸蛋通红，另一个脸蛋是白的！

 

病人来得太多了，我成了药剂师，忙着分发药物，很快，第一批药就分发光了。我又加紧制第二批药。这时，那些从医院住院回来的孩子也上来了。一个个小脸青白，啼哭不止。我又开始分发第二批药。

第二批药发完了，这个春天就过去了。


如今的中医不象我母亲这样成批给人治病了。时令病，流行病，瘟疫，是母亲做医生时需要先行感知的。母亲治病很象一个作战指挥员，分清层次，主战场，分战场……。她不仅仅针对一个个来到她面前的病人，更是针对人群，看人群疾病的整体走势。可是，从科学角度来看，母亲这样断病有何科学道理？这不就是“猜”病吗？

 

而今的医生都是来一个看一个，面对一个个具体病人看病，，认为这样才是科学的。
母亲不仅提前预见时令病，还根据人们的生活方式预知什么样人会得什么样病，也是提前备好药等病人上门。

秋天，母亲备好药，病人来了，当有的病人问自己的病因时，母亲说：“你家是过日子人，过冬的准备做得太早了。‘十一’就封了门窗，早早就生了火……。”病人惊道：“你怎么知道的啊？真是这样的，我家早早就封窗户……”

 

母亲给人看病时，不但能说出病人的病症，还能说出此人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性格特点。而且，母亲还要指出，此人如果不肯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或者调整情绪而企图用药物来维持旧有的生活方式的话，母亲便拒绝为其治疗。

 

象如今有人用吃药来维持暴饮暴食，过量饮酒一类的生活方式，都是母亲所反对的。她认为这对身体危害极大。

虽然来找母亲看病的人很多，好多人对母亲推崇到迷信的程度。但我小时候对此并不以为然， 我尊崇的是西医，这来自父亲的影响，父亲信奉科学。父亲追赶着科学潮流，总是能最先了解到最新科研成果，并为此兴奋激动不已。我为父亲描绘的科学蓝图所迷惑，相信科学能无限制地解决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如果说这里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仅仅是时间问题。

西医就是科学在医学界的首席代表。

 

父亲对我说，在青霉素发明前，每到春季，病死的孩子扔在郊外，比草捆子都多。看看如今的人口增长率，就是西医保障的结果。过去，人们对男人最担心的是“车前马后，”对女人最担心的是“产前产后”，如今西医的手术将这个问题解决得令中医望尘莫及。我认同父亲的说法。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逛医院，象逛商店一样。那真是当今时代的科技博览会。其检测手段之高超，真让人吃惊。我在省医院看到什么肌电，什么射线的大型仪器，已觉得够登峰造极了。可到北京的医院一看。人家医生一挥手：“去做个基因检测去”。其检验报告单上没有一个汉字，密密蚂蚂的全是英文字母，数字符号，配以彩色基因图谱。我看不懂，可还是久久地看，这些尖端科技真是太有震摄力了，我怎可能不被它震得偏离中医轨道？

 

西医院高大，亮丽。先不说能不能治好病，光挨样设备过一遍，便就死而无憾了。因为这是“治”病了，而且各种报告单在你手里攥着，让你死也死得心里明白，你甚至可以通过片子，屏幕亲眼看到置你于死地的肿瘤形象。中医能吗？

 

中医没什么设备，设备就是三根手指头。母亲就讲“拎着三根手指头走天下。”母亲就在家里给人诊病，后来她病了，是躺在病床上给人摸脉。

 

西医的治疗手段更是了得，我曾在一套现代化手术室的候等间等一位专家。护士一会告诉我：“正在打洞”。一会说：“造遂道。”一会又说：“搭桥。”我觉得这个医学专家是个工程兵，正在修建新的铁路干线。

 

相比之下，说中医怎么原始都不过分。中医的诊疗手段不过是针灸针，刮莎板，火罐。更多的医生连这些也不用，仅用草药。一位中医曾告诉我，每一地所生长的草药就足以治疗当地的绝大多数疾病了。如果给我治病，仅拔两棵门前草给我煮了喝，我怎么能认为我得的是大病，又怎能找到被治疗的感觉呢？

 

我的一个朋友给我讲她在澳大利亚生孩子的经历。听得我目瞪口呆。感到生孩子绝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一种有如“神六”发射的高科技程序。

 

她先叙述产前检查，我说：“完了，非给你剖腹不可。”我知道这种情况也完全可以自然分娩，不是非剖腹不可。她说：“是啊，人家说了，这是必需的。”人家西方医生还很以人为本哪，刀口在下腹部，还是弧线形，考虑到让你还能穿比基尼。她说，手术室为抑制病菌温度很低，做完手术又用凉水给她进行了全身清洗，我说：“完了，你非发烧不可。”她说：“人家说了，这也是必经阶段。”我听了真是叫苦不叠，谁说生孩子就非得发烧呀？医院赶在她发烧之前先给她挂上吊瓶，这样她就不至于烧死。一听用药方法和饮食，我说：“更完了，你非没奶不可。”她说，医生说了，这也是正常的。好在西方服务设施完善，什么都想得很周到，哺育孩子不成问题。

 

我告诉她，她的确“享受”了一番西方的一流科技服务，但除了挨了一顿大可不必的“收拾”外，没得到任何好处。

我推崇科学，但还没有推崇到为了享受高科技而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医生去整治。

 

(三)
现代人对医学产生了被治的依赖性。对科学的信奉使人们不能“我的身体，我做主”。


每年,单位体检，都能掀起一场治病浪潮。因为没有人是没有“毛病”的。一位同事。按照医生的建议把子宫“挖”出去了。阑尾“切”下去了，把胆“摘”除了,还有扁桃体，蛀牙……医生告诉她，她身上的痣全应该挖光，以防癌变。

医生拿着我的检测结果大惊小怪。我说，你们还有什么样检测仪器？你们能检测什么病我就有什么病，我病的程度与你们的检测能力成正比。按医生的意思，得把我治成检测平均数才行。

 

西医的科技手段是如此地发达，使西医的治病成了一种科技展示。而原始，落后的中医看西医又觉得它有相当幼稚可笑的一面。

看一条美国最新科技报道说，发现早产儿在保温箱中的成活率很低，而要是帖着人的皮肤保温，成活率却很高。这让我说不出的晕。在中国，七个月的早产儿的成活率一直很高。过去的人，穿很宽松肥大的棉裤，母亲让把早产儿放在贴肚皮的位置，再用棉裤兜住，也都兜活了。美国的最新科技就发现这个？

 

母亲终其一生也没有反对过西医，但也从未动摇过中医立场。在中医受到冲击的严峻日子里，好多中医纷纷改学西医，母亲的一位师兄对她说，这是一场历史淘汰，留存下来的中医才是真正的精华。

 

好在中国人很有意思，有病了，就想“治到家”，用尽各种医疗手段。用尽西医的，再用中医，最后，有的还要用巫术。我认识的一个“大仙”就熟悉大医院的各个病区和各病房的主治医生。

 

好多病人所采用的方法往往是“综合”治疗，住着西医院，用着中药，身下还压着符，家人可能还在到庙上去烧香……。这也是中国一大特色吧？当西医用尽招数不见起色，家属渐渐急燥时，有的西医就会转移其注意力，建议用些中药。还不行时，在有些小地方，会提示你：“信点啥不？”还别说，这种综合性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往往真还能起死回生，中国人不在一棵树上吊死的灵活劲不服不行。

母亲常在深更半夜被人接走，潜入医院，给脑炎的病人敷药，给中风的病人扎针，给要死的人诊脉……。她自己没觉得这行为与“大仙”有何不同之处。我以前认为这是母亲的认识能力有限，这要是我，我肯定觉得屈辱，一定改行学西医了。

母亲是个很单纯的人，单纯得清澈见底。她的思想全被病人占满了，不觉得半夜潜入医院有什么不好。

 

母亲也上过西医院校，受过系统的西医培训，西医会的诊治方法她也会，也明白。她也有很多转学西医的机会，但她总是微笑着搞她的中医，不为压力所动。母亲的医术让人找不到攻击她的口实，就是在她身边的我和父亲也不得不佩服她常能把被西医宣判死刑的病人救过来。

 

因为我在母亲身边，不管别人觉得母亲如何神奇，我却不觉得。小时的我只觉得西医神奇。你瞧人家的透视，化验，手术，那才叫医术。

 

可我也知道，西医也有不行的地方。

经常有刚出生几天的婴儿被抱到母亲这来，或抽，或烧，或要死，西医面对这么小的婴儿，下不了刀，动不了钳子，束手无策。母亲拿一根细细的针灸针，扎扎手，扎扎脚，扎扎肚子，往嘴里抹点药，往头上敷点药，孩子就好了。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偷奸取巧的想法，我想，西医是可学的，学了就能会，中医有点神乎其神，不好学，如果母亲能把她的“绝技”传给我，我不就可以在中医上走捷径了吗？

 

我把这想法跟母亲说了，我想她会抓住我想学中医这一机会，把她的毕生所学传给我。可母亲说：她宁可把她的本事带进棺材，也不传给我。

 

(四)
母亲拿出一叠书,差不多与我等身高，说让我将这些书都背下来才肯教我本事.
母亲太不讲究教学方法了，怎么也得循循善诱才是呀。我那时正对当代科学有兴趣，还牵挂着共产主义理论，如何接受得了阴阳五行呢？我想，现代科学一定能比阴阳五行提供更好的对应参数来进行更具包容性的推演。阴阳五行，是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古人在没有探测手段时所做的无奈的比拟方法，朴素是简单的代名词，现代科学完全可以替代旧理论。

 

我想，谁也不会在X光片上看到肺的空洞时，还用阴阳五行去推演问题的所在。也不会在已确认了结核菌的情况下，不去用抗生素治疗，而去平衡什么阴阳。当时我坚信，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中医占据的地盘会完全让位给西医，如果我用背下一叠古旧书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科学的话，将会有更大收获。再说，我绝无在不研究透科学之前去搞阴阳五行之理。

 

那时虽然还没有发展就是硬道理之说，但我觉得科学发展能解决所有问题，应该全力推进科学发展。
这叠书我也背了几本，药性，汤头和辩证，我认为这就足够了。可母亲却说我仅仅知道这些比什么都不知道更糟糕。
我之所以没学中医可能与我太理性有关。

 

文革前，有个年轻人病得要死了，母亲救活了他，他觉得中医很神奇，就跟着我母亲学习。他是真听话，把那一叠子书全背下来了。他聪明，能干，要强，可他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从医之路。他后来做到一大国营厂的厂长。晚上回家，家中就坐满等他诊病的人。可他没有处方权，他不是医生，我曾听他倾诉这一痛苦。我可不想做有医生的本事，却没有医生权利的人。

我也没有从医途径。


我不想与那个厂长同一个下场。这可不象学个修电器什么的，会修就可以开个修理部。当医生光有本事不行，还要有官方认可的途径，我当时看不到这一途径。

 

我有一次能够成为医生的机会，我抓住了，可母亲迫使我放弃了。
在我十七岁中学毕业那年，扎龙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荒凉地方。有一年冬天，湖心岛上的一个老太太得了急病，方圆百里没有一个医生。只得骑马到几十里外的军马场向兽医求救。年轻的兽医赶去，用给马治病的药和注射器给老太太救了急。事后，这个年轻人到母亲这来讨教，母亲给他拿药治好了老太太的病，又给村里好多人治好了病。

 

当时这个村就要求我下乡到他们村里去做赤脚医生。我考虑了一番，就答应了。可母亲坚决不同意。那个地方很偏僻，不通车，没有电。可我看中那个世外桃源，那里仙鹤飞舞，荷花飘香，真是个神仙待的地方。这是一次很好的成为医生的机会， 由于母亲拖住了我，我没能去成。虽然母亲是医生，可她自己的身体极弱，离开我的照顾她也真是难以活下去。

 

在那个年代，做为个人，没的现今的生活之忧，不用考虑谋饭碗的问题，如果那时有生存之忧的话可能我也就学中医了。当时只是听毛主席的话，想做个有用的人，象对待其它技能一样，我掌握了一些医学技能。除了针灸之外，西医的测血压，注射，听诊什么的，也学了一些。

 

母亲不善言谈。她不能说服我学中医，又坚决反对我从技能层面上接受中医。当时我不理解她反对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正好我又不想学，与其背一叠旧书，不如读一叠子新书。背旧书不一定是有学问，读新书却是有知识。

 

严格说来，母亲也不是十足的中医，在她所处的年代里，她将不可避免地一再受到西医思潮的冲击和影响。

母亲的体质极弱，属于先天不足，后天亏损那类的，十几岁时，连一条横道都过不去，走几步就要昏倒，还曾一度失明。家有后娘，无立锥之地。可能是出于求生的本能，她摸到当地一位著名的老中医处，跪倒在地，嗑了三个响头，誓死学医，就此拜师。是中医救了她的命，也赋予她生存的本领。

 

(五)
母亲学医时，每天早晨三点钟起床，做饭，背书。她可真是把师傅指定的书全背下来了。那时她接受不到科学技术，也没有别的哲学思想分她的心。一对一的师承教育为她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基础。这条件是后来的我和现在的我女儿所不具备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如今已不具备学中医的条件了。要想走到中医，中间隔着科学技术，哲学思想等众多的西式山峰，要走的弯路很可能是一代人，就强同我这样。

 

中医师传的育人方法使其不能象西医那样广泛培养人才。在医学院校培养中医，浪费和摧毁的人才比培养出的人才多。

且不说中医院校大量的西医课程冲击着学生的头脑，仅西式的授课方法，中医教材的科学化已经把学生与中医隔开了。

如今学中医不用背医古文了。我看了一下现今出的医古文书，其注解和翻译就抹杀中医并将其向西医靠拢。

 

母亲背了书，得了老师的言传身教，形成了坚定的中医信念，此后她的一生就是她老师精神财富的传承者。虽然我不认识她的老师，不善言谈的母亲也不能过多地向我描述她的老师，可从母亲的从医方式上，我不仅看到了她老师的影子，还隐约看到了那条千百年来中医人走过来的历史道路。

 

母亲受老师的影响是不自觉的，内在的。我曾觉得母亲不太了解她的老师，因为我提出的关于她老师的许多为什么，她都回答不出。，她老师不贪财，凭他的医术，想要发财不是难事，他全家十一口人，生活俭朴。母亲受她老师这一影响很深，她说，医生因给人看病而发了财就是不对的。

 

每当有流行病或瘟疫发生，母亲的老师就当街舍药，分文不取。母亲说，有一年闹霍乱，老师当街支口大锅，里面煮着药，排出几张木床，看到有人打晃着过来，就扶倒在床上--刮莎，然后往身上浇热药汤，再给喝一碗热药，这就救活一个。全家全上阵，累得要死要活……。

 

乘人之危，发国难财，对母亲老师这样一个医生来讲是不可想象的。我想，她老师也是从自己老师处学来的吧？这也应该是中医的一个传统吧？从母亲的叙述中，我没看到当瘟疫暴发时政府有什么做为。都是民间医生自发的行动起来，履行一个医生的救死扶伤的天职。

 

旧社会医生的行医资格不是政府给予的，国家也没有医疗卫生体系。按我女儿的观点，她认为中医在历史上没有获得政府和国家支持是其没有发展壮大的一个原因。我想，没有获得政府支持的中医却自觉地担负起维护国民健康的职责，除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外，何以解释哪？

 

我觉得母亲的老师很了不起，在旧社会，能收女孩做徒弟，他死时，把他的医书，药柜等物均分成两份，给他学医的大儿子一份，给我母亲一份。母亲把这些东西一直保存着。我小时总用她老师留下来的药碾子压药。

 

受过师传的母亲，二十多岁就走村串户地行医了。解放后，又进了医学院校进行了西医培训。所以，母亲干起西医来，也挺象那么回事，脖子上挂着听诊器，也会用西药，也会注射。但她骨子里却是老师铸就的中医。这个中医与现代医学有许多格格不入之处，如今想来，其中包含着好多有价值的启示。

 

在五十年代，在一般工人只挣三十几元钱，八级工匠才挣六十几元钱时，母亲是大医院里拿九十几元月工资的医生。但医院不适合她，或者说，西医院的模式不适合中医。母亲的工作方式是她老师那种作坊式的。象我前面说的，她是根据天气的运行，在流行病暴发前备好药。可医院不允许她这么做，她用药又活又广，可医院进药有限。母亲的许多常用药是禁药，正常配给医院，医院都不敢要。医院的分科更是限制了她。因为她是综合性治疗。在医院里工作等于捆住了她的手脚。于是，母亲毅然放弃了在大医院的工作，辞职回家，又干起了家庭作坊式的诊所。

(六)
在母亲的作妨里， 在她的指挥下，我制药，制汤剂，散剂，丸药，膏药，药酒……。

那时，我不喜欢自己一身的药味，时常为自己一身的药味而难过。因为人们普遍不喜欢药味。我没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到中医院或路过中药店我都要做深呼吸，就象现代人到氧吧吸氧一样。中药味能打开我全身的细胞，可能就是那时候被毒化了，至今留有毒瘾。

 

母亲看病过于活泛，真是不适合在医院工作。当有中年妇女领着病恹恹的女儿来看病，诊过脉后，母亲就把中年妇女拉到一边说：“你这当妈的糊涂，该给姑娘找婆家了，不要等出了事……。”

 

着实说，母亲的性格不适合做媒婆，但母亲却为此没少给人撮合婚姻。后来我继承了母亲这一传统，也给人做媒，因为我知道，好多好姑娘在青春期把控不好会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与道德品质无关，适当地帮她们一把，有益她们一生。我看《西厢记》，看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看到的就不是爱情，而是发情。因为与我在母亲诊所中看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从医学角度看待人们所说的爱情了。后来又从哲学角度，心理学角度……。

 

有一位叫小珍的姑娘，反应强烈得让母亲和帮助母亲的我没少费心。她妈妈除了暴打她没有别的办法。她反应强烈到已不能好好地处对象了。曾有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与她相处。她把他领到我们家，她不敢让她自己妈知道。母亲为了促成他们缔结婚姻，留这小伙子吃饭。我陪这个小伙子下棋。小珍不去帮我母亲做饭，老是过来住这小伙子身上贴。当时我才十二三岁，把我恨了个牙根疼。从我家吃完饭出去，两人到城外散步，她往玉米地里拉这小子，把人家吓跑了，再也不见她。越是遭到拒绝她越疯狂。除了母亲极力安抚他，人们全嘲笑她。最后只有一个病歪歪的，做过大手术，无爹无妈，身无分文的小子没跑，被她拉上了床，这个床是她所在的纺织厂女工宿舍。女工们故意等到时候，领着保安，砸开房门，把他们堵在屋里。这个让老天做了生物试验的女人在疯狂半生之后，削发为尼，出家了。

 

也有一些中年妇女，轻佻，放荡，看到男人眼睛就发绿.有一个妇女，来看病，说她夜夜梦与鬼交。母亲这边正给她开方哪，她看到我父亲在里屋躺着看书，就蹭过去要躺在我父亲身边。我大怒，可母亲只是琢磨方子，并不理睬她在干什么。

母亲不从道德角度看待女人作风问题的态度影响了我。男人和女人的“发情”永无休止，中医没有心理学这一科，但母亲在她的行医生涯中，一直没有把这心理的，精神的疾病从她的医疗范围内剔除出去。她没学过心理学，也不懂哲学，她仅靠她所学的中医理论去医治和处理问题。

 

母亲对精神类疾病的态度和看法与西医有很大不同。我一直关注西医对精神疾病的研究。母亲去逝近三十年了。这期间心理学发展是极为迅速的。可我发现，其科研成果并没有超越母亲所在的中医认识范畴。

对小珍，母亲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其它的女人，母亲也知道怎么回事。

 

母亲治不孕症很名，很多人来找她治。有一次，她给一个女人诊过脉后并不开药，只聊天。我那时对母亲看病不感兴趣，坐在一边看我的书。那年代还没有心理医生一说，更没见过心理疗法。病人是位中学老师。很高雅的，谈着谈着，突然那老师大惊小怪地一喊吓我一跳，她拍手叫道：“天，我明白了，这么说，那些犯作风问题的女人是因为有生理方面的要求？”那时还没有“性冷淡”这一说法。母亲诊脉摸出来了，正在启发，诱导她，她这是刚开了窍。

 

一个不孕妇女，丈夫有了外心，要与她离婚。她不肯，被丈夫打折了三根肋骨。她悲痛欲绝，哭天抢地，我很气愤。回家跟母亲说。母亲平静地说，这么打就好，年底就能生儿子了。果然，年底就生了个大胖小子，两口子抱着乐得合不拢嘴。

(七)
小时候对母亲的这些认识并没有在意。我以为这些都是常识。大半辈子活过来之后，才发现，当今科学并没有这样的认识。母亲站在中医角度对精神的人和肉体的人的认识并不是落后的，而是整体超越当今科学，有许多东西为当今科学解释不了。

受母亲的影响，我在后来做妇女工作和法律工作时，在维护妇女权益和法律尊严时就不太可能严格按照当今的女权意识和立法理念行事，而是融进了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

 

中医给了母亲一个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一个淡泊的心境。我想这也是受了她老师的影响。

母亲说，她的老师在过了六十岁生日后，收拾干净一张床，交给我母亲一个蝇甩子说：“别让苍蝇落我身上”然后躺下，绝食七天而死。我追问母亲：老师为什么要死？是生病了吗？是厌世了吗？是信仰什么教吗？母亲说不是，老师只说，人活六十就可以了。可我觉得这话站不往脚。对中医来说，六十岁正当年，正是经验丰富，大有作为之时，怎可以死呢？我一直认为母亲太女人，给你蝇甩子让你赶苍蝇，你就赶，老师说要死，你就让他死？便是大家都认可了，你也不能认可啊？你得给他灌米汤啊？母亲说，那不行，老师要安静。我母亲可真够听话的，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让老师饿死了。但是后来看到母亲对待死亡的安祥态度，我知道她早已接受老师对死亡的态度了。

 

她的老师一生不求财，不求利，不求名，便是对生命也是适可而止，早早撒手。母亲和她老师的做法一脉相承。一个西医的人生信仰可能不影响他的行医。可一个中医的人生信仰却会直接影响他的医术，如果母亲执着于生命，执着于青春，执着于名利，她怎么做到在医治病人时因势利导，顺其自然，舒理气血，平和阴阳？一个魔鬼可以当西医，可却当不了中医。中医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人生观，世界观，是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可惜我小时候没有认识也无法认识到这一点。正因为母亲的这一人生态度，所以她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人。在医院这一不适于中医生存的环境内，她不是考虑工资，名利，地位，而是不让中医不得施展。

 

医院这种形式适合西医，却很难盛得下中医。不仅仅是医院，便是科学也很难框住母亲的行医。但母亲认为她还是科学的。她研究西药，根据西药使用后病人的反应来分寒热五味，对已接受西医治疗的人，她总是把西医的治疗也纳入总体思考。

母亲毕竟是在科学时代内生存，不可能一点不受科学影响。对中医，她按“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新中国中医方针，把她老师传给她的东西按她能理解的和不能理解的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

 

有一次，一个晚期癌症病人被她丈夫背到母亲这来了。母亲当然看不了，可这丈夫不肯接受这一现实，苦苦哀求母亲，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无奈，母亲给他开了一个中国古方，说是给病人吃老母猪肉。

 

这个男人从农村买来一头已丧失生育能力的老母猪，杀了给妻子吃肉。这女人十分想活，加之对母亲的迷信，就努力地吃。到了医生宣判的死期，她也没死，一头猪吃完了。一个冬天过去了，女人的病竟好了！两口子来谢母亲时，母亲一脸茫然，她反复自言自语：“这糟粕不是糟粕？”

 

一位火车炉前工，由于生活不规律，得了很严重的胃病。带病坚持工作，吃药的效果也不好。母亲笑说，有一个“糟粕”方子治这病，说是备七口大缸，将稻草烧灰，填满大缸，用水浸泡，浸出物会有白色物质沉淀缸底，收集这七口大缸，可得一碗。将这一碗白色沉淀物服下，可治此病。

 

听了这个方子，我和鲁迅对中医的看法再一次统一。觉得中医有疗效的方子也是从这些五花八门的方子中歪打正着地碰出来的。

 

(八)
这个炉前工有一次疼得死去活来，遇到一个老太太就将小苏达调合了一碗，让他吃下。他吃惊于怎么可以服用这么大剂量的小苏达?但疼极了，老太太又一个劲地鼓动他，他就吃了，结果就不疼了。又吃了两次，竟全好了，再没犯过。母亲听了，就念念不忘。老要泡七缸稻草灰看看那白色物质是什么东西。我想，随着母亲临床经验的丰富，她对“糟粕”的否定产生动摇。

 

小时候，和母亲在一起，看她做什么都觉得是自然而然的，除了不正骨，不开刀，她什么样病都治。如今，看人们治疗银屑病，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病非专家不可。可我小时看母亲治这类病都是常见病。也是手到病除的病。如今看专家治银屑病告诉患者绝不可沾酒。我就想到母亲治这病恰是服用药酒。只是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时药稍贵。我记得母亲再三劝一位母亲说她十五岁的女儿得的病是比较严重的，一定不要疼惜十二元钱，把药抓了给孩子吃。后来那个孩子死了，母亲很奇怪，一打听，那母亲果然是舍不得十二元钱，没给孩子吃药。

 

也有母亲治不了的病。一个姑娘，高大，漂亮，园脸，看上去很健康的。母亲号完脉，将姑娘的妈拉到一边说，我治不了这病。现在我知道，这是白血病，那时没有化疗和放疗。更没有干细胞移植。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束手无策。

中医对器质性病变不象西医认识的那么绝对，比如心脏病。

 

母亲自己就是心脏病。当她犯病时，她并不吃药。其实，当最早的速效救心丸还是外国稀有药时，我母亲就有，是我舅舅从国外弄来的。为此，我怨恨过舅舅：“你姐姐什么性格你不知道？你怎么会把药交给她而没告诉我？你应该把药交给我！”母亲不仅没用过一粒，而且没告诉我她有这药。我想，在生命这个问题上，她一定是受她老师的影响。

 

当她犯病时，她不吃药，而是做气功，调节心律。她曾经瘫痪过三年，我帮她执行她的治疗方案，她竟能再次站立起来。她已经一再用自己证明医学奇迹了。

 

父亲的一个朋友得了心脏病，器质性病变很严重，母亲说无药可医。我不甘心，给配了一付药。因为我对父亲这位朋友的感情很深。在文革期间，父亲钻进大兴安岭，病得奄奄一息的母亲被她救过的一个人接走，奶奶被军管会办了学习班。我曾到“牛棚”去找过父亲的这位朋友。他也正和囚犯一样，剃着阴阳头，在“牛棚”里砍麻绳……。如今想来，他在哪给我弄来的几斤米哪？他自己有八个孩子要养啊？看到他，我对父亲逃跑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配制了一个大药方“梅花点舌丹”，费尽我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了母亲的一些库存，每一味药都是我亲自加工，研磨，做成丹后拿给病人。

 

可对我的“梅花点舌丹”他并不领情，对我大发雷霆，说我是异想天开。他说：“你就不想想？我连口粥都吃不下，你却让我用黄酒，葱白做引吃药，这可能吗？”我想告诉他，这药里有麝香，熊胆，牛黄，最便宜的药也是蟾酥，珍珠。可我不敢说，我要是说了，他就得问我：“麝香治我这病吗？珍珠治我这病吗？蟾酥这毒药你也给我下？”我怎么跟他解释，我理解这药能扩张血管，增强体能，以毒攻毒，总之，我把感情都投入其中了，总觉得赋予这付药一个灵魂 ，它会去执行我的指令……。

 

他在我父亲那告了我一状，说我愚弄他。是呀，谁能认可一个少年能配一付好药？他死后我把这付药拿了回来。母亲把它当安宫丸，再造丸一般地使用，真是一副好药。

 

我没有怨我父亲这位朋友，只怨中医没有西医的注射手段。中医难道不需要西医这样的手段吗？

母亲也死于心脏病，可同样有心脏病的父亲却活了下来。当死于他前面的心脏病亲朋还都没有心脏病症状时，父亲的心脏病严重到已需要大家关照了。父亲今年过了八十大寿。他告诉我，人的身体感觉并不是随着人的年龄增长而觉得一年不如一年。他现在的感觉就比十多年前还好，的确，父亲行走如风，看上去比他四十多岁时要强。

 

(九)
去年，父亲又与我谈起他的心脏病。我为他的心脏病没有接受现代医学的治疗而庆幸。我告诉他，他这病如果在当今是要安装心脏起博器的，我的两个同事就安了。四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时，可安了这东西，就是一个出门得需要我照顾他们的病人了，我得替他们拎包。我问父亲：“如果在你四十来岁时给你安装上心脏起博器，你还能活到八十多岁吗？多亏了那时没有心脏起博器。”


其实，无论是父亲的那位朋友，还是我母亲都不是不可活，只要他们不那么刚强，不要求身体必需达到一定健康程度，而保持一种半休眠状态就可以存活。可母亲不肯，她说，那么活又何必呢？所以，母亲死后，我在收拾她的遗物时，找到了那瓶救心丸，这曾使我怨恨舅舅。可是，肯顺应心脏马力的父亲，当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能的下降，心脏和身体的供需关系达到平衡时，病症消失，反倒健康长寿了。

 

女儿的爷爷也是心脏病。怎么也治不好，他为此忧心忡忡，血压上升，自己也劝不了自己别上火，最后就得了脑出血，成了植物人。成了植物人的他，不再着急上火，于是血压也不高了，心脏病也没了。早晨太阳出来他就睁开眼，赏着天，按时吃饭睡觉，生活规律，不再生气着急，十年过去了，心脏病一次也没犯过，血压也没高过。

 

当年我也注意到母亲医治的几例心脏病人。一个是十六岁的少女。她是先天性心脏病。可却被强迫下乡了。她在乡下一再晕死。经省级医院鉴定，心脏缺损，返城了。分配在废品收购站当会计。我从来不敢应她之约陪她洗澡，她昏死在浴池是常事。大家都不知道有哪一天她昏过去就不再醒来了。她在母亲这吃药。有一天母亲摸她的脉说，本已见好了怎么突然又加重了呢？她对我母亲说有个小伙子要和她好，可是她父母坚决不允许她恋爱，她为此苦恼。母亲听了，就备了四样礼到姑娘家去了。姑娘父母惊慌失措，母亲的面子得给啊，就毫无异义地答应姑娘谈恋爱了。当时我虽小，但也有一定主见，觉得母亲这事做的不妥。才十六呀，那男孩也才十七岁，在那个时代可不是一般的早恋。我还记得，女孩领男孩来见我母亲，母亲告诉他俩：“你们千万要给阿姨长脸，不能出事……”两个孩子一个劲地点头。他们谈了十年恋爱，到了符合晚婚的年龄才结婚。婚后生了一个女孩子，母子平安。现在想起这事我都后怕，母亲怎么能信得着两个孩子的承诺？万一有个婚前孕，做流产，女孩不就没命了？由于女孩快乐，幸福，那么严重的心脏病也没有影响她的正常生活。

 

还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也是先天性心脏病，她的病更严重，年轻轻的，每年就得有几个月卧床。结婚肯定是不行了，家里要养她一辈子。她也在母亲这吃药。可在家躺着吃药的她偏偏就出了问题。大杂院里有个死老婆的男人，领个八岁男孩过日子。谁也没想到他两怎么样就产生了感情，要知道这在当时也算是大逆不道的事了。姑娘誓死要嫁给他，把个爹妈气个要死，大家也痛恨地暴打这男人一顿，但不让姑娘嫁，姑娘马上就要死了。家里人只好来找母亲相商。母亲主张为他们举行婚礼，让把那男人带来嘱咐几句话。母亲告诉他，绝不可以让姑娘怀孕，姑娘的心脏承受不了怀孕的负担……。结婚后这个男人每个星期天就出去打猎，打狐狸。在我们当地是很忌讳打狐狸的，狐狸是“狐仙”，打了是要遭报应的。他打狐狸不是为了要狐狸皮，他要的是狐狸心。中医讲吃什么补什么，母亲也将中药灌到猪心里煮给心脏病人吃。他听说狐狸心效力更大，就每周弄回来一个狐狸心给妻子吃。吃了几十个狐狸心后，奇迹发生了，心脏病的症状基本消失了，她怀了孕，顺产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母亲惊奇地说，狐狸心的效力这么大啊？

 

便是西医在对心脏病人的医治过程中也履履出现奇迹。

一个有业务联系的朋友，他有很严重的心脏病。还不到四十岁。有一天就“死”了。抬到医院心已经不跳了，什么生命体症都没有了。医生给他做电击。嚓，嚓，嚓，连做三次，人还是死的。医生说，超过三次就是好心脏也给击出心脏病来了，是不允许的。可医生对这个死人说，：“谁让咱俩是朋友呢？我得表示一下对朋友的特殊优待”于是，嚓，嚓，嚓，又来了三下，这个死人就活了。

 

(十)
等我在街上再见到他时，他把衣服捋起来给我看他的两肋。就跟烤肉似的，从上至下全焦糊了，惨不忍睹。他说，他没有一分钟好受的时候，这心脏自己就乱颤。但他还得感谢医生朋友。

 

又过了一年多，他的状态大为好转，和正常人差不多了。

看一个报道。一个急救中心的一帮年轻医生，很有热情，每来一个“死”人，他们都要救上一阵子。一个心脏停止跳动四个小时的死人就让他们给救活了。

 

是一个猝死在车中的司机被送往急救中心。主任诊断是心肌梗死，得溶栓。但人心已不跳了，没有血液循环，药也到不了地方。于是，人工心脏按摩，几个年轻医生轮流踏在木凳上压心脏。压了一个小时，没用。这主任又看说，肺也栓塞了，又溶栓，还得压心脏。年轻的医生们都有男女朋友，也多是从医的，来找各自的朋友，也加入了按摩队伍，排着队上阵。又压了一个小时，主任一看，不行了，走到别的屋去了。他的助手们还不甘心，没停手。这时，偶尔就有一下自主心跳，小护士就跑去告诉主任。主任说，白扯，救不活了。可手下这些人说，他能跳一下，咱们就得看看能不能跳第二下，又压了两小时，硬是把人弄活了。第二天一早，这个司机醒来，跟他妻子说喝，要吃西瓜，还很小气地说，只买半个就行。医生们看着他笑，他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后来有专家评点说，这个抢救病例，在现有理论上是不成立的。年轻医生们的做法是大胆，超常的。有人就问这个急救中心主任，做为医生，如此抢救一个停止呼吸，没有心跳的人，是由于缺乏常识还是由于愚蠢？主任回答的很简单，他说，我们第一次用一个小时救活了心脏停跳半小时的人，第二次我们就用两个小时救人，第三次我们就用三个小时，只要有救活的事例出现，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延长时间。只是我们以前救活的人，心脏停跳的时间没有这么长，不这么引人注目罢了。

 

还有好多这样的病例，这些病例给我的启示是，心脏病本身的弹性是很大的，即使是器质性病变，也不是不可逆转的。所说的心脏病有时就是一种心脏与躯体的不匹配。少年成长性心脏病就能说明这一点。我父亲和我女儿爷爷的心脏病也说明这一点，所以，我对心电图上的曲率改变并不过于看重，超负荷运动便是健壮的运动员也会突发心脏病猝死，而有的心脏病老太太，常年有无力地坐着晒太阳，却长寿。我所看到的死亡的心脏病患者，大多不肯将生活节律调适得与心脏匹配，我母亲就是，她说，我不能打折扣地活着，那样的话就可以不活了。她其实不是死于心脏病，她故意使自己得了病毒性痢疾，当我送她去医院抢救时，她还扔被子，试图从推车上滚下来……。

 

还有一个病人，母亲没有治好他的病，病理很清楚，他是在迁坟开棺时没有及时躲开，受了璋气，整个人耷了，摄了魂一般。母亲面对他，象面对一道难题，不知如何解开。这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说来母亲还是太科学了，这样的事交给巫神去办，肯定能治好。

 

母亲坚决反对迷信做法，她认为自己很科学，对偏方和地方性的治疗方法持很谨慎的态度。我想，相比她的老师，母亲做为中医已经不是很纯粹了。在那个科学排挤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年代里，她已经是最大可能地保持中医的本质了，我想这也是源于她的单纯。

 

在母亲卧床不起的时候，来找她看病的人还是排着队。我就奇怪了：人们为什么要迷信她？ 一个都治不了自己病的人，却可以治别人的病？

 

我奶奶就从不迷信我妈。我有十一个姨奶，她们都迷信我妈，奶奶骂她们没骨气。奶奶的骨气体现在绝不让母亲碰我们姐弟四个。我们有病，母亲想给我们吃药得象地下工作者似的。我几次病得要死，母亲都被我奶逼得哭着离去，说这孩子她不要了。二弟发高烧。奶奶不许母亲给他喂药，母亲就用注射器，瞅着机会就给打一针，弄得孩子看见妈妈就大哭大叫。奶奶抱着高烧的孙子出门，不是去医院，而是去吃冰糕。母亲抱着头，不知是不是想这孩子也不要了。可吃了冰糕的弟弟退烧了，这让我奶奶洋洋得意，母亲看着我们几个直奇怪，觉得我们是怪物似的。


(十二)
上大学没几天，我就得罪了一位女同学。她高考分很高，因先天性心脏病，落到我们学校。我们不知情，她也不说。学校有农场，我们去秋收，她咬牙坚持，结果就犯病了。

 

附近没有医院和医生，大家看着她大口喘气，脸色发紫，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时我问她，她才说出她的病。我让大家闪开，让她呼吸通畅，我扳住她的肩，按经络给她做了一阵推拿按摩，她就缓过来了。

 

这之后，她就跟在我身后，一个劲地商量我。她说，她从小就带着这病，犯起病来就得住院，从来没有好得这么快过，我给她按摩时，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她认定，我要是天天给她按摩，一定能治好她的病。她还看到过我在上大学复检时，一个同学量血压过高，我给按摩，迅速就把血压降下来，通过了复检。

 

我说这是两回事，心脏的器质性病变不可能的因按摩而改变，我这只是一时应急之法，不是治病之法。她不信，与她家里人说了，家里人给她邮来了钱，她说给我钱。我怎么能骗她钱呢？不肯答应，她为此恨了我多年。

 

现在我理解了她求医心切，主观意定的心理,也后悔自己的拒绝。现在我想，如果真给她按摩一段时间，虽不能根治，说不定对她身体确实会有好处。我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固执呢？可能是她眼神中的希望之光把我吓住了。

 

母亲死后，我以为我与中医就再无关系了。可身体同样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的我，虽用体育煅练，维持一个表面健康，但生的孩子内质还是弱。在孩子还不能吃中药时，我们是医院的常客，一年住六七次院是常事。让我恼怒的是，孩子的病总是越治越重。

有一次，孩子病的要死了，心衰，打强心剂抢救。儿科主任说孩子能否活命很难说，西医的方法用尽了，孩子奄奄一息。

我急了，告诉医生给孩子输我的血。医生们嘲笑我说：“你的血也不是药，不能治病，没有用！”我坚决要求输，医生只得按我的意思来。我想，我从小得过那么多病，几次从生死边缘上挣扎过来，我的血中，一定有抵抗这些小儿病的抗体，我急于帮助女儿抵抗疾病，我的血是有生命的，不可能不履行我的意愿……。

 

孩子病得血管都找不到了，在胫静脉扎了九针才送进去针头，孩子放在桌上，头垂在桌下，哼都不会哼了。血输进去两个小时后，孩子睁开眼睛找饭吃。

 

这次的后怕，使我不敢再指望西医，我开始寻找和请教中医，制定了一系列的中医预防和治疗措施，同时训练女儿吃中药。我不敢自己给女儿开方，而是多找几个中医，分析，比较他们的方子，选出比较稳妥的，试验着给女儿吃。这使我又一次后悔没有学习中医。

 

此后，女儿得病，我总是中西医结合，双管齐下，效果比较好。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我对西医的推崇，也象对先进，科学，富有等概念的理解也有所变化一样，甚至觉得，人固有一死，安安静静地死，比有钱人轰轰烈烈地让西医给治一番再死要好得多。

 

我的一位同事，得了支气管扩张。省医院要给她做手术，把肺子割去一条。领导派我去看看。我就去劝阻，人家不听我的，听医生的。没办法，手术头一天我去给医生送红包，就我担心的问题与他们探讨。医生嘲笑我说：“这有什么可担心的，这样的手术我们做了一车皮了。”我问失败的概率有多大？医生说就和天上掉下块陨石砸到你头上一样。我一听，这就没什么问题了。

 

手术是那种大掀盖的开胸手术。病人在里面开胸，主刀医生在办公室看报纸。等护士来告诉：“打开了！”主刀医生才进手术室。不到二十分钟，他就端个装肺子的小盆出来了。

 

我看着医生端出的一片肺子对主刀医生说：“这人肺子我是没见过，可猪肺子，狗肺子没少见。这到了开胸，动刀割的程度了，这肺子怎么也得变色，变质才成吧？我怎么看这片肺子没啥大毛呢？”医生气得不拿好眼睛看我.

 

（十一）
但我奶奶不否定我母亲在外面的功绩。我记得在文革最激烈的时候，斗争无限升级。我们大院有死的，有逃的，有进大狱的，形势已完全失控了。

 

我家当时也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奶站在大院中央，进行了一场气焰嚣张的演说，三十多户人家，我奶逐家地骂，这个：“你生孩子难产，三天三夜没生下来，最后还不是来找我家媳妇了？如果不是小宁她妈，你就憋死了！”然后踢一脚一个半大小子：“还能轮到你今天来革奶奶的命？”那个：“你出麻诊，出不出来，四十多天下不了地，最后是谁救了你？今天你当革命小将了？你要革谁的命？”“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拍着良心想一想，我们家孩子妈，对你们哪一家没恩？……。”

 

我奶这么干时，我是替她捏一把汗的。那时的人性何等脆薄，一旦被激怒，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全院的人都低下了头，听了奶奶的数落，大家都承认我母亲医术高，医德好，真找不出一个对我母亲有一点微词的人。奶奶的指责，瓦解了人们的革命激情，把我们家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

 

小时候，在母亲身边的时候不多，时间也不长，加之对中医没什么兴趣，更讨厌整天一屋子人，闹哄哄的。我对母亲做的事并不关注，，既便是这样，如果说母亲出门几日，来的人找不到母亲，就有人拉着我不放。他们可是不考我脉条，而是详细述说病情，让我给想想办法。任我怎么解释说我不会也不行，都说：“龙王爷的儿子还会三把水哪。”没办法，我就给摸摸脉，目的是做个简单判断，辩个表里，寒热，别给治反了。然后打开母亲的大药箱，里面有几十种配好的药，都是母亲开的方，我去抓的药，又由我加工制成的药。母亲给人看病时，又多是我当药剂师，给人包药，吩咐服用方法，大致还是能想出点对付的办法，何况我必竟还背过几部医书，不是一点不懂。于是，遇到特殊情况也给人拿药。母亲回来知道了，并没有责备我。如今想来。可能是我没犯大毛病。

 

我在中学，学校响应毛主席号召，学有用的东西。我学了医，也跟医疗队下乡。我真正能给人治病的医术只有针灸。母亲可能觉得我的本事太单薄了吧，就一指药箱说，拿点药吧。我就带了一些药，象母亲老师当年做的那样，去舍药。如果母亲认为我不能做简单诊断的话，就不会让我带药下乡了，但当时我并没这样想。

 

母亲死后，病人还是源源不断地涌来，推不掉的，我就给拿药，吃不了药的婴儿，架不住人家的哀求，我就给扎针。这样，就把母亲的药全发放光了，来的婴儿也都给扎了针。

 

可能是母亲在天之灵阻止我。有一天，我突然想，那仅有几斤重的婴儿，小身体青白的，如果迎着阳光举起来，真是半透明的，我那针灸针扎下去，那么深，扎到哪去了？这么从解剖上一想，想到我的针扎到肝上，扎到肾上，一下子就怕了。再来婴儿，把襁褓一打开，我心先怯了，手也抖了，说什么也不能扎了，此后，我就逃避了。

 

母亲死后，我病倒了。人说是伤力，我不知该怎么治，胸腔内疼得象用刀捅的似的，无处逃避。这么猛的病我想用温和的药肯定不行，可用猛药我这体质也不行。母亲曾告诉过我终生不适合我用的药。这时我就想，为什么别人能用的药我却不能用呢？说不定就能出奇制胜治了我的病哪？于是，我给自己开了一个方，抓了药，就吃了。

 

结果糟了，我真的吃错药了。胸腔不疼了，变成实心铁板了，想喘口气都难，五脏六腑全板成一块，吃不进东西，喘不过气，危在旦夕。这下我只得以毒攻毒了，我又开了一个方子，用上了母亲告诉我终生不可用之药，我知道 ，非用此类药不能破开。这副药下去，铁板被击碎了。恢复了大刀阔斧式的疼痛，我不敢再轻易用药了。

 

到省城上学，我到了大医院，中西医全看了，全都没办法，用了些药，等于把我犯过的错再演一遍。我只得还是自己治，我谨慎地每次只开三味药，用茶缸装着，沏上开水，当茶喝。这一喝就是大学四年，把病治好了一半，另一半就好挺一些了。

那时，有点后悔没好好学医.

 

(十三)
又过了两个小时，人被推出来了，从前胸到后背足有五六十公分长的刀口，别说割去一小条肺子，就是什么也不割，只这么把皮肉割开，把肋骨锯断，把胸腔打开，再一层层地缝上，便对一个大小伙子来讲也是一个大伤元气的重创。

 

胸侧开了个洞，插根管子，下面接个瓶子，从胸腔中向外流着血，医生说这是为了把胸腔中的积血流尽。不到一小时，瓶子满了，我找医生问，这血是不是流得有点多？医生说就是要流干净。又不到一小时，瓶子又满了，医生说没事的。又一个小时，第三瓶又满了。我去找医生，我说，人有多少血可以这么流？医生说那是胸腔积液，不全是血。我挺来气，是不是血我还看不出来吗？再说就是胸腔积液也没这么个流法啊？我坚持要医生来看看，医生过来看，这时第四瓶也满了。一量血压是三十，一看眼睛，瞳孔扩散……

 

医生和护士，把病人抬上车，推起来就跑，进手术室，紧急抢救！扔给我一个箱子，说手术室一滴血也没有，让我马上到血站弄血去！我开步往外跑，听到医生又给我一项任务：准备后事！

 

我这个气啊？没把我给气死！这不是陨石砸头顶上了吗？可我连生气的时间都没有，我必需在最短的时间内弄到血！当我把血送到手术室，我人累得要昏过去了。

 

由于创面渗血，为了止血，只好把整个一侧的肺子全割除了！又由于没作这方面的准备，什么填充也没有，所有目地都是为了不让人死在手术台上，一个人就这样给废了。

 

还遇到一例类似的手术。

人家告诉我一个朋友从北京做了口腔手术回来了，他正在绝食，让我去劝劝。这个病人让我很痛心，他是少有的好人，总是尽心竭力地帮助别人，却不求一分回报。他不抽烟，不喝酒，连茶都不喝，所以想给他送点礼都没东西可送。让这样的人死了的确太可惜，可怎么劝呢？这不是劝的事，怎么也得借助点什么。

 

我在农村一个老太太那弄的用野兽油配制的偏方药，拿到病人床前。我告诉他抹上这药就可缓解疼痛，他应该努力吃点东西……他看着我，见我一副誓不罢休的样子，他伸手要来纸笔写了三页稿纸，后来他家人把这三页纸珍藏起来，这是他的绝笔，此后他再没写一个字。他写得很明白，他得的是口腔癌，家人签字做了手术，将整个上腭切除了，他说不了话，不能吞咽，疼痛不堪，这样的生命还如何存活？有什么意义？……他绝食九天而死。

 

这之后，对危重病人，如果是我的好朋友，我往往不是救，而是帮助他们速死。我知道我这么做是不给自己留后路了，我没有理由让朋友们速死，而轮到自己那天却贪生怕死，我想，我这样做就是等到我那天，朋友和我的孩子会如法炮制，替我了断。

 

看到巴金的死，我的心情说不出地复杂，巴金多么敏感，细腻的一个人，他是如何忍受让他活着这种欺凌的？他从前经受的所有苦难和凌辱都抵不上后来不允许他死亡带给他的羞辱，我感到天下再也没有比这更残酷，更戏弄人的了，怎么偏偏就让他这最善于体会的人遭遇了呢？十几年前，当再一次把他抢救活了时，他万分无奈地说了他人生最后一句话：“我愿为大家而活着。”之后他就拒绝说话，这是何等的悲愤？我们活着的人能承受得起巴金为了我们而这样活着吗？

 

冰心晚年为自己制了一个印章，上书一个字“贼”，她说，孔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老人这不是做秀，孔子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有他深刻的人生体会的。过去的人对死亡不象我们现在人这样拒不接受，对立情绪极强。小时候看着一些刚刚六十搭边的人就开始纳个鞋底，备快布料，稳稳当当地为自己备寿衣了。做好的寿衣经常晾晒，过年时还要拿出来穿一穿，这是多好的死亡练习啊？我家邻居有个老太太，夜里自己把寿衣穿好，早晨家人起床，看到老太太穿戴整齐，已死多时了。

 

可如今，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发病了，拉着我狂呼：“救救我啊！”这真是给我出难题，你都没有阳寿了，让我如何救你？人可以不活在岁数中？另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不肯从太平房门前过，说是厌恶。难道死亡不属于她？

(十四)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理解母亲为什么不充许我在学中医上走捷径。我认为，中医首先是经验的积累，后又借用阴阳五行做框架来安放经验材料。阴阳五行与中医药不是骨肉关系，而是中医没有找到更好的理论框架。我想，如果我学会诊脉，把握病症，能相应地用药，就应算是合格的医生。阴阳五行可以不用，也不用费太大的精力去读经。可母亲说我要是如此行医就是害人。


今天，如我所说的从病症找相应的药的医生多了起来，中医的医术下降了，中医的疗效趋于一般，神奇不再，好多西医都能开中药，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这些医生所走的不正是当初我要走而被母亲阻断的路吗？

 

如今，我在日常生活中常做的一件事是，阻止人们乱服中药。亲朋好友，常有因身体不适到药店找中成药吃的，只看所治症状，不分表里寒热，乱服一气，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这正是西医用药方式对人的影响。如今大量的中药销往国外，外国人在西医思想指导下用中药，实在不是发扬中医药，而是令其浮肿而亡。

当我向人们解释为什么所服用的中成药对他有害无益时，我不自觉地，无可选择地，必然地要使用阴阳五行理论。我关注哲学，关注科学，但还没能找到一条能替代阴阳五行学说叙述中医对人体的认识理论。并不是时代发展了，人们对事物各方面认识就同步发展，对人体机能的认识我们并没有超越两千年前。西医对人体局部认识的深入，并没有带来和推进对人整体机能的认识，西医没能吸纳中医。我先前所期望的西医的发展将汇同的有医学的期望目前还看不出希望，我甚至感到从西医的道路上走不到中医。

 

我一位同事的母亲得了肾病综合症，老太太的儿子和儿媳是另一个城市的医生，把她接去治疗。结果越治越重，下了病危通知，备好了寿衣。

 

这时，我的同事突然对她哥嫂产生信仰危机，给我打电话，我请我们当地一位年轻的中医，用我们单位车，行车六七个小时，赶往另一个城市。

 

我想，看到病人昏迷不醒，血压仅有三十了，这个医生非回头就走，拒绝给看病不可。我给同事打电话，让她有个心理准备。

 

这位医生到达后，并没有吃惊，而是诊了脉，开了药。我的同事马上抓了药，煮好了，然后给我打电话说，病人已经几天不睁眼，水米不进了，怎么吃药啊？我让她用小匙顺着嘴角一点点往嘴里润，让药按物理的方式顺进去一点是一点，同事就这样把药喂进去一些。

 

到了晚上，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她母亲睁眼睛了，说饿。我想，完了，回光返照。同事问，给吃吗？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了。我说，给吃吧。心想，最后一顿了，吃吧。

 

同事在给她妈妈喂了些流食之后，又给喂了些汤药。第二天早晨，同事打来电话，说她母亲又睁眼说饿了。我一阵惊喜，松口大气说，祝贺你，你妈得救了。我很惊异这个年轻人的医术，什么叫妙手回春呀？这就是。我让同事把那张救命的药方拿回来我看看，我想看看他用了什么灵丹妙药。

 

药方很平常。不仅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药，甚至没有一味治肾病的药，是一剂变通的强胃健脾方。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健脾方子就能起死回生救人一命？

 

我感到奇怪，找机会向这年轻人讨教。他说他是按五行生化制克来的。水旺，土虚，五行不通，阴阳失衡……要先固土，升阳，抑旺扶弱……。由此我悟到母亲为什么不允许我象学西医那样去学中医。为什么样说那样就不是中医，就是害人。一个救命的药方是那样普通，寻常，它的神奇体现在理论上，运用上。

 

正象围棋的黑白子，在同样的格子内，在不同的人手里，就有了不同寻常的动，势能。一个子所点的位置，与其它子形成的特定关系，就使这普通一子很不普通。中医的精髓正象围棋一样，它不是象西医那样用不断发明新技术，新药来治病，而是不断提升认识境界，正象围棋手的升段。没有一个深髓的文化在后面，只把其当成一种单薄的经验和几百种药，那么中医很快就会降至连西医也能开中药的水平了。

 

(十五)
我当然希望有更好的理论能代替阴阳五行,以使我们更好地进行医学思维。但望遍全球我也没有找到，中医只能还用这一古老的朴素的思维方式。

 

一次与同事出差住店。我正和同事谈话，同房间的一位住客回来，倒在床上就哭，哭得我和同事无法说话。同事很生气，我说，行了，反正我们也没法说话了，便对那女人说，你说说吧，你怎么了？她说她要死了，得癌了，刚从医院做了肠镜回来。我说找到肿瘤了？她说没有，但医生说这种症状就是癌了，因为她的胃肠失去了功能，无论她吃什么，就是喝口水，也很快排泄出去，怎么治也治不好，医生 说治不了了。

 

我听了奇怪，找不到癌也说得癌了？我给她做了简单的望，闻，切，问，我断定她是阳气虚脱所致。但一般说来，对女人应首先表现为崩漏和子宫脱垂才对，我问她有无这类症状。她说子宫脱垂已经好几年了。我气愤地说，这么明显的症状你怎么不跟医生讲呢？她说，医生也不问啊，再说，也讲了，医生说这是两回事，那是妇科病，得到妇科去治。我说这怎么是两回事？这是一回事啊，医院和医生分科，可你不能在一个人身上分科，这病因是一个。可是转念一想，对西医来说，这的确是两回事。一个是消化系统疾病，一个是生殖系统疾病。对直接将病症与药直接挂勾的中医来讲这也是两回事。

 

我告诉她去找一个好中医看看。在没找到中医之前，可先吃点中成药，我给她开了中成药名。同事在一旁说，你能解释一下，你所说的阳气是什么东西吗？我说，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我知道它的作用。阳气不虚，人就不遗屎、不遗尿、不淋漏、不脱肛、脱宫。人死时，阳气一散，没有托扶，往往遗屎、遗尿，阳气大伤时，也会有托不住而遗，而淋、而漏、而脱的现象。这位妇女多次生育、引产、流产、身体亏损，阳气不足，不仅有生殖系统症状，也有消化系统症状，所以治病的方式就是升阳……

 

这位妇女的病在中医看就是小病，常见病，好治的病，怎么到西医这就成了束手无策的疑难病了呢？西医的确有高科技，可他们对高科技的运用效率和效果有时怎么就显得这么幼稚哪？

 

出差住店常能遇到出门求医的人。高度紧张，巨大的精神压力，往往使她们无心顾及别人。有一天，半夜我爬起来，拉开灯，对同室另一个女人说：“你起来吧，反正你成心不让我睡，我就不睡了，你说，你怎么了？”她说她第二天就入院开刀，十分紧张害怕。忘了她是什么病了，反正她说完她的病，我说你这病也用不着开刀啊。我忘了给她出什么招了，第二天就分手各奔东西了，也就忘了这事。

 

几个月后她给我来封信，说按我的办法治好了，高兴得不得了，特地告诉我一声，说我是她的贵人，我却忘得怎么也想不全是怎么回事了。

 

我对中医的使用是阶段性的，随着女儿渐长，体质渐强，我又不太关注中医了。可随着女儿进入青春期，中医的魂灵又开始萦绕在我心头。

 

当今的女孩不会照顾自己，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理念给中国女孩身体带来十分不良的影响。

单位的女孩总是在她们头疼脑热时跑来问我。对我的回答又往往觉得匪夷所思“我是胃疼，你却告诉我穿件大衣，可我没感觉到冷啊。”“我感到身体乏力，你却告诉我别吃西瓜了”……

 

一个有不孕症的妇女和我聊天，我说：“我敢说，你冬天没穿过棉裤”她说，是呀，我是没穿过，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所以你不能生孩子。对那些“三九天”穿得菲薄的时髦女郎，我对她们说：“你们就美吧，有你们哭的时候。”

 

一位也患有不孕症的妇女对我说，不能生孩子更好，我本来就不想要孩子，这样反倒省心，省事了。我说事情要是真这么简单就好了。我把她领到医学专家那，专家一席话，说得她双泪长流，痛苦不已。

 

(十六)
专家告诉她，她的病发展下去，就是内分泌失调，体内雌性激素减少，影响脑垂体，改变人的形体、面容猿样改变，最后由于高血压、动脉硬化而早亡。解决的方法只能是设法使其怀孕，从而对人体有个重新调整，但孩子的质量难以保证，母体也只是得到大的缓解，但不可能是很正常的女人了，更年期时还要产生一系列难题，总之，这一生是不好过。她从未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不由得着起急来。

 

对“三伏天”钻空调房间，不肯让自己出汗，在经期贪吃冷饮，不听我劝阻的，我只得警告她们的身体将会产生各种问题了。

 

母亲对我说过，女人要是血脉没病，什么事都好办，血脉有病，就会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她总是遵遵告诫女人们，一定照顾好自己的女儿。当有女孩做下血脉病时，母亲总是责备当妈妈的不称职，怎可以经期淋雨？怎可以产期贪凉？……

当我竭力照顾女儿时，她并不会自保，还振振有词地说，大家都这样，外国人更是这样。这让我心急如焚，如何能让她知道东方人的体质与西方人的不同，知道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也给他们造成一系列的人为难题，知道选择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学会自保呢？这使我不由地再一次想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医学--中医。

 

我不想与年轻人争论，不想用理论做武器和他们论争，我可以同意木子美的所有观念，但看看木子美这个人吧，二十几岁，脸色青黄，凹凸不平，现今的美容术也不能改变她憔瘁容颜。再看看她的裸体照，枯槁得如同老妇，不用给她诊脉就可断定她严重的阴阳失调，而且不可医治，因为不改变她的生活方式，不改变她的生活理念，靠药物支撑她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行的。

 

看了太多年青人走着一条违反自然、有悖身体规律的生活道路。我不知道怎样保护女儿，别说她不真正理解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便是听些，在我死之后呢？她会照顾自己吗？这使我又一次想到中医。

 

许多西医生也不会养生，因为西医是科学技术，不是一种人生理念，科学技术并不必然地带来“科学”的生活方式，也与人的底蕴、内含没有必然关系，许多专家、教授信奉邪教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医是“道”，它的理念可治浮燥、亢进、焦虑……如果能把女儿交付给中医事业，我死可冥目。

 

中医首先可给女儿提供一个有利身心的人生价值观念，其次可以给予她安身立命，救世济人的本领，更能给她一个依托终生的事业。

 

当我开始考虑女儿的前途时，我越来越认可母亲的生活方式。

 

细细想来，母亲很爱她的中医事业，为了能够真正地象一个中医那样去给治病，她不惜离开大医院，开自己小作坊式的门诊。她不贪钱，开的方是真正的精方，只几味药，经常是一毛二分钱。我给病人包药时，他们总说：“多给点吧？你瞧你给的这点药，小匙跟掏耳勺似的，还不够落洒的哪。”要不就说：“多给两包吧，中药慢，多吃点。”有一天母亲看我研磨钙片，问我干什么？我说我要兑在药里增加药量，省得他们说给的药少。母亲说，中药有效与否不在于药量多少，服用时间长短，关键在于对症，对症，四两拨千斤，立马见效，一点不慢。

 

即便是病人谁愿意多吃药？有些不好喂药的小孩子，母亲卷个小纸筒装点药，往小孩嘴里轻轻一吹，沾到口腔上，小孩吐都吐不出，就这么一点药，就能见效。

 

母亲的生活是自得而快乐的。有时看母亲给女人摸脉，一副十分陶醉的神情，有几次她拉我让我摸脉：“你摸，多么快乐，多么喜庆，象春天的江水，这是喜脉啊。”我摸，只摸出这人没有心脏病，摸不出母亲感到的春之声园舞曲。母亲还启发：“还很有阳刚之气，是个男孩……”人家一听乐坏了：“怀孕了，还是男孩？”母亲摸喜脉，不轻易说男女，是为了让我体会才说的，而我是为了不扫母亲兴才摸的。

 

(十七)
母亲心态平和，没怪毛病，这是不是源于她的职业呢？小时候以为母亲这心态是所有上了年龄人的自然心态，如今看到，越来越多的女人，越老越疯狂，不是燥狂就是抑郁，难能找到象我母亲那样平和，安祥，宽容的，这才知道，人老了并不自然地生长出慈祥和智慧，这才发现母亲心态的可贵。我越来越想让女儿象母亲那样有所依托。

 

我在女儿面前念叨我后悔没学中医。女儿看我否定自己，她很高兴：“就是的，瞧你，一无所成，整天忙来忙去的，都没个正经事，你干的那些能算事业吗？一但退休了，也和别人一样无所事事，你是去打麻将，还是去跳舞？”

我叹气道：“这要是学中医，我会比我妈还强，中医哪有退休的？越老越值钱，在我这个年龄才开始冲刺……”

 

女儿说：“我要是干中医，比你们谁都强，我用印着竖道的宣纸，用行书开药方，书房里摆线装书……”女儿上我的套了。

女儿的思维是典型女人的，她首先想到的是中医能把她的艺术爱好统一起来，琴、棋、书、画，古色古香的书房，配以可以干到老的中国古老医术，她想来想去说：“嘿，我还真想不出还有什么职业这么适合我。”

 

女儿走上这条路，我既感欣慰，又感焦虑。

欣慰的是学了中医的女儿沉稳了，与现代女孩的急功近利、追逐世俗明显不同。相比之下她的行为开始显得“老派”，冬穿棉，夏穿单，日出而做，日落而息……。

 

虽然她还不是医生，可亲朋好友出现的种种身心问题，在开始向她这集中，向她提出解释和解决的要求，这使她加大了学习的力度和广度。在正常课业之外，她又学了性病，心理学，针灸，分别拿到相应的资格证书。她也开始为当今青年人生活方式造成的身心损害而忧虑。

 

我为女儿焦虑的是，中医在当今时代面对严峻挑战，任重道远，想要有所突破和建树是难上加难。女儿和她的同龄人不是站在了一起，而是时常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她成了“少数”和“另类”。但女儿的立场却越来越坚定，她开始在年青人中宣传性病的危害，宣传中医的人生观念，为女孩们频繁怀孕，流产而忧虑。对无节制的抽烟、喝酒、疯狂的夜生活持反对态度。女儿不再象同龄人那样追求时髦，享受，财富……她能抵御纸醉金迷生活对她的诱惑，她很自然地去探寻中国文化的渊源，为此，我万分感激中医，在当今世界我到哪里去找这样能使女儿沉静下来而又极具内涵的东西呢？

 

我走了一生的弯路才认识到的中医与西医是两种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医学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到我女儿这里她一下子认识到了。她安慰我说，由于我所处时代的特殊性，我所走的认识弯路是中医向时代所付的学费，没有我所走的弯路，就不会有她选择上的果断，我这弯路是替她而走的。

 

女儿学习的是中西医临床，这还是一条没有探寻出来的险路。可这一探寻是必需的，女儿所处这一时代也是不可能抛开西医谈中医的。中西医结合之路究竟要怎么走？摆在女儿这一代年轻人面前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母亲就并不排斥西医。有些中医反对病人用西药，母亲不反对，一个是因为西药有时对疾病确实有中草药达到不了的干预作用。母亲不认为这一干预作用是纯负作用。她给人看病，把西药作用也做为一个病因统一考虑进去，思索如何找到一个制高点、一个支点，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当遇到疑难杂症，母亲也借助西医使难以下手的病情改变一下形态，从而找到切入点。

 

西医对中医的结合只能用技，不能用理论，终归不是中医。而中医对西医的容纳难度是不是可以小一点？女儿说，不行，这里有一个思维上的屏蔽问题。中医一旦看到病灶，象西医那样在片子上看到肿瘤，眼光总受这病块影响，这思维就很难转换到中医上做整体思维了。这话有道理，但不是绝对的。

 

(十八)
母亲脱离医院，远离社会主流的做法，使她相对保留了一些不曾被冲击的中医传统的行医方式。这使我今天对比母亲能看到现在中医与传统中医的巨大差异来。严格说来，当今的好多中医已严重偏离中医轨道不能称其为中医了。好多从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人，当他面对病人时，眼睛里反映出来的多是一个生物的人，解剖的人，而不再是阴阳五行的人。所以，他们是使用中药的西医，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

 

已被西化的中医当然无力去统纳西医，他们不是用中医去结合西医，而是被西医结合过去了的用中药的西医。于是，他们在用药上深感自卑，因为中药不够新、奇、特，不能象西医那样总能合成新的横空出世，一鸣惊人的药来。因为这些中医不会在境界上用药，所以他们就象低段的棋手，那些简单的黑白子在他们手中无法出奇制胜，不能产生出爆发力来。

 

如果真正具备中医的思维，便是看到肿块，也不可能把一个中医的眼光全部拉到这个肿块上。女儿说，如果是一个一流的外科医生，看到肿块，难道首先想的不是把它割下去吗？正象技艺高超的小偷，他在遇到经济困难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可偷的机会吗？当你有更方便快捷的方法时，你怎么会使用通常认为是古老笨拙的方法呢？这就是当今西化了的中医面临的困境。

 

为什么中医少有外科手术？如果中医的发展必然地呼唤外科产生，凭着中国人的聪明怎会没有？我们中国人学西医不是学得很好吗？哪个医院没有个“赵一刀”、“李一刀”、“张一刀”？关键是中医人不把病当成“病”，不是千方百计地找到它，把它摘出来，“消灭”它。这就象中国人看一个人往往不是按一个标准的人样子去衡量，衡量出这人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而是整体地看这个人，看这个人的整体运行机制是什么。我常常说不出我朋友的优缺点是什么，可我了解我的朋友，我知道他在什么情况下会说什么，做什么。我无法想象从朋友的性格中摘去“缺点”之后他会是什么样。

 

西式思维给中医在语言交流上就造成了很大难题，病人要求中医象西医那样回答他们的疑问，这是中医无法做到的。因为这样做首先就不利于治疗。这就象一个人以为改正自己所有缺点就能变成一个完美的人。殊不知，改正缺点与成为完美的人是两回事。所以，摘去了“病”就能成为一个健康人的想法按逻辑推理也不能形成必然联系。中医的着眼点的确不在“病”上，但却确实是在健康上，这个健康概念甚至允许“病”与人共存。于是中国人的身体不是纯净的，身体有“病”、有“毒”、有“菌”。中医治病，严格讲，不是摘“病”，消“毒”，而是引进病毒，以病治病，以毒攻毒，生、克、制、化，扶弱抑强，固本强精等等。

 

我们毕竟是中国人，我们的体质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的肠子都比西方人长一节，给西方人造成灭顶之灾的黑死病是从中国传去的。可这种鼠疫在旧中国不时爆发，并没有给中华民族造成毁灭。这与中国人的养生观、健康观有很大关系。

 

我对西医的健康观很担忧，看西方人就象看他的牛、看他的树一样，高大、健壮，白昕、纯净、精力充沛，和他们相比，我们的确是东亚病夫。有些“东亚病夫”要把自己的“病”摘除干净，也纯净得如西方人。德国人为他们的树担忧，没有一只虫子在身的森林，必须靠定期喷药来维护，因为它已受不了一场小小的虫灾了。纯净的牛也要靠不可少的抗生素来保持纯净，西方的人靠西医把可能的不安生因素剔除干净。一个被这样剔除的人象我夸耀，她摘除了扁桃体、胆囊、阑尾、子宫、蛀牙……。她说：“那些东西都没用。”她还要听从医生的劝告，把身上的痣也摘净。过于纯净的人意味着健康吗？

 

中医以阴阳平衡论健康。人体可以与病共生，可以带病存活，由于个体差异，人不可能有整齐划一的健康标准，按五行可把人的体质归类，那么金性体质人的健康移到木性体质人身上就是病了。关键的不是把“病”摘除，而是制约，平衡。

母亲给病人用药经常是以少取胜。经常是病人服过一副药后欢天喜地来了说：“见好了，好多了，再吃两副就彻底好了。”母亲这时就拒绝再开药。母亲说，我治病就治三分，板过势头既可。如果你想好病，从现在起不用吃药，只需要你调节情绪，定时起居，生活规律……。

 

(十九)
母亲说，什么药也抵不了人体自身的调节能力。药是帮一下忙，但不是代替，也不要帮完不走跟着添乱，把正气扶起来了，一切自然就向好的方向发展。

 

有时我到医院去，心情很复杂，不怕死的人到医院去看过都得怕死，死太痛苦了，开肠破肚的，心脏电击，呼吸器，放疗，化疗……，渣滓洞里的酷刑，也没有这般施刑效果。

 

我家一对鸡夫妻病了，是鸡公外遇带回来的病。我拍着鸡公的头说：“你这么强壮，一定要挺住，我下班带药回来救你。”我带药回来要给鸡注射，发现鸡公已安安静静死了。我就给鸡婆打药，这一打就是三天，每隔四小时打一针，都是先锋霉素这类好药，这只母鸡遭的罪呀，把我都要折磨得精神崩溃了，最后还是死了，如果我不干预，让它自然死亡，它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死亡的恐怖是医学干预的结果。

 

我对女儿说，我不行时你不要把我送到医院，不要干预我的死亡，我要自然死亡，我相信自然死亡没有医院去死那么痛苦，谁想当西医与死神斗争的武器谁就去好了，我不当。

 

便是西医自己也不是不畏惧这种斗争的。我们这里的一位西医院长，年富力强，极具工作魄力和挑战精神，超强的工作压力使他肝癌变。我都奇怪，他给病人看病都是亲自打B超，作CT，怎么会让自己的病到了无可救治的程度？他的同学和朋友都是全国各大医院的专家、骨干，他们共同研究决定：换肝。

 

这对我们一般人来说不可想象的事，他们做起来却是极有效率。很快就万事具备了，他躺在了手术台上。我相信这是由一群中国素质最高的医生组成的手术团体，奇迹将在他们手上产生。手术刀刚刚划向腹部，意外发生了，病人死了！死于意想不到的脑干血管突然破裂。根本就无法抢救！多大的思想压力？压破脑主干血管？他可是相信科学的医院院长啊！

人得有多么强悍的神经才能经得住西医的诊治呢？

 

我的一位同事得了白血病，因做了干细胞移植而存活，为了她意志坚强，奖她一个全国劳模称号。和她一起进无菌仓做移植手术的是九个病人，以五个月没一个的速度先后离开人世，最后一个离去的不是死于复发，而是跳楼，因为受不了复发的恐惧，精神崩溃了。

 

我与同事一起去见她的主治医生，他坦言：我给你做完了干细胞移植对你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复发不是我能控制的，他十分自然地说，你去找中医吧，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西医确实很伟大，毫无疑问，我们已离不开西医，我们衷心希望西医能加快发展，能解决更多的医学难题。但是，西医的问题又是这样的成问题，又造出这么些问题，自己一时无法加以解决，自己刀削不了自己把，西医所缺少的正是中医的东西。

可是西医无法统纳中医，当西医在B超上没有发现肝有病理改变，化验指标也无异常时，他是不会承认肝气郁结、肝气不舒的。当指标异常，出现病理改变时，又急于消灭病灶，消灭不了，就换。

 

说到换，谈何容易？高昂的费用不说。我那白血病同事一动就骂我：“我是让你坑了。你说成活率是48%，你看看，有几个活的？你看我这是怎么活哪？”当然，她这话不对，不管怎么活，她毕竟是活着，活不起的人不活了，她意志坚强就用来活命。

 

于是，我有一个野心。可不可以用中医统纳西医？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治肾病的年轻中医就很有意思，他给人摸脉，把在一旁看的我逗乐了。他对病人说：“你有胆囊炎、肾结石、子宫肌瘤……。”病人不信，他就开一个Ｂ超单，让病人去超一下。我真没想到，中医会这般发展！是呀，如今许多病人来看中医是手捏一大摞西医的检验单子来的，将这些单子与脉象对应，中医的脉象也与西医的检测手段同步发展了。这位中医治肾病，也是紧密依托西医的检测手段，用西医精确的量化指标时时与脉象、药量、药性做衡量对比，使他比以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更清晰、准确，也对自己的诊脉、开药时时做以修正。

中医是把人做为整体来调治，可也从不排斥技术手段。所谓整体思维，就是把所有能考虑进去的因素全部加以考虑，当然也包括西医手段。


(二十)
一位香港的中医治疗肝腹水。他知道按中医的理该用泻法，但中医书上又不让对危重病人用泻法，因为泻伤津，病人受不了。这位中医大胆采用泻法，一泻再泻，将一个个病人治好了。他说，我不怕伤津，我给病人挂吊瓶，输液、补血、解决了古代中医解决不了的伤津难题。

 

中医是有能力吸纳各种技术的，以毒攻毒，以一种病治另一种病，针、炙、刮痧、拔罐、按摩、推拿……不正是把所有能用上的手段都用上了吗？乳香、没药是来自外国的香料，不也堂而皇之的做了中医的常用药吗？中医对医用手段是不厌其多，我母亲就常把西医当成毒，去攻另一难解之毒。

 

当有的病灶形成痼疾，造成五行失衡、偏枯，非药能解时，西医的干预正如大毒，改变一下五行胶滞的状态，给中医一个再创平衡的机会，这又有何不可呢？

 

我认识一个专治小儿的中医，他看到西医诊所挣大钱而眼红。于是，他便开了一家西医门诊。他学西医那套特别快，让我觉得可乐的是，同样是西药，他用的效果就比西医效果好，到他这来的患者特别多。先前我还为他转型成了西医而遗憾，后来看到他治病的立体打法，不由地赞叹不止。西药利大挣钱多，他只要比西医疗效好，患者就会盈门。而用中药，即使患者盈门，他也难以发财。小儿多患急症，做为儿科医生，当然还是用中西医结合手段方便、快捷。

 

与西医要攻陷中医相反，中医从不排斥其它医疗手段，中医不具有战斗状态，只是容纳，包含。

中医的猜测性、预知性，给人一种很没有科学性的感觉。老中医的经验、感觉，有时不仅让科学家糊涂，也令老中医自己不能做出科学解释。但中医的感觉是愚昧的吗？当我们熟悉、了解一种事物的运行规律后，我们往往能预知事物的发展，做事打出一些提前量来，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根据一个人的性格，我们往往可以推断在什么环境下他会说出什么样的话，做出什么样的事，能描画出他的命运大致轨迹。根据一个人的体质和他的生活方式就可以预知他会生什么样的病，如果我们不是抱着科学主义不放的话，我们不仅能拥有被科学占领的世界，还能拥有更大的世界。

 

其实中国古人对事物的把握不是线性的，而是意象的。（就象一个特别熟悉汽车性能的司机，他说不出这个汽车的生产工艺和数据，但他能说出这个汽车在什么情况下性能会怎么样。）比如，对一个人困境的形容是：“旧房偏遇连阴雨，漏船又遇顶头风”。于是，不用具体陈述和数字说明，一切就都可想而知了。

 

中医一摸脉，一个有医学意义的意象就活灵活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了。这是不当中医的人难以体会到的。如果这个医生有足够的经验能把握这个意象，他就能知道疾病的动向。 问题是人的大脑可能还不习惯于这种东西方思维的切换。我觉得中西医之争与其说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不如说是对人类大脑进化的一次挑战。我想，从猿到人，人的大脑进行了好几次类似这样的进化。在数学上是对数的抽象，在语言上是对情感、概念的界定……如今，要把一个人既看成是生物的人，又看成是阴阳五行的人，很多人都说这一点是做不到的，说是如果把人看成是生物的，就不能是阴阳五行的。

 


中医与西医真是如水火一般不能相容吗？意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真就不能统一吗？这个问题难道触及大脑极限了吗？

女儿也认识到，她所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做为一个现代医生，西医临床是必须拿得起来的。我说，你不能当一个病人需要你抢救时，你说你是中医，无法给予紧急处置。你也不能因为离开医院和医院的设备就无法对病人进行救治。更不能以这是两种思维为借口拒绝对一个病人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我说，中西医结合百余年的失败之路并不说明此路不通。中国文化能不能杀出一条生路来我把希望寄托在中医这里了。

（二十一)
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轻装上路的。东方文化不管有多好，如果在当代没有实际用途，没有一个技术依托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我看那些提倡儒学的，看那些主张恢复传统文化的，都是白费力气。别说提倡传统文化白费力气，就是用行政手段推行西方的民主、自由不也一样是白费力气吗？当今中国传统文化因其实用性差，已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唯有中医还因其实际疗效而处于不死之地。历史是个现实主义者，所以，空谈东方文明不行，不如脚踏实地的搞好中医。中医不死，中国文化就不能咽气。中医是中国文化依托的最后一个堡垒。

 

中医的存在和发展在当今世界有着极大的合理性，可以说有良好契机。

中医在中国之所以没有灭绝，还在于中国始终没有脱离贫困，我们用不起西医。我一直奇怪毛泽东，他也算是五四青年，五四青年少有不要打倒中医的。从他的各种传记中我都没有发现他接触、了解中医的史料，他从何而来对中医的支持呢？他老人家要是反对中医的话，中医还能存活到今天？破旧立新的行动，把中国真是打扫成一块干干净净的大地了。可偏偏留下了中医这个旧东西。毛泽东在农村建立了覆盖面广、组织严密的医疗体系，这个体系本身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因为想要建一个纯西医的医疗体系，在财力上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没有说等有钱了再建这么一说。那时每村都有医务室，有一两个“赤脚医生”，他们走街串户、田间地头、了解调查人们健康情况。看着“赤脚医生”频繁地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对人的心理是个很大的安慰。“赤脚医生”诊所里有听诊器、注射器。可他们采草药、用针刺疗法。几乎每种杂草都是草药，每个地方的“赤脚医生”在当地收集几十种、乃至上百种草药都非难事，加上少量种植，医务室的草药就可以应对一般的常见病了。中草药、消毒水在医务室内实现了药味的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疗法经济、实用、方便，有效，对此毛主席不可能不加以利用和提倡。

 

如今，有人赞叹西方文明的宽容，说是西医能接纳中国的针灸。我对女儿说，针灸是毛主席打出中国的，针刺麻醉，针灸治聋哑是六十年代毛泽东招待外国来访者的看家把戏。病人躺在手术台上医生给他开肠破肚，不用麻药，只有几根针扎在身上，由医生轻轻地转动。病人微笑地向外国人致意，外国人个个都看傻了眼。

 

如今，西医院是令一般百姓，尤其是农民望而生畏的地方。高昂的医疗费用远不是中国百姓能消费得起的。就是在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医疗费用也是国家难以承担的沉重包袱。这是中医疗法在中国不可能被科学主义大棒打死的最主要原因。也是西方开始关注中医的原因。

 

百姓是很实际的。他们对治病手段的选择，当然是择优的。好在中国有两种医疗方式的选择，百姓的这一选择决定了中医的存在方式和走向。一般说来，人们愿意找西医。谁都想看看自己身上的病是什么样，B超、CT能明确告诉你病在哪，让你看到它，现在讲知情权嘛。西方在这一点上可给患者一个交待。先到西医院确个诊，再找中医已成了一部人的看病模式。我也是这样看病，比如肚子疼，先去西医院打个B超，如果是阑尾炎了要穿孔，你便是找中医也不行，那就得开刀了。在西医处没找到器质性病变，西医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了。这时再去找中医。中医如今也对西医产生依赖，如果你急性腹痛，他也首先考虑你是不是有器质性病变，也让你拍片、化验。这是对的，但就象你习惯以脸认人，对人形体等方面的感觉就迟纯一样，过分依赖西医就容易悠到西医思维一边。

 

中医治病的全局效果目前比不上西医。但我之所以还支持中医是因为我看到西医治了很多病，但也造出了许多病，而一利一弊成了现代科学的一大特征。虽然不能说得不偿失，弊大于利，但这弊实在让人即便是在利的巨大诱惑下也难以接受。这就象手术疗法。如果能不手术能治好，任谁也不想享受高科技。最重要的是，西医的迷信科学和西式的养生观念给现代医疗造成巨大负担。可以用简单方法治的非用复杂方法治，可以不治自愈的，非得治而后愈，可以带病存活的，非得依赖医疗而存活，本应自然死亡的，非大治一气而后死。本可以靠良好的生活观念少得病或不得病的，非用强大的医疗体系支持一种不自然的生活方式。

 

(二十二)
西医找到了“病”，其直观、确凿、简明、单一，导致人们对“病”必先除之而后快。形成人类对医术的依赖，医术逐渐成成人类生存的外壳。西医解决了一部分中医因手段缺乏而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也为中医提供一批病源。

由于提倡竞争，消费和所谓高质量的生活，许多人把生活安排得自以为是让身体“享受”，让精神“愉悦”，殊不知是在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进行摧残。正象享受高级食品对胃来说并不一定有益一样。人们从根本上选择了一种不正确的生活方式，这类由生活方式造成的疾病，西医给予定期的“维护”和“检修”，这种由高科技支撑的错误生活方式不能因其目前还能支撑住，我们就推断它可以一直撑下去。

 

例行的体检，人们把其理解为机器的检修。一旦检出病来，小病也大修，治病成了一项工程。在体检中，没有身体不适感的人，也能检查出结石、脂肪肝、肿快什么的。我有点怵这种体检。每当体检我就祈祷让“病”都出在我身上，不要长在我的朋友身上。大家笑问我为什么，我说害怕你们又要启动治病“工程”。我的一些朋友就是整天没病找病，找到病再治病，再致病，就这样循环往复，成了重要的生活内容。

 

我去取化验单，见一个女人捧着化验单哭泣，说是出现癌变。我把我的化验单递给她，上面写的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自己会死的，可我们为此天天哭泣吗？我们似乎不能自然的接受死亡了，把死亡当成可怕的，难以接受的事情。好象死亡是外在的，是强盗，是来掠夺、强暴我们。这使我们上医院去探望病人时，好象是与阶级敌人划清界线，特别是去看望绝症患者，我们或者不正视现实，或者肆无忌弹地表现哀痛。这使我想起那个上腭被手术挖去，绝食而死的朋友，他给我写道“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去”。这也使我想起母亲的老师，全家十多口人，各自该做什么做什么，我母亲安安静静地为老师驱赶蝇虫，老师安安静静地赴死。相对于巴金，母亲的老师是何等幸福？

 

许多活着的人大谈死亡，其实健康人所谈的死亡根本就不是死亡，生与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的一位领导从前喜欢领着班子成员到公墓去开班子会议。一开始效果很好，坐在墓碑中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就纯净了，争议没有了，分岐祢合了，问题解决了。可后来，我们领导不去公墓开班子会议了。他说，白扯，一上车往回来，卸下的问题就象你的宠物狗似的，又跟你跳上车回来了。活着的问题不能用死来抵挡。

 

我一个同事得肝癌死了。我认为他是个英雄。他平时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都可以训他一顿，可他对自己的病所表现出来的平静让我很敬佩。我们几个朋友请他喝了一顿他平时最喜欢喝的狗肉汤。是我亲手做的，一条整狗，这本是我最不肯干的，大家欺负我这时不能拒绝。他说，他也畏惧死亡。当夜深人静时，当他独自面对死亡时，恐惧使他发抖，哭泣。但当太阳升起时，他知道这一天他是活的，他要把这一天当活人过，所以他上班，他还是把他的疼痛当平时的胃疼，他还是与我们象平时那样开玩笑。他死了，我们全体上火葬厂去送他。

 

我的另一个同事得的是肺癌。他把诊断书挨个给我们看。一个同事说：“嗯，不错”。他生气了说：“不错？你想象一下，这上写的名不是我而是你，你什么感觉？”轮到我接过诊断书时，我就想象这上面的名子是我。感觉如同接到流放通知……。送他上火葬厂是在除夕的早晨。回来时快到中午了。大家就都急急忙忙回家了。可我又接到领导打来的电话，说死者的夫人站在丧宴上哭哪，没人去。我这才想起还有丧宴这回事，又急急忙忙赶去赴宴，把家里的除夕宴准备工作扔在一边，心里不由愤道：“活着真麻烦。”

 

我们根本不给自己感觉、体验、了解、适应自己生命的机会，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医生，由他们去决定如何处置。我们在体验生命上有许多方面已经不到位了，我们拥有的是七零八碎不完整的生命。现代人给自己生命交待的是许多理由，可这些应该使我们幸福的理由，是搪塞不了生命本身的。现代人的忧郁、焦虑、强迫、空虚、失落，不仅仅是不良情绪反映，而是真正的生命欠缺。可悲的是人们到死闭不上眼睛，终不知自己到底欠缺什么，正象一只生于动物园的鹰、老虎，狼，冥冥中感到一种召唤而到死也不知那召唤到底意味着什么。

(二十三)
动物园中的动物可以享受到现代文明成果，不愁食物，可免天敌之灾，可以尽享天年，也就是说它们有许多铁定的幸福理由。可是他们感受到幸福了吗？对人来说，人总是不断创造更多的“幸福”理由，可是，有了这么多幸福理由的人啊，你幸福吗？理由能一时性地欺骗意识的表层，可却不能长久地欺骗生命。正象道德可以抑制人一时而不能抵制人一世一样。

于是，现代人就长出许多现代“病”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原始态的生存是低级的、愚昧的，就象我们认为动物园中的动物生活质量高于野生动物一样。我们解决焦虑、紧张、空虚等心理症状的方法是去找“病因”，这个病因，在弗洛伊德，荣格等心理学家那往往是一件事情，把这个因解开了，病就好了，而没有想到这是我们生活方式造成的。动物园中的老虎，狮子现在不断出现问题，人们找各种各样的原因，缺钙，缺铁，缺锌，怎么治也不行，动物园里的猛兽在整体退化。如果把眼光放在全局上，问题的结症是不难看出的。

 

我生孩子时买了厚厚两本书，一本是日本人写的《育儿百科》，一本是美国人写的《育儿大全》，我称之为“东毒西邪”。我问同我一起生孩子的朋友：“你用哪本？”她拿了美国人写的，她说要科学育儿。于是，她按书上写的，每四个小时给孩子喂一次奶粉，这中间孩子怎么哭也不给喂奶，也不抱，说是为了养成孩子按顿、按量开餐的习惯。让孩子单床睡，是培养独立性，让孩子哭能增加肺呼吸量……。而我这本日本人写的书却让喂母乳，让一直抱着孩子，让孩子随时吃奶，要搂着孩子睡着，任孩子含着奶……，就和《动物世界》中的动物一样。孩子能吃饭时，我按书上说的，变着法的给孩子弄吃的，还把邻居发动起来，支持我的吃开发。朋友却象西方人一样，吃的简单，却给孩子按书上添加的是什么营养素、维生素丸，钙片……。

 

两个孩子长大了，我的孩子由里到外是东方的，她的孩子却没有象西方的孩子。如今，她的孩子，又得了肾病综合症。我很着急，找了那个能妙手回春的中医。可我这朋友却一味信奉西医，她说如今化验又没了加号，这就是好了。我说你用这么大量的激素维护着，而且又这样反复犯病，这怎么是好了呢？用西医救急，再用中医治本啊。可她不太以为然，觉得大不了是换个肾。我真佩服当今的人，拿摘个肾、换个肾当小事一桩。于是造害起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我很可怜这个孩子，可她母亲认为这孩子很幸福，因为她有充足的幸福理由。但我女儿能理解我的心情，她知道这个孩子的幸福理由与幸福毫不贴边。

 

说到这里就不能回避世界范围内存在的精神疾病了。由于我们只是按逻辑找病因，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消极地跟在病患后面，表面看是治病，实质上是致病。

 

前些年，婆婆经常向儿女宣布：她有钱，老了上养老院，不用儿女养，养老院的生活最幸福了。说了几次后，我偷偷告诉她，以后不要这样说。我说，这孝性也象党性一样得经常培养教育，你老说不用儿女养，儿女头脑中的这个孝弦就松下来了。到时你老了要是不去养老院，儿女还接受不了哪。再说，养老院真的那么好？人老了，谁没个性，特性？凑在一起，萍水相逢的，谁容纳谁啊？闹矛盾，惹气生不是？就算交几个朋友，都是老年人，今天死一个，明天死一个的，这感情受折磨不是？老年人的最好养老处所是在家庭，有老有小的家庭中，天伦之乐才是人的晚年快乐。婆婆听了，再也不说上养老院了。

 

我一个当律师的朋友。是个开通，外向，爽朗的女人，谁想到了更年期却反应得很激烈。说哭就哭，哭个稀哩哗啦地。有时在庭上，审判长宣布开庭了，她说，等一下，出门到走廊上一顿哭，然后擦干脸再进去开庭。同事的妻子，也闹更年期，大白天把窗帘挡得严严的，一天天地坐在黑暗中生闷气。为了解救这些受难的妇女，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吃药，各种各样的药。出门旅游，，朋友聚会……。过了一阵子我问律师朋友：还哭吗？她说，不哭了。我很高兴，说，这下好了，她说，好什么好，我想跳楼。这使我想到邓颖超，她的更年期就很难过。以前说，妇女更年期反应是由于妇女心胸不开阔，阅历少。邓颖超那是经过长征的，在总理身边的，什么没见过？而且她的医疗条件也是最好的。所以，不是那么回事。

 

(二十四)
这两个让我们束手无策的更年期妇女的病症很快就不治而愈了。她们当了奶奶，每人抱上了一个大胖孙子！乐得合不拢嘴，病症一扫而光。

 

由于一再晚婚，到了五十还见不到孙辈的妇女大有人在，缺乏摆正人生阶段的坐标，有些妇女以服用雌性激素类药物来保持青春，延缓衰老。于是，我身边的五十岁妇女，有的找小自己六七岁的情人，有一个嫁给了三十多岁的男人，我一个二十八岁同事的岳母给他找个新岳父竟和他同岁……人们对此不以为然，觉得这是自由、开放、进步，认为人们会得到比以往更多的幸福。事情果真如此么？

 

社会生活中有些基本理性之所以长久不变因为被生活逻辑反复修正过的。试图冲破的力量总是以新、奇、特的面目出现，但会一再破湮没、被修正。这就是说，一次性的证实不能证实什么，历史要求反复证实。年轻时曾立誓到老了不做保守派，要作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行者。如今发现，保守是老年人的天职，是历史车轮不可少的刹车装置。在当今老年人也一再追求心理年轻的时代，肯老，愿老，充老是多么难得啊？

 

在原始部落中，所谓的老年人是更年期妇女，是首领。她们更年期的警觉，疑虑，固执是天赋的领导素质。当这一素质没有用武之地时，就表现为当今的更年期病症。如今的更年期妇女普遍接受吃药治疗，因为医生告诉她们这是病。可无论是我奶还是我母亲都告诉我这是人生错位造成的。人生如同植物是随同季节展开生长阶段的，人生阶段不可以用思想去走，而是要置身其中。身在其中，可以自明。这就是生命在思想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想不明白问题时，人要行动，做，可以带动思想。拒绝生长不可能得到自然逻辑的认可。

 

婆婆每天在家里唠唠叨叨，操心不止，但她绝对不说上养老院这话了。如果我办养老院，我必须同时办个幼儿园。就象我的家乡办个炼钢厂的同时又办个棉纺厂一样。钢厂全是男的，棉纺厂全是女的。养老院和幼儿园办在一起，对老人和孩子都有好处。看国外的养老院,老人坐在轮椅上,排一排,晒太阳,都是痴呆症，好人这么坐着也得变傻了，哪怕身边跑着一个孩子哪。在中国,没有这么多痴呆症。在家庭中的老人,在天伦之乐中的老人,在情感之中的老人,不那么容易得痴呆症，所以，最好的活法不是什么科学的活法，而是自然的活法。

 

小时候没因母亲而感到骄傲。因为父亲站在科学角度常年批判母亲。如今批判中医生的观点在我听来老掉牙就是因为早被我父亲用过了。我当时完全接受父亲的理论，认为母亲极为愚昧。那么多人动员她转为西医，那么好的工作，那么好的单位，那么好的前途，可她全放弃了，这不是糊涂至极？

 

我曾经为母亲感到过羞愧。在那个时代几乎不被人所见的如“”，“虐恋”一类事所造成的“伤害”，当事人不敢上医院，就会向我母亲求助。看着帮助他们的母亲，我认为母亲真是是非不清，爱憎不明，黑白不辩，糊涂到家了。母亲的角色让她在中国得以履行牧师的职责。我曾见过她给怀孕的姑娘用绷带缠肚子，为的是不显怀，好生些。在那个年代，名声等同于生命，姑娘名声毁了，人也就完了。母亲尽其可能地帮助她们。

 

母亲看上去还没有道德感。有一对不良少年，不仅早恋，还早孕，偷着把孩子生下来。他俩不仅遭到社会的唾弃，也被双方父母赶出家门，不认他们。他俩找了一个破棚子住下来，生活的艰辛是可以想象的。可婴儿总闹病，两人没有钱只有哭。我母亲给孩子治病，分文不取，还给孩子弄些吃的、用的。母亲帮助他们，鼓励两人把日子过起来。当时我对母亲的作法给与批判，要知道周遭的人是怎样唾骂这对少年？记得有一年过年，这两人抱着孩子到我家来给母亲拜年，母亲是唯一接待他们的人。这两个人用了一年积攒下的钱给男人做了一件“的卡”上衣。衣服崭新，锃亮，硬挺挺的，看着很可笑。女的围着男的前后地抻，拉，嘴里急急地说：阿姨，你看，我们过好啦，你看，我们过好啦。男的直直地站着，向母亲展示他们的好生活。我肯定是撇嘴了，虽然今天我想起这件事心里是酸的。母亲轻轻地抚着这件衣服说：多好啊，就这么过日子，这不就越过越好了吗？

 

可是，被我认为没有是非感的母亲 ，有一次我却看到她拒绝给一个病人治病。

另一个街道的居委会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她曾在公共厕所发现一个包裹，里面的新生儿已冻死。她就大喊大叫，挨家搜查，把一个躺在床上，一身血迹的姑娘拎出来，挂上牌子游街……。

 

有一天这个居委会主任到我母亲这求医，母亲说，你走吧，找别人给你看病吧。我给你看也看不好。这个居委会主任非问我母亲原因。母亲说：你不是女人吗？你没生过孩子吗？你怎忍心这样对待这个姑娘？她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她一声不吭地自己处理这个问题，她有多难？你不帮她，还这样对她，你还是人吗？

 

当年我虽然对母亲没有原则的做法很有意见，甚至认为这是母亲无知的表现。但我还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当我上中学时，同学们开始春情萌动了。我置身于这一动乱中，这眼光就有点象看母亲身边的病人了。有早恋的，大家就群起而攻之，其攻击方式之过分显示了与早恋者同一的心理状态，但他们不自知。早恋者是被孤立的，同学们与他们划清界线。记得一天早上进教室，看到有人把一些污辱早恋者的话写在黑板上，大家笑着，等着看早恋者的尴尬。我拿起黑板擦就去擦，上来几个同学拉住我，我们就这样拉扯着老师进来了。

 

(二十五)

一个早恋的女生，被大家这样打击后再没来上学。学校还有些事情，老师让同学去找，谁也不去，因为都与她划清界线了。老师知道我与谁也不划界线，就让我去找。同学们告诉我，这个女同学的妈妈知道她早恋这事，把她暴打了一顿，关到仓房里锁上了。

 

我到她家，果然没在屋子里，我到仓房黑暗的角落里找到她，病得是奄奄一息。她得的是肾病，一条烂被子散发着尿味。我这人继承了母亲的人道主义精神，不管她这人品德怎么样，她这时可是病的要死。我要找她妈理论，她不让，我说，你这是后妈啊。那时的人也真是的，怎么对儿女也用道德眼光来看待呢？我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就把她架着送给了我母亲。

把她交给了我母亲后我就不管她身体了。而对她进行了一些精神挽救，送给她看哲学书，其中就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小时候我的原则性很强，虽然不与这样人划清界线，但也绝不和她们关系密切。虽然她觉得我救她命把我当朋友看，同学们看我帮她也以为我们要好，甚至于开会研究是不是也得孤立我，和我划清界线。记得班干部找我谈话，以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为根据要我解释为什么不与这样人划清界线？我不解释，我行我素，对别人的议论不予理睬。这是不是受了母亲的自然观影响，使我看问题超越了道德呢？

 

道德，科学，相对于母亲的自然观来说，都是小概念，都为母亲所包容。对比讲科学，讲道德，讲理论的父亲，我越发觉得理性的偏彼。

 

西方文化中一直有个至高无上的，万能的上帝压着他们，人，是有原罪的，是迷途的羔羊，人是卑微的、愚昧的。可是东方人却始终有神人一体的情结，从未有真正地把神从自身中分离出来。事实上也是，我们有什么理由藐视自己的感觉和认识能力呢？生命本身就是神奇的，进化铸就的感觉凭什么就没有真理性？对感觉我们能做的是认识它、了解它，挖掘它，而没有必要摒弃它、贬低它。

 

西方“科学”的发展总是以开掘一条路，堵塞九条路为代价的。比如，许多人不适应婚姻，便是生活在“幸福”中也出现许多精神症状。当事人自己找了很多的幸福的理由，试图用理性说服自已，可身体和情绪不听从这些理由，于是生在福中不知福的现象就产生了，当人不在福中时，还以为福就是幸福，可真在所谓的幸福之中时，就会发现自己拥有的仅仅是幸福的理由，而不是幸福本身。西方文化就总是在我们想在幸福时给我们幸福的理由，想要音乐时给我们琴弦。

 

其实好多不可理喻的人更乐于跟着感觉走，寻求自然态的生活，而理性很强的人却用道理把自己压入社会生活。如今，我们的生活是患病有医院，平时有一日三餐，有暖衣热被，但人们所遭受的痛苦并不比衣食无着的原始状态时少。人们是不是真正地需要自然一下呢？问题是人们的生活已经不自然，也不可能自然了。可人们的心理定式还固执地追寻原始，正象出生于动物园的老虎，眼睛空洞地望着远方，它闷闷不乐，它自己并不知道不快乐的原因，就算它是一只智慧虎，它能找到的也仅仅是一些幸福的理由。因为它并不知道他需要在大地上奔跑，它从未跑过，也未见过，也难以想象。正如这只老虎，我们很多人空虚、无聊、寂寞，可又根本不知道与其对应的是什么，不知自己缺少什么和想要什么。

于是人们错误地用吃喝玩乐来打发，而当事人自己是难以判断这是否就是心病的对应“药”，是否是自己需要的，能否填补空虚。

 

人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负面情绪的。负面情绪提示我们应注意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生活方式。用理性的方式不能完全解决负面情绪，西方的理性文化，表面看是人文的，注重人权，是人本主义的，但却理性地对待人，把人也塑造成理性的，其实是异化人。科学蔑视感觉的做法，已造成了诸多难解的问题。

 

中医诊断的凭感觉，使人觉得中医很不科学。可感觉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或者很低级的吗？诊脉中感觉是很重要，在各行各业中都需要感觉，所以机器人不能替代人的是，再多的信息也不能整合出感觉来。大脑这台高级微机能产生的一种高级产物就是感觉。我们对其使用不够，科学使我们的感觉退化了，还认为它不行，可能正是如此，有人才认为中医是巫术。

 

(二十六)
当年我之所以认为母亲糊涂，不仅仅因她的道德感不如一般人强烈，便是对精神病人，她也并不如一般人那样将其当疯子对待。母亲与精神病人处之坦然，从不大惊小怪。母亲给他们针灸，吃药，和他们聊天，也多治好了，于是我小时不觉得精神病是什么特殊病。母亲有时忙不过来，就让我陪精神病人聊天，这使我很会和他们聊天，到现在也是，我能和一屋子的精神病人很好地聊天。如果以为我是在哄着他们是用技巧和他们谈话就错了，我和他们聊天与正常聊天是一样的。你不用正常人的方式说话，他们能听出来，他们一点也不傻。

 

母亲不象西医那样大惊小怪地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也影响到我，这使我的朋友中也有精神病患者。在人群中，精神绝对错乱的人很少，绝对理顺的人也很少，大多数的人是局部紊乱。我了解这一点，知道怎么与他们说话，和他们相处。当你了解精神病是怎么回事，同时也知道他们与正常人并不存在质的差异时，你不过是根据他们的特点和他们交流，就不会与他们发生冲突，激发他们的病态。历史上多少被认为是疯子的智者遭到迫害，被梆到火柱上烧死的哪个不是被称为狂人和女巫呢？这种历史真的过去了吗？

 

一个孩子，他母亲有疯病，这孩子有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担心自己有病，别人的关注也给他造成很强的心理暗示，于是他的行为就怪异起来，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我和他透彻地谈了一次什么叫精神病。我说，人的大脑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才有发展的空间和余地，人的大脑之所以大于一般动物，人之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就是得益于人的头脑的这一变异性。就是说，人的大脑正是由其特异性而发展的，说白了就是精神病推动了人脑的进化。便是那些疯大劲，失去自控和自理能力的人，也是在为人类的进化替整个人类付出个体代价。

 

我们相对正常的人不能不领疯子情，同样是人，他们却被设定的连照料自己都做不到，所以，人是生而就不平等。正常些的人应该担负起照料他们，关爱他们的责任。我对女儿说，如果你的天资比较高，那不是你可以获得比别人多的物质享受的资本，而是老天要你担负起比别人更多的责任。拿你的聪明去夸耀，去嘲笑别人是对聪明的作贱。不要对别人不合自己心意而不满，正在不平衡中进化的大脑，一步步走向异化的社会生活，已使人的精神状态处于空前焦虑的境地。想要做一个好的医生不能只关注人的肉体，还要关注人的精神，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女儿兼学了心理学课程，她已认识到精神和疾病的关系十分密切。

 

不能否认，我们现在的思想是七零八落的，精神是一团混乱的，由于我们丢弃了传统的思想观念，仅接受了西方的科学而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使我们的生活和情感产生诸多分裂，出现好多问题。

 

母亲宽洪的态度影响了我，可当我走上社会时，我却因如母亲一般的宽洪而有时为人所不容。母亲的宽洪不为人所指责，而我却遭到极大的压力。如果我不对所谓的坏人愤慨，那么毫无疑问，我就被划归坏人一类。我帮助“坏人”我就是有罪。有时，我甚至遭到比坏人还糟糕的境遇。因为我比坏人更可恶的是，坏人是坏人干坏事，而我是每当人们把我当好人时，我就干坏事，亵渎了人们对我的感情。比坏人更罪加一等。这时我才知道，象母亲那样做一个人道主义者，并不是谁都有资格做的。牧师可以和罪恶打交道，而平常人，只能做纯粹的好事，只能独善其身，不可任意将善扩大化。这时，我再一次后悔没有学中医。

 

女儿学中医之必然，是因我想要理顺她一度混乱的思想，想要矫正她不良的生活方式，想让她学会照顾自己，想让她精神独立，想让她有一技之长，想让她能够终生学习，想让她老有所为，想让她为人民服务，想让她沉稳，想让她有自己的事业，想让她的道德得到认可，想让她很中国。我对女儿有很多想法，非把她托付给中医事业不能实现。

 

推而广之，我希望中国能重拾失落的文明。跟着西方人后面走的路是走不通的。我们绕了好大一个弯路，我们不能白走这个弯路。就象我在中医这个问题上所走的弯路，要在我女儿这弯回来一样。是时候了。我们可以沉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方方面面地想，我不主张用复兴儒学的方式复兴东方文明，那是做不到的。女儿也读孔孟的书，为得是更好地体会古人的自然观，培养自己的感觉。

 

(二十七)
如今许多中医不会摸脉。我在网上就看到一个中医说，摸脉干什么啊？摸脉就相当于做B超和CT。有摸脉的功夫不如让病人去做B超和CT，又快，又准，又直接。我一听就知道他已不是中医了。有的人学中医真想把脉象学好，可连着摸几年还是不得要领，不得不怀疑脉象的科学性和规律性。女儿摸脉学得很快，弄得学了好多年的人都十分惊讶。我不惊讶。怀疑感觉的科学性，用科学做武器，武装了自己的头脑，把感觉压制得不说没有了，也已失去其敏锐性，又怎能摸好脉呢？女儿用传统文化的自然观使心性清净，感觉不蒙尘，自然体会得又快又到位。她不觉得学中医难，而是很喜欢学。她摸脉不是摸腑脏，而是辩阴阳五行，甚至体会八卦运气。如果把摸脉理解为是B超和CT，当然就可以用仪器取代了。摸脉并不是简简单单摸哪个腑脏上长肿瘤了，而是建立一个意象，有点类似美国常搞的电子模拟。用意象进行整体思维，这怎么可能是做B超，CT检查能取代的哪？

 

中医之所以是中医，就是在于用什么仪器也难以取代它的意象思维。便是将来建立起一个类似“深蓝”的智慧电脑，它和人的大脑不可比的一个最关键性的东西就是感觉。它的智慧不能飞跃到感觉境界，这正是中医不可超越之处。

 

中医对事物的感觉不是凭空的，而是十分锐利的。

让女儿摸脉的人不少，有时女儿摸了一个人的脉后，就慢慢地搓着手，她告诉我，这人的病很重，病情复杂不好治。她说，我摸这样人的脉，我的手就从手指尖往上慢慢发凉。有一个人，耐心地等人都走了，让我女儿给他摸脉。女儿摸了之后说：叔叔，你去找我老师再看看吧，他治男科治得好。这人赶紧问明女儿老师的地址，不停地致谢。

 

我告诉女儿要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感觉，有意识地把知识转化成智慧，把智慧磨励成感觉。这就象一把菜刀，知识是铁，智慧是钢，感觉就是刀刃，是锋。

 

为了振兴传统文化而振兴传统文化之路我认为是行不通的，必须得依托一些有实际用途的东西才行。没有现实基础是做不成什么事的。西方文化虽有弊病，但其眼前的实际用途是他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人类的进化是要轻装上阵的。一块金子的价值对正在征途上的人类来讲就是不如一个窝头。历史经常做出弃珠宝而留窝头的选择。这是不需要讲什么道理的。所以，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年轻的教授发誓致毕生之精力复兴儒学时，我感到十分悲哀。我告诉女儿，千万不要把传统文化制成珠宝，一定要做成窝头。

 

科学使中国人的头脑局部充实整体倒退。认为今人比古人强就是一个错误，与动物园中的老虎看待野生虎是一样的。我们真是拥有太多太多的理论了。理论把我们的头脑和生命充塞得没有一点空隙了。我在少年时曾见过一位浮士德式的老人，他把自己关在小黑屋子里研究理论。他一阵阵地发狂，撕书，砸墨水瓶。我不知如何是好，就给他桌上放了一个小鱼缸，里面是我养的两条漂亮的金鱼，还放了一小盆花，花开得比盆还大。我想，他坐在书桌前，难道目光就不会被金鱼和鲜花牵引？就不能想到他是活的，不是在坟墓里？就不能想到他应该到外面去，到阳光下？一周后我去看他，在他暗无天日的小屋中，我的鱼和花全死了，就那么死气沉沉地摆在那。不久他也死了，而且没有闭上眼睛。当时我就意识到，理论能杀死有生命的东西，它能把整体的东西割裂，把活的东西杀死。

 

认为不把事物抽象就不是科学。可象数学这样的智慧之花，数学家桐丘成却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搞数学，可见，东方文化是能够包容西方最尖端的文化成果的。

 

抽象不是高超的代名词，认为科学比阴阳五行强，认为珠宝比窝头有价值，都是科学衡量的结果。连提倡儒学的人也是千方百计地证明儒学就是珠宝，以为人们就必然会弃窝头而选择珠宝了。可我支持女儿首先学到手的技术是针灸。我说，当你和西医在一起时，当你们几乎是赤手空拳时，你还能称自己是医生，还能为人治病，这是对一个医生的起码要求。不要先去想当什么专家，专家离开大学，离开大医院就不是医生，连一个一般的小病都不会治。医生不是搞航天飞机，大多数的医生还是要给千百万老百姓看病的。所以，先不要把自己弄成钻石，不能让中国老百姓搂着一堆钻石饿死。要尽最大可能变知识为力量。

 

(二十八)
母亲给人治病用药如金，经常只给病人一包药，告诉在三个小时内不见效就宣告这药不对症，马上得想别的办法，不能耽误病。她给病人开药连吃三付的时候都少，从来不开大处方，而是精方，药量也小。病人常常要求加大药量，说中药来得慢。母亲反对中药来得慢的说法，她说如果对症的话，中药一点也不慢。很多时候她甚至不用药，我有病时母亲就很少给我吃药。对患有胃炎，皮肤病，风痛等症的病人，母亲常常是不急于给他们开药，而是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因为这类病往往是精神上的压抑，紧张造成的。当人用幸福的理由说服自己时而身体却常常做出了反抗，这时，理顺身心比吃药来得重要。指点迷津非智者不能做到。正象出生于动物园的老虎自己是不可能找出忧郁的原因是什么。再者，人的心性是不同的，如果把人的个体差异按五行分类的话，不仅仅健康标准不是一个，治疗方式不一样，连心理要求也不一样。比如，遇事，我劝水性和木性的人宽容，我就不劝火性和金性的人宽容。如果劝火性的人宽容，他要是能做到的话就糟了，他肚子里非长出癌不可。所以好多人觉得我没有原则，关键就在这里。同样的事，到我这里，有的人我劝其忍，有的人我劝其发泄，一切因人而定。道理是死的，人是活的，道理是为人服务的。

 

按母亲的不吃药，少吃药的原则，目前人们用中药做保健品的做法她肯定是反对的。长期用中药平衡阴阳，不仅废退了人体自身的平衡能力，构建一个虚假的平衡，一旦这一虚假平衡保持不住，呈现出来的就是“中毒”症状。母亲用药如金绝不是出于“是药三分毒”的观念。我在论坛上遇到一个中药药剂师，她说“是药三分毒”告诫人们不要随便乱服药，她不让人们乱服药是对的。人们现在把中药当成西药一样用是错误的。不辩症就乱吃药，往往吃反药了。吃反了药，不对症的药，和不用再吃药就是毒。而对症时中药就不是毒。

 

中医常使用毒药，母亲先后拜过三位老师，每行医一段时间，她就拜一位名医学习三年。她最后的师傅我小时见过，姓田，我叫他田姥爷。他的诊室，病人满满的，水泄不通。他象一位将军一样，开药如调兵遣将。我现在理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自我感觉，母亲跟他学习，更多是为了开阔眼界和思维。可从来就不敢象他那样用药。田姥爷用药“霸气”，巴豆、砒霜等是他的常用的药，血崩的人他敢给开“破”药，他敢让“十八反”的药到人肚子里反。

 

母亲也用毒药，但所用“毒药”较之田姥爷就少得多，女人嘛，缺少魄力，但也较之别的医生要多。她在大医院当医生时，卫生局批下来的少量“毒药”，医院药房不接收，母亲要收，而药房不收，说是没有用处。医院不让医生开“毒药”。母亲到卫生局要这种“毒药”。局里以为是医院来要就给母亲了，母亲就自己配制药。医院知道了，说母亲无组织、无纪律，让她写检查。对此母亲理解不上去，检查还是我父亲替她写的。

 

当我手持公安局开的证明，买巨毒药回来加工时，用毛巾把头部包起来，结果我还出现中毒症状。可给危重病人大剂量用上，不仅不出现中毒症状，还起死回生，那么，所谓的毒性哪去了？对健康人是毒的，对病人就不是毒？这用西医的理论就解释不了，可用中医的就能。药是平衡阴阳的，所谓以药之偏纠阴阳之偏。对一个阴阳平衡的健康体来说，用上药，打破了阴阳平衡，就出现了中毒症状。可对需要借助它强力平衡已失衡的阴阳时，这药就能起到平和的药起不到的作用，这时你要是就这个病体谈药的毒性就很可笑了。这一方面说明中药绝不可乱服，一方面说明，对症就无毒。所以，不讲阴阳五行就无法使用中药。而西医想把中药毒性取掉的作法是可笑的。是药三分毒的说法往往就是中医药剂师也讲错。

 

我见过母亲一次大手笔。因为这事与我有关我才留心和记住了。我中学毕业时，当时的形势是我必须得下乡。对时事政治一点不懂的母亲不想让我走，想要我留城，我笑母亲是痴心妄想。母亲却找到主管此事权极一时那个官员的干女儿，对她说；“我知道你干妈常年卧病在床。你告诉你干爹，我包两个月把他老婆治好，条件是给我女儿留城”。那个官员不信母亲能把他病包子老婆治好，当即就答应了。母亲手到病除，两个月，让他老婆行走如常。官员大喜过望，不仅给我办了留城，还分配到国营工厂上班。这次治病，母亲把压箱底的药都拿了出来，还用了一些“霸气”药，所以效果显著。

 

(二十九)
中药没有说某一种药就是固定治一种症状的。有人把某一中药就当成治感冒药，得了感冒拿起来就吃，我就是很反对的。同样是感冒，春季和秋季的不一样，今年和去年的不一样。虽然感冒往往是表症，可以用解表法。但解表还有辛温解表和辛凉解表两种哪，不同地理位置，用药还不一样。不辩证而用中药是中医大忌。可是，如何辩证？如今的中医有几个会摸脉的？如今，中医也更多地依赖问诊和现代的检测手段，于是也很难在头脑中形成意象，进行完全有别于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衰落是全面的。

 

中医适于一对一的师徒相传，而不适应如今这种学校和课堂的统一教学。学校使用的教材不是医古文，而是经过白话翻译的，这一翻译，不仅把意思走了，而又经过逻辑思维梳理。想想看，学生的学习效果会是什么样？五年学业结束走出校门，学生一脸茫然，中医不象中医，西医不象西医。西医只要学，就能学到知识，就能学成。而中医没有“知识”，中医的知识没有阴阳五行这一精神内核统帅，就是一堆垃圾。学中医不可能象学西医那样一个术一个术地学。中医不是技术，所以你不能量化它，测试它。它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你到哪去找它的对应体，用什么做它的参数呢？这正是母亲反对我不背典，只想知道对症下药，坚决不肯教我绝招的原因。因为对症下药只是中医之表，而不是中医之理。可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往往连对症下药也不得要领，更谈不上对中医的信仰，于是纷纷改行做西医去了。

 

当一个西医生只要学会所学的就可以了。可要想当中医，如果你不能超越道德，超越我们的生存环境，超越我们的时代，不能有一个自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不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有个整体把握，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中医。你是无从诊断和制定方案的，你就会学起来不摸头绪，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的确是不可学的，尤其是在科学强势的今天。

 

当年，我之所以没有接受母亲的“师传”是因为国家不承认师传。没有文凭就没有考医师证的资格，而文凭只能靠上医科大学才能取得。而上大学的，是接受了十二年“科学”洗脑的年青人，而且是洗脑成功的青年。当他们接触到与以往所学完全不同的阴阳五行观念时，他们是抗拒的，排斥的。他们会非常自然地将中医做西化处理，何况中医药大学分科、分类的课堂教学，把中医真正肢解了。把中医一般性地，科学性地，杀活地交给了学生。我想，母亲学医时如果不是师传，而是来于课堂教学，会是什么样？

 

十分可笑的是，医学院，尤其是中医学院的教授，只会教学，不会看病的比比皆是。而中医分科，各科老死不相往来，更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

 

女儿在中医药大学读到大二，便在家乡拜师，临床学习了。她决心在毕业时能够看病、摸脉、开方。对此，我无言以对，只能任她摸索前进了。

 

医院的形式，从母亲的行医实践上看，也不太适合中医。分科，只能开药房里面的药，不能自己配制药，不能提前准备药，真正的中医在医院里是很受限制的，如同绑住手脚。如今我理解了母亲为什么离开了大医院而单干，这不仅仅是她的个性使然，而是和她一体的中医排斥医院这种行医方式。

 

女儿的师傅就是师传的，医术很高，慕名来求医的还有邻近几个省的，但他没有文凭。是医院临时聘用的。女儿说，上级领导来视察，就询问他的学历，弄得他很自卑。他被聘中医院，养着全院的人。女儿一开始还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开精方而要开大药方，后来才知道是为了医院的效益。有真本事，然而没有学历，使他举步维艰。他必需通过自考取得最低等的文凭。每天一上午就要看四、五十号病人，休息时间还要准备课业，学习必须备考的英语，虽然他是医生，可他身体很虚弱，他没有休息时间。

 

为了获得文凭，女儿必须将西式的课业学得达到学校要求，还得学政治，英语和大量的西医课程。又学了一个又一个的专业文凭。同时又实习临床、实习针灸、推拿……。在其它专业大学生可以尽情玩乐时，她却课业繁忙，学习紧张。老师照本宣科的讲课，使她更多地进行自学。而这一切又都在她有意识地抵制西式思维的干扰下进行的。她和我开玩笑说，大脑不停地做这种切换，会不会分裂啊？

 

(三十)
师传，可能学成纯中医，而女儿是在学校学习，她又必须学好西医。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既学好中医又学好西医在理论上是不可行的。这的确是个实验，把中式思维与西式思维统一起来，既便是在B超上清楚看到肿瘤了，也先不做切割之想，这是很难做到的吧？我对女儿说，人类大脑的几次飞跃都是把不可能的转化成可能的。抽象是飞跃，意象也是飞跃。把这两样结合起来更是一个飞跃，我相信人的大脑确有将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潜能。

 

其实在西方，人们对其思维方式造成的偏彼也是有所纠正的。比如法官要德高望重的，在面对复杂案件时，人们想要凭借他的不是他的知识、学历、权势，而是他历经磨励的感觉，人们对他的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权是给予极大尊重的，并不要求他给予充分解释。

 

我在当中学教师时，就有一种无能为力感，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孩子们发展的多样性和可能性，然而学校教育只允许他们走一条道路，实现一种可能，所谓教育不是发展和实现多种可能而是砍伐这些可能，还美其名曰是对小树进行修理，这在我看来非凶手可为。学校教育产生的“科学”产品，合格率极低，众多的非科学废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没发展起来的非科学思维。我曾竭尽全力培养学生的科学头脑，可是收效甚微。这说明许多学生对科学思维就是不感冒。这样一来，与其让兔子学游泳、乌龟练赛跑，就不如让他们各行其道来得好。东方人既然擅长形象思维，那么就让他们如日本人那样对西方文化运用模拟追随学个八成，而在擅长的领域施展才能到极致不是很好吗？

 

当前，关于中医讨论得最热烈的是说它究竟是不是科学。我觉得这不是个问题，中医不是科学没什么不好。二十年来，科学发展了多少？二十多年前的那本西方的《育儿百科》如今看来，已经相当不科学了。可一个瘦弱、有病的孩子已按当年的科学方法养育长到了二十多岁了，科学对此负得了责吗？三十年前我学习的关于生命、宇宙、物质、粒子的许多定论，如今改得面目全非，有些与从前正好相反了，谁知三十年后，科学又将改变多少？科学的最终发展将会证实中医的真理性，相比之下，中医的落后如果是指它二千多年来没有多大变化，我倒希望它能继续两千年没有大变化，就反倒证明它是永恒的真理。比如育儿，越是“先进”的、新的、科学的东西，反倒是最危险、有害的。还是传统、自然的方法更稳妥。

 

好在理论的批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让许多人把功夫用在证明钻石和钻石比窝头有价值吧。西医的飞速发展恰恰给中医留下了足够的发展空间。西医的治疗成本，使最发达的国家也难以支撑其医疗体系。我国目前的医疗体制更是提出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这就给了中医以喘息和掘起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历史总是这样公平，虽然中医百年来被摧残的七零八落，但必竟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空档。

 

当前振兴中医要走毛主席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以中西方医学理论与中国医疗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将中医的治疗观，养生观，世界观，人生观合为一体，以传统文化推进中医的普及，以中医为依托促进传统文化的复兴。我之希望中医生存和发展，正象希望于它的哲学内涵能充实女儿的灵魂，使她沉稳、安祥、温润、自然一样，也能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一条能够在不可解时用来自救的道路。

 

女儿学中医可以实现她做一个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愿望。让女儿能救世济人，终身有靠，独立自主，事业有成，活到老学到老，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有自己人的尊严，有自己的人生信念和事业追求。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说说可以，谈何容易？做一名公务员你如何做堂堂正正中国人？一个下岗工人，一个街头被警察赶来赶去的小摊主，一个饿着肚子的民工，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人是否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还要由他所依托的职业来决定。毛泽东评价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而白求恩如果不是一个医生，想要争得这一评价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一根细细的纱线，从母亲到我再到女儿再往下延续，延续的是血脉，是中医，是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情感。这条细细的线波动着，向周边颤发着东方人特有的对他人的关爱和温情。愿我们相互呼应着走下去，走向明天。


（三十一）
家里的电话现在经常是病人打来找女儿的。女儿统统建议他们去找她的师博诊治。女儿说：“我是学生，在取得医师资格证前不能行医。”女儿不看网上有关中医的讨论，对我热衷于这种讨论报以宽容的一笑。她说：“没必要去和人争论。中医能否存在，是否科学不是争论来的，是靠实践。只要中国还有这么多人，还有这么多农民，中医就必然会存在下去。我将来的工作岗位要定在农村，城里的老爷们要找我看病得到山村去访我。村童会‘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人们找女儿看病，确切地说是找她诊脉。她言病很准。每天，一个上午就要摸五十多个病人的脉。给一个病人摸脉，其它人全瞧着，中医看病到如今还是现场考试。要想取得病人的配合，医生先得看准脉。

 

女儿的诊脉如今已让好多人称奇了。她摸着脉，对病人说，：“你血压太低了，头晕。”病人叫起来：“这你可错了，我是高血压病，西医一直治不好，我才来看中医的……”女儿叫护士给病人量血压，量了两遍，全是血压低。女儿说：“你把高血压都治成低血压了。”另一个病人，女儿说她：“肾结石，子宫肌瘤，小叶增生……”病人不信，说她没有感觉，女儿开了B超单让她去检查。她回来时晃着单子喊：“真是的呀，全有，一样不少啊……”。

 

女儿的师博对她的进步也感到惊奇，说他没少带学生，带了几年不会摸脉的人也大有人在。便是能摸脉的，也没有能达到女儿这程度的。有不信劲的师兄、姐来和她切磋，却不明白她是怎么入门的。女儿的同学，一个中医药大学的尖子生利用实习机会，随同女儿来见她的师博跟着实习。可是这个学生只跟了五天就离开了。因为感到无从入手，茫然不知所措。

 

女儿总是毫不保留地把自己心得体会和盘端出与同行交流。她说，中医事业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我要把我学到的东西与大家分享。可同行们往往无从感受。女儿说，其实中医本身并不难学。难在人的头脑被现代思维屏蔽住了造成理解困难。一个脉，把什么情况都告诉人了，可摸脉的人却感受不到，当感觉被穿上了铁盔甲，还怎么能知道脉告诉我们什么了呢？

师博说女儿入门快是源于女儿心灵的纯净，没有受到污染。

 

女儿变得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谦虚。她摸到一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脉，就琢磨着摸来摸去不罢手。她师博看到了，就给这病人诊脉，对病人说：“你做过气功，你的病就是从做气功上来的。而且你的病在腠里之间，非药力能及，不好治。”病人说他做的是瑜咖功，应该是没有害处的，可却吃不下饭，遗精繁烦……师傅微微一笑说，慢慢服药调理吧。

 

中午，女儿请师傅吃饭，追问师傅是怎么看出来的。师傅从经络角度给她一点拨，她豁然开朗，点头称是。女儿回来对我说，如果不从经络角度去认识，这个病既看不出，又无法解释。可是在脉象上这个病又有，又与其它病有区别……女儿说，看来经络学说就是应有一个合理解释这样的要求而生的。

 

女儿上午在中医院跟她师博给人看病，下午到西医院，跟外科医生上台做手术。我家的椅子扶手上都拴着她练习打结的线。我买回来的肉，也先被她剖开，又被缝上……

 

女儿告诉我，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到了一定境界时，就相通了。高超的西医在做手术时，往往不用刀做剥离，而是用手，凭感觉将肿瘤，病块摘除，不伤及其它组织。所以，华佗要是做手术，没有现代的手术器械也是能做的。中医的手术没有发展起来，不是因为中医排斥手术，而是被人为地阻断了。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书中就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已达到较高水平,但古人肯定是难以接受手术，曹操就是一个例子，居然把提议做手术的医生给杀了。看来，中医的发展便是在中国也是受阻的，中医如何发展也不能全由中医人来决定。

 

（三十二）
女儿告诉我别担心中医面临的处境。她说，要灭中医并不容易。有人要取消农历，你认为可能吗？不可能，因为农民种地必须要用农历。有人要取消汉字，你以为可能吗？看看日本，韩国又大量恢复使用汉字就明白了。只在中国还存在，中国的农民还在，农历还在，汉字还在，那么取消中医就只能是痴心妄想。当然，如果中国被美国灭了，通过立法取消了中医，那中医才是真完了。可只要再过五十年，西医就会认识到中医的重要性，那时就是西医转过来想要学懂中医了，这是历史的必然。

 

可是，在临床上，与受过现代教育的病人在这个问题上就不是太好沟通的。一上午要看五十多个病人，要想对每个病人进行详尽的中医学方面的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女儿说起师傅如何对付这种情况时把我笑得肚子疼。同时也深刻感受到中医的无奈，站在现代角度理解中医当然很困难。

 

但是，女儿认为，西医的发展对中医绝对是个促进。一个没有对手的武士是难以保持活力的。我也感觉到中医在女儿这产生了变化。母亲给人诊脉时，只能从中医上说病，说症状，说感觉。而女儿诊脉直接说西医的病名，说出指标度数来。这又是女儿在西医院学习的成绩。在西医院，她借查脉博而诊脉，她借写病历而分析各种指标和数据，而这些分析又被她融进中医中，这使她与病人交流时更方便，快捷。她说，我先做一个合格的西医，而做一名合格的西医并不难。

 

回到家中，她总是捧着医古文研读。她知道，如今的人们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不管什么理，以为说了人们就会懂。只要说得明白，就能成为人人可以接受“真理”，人们之所以不接受是因为说的不够明白。基于这一思想，全国一片质问声。到处都是讲解，辩解声。人们这张嘴可真是没白长。其实，人们的交流范围并不宽。便是物理，化学，数学也是可以大众交流的吗？也是一说就懂的吗？那个因做瑜咖功而至病的人就不会明白，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健身活动吗，怎么会至病呢？他不会明白，说瑜咖功可以健身是有前提的。在西方国家做体操的确不会至病，而把瑜咖功当体操来做却往往会出问题，这可不是说句骗人这么简单的事。如果只承认中医骗人还好说，谁能说出中医怎么害人？哪个西医能说出中医害人的机理？女儿笑说，便是能研究明白中医如何害人都能是个好中医，为此，当然要好好学习。既然是生在中国做医生就不可能象美国的医生那样完全回避和无视中医了，这也是我身为中国医生的责任吧？

 

既然认为道理是能够听明白的，那就应该认真听。可如今是谁也不肯听谁的，全在自说自话。中医备受质问，可是质问的人真的肯潜下心来了解一下中医到底是什么吗？是否肯静下来，认真听一下中医的解答？就象骂鲁迅的有几个是好好看过鲁迅的？所以，真正的中医是不会浪费时间和质问的人纠缠的，于是，质问的人总是不战自胜，洋洋得意。

 

我母亲从不反对西医。相反，她从中医角度去理解西医。来找她的病人好多是经过西医治疗的。她总是仔细询问治疗过程，根据病情琢磨西药在人体中的作用。有时，她还把西药弄来尝，象李时珍一样，给西药定味，归类。我亲眼见母亲将中药与西药配伍着服用。我想，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也都是这样丰富中医药材的吧？

 

唐宗海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应当融汇贯通。他在行医治病的同时，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吸取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等知识，撰成《中西汇通医经精义》2卷，于1892年刊行于世。书中附有西医解剖学图，是我国最早汇通中西医学的著作。 1894年，他的医学代表作《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刊出，行销海内外。唐宗海是我国在理论和实践上汇通中西医的先行者，其医名不仅大噪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而且蜚声印度支那和南洋等地。在这里有中医人好什么面子的问题吗？

 

（三十三）
按照线性思维，治病的方法往往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或者说只有一种是最正确的。就象一个人要去北京，路径在他头脑中只有京广线。虽然他也承认条条道路通北京，但京广线在他头脑中却是根深蒂固的。但如果站在交通这个高度讲，那路径就要开阔得多，不仅有陆路，那水路，空路也都是路。西医的理论是统一的，可治一个病人的方案却可以是多种的。中医的理论基础是一个，但治同一个病人，每个中医却可有不同的治法。中医治病有派别，“火派”，“寒凉派”，“攻下派”， “补土派”， “养阴派” ，“温病学派”等等。同一个派别的医生治病还有各自的风格。不懂行的人会奇怪，“寒凉派”是不是只能治热病，不能治寒病？不然得寒症的人还不得让寒派的人寒上加寒给治死？同理，火派的人也只能治寒症，不然给发烧的人下大剂量的附子还不把人送上西天？女儿说，她发现，便是做手术，不同的医生也有不同的风格。

 

这就是说，如果在风格之间做对比，好、坏，对、错这样的标准往往派不上用场。好多病人来找女儿和她的师傅，就是讨论治疗方案的选择。每种方案的效果都是需要好多条件来支持的，所以，一个医疗方案的好否，不仅要看医疗方案本身，还要看你是否具体所需条件。如果用西医的方式，住院治疗，做手术，花五万元把病治好，而另一方案是不住院，服中药，花几百元，把病治好八分，你选哪一个呢？对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选择后种。

 

看官会说，这中医还是不行吧，这病怎么不给治去根，还留两分呢？女儿年轻气盛，急于求成，在给人治病过程中就惟恐不尽其能。虽然我对她说，我母亲给人治病只是扳过病势，给人的自身调节留有充分余地，可她说，在当今西医疗效的比照下，中医不能再走这种老路子，她极力促使她师傅在疗效上达到尽善尽美。为此，她师傅专门同她谈了一次。师博说，病，不仅有表现，还有来路，这个来路既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原因。医生治病往往是治病的表症，可这病的来路，比如由于人的体质原因造成的人常患的某类疾病，医生还能改变体质吗？在这种情况下求根治，就是堵来病的路和改变人的体质，而这对医生来说是不明智的。师傅告诉她，治病要留三分。就是不要把来路全堵死，使这路径一直是显见的，让来病不创第二条路。如果把路堵死了，而由人的体质决定的易招之病再创第二条通道的话，其危害性要远远大于第一通道。因为，没有更大的力量决开不出第二条路来，所以，要留一个观风口。女儿明白了。可现代人怎么可能接受这一点呢？治病务求斩绝除尽，谁肯带着三分病呢？所以，中医和西医绝不是在技术上不能包容，而是在治病理念上距离汇合还有一段路要走。

 

有人说用中医传统理论解释不了西药的疗效，这不对。如果是这样话，中医就没法接手治疗由西医诊治过的病人了。如今中医不可能不认真考虑西医西药对人的作用。因为到中医这里来的人有好多是经过西医用尽了西药的。中医要详尽了解病人的治疗过程。中医不仅要了解西药的疗效，还要知道西药所走的经络，不然如何对症诊治呢？当女儿问到病人曾用过激素类药物时，她就会和师傅交换一个眼色。因为师徒二人认为激素的作用是调用了肾阴精，这如同动用了人的先天储存，而这不是用后天之力易补的事。至于说到西药的作用，中医本身都有各家各派，而且相互理解，唯独不能理解西派？况如今中医药大学中的西医药课程量很大，学生学得也相当好，每年都有很多考上西医医科大学研究生的。又怎么能说中医不懂西药呢。要说西医不懂中药那倒是真的。

 

女儿走到哪都有人跟她谈到病。都把手伸出来让她给号脉。她说出相应的西医病名来，提示人去医院做检查。人们拿回来各种检验单，还是来找她看，一起讨论病情，听取她的治疗建议。她在医院中可以是医生，在医院外还是医生。她可以依赖医院的仪器，也可以不依赖医院的仪器。她甚至可以在什么药也没有情况下，凭着一根针灸针当场给病人治疗。当连一根针也没有时，她用推拿按摩，也能履行医生的职能。这一点往往又是西医所不能及的了。

 

（三十四）
提到中医，总有人说它博大精深，还有人说它奥妙无穷，我不怎么同意这样的话。世上有什么事是没法理解的？为什么要把中医说得神乎其神？凭心而论，我从未认为母亲是个聪明人，女儿的智力也就是中人。用我父亲嘲笑母亲的话说，古时尽是考不上举人的秀才因做官不成，做工不能，才去学医的。所以，郎中的地位在古时一直是低于读书人的。书读得好的人早就考状元，走仕途了，谁会去做郎中？这说明中医并不是靠最聪明的人来传承的，其学问也不是非得最聪明的人才能理解。

为什么会出现当今世人觉得中医不可理解从而要否定它的现象呢？我想，这是环境使然，是时代的屏蔽作用造成的。这就象让当今城里的孩子学种地一样，不在农村这个环境中，便是把农业大学读到博士，终不是农民，与种地隔着一层。农村的孩子跟随着父母，没有特意学就会种地。关键是环境。

 

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我认为古人创造中医理论不是什么神奇的事而是生活自然。让一个现代人手执长矛到森林中去打猎，十有八九得是让狼吃了。用长矛和用枪狩猎哪个技术含量高？这要看怎么对比。把中医理论放在它所产生的环境中去理解就不难。就象置身在猎人中间，只要观察就能够理解一样。

 

中医的现代化，在我看来，就象种田现代化一样。如今，农民种袁隆平培育出的种子，在田间管理上，把传统方式与现代方试结合得浑然一体。看到一个老中医告诉他的弟子，学中医是“方外有法，法外有方。”我想这就和农民种田一样。具体种什么，怎么种是方，但不能不考虑气候、旱涝这个四季之法。但是，一切都按法来吗？如果有温室大棚，冬天也是可以种菜的，这不就是法外有方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肯定中医，肯定中医理论，也肯定西医。母亲对西医西药，能用中医理论去涵盖的，就用中医理论去理解，一时理解不了的，就把它当做法外之方。难道西医的“法”就能涵盖所有病，就没有遇到过法外之方？

 

中医产生的土壤因其遥远，总让觉得不真实。其实，这块土壤不仅是我们脚下的，还是现实的，便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西医，也南橘北积，与外国的医生“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不管西医是否承认，在我看来他们也还是有本土特点。

昨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位朋友，她告诉我刚从北京回来。她在日本留学的儿子病了，在日的亲属打来电话，泣不成声，说是病得很重，全身红肿，医生说病人最终得溃烂而死，得马上拿十五万人民币住院。我朋友两口子一听，急如星火，一时去不了日本，便让儿子马上到北京，这边老两口也赶到北京去。我说，在日本是不是看的小医院啊，上大医院看啊，朋友说是在大医院看的，是个有四百多位医护人员的医院，全面做的检查，拿回来一大叠查验单，院长又亲自出诊给看了，溃烂致死就是院长说的。

父母在北京接到儿子，马上到北京医院看病。医生看了一眼，把挂号本朝他们一丢说：“过敏，停所有药，养两天就好了。”然后就喊“下一个！”这态度顿时把朋友的儿子气坏了：“这还讲不讲点人权啦？我在国外，人家对我的病极为重视，院长亲自出诊，怎么到了咱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医生奇怪道：“小伙子，怎么了？你还想吃点药咋的？你这病就是吃药吃的，不停药不能好！”父母把儿子拉出去，不让他跟医生吵，托朋友上203医院再找专家看，这专家也不重视他的病，只是和同事们笑嘻嘻地传看他拿回来这些检验单。朋友一家哭笑不得，只好领儿子到大连玩两天，结果这病真就好了，儿子又返回日本。

我听了觉得挺逗乐的，又详细问了问。要说这条件，设备和培养医生的方式，人家日本那是比中国强多了。可一到实际上，怎么这外国医生有时就显得有点幼稚呢？我问朋友是否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北京的医生。朋友说问了，北京的医生说，这国外吧，医疗条件虽好，医生也多，但他们国家人口没我们多，轮到每个医生看的病人数就比较少，这医生书本知识多，临床经验少，哪象中国医生整个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多识广哪？听了朋友这番介绍，我想，相对日本医生把病人总爱归类，中国西医的着眼点更侧重个体，这就使中国的西医无形中有了中医的出发点。显得象中医一样重经验。由此可见，我们这块土地适于生长经验化的医学。

 

（三十五）
人们之所以觉得中医玄而又玄，是因为中医理论，什么阴阳五行了，五运六气了，如今的人住在城里，一整天也不会抬头看一眼太阳，一年到头可能也看不到几次月亮，怎么会认为自己的生存与日月有什么关系呢？

 

我也和女儿探讨过，把这些丢弃一些行不行？比如五运六气是不是可以不用？女儿说，这五运六气绝对不能丢，会摸脉的人都知道，人的身体与气候的相关性相当密切，这四季脉是不一样的，春弦，夏洪，秋毛，冬实。这早晨和晚上还不一样，今春的脉和去年春季的又不一样。而每一脏器在不同季节不同地点的表现和功能也不同。不用五运六气学说还真没法统领和推演这些现象。女儿问，如果我姥姥抛弃这个学说，她怎么可能预知这一年将会流行什么疾病呢？

 

为什么中医现在看病的效果不够好？看看还有几个人运用“五运六气”学说？现在的中医普遍地乎略五运六气学说。有人提出，中医摸脉为什么不能用仪器替代使之更准确？这么问的人是先把人的脉都设想成可以是一样的并假定了一个健康样本。殊不知，人的脉不仅春弦，夏洪，秋毛，冬实四季不同，而且老人与孩子不同，男人与女人不同，同一个人的脉在早上和晚上还要有不同，可能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吧？因为我们感觉不到这种不同，但这是客观事实。既然每一个人的脉象与他人都有细微的差别，那么我们用谁来作为健康的标准呢？又怎么用仪器取代？

 

试想，如果没有五运六气的学说做纲领，你摸了一百个人的脉，要是你感觉迟钝的话，你会觉得这些人的脉全一样；要是感觉灵敏点的话，你又会觉得一人一样。这就造成有的人觉得学脉难从而否定脉象。这也是当今好多中医学不会诊脉的原因。抛开“五运六气”学说，脉学就是一团乱麻。

我小时候也因中医的不确定性而对中医颇有微词。一些慕名而来的外地患者，来者的地域越远，母亲摸脉的时间就越长，问的越多，全身看得更仔细。开药时，往往是投石问路，观察药物反应，观察几天后才真正下猛药。我当时也奇怪，母亲为什么看不准呢？

了解了“五运六气”后我才恍然大悟：一个中医就象一个农民，中国农民种地是紧扣节气的。一年四季寒暑的变换被分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播种、插秧、收割，每个步骤都要求天时地利，一旦错过最佳时机，即使只是几天之差，产量也会截然不同。农谚，作为“耕作宝典”，为农民所用。象“羊马年，好种田”这样的谚语为农民深信不疑。小时候听奶奶说： “春分有雨病人稀”，“大寒不寒，人马不安”，也往往言中。这，被称之为物候，物候学现在是门科学。

 

“五运六气” 是中医看病的物候，正如农民一看季节就知道怎么处理手中的种子，一看庄稼的长势就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一样，中医有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侯决病法。

 

中医把握人的生长节律与日月的关系，这不是中医主观臆定的，而是客观存在。春季应是弦脉，出现洪脉就是病了，把脉调得与季节相应就是治病，中医就这么简单。女儿的师博在治妇女不孕症时，就致力于将妇女的月经调得与月律相应。他说，少有妇女月经与月律一致特别是在望

 

月来月经而患不孕症的。

可如果突然把北方的一个庄稼汉送到海南去种地，或给他一把南方的种子，他就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就会观察、了解、思索并且适应，所以，中医有地域性。

 

女儿的师傅每天一上午要看五、六十个病号。女儿给每一个人摸脉，她师傅对好多人竟不再摸，直接开方。因为他不用摸脉也能判断出这人是什么脉。因为来看病的人越多，他就越能把握住物候，越能知道这一时的“病”，越能知道人们整体的“病”。 这就是中医治病的体系性和可重复性。这使他看上去很“神”。

 

和女儿的师傅在同一所医院里的中医也有年龄很大的。可诊室的门大开着，却很少有人登门求医。女儿和他们聊天，回来对我说，这些医生并不是学识不够而是他们无从把握物候，因此无法看病。因为脉象是不确定的，整体的脉象也是处于动态中，如果中医不一直身处这一动态之中就无从把握脉象。所以，一个中医博士不会看病不是他读的书少，不是他水平不高，而是中医这东西根本就不能脱离实际。如果学习诊脉的过程是断断续续的话，是用学书本知识的方法，不但什么也学不会，还得走向自我怀疑，所谓的中医不好学，是因为脱离了实践就无法学。

 

女儿走到哪都给人摸脉。她说，我不能停下来，不能间断，我必须通过这种方式一直掌握着脉候。如果我很长时间不摸脉了，那么这一地区，这一时期人们的基本脉象是什么样我就不掌握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突然让我诊一个脉，那准确性就要大打折扣。

 

女儿问我，我姥姥最早开始行医时是怎么掌握物候的？我告诉女儿，我母亲24岁行医。骑个毛驴，走乡串户，主动上门给人看病……女儿对我说：给我买个吉普车，我毕业后开车下乡，要是坐在城里等，就会象那些白了胡子也还不能看病的中医一样毁掉中医。

 

几千年来，我国人口一直占世界人口的1/4；在气候与疾病的相关性分析上，中医掌握着特大的临床样本。这样持续几千年的观察和积累是世界上任何别的医学都办不到的，尊重来自远古的生活经验，中医并不深奥，亦无所谓古今，它就存在于人类经验当中。只要我们置身于实践中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农民为什么容易接受中医？因为其理相通。我比较注意观察农业现代化，农业能现代化，中医也能现代化。基因工程要是能改变人类种子，中医也能用新方法耕种。

（三十六）
在汉语中，我们把每一天叫“日”，一天的时间是以日的运行来记的。而每个月，在古代我国是以月的运行来记的，于是，年也是以月来记了。可是我们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实际上是属于阳历范畴.，是以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规律来确定的，它的测定又是以浑天说，也就是地球是园的为基。这说明，我们古人想尽一切办法，使主观意识与客观规律一致。古人的经验总是在把我们引向客观，正确，和接近真理。

 

古人把人所受到的来自日月的双重影响，用阴阳来表示，解释，对应………时时用实践来校正和充实使之符合现实。经过历史的淘来荡去，留下一条清晰的河床，这就是中医理论了。如果把中医理论象摊煎饼一样摊进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它其实很简单，很自然，很真实，也很科学。

 

既然地球上的生物是受日月的双重影响，那么，在制定历法上，中国古代使用阴阳合历就成必然。干支六十年是近月会合周期与回归年的会合周期，它表明以冬至为参考系的地月日三体最小相似周期为六十年，这一点与自然规律也是一致的。这使我想到，要么是古人的寿命不象我们想的那么短，要么就是代代相传的记录和观察严密得如同一个人的永生才能观察得如此贴近自然。光说我们中国人重视传统，讲子承父业，讲师传，因为没有这样的传统很多观察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在六十年这样一个循环中，月日对地的交互作用，形成细微差别的地球物候，在中医上用五运六气来表示。五运是，金、木、水、火、土。六气是，风、寒、暑、湿、燥、火。一提阴阳五行，现代人就头大，搞不清它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东西没那么复杂，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理解，比如，当我们认识温度这个概念时，我们用冷和热这两个概念去把握它。当零下二十度时，我们说是冷，可这冷中没有热的成分吗？它比零下三十度是不是热了十度？当我们在零上三十度时说热，这热比四十度是不是凉十度？所以，我们说阴的时候，不等于说阴中无阳，说阳的时候不等于说阳中无阴，那么阴阳所体现的不同的度，我们就用五行来代表，所以，五行是阴阳的不同状态。我觉得阴阳五行是很实用的模糊数学，从这一点上说它是先进的并不为过。

 

当阴阳五行这样一个体系建立起来时，它就成为医家的“法”。如今在中西医之争中有一个中间派。提出只要中医的药方，不要中医的理论。这种只要方不要法的做法正是我当年想学中医时对母亲提出来而遭到她断然拒绝的。我当时想，母亲治再生障碍性贫血，治银屑病，治不孕症等绝招教我几个，我此生就不会遇绝境而不能逢生了。我很长时间不理解母亲怎么会这么迂腐。现在想来，只有方没有法，中医就没有再生能力，就不能自我校验，就不能调整与时与地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与时俱进。法，是中医的生命。

 

如果没有人体的随季节而产生的生理变化，阴阳五行对中医就毫无意义。女儿说，每当季节交替之时，第一批上来的病人几乎都是“时令病”，就是身体节律与季节没有同步而出现的不适。而这批病人，往往又可以作为把握其它病人的标尺。因为医生对时运的把握是要通过他所面对的病人才能具体。他要在病人中树一类典型，当作标尺，作为当下时运的具体体现。所以，对中医来说，他的病人越多，他看病的准确程度也越高，效率也越高，因为一个个病人在他这个当医生的眼里相互间都是紧密相联的，可互相参照，个体是整体物候的一部分，病人越多，他对物候的判断越准，效果当然也越好。所以，病人少的医生，他用来把握和判断物候的基数太小，影响其准确性，就会出现病人少的中医会试探着给人治，先后用好几种方法。因此，我让中医看病不轻易换医生，就是给医生充分了解病体的机会。

 

这样一来，有的老中医给人看病颇有点象老农卖瓜，捧起一个瓜用手一掂：“六斤！”又一拍：“保熟！”这时你非让他拿出证据来，他真拿不出。不过你可以找称去称，找刀去切开看。当年我到队里瓜田去取瓜时，从来没有向老农这种做法讨要科学依据。农民对中医要比有的科学家理解的到位，这并不是中医不科学的证明，也不是农民愚蠢的证明。其实毛主席比较明白这个道理。

 

现代生活日益脱离自然，使我们以为我们与自然没有多大关系。然后西方科学家开始陆续发现了“生物钟”，发现了“生理节奏”，又发现夜里不适合搞体育锻炼，发现用日光可以治疗失眠症……说实话，因为我一直密切关注和追随着科学发展，所以这样一些科学新发现把我一步步地推回到我母亲那里。相比母亲当年说的，这些新发现只是方，不是法。这些方可以不用科学去发现而用法就能推演出来。

(三十七)
认为现代人比古代人聪明，西方人比东方人聪明，知识分子比体力劳力者聪明是偏颇的。我不认为拿着枪的人比手执长矛的人聪明。现代人有技术，古人有技艺。可现代人对技术的依赖使人只见技术不见人。西医门诊医生形同虚设。你对他说肚子疼他不能给你一个诊断而是让你去做B超，如果你肚子里真长了什么也不是他告诉你的，打B超的人就告诉你了。女儿说，进了医院如同进了一座工厂，大家都是技术工人，冷冰冰的。

 

中国人为什么谦虚，孔子为什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因为前人所知道的东西，我们现代人并没有生而知之，就象每个人都要从走路学起一样，这是不能省略的步骤，即使你今后的人生是以车代步，你还是要学走路。当代科技水平是由科学家们代表的，可大多数人认为科学家也代表了他们，对古人嗤之以鼻。弱不禁风的现代人手里有了一把枪，就可以嘲笑猎人的体魄，勇敢和身手。我们把西方人的强盗作风学来对付古人了。

 

我对看上去很荒唐的事也不敢轻易否定。荒唐的事物有如洪水，中医的道路，如洪水退后留下的河流。有个网友叙述在中国流行过的“打鸡血”“红茶菌”等疗法，很为其愚昧而感慨。虽然这些流行的疗法是闹剧，但医学也好，科学也好，走的很少是直路，纵观科学史，不也是洪水过后留下的河道吗？其歪打正着的意外之得也比比皆是。如今科学当皇后了，人们总想给她洗白，给她重修一个好出身。有这个必要么？我给中学生上课时就讲科学的本来历史，不让孩子们对科学形成迷信，不压制自身的创造性。

 

打鸡血看似荒唐，有体质过敏者出现负反应，可打青菌素的人也会有过敏者，抛开表面的荒唐，从中医角度看，动物疗法是一直沿用的。不仅入药有大量动物，就是活体动物也用于治疗，如用水蛭吸血，蜂毒治关节疼痛等。宠物对人的治疗作用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也是生理上的。如今西医也发现小时候家里养狗的人，长大后可少患好多过种敏症。中国古人还看出猫是一种冷性动物，适宜治温病；狗是温性动物，它们宜治像癌、肝硬化和关节炎这样的冷病。动物性疗法，在世界上已成为一门公认的科学.

 

我有个同事，她从不吃鸡肉。如果在家请客，就找我去替她做菜，她到外面站着，说是闻不了鸡味。为了把鸡烹得没有鸡味，我用做香酥鸡的做法，先把鸡煮了，再用桔皮，料酒，香菇等上火蒸，出锅后再用旺火油炸，我让她闻，哪里还有鸡味了？可她还是不吃，为了不让我再费力了，她告诉我她不吃鸡的原因：在她十二岁那年，她生了一场大病，眼看要死了，气息奄奄。于是家里用了最后一招，从架里捉来一个老母鸡，来到她的床前，猛地撕开母鸡的胸膛，一下子按在了她的胸脯上。她就此活过来了，从此就不能吃鸡肉了。

 

我曾和女儿探讨母鸡治病的原理。女儿说，如果用中医理论讲，那就是借用了母鸡生命的真气。说到“气”，这是最让讲科学的人反对的了。虽然对女儿来说，她觉得气的存在是很自然的，她说，不同季节的不同脉象，就是人对气的感应，经络就是气的通道，学针灸只知道剌穴位，不讲经络，不重气感，不懂配穴，那针灸就不是针灸了。

 

想起女儿两岁时，病的心衰，打毒毛甙抢救，我知道办法用尽了，要求医生给女儿输我的血。医生嘲笑我说：“你的血是药吗，能治什么病？”我坚持输我的血，200CC血输过后，女儿紧闭了两天的眼睛就睁开了，要东西吃。我想，我的血，现抽现输，是不是和打鸡血，撕活鸡有异曲同工之处？

 

不否定什么不等于就是承认和宣扬什么，而是一种审慎的态度，我总觉得否定是容易的，而多问几个为什么没有坏处。

我们现今头脑中所装的东西与古人不一样了，这不等于说我们脑袋这个容器也有了质变。而我们的肉体几千年来更没有发生突变，因此，在治病这个问题上，选用一些有效的古老的办法可能比新办法更安全。如果一个彪悍、勇敢的猎人手里再有一把枪是不是很完美？为什么有了技术就非得排斥技艺呢？

 

女儿的一个同学，通过门路，跟一个很有名气的中医实习。他惊讶地发现，这个中医还十分善长用西药，其治疗效果要高出一般的西医，也就是说，做为一名西医他也是高水平的，可他仍立足于中医。现在的中医并不是生活在古代，很多人的科技知识要高出写批判文章人的水平，如果科学足可以推翻中医理论，他们有什么必要坚守？做为中医能理解西医，当然，好多西医也经常建议病人去看中医。而写文章要求取缔中医的，往往什么医也不是。

 

（三十八）
和年轻人谈中医很难，便是谈传统文化，往往也没有切入点。年轻人习惯以现代角度看问题，传统的东西在他们头脑中没有落脚点。

 

后来我总算找到同年轻人谈传统文化的突破口了。我问年轻人：“喜欢吃饺子吗？”大多答到：“喜欢！”我问：“制作饺子的原料是什么？”都能举出：面粉、肉、菜、油、盐等等。又问制作饺子的工序。也知道，和面，做馅，擀皮，包饺子等。我问，包饺子麻烦不？年轻人承认是很麻烦。我说，既然制做饺子麻烦，按照肉烂在锅里的理论，我们把制饺子的原材料放到锅里一起煮熟了吃不是一样的吗？何必费这事？年轻人说，还是饺好吃啊！我笑了，这就是中国人，追求美味，即使是事事向西方看齐的年轻人在吃这个问题上也不肯放弃口腹之欲去以西餐为主。

 

我说，如果真的想向西方学习，我主张首先从吃饭上学，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要知道外国人就不费功夫包饺子。西方人吃饭，基本上是从营养的角度理解饮食的。不怎么追求口味，享受在饮食中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故而西方的饮食比较简单、实在，虽口味千篇一律，但节省时间，且营养良好。西方这是一种理性饮食观念，这一饮食观念同西方整个哲学体系是一致的。他们研究的对象为事物之理，事物之理常象面前这盘“法式羊排”，一边放土豆泥，旁倚羊排，另一边配煮青豆，加几片番茄便成。色彩上对比鲜明，滋味上各种原料互不相干、绝不调和，各是各的味，简单明了。纵然有搭配，那也是在盘中进行的，这种形上学理互相连贯，便结成形上哲学。这一哲学给西方文化带来生机，使之在自然科学上、心理学上、方法论上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可中国人做饭的制作过程叫烹调。烹是煮熟食物，调是调和五味。所谓五味，是指酸、苦、甘、辛、咸。中国烹饪讲究调和之美，菜点的形和色是外在的东西，而味却是内在的东西，重内在而不刻意修饰外表，关键就在于它的味。中国人吃饭却要重味道，而较少关注营养，而美味的产生，在于调和，要使食物的本味，加热以后的熟味，加上配料和辅料的味以及调料的调和之味，交织融合协调在一起，使之互相补充，互助渗透，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好味道的意蕴却是难以说清的，这正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吻合。中国人对饮食追求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意境”。意境是一切艺术的中心，饮食文化也不例外。

 

而追求美味还算不上中国人对饮食的真讲究。中医更是要求适口味美首先要合乎时序，夏秋清淡，冬春浓郁；还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更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中医认为，味道不同，作用不同，在选择食物时，必须五味调和，这样才有利于健康、若五味过偏，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五味调和得当是身体健康、延年益寿的重要条件。

 

女儿说，人们一提到医，就一定要想到药，其实，医生不用药也可以给人治病。好多病，比如高血压，胃病，脂肪肝等，不吃药，仅改变饮食结构就能达到比吃药更好的效果。据西方的植物学者的调查，中国人吃的菜蔬有600多种，比西方多六倍。所有食物在五味上都有归类，进行调济，配伍，也是药用。真正的讲究还不是味美，中国人关于吃的讲究真是太多了，在五味的追求上均达到了极致。这绝不是仅仅追求美味能达到和能概括的。如今的一些现代病，往往就是仅追求美味造成的，从这一点上讲，中医也讲“病从口入”。女儿号脉时会对病人说：“你是朝鲜民族”。病人感到很惊讶。女儿说，鲜族人长年吃辣，在脉上有表现，在给治病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母亲在世时，每个季节重点吃些什么，都是有说法的。这不独是一个医生会这样做，一般的中国人都知道。比如冬季进补，春季吃些野菜，夏天在菜里拌点芥末，秋天吃萝卜等。吃菜和水果要吃当季的。这不仅合阴阳五行，更合自然规律，反其道而行之就会“病从口入”。如今的现代病哪个不是吃出来的呢？把我们吃的学问抛弃得只剩下美味这一条，能不致病？


（三十九）
不管我怎样欣赏中医，可在医疗体制上我还是赞同以西医为主，不主张大力发展中医。因为西医更符合当下的时代要求。在人口大爆炸的时代，在战争频发的时代，中医显然不能满足批量处理和战地救护这样的医疗要求的。现在马上把中医消灭了，社会还会正常运转。可把西医院关闭了，中医的力量再强上两倍能承担得了社会的医疗责任吗？西医的医生通过课堂教育和集体训练就可以造就，可以迅速地复制。可中医却不是想大力发展就能发展得起来的。

 

有人说中医衰落了。是的，中医人数不足解放初期的一半。可一百年前的中医算得上是昌盛的吗？中医从来就没有真正昌盛过，也不应昌盛，从前只是没有人和它竞争罢了。有人说，中医的衰落是西医冲击的结果，我认为这是给中医自身缺乏竞争力找借口，西医对中医的冲击是中医的历史劫数，也是它成长的内在需要。

 

我很感谢西医的东进，虽然这使中医受压制处于低谷，但这绝不是坏事。在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医一直缺乏挑战对手，一直没有可进行对比的参照，这于中医发展不利。事物并非如火如荼就是有生命力。正因为有西医做对比，给了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审视中医的视点，才使我们得以总结中医特点。对比的目的是为了扬长避短，对比不是裁判眼里的比赛，目的不是淘汰一个。 咱要找准自己位置。人家的东西有优势，咱要用，咱们的东西为什么有短处要考虑。

 

现在有西医承担主要的医疗任务，中医正好可以进入沉淀，调整阶段。

对比西医，我觉得中医比西医大又比西医小。大，是指它存在于是人类的各个领域；小，是指它在技术领域要小于西医。比如说在科学领域，李时珍说“窥天地之奥，达造化之极”，他著《本草》是不是科学追求？中医不排斥技术，中医正骨就是技术，孙思邈遇有排尿困难或尿潴留情况，也用葱管当导尿管。但所有的科技成分都掩盖不了中医学的艺术特点。中医为什么给人以玄妙之感？为什么给中医送的匾要写“妙手回春”？为什么有的人无论怎样主观努力也学不好中医？为什么中医的弟子跟师傅学习的过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整个象一个艺术学习过程？女儿下决心说：“我要做大医，要做上工。”我没有听到一个西医院的医生有这么说的。倒是听过不少搞艺术的人讲，要做艺术家，不做工匠。女儿说，仅仅为济世救人她还不能学中医，为混碗饭吃或其它功利目的都不足以使她学中医，她是在中医里面找到了一种感觉。她这么说的时候我能理解她。我认为既便是在专业领域内找到感觉对人也是很重要的。人的一生往往是寻求属于自己的感觉。比如数学家寻找和谐之美，物理学家寻找统一场论，艺术家寻找意境等。人的感觉有排“错”法，不属于它的东西它不要，感觉有引领作用，它的超越性不能不引起人的重视。

 

喜爱艺术的女儿在学了中医后还不想放弃她的音乐爱好，假期她还时常拎着琴去找她原来的老师练琴。有一天，她的老师说：“你原先拉琴时很有感觉，为什么你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呢？”女儿沉吟了一会说：“我明白了，我的感觉转移了，全转移到中医上去了。”女儿拎着琴回家来说：“一心不可二用说的就是我现在这种情况，我的艺术感觉也不能二用，所以我暂时不能学琴了。”

 

达到妙手回春境地的中医就是大医，大医给人治病就是展现艺术才能了。而艺术性的东西如何普及，推广？如何能被用科学眼光审视的人欣赏？那些无数具体细微的过程，那些感悟体会，那些切磋，那些实践交流，怎么可能仅仅用形式理性的框架框住？笼罩着中医的被看成是巫，是玄的氲氤之气就是由艺术因子构成的。

（四十）
身为中国人，便是做西医时想问题有时也还是有中国人特点。妇产科专家曹泽毅做手术，面对的多是癌症患者，早年他总是尽可能多地清除癌细胞，并为自己清除得比别的医生彻底而骄傲。可是，当看到获得了生命的病人失去了家庭幸福甚至演绎悲剧人生时，他对自己的治疗方式产生了怀疑。如今别的医生做十来个小时的手术他做都不超过两个小时，切除的很少，他开始冒险，死亡率比从前要高，因为他把治疗的侧重点不仅仅是放在让人活上，更是放在活得象人上，也就是生存的质量上，这就是说，他宁可冒病人可能死亡的险，也拒绝用手术刀开创悲剧人生。

 

他这种医疗观念是大可商榷的，这是对眼里只见病不见人的医疗观念的反动，这种治疗方式增大了病人的危险系数，在理性上不是强势。可是作为中国人好多能够理解和接受他的这种治疗方法。

 

 

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细胞生物学研究室主任陈国强得知：在东北有一些老中医根据传统的以毒攻毒理论用砒霜治疗肿瘤病人，并保留了大量的第一手病例。通过对这些病例的研究，发现在当时治疗的32例病人中，有28例能够得到完全缓解。陈国强在临床试验中，每天给急危病人注射10毫克纯三氧化二砷溶液，连续打三四个礼拜，直到病人完全缓解为止，且大多数病人都没有明显的副反应。这一研究成果让西方人惊讶，在西方人的思维里，砒霜就是一种去杀人的或者用来自杀的毒药。他们认为用砒霜来进行静脉滴注而在临床上没有什么副反应，是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

 

在中国地域的西医有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地会偏往中医所走过的道路。我想，是不是东方人的头脑中侧重意象思维的比例要比西方的大呢？

 

女儿小时，我曾致力于她的科学理性思维塑造，与好多女孩子一样，她天生不接受科学理性，常常是道理给她讲得明明白白了，她说：是的，道理是这样的，可我还是想那样。完，什么道理都白扯。怕女孩子到了中学阶段学不进数、理、化，我提早给她培养兴趣，从她小学三年级开始，我用了三年时间，每天晚上给她讲《科学演义》。我认为，中学的数、理、化课程不从兴趣入手，割裂科学发展史，不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如果我能培养起女儿对科学的兴趣，那么中学的科学教育便不是不可以接受了。三年，我不仅给她讲完了科学发展史，还重点讲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把《物理世界奇遇记》也啃了下来，这下，我想应该是差不多了。 可是到了中学，女儿和班里的绝大多数女同学一样，对数、理、化束手无策。我认为还是学校的教学方法有问题，决定亲自教女儿这些课程。结果我发现女儿的头脑拒绝解题，拒绝线性思维。物理老师让她提出的稀奇古怪的问题气得在课堂上呼叫天老爷。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还是不能让她回到逻辑思维轨道上来，我迷惑不解地问她：“我给你讲了三年的科学，你一直瞪着闪闪发亮的眼睛，兴奋、专注地看着我，我问你，你把这三年我讲的东西听哪去了？”她笑嘻嘻地说：“我光看你表演了，哪听你讲了”。我象她的物理老师一样地叫起天老爷了：“天啊，我这三年时间不全是白费了吗？”女儿说：“怎么能是白费了呢，如果你不花这么大的力气，怎能知道我不是科学的料，怎么会接受我学不了科学这个事实呢？” 女儿迫使我接受了人的思维类型是不一样的。其实我知道，我的头脑也不是纯理性思维的，我曾和别人一起做“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题，别人能做上来十道题，我能做上来九道，人说，这就不简单了，再努把力不就能做出第十道题了吗？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没做出来的那道题，发现问题根本不是我再努力的事，我根本就作不出最后那道题，那是我科学智力的极限，表面看我与他人的数学能力只差一道题，实质却是天上地下，能做出最后一道题的人必须得是纯数学头脑的人，而我不是。我是用摹拟数学思维做上九道题的，这不能说明我具有数学头脑，在别人看来，我与数学尖子生差不了多少，殊不知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学别人，只能学到形似，永远不能达到真是，要想真是，就不能摹仿别人。后来我再给女儿辅导功课时就不强行让她用科学思维学习功课，而是让她用一种摹拟思维去学习，这种慕拟方式不能使学习达到十成效果，但可以达到八、九成。但在选择一种终生学习方式时，我不能让她选用终生需要摹拟思维的，而是要用她本性思维的。因为，在各行业达到顶极成就的无一不是自性思维。

 

我看到高工在文章中提出：历史上进入中国的黄种民族甚至占领者都被融入了中华文明，而被中国控制时间长达2000年之久新疆地区的非黄种人接受中华文明的程度就非常低，比周边黄种人国家的还要低，至今也没有一个白种人部族接受了中华文明，这只是简单的巧合吗？这使我不得不想到，中医的思考方式可能真的让西方人难以接受？

（四十一）
有些人认为，没有数、理、化头脑，没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就不能搞科学，或者说逻辑思维能力不强的人所搞的东西就不是科学，是“伪科学”，要被科学捍卫者棒杀。

 

我承认科学是以逻辑、概念、标准、规律等为衡量标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不是科学我不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人学不好科学也正确，但如果以此作为衡量标准来划分智能高低，来划分理性和非理性，甚至决定留存的问题，那么我与“科学”的斗争就是为了争取生存权的斗争了，就是不愿做奴隶的斗争了，这是捍卫头脑领地，不做精神殖民地的斗争。我从来没有说要取缔西医，可消灭中医的口号却是明目张胆地提出来了。难道我的头脑就不是头脑？这坚船利炮还顶到脑瓜门上来了？

 

且不说数学家桐丘城认为数学与美学紧密相联，也不说外科医生在做手术中找到与艺术大师同样的创作感受，更不说艺术感是各领域人的创作动力，只说科学发展难道一直是靠科学自身获取动力和成果的吗？翻开科学史一看， 其中充满了由旁门左道，触类旁通，无心插柳，歪打正着的意外之得。科学史告诉我们，科学从来就没有走过一条康庄大道，科学真正讲逻辑、概念、标准、规律等才几天？袁隆平如果走一条中规中矩的科学道路能有今天的杂交水稻吗？多少大科学家当初所做的不是被“科学”否定的？我不知道把科学打扮的过于圣洁的用意何在？灰姑娘的出身是科学不能接受的？我相信，“科学”现在也还是在用试错法前进。

 

我想，当年为了不让女儿被当今纯洁、崇高的科学吓住，我在给她讲科学史时，是不是把科学发展的本来面目植入了她的头脑？我给女儿讲了三年的《科学史演义》的意外之得是她对科学不迷信。或许她现在正在走一条最本源的科学发展之路？

科学如今如此圣洁，以至于象袁隆平也是很艰难地当上了工程院院士。据说他以后再也不报科学院院士了。科学在一些被称做是科学家的捍卫下才变得纯洁了，可是不是也失去了一些活力？科学的专制，使有些高级科学家除了捍卫科学的纯洁性已难有其它做为。他们把持着发明、发现权。凡是不符合他们科学要求的统统打成“伪科学”。他们甚至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中医的色彩为此一直是灰色的。这样一来，科学高高在上，与其它人类思维产物不可通约，失去了强大的生存基础和营养来源。中国的科学所患的正是气血两虚之症。

 

我在家里生豆芽，把一斤豆子放到盆里，浇上水，放到温暖的地方。不两天，齐刷刷的豆芽就生出来了。我把豆芽取出做菜。盆底总要剩几粒豆子纹丝不动。我称它们为钢豆子。放在手里，看着它们。如果你认为它们是死的就错了，它们是对水、温度，规律，齐刷刷……对生豆芽的反动。我当中学老师时，班上总有几个学生是不进盐酱的，既不是科学头脑，也不是意象思维，被别的老师称做是花岗脑袋。我有时轻拍他们的脑袋，感慨他们是人类的钢豆子，他们受比生豆芽更大的规律支配。他们更是种子。

 

我庆幸女儿的头脑不是科学型的。她知道，推动科学发展的不一定得是大专家，而是多有一技之长，动手能力强，侧重感性认识，注重实效，不太受科学理论束缚的人。

 

女儿放下紧张的备研要去深山访一位八十多岁的采药人。我说，这会影响你考研的。她说，采药人已经八十多岁了，没有人继承他的所知，你以为他还能等吗？在考研和去访采药人这两者之间你认为哪一个更重要？我当然认为后者重要。女儿的朋友们认为前者重要，理由是，采药人只有一些感性经验，他采用一些当今人长久不用的草药，用不符合现代人理念的方式配伍使用，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不能用科学解释。女儿说，这些东西虽然她现在还不能理解，但先抢救性地传承下来，留待以后再研究也不能让它现在灭失。

 

在中国，的确能发生一些让人菲夷所思的事。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女儿在五岁时得了肾病。在当地医院治，到省院治，最后到北京长年住院治。这些治疗只是为了延缓孩子的病，为的是能坚持到十二岁，才可以换肾，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为了给孩子治病，他是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为了让他散散心，能找到他时，我们就请他出来吃点饭，喝点酒。他总是一杯酒下肚就伏在桌上哭。大家都给他捐钱，他会裱画，我就给他揽这样的活，让他多点收入。大家认为他会让这个病孩子拖垮的，应该另做打算，就推举我去跟他谈。我小心翼翼地跟他说，这个孩子也算是治到家了，再生个孩子吧……他没容我把话说完就急了，表示绝不放弃这个孩子另做打算。我只有叹气，无可奈何，等待最后悲惨结局的到来。可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我们当地的一个老头，祖传一个方，只治肾病中一种类型，在乱投医的心理支配下就给孩子用上他这药了，结果这么大的一个病，就象治个感冒似的就好了，好的让人难以置信，什么后遣症都没留。后来我看到这个孩子，不仅健康，而且顽皮，我问这孩子怎么比别的孩子活跃，她父亲说，这孩子小时整个接受的是医疗教育，也算是特殊教育了。这个治病的人根本就不是医生，不知医理，病理，跟神奇不沾边。

 

（四十二）
最近，两个熟人死了，一个四十二岁，一个不到四十岁,两个人都很肥胖，得的同是高血压、脑出血类病。看到他们的亲人悲痛欲绝，我感到人的生命实在是很脆弱。

 

回忆小时候，很少看到胖子，有高血压病的人很少。偶尔遇到一个高血压病人，我母亲会很感兴趣。医院也很重视高血压，血压高一点就给开病假条。有想偷懒歇一天的人，就想办法把血压弄高点。我记得方法是：先跑上八百米，再喝上一大杯热水，大夫给量血压时攥紧另一只拳头……这血压就高了，能得到休息一天的病假条。

 

78年上大学后做体检复检，有个同寝室的女学看着血压计就紧张，量时血压就高了，医生让她一边站一会再量一遍，她脸色大变。我过去安慰她，给她按摩两肘的曲池穴。医生再喊她量时，血压就正常了。事后她谢了我一个大苹果。

 

据我国1979－1980年全国高血压抽样普查结果，20岁以上成人确诊高血压患病率为5.8％，临界高血压患病率为3.3％。如今，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18.8%，上海城乡的高血压患病率为 29 . 2%。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杜松澎公布了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部分数据说，超过一半的中学生血压偏高。从数据库的统计数字看，高血压病和与高血压病密切相关的心肌梗塞、脑卒死等心血管疾病占人口死亡原因的一半。为此，每年的10月8日已被定为全国高血压日。

 

我就奇了怪了，这高血压的人如今怎么这么多了？一般说来，这种时代性，集体性的疾病在历史上往往是传染病，这高血压不会是有“高血压菌”传染的吧？这要是按早先的标准，这一半的中学生和三分之一的上海人岂不是都得休病假？

 

对高血压的成因，医学界说还不清楚。有关专家认为，九成半高血压病来自遗传。我想这高血压家族也和我们一样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专家估计的1.6亿多患病人数也不可能都是高血压家族的人。这种翻番的增长不能不使我把高血压看成是一种时代病。

 

为什么高血压病在当今增长这么快呢？女儿说，当然是今人的生活方式使然了。统计数字已表明，高血压患病率城市高于农村，脑力劳动者高于体力劳动者，现今高于从前。高血压病是当今世界引人瞩目的流行病，而且越是工业发达的国家患病率越高。这就更说明工业化的生活方式对人的影响。

 

看我迷惑不解，女儿说作为不是医生的我完全可以简单理解。她说，血管可以当成水管来看，血压为什么会高？供血量太足或不足了呗，太足了，血压自然会高，在供血量不足的情况下怎么办？人的代偿功能就会提高血压，这就是高血压。常用的降压药是扩张血管，水管子粗了，一量血压，当然就不高了。可是造成血压升高的根本原因并没有解决，心脏的负担没减轻，血管总被不自然地扩张，心脏承担着血管扩张带给它的更大调节负担，这病不但没治愈，还给心脏和脑带来隐患。

我问女儿，如今的高血压都得终生服药，古时的高血压是什么样，是不是没法治呢？女儿告诉我，血压计是1896年意大利医生里瓦罗基发明的。血液的测定大约始于1910年前后，因此历史上中医学没有高血压的概念。高血压属中医学眩晕、头痛的范畴。中医认为引起血压高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血脂高，血粘稠能影响血流速度，从而引发高血压，而贫血，气血两虚的人，也可以是高血压。所以，胖子可以得高血压，瘦子也可以得，但中医的治法肯定是不一样的。

 

中医认为高血压发病与体质因素、情志因素和生活失调等有密切的关系，而以体质和情志关系更为重要。体瘦、急躁易怒的，阴虚阳亢，患高血压的多。体胖的人，脾气虚而多痰湿，风痰相煽，因而血压升高……

 

　　人在盛怒之下，肝气上逆，血随气升，就会发生高血压症。大喜、大悲、受到惊恐，情绪紧张而不安宁，心肝受扰容易患高血压病。生活失调同样可以引起内在脏腑气血阴阳的变化，也会导致发生高血压症。劳逸失度会引发高血压病。

　　

饮食失节在高血压发病诸因素中占有重要位置。过食肥甘厚味，伤脾碍胃，生湿酿痰，痰湿阻滞，风痰上扰，会发生高血压。酗酒之人，助湿留热，肝阳易涨，容易发生高血压。过食辛辣等物，伤阴化火，阴精损伤，火热上冲，从而引发高血压。尤其是嗜食咸味者，血脉凝涩，肾气损伤，则血压上升。

 

以上这些致病因素在当社会都得到空前的强化。
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说，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成人超重率为22.8%，肥胖率为7.1%，估计现有超重和肥胖人数分别为2亿和6000多万。大城市成人超重率与肥胖率分别高达30.0%和12.3%。这些人是高血压的易患人群。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景怀斌指出，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大概是2％，到了2000年，我国精神病发病率已经达到了14％。这个数字说明，精神紧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又一特点。

女儿说，有着这么多胖人和这么多精神紧张的人做基础，社会怎么可能不流行高血压呢？其实，治疗高血压并不难，只要调整生活方式就可让高血压患病率大幅下降，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可人们宁可服用副作用很大的降压药，宁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肯改变生活方式，这种心态下，人们接受中医当然更难了。

 

（四十三）
朋友来我家玩，手中拎一方便袋，从中拿出一盒盒的“龟灵膏”让我吃，说是美容养颜。她自已先开了一盒吃起来，说是每天都得吃三盒。


我拿起一盒，看了上面写的成分说：“这东西不适合你吃”。
她说：“你看功效啊，功效写的是排毒养颜，美容护肤啊。”


我一时语塞，和现代人说话是真费劲啊，想起女儿说她师傅遇到这类情况时往往不做解释，当人们把中药象西药一样理解成功效固定时，她觉得你看成分就是多此一举。

 

朋友是个身体很弱的人，每年都要吃上几剂“生脉饮”，可你一眼照看不到，她就吃什么“珍珠粉”喝“苦丁茶”，这又冒出了“龟灵膏”，真是让你防不胜防。

 

我说：“你老要排什么毒？你身上有什么毒？你所说的毒是什么？一般人所说的毒是指毒火，你有火吗？中国人有几个是阳亢的？你一派寒凉，全指望夏养阳，你可倒好，用这些寒凉的东西把这点阳气全压下去了，搞得脾胃虚寒，真奇怪，你吃这些东西竟然不肚子疼？”

 

她捂着肚子说：“我肚子疼，要上卫生间。”我被她气得哭笑不得：“你这人的心理暗示性也太强了，我没说你时，你一天吃三盒也不肚子疼，我一说，你马上就肚子疼。”

 

她说：“不是的，这之前吃了也肚子疼，可我没往这上想，让你这么一说，就挺不了了。”

 

我曾谈过中药的毒性问题，明确反对“是药三分毒”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治病就是三分害了。砒霜是人所共知的大毒，健康人吃了会死的。但用它来治病时，用的人不仅不会死，反倒会起死复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既便说砒霜是毒药也是有前提的。而对一些普通食品，我们有谁会认为它有毒呢？可我却总是提醒这个或那个朋友不要吃这个，少吃那个的，这又是为什么呢？比如我的这位朋友我就劝她不要喝绿茶，不要喝凉茶。她不肯，说绿茶美容。我说你阳气总是升不上来，脸色晦暗，何谈美？我反对她开空调，反对她吃冷饮，甚至反对她吃苦瓜。如此看来，我不是把一些食品当成有害的东西么？的确是这样，用的不正确，别说药，就是食品也有“毒”，从这个意义上讲，凡是入口的东西皆有利弊之说，中医也讲“病从口入”，当然不是指细菌，而是指寒热。

 

不仅是食品，我对现代的一些生活方式也反抗着。当家用冰箱刚上市不久我就买了一台，我以为我会喜欢，因为我喜欢烹调。可只用了一年，我就把冰箱淘汰了，此后再就没有用过冰箱。

 

现在，我宁可天天到市场上去买菜，而不用冰箱诸存，宁可给家人吃温热的东西，而不让他们吃什么冰镇西瓜之类的。空调，冰箱，让人阳不得升，脾胃虚寒，夏不能养阳。

 

慈禧太后的御医虽然给“老佛爷”弄的不是营养配餐，但却是按中医的养生观配餐。从她的食谱不难看出御医的用心，连用的盘碗也是很讲究的，需要保温的用沙锅，需要凉的用薄瓷碗等。五谷杂粮搭配，应季的蔬菜……

 

对我的这些做法许多人是难以接受的，他们认为这是不会享受现代文明。他们暴饮暴食，贪食生冷，从外面一进来马上就把空调开到最大，觉得夏天不让自己热着，冬天不让自己冷着才是高级生活。吃反季节的食物，……千百万年与自然协调一致的身体不再和自然协调了，内在紊乱了，许多现代病出现了。

 

有人会拿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反对我的说法，因为外国人的生活很现代，身材却很健康，这又如何解释呢？对此，我很注意了解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是怎么解决现代生活带给他们的脾胃虚寒这样的问题呢？

 

我注意到了外国人的体育活动。比如说，他们的健身活动是全民性的。他们热衷于每天跑步这样活动量比较大的运动，不是那种做做样子的跑步，而是真的跑，很大量地跑。这个跑就是一个升阳的做法，在运动生热的过程中使阴阳有机会寻求平衡，它可以抵消，缓解，矫正生活方式的副作用，成为西方国家平衡阴阳的重要手段。所以，他们运动成瘾，不运动就会很难受。

 

一段时间以前，人们争论到底是“生命在于运动”，还是“生命在于静止”？各执已见，莫衷一是。依我看来，“生命在于平衡阴阳”，如果运动能平衡阴阳，生命就在于运动；如果静止能平衡阴阳，生命就在于静止，事情就这么简单。

 

（四十四）
我朋友的婆婆，听人说起我女儿便找上门来让女儿给她瞧脉。一搭上脉，我就觉得女儿神情不对……等人都走了之后，女儿搓着手说：“她这是什么脉啊，怎么无根呢？”

我听了笑了：“这就对了嘛，她的寿是从阎王那买来的，她的脉怎么会有根呢？”。

 

我讲给女儿，三年前这个人病得很重，全身性的渗血，尿里有，便里有，眼睛里有，反正是能渗血的地方全渗血。西医诊断不出来是什么病，也没法治。中医说是亏了肾精，不好补。整个人要完了。朋友这时良心发现，念起婆婆的种种好处来，起誓发愿地要救人，但她也没办法，只是天天找我发泄，闹得我实在是烦。

 

于是，我把她送到一个女巫那去，因为这时只有女巫还有“办法”。不料女巫对我说，这人已走了，你让我怎么办？我说，你到那头去看看人归没归位，如没归位，想想办法，买个寿什么的。

 

于是，女巫指挥我这朋友，搞了一些法术“买寿”，这样一来，朋友有事干了，就不来磨我了，而她的婆婆竟活了下来。

我笑对女儿说：“她是那边的人，这点寿是买来的，她人在这边不过是“假释”，她的脉无根不是正对吗？”女儿无奈笑道：“你真能闹，脉无根还能这么解。”

 

“当然不能这么解”，我收了笑，严肃道：“不过对于生命的认识真的还有待加深。”记得鲁迅曾说，给他看病的德国医生惊讶说，鲁迅身上这病要是放在欧洲人身上，五年前就死了。于是鲁迅说也就不能指望这个医生给五年前就死了的人治病了。如果鲁迅当时要是见到欧洲的女巫，是不是也得认为他这个人“已经走了”？

 

朋友的婆婆是个无私奉献型的母亲。她心中装满家人，唯独没出她自己。让她活下来的不是求生的欲望，而是对家人生活的极度不放心。她点灯熬油般地熬靠，换做是别人，五年前也就死了。

养花的人都知道，有的花性格是“要花不要命”，有的是“要命不要花”。菊花的性格就是前者。几个孩子跳到我的园子里拔了一棵要开的菊花。第二天我在路上捡到这棵已不成样子的菊花，我把它又栽到土里，浇上水。这花又开了，开得一如它没有受过摧残一般。花开过后，这棵菊花死了。面对这棵死去的植物，我久久伫立，心中百感交集。这棵死去的植物不是枯黄色，我一直以为枯黄色是死亡的颜色，它的整个植株，茎、叶呈深褐色，象大酱的颜色，它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竭尽生命，什么是真正的死亡。

 

到了秋天，我来到田野，大地一派金黄，我知道这不是死，这是止，是收，是藏，生命还在继续……

朋友的婆婆正在呈现这种深褐色的生命。延续她生命的是她的真元，是她的肾精。我们都知道人在特殊情况下会迸发出超常的能力来，会做出他平时做不到的事情。尤其是母亲，这种力量更不可思议，那么，这种力量从哪里来？就是肾精。

在理论上肾精是不能补的，亏一分就少一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就是消耗肾精的生活方式。他们让自己处于兴奋状态下，在高新陳代謝的狀態下，腎上腺素分泌一直偏高，遂覺得精力旺盛，不知疲憊。

 

这正如西医用激素，激素治病很神奇，不管什么病，用上都会有奇效。所以非典来了，不知该怎么办，那么就上激素。激素激出来的是什么？就是肾精。就是动用人的先天储备。人在临死时的回光返照用的就是肾精。激素的治病作用不是通过扶助元气来完成的,而是通过不断调动元气完成的。

 

正如运动员用激素会大大提高运动成绩,其作用是靠瞬间调动大量元气完成的, 可运动员的猝死不是激素直接导致元气瞬间消散吗？,便是不死，肾主骨髓,主藏精。肾气大衰就无法完成藏精生髓的工作了。于是,骨坏死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拆东墙补西墙”之举,急功近利的心态是与固本强身的医旨背道而驰的,养生之道，养的是什么，生的是什么，不可不知啊。

（四十五）
如果要从科学上解释“肾精”的话，我想，它应是大自然给我们储备下的“超能” 。当我们遇到紧急情况，比如遇到虎狼，我们可能会突然跑得比平时快，爬得比平时高。科学称之为潜能。

可有时我们把这“潜能”一下用得太多，就会“伤力”。

 

女儿因太极拳打得好被选拔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比赛。赛前进行了四个月的集训，是由专业的体育教师训练。这下可把女儿训“伤”了，如今一提起运动她就害怕。她对教师说：“我打的是中国的太极拳，为什么要进行体能训练呢？”老师告诉她这是科学训练方法，必须得这么做。于是，每天长跑五千米，做俯卧撑二百个，仰卧起坐二百个，扛七十五斤扛铃一百个……

女儿的体能本来是不错的，平时打篮球，踢足球，高中时班里的足球队组建是男女平等，公开选拔，女儿是唯一的女生进班级足球队。可她却被后来的科学的体育训练搞得对体育失去兴趣。

 

奥运会的口号是“更高，更快，更强”。这在我看来已超出一般的体育健身的概念，是无限挖掘人的潜能，挑战人体极限。

但是，大多数运动员却因为运动失去了健康:据保险公司对6000名已故运动员的资料统计,运动员平均寿命才50岁,远低於七十岁这一平均寿命。每年约有1000名德国人在打网球和练习攀援时死亡。根据俄罗斯卫生部体育与运动医学联邦中心的资料，在获得辉煌体育成绩的运动员中，仅有12%是健康的， 看世界杯，中国足球为什么就不行的话题再一次被提出来。

排除其它因素，单从体质上看亚洲人与欧美人就是不一样的。让中国人与意大利人踢足球，我觉得就同让女人与男人踢足球差不多。

 

相对于欧美洲人，我们中国人的体质我想应是属“阴”性的。

统计数据分析发现，身高1.8米左右的欧美白种人，其肠子的长度大约是5.4米，肠长倍数为3；身高1.7米左右的亚洲黄种人，其肠子的长度大约为8.5米，肠长倍数为5。而肠子的长和短正是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的区别。由于肉类等动物蛋白质与人体的蛋白质很接近，很容易被动物或人的机体所吸收，成为机体生长必需的营养成分；素食中的植物蛋白与动物或人的机体中的蛋白质存在着较大差距，较难于吸收，所以摄取食物中营养的通道——肠子必须较长才能完成吸收营养的任务，所以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素食者总比肉食者的肠子长些。

 

仅仅要是肠子的长短不同便罢了，可我们都知道肉食动物与食草动物在性情上还有很大的不同。食肉动物获得的营养较高，如蛋白质较多，因而比较强壮和具有攻击力；而食草动物所获得的蛋白质和激素较少，因而脾气较为温和。同样，欧美人食肉较多，因此不仅比较强壮，也具有较强的攻击性。而亚洲人主要以植物性食物，即碳水化合物为主，所以不仅个头较小，脾气也较为温和。

 

欧美人的狩猎的生活方式也要求他们的暴发力要强。所以，他们的体质是阳盛。肠子要消化吸收动物蛋白质，会分泌出一种叫“去甲肾上腺素”的激素。长期进食肉类等动物蛋白质，就会较多地分泌这种激素。由于去甲肾上腺素会增高血压、刺激大脑皮层，且降低控制情感区域的能力，于是就导致长期以肉食为主的西方人具备了易兴奋，容易产生激情，好创新，好冒险，好出头的秉性。这也是对于长期猎食动物所必须的秉性。

 

东方亚洲人千百年来，以素食为主，性格一般比较温和柔顺、内敛深沉；而足球是一项对抗性极强的项目，欧美人善长这项运动是有他的道理的，那是先天的。与之相比，黄种人的网球开展得也比较晚，可是出现了张德培（他是美国的黄种人），杉山爱，斯里查潘，在中国的一些选手，没有很好的条件，也没有很好的网球氛围，但屡屡有击败种子选手的报道，这是因为网球也是对敏捷要求很高的有拍运动，也就是说黄种人有打网球的天赋。

 

都知道中国是举世公认的“第一杂技大国”，可又有一句话说 “世界杂技看中国，中国杂技在吴桥”也就是说，中国的杂技人材并不是全国选拔的，而是一个县的人才就是世界顶级的了。

 

有人说“我国的110米栏选手刘翔也并非例外，他的短跑并不是很好，只是他的攻栏技术很好，节奏好。110米栏是一个动能与势能相互转换的过程，他每一次攻栏，都将动能转化为势能。因为，刘翔的攻栏技术好，所以他每一个栏都能节省下一点势能，几个栏下来，刘翔节省的势能到了后程就显示出优势，所以人们看到刘翔都是后程发力，最后几个栏超越对手。”这就是说，刘翔要是去跟人家比百米的话也是不行的，咱们占了技巧优势了。

 

（四十六）
探索生命的奥秘需要生理解剖这类学科，但这类学科真的能直达生命的奥秘吗？

生命有如音乐，我们在探索音乐的奥秘时是否用物理方法研究琴弦，解剖琴体？研究发声原理是否等同于研究音乐？我们在研究生命时真的找准“科学”对象了吗？探索音乐的奥秘不拘于对乐器的研究。中医理论超越人体研究生命，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的外在身体，注重外在身体和内在身体的谐调，在这种生命研究中中医把握的不是生命的本质？

除了把自然界作为人的外在身体统一在中医理论中，中医的另一特点是注意把握技术与医学的辩证关系。

 

医术有时会背离医学方向，如同游泳技术会把泳者引向死亡。

年轻时认为 “淹死会水的”这个论断不能成立，因为不合乎逻辑。真要是会水怎么会被淹死？既然被淹死了又怎么能称上是会水？于是，凡是被淹死的，我就否定其游泳技术，其被淹死就是其技术不过硬的证明。我认为这个逻辑象铁三角一样牢不可破。

 

可我后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好多泳者正是死于其有比较好的游泳技术，从而验证了人们的“淹死会水的”这一说法。

我研究游泳者淹死过程的照片，通过分析，我认为有的泳者技术相当好，姿势没问题，力度也很强，之所以淹死，问题不是出在技术上而是出在游泳观念上。最让人痛心的是，死者到最后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游泳观念有问题，如果他们在最后一刻改变认识都能完成自救，他们成了自己思想认识的牺牲品。

 

长期以来，人们凭借技术走到自然的对立面。技术成为人们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武器。我们不仅形成技术依赖，还形成了技术思维定势。这就造成了在危急时刻，有时有技术比没技术糟糕的情况。靠技术游泳，尤其以竞技状态渡江是很鲁莽的做法。如果泳者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能收敛技术，顺应水性，不与风浪搏击，把自己当成水的组成部分，你就会发现水并不是与你敌对的，不是想置你于死地的。当你不是拼命想要掌握控制身体的主动权时，你会发现你并没有失去这一主动权。

那么多的泳者不是死于游泳技术而是死于游泳观念，这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

 

让一个技术高超的人在关键时刻能丢弃技术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味拼博，到最后也不另辟道路是大多数人的做法。

看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录象，我颇吃惊。他老人家没有泳姿，他游泳就是在水里翻滚，无技术可言，从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不会游泳，但你得承认他识水性。他为什么号召人们到江、河、湖、海里去游泳？因为游泳池里没有多少水性可识。

 

学游泳，技术不是一切，有很多东西是在技术之外，不知道这一点，就算是会游泳，也不能算是识水性，而不识水性就有送命的危险。

 

中医有时候看上去是那样地缺少技术含量，是那样地无技可用，无技可依，既使有技，这个技也是藏在自然的状态之中，那样地不显、不露，这在科技时代真是有点让干中医这行的人蒙羞。可是，正象一个走进原始森林现代人，他的信心和勇气不是来自于内心，而是来自于他手中的枪。一旦失去这支枪，他就失去所有的价值。西医将所有的价值都外在化了，从内在上看不到人。中医看上去落后，可是我们是不是也应看到中医在技术与医学关系的统一上确有独到之处呢？

 

母亲没有教给我技术，没有传给我绝招，迫使我挖掘自身潜力。如果一个人有了内在的东西再获取技术，就是技术为人所用，而不是人做技术的奴隶，甚至被技术所害。

 

如今的医院离不开设备，医生离不开仪器，医院和医生共同组成一个严密的大机器。医务人员的身心紧紧依附着技术，依附着医院，离开医院，医生就什么也不是。他们不是个体的人，健全的人和完整的人，谈不上心灵的自由和解放……大学生们为什么往大城市挤？为什么求职？因为学校给予他们的书本“技术”就象卖身契一样，将他们依附在具有机器性质的社会技术团体中了。

 

这种依附关系是如此地折磨人，以至人们的心理普遍不适，产生种种心理问题。对此，人们多从社会角度进行分析，少有从科技角度着眼，所找的多是单一原因，少有复合因素。

 

出于技术观念，有病就得治，不治就是错误，不具有技术含量的治、不治而愈的医就受到指责、嘲笑。社会进步的标志表现在治病上就是有病必治，小病大治，大病动用全院、甚至全国的医疗手段治。

被淹死的会水者至死不明白自己的死因，活着的人以一句简单的“技术不高”就把责任还给了死者。正如北京大学用“忧郁症”一词就把大学生的死因还给了死者，使这所当年盛产疯狂天才的学校淘汰了疯狂，也淘汰了天才。“淹死会水的”是一句什么样的咒语？

 

（四十七）
我不是医生，由我来谈中医有两个负面效果，一个是被人嘲笑为“俨然一副大家模样”有装腔作势，欺世盗名之感。另一个是把中医降低到了一个非医生也可以谈的程度，使中医不象一门专门学科。

 

这就扯出另一个话题，专业分科问题。我们知道，西医分科很细，有专门研究脑的专家，有研究心的专家，有的专家就研究手，不管别处。于是，一个专门研究手的专家，可以有高级医生的职称，但很可能连个感冒也治不了。如果一个中国农民来到大医院，他很可能一时半会理解不了，为什么被称作主任医师的大夫却看不了他的病？为什么越是细支末节就越高级。

中医难以分科，难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于是，按西式思维中医就是不专门，不高级。中医，能为一个外行人侃侃而谈，在一些人看来就说明中医的专业技术含量很低。在他们看来中医的大众性就是它的低级性和无价值性。这是不是科学分泌出来的愚民思想呢？

 

这是一对矛盾，我们认为简单的就是低级的，于是就走向复杂和专业化，所谓专业就是不为专业之外的人理解，“外人”除了崇敬，敬畏，无权提出质疑。许多学者在专业的堡垒中称王而洋洋自得。如果自己的专业能为普通人所理解，那就是专业人士的耻辱，因为专业性越高它的大众性就越低。于是隔行如隔山，人们彼此越来越难以理解了，相互批评又没有批评权。

我想问的是，作为人类社会，可不可以这样无止境地专业化下去？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当我们消灭了所有社会性分歧实现大同世界之后，会不会因科学分岐而再次出现分裂？

 

如今为什么医患关系紧张，有那么多医疗纠纷？为什么人们仇视执法人员，上访案件激增？ 对此，人们多从社会制度上找原因，而少从专业隔阂上作考虑。其实，冲突往往起于非专业人员不接受专业人员的解释。我们这里的医院设立委屈奖，专门奖给向患者方解释医理而没有被理解的医生。如果解释就能明白现在为什么不普法了？

 

人们有要求理解专业问题的愿望，人们不因理解能力被否定和行业限制就放弃想理解的愿望。医生的逻辑挡住了患者，患者的逻辑就会把医生当成屠夫。法律的逻辑挡住了百姓，百姓就把执法者当恶棍。不能被理解的事物，使人产生的不全是敬畏，还有反抗和怨恨。毛泽东当年不想把法律过于专业化也有这一考虑。

 

中医与围棋相通。中医简单，拔一把门前草可以治病；用一根针可以行医，中医可以用“赤脚医生”的模式达到普及。可中医简单吗？你真钻研进去试试？围棋在所有棋类中看上去是最简单了，没有将，没有王，没有什么规则，几乎人人都可以下。可围棋简单吗？你相信人类会造出一个计算机围棋大师吗？

 

下围棋的人很多，可下得好的人不多，但人们并不因平庸棋手太多而否定围棋；搞中医的人少，神奇的更少，人们却据此否定中医。人们相信棋力有高低之分，不因自己棋力不行而否定聂卫平、马晓春，却为了否定中医而说张仲景、李时珍是骗子。因为，如果承认中医有名医就无法废除中医。

 

在现代意识中，身体是机器，我使用我的身体，可我没必要知道我身体的工作机理，也不用检修这台机器，因为那是专业人员的事。身体这台机器出毛病了，交给医生去处理。当医生工作时，我不知他们的技术如何，我只能用不安的眼睛看着医生，从他们态度上做推测。如果他们的态度漫不经心，我的病情又恶化，我就会认定是他们出了错。既然生死是由医生和医院负责的事。当我接受不了死亡这一事实时，把我的恐惧和愤怒转嫁给医院和医生不是很自然的事么？

 

我不是医生而谈医学是因为我拥有一个身体，作为一个有身体的人，我要求对身体有一定的医学认识，我想作自己的第一医生。正如下围棋和爱好哲学，是因为我在生活，我首先是我自己的棋手和哲学家，不能因为有马晓春和李泽厚的存在，我就不能下围棋和思考哲学问题了，我不想除了为棋圣和哲学家欢呼外没有自己的棋道和哲学，我要有自己的一元生活。

 

中医在建立之初就不想专业化到让只有少数人能理解，中医为什么要与中国文化一致？为什么力图使治病之道与治国，治家，与天地自然之理统一起来？为什么说不为良相既为良医？只有与天、地，人一理，事理相通，医理才可以被想要理解它的人理解和接受。中国统一的文字，上下一致的话语体系，曾使皇帝与百姓对话也不会产生语言歧意。如今中医不被理解，是因为西方文化打破了我们原有的认识统一，中医所依托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被人理解了。但认识上的分歧历时久了必然要提出合并的要求。

 

（四十八）
自从“深篮”打败国际象棋大师后，人类就在他自己造出的机器面前产生了恐惧、自卑和困惑。随着机器越来越无所不能，人类是越来越羡慕机器。不知有多少人在机器面前甘拜下风，想当“深篮”而不可得。机器将称雄未来世界。

 

但问题是人的位置在哪里？国际象棋大师在“深篮”面前如何寻找自身价值？我们人类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自己机器的奴隶，在自己造的机器面前毫无尊严？当有一天，我们人类被机器人彻底打败时，我们只能以机器是我们创造的自慰了吧？正象上帝以创造了我们人类而自慰一样？

 

在逻辑智慧领域内，上面这个问题就是不久将来的现实，不知科学要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人类想用把我们自己变成机器来与人造机器抗衡，起码也要争个与机器人平起平坐的地位。当人类被自己创造的科学牵着鼻子朝着让自身也成为机器的方向发展。我们是应该为机器的智慧而欢呼还是为人类的智慧而悲哀？

我之所以说中医会消亡就是因为科学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当人类使地球气候日益变暖，节气失常，人体所体现的五运六气就失效了。当气候紊乱，环境污染，植物失去以往的生长环境，自身性质开始改变，中药也就无所谓中药了。当手术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人的气血、经络就改变了，针灸等中医疗法也就废了。当硅胶、塑料、金属等人造器官大量填充人体时，阴阳也就不显了……中医没有了所依的“天”，没有本来的药，没有了可调的气血和阴阳当然就消亡了。当今中医的衰微已有这些因素在起作用。

 

中医消亡之日就是人类完成机器人转变之时。因为中医是立足于人的医学，中医的节欲是为了存欲，现今纵欲的结果是毁欲，身体之欲被毁掉了，身体还有什么用？人没有了人的身体，还要中医做什么？所以，废除中医之举，正是我们人类舍弃身体之始。中医消亡了我不觉可惜，我和大家一样向前看坚信高科技时代就会到来。当人类不再是人而是机器时，中医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人类会坦然接受自己成为机器人这一事实的。我们现在就有点对身体不耐烦，视身体为累赘了。我们有点迫不及待地想让自己变成机器以解决我们的生存恐惧，如果机器能让我们活到150岁，你不当机器人？身体让我们越来越少有留恋，连那点口腹之欲，现在也成为减肥的负担。身体能让我们体会的心理感觉，如爱，艺术等已越来越受到蔑视，身体还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当地球上的生物已全都污染成毒物，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人体已完全不能抵御外界环境，你不选择当机器又能如何？这时挣脱身体难道不是一种解脱、解放？

 

如今的教育就是电脑化教育，把人的头脑弄成电脑，人与人的不同成了电脑功能的不同。人的头脑成了被逻辑分析，分类、分等级的对象。对比“深篮”与国际象棋大师的思维，人们自然会提出人类的智慧尊严问题，我们这样培养的头脑再被这样地打败？

 

国际象棋是西方的逻辑智慧。逻辑检索的“深篮”打败了人类的逻辑智慧，宣告人类的逻辑智慧是可以被机器战胜的。那么人类有没有不能被机器战胜的智慧？这时，人们的眼光自然地会落到当今没有被计算机打败的唯一棋种——围棋。

在计算机围歼围棋的战役中，人们首先分析围棋与国际象棋的区别，而这两者的区别正如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用逻辑智慧难以逾越和沟连。

 

看似简单的围棋蕴含着逻辑智慧不能战胜的意象智慧。围棋中有许多虚性成分，虚怀若谷才能运筹帷幄。虚是空间，是进行时与位的对应变易组合的辩证空间，它不在逻辑智慧范畴。围棋中，每落一子，格局为之一变，每一子的价值都不能从他自身中分析出来，而是由它与其它子的关系决定。对中医主张废医存药一派眼盯着中药的功能、药性，成分，自以为取了中医的精华，殊不知每一味中药在中医的不同方剂里其作用都不一样，药性会因不同的配伍而发生变化，一味药会因与其它药的生克制化关系而呈现与它在试验室里被测定的完全不同的功能，就象一个社会中的人所发挥的作用要受到客观环境和与其它人的关系制约一样。中医是个容器，原装地储藏着一份人类智慧品种。

 

人们最终会视硅胶、塑料、金属等填充的人体为累赘，也会最终抛弃基因工程带给我们的身体，今天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基因工程也会被人类象中医一样抛弃。人类最终会以一种“虚”的方式，也就是能量的方式存在。彻底走向唯物的反面。到那时，虚幻存在着的人类会不会想到中医思维的实实在在？

 

（四十九）
女儿对我说，婴儿不喜欢剖腹产。
我笑了。
女儿说，真的，从刀口中取出的婴儿一脸愁苦，很不高兴。
我说，顺产生的孩子也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没见有谁是笑着来的。
女儿说，可是你过一会到病房再看他们，顺产的孩子眉头舒展，那剖腹产的婴儿却还在生气。
我没有这一观察，自然没法驳女儿。

但按我的笨想法，还是尽量自然分娩的好。

 

关于剖腹产的许多弊病我且不说，但说分娩是个母婴互动，协调一致的过程，母亲选择了剖腹产，可胎儿不知这一新办法，他还是要按千百万年来老规矩出生，手术干预了他人生第一个计划，这就难怪他被从肚子里掏出时一脸的不高兴了。

大自然赐给母亲的幸福是用先苦后甜取得的。不要这个苦，也难以得到甜。


当母亲的在分娩时先用剖腹产逃避了一次检验她坚强，勇敢的考验，接下来又顺理成章地逃避了给孩子哺母乳的责任。

来自上海市妇女保健所统计的一项数据称，本市医院产科近年的剖腹产率平均已升至60％左右，个别医院竟达到80％，非母乳喂养也达到50%。

 

一再逃避责任的母亲最后有些还会逃避教育的责任。有些年轻的母亲宁可和爱犬在一起也不愿意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早早把孩子送到长托或寄宿学校。面对我的质疑，她们说“我用钱养着他，这难道不是尽母亲的责任？”

我知道剖腹产救了许多难产妇女的命，但把救命的小路当大路走，正如把激素当常用药来用，就是走极端了

。

分娩，哺乳，养育，都是开启母性的一把钥匙。把钥匙扔了，母性怎会走得出来？女人没有启动母性，孩子没有得到母爱，并不被现代人计入人生损失中。

最毒莫若写了一篇文章《既然不哺乳，要那么大乳房做什么？》。她是明知故问，大乳房如今不是给婴儿准备的，而是给婴儿的爸爸留着的。

 

我想，中国的男人是从什么时候起喜欢乳房了？历史上的中国男人并没有这一癖好，这是跟西方人学的。爱好乳房看似高雅，而其引发的潮流已显病态。

 

西方男人的这一爱好，反映的是他们的恋母情结。其原因正是由于他们婴儿时母爱缺乏所致。看看查尔斯王子的恋母情结吧。

我二十多年前买的那本西方人写的《育儿百科》，现在回头来看，按着这本书的方法育儿就足可以造就具有恋母情结的男人。四个小时喂一次牛奶，独处一室，任他哭，不抱他……

 

如今80%的剖腹产，50%非母乳喂养，会让未来中国男人真正地迷恋乳房，而这个乳房不是自己母亲的，而是儿子母亲的，而儿子也只有再抢自己儿子的。这又会产生多少心理方面的变种心态？

 

如今有的专家，比如李银河，在为一些特殊心理的人争取权益，专家们想方设法证实这一人群的存在。我知道，这不用证实，既便现在少有，以后也肯定会多起来的。只是到了那时，人们会以为这些人原本就是一直存在着的，而且原来就数量庞大。

别说下一代人，便是我这一代人，受西方思维的影响都是不自觉的。比如，不肯让儿子充分享有母亲的乳房。总是把乳房和性联系起来，以为乳房会给儿子带来不恰当的性剌激。

 

有一天，一位老年妇女对我说，她十年未见的儿子领着老婆，带着孩子回来了。儿子要求抚摸母亲的乳房，儿子捧着母亲的乳房说：“我是真的见到母亲了！”

 

听了这个老年妇女的讲叙，我很吃惊。同样吃惊的还有这个男人的妻子和孩子。孩子当场就耻笑父亲了。
乳房本来就是属于孩子的，本应是母亲的代名词，可却让现代人把事情弄颠倒了，成了性器官。小时得不到，大了去抢本来属于孩子的，于是，乳房的自然功能让位于现代心理需求了。

 

我真的不是从道德角度看不惯现在的事，而是认为道德的产生是在与自然磨合中完成的，有许多合理性在其中，轻易打破，就会付出一些代价的。

 

当代女性不肯分娩是怕阴道松驰，不肯哺乳是怕乳房下垂，不肯育儿是怕影响夫妻感情。当代女人对男人的爱不可谓不尽心竭力，只是弄颠倒了，违反自然了。如果我们真爱男人，还是从他是个胎儿时做起，把这个世界能给予他的尽量不要克扣地给予他。

剖腹产的副作用极大，现在连西医也认识到了，剖腹产的副作用恰恰是阴道松驰、乳房下垂，性冷淡和更年期提前。女儿的西医老师就再三告诫学生，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作剖腹产。

爱，在哲学层面就是心理空间，空间大才能含、能容，可我们现在却不给它通道，逼得它走狭隘、扭曲的道路，然后心理学家们先说这是变态，后又让人们调整心态，以平常心去看待，二十年前心理学书上的好多变态现在都常态了。

西方人真是能开玩笑。


（五十）
我之所以不主张丢弃中医，是不想丢了“心”，确切地说是中国心。

有个叫文怀沙的中国文人，今年九十七岁了。他早年当过北京中医药学院的教授。他说，他用脑去接受西医，用心去接受中医。我觉得他这个说法说到了点子上。一个人活着不仅要有脑，还要有心，有魂。

 

打着西方的旗号，把自己当作西方代表的人，头脑是西式的了，但有几个人具有西方人的心和魂呢？

人不光是靠脑袋活着的。所以中国人在劝人的时候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好的道理如果与人情相悖人们也接受不了。这就象诸多道理对爱情不起作用一样。

 

相对西医，中医的重心的确偏重于心，许多人不承认“心”，觉得有脑就可以了，就象认为有幸福的理由就应该幸福一样。

学中医重“心”，重直感、灵气和境界，这让讲科学的人嘲笑。这个嘲笑有道理，正因为心性的东西不好把握，所以不容易也不宜大力提倡和推广。

 

文怀沙在文革其间受迫害，心志郁结，腹部鼓胀，疼痛不止，被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听到造反派幸灾乐祸地向他宣布这一消息，他惊愕了几分钟，然后放声大笑。他说，内心不要养个汉奸，跟客观世界的不幸里应外合。在随后的三个月里，他躺在床上背诗，背诵古文，三个月后，他的肝腹水下去了，癌，没有了。他对此解释说，医者，意也。这个时候他背的这些诗、文章都是药。他说，我用的是心疗法，外面疾风暴雨，我内心一片祥和。

 

中国文人通医的例子很多，瞿秋白在狱中给狱卒们看病开方，恐怕也不是为了骗人。看一篇文人杂记，说的是一个人骨折了，朋友给推荐接骨高手，有人问这高手名气如何？回答说很有名的。于是去了，一见之下，原来这高手是著名作家萧军，有的是文名。萧军三下五除二就把骨接上了。然后大家坐下来谈文学了。

 

能让晚期肝癌消失，能接骨，这是不是得是相当不错的医生的能力？可是，这对这些文人来说，竟是雕虫小技。

在中国，身怀这般“绝技”的人真的不少。我的四姨奶经常被找去给人看病。看她给人治病，我母亲竟看傻眼了。高热，抽搐之人，她让人把病人肛门扒开，露出一条白色的硬质病灶。她用小刀划开，挑出一丝丝的白线。白线挑尽了，人就好了。外伤感染引起的高热，咱们看就是败血症状，可她老人家“截红线”，顺着伤口找“红线”，在红线端点挑开，放出毒来……还有一种急症，她是用一个大麻针点一下咽喉处据说有一个小白点。与我四姨奶相对，我母亲反到象一个西医。因为她治这些病是当大病治的。她认为我四姨奶这么治病“没道理”，后来，她下结论说，这是土办法，治的是地方病。但我四姨奶很得意，她说这些病交给医院或我母亲就是大病，而对她来说，治这样病就是小事一桩。但她治不了自己的风湿，时不常地要住到我们家，让我母亲给她针灸，吃药好多对西医说来是大病，没办法的病，对中医来说是小病，好治的病。同样，对中医来说束手无策的病，对西医来说也可能是小事一桩。而对中西医来讲都是疑难的病，土办法对付起来又游刃有余，所以，说到底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人，能给自己治点病这很正常，不是非医生不可。丹顶鹤腿断了，它会象打石膏那样用草裹着泥敷在腿上。狼有病了，也会自己找草药吃。有句老话说“久病成医”，说的就是自己多体会，也能啄磨明白好些医理。何况中医是不停地啄磨了几千年哪。

 

这个啄磨不仅靠脑，还要用心，用心去体会，去感受。中医的感受性是比较强的。女儿现在看人就是从医生的角度，从人的脸色上观察好几个脏器的问题，甚至从人呼吸的轻重，身上的气味等进行推理判断。虽然我知道这很原始，但也大加赞赏：“好，咱女儿真行，会看化验单也会看脸色，离开医院也能叫医生！”

 

现在仪器的分析定量能力已相当强了，但是品茶和品酒在很大程度上还要请品茶师和品酒师，好香水还要靠闻来鉴定。这就是说质量不是仪器测量就能确认的，灵敏的感官还是不可少的。

 

(五十一)
作为男人，你是否希望女人象男人一样？如果不希望，那么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现在的女人是否真正具有女性？

我生女儿前，可能说通过劳动、上学、读书、进入社会、与男人共事等，在语言、思维、做事等方面基本符合社会标准，与男人一样。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社会是男人建立的，所谓社会要求人的标准实质上是要求男人的标准。我那时以为这个标准是不分性别的所有人的共有标准。

 

社会是由男人创建的，在科学、文化等各方面女人好象没有什么特殊贡献。男人在理性领域内是否定女人的。一个哲人说：如果一个女人说2＋3=8，那么她犯的还是数学错误，可女人常常会说等于蜡烛。我父亲就认为女人不可理喻。

 

如果一个女人还有自尊，她将如何面对这一社会现实？于是，许多女人通过达到种种社会要求来证实女人与男人一样。

当我觉得在社会上我和男人一样了时，有一次我给一个妇女组织写材料，这个组织的女领导对我说，我写的东西和男人一样，没有“妇女味”。我感到很奇怪，什么是妇女味？是婆婆妈妈？儿女情长？不是，那是什么，总不能是2＋3等于蜡烛吧？

 

我年轻时的世界观，是一个我称之为等边三角形的稳定结构。唯物，客观，理性，科学，与男人的并无二致。对此，我感到满意。

 

照理说我不可能有什么质的变化了吧？或者说，想不出我会怎么变化吧？如果这个变化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不会相信。如果没有这个变化，那么，今天我也还是象个男人。

 

说来非常简单，我的变化来自生产。

生女儿，我折腾了一天两夜，在处于体能耗尽，界于弥留状态时，听到一声婴儿的哭声，睁开眼，我看见了女儿。就这一眼，伴着昡晕，乾坤倒置，我感到我的等边三角形翻倒了，翻倒了的三角形还是原来的三角形，可里面原来按顺序摆放的概念全颠倒了，在新的顺序里，我惊奇地发现2＋3等于蜡烛！。

一霎那，我明白了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困绕了我很长时间的死亡恐惧烟消云散，我知道从此之后我能够坦然面对死亡，而且乐于接受死亡。

 

如果没有这个生产过程，那么我的一生就是一世。我可能会有出息，精英了，但肯定会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是一个在大地上爬行的蛹，没有逻辑的石块垫脚就过不去沟，没有道理的树枝搭桥就过不去河，我就不会获得第二世——化蝶。

女人可以一生两世，如同蝴蝶的一生。

 

国外的研究表明，剖腹产阻碍了催产素的产生，减低了生产的幸福感，会影响母子之情。我内心认可这一研究。父亲和母亲都爱孩子，但爱法不一样。父亲爱孩子，但三角形不会翻倒，他不会因孩子而改变世界观。

 

我们都知道后娘狠毒的故事，也知道“有后娘就有后爹”这一说法。其实，很多后娘并没做什么坏事，她只是对孩子比较客观而已，而本来就客观的亲爹理所当然地认同后娘的客观，认为后娘说的有“理”。当一个家通行“理”的时候情况就不妙了。一个被客观看待的孩子会象失去了阳光和雨露的小苗一样枯萎，而这一事实又反过来印证了后娘的客观。

 

现在的人们觉得孩子不需要特殊的爱，一般性的爱和喜欢对孩子来说就足够了，所以给孩子找个喜欢她的后娘也不是亏待他。如今有些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停留在喜欢的层面，她们谈自己的孩子，口气象老师，象保姆，就是不象母亲。她们总是用社会标准衡量孩子，不知道母亲的特殊作用是什么。

被家人和社会客观看待恐怕是大学生跳楼的一个原因。有谁希望妻子客观看待自己？是否觉得现在女人看待男人越来越客观了？

 

生产的痛苦剥去覆盖在女人身上的层层社会外壳，掘出人性的原始地基，把母子关系建立在最原始的基础上。

没有乾坤倒置就没有到位的母爱，孩子心灵得到的就不是充足的阳光。讨饭的娘能给予孩子的往往是当官的爹给予不了的，就是这个道理。后娘之所以狠毒，就是因为其母爱没有大路可走，被逼上了崎岖山路。

 

男人也可以化蝶，我注意到男人的这一思维飞跃是 “悟”出来的。“觉悟”了的男人也象女人一样超脱社会。“觉悟”过程经常会伴随生活的艰辛和肉体的痛苦，比如苦修。我想，在痛苦中可能蕴含了一种推动力量，痛苦的价值没有被人充分认识。痛苦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没有搞清。

 

我前面说过，一对不孕夫妇打仗，打得女的肋骨都折了。我很气愤，而我母亲说，这就好了，要生儿子了。我当时根本不理解母亲这话的意思，后来我逐渐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我们都知道在不孕症中，心理因素起很大作用，但这个作用究竟是怎么起的我们并不清楚。

有一对夫妻是我朋友，他俩的婚姻亮起了红灯，除了我，他们没有什么朋友，亲人也离得远，我不主张他两友好分手，而是把他俩关在一个小黒屋子里让他们进行沟通交流。这个交流过程十分艰难，不吃不喝就不说了，血与泪也不说了，暴力与自杀也不说了，最后两个人精疲力竭，消耗殆尽，这时，他们触到了最原始、最本质的爱情，和好了。如果他们是一对不孕夫妇，这时就有可能受孕。在动物界，发情期普遍具有的消耗状态是不是也说明这种状态有利受孕？在西方的虐恋行为中，人们是不是在用扭曲的方式寻找人的原始本质？

 

女人一生有三个“养人”的时期，青春期，生产期，更年期。剖腹产是不养人的。

更年期困绕着许多中老年妇女，所有药物效果都不理想。有人问我吃什么药好。我说什么药都不用吃，怀里抱上孙子马上就好。可现在的年轻人三十多岁了也不肯生孩子，害得老妈闹人生季节错乱病。

自然中有比人的头脑更大的智慧。


（五十二）
昨天，与一个朋友喝酒，庆祝她“出仓”五周年。“出仓”是出无菌仓，她做了干细胞移植，按当下的医学理论，干细胞移植五年后，存活率就大了，所以我们庆祝.。

 

回顾与她一起出仓的九个人，如今只剩两了，另一个的懦夥从σ讶萌似し羧冢婺咳牵Ｔ诘┫ΑＮ颐歉锌笥研以恕?lt;/b>

我陪朋友复查时见过她的主治医，我很佩服他，当我和朋友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时，他说，我的朋友之所以活命，有三个因素： “一个好的医生遇到了一个好的病人再加上好的运气。”

 

我听了不由点头称是，此人是咱们国内的权威人士了，却把医的作用定的这么低，看来大医的体会就是到位啊。

为此我不由地想起另一个专治绝症的权威医生。他说他给人治病就是摸索“我知道我的病人是怎么死的，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活的。” 所以在这个医生手下活了的病人，这个医生从不敢认为是自己医治的结果，总要寻找病人没死的原因是什么？从这一点上看，西医不也是在从自然中寻找治病的途径吗？

 

正因为西医能讲清楚人是怎么死的，这一长处造成了人们过度恐慌。由于近来要求知情权，病人上手术台前要签个文件，上面写满这个手术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便是一个小手术，这个告知单也好几页，其恐怖性足以把病人的精神摧毁。

人们随着西医把眼光全落在他们说得清楚的死因上了，所以患者一拿到癌症诊断书，就如接到死刑判决书，50%的人先吓死了。我总是劝人：其实西医不知人是怎么活的，何苦向西医自首？

 

西医能说明死因的长处在法医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在西方就有发明新毒药将人杀死而因科学无法解释其机理逃脱法律制裁的事。我想，中医用阴阳五行杀人法医也无法说明死因。

 

中医往往知道病人是怎么活的，却不知病人是怎么死的。于是，西医从活的人身上找医学突破口，中医从死的人身上做校正。

 

中医对“医”的作用从不给予过高强调。这相对一般西医显得不够理直气壮。中医看病，有点治病治不了命的漠然态度。二十岁的病人要好治，八十岁的病人任谁也难以妙手回春，因为他本身已是秋了，无春可回。中医在医的过程中很强调病人的作用，淡化医的作用。因为真正治好病的是病人自己，是他自身的正气在起作用，医生不过是扶正，是帮助。

 

人们之所以不太重视中医也有中医自身的因素，因为它不让人形成对医的依赖。人们现在对西医形成依赖的危险性在于人们要求西医为人类的超负荷享受保驾护航。而西医不仅不拒绝人类的这一要求，还承诺为人类提供保障。于是，人类在科学的支持下偏离自然界轨道越来越远，我担心的是科学能否支持到底，或者说科学发展的速度能否赶得上人类欲望膨涨的速度？有了“伟哥”的支持，纵欲就不是什么不良生活方式了。“伟哥”可以让人暴亡，西医会不会让人类暴亡？

 

我岂不知道发展是硬道理？其实我承认科学是仙丹，相信服了仙丹人可以成仙。但仙丹不是谁都能服用的，带着没被清理的身体，怀着没有沉淀的欲念而服仙丹就会暴亡。科学是上天赐给人类的好东西，但它要自己的“时”，不在“时”就是毒药！

 

有的病人在听过女儿诊脉后兴奋地说：“你说得太对了，那你给我开方吃药吧！”女儿拒绝开方：“如果你不能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和脾气，那么吃药就不是治病而是害你。你吃中药时喝大酒，这药起什么样作用？你服药过程中发怒，气血妄行，这药会走哪一经？这和杀你有什么区别？”

 

在中医诊断中，“我”的成分很重，不仅强调医生的“我”，也强调病人的“我”。这是西医难以接受的。西医的CT片中几乎不含“我”的成分。于是，西医的仪器和医生之间的区别是不明显的，医生的个性色彩也是很淡的。我曾见过一个医疗官司，最后做鉴定时追究责任到一台诊断仪器的质量上。我注意到，在心理治疗中，医生与病人是一对一，可即便是这样，医生也无“我”，也很难诱出病人的“我”，所以西方的心理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而中医的个性色彩如此之浓。以至于一个老中医离去，他的医学也随之消失。

 

中国文化中的“我”无处不在。以至于中国人常常会觉得纯客观的阐述没有多大意义。比如一个语文老师讲作文《我的母亲》，老师会认为纯客观的描述，把自己的母亲写得象别人的母亲似的绝对是败笔。这样题目不过是告诉你要明写母亲而已，但你如果没有通过写你的母亲从而把你这个人暗写出来，把你的一棵赤子之心写出来，那么这篇作文就没有意义。


（五十三）
我姥姥三十几岁就死了，死于体力渐衰，没什么痛苦，就是无力，最后连呼吸的力量也没有了，就死了。死的那天夜里还对两个姑婆说：“你们去睡一会吧，我头半夜死不了，得是后半夜的事”。姥姥的死刺激了我母亲学医，母亲跟我说，姥姥死时她才十几岁，不懂医，如果给我姥姥服用补养药，我姥姥就不会死。

 

在我母亲死后，我意识到姥姥极可能也是死于心脏病。我母亲的心脏一生都呈弱势，她十七岁时不敢过马路，因为随时都能昏倒。这种与生俱来的弱怎么是后天的药能补的呢？

 

因为我家三代单传，体弱的母亲在我奶的强烈要求下接连生了四个孩子。我身下的弟弟只比我小一岁，挨天的生日。这个跨“三年自然灾害”和 “文革”的生育期，使母亲生下我最小的弟弟后就倒下了，三年没起来。

 

现在想来，母亲得的应该是类风湿病。全身疼痛，动弹不得，又赶上文革，父亲逃跑，生死不明。母亲躺在床上，给自己针灸，拔罐。有意思的是母亲还用注射器给自己打些维生素类药。三年后母亲起来了，全身骨头却都变形了。十年后，母亲死于心力衰竭。

 

生我之后母亲没有奶，紧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的我在这一生中多次体验濒临死亡的感觉。每当有传染病流行时，母亲就看着我发愁。母亲分别让我的三个弟弟都染上麻疹、水痘等病以获得终生免疫力。却不敢让我患上这些病。她说我要是得了非死不可。母亲给我吃一匙紫河车，我就躲过传染病了。可母亲又一直为我没有获得免疫力而忧虑。

 

当中年的我心脏也越来越无力时，我知道我与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心脏是同质的。后来，我也出现了我姥姥的症状，越来越无力，不能起身活动，心脏不堪重负，疲劳至极，服药效果甚微，我知道不是药不好，不是治法不对，而是我的心脏连容纳药的力量也极为微弱了。写《思考中医》的作者刘力宏把这种情况比喻为极干旱的土地不吸水，浇上的水不但不被吸纳，反而流掉了。心脏的衰弱引发其它脏器功能衰退，骨刺丛生，行走不仅无力，更是困难。很明显，我姥姥和我母亲的路已摆在我面前了。

 

养病和治病都不是一条逃生之路，当年给我姥姥看病的医生能不给开补药吗？我母亲一生给自己吃药，把她极弱的身体维持到了尽可能的长，可最终，无力的心脏还是使她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当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还累得不得了时，我知道自己也逃不脱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命运了。不懂医学的我姥姥和懂医学的我母亲都走了同一条路，还有第三条路供我选择吗？

我选择了第三条路。我在郊外买了一块土地，坐在这块地上，有时是伏在这块地上，从春到夏，到秋，到冬，我盖了一所房子，房子盖好了，我的心脏不再无力，骨刺消失，衰竭症状得到扼止。

 

小时候不理解老年人为什么喜欢晒太阳，现在知道，太阳，大地，春风一定含有赋予人生命力的作用，回归自然应是超越休养和治疗的更大的医学。可惜我姥姥和我母亲毕竟随人类整体偏离自然太久了，体会和意识不到这一点。为此，我怀疑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心脏病归根到底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病，长期与自然隔离，人为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方式是不是激起了心脏反抗呢？心脏以消极怠工来反抗，可我们宁可用药物，用心脏起博器，用支架等来维持心脏，也不肯顺应自然。有时，仅仅用阳光就可以治愈忧郁症，而仅仅因为缺少阳光就可以令人患上忧郁症。患忧郁症的人比心脏病人更能说明脱离自然对人的危害。那些贫穷而身心健康的人，心理学家从心理上给予许多解释，在我看来，贫穷使他们更接近自然，这应是他们快乐健康的主要原因。如果失去自然这一动力来源，便是中医、中药也难以赋予人以生命动力。所以，不迷信西医，对中医也不能迷信，中药再好也不能代替自然的作用。

 

在自然中许多病可以自愈，许多病可以不算病。我对女儿说，将来我要是得了老年痴呆病，她就可以给我实施安乐死，因为这病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麻烦。女儿笑说给我穿一身兽皮，每天放入后山“你就在山中闲逛，能给别人造成什么麻烦？我派一条牧羊犬看着你好了”。我觉得女儿这办法甚好，痴呆者在室内会造成许多破坏，在山中会破坏什么？如果恢复一种野生的生活，说不定痴呆会得到改善。看到在美国的疗养院，坐在轮椅中的痴呆病人一排排地静坐着感到有些可怕，我想，他们眼前要是有些猫、狗在跑动，有小孩子在玩耍，这些病人的心智情况会不会好些？天伦之乐，自然环境对人的重要性大过人们现在的估计。便不是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来谈中医，只从人是生于自然，需要与自然相互作用以保持健康，也足以使人再造一个与中医相差无几的学说了，非要人为地压制这一学说就显得太不近情理，让人十分怀疑动机了。

如果健康需要我们不能完全丢弃原始生活的话，我们是否能时不常地原始一下呢？我们承认现在许多病是富贵病，是生活方式病，可我们明知如此却无力改变。

 

奶奶从前有句话，当我们对缺少照料，不是以现代方式生存的人不理解时，我奶就说这样的人是天养活，早先听我奶这话感到挺迷信，我们总是称大自然环境是恶劣的生存环境，人要是完全暴露于自然无疑是摧残生命，可被我奶称为天养活的人，恰恰过的是原始生活而又自在悠游，现在想来，这天养活本没有什么神秘色彩，难道我们的生命真是用现代生活方式滋养的吗？我们是不是把次要因素本末倒置地当成主要因素了？真正滋养人的还是天地自然，用回归的方式多亲近自然不失为寻找健康的最佳途径。

 

我母亲说，她师兄早年得了肺结核。在六十多年前得了结核就意味着死亡。他在山脚下搭了一个棚子说给他母亲守孝，过起了原始生活。三年之后，他的结核病就自愈了。我觉得母亲的师兄比我母亲更了解自然的含义。

 

（五十四）
一份对北京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北京有十万大学生患有忧郁症。占学生总数近四分之一。

而据北京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研究课题组的报告显示，有超过60%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问题，并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

 

近日，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一组数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目前陕西省的72万抑郁病人竟然近半数都是学生，其中初中生占16%，高中生占18%，大学生占24%。

看了这些数据我有些不解：我们的孩子怎么了？

 

据家国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这个数字已使在1995年至1999年全国人口最重要的死因中，自杀名列第5位。

自杀者中八成以上患有忧郁症。 患忧郁症的人中三分之二有自杀意念，10%~15%的人自杀成功， 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10万人中有22.2人自杀，每二分钟就有1人自杀、8人自杀未遂，而有自杀意念的则是已实施自杀的六七倍。除自杀死亡者以外，每年尚有10—20倍的自杀未遂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功能残疾。

 

而在15岁至34岁的人群中，自杀更是成为首位死因。

一个我帮填报考志愿的孩子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后告诉我，开学第一天是校心理医生给上大课。医生把手一挥，指着学生说：“到毕业时，你们中间将有二十人自杀而亡，我的任务是使这个数字降到十……”我听了感到不解，自杀是流行病还是传染病？

 

连北大、清华对学生跳楼都漠然了，一句“忧郁症”成了这些学生该死的充分理由。这种思维如果得到认可，我们就可以漠然对待四分之一学生的死亡？这是多么可怕。（产生这一思维的根源正是西医的界定方式。而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会纠正这一偏差。）

 

于是，我又看美国的情况。

在美国，有500万人服用抗忧郁药，每年自杀人数30万。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患情感性疾病的比例为五分之一，专家推测，约六百万美国儿童患严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这样看来，美国的情况比我们更加严重，他们才两亿人，

世界卫生组织现将忧郁症列为危及人类健康的第五大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精神性疾病，包括忧郁症和癫痫，将成为导致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原因。
专家们估计，在今后20年中，患精神性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的人数将大增。

忧郁症导致家庭和社会人际关系紧张、生产力下降。据世卫组织统计，一人自杀至少会影响到6名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患抑郁症的人和他们的家属，都活在深深的痛苦之中。

 

怕死，是一个多么难以克服的人性弱点？叛徒怕死可恨，也可理解，因为这是人性弱点。为了不死，多少人宁可从狗洞里爬出？但想死岂不更违反人性？如果说穷得活不下去了，多少能理解些，可从统计资料上看，自杀率高的地方往往是文化、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这么说，社会越发展，越富裕，越有文化，人就越不想活了？难道说是富裕和文化杀人？　

 

是什么让人患上忧郁症？美国匹兹堡大学精神病学家BorisBirmaher博士发现，有很强家族严重抑郁症史的儿童对一种刺激生长激素产生的物质出现不正常反应。尽管实验没有暗示患抑郁症的儿童无法正常生长发育，但为了解抑郁症的发病原因和深层作用机理提供了资料。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抑郁症是一种遗传性的生物学上的疾病。

 

专家们说抑郁症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疾病，不是思想问题。说现实生活中有种误解，以为自杀者是“一时想不开”，如果做做思想工作就能避免。专家说自杀是一种病，必须通过专业的心理疏导并配合药物治疗和电击治疗才能医治好。有八成患者通过治疗，症狀能得到改善和痊癒。

 

这么说来，亲人、朋友得了忧郁症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员还帮不上忙了。因为专家说作“思想工作”没用。

从前好象没听说有谁得忧郁症，难道忧郁症象同性恋一样是被“发现”的？据资料统计，同性恋的人数比是百分之四，而忧郁症的人数可近百分之二十。这么一想就觉得有点可怕，假如我们单位正好有一百名工作员。我们朝夕相处，彼此熟悉，关系很好，现在让我想其中有四个同性恋，二十个忧郁症，我怎么觉得有点可怕哪？专家说，对忧郁症的最有效治疗方式是电击，把人击昏了，击得在昏迷中抽搐，还要防止他在昏迷中因呕吐而窒息。

 

我想，如果我的同事正在我们工作的紧要关头，他对我说：“我犯病了，要去做电击”。我就得放下工作陪他去，不然刚击完走不了路是不是得有人扶他上车回来？如果我说：“你先挺一挺，等把这件工作干完了再去”可他要是转身就跳楼了怎么办？

象对同性恋一样，专家呼吁，传统观念认为自杀是不光彩的事，这一观念要改变，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社会的阴暗面，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自杀者应当被公众理解。

 

按比例，五个人里就有一个忧郁症，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同事中就应有几个忧郁症者，我应听从专家建议，以平常心看待他们，他们忧郁他们的，我乐我的，因为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思想工作，而这又被说成是没用的。而这正确看待我理解只能是象没看到一样————视而不见。他要跳楼呢？我说“请便”？我要是拼命阻止他自杀，和招来许多同事和我一起阻止，那这些人会不会象美国同性恋者一样上街游行，高呼：“我们要自杀！给我们自杀的自由？”

 

(五十五)
好在我们单位没有按比例出现四个同性恋，二十个忧郁症。这使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单位为什么没有按比例出现应有成分呢？”。

其实，经过我观察，我单位人员中不是没有相应气质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有相应的可能成分，但却没有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我认为是集体性的社会生活框正了他们。如今很多人都认为集体对个性是抑制的从而加以反对，而我认为社会与个人联系的过于松散也是个体精神偏差的原因之一。

 

美国有位临床医生我认为他触摸到了忧郁的本质，他认为忧郁症可能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我那个得了白血病的同事，她就没有按照医嘱疗养，做过手术后就上班了。很多人都把她的存活当做奇迹，记者也来采访。后来有一位上级领导认真研究了她的情况后得出一个结论并向她宣布道：“你非常有幸地生活在一个好的集体中，如果换一个环境就不会有你的今天。”有些记者总是不解，再三追问：“你们领导怎么会这么残酷，让一个刚做完移植手术的病人上班，难道不知道白血病人需要无菌环境吗？”这样问题让我们一时真是难以回答，让我这位同事上班的确是件十分冒险的事情，而事实上我这位同事又真是三天两头感染，搞得动不动就生命垂危，假如她就这么死了，真要是有人就这件事追究责任的话，这话还真不好说。因为我们的做法既没有遵医嘱，还颇违反科学，又不好解释动机。可如果让她躺在床上静养象和她一起做手术的那些人一样的话，我想，她很可能也象他们一样早不在人世了。

 

到单位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用她的话讲她可以一整天没有机会想到自己的病。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养病环境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她最有得忧郁症的条件，事实上，她的病友中就不乏跳楼者。她前两天还说到一个病友，在家人商量他的病是否复发时他从九楼跳下，家人还没发觉，回头却不见他在床上，只有窗户是开着的……

 

想不到自己的病，而只要活着就能品尝到活着的乐趣，这样一来，人就不会忧郁，又怎么会要寻死呢？而做到这一点仅仅通过她个人的努力是做不到的，需要一个集体的共同努力。

 

小时候不理解我奶的很多思想。我奶无比地强调家族，强调家人的亲情，强调利他和无私，强调责任和奉献，总之，都是老一代人的旧思想。当有人强调为自己而活时，我奶会蔑视地一笑说：“如果要是为自己而活，可能会活得很好，也可能早就不活了。”小时我只听懂了前半句，因为我奶为了她的子孙，让自己吃苦挨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可为了自己为什么就可以不活了呢？这后半句是我成人之后才理解的。

我对白血病同事说：“你可别想死，你说你要是死了会造成几大人生悲剧？你儿子是早年丧母，你丈夫是中年丧妻，你父母是晚年丧子。而我们是赌输了钱。你这手术可是我们大伙捐款给你做的，你要死了，我们的钱岂不是打水漂了？”所以，她肯忍受排异反应的巨大痛苦，其精神支柱也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如果是为了自己，人的一生会撒手多次，一条命可能不够自杀的。

 

现在的人过于强调自我，心里没有别人，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了，却轻易地就撒手生命了。这说明以自我为中心时，“我”不是扩大了却是缩小了。“我”是一个集团军，你的父母身上有你，你的儿女身上有你，你的兄弟姐妹身上有你，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所处的社会都有你的成分，失去哪一部分“我”你都会感到失去一部分自我生命，如果丢失了太多的“我”，虽然你没有自觉，可你的“我”却不受欺骗，他会不快乐，郁闷，乃至忧郁。把“我”全部回收的思维方式就是自杀性的。

 

无论是人的脑还是人的心发展都是不平衡的，过于强调人的社会性和过于强调人的个性对人都是有害的。人的脑和心就是在人的个性与人的社会性之间寻求平衡。

 

有专家分析美国孩子之所以抑郁是由于大人换工作和住所比较频繁，许多孩子的童年都是在搬迁中度过的，致使他们从小就缺少固定的玩伴，加上美国家庭的离婚率比较高，孩子有个心理适应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在我看来就是建立不起来稳定的社会关系。

 

儒家文化作为一门社会学，对这类问题的确有比较好的处理方式。真正的社会学不是建立一套在独立在人心之外的所谓正确的理论，而是谐调种种关系。

 

总有人找我倾诉些什么，求我帮拿个主意。女儿观察久了说：“你帮人出的主意并不是正确的和最好的，也不是你的主意，你实质上是告诉了人家内心最想做的。你不是帮人出了你的主意，而是帮人明确了人家自己的主意。”我说，对，算你看明白了。因为我认为是正确的和好的主意对当事人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一个违逆当事人内心情感的主意再好，也不是好主意。大学生为什么忧郁？他们难道不是按父母，按老师的要求考上大学了吗？他们不是成功了吗？可他们为什么还要忧郁，还要跳楼？

 

当一个道理是十分明白的时候，我们头脑能够理解，可这不代表我们的心能够接受。归根到底，我们不光是用头脑活着，更是用心活着。再明白的道理，头脑压制着心去接受，一天两天可以，天长日久，这心就要疲惫，要病。

对自杀的研究，仅仅有医学家是不够的，需要社会学家、哲学家、 心理学家等专家的多角度投入，仅仅有西方也是不够的，对于他们思维方式的产物，他们恐怕是个人刀削不了个人把。

 

（五十六）
目前，我国卫生总费用只覆盖20％人口的卫生服务。
在这种现状下要取缔中医，如同让中国人一天不是吃三顿粗粮而只吃一顿细粮。

中国人现在有近一半的病人应就诊而未就诊。有官员说：“中国的经济能力不可能满足所有医疗卫生需求。”说到底，还是一个字“穷”。

如果我奶奶还活着她会说：穷有穷的过法，穷就不过日子啦？穷就让一半中国人不治病？从什么时候开始只会过富日子，不会过穷日子了？

 

仅仅讨论是中医好还是西医好我认为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就算西医是百分之百的好，可它在中国占有全部医疗经费，却只给百分之二十的人服务，这不是贵族医学？

医院总是盖更大的楼，进更好的设备，给更贵族化的人服务。

 

科学在不停的发展，为了追上科学发展的脚步，医院只能一再投资高科技，在贵族化的路上越走越远。

看病和治病在西医这里是分开的，如果治病需要十元钱的话，“看”这个病可能得需要九十元。只要你有钱，把各种检验做一遍，虽然你不是医生你也看到了你的病，如果全部检查完了，你没看到你的病，那么，对不起，医生也没法看到。

记得刚有核磁共振时，医生让我做个检查，价格是我两个月的工资。我问，这机器能治病吗？说是不能，只能让医生看到我的“病”而已。医生要看我的“病”让我花钱，难道医生要是看不清我，我还要给他买副近视镜？

 

上医院看病，我的感觉就是我一会掏钱给医生戴上X镜，一会戴上超声镜，还有什么CT，什么核磁共振等等。如果我不投币给医生戴眼镜，医生就无法工作。我觉得我的病很具有观赏价值，我还是留着不给医生看好。

 

我问医生，如果瞧见“病”了怎么治呢？医生说目前没法治。我问，那做这个检查有何意义？医生说可以弄个明白。这让我想起了死后的解剖，对医生和医学有意义，对死人没有意义。我不掏自己的解剖费。

 

“五四”时期的一些中国人，曾为终能看到“病”，而欣喜，便是治不了，也心里透亮。可现在，花了很多钱，却只是看到“病”，让许多国人不甘。他们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也就是治病上。所以，医院中的检验费是很让人望而生畏的。

 

西医的贵族性表现在离开大医院，离开设备，医生就很难说是个医生。医院中许多有高级职称的医生是只会操纵一种仪器的技术人员。让他们到没有仪器的乡镇医院，到社区门诊，他们就不是医生了。光说医生们拼命往大医院挤，没有可调动的仪器，光杆医生还叫医生？光说百姓趋高，现在医生这个名字不再是个体意义的，而是整体的，是一个大医院中的人和仪器的总称。

 

可这个占有全部医疗经费的大“医生”只能给百分之二十的人治病，这百分之二十的人还必须是有钱人，因为这个大“医生”的新陈代谢功能特别强，消耗量很大。于是，恶性循环，大医院之外无医生，百姓进不去大医院就只有等死。我一个同事最近做了胃贲门癌手术回来。他花了近三十万元。他说，病人可以三分，三分之一的人治不起，三五万元钱几天就没了，也就不治了。三分之一的忍受不了治疗的痛苦，或不治了，或被治死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完成治疗。他求我写篇稿子“表扬”一下他妻子。看到我奇怪，他告诉我说，看到许多病人被配偶抛弃了他很感慨，觉得很感谢妻子。他一再感慨治病难，他说“难于上青天”。他这还是能得到医治的百分之二十的人。

 

我说过，母亲有个绰号叫“于大头”。“大头”，在我们的方言中是傻瓜的意思。这源于母亲给人治病常往里搭钱搭药。可我现在想，母亲为什么搭钱搭药？她这一做法是从她师傅那里承传下来的。我是母亲的药剂师，她赔不赔钱我知道。中医，在社会上可以充当杀富济贫的调剂角色。为什么中医对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不把富人拒之门外？因为富人有点小病就看，平时注意养生，为什么中医有许多补养和调养方剂？那就是中医的贵族医疗。总有一些相对富裕的人要无病防病，小病大养，养生保健，母亲把治贵族病挣来的这部分钱用在穷人的救命上，这样就不会出现见死不救，拒医停药这种违反医德的事了。

 

我在有的城市看到一种公告，公告说，请不要向乞丐施舍，如果你同情乞丐，请你往如下号码打电话，救济站会来人提供救济。我想，这救济站提供食宿，基本上是来者不拒，但作为星级宾馆怎么养得起乞丐？要饭到宾馆的乞丐是要被打出去的。如果所有旅店都是星级宾馆让穷人住大街上？

 

所以，母亲为穷人提供救济性治疗，为富人提供贵族式治疗。我没有看到母亲因为病人无钱看病而拒绝给予治疗的，如果病人得的不是不治之症，母亲总是按需舍医舍药。要知道，母亲可是以私人之力在这么做，这绝不是母亲高尚，我说了，我母亲是个极单纯的人，她没那么高的思想境界，是中医的本质决定了她的本质，因为他的师傅就是这么做的。给富人以充分治疗，给穷人以必要治疗，中医在历史上是一直这么做的。

 

所以，中医在历史上没有遭过唾骂，中医被骂是在西医东进之后的事。
女儿说她将来就到乡镇卫生院行医，覆盖几万人口，以中医的指导思想，中西医结合的技术，开展医疗工作。追求投入少，效益好，以预防为主，在确保所有人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再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更高需求。

就象美式民主我们有点用不起一样，大“医生”我们也不能养得太多。用三分之二的钱养大医生，用三分之一的钱养一些象中医这样灵活机动，平民性强的医生。中医就是在过穷日子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医学，我们还没得到面包哪，先把窝头扔了，来个吃不到面包勿宁死，这是什么逻辑？

 

女儿说，百分之八十的病都可以用普通方法医治，可大医院垄断了人才、设备、技术、价格，却效率低下，普通病到医院去看，往往与其说是去治病，不如说是去受宰割。这就是人们怨声载道的一个原因。

 

虽然医疗本身具有趋高性，都想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事实上，人们需要的是最好的建议，人们需要信得过的医生朋友。女儿努力学习西医，广交西医朋友，为的就是了解医学前沿的情况，以便给病人提出最佳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培养中西医的通用人才，是件意义重大的事。

 

（五十七）
虽然我是中国人，可我对中国人的研究兴趣还是很浓厚。别人眼里国人的愚昧往往是我眼中的活化石。

好多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并为此很发愁。可我觉得这对全世界来说是件好事，中国人真要是信个真主或天主，弄得万众一心，为个什么真理动不动搞个“圣战”的话，那就不是纳粹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简单了。毛泽东时代就是中国人睡梦中翻个身。

 

这个世界安排得很有意思。美国高科技，可是人少，这个世界他有点占不过来。中国人多，但一盘散沙，也毁不了世界。多亏中国人没有信仰，现在世界才好好的。

 

中国人之所以没有信仰是因为现存的这些信仰不适合中国人来信仰。碗里的水可以信仰碗，河里的水可以信仰河床，大海里的水哪，它信仰什么？

真主，天主对中国人来说是碗，是河床，用来喝水，洗澡可以，想借以下西洋就不行了。

 

外国人承认个体的中国人聪明，却认为群体的中国人毁于内耗。正如他们研究具体善长，研究整合无力一样，他们无法看到，多亏有这种内耗，使中国人不执着于碗和池。喝过水后放下了碗，洗过澡后离开了池。碗和池这类东西不中我们的意，我们意在更大的东西。

 

研究中国人的个体并不能达到把握中国整体的目的。所以，我对那些评论中国的言论不怎么在意，能评论中国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哪。

 

个体的中国人是一滴水，连二十一岁的雷锋都自觉到了这一点，他为什么要孜孜以求把自己溶入到人民群众之中？雷锋精神的实质是什么？

 

研究2HO是研究水性，但这是研究水性的全部？一碗水中会有风浪吗？一池水中会有潜流旋窝吗？一江水会有台风海啸吗？

也许有人会说，台风海啸不能算做是水性。可他们心里也知道，离开了水，众多的水，谈何台风海啸？不了解洋流海浪如何造船航海？

 

中国不是一碗水，对一碗水所作的研究无助推论中国的事。中国也不是一池水，一池水载不了舟，也覆不了舟。众多雷锋式一滴水的意向，使中国人追求成群，成势，达到“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求大，求积，求容，“不择细流，以成江河，不择江河，以成湖海”的原因。这不是小算术，而是大数学。

 

埃及人用金字塔，方尖碑来追求永恒。中国文化是用另一种方式来铸金字塔和方尖碑。建筑材料是人，建筑结构是人的社会关系。

 

中国人对水性的研究不仅通过鱼，舟来感知和体现，还用龙来超越性地表达。
所以，中国人不信仰碗，不信仰河床，他们要信就信仰龙。

 

龙的属性使中国人愿意相信却难迷信。试问，有哪个中国人不相信科学？没有，可又有几个人迷信科学呢？这就造成中国人既上西医院检查，又找中医诊脉的局面。这种看似有病乱投医的盲目现象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百姓的这一兼收并蓄，实际上是把对2HO的研究和对风浪研究一网打尽。所以，又信西医又信中医在老百姓身上是一点不矛盾，和愚昧一点不挨边，所以，以为生活富裕了，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中医就没有市场了，以为通过对老百姓进行科学教育，在他们觉悟提高后而扬弃中医的想法最终会落空。

 

好多科学和合理的想法总是在一路落空。
对2HO的研究无论怎样深入，也不能替代对洪水，海啸的研究。在社会学上，对个体的研究不能替代对群体的研究。在医学上，对局部的研究不能代替对整体的研究，对静态的研究不能代替对动态的研究。

中国人对个体与整体关系的深刻体会有助于他们理解中西医关系。人，为什么要结成整体，组成社会？中国人为什么独处一室也要心怀天下？中国人扎堆所求的正是个体所不具有的“势”。这个“势”是个体存在时所不具有的东西，研究个体永远不能抵达到“势”。中医对人的整体研究把握的是“气”，这个“气”也是不可能通过局部研究获得的。
“气”和“势”等是中国数理境界中的东西和常用术语。

 

爱因斯坦最终追求大统一场，而中国文化是时时追求大统一场。天，道等就代表这大统一场。对具体事物的研究必须与大统一场时时校对，验证。中医理论就是在这种无时不在的校对、验证、修正中建立起来的，这难道不科学？系统的观察，提出假说以解释现象，再以假说预测和改变未来，这些科学的要素中医少了那一样？如果中医构建的阴阳五行模式能够经得起长时间的考验，在预测和治疗疾病上使我们从混沌中超拔出来，你能否认它的科学性？


从研究2HO入手和从研究海洋入手，虽然两者看上去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但从研究水性这一点看，哪一个更贴近实质的水性呢？

(五十八)
女儿走过一片园林,见其中有一位打太极拳的,看了一会,女儿过去与他攀谈,果然,此人的太极拳是家传。女儿与他切磋，打了一套太极拳给他看，他说，你这是太极操，不是太极拳。女儿不服，此人说，你如此这般打太极拳，定会做下病来，四肢厥冷……女儿跟我叙述到这一节时，我惊了,近两年女儿的确四肢发凉，回家总是先上床，把手脚插在我怀里，我俩探讨几次，我怀她时并没有寒，她小时四肢常温，这寒是怎么来的呢？没想到竟是为参加比赛练太极拳做下的病。我不解道，打的就算不是太极拳，是太极操，也不至于不健身反做下病来，我们作广播体操会做下病吗？女儿说她也是这么问的。此人道，太极拳是以意带形，形意一致，二者统一，如果只取其形而不得其意，那么有害无益。我听了反驳道，形是形式，为空，取个空壳何至于有害？已经解惑的女儿说，为什么太极拳偏偏是这个形而不是体操那个形？形，难道是空吗？何况还有程式、程序，敢说程序本身没内容？把太极拳的形式一比划起来，这经络就要做相应的反应，这不受控制的反应不给身体造成伤害？女儿想把身体调整过来，向这人请教拳法。这人说他宁可教一点不会的人打太极拳，也不愿教我女儿这样走反路的人。女儿说试一段时间看看，后来，这人对其它学员感慨道：“你们有一个算一个，没有这女孩悟性高，学得快。”

 

由此,我想,别说中医,就是一个太极拳,看上去很简单的体操一样的东西,怎么在中国人这就这么玄呢?自从女儿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以竞技方式练太极拳后,用她的话说对体育就有点伤了,这使她意识到运动猝死是否也是一种“伤”的后果?现在搞体育的人的伤如此普遍, 包括写《慢跑大全》的美国作者自己也死于运动猝死，这不有违体育健身的初衷？西式的太极拳会对人造成伤害，推而广之，用西医的方式运行中医，是不是中医体衰的一个原因？

 

女儿用功，用心学习太极拳。我说，不用下那么大功夫吧？女儿说，功夫，功夫，要的就是功夫。她说在做太极拳中体会中国文化，很多东西都能对上，不仅是医学，还有军事，比如可以细细体会三十六计……我说一个健身的东西跟三十六计有什么关系呢？女儿说，这是拳啊，拳是武，武不是军事？太极拳讲的是绵软，绵，要绵里藏针，软，要软中有硬，太极拳是可以直接交手打仗的。这是有心法，无定法的。女儿说，她由太极拳体会到用药，比如说，甘草，九十三个精方中，方方有甘草，这甘草起什么作用？现在的书上说是调合药性。其实，它在每个方中起的作用都不同，它的药性随与不同的药配伍而不同。我问：“这么说，这甘草有点象我？在不同的群体中所起作用不同？”女儿说：“嗯，有点象。所以，中医的工作不枯燥，总有新体会，总有自己独到的体会。这是用自已的心体会来的，要想教给别人，别人的心和自己的不一样，就不易传给别人，因为这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总是用诱导，启发，总要因人施教……”

 

张功耀读了33年中医书，曾用中草药治好过他爷爷的病，他妻子就是一名中医,但他却疯狂反对中医。看到他的情况让我想起了我父亲，我就是在父亲对中医声中长大的，所以现在人们对中医的攻击在我听来都是我父亲的老生常谈。小时,我是站在父亲一边,因为科学这东西太对年轻人的胃口了,攻击别人太简单，太痛快了，我想,要是没有年轻人和西式思维,这文革能不能搞起来?父亲视我母亲的不反抗，不反驳为中医无理，所以常给我母亲“上课”，想要用真理改造她，母亲微笑地听着，多年之后，父亲向我承认他的改造工程失败，因为我母亲纹丝没动，但他总结出的失败原因是女人不可理喻，认为女人不能接受真理。

 

现在我想,父亲对中医的不认同,对女人的简单否定，说到底是他的眼光向外而不是向内。男人需要让自己感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感觉自己正义在胸，刀枪不入；武器在手，锐不可挡。象对自己的儿子一样，母亲维护父亲的这一感觉，这对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来说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深不可测的宇宙，只有让男人锐不可挡，才能为人类辟开一条生死路。所以，当我后来又站在母亲一边时,我象母亲一样维护父亲的男人自尊,我想，张功耀的妻子不驳斥他很可能出于与我母亲同样的心理。

 

当读了33年中医书而不得要领进而恼羞成怒反攻中医，这情感我能理解，也很同情，这不是张功耀个人的错，正象我走的弯路一样，是历史代价。女儿说“我姥姥没让你学中医是对的，你如果不是用心去学，而是用脑去学，这样对中医和对你都没有好处。”估计我当年要是学中医，肯定也是从科学角度入手，那么很可能转不过弯来，不比张功耀好多少。张功耀这样的事只能出在中国，看着他，我只感到亲切，这是中国式的错误。一个中医开玩笑地对张功耀说：“你说人参没有药效，就是个干萝卜条，还不如萝卜条有营养，那我请你吃人参，你敢不敢吃？”我想，张功耀要是西方人，这个赌他肯定就打了，可别看他这么疯狂地反对中医，可这人参他是绝对不敢吃的，这真是中国式的幽默。当中国人就是活在相声里，太有意思了。

（五十九）
说来说去，大家多说不反对中医，只是对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不能接受。
其实，任何一个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都难以接受阴阳五行，我也一样。穿西装一定要配革履没有谁会配双老北京布鞋。

我也没有想到我会接受阴阳五行理论，而且接受得很自然，很简单。

 

比如，在做妇女工作的几年里，需要研究妇女运动方向。按西方的理论，妇女缺少精神价值，除了生理上的繁衍，妇女在人类文化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因而女人是第二性的，是附属于男性的。近代西方风起云涌的妇女运动使妇女站到与男人对立的位置，造成男女冲突，成为一道人类难题。

 

在作中外妇女运动对比研究时发现，西方的妇女运动在中国一直没有开展起来。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阴阳学说在起作用。在阴阳互补、互根，男主外、女主内，男管公家，女管私家，天下一家，家天下的思维中，女人在坤的领域里大有可为。其自尊、自信，没有受到损害。

在阴阳学说中可以获得许多解决西方妇女运动困境的“新”思路。

 

在作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若按西方人性恶理论及心理学上人的气质分类，任何人都逃不掉被做优缺点之分，不好分的要被归到心理疾病中。这使预防犯罪工作陷入改正人的“缺点”，矫正心理偏差的收效甚微，劳而无功的困境中。

 

这时，讲人的特质，讲人与人的生克制约的五行学说就比犯罪心理学中的气质分类能为工作提供更多思路。

可以说，我对阴阳五行的认祖归宗是从西方绕了一圈转回来的。中国人讲“根”，根是历史，是传统，埋在土里的历史是无枝无叶的，必须要得当代的阳光和雨露才有枝有叶，枝繁叶茂时我们只觉得与当代有关系而不觉得与根有什么关系，只有当这一代的枝叶凋零时，我们才会在叶落的过程中认识到什么是归根。

 

中国的阴阳在西方理论中被看作是矛盾的两个方面，阴阳转化也被描述为对立统一，但西方不是把阴阳的内在动力解析为五行而是直接把矛盾的两个方面转化为“水”“火”两行。“水”与“火”没有“木”来“通关”就只有克而无有生，只有斗争而无有调和，只有否定之否定没有肯定之肯定。只讲两行而不讲五行，水火就只有你死我活的冲突、对立和斗争，而没有通过木的生和助，通过金和土的宣泄和抑制，而没有五行周转这一“永动机”形成的“生生不息”就不会有“水火相济”的景象。

 

如果我们把火性气质的人归到西方的胆汁质类，那么迅速、强烈、积极是这类人的优点，而冲动、暴躁、易怒就是这类人的缺点。可在现实中如何把一个人的优缺点进行分割？这种分割有必要么？当把火的危险性去掉了火的功能还存在吗？把一体的东西分成优缺点两部分，在理论上可以做到，在现实中做不到，而硬做的结果就是造成困惑。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把一眼就能看到的事物作为思维的出发点，都是从挖掘事物本质入手展开研究。区别在于，中国人认为事物的本质属性为 “藏”，应该猜其所藏。西方认为隐性的东西应该显并使其显。

 

我曾说过，人往往是无可选择，所选择的不过是自己的本质。好多数学家在解题时不是难于题解不开，而是想寻找一种自己认为是美的解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法已存在于他的头脑中，他不是在寻找外在的解法，而是在挖掘内在的已有。阴阳五行也是这样一种已有，所以，在我们寻求对这个世界的解释时，不仅要寻求对的，还要可心的，不然，纵然是大家全说好，到底意难平。

 

我承认西方的东西是先进的、科学的，大家怎么赞美科学我都同意。可是，作为妇女我不喜欢或被贬低得没有自尊，或被引领到与男人对立的理论。也不想见到犯罪和跳楼的就用一句“有病”把问题踢开。其实用阴阳学说容纳矛盾论，把对立的两方面作为两行再加上三行成五行，只使理论更丰满，没什么使不得的。

 

我觉得在论坛中也可以使用阴阳五行理论。论坛上常因无法沟通而出现攻击、漫骂的现象。其实这是大自然故意设置的小小障碍，让我们稍稍拐个弯来沟通。比如水与火直接沟通就会出现水火不相容的情况，通过木来通效果会非常好。中国人讲关系实在是因为大自然设有这一关系。如果我们把西式思想看作是阳，把中式思想看作是阴。不同性格的人可按五行划分。虽说水火性格的人不相容，但有木、金、土通关，化对立为动力，有如不同类导体的接触能产生“电动势”一样，五行“电动势”便是阴阳流转的“永动机”。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在论坛形成五行流转的局面，论坛就会充满生机而不是危机。

 

（六十）
又开始医疗改革了。从这次医疗改革的方案看，是把以前打破了的医疗网再重新织出来。而改革设计者说“新的医改方案实际上是英国的躯体、德国的四肢、美国的脑袋，是三国模式的混合。”老百姓们还没有忘记七十年代的医疗方式，会拭目以待以待，看看这个三国模式比毛泽东模式如何？

 

不管说的怎样，我们看的是实质。设计者说“未来改革的方向是，基层的小病治疗由政府免费提供，一般的大病治疗靠社会医疗保障来完成，重大疾病的治疗则求助于商业医疗保险。” “具体操作化的建议是，城市中，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中如社区卫生中心看的病为免费，农村中，在乡镇卫生站体系中看病也免费。”

 

对这个方案我在看的过程中是不断摇头。“根据卫生部医改课题组的初步测算，要达到免费提供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的目标，大约需要国家财政投入2000亿元。但财政部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这钱，我怕打水漂。其实我们没有那么穷，能拿出两千个亿是穷吗？关键在于我们不会过穷日子，“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我担心，这两千个亿能花到正地方吗？

稍稍动动脑子就知道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小病留在社区和乡镇卫生所，这个设想很好，可什么是小病？阑尾炎，高血压，分娩是不是小病？我想肯定不能列到大病里面，但阑尾炎这样的手术乡镇卫生院可以做吗？可以做，但术前要做个B超吧，乡镇卫生院要不要配B超机？不配，到城里做了B超，回乡做手术？分娩，如今只生一个孩子，谁敢在乡镇卫生院生孩子？生到一半生不下来了，剖腹产在乡镇卫生院做？乡镇卫生院设手术室？高血压病有时也要做CT看脑部栓塞情况，以此类推，这个大病、小病认定的责任谁敢负？到时是不是医疗纠纷要更多？

 

真正的大病，比如癌症，其中一部分是等死，只需要一点维持性治疗，完全是社区卫生院能胜任的，可现代人居住密集，不方便死在家里，常到医院等死，也是为了使用医院的太平间，难道社区卫生院还要各备一个太平间？再说，把社区卫生院做为临终场所对其它患者的心理影响是不是也不好？

 

许许多多的这样问题所造成的漏洞，会不会让这两千亿形成一个新的腐败温床？

投入两千个亿，却不管大病。小病或能挺，或能治，而让人倾家荡产的是大病。既然这次医改想要体现政府的“雪中送炭”那就不如把这两千个亿投入大病，投入那些有治疗价值而又让许多人治不起的大病上，那才是救人一命。

 

想想老百姓为什么攒钱不花钱？因为他们有后顾之忧。他们的后顾之忧是什么，是小病吗？不是，他们不会为生小病而死抠死攒，他们怕的是大病。如果国家给大病以治疗支持，那么就能解老百姓很大的一块心病。好钢用在刀刃上，与其把这两千个亿花得打水漂不响，不如先这么用。想想，如果国家把大病这块承担下来，那么科研、培训、开发等好多经费负担就不会落在普通患者身上。象心脏支架这样手术的费用就会大幅下降。

 

我和女儿赶到医院看望她住院做心脏支架手术的奶奶，老太太不在病房，到普通病房去串门了，我把她拉回来问：“你到那去干什么？”她说，我让病友看看我的手术有多成功。我说：“你这么做是在刺激他们，他们何尝不知自己的病应做支架？他们又何尝不想做这个支架？可他们做不起这个六万元一个的心脏支架，于是，不仅要忍受着胸闷气喘的身体痛苦，还要承受随时可能死亡的精神痛苦，你去显摆你的支架不是加深这一刺激吗？”

 

后来我了解到，做心脏支架手术的费用之所以这么高是垄断和操控的结果。最后的魁首竟是市场经济在起作用。以为市场竞争总是使价格走低在这里就错了。当市场垄断形成后，价格就是走高了。

 

如果政府介入到大病这一块，那么，那一病房以痛苦、绝望，嫉恨的眼光看着我女儿奶奶的病人就会得到解救。政府难道不应该先解救这些人吗？

 

政府如果给一百个需要做心脏支架的病人安上心脏支架，其费用会是六百万吗？不是，可能连一半钱都用不上。因为国家的介入会使虚高的价格大幅下降，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可使大批医生得到煅练机会，使手术技术不再为少数人垄断。

当然，为了长远考虑是应该逐步建立医疗网。但西医的大而全的医疗方式本身使建立医疗网的设想既使是最发达的国家也难以做到，所以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是建立医疗网本身就能提出来的。

 

我们本来是有这个网的，可是我们把它作为落后的东西铲除了。我们认为老一辈人的过日子法不对，我们不想过穷日子，可过富日子，只要钱数是有限的就有算计问题，在殷实的日子中，算计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我们承认中医有用，能在过日子中派上用场，只因看上去朴素，就被追求华丽的现代人抵制，大有不富贵勿宁死的劲头，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我们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么了。

今年夏天，一对退休的医生夫妇到我们这里来寻访和避暑。男的是脑外科专家。当年就是下派到我们这里任一个乡镇卫生院的院长，与这里的百姓有着鱼水之情。三十多年来，原来他管辖地区的百姓有了大病还要到省城去找他，他成了医疗通道。

女儿赶到奶奶家见了这对医生夫妇，和他们谈了好久。这对夫妇我也认识，因为他们每隔一两年就会来一次，虽然他们总要出国考察，但他们与底层的百姓还有密切接触，那是三十年前的医患关系啊。

 

不管怎么说，国家开始重视基础医疗我还是为百姓，为我女儿高兴的。这样一来，女儿到乡镇开办医院的想法就可以获得一条国家途径，她就可以更多地用心于医术上。我想，在乡镇医院，女儿的中西医临床专业将比单一的中医或西医更好地发挥医疗作用。

 

在医学分工上，需要有人研究DNA，需要有人做手术，需要有人灵活机动地处理千家万户的百病，需要西医，也需要中医，怎么可以以尖端取缔末端呢？

（六十一）
中医可以继续存在的理由，就象一个篡权的奸雄谋杀了一个仁慈的国王，上帝并不会为仁慈的国王主持正义，科学干预的力量如此之强，势必把人类带上一条不归路，看看张功耀等人的强悍就可知道，科学的野蛮与文革的野蛮可以如出一辄，但这种野蛮我把它看做是人类的青春燥动，是伴随成长而来的，谁也不会因青年人的燥动，具有危险性，而希望他们不再成长。

我之所以拥护中医，既不是想否定西医，也不是要制止西医，甚至不是为把中医发扬光大，而是想通过中医控制一下历史车轮的速度，别因太快，腾空而翻车。

 

当科学有一天基本取缔人的身体时，中医也真就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女儿摸脉有时会感到困惑，看到她迷惑不解的表情，她师傅就接过手来摸，问病人：“做过手术？”“出过车祸？”师傅告诉我女儿，手术和车祸都可以改变人原有的气血运行方式，遇到这种情况就给以脉诊病带来很大困难。如今手术使用的如此频繁，最终会使气运学说在人体上失效，当人的身体器官被摘除太多，移植太多，放置塑料、金属太多时，中医还如何诊断，还调解人体什么呢？那时中医不灭亡还有什么用？

一旦基因工程打破生物屏障，人体就会告别与地球自然和谐的历史，那时，中医也就寿终正寝了。到了那一天人类会不会有悔？当然会悔，但为年轻时的过错而懊悔也算得上是一条人生定律了，人类的好奇心不可能让人放慢科学探索的脚步，个体的人肯为冒险付出生命代价，整体的冒险精神也要牺牲诸如中医这样有价值的东西，这也是人类的买路钱吧？

 

从这个发展前景看，张功耀取缔中医的观点可以说是颇有预见性，中医的确不符合狭义科学论，中医是应灭亡也终会灭亡。中医象大熊猫似的，是国宝，也很珍贵，可怎么都不适合当今的生存条件，不适合在学校里学，不适合在医院里行医，不适合考试，甚至不符合当今人们的思维观念，总不能为中医的生存再创造一个社会环境吧？中医如果奢望得到大熊猫那样的特殊保护，就无怪乎张功耀等人愤怒了。

 

但我要说，中医还不应在今天就被消灭，因为当代还需要它，中国还需要它，西医也还需要它。
对于中医现在不能被消灭的原因连反对中医的人也很清楚。反对中医的人说，卫生部之所以出来正视听，明确反对取消中医是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条件普及西医。正如毛泽东当年不肯废除中医，是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当时中国广大的农村，就等于没有医生了，大量城市贫民也看不起病了。反对中医的人引用一个西方人的话说“中草药是贫困医学的基础”，并说，国家卫生部门不能承认中医是伪科学的原因是因为一旦承认就无法向看不起西医的民众交代了，是贫穷在支撑着谎言。他们认为用中医来欺骗农民、平民和穷人是为了保证官员和富人看西医，从而引出中西医之争的政治本质。

 

我不谈政治，但我承认中医是穷人的医学。我们都知道让全世界的人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仅有三亿人的美国，他们的生活方式已占有了全世界一多半的资源，没给其它国家留下多少发展空间，美国一年的卫生医疗费用是1.3万亿美元，而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才3.5万亿美元，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全部用来解决中国13亿人吃药，我们吃药的总量也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西医如何保障十三亿人的医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取缔中医？在这种情况下非要取缔中医的用心何在？

 

如果我的女儿因我不是富翁而责备我，因我在她感冒时不送她去医院挂吊瓶而是给她煮姜汤喝而责备我，认为我是在欺骗她，认为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我将如何为自己辩护？我能象我的父母早年教育我那样斥责她不懂事吗？

 

如果姜汤能够治感冒，我想就不一定要去挂吊瓶。富人到西医院看病我不是特别羡慕，因为我知道西医的发展也是靠在活人身上反复摸索和试验实现的，既便是西医，传统的治疗方式不仅是安全的也是价格低廉的，我何不让富人花大钱去当实验品，而我选择保守疗法呢？中国人明白偏方治大病，四两拨千斤的道理，知道人不可貌相，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知道有藏龙卧虎的事和一物降一物的道理，知道拨云见日，妙手回春等等，所以并不因中医是从门前拔两把草药而小瞧它。也不象有的人那样认为这是欺骗，并为此感到悲哀，人而把世界涂抹得愁云惨雾的，想不得忧郁症也难。

 

因为中国没有美国富很责备中国如同因为你的父母不是富翁而责备他们。因为不能到医院挂吊瓶而拒绝喝姜汤如同吃不上馒头就拒绝吃窝头，因每年没有1.3万亿美元的医疗消耗而悲哀如考不上名牌大学就自杀，在我看来这是做了美国精神的奴隶，反倒是可悲的事。

 

（六十二）
在中医理论中，不是中医拒绝使用逻辑，而是使用逻辑的效果与目的南辕北辙。

比如用现代方式编写中药教材，讲药性时，把退烧药归为一类，这石膏、地龙等退烧药有好多种，但只能有一个共同的药性——退烧。至于它们有什么不同，现代教材无法用逻辑区分。所以用教材学习中药的药性并不能达到会使用中药的目的。

如果按中医的表述方法，这退烧药各有各的作用，区别是很大的。当把发烧视为火时，不同的药对付火的方式不一样，有的是浇水，有的是抽薪，有的是止沸，有的是吹熄。要因情况的不同选用不同的药物。如果柴多火大，用吹的方法岂不吹得更旺了？如果是草地上的野火，又怎么抽薪？所以，是中医使用中药的方法决定了中医的表述方式。

 

如果论象棋，可以从车的作用，马的特点，炮的功能进行论述，逻辑可有用武之地。如果论围棋，单拿出一个棋子怎么论？拿出所有棋子怎么论？只有在棋局中，在上下左右的关系中，棋子才有它确定的真正的意义。

 

我从来不说中医“深奥”、“博大”和“神奇”。正如中国没有大哲学家一样，中医也是一个灰姑娘。它要被人推崇，得需要一些外在条件，如城堡、臣民和仆人，还得有一个王后的头衔。如果在灰姑娘挎着篮子买菜时，我就称赞她高贵、美丽、典雅，怎么能不遭到人们的嘲笑呢？

 

中医如围棋，不可抽象，不能客观，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以现实性取代客观性。把它从现实中，从上下左右的关系中，从一个局势中抽取出来，剥离出来，它就失去了确定的意义和价值。非要把中医客观化从而论述它，如同脱离棋局论围棋子，既无法论述也没有意义。不是所有事物都可以被绝对清晰地界定，不是所有事物都有可以被用非此即彼的实证方法来判断或演绎。在当今时代，让人们承认不能被客观化的一个理论是门学问的确是很困难的。其实我阐释中医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让人们承认它，只要能达到人们对逻辑不是绝对坚信就可以了。

 

中医不把自己客观化，它不定义对象，也不定义自身。它在阐释病理的过程中阐释自己。当你理解了它，它就是你的思想，你也就可以用自已的方式阐释它。中医在现代环境中阐释自己是对自己现代价值的实现，也是对自己现代存在的表述。

医不存在于人之外，人本身就是医，人与医是一体的，而人一旦变成物，中医就失去立身之本。阴阳五行理论可能不够理想，但他却是仅有的将人与物统一而不是分离的理论。中医的珍贵之处是，它是做为人的医学而不是对于人的医学。

能把事物客观化固然是好，但客观化的前提应该是意义，意义是对人讲的。从人的观点解释世界高于从物的观点解释世界。世界因被人解释而有意义。

 

我曾经在北京向一位西医专家求教：为什么一个看似很简单的医学问题就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解决办法呢？比如。感冒、避孕……专家告诉我说，任何一种医疗方法也不可能适宜所有人群，总有“漏网之鱼”，所以还要不断发明新方法，这样一来，西医治一种病的方法也越来越多。但西医目前的问题是，并不能一开始就知道究竟哪种方法有效，得一个方法一个方法地挨个试一遍。很可能是九种方法失败之后，才能找到第十种有效方法。我说：这样说来我们患者岂不是试验品？专家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是这样的。我问：如果我试验遍了所有方法都失败了，我岂不是试验的牺牲品？专家笑说：正因为有“牺牲品”的存在。才使医学不断去发明新方法。

 

西医曾给过我们医疗上一劳永逸的希望，比如青霉素当年的杀菌效力。可很快人就有了抗药性，一劳永逸的希望破灭了。如今西医对治病是苦于在众多方法中不知哪种方法能有效，那么西医下一步是不是得想法子学会“辩症施治”呢？对各种抗生“素”的使用，是不是也得作中医式的“浇水”“抽薪”“此沸”“吹熄”的药性分类呢？不然，我的一个同事发烧，前后用了二十多种抗生素也没退下烧来。现在可以做菌培养了，把菌从你身上取点，不在你身上试了，在试验室里试，用各种抗生素喷它，看它怕谁。

 

当西医担当起全人类的医疗重任时，我们看到，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趋同中医的方法，不管嘴上人们是否承认这一点。当西医面对十个病人而有十个办法却不知怎样避免每个人身上用十种方法共一百次的话，中医的个体性的治疗思想是不是有可借鉴之处？

 

（六十三）

这几天帮高考生报考，遇到一些孩子不知从事什么专业好。一时决断不下来，我就扔给他们一套表格————心理测试，看看适合从事什么行业。

 

女儿学心理学时，给我拿回来的测试表厚厚的一叠，让我不由地感慨，如今心理学发展的真是很象样了。

不过，我给孩子们选专业时，常常遭到拒绝：“不学心理学，我不想和疯子打道”。“不学法律，不想和坏人打交道。”“不学医学，不想和病人打交道”……我不明白，哪儿来的这么多禁忌，把有“问题”的人全排除掉了，还有人了吗？我们不想和人打交道？

 

一般说来，精神病人和正常人的最大区别恐怕就是他们失去理性了吧？理性的可贵，可能就是在与精神病人对比时是最明显的吧？

 

可是，人真的可以很 “理性”，“理性”可以让人逃离精神病吗？

由于母亲有许多精神病患者，我接触的精神病人比较多。后来又认识和交往了一些精神病医生朋友，其中有一位还是专家，他的老师是“731”部队的研究人员，因为学术的原因没有被“镇压”。我第一次同他接触时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恕我冒昧，我怎么看你和你的病人一样呢？” 他很坦率地告诉我，他本人就患有精神病。我从他这里知道，精神病医生的职业病就是精神病。他从书架上捧下一本本厚厚的专著，指给我看一个个作者的名字，名子上是黑框。他说这些作者都是他已故的老师。“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么？”他问我。我当然不知。他告诉我“全死于自杀。”这让我不解，精神病专家死于自杀，他们那套学问解决不了他们自己的问题？他告诉我，这些人非常理性，身上带着遗书，工作证等，尽最大可能把后事料理好。他们不是疯狂了去死的，而是“理性”地死。

 

这个专家也是非常“理性”。知识渊博，思维慎密，逻辑性强。我和他谈话时发现，他几乎容忍不了人们的语言。下判断？错误；叙述？不准确，怎么说也不能达到他的逻辑要求，弄得我不敢开口说话。没办法，有一次我对他说“我不叙述，我给你表演吧”。他竟非常高兴，认为是找到了最好的交流方式，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通过观察、发现，自己去下判断。

当时，他身边跟着一位年轻人，是一位在部队上当卫生员的转业兵，分配到精神病院工作。他想要学专家的真本事，宁可伺候专家，为的是看他怎么治病。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勤奋刻苦的转业兵的头发白了，也成了专家。

 

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有好多瓶抗精神病类药物。如果吃上几粒就可以见上帝了。这都是我请“转业兵“给我几个朋友开的。药不能放在病人处，只能放我这。如果你看见我一早一晚急匆匆地走，那不是在锻炼身体，而是去给朋友服药。

许多病人是不肯去精神病院的，所以，我有时要把“转业兵”请到我的办公室来做客。别人看我在和两个朋友闲谈，其实我是在掩护医生诊病。

 

看着“转业兵”，让我想起当年的那个专家。“转业兵”和那个专家一样的理性。我承认他现在的水平的确达到了专家的高度。我的病人朋友一个个都是刁钻古怪的，对“转业兵”好象不是我请来给他们看病的医生而是为他们找到的敌人，千方百计地刁难他，可都难不倒他。当他使我的朋友病情稳定时，我的朋友往往要请他吃饭。在酒桌上，他一口饭不吃，一口酒不喝，甚至不喝一口水，至始至终，筷子不曾拿起过。而我要做的是，让这一切显得正常、自然。他只做一件事——说。不停地说。这张说话的嘴绝不能为吃而停顿。朋友看我那么“自然”，都分外懂事，绝不劝他停下来吃一口菜。过后会奇怪地问我“我怎么看医生比我病的还重啊？”他和他的专家老师一样患上了他们的职业病。

 

有时，路过精神病院我会进去和医生们聊会天。我一次，我拍门，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瞪着一双典型的神经质的眼睛看着我。他在审视我的神经正常度，我快乐地与他打招呼，微笑……可他无动于衷，不开门。我断定他是病人，拿出医生对病人的架势，一瞪眼，一声吼，他就给我开了。进去后，我到医生办公室说：“你们怎么让病人看门，还让他穿白大褂？”大家笑说，那是新分来的医学院本科大学生。我听了感到不可思议，怎么刚来就得职业病了？


医生们聊天时喜欢为人做精神分析。有时也给我做，结论是我也有精神病。我并不生气，因为在他们眼里无人不是精神病。我听他们分析希特勒是轻燥狂，我点头，接下来他们分析列宁也是轻燥狂，再接下来……我想，耶稣，释加牟尼，谁也跑不了精神一病的命运。既然无人不“精神”，我又能逃到哪里？

 

于是，从中医，也就是我母亲那里， 我不觉得精神病是什么改变人本质的病。从西医那里，也没有得到一个明晰的界定。如今，西方对精神类疾病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有一部叫《美丽心灵》的美国电影，歌颂一个“美丽的大脑”，大脑的主人公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纳什（John Nash）————一个终生精神病患者。他来中国参加世界数学家大会时，中国记者被告之不能用闪光灯晃他。影片结尾表现他领奖时，看到他的幻觉人物也都来参加他的颂奖晚会，他平静地看着他们……

如果说疯狂的人是感性的，那么精神病医生的极为理性怎么也使他们精神出偏呢？

 

经常，医生不是愁治不好病，而是治好了放入社会还不行，现实，是许多人的致病原因。有的人之所以疯，恰恰是身体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人本身并不是理性动物。我的一个朋友开车躲对面突然出现的车时，本能反应左打舵，结果坐在副驾驭位上的他母亲被撞死了。他亲眼看见他母亲死在他面前，可他却失忆了。只失去了这一小段记忆。他认定是他哥哥开的车造成他母亲的死亡，时不常地关爱他哥哥以减轻哥哥的“内疚”。我天天和他在一起，观察到，除了失去这段记忆外他没有其它异常。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痛惜大学生跳楼，反对以“精神病”为借口对大学生跳楼无动于衷。因为精神病人也一样可以拥有美丽的大脑。我们不应找医学理由放弃对他们的关心、爱护。

 

（六十四）
昨天，我和朋友走在街上，遇到一位从北京回来探亲的医生。朋友就向他咨询自己的肾病。他是西医，常做手术，问到一系列的检验指标，告诉朋友要注意肝胆，并讲到肾与肝胆的关系。朋友说她的胆被摘除了，没有注意的问题了。医生顿时拉下脸来说“我说的脏腑关系不是西医的。”我在一旁笑了，心想，如果外国医生到中国来行医，一准糊涂，因为中国中西医界线不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中国人治病的方式和治病结果也会把外国医生搞糊涂。

 

遇到一个几个月未见的朋友，问他这几个月做什么去了？他说治病去了，得了白血病。我惊讶地看着他，他和以前一样，怎么也看不出是白血病人。他说他住进了天津血液研究所，医生说他至少也得做四个化疗才能使病情稳定。在第一个化疗期间，他不停地收集信息，并进行全面分析，认为自己做一个化疗就可以了，然后不告而别，从医院逃跑了。他连家人也没告诉，独自一人跑到大西北，找到从研究所听来的一个中医吃上了中药，把病治好了才回来。他得意地说，他没花多少钱就把病治好了。看他治白血病竟象治个普通病，不得不佩服他真是有主意。不由的想，如果他是个西方人又往哪里逃呢？中国的事真是有意思。

 

我认识一位老医生能治癌症，前年去世了。他本是西医，但也学了中医，我曾亲眼看他把我朋友的父亲的肺癌治好了。他的治法是前心后背敷药带喝药。我曾质问他为什么要我们许多钱。因为天下就没有这么贵的中药。他告诉我说，他治病的方子是一位老中医传给他的，方子其实也不太特殊，只是药真，是他早年所存，现在已不可能再有，他说“我这点药是用一次少一次，药用光了，我就再也不能治癌了，就指望这点药养老哪”。

 

由此我想，母亲看病的效果好，和她的药好也有很大关系，她总是不停地收集和储藏中药。如果她在大医院，使用药房的药是否还有同样的疗效呢？

 

母亲给过我一块“鹿胎膏”，是猎人打野鹿获得的鹿胎，拿来由母亲熬制的。药制好了，猎人给我母亲留一部分作为酬劳。母亲在治诸如不孕症等妇女病时使用，效果很好。母亲告诉我这药不可多吃，每次只吃黄豆粒大小一块。我有时吃上这么一点，就能感受到药力很大。许多年后，当我也想给女儿备份这药时才发现，我根本不可能弄到货真价实的“鹿胎膏”了，虽然我到养鹿场去买，可吃一大丸进肚也没啥感觉，方知道母亲的药有多么好。

 

由此，我知道现在的中医为什么衰落了，如果我母亲活到今天，她的疗效也不一定能有当年那么好，因为她没有应手的药可用。现在的医生不可能象我母亲当年那样亲自动手采集、在民间搜集一些中药。我小时就常帮助母亲把有的药放到酒里，把有的药用玻璃纸包好用蜡封上……母亲给人看病之所以那么胸有成竹，那么自信，和她箱里备有这些药不无关系。

女儿的师傅在中医院就直接指挥药房的工作，患者每抓一副药都要拿给他查验，他检验的就是药的质量，他说他不求药的质量好，只要不是假药、毒药就好。再者，如今药房的人把药抓错是常事，他不能不防。

 

我建议女儿以后到农村行医，告诉她，这样可以得到一些诸如“牛黄”“狗宝”之类的中药。

回忆有关母亲的事并不是忆旧，任何历史上的今天都是今天的历史，母亲当年连自己也说不清的好多做法，到今天才显现出意义。我之所以用叙述的方式谈中医，是想尽可能地保持客观。世界上什么东西是真实的？不是我的论文，我的判断和结论。我只想把事情尽可能按原貌表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和下结论。

 

我之所以用描述的方式谈中医，还在于我对形象的情有独衷。我也认为形象的信息是全息的。

我注意到母亲看病时对病人梦中形象的重视。当病人述说的“梦多”“做恶梦”时，常要究问梦的具体内容。因为疾病的微弱信号往往通过梦中形象向人报告

 

大脑为什么在具有逻辑思维能力的同时还会选择象征性形象表现在人的梦中呢？比如，你从道理上接受一件对你前途有好处的工作，可你却可能在梦中开飞机，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把你内心的精神状态完全表现出来了。女儿三、四岁时，我不知教育女儿是听话点好呢，还是独立点好，于是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女儿钻进动物园的老虎笼子里去了。见女儿象对待猫一样抚摸睡觉的老虎我不敢大喊，压低声音叫女儿她又不理会……这个梦把我当时在教育女儿上的困惑形象地表现出来了。女儿少年时，表现出一些现代年轻人特点，我又再一次产生困惑。可这次做梦出现的象征形象连我自己一时也没有解开。我梦见我的右耳上有一个密封的硕大的白金耳环。这让必需天天上班的我十分为难，我先是想法弄下来，不成功，又想法遮盖，也不成，最后我只好理直气壮地走出门去，晃着明晃晃的耳环“我美，我愿意”了。这梦让我感到莫名其妙，不得其解。女儿听了我说这梦，拍着我的肩说：“妈妈，我就让你这么为难吗？”我一下子恍然大悟，明白了这个耳环的象征意义。理论只有给我们理由，形象却可以把包括情感在内的全部信息发送给我们。大脑犹如一台高灵敏度的仪表，对人体内部在生活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细微运动都有反应，大脑对人体的扫描情况不是用一篇论说文来报告我们，甚至还要躲过我们通过学习储存在意识中的理性，用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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