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1 industry pro: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第七章 九 转战陕北

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第七章 九 转战陕北发表评论(0)编辑内容    1946年6月，国民党拥有正规军248个师(旅)200万人，加上非正规军、特种部队、空军、海军、联勤、机关和学校，共430万人，并占有全国3/4左右的土地、人口和城市。
    此时，中共领导下的部队是28个纵队123个师(旅)和32个军区(含3个级别)、69个军分区共128.3万人，解放区面积为228.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4%)，人口13607万(占全国的30%)，城市464座(占全国23%)。
    从1946年7月至9月，国民党军队又相继向苏皖、山东、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解放区大举进攻。9月15日，周恩来在致马歇尔的备忘录中做出详尽的揭露：“自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生效起，截止8月至，政府军违令移动军队至180个师(或旅)之多，使用于进攻中共解放区前线之正规部队竟达206个师(或旅)约174万人以上，占其全兵额256个师约206万人的85%，进攻各地大小战斗有6000余次，空军之轰炸与扫射有300余次，侵占而未退出城市有76个(截至9月7日止)。现时战况，不论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均在国民党军队发动的攻势之中，承德既无被占，张家口、淮阴、哈尔滨等城市遂成为政府军现时进攻之目标。锦承铁路既被攻占，于是长春、平古、平绥、同蒲、正太、胶济、陇海、津浦、平汉等沿线之战事亦随之扩大。……战局发展如此，不仅1月停战协定早就破坏无余，而其严重情形，业已超过1月停战协定以前状况，且其规模之大，乃为20年来内战所无。”
    10月，国民党军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
    蒋介石的军队，由于接收了侵华日军100万人的武器装备，再加上美国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后给予的大量援助，装备先进、武器精良。他的正规军，约有四分之一是用美械装备起来的，一半以上是日械装备，四分之一是混合装备。他们不但拥有大量的炮兵，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坦克、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却只装备有抗日战争时期缴自日军的各种步兵火器（主要是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以及极少数量的山炮、野炮，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更没有作战舰艇。
    蒋介石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军火工业也有相当规模。而中国共产党方面，除哈尔滨外没有一个大城市，经济上主要依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只靠肩挑、背扛、大车拉、小车推，军工生产基础极为薄弱，只能制造远不能满足作战需要的机步枪弹、手榴弹、炸药以及极少数量的迫击炮。
    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大力援助，也是蒋介石敢于发动这场大规模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仅国共停战的1946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价值13.5亿美元的各种物资。美国总统杜鲁门承认，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给予蒋介石政府的物资援助，是抗战胜利前美国援华物资的两倍。美国前后为国民党军队训练了各种技术军官15万人，重新装备了45个陆军师（旅），为空军配备了各类飞机936架，其中大部分是在抗战胜利后移交给国民党军队的。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又向国民党军移交了舰艇13艘。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6月，由美国海、空军帮助输送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达54万人。大规模内战爆发前夕，美国国务院除向国会提出《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请求通过外，又着手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准备把储存在西太平洋的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国民党政府。（《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764—765页。）
    蒋介石对发动这场大规模内战充满自信。在1946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他告诉他的部下：“我们军队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特种兵以及空军、海军，而共产党没有这些兵种。”他还提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声称“因为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而是他们匪军则绝对没有的”，因此“我们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765—766页。）
    毛泽东提出战胜蒋介石几条基本的指导方针：在军事方面，他强调两个要点：一是“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为了打好运动战，他指出：“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二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当着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他指出这种方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这是“我军必须特别强调的”。在政治方面，他要求“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并为此规定了党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和在国民党军队中必须团结、争取、孤立的阶级、阶层和人员。在经济方面，他要求“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约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要“努力生产”，要“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要“艰苦奋斗，军民兼顾”。
    为了使人们认清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树立起必胜的信念，毛泽东向正在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斯特朗是一位美国籍的进步女记者。1946年年初她从旧金山来到上海转往北平，接着乘军调部的飞机到达延安采访。她在延安住了几个星期，同各界人民和中共许多领导人广泛接触，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已有相当的了解。
    1946年8月6日下午3时，延安雨后初晴。在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斯特朗见到了毛泽东。陪同她去的，一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一个是长期在延安工作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担任临时的翻译工作。听到斯特朗来了，毛泽东走出窑洞门口，来到院里欢迎。为了表示对客人的礼貌，他那天特意穿了件稍好的蓝布衣服。他们一起坐在窑洞前苹果树下的一张石桌周围，娓娓而谈。毛泽东是不放松任何一个机会来作调查工作的。他先向斯特朗询问了许多美国国内的情况。斯特朗惊奇地发现：“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得比我还详细”。接着，毛泽东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问题。他谈话的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列举俄国沙皇和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反动力量从表面上看是强大的，可怕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从本质上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当斯特朗问到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看法时，毛泽东爽朗地回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原子弹当然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毛泽东最后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吃饭后，他们又接着谈下去，直到午夜。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的论断，一提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
    这次谈话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谈话开始后不久，斯特朗发现附近20多米的草丛中有响动，吃惊地问：“那儿有谁?”“是另外一家老百姓家的孩子”，毛泽东笑着回答：“他大概是对我的外国客人产生了好奇心。”这件小事给斯特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我很少见过这样能和周围环境打成一片的人。（《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767—769页。）
    “慎重初战”，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作战原则，在重要战略转折关头更是如此。在组织中原部队突围的同时，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南线敌情的变化，不断同南线各区领导人磋商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的计划，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毛泽东审慎地分析了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全面进攻的形势，当机立断地先后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致南线各战区领导人，对南线作战部署作了调整，指出：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我军要“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毛泽东告诉他们：“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对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然后渡淮而南的外线出击计划是一个重要修改。毛泽东认为作出这样修正有两个好处：一是“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二是便于“看出敌人弱点”。这两点，正是战争指导者在战争初期必须充分把握的重要原则。根据毛泽东确定的“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方针，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别在苏中战场、淮北战场和豫皖苏、鲁西南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较著名的战役有：华中野战军遂行的苏中战役，7战7捷，1个半月中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定陶战役，全歼国民党军1个整编师及另两个整编师各一部。随着内线作战的不断取得胜利，毛泽东一再推迟原定的外线出击的时间，要求南线各军在内线更多地歼灭敌人，为尔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在北线， 8月14日，大同攻城战正式发起，但部队伤亡很大，进展缓慢，到9月4日才肃清城周各据点和城关，不但未能达到歼敌目的，而且集宁失守，大同亦难再攻。攻城部队只得于9月16日从大同撤围，转入休整。大同、集宁之战，是北线人民解放军的“初战”。此战先后歼敌8000多人，并使部队经受了锻炼，但没有能实现预定的夺取大同的目标。大同撤围后，解放军控制的华北重镇张家口已处于国民党军队从集宁和北平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中。10月11日上午，国民党军队占领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
    南北两线初期作战的实践，为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新经验，使他对指导作战的认识有了发展和变化，主要是：在敌强我弱的基本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只有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内线作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缩小双方力量对比的差距，才能最终改变战略上敌攻我防、敌主动、我被动的不利态势。
    1946年7月到10月，是全面内战爆发后的最初的4个月。它在解放战争历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在4个月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2个旅，其中包括一部分美械装备的部队，连同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总数达30万人。其中，起义、被俘的和毙伤的约各占一半。4个月中，人民解放军损失兵员12万人，其中负伤的占9万多人。国民党军队的损失是解放军的2.4倍。但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大多转为人民解放军战士，成了人民解放军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人民解放军方面虽也有被俘的，但为数甚少，仅占兵员损失的百分之三左右，即3000多人，而国民党军队没有也不敢将他们补入部队。解放军损失的兵员中，约百分之八十属于负伤，负伤人员中又有大约百分之八十治愈后仍然回到部队，而国民党军方面很少有伤愈归队的。所以，双方头4个月实际损失兵员数的对比，远远不是30万对12万。在4个月战争中，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153座，其中包括张家口、菏泽、淮阴、安东（今丹东）这些当时解放区的中心城市。解放军方面只收复或攻占了48座县城，得失相较，解放军丢失了105座县级以上城市，包括大片土地。
    4个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兵力不足同他的企图过大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共有正规军86个整编师（包括未经整编的军）、248个旅，战争第一个月即1946年7月，动用了68个师、193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26个师72个旅。到战争第四个月即1946年10月，蒋介石动用的兵力增加到73个师209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43个师117个旅。这就是说：一，蒋介石作为战略预备队而留置在后方的兵力，已由战争初的55旅减少为39个旅。二，在投入内战前线的209个旅中，不得不以百分之四十四的兵力，即82个旅，用于"清剿"他们日益扩大的占领区，相应地减弱了用于第一线进攻的机动兵力。
    经过四个月战争后军事形势，蒋介石认为自己进行的是“现代作战”。他的根本观点是：“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动脉”，所以，“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都市”。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要求部队“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而成为“流寇”，然后加以“清剿”。在占领解放区105座城市后，蒋介石以为自己已取得重大胜利，他的战略目的已接近实现。因此，在10月10日便下达恢复征兵制的命令。10月11日，也就是占领张家口的当天，就宣布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出任“总统”。不久，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下达了进攻延安的命令，完全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全面总结了3个月战争实践的经验，在党内指示中指出：“七月二十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七、八、九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向解放区进攻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不计外，共计一百九十几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后即难再调。而此一百九十几个旅中，过去三个月内，已被我歼灭二十五个旅。……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一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欲达此目的，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外，继续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的伟大成绩，再歼敌二十五个旅。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05、1206页。）
    毛泽东认为，改变战局的关键，仍在争取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时主要要靠华东、晋冀鲁豫两大主力的协同作战。华东地区，包括山东和苏皖两大解放区。4个月来，国民党军队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以损失8万人为代价，攻占了苏中、淮南、淮北地区和鲁南解放区的部分地区，打通了胶济铁路，对苏北和鲁南形成一个长达150公里的弧形半包围态势，并对联结苏鲁的枢纽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构成直接威胁。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淮北和苏中战场上歼灭敌军一部分有生力量的同时，逐步收缩后撤，于1946年9月19日放弃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两军会师于淮阴以北，进行休整补充。两个野战军的会师，集中了将近10万人的兵力，力量很雄厚，为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准备了必要条件。但此时，在东台到峄县的弧形战线上，薛岳配置着4个作战集团二十五六个旅约20余万兵力，不断发动攻势，不但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场上都掌握了相当大的主动权。要大量歼敌，困难极大，形势严峻。
    毛泽东要求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并指出只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根据这个设想，毛泽东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频繁磋商，强调：1、山野、华野应集中作战，开展战局，“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2、会师后的第一仗必须打胜，因此要慎重选定歼击目标，掌握战机，精心组织；3、为保证行动的一致，山野、华野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建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毛泽东告诉陈毅、栗裕、谭震林以及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领导人的“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因此“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战机”；4、部队集结休整的地点应选择在距敌较远的地区，以便诱敌深入，造成可乘之机，然后集中全力加以歼灭；5、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主要以拖住国民党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以缓解华东作战的困难。（《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785页。)
    1946年11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大会”开幕。为了给这个会议壮声势，蒋介石决定从郑州绥靖公署的序列中抽调精锐主力整编第11师改归徐州绥靖公署指挥，命令薛岳立即组织一次对苏北地区的大规模攻势，并限定在攻势发起后半个月内“结束苏北战事”。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徐州绥靖公署拟定了一个以25个半旅约20万人分4路会攻苏北的作战计划：以5个旅由东台向北进攻盐城、阜宁；以5个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由淮阴北攻涟水；以6个半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11师，由宿迁分向沭阳、新安镇进攻；以9个旅，其中包括机械化装备的第一快速纵队进犯临沂。4路中，以从宿迁和淮阴出犯的两路为主力，企图迫使华东地区的中共部队在苏北的狭小地区同它决战，或北移山东。进攻行动统一在1946年12月13日开始。
    放在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哪一路国民党军队作为首先集中打击的对象。12月6日，陈毅得到整编第11师正向宿迁开进，准备会同在宿迁的整编第69师进攻沭阳，以及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将同时配合行动的情报后，立刻向中央军委提出了集中主力首先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初步构想。12月12日，粟裕自盐城前线北进，同陈毅见面。在陈毅主持下，召开包括华中军区领导人在内的作战会议，最后确定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决心和部署，一面组织部队开进，一面上报军委。12月15日，毛泽东迅速批复了陈、粟的部署，并要求他们：“情况望随时电告。”
    12月13日，从宿迁出发的国民党军队6个半旅分两路向北、向东，以新安镇、沭阳为目标发起进攻。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立刻按照陈、粟的部署，在第二天晚上隐蔽地向战区开进。15日晚由山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指挥的右路军突然向处在对方左路的整编第69师3个半旅实行穿插合围；而以一部分主力楔入整编69师和11师之间的结合部，把它们分割开来。经过两天激战，在19日上午全歼整编69师，该师中将师长戴之奇自杀。整编11师星夜撤回宿迁。这一仗共歼灭国民党军队2万多人，是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会合后共同进行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歼灭战，对以后这两支野战军汇集成一起，实现毛泽东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意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战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毛泽东先后发出两份电报，在表示祝贺的同时，又向他们提出下一步的任务，那就是集中主力进行鲁南战役。电报说：“此战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涟水暂失，将来可以收复，也一定要收复。但第二步作战似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峄、枣、台，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收复苏中、苏北一切失地。”（《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786—787页。)
    在刚打完一场大仗后，立刻提出这样的任务，实行起来自然很不容易，因此，毛泽东告诉陈粟：如指战员感觉久战疲劳及伤亡过大，则应鼓励士气，并将部队就火线上编并，以利续战。宿北战役后，宿迁和峄枣的国民党军队已转入防御，但由淮阴、淮安、东台出犯的整编74师等部在占领盐城、涟水后，正继续向北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华东人民解放军下一步的作战方向可以有3种选择：一是南下迎歼正在北进的整编第74师等部；二是渡过运河，西出淮北，以调动运河以东的敌军回援运河以西，求歼援敌；三是回师歼击鲁南之敌。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毛泽东告诉华中、山东领导人：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
    1946年12月24日，陈毅、粟裕最后下定了以迅速的动作回师，求歼鲁南敌军，解除后顾之忧，再行南下的决心，并上报军委。12月25日，毛泽东批准陈、粟这个决心，告诉他们：“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要求他们集中主力并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第一仗以先打鲁南敌军主力整编第26师为宜，以争取全局好转。（《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787页。）
陈毅、粟裕等置淮阴、涟水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北进于不顾，集中主力星夜隐蔽北上，会同原在鲁南的部队，在1947年1月2日发起鲁南战役。历经18个昼夜的激战，这个战役在1月20日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整编第26师、第1快速纵队以及整编第51师，计两个师部、5个旅共5万多人，俘虏中将师长马励武、周毓英以下36000多人，缴获105毫米榴弹炮48门，山炮、野炮41门，坦克24辆，汽车474辆，使华东部队的武器装备得到很大改善。
    鲁南战役后，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关于集中统一以打更大规模歼灭战的要求进行合编，组成华东野战军，下辖十一个步兵纵队，并用从国民党军手里缴来的大量火炮、坦克、汽车和俘获的技术兵组建了一个特种兵纵队，全野战军共27万人；并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精心筹划，继续实行内线作战。野战军主力出敌不意地隐蔽北上。1947年2月20日到23日，突然发动了莱芜战役，一举歼灭正从莱芜大举南下的国民党军第46、第73两个军6个师及第12军1个师共7个师（旅）56000多人，活捉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和中将军长韩浚，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准备在山东战场上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计划。接着，华东野战军主力又掉头向南。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和谈的大门已被蒋介石完全关死，中国人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经过战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和平。这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11月16日，毛泽东致电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要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人同国民党继续保持某种接触。同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指出：国民党已把政协决议破坏无遗，和谈之门已被最后关闭，宣布，除中共代表董必武和部分工作人仍继续留在南京、上海、重庆外，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奉命撤回延安(中共代表团员陆定一已先回延安)。
    11月18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向全党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19—1220页。）
    11月19日，周恩来结束了同国民党历时1年多的谈判，率中共代表团多位成员回到延安。11月21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毛泽东接着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他是不允许共产党在保持一块地方的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毛泽东指出：过去几个月内消灭了国民党军38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可能的，也是能够改变战局的。毛泽东说：用半年到1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大约用3到5年的时间达成这一目标。毛泽东还指出：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我们不但要准备3到5年，还要准备10到15年。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对于现在是不是要马上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毛泽东主张可以按这个目标去做，但不必急于提出这个口号。（《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781—782页。）
    人民解放军自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8个月歼灭国民党军队71万余人，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遭到破产。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这个指示明白地宣布：“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指示中说：“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11、1212页。)
    政治局进行讨论时，毛泽东说：发这个指示很需要。这种文件，去年还不能发；总的形势，是说革命高潮要来了，这种革命高潮在半个世纪中只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战争。“革命动力是两个战线，解放区与蒋管区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胜利愈大，高潮来得愈快。”毛泽东又说：“我们的文件没有塞死和平的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推翻蒋介石的口号。”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再一次发言，提出要“使一切没有土地的人有土地”。他说：土地政策是不是可以早几年解决？可以的。“现在解决也可以，如果太迟，要犯很大错误。”他谈到：革命胜利的时间，还要准备相当长，5年到15年，5年已过了1年半。这个指示在干部中应该普遍散发，但不公开发表。（《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788—789页。)
    会议决定：“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为达此目的，必须充分地实行去年十月一日中央关于三个月总结的指示和去年九月十六日军委关于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指示。”
因美国退出北平执行部，叶剑英于1947年2月由北平返回延安。
    1947年2月27日、28两日，国民党以重庆、上海警备司令和南京卫戍区司令部的名义，限令中共驻南京、上海代表团办事处、重庆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馆全部人员于3月5日前撤离。中共驻重庆人员249人，自3月3日到8日，分别乘美国飞机撤回延安。驻南京、上海人员47人，也于3月7日乘飞机撤回延安。
    至此，除解放区救济会代表伍云甫等少数人仍留在上海工作外，中国共产党驻国民党地区的机关全部撤回，第二次国共合作到此结束。
    为了摆脱战线日益延长而兵力日益不足被动的困境，蒋介石采取缩小进攻的正面，在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战场上改取守势，而抽调兵力加强到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上去，力图先控制这两个地区，再集中兵力解决华北和东北。 蒋介石的战略目的是：首先将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1944年9月22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刘少奇提出，不管蒋介石是否改组政府，我们可以先成立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还可成立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已经不适用（见《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50页）。1944年10月1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指示，决定派八路军一部挺进豫西，“建立河南解放军，以解放被日伪军统治下的河南人民。”这是中共最高 统帅部电中首次使用“解放军”这一称号。1945年8月11日，朱德在关于反攻的第4号命令中也曾使用“山西解放军”的名称。1945年8月19日，山东解放军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向 中央军委建议，将中共部队统一改称为“人民解放军”。8月19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次日，中共中央电示华中局，将京沪杭地区等部队改称“人民解放军”。自1947年开始，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文件中普遍使用了“人民解放军”的称呼。2月10日，朱德以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签署命令。从7月底开始，各部队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总部驱逐出西北；在山东战场，则是打通津浦路。然后，西北和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取夹攻华北之势，使南北两个战场的 军队会师张家口、山海关，把东北和华北的解放军分别开来，实行各个击破。当山东战场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的同时，蒋介石严厉要求部属一定要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1947年2月上旬，蒋介石将围困着陕甘宁边区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召到南京，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基本设想。2月28日，蒋介石飞到西安，召集西安军政负责人开会，研究确定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
    1947年3月2日，胡宗南部整编第29军一部进入陇东庆阳地区，企图吸引中共部队西调，然后集中全力袭取延安。毛泽东指出：集中全力歼灭1个旅。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一部向进入西华池（现合水）之敌第48旅发起攻击，至5日，歼其一部，击毙敌旅长。
    1947年3月11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参加的作战会议，传达西安会议的决定，确定在洛川组织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西安绥靖公署（由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改称）所属各部的进攻行动。
    西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是胡宗南指挥的部队(15个旅)，加上西北行辕马步 芳、马鸿逵部和晋陕绥边区总部邓宝珊部共34个旅、25万人。西线的马鸿逵、马步芳向陇东地区进攻，北线榆林的邓宝珊准备向绥德一带进攻，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是胡宗南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整编（1945年5月，蒋介石分期对其部队进行整编，取消兵团建制。把兵团整编为军、军整编为师、师整编为旅。）第1军和整编第29军。国民党整编第1军，军长董钊、下属：整编第1师，师长罗列、第1旅旅长吴俊、78旅旅长沈策、167旅旅长李昆岗；整编27师，师长王应尊、31旅旅长李纪云、47旅旅李达；整编90师，师长严明因腿跌伤，所部由副师长陈武率领，53旅旅长邓宏仪、61旅旅长邓钟梅。整编29军，军长刘戡，下属：整编36师，师长钟松、第123旅旅长刘子奇、第165旅旅长李日基；整编76师，师长廖昂、24旅旅长张新、135旅代旅长麦宗禹以及144旅；整编17师，师长 何文鼎、12旅旅长陈子干、48旅旅长康庄、84旅旅长张琪。作战序列是：以第1军7个旅为主力；第29军的12旅、123旅、135旅、165旅作为配合，以第4 8旅、84旅为第二线部队，保护铜川到洛川这条公路补给线，以24旅、144旅作为总预备队。国民党第1军的7个旅，外加迫击炮和火箭部队从运城出发渡过黄河，经韩城集中于宜川附近 。第29军的8个旅由关中分区秘密向洛川、富县靠近。
    在得到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后，毛泽东召开了几次中央会议，对局势作了分析：蒋介石这次进攻，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显示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都已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中。为了抽调兵力组织这次进攻，胡宗南在右翼的山西地区只留置4个旅，协同阎锡山进行防御；在后方的陇海铁路以及从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上兵力也很空虚，完全是孤注一掷，带着慌乱精神。毛泽东判断：蒋介石组织这次进攻的军事企图是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定下了“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决心，并据此确定：急调晋绥军区第2纵队王震部（两个旅约万人）自吕梁地区西渡黄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军序列；西北人民解放军必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依靠自身的力量部署一切；在当前，应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困境，然后乘机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歼击，以达到钳制并逐步削弱胡部，从战略上配合其他解放区作战，最终夺取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目的；驻延安的党政机关及群众立即紧急疏散。
    关于撤离延安，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解释说：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毛泽东曾预言说：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会回来的，拿一个延安换一个中国。对当地的老乡，毛泽东解释道：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792—793页。）
    3月10日，毛泽东派彭德怀到南线视察部队的战备情况，并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3月11日，彭德怀视察延安南边的前沿阵地—南泥湾和金盆湾，要求阻击部队争取防守一星期，掩护中央机关从容撤退。
    3月11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撤离后7小时后，国民党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
    3月12日，朱德、刘少奇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自枣园北上子长县的王家坪。毛泽东、周恩来搬到延安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办公，并在这里听取了彭德怀关于南线情况的汇报，当场研究决定由彭德怀和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到前线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
    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命令：由陕甘宁和晋绥两解放区的武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下辖，第1纵队(辖358旅、独立第1旅)、第2纵队(辖359旅、独立 第4旅)、新编第4旅、教导旅等6个旅，计26000人。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彭德怀的总参谋长职务。由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领的中央机关前梯队由延安先转至子长县的瓦窑堡一带。
    194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边区各部队保卫延安的部署的命令：“敌以五师十二旅约八万人进攻延安，经三天猛烈攻击，突破我军第一线阵地，由于我军坚决英勇抵抗，敌伤亡甚大，困难增加，……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企图。”（《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75页。）
    毛泽东把刚调到延安的新四旅政委黄振堂、副旅长程悦长、团长袁学凯等找到王家坪住处谈话时，对他们说：“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好比你面前有三个敌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一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我们这次打仗，采用蘑菇战术。你们的任务，是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他们疲劳饿饭，再寻机会歼灭它。一个月歼灭它几个团，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毛泽东还谈到自己准备留在陕北。他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794页。）
    延安坚壁清野和有秩序的撤退。周恩来检查坚壁清野工作后，满意得说；“要不是有一条延河，胡宗南连一口水也休想喝上。”
    3月17日清晨，西安绥靖公署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指挥两个整编军15个旅14万人开始向北进攻。国民党飞机45架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进行大轰炸，投下59吨炸弹，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有一颗重磅炸弹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前面爆炸了，气浪冲进居室，冲倒了桌上的热水瓶，毛泽东仍然在批阅文件，不说什么时候离开延安。
    3月18日，延安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基本上疏散完毕，延安城里也已可听到清晰的枪炮声。毛泽东和周恩来仍在王家坪窑洞里同刚自晋绥赶到延安的王震谈撤离延安后的作战方针问题。枪炮声越来越近了，别人劝毛泽东早些走，他说：“走这么早干什么?我还想在这里看看敌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和王震一直谈到黄昏，要彭德怀告诉阻击部队立即撤出阵地，并和周恩来、彭德怀察看了王家坪的几孔窑洞，叮嘱道：“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
    3月18日黄昏，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与彭德怀分手，从延安的王家坪住处撤离，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10年的延安。撤离前，毛泽东对警卫排长阎长林交代说：“你把房子打扫的干干净净，家具一点也不要破坏。叫胡宗南知道，我们还要回来的。”在几位领导人的住宅门上写上“某某人住此”的字样，毛泽东的门边墙上还贴了一幅新标语，“毛主席住地，请勿喧哗。”有一个目睹了延安撤退的德国医生说：延安撤退是任何国家首都的撤退中最有秩序的。
    3月19日，解放军的防御部队在经过7天保卫战、取得杀伤国民党军5000余人的成果后，主动撤离延安。同日，胡宗南军占领延安。
    1947年3月16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致电贺龙、李井泉、周士第：我们及中央机关已由延安撤至瓦窑堡至清涧一线，原在这一带的中央机关已陆续向晋西北转移。毛泽东、周恩来暂留延安，南线总归彭德怀指挥。（《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70页。)
    胡宗占领延安后，气焰极其嚣张，他认为解放军“不堪一击”，急于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他除留5个旅守备延安和维护交通线外，令10个旅继续北犯。
    彭德怀令解放军两个营在安塞方向积极活动，迷惑敌人。胡宗南错误判断解放军主力已向安塞方向撤退，便集中五个旅向该方向攻击前进。胡宗南又令第27师的第31旅(欠91团)由临真镇进至青化砭，以保障其主力进攻安塞的侧翼安全。
正当第31旅向青化砭开进时，彭德怀决心抓住这一战机，在青化砭伏击该敌：以第2纵队和教导旅埋伏于青化砭至房家桥大道以东；第1纵队的358旅埋伏于大道以西阎家沟(青化砭西北5里)至白家坪；新编第4旅埋伏于青化砭正东及东北高地，布成一个袋形阵地。
    3月23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同意这一作战部署。解放军按照部署在24日拂晓进入阵地。当天敌人因补给干粮，停止拐峁未进。由于埋伏了一天而敌未来，有些同志担心是否走漏了消息。彭德怀果断地说：老根据地的群众是不会去向敌人告密的；另外胡宗南虽然是草包，但占领延安后要派兵保障侧翼，这一点军事常识还是有的，胡宗南一定要来。
    3月25日10时，国民党第31旅进入伏击圈内，解放军拦头断尾，两翼夹击，至12时，战斗胜利结束。全歼敌旅部及其第92团，共2900余人，俘敌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缴获子弹近20万发。解放军伤亡265人。这一仗，大大提高了解放军的士气和战胜胡宗南集团的信心，同时也解决了解放军弹药奇缺和人员补充上的困难。
    3月19日凌晨，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机关的车队经飞机场、桥儿沟转移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西南的刘家渠。3月19日傍晚出发深夜转移到清涧县徐家沟。3月21日毛泽东与中央机关由徐家沟出发，转移到清涧县高家崄。3月24日转移到子长县任家山。3月25日转移到子长县王家坪，与先期到达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会合。
    途中，毛泽东作《张冠道中》一首：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80页。)
    在这里，毛泽东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年仅15岁的女中共候补党员刘胡兰在敌人面前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
    3月25日，中央5大书记会合后做出“中央留在陕北”的决定。书记处成员都要求留在陕北前线。周恩来去晋绥后，（傅作义、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向晋西北发动进攻，妄图配合胡宗南、马鸿逵，包围摧毁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为使已经由延安转移到晋西北的中央、军委各机关，不致遭傅、阎袭击和损失并减轻晋绥解放区的负担，中央于3月26日电告贺龙、李井泉和叶剑英、杨尚昆，决定将中直、军直各机关设法转至太行地区，并派周恩来去晋绥帮助处理这一转移工作。）毛泽东等人继续讨论。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留在陕北，他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这样，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就好打胜仗。”他也不同意在陕北增加部队，他说：“不能再调部队了，陕甘宁边区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已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军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
    3月27日，毛泽东连发数电。告知彭德怀、习仲勋：“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告知贺龙、李井泉：“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17页。）
    3月29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与中央机关到达清涧县北面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3月29日晚至3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工作。同时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去晋西北统一指挥中直、军直各机关的工作，由刘少奇、朱德担此任务，以刘少奇为书记。
    朱德总司令指示把那些年岁大、身体弱、战斗经验少的战士挑出来，随他过黄河；把那些身强力壮、有战斗经验的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于是，中央警卫团决定留1个手枪连、2个步兵连和1个骑兵连共约400人随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陕北活动。在临行前的一个下午，朱德专门召集警卫部队连以上干部开了会，他再三嘱咐大家：“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这个任务很重大，很艰巨，你们要坚决、勇敢，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要保证绝对安全，否则，是无法补偿的!”
    3月28日和4月1日，彭德怀、习仲勋致电各纵队及军分区：采取诱敌深入、扰疲和分散敌人，利用根据地条件，寻找敌之过失，各个歼灭敌主力，才能收复失地，保卫边区，发展西北。要求边区军民不给敌人颗米寸薪，饿敌人肚皮，饱自己肚皮，是达到战胜敌人最有效的办法之一。青化砭战斗后，胡宗南发觉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即令11个旅分别由安塞和延安等地向延川和清涧地区进犯，寻找解放军主力作战。据此，西北解放军以小部兵力诱敌尽快向延安东北方向移动，主力则隐蔽集结于蟠龙西北地区，待机歼敌。3月底，国民党军先后进占延川和清涧，其余9个旅西折子长，又扑空。
    4月4日，晋冀鲁豫解放军为配合陕北作战，在晋南举行反攻，连获胜利，直接威胁胡宗南的侧背安全。胡军求战不得，兵疲粮缺，又值晋南告急。决定先将135旅留守子长，主力南下到青化砭地区休整补充，尔后再确定下一步行动。
解放军为拖住国民党军，策应晋南作战，4月6日在永坪地区追歼南下的第29军军部和第17师之第12旅，但因各部协同不好，未能奏效。国民党发现解放军的主力，随即调驻清涧的第76师的1个团到子长接防，令第135旅南下，主力则向蟠龙和青化砭方向前进，企图围歼解放军。
    4月12日，解放军主力已隐蔽集结于子长至蟠龙的大道两侧的羊马河地区，决心寻歼孤军南下之第135旅。
    4月13日，在解放军阻击部队的顽强抗击下，国民党误认为解放军主力在蟠龙至子长大道以西，遂令135迅速南下向右翼第29军靠拢，令左翼第1军向西北猛进。
    4月14日上午10时，国民党第135旅于解放军第2纵队接触，且战且进。解放军伏击部队迅速将135旅包围于羊马河以北高地上，战斗到下午6时结束，全歼135旅4700余人，俘敌代旅长麦宗禹。
    3月31日，毛泽东同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枣林沟，经田庄，转移到子洲县邱家坪。刘少奇、朱德等前往晋绥解放区的临县。4月2日，毛泽东同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子洲县高家塔，4月3日到子长县涧峪岔，4月4日到子长县石家湾，4月5日到靖边县青阳岔。4月10日，周恩来由山西回到陕北靖边县的青阳岔，同毛泽东、任弼时会合。根据周恩来的汇报，中央再次研究先后转移到山西柳林、临县、兴县地区的中直、军直各机关的去向。决定：李涛(军委作战部副部长)率一部分来陕北工作；中央工委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康生、彭真组成(中央工委不久离开晋西北，前往晋察冀边区)；以叶剑英、杨尚昆、罗迈、邓颖超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继续在晋北领导后方工作，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
    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按照军事编制，实行轻装，编为4个大队。成立了直属队司令部，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周恩来提议，为了保密，每人应起个代号。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能得胜，我叫“李得胜”；周恩来说：革命事业务必成功，我叫“胡必成”；任弼时说，我叫什么呢?毛泽东说：你是支队司令，就叫“史林”；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郑位”吧。部队代号为“三支队”。
    4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从青阳岔出发，下午到达靖边县王家湾(今属安塞县)。毛泽东为了使彭德怀放开手脚打仗，未把中央的驻地告诉给他。毛泽东率部在这里停留56天。
    4月15日，毛泽东致电各战略区，赞扬羊马河伏击战的胜利：“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同日，毛泽东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发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总结了前一段的作战经验，并指出：“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在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歼击之。……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 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羊马河战役后，胡军不顾疲劳粮缺，立即向子长县以南急进。解放军主力已进至子长东南岭湾、杜家畔和子长县西北安定等地隐蔽待机，训练俘虏补充部队。胡军寻解放军主力不着，在荒无人烟的地带爬山越岭数日，相当饥饿疲惫，遂于4月20日回撤到永坪和蟠龙进行休整补充。蒋介石认为“中共中央及其主力在绥德附近集结”，即令胡宗南集团迅速北上，并令榆林邓宝珊部南下配合，企图夹击解放军于佳县等地或逼其东渡黄河。据此，胡宗南除留下整编第1师第167旅(欠第500团)守备重要补充基地蟠龙外，令9个旅于4月26日北上绥德。
    4月27日，解放军定下歼灭蟠龙守敌的决心：以第359旅一部，并抽各主力1个排，配合绥德军分区部队和晋绥独立第5旅节节抗击敌军主力，引其北上；以第359旅主力在清涧以西监视并阻击可能从绥德和清涧来援之敌；集中余部歼击蟠龙之部。
    4月28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习仲勋：“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之敌。”5月2日又电示：“攻击蟠龙决心很对。如胜利，影响必大；即使不胜，也取得经验”。
    5月2日深夜，解放军对蟠龙发起攻击，至4日24时，全歼守敌第167旅主力和山西自卫军第3总队共6700余人，俘敌旅长李昆岗、副旅长凃建，缴获夏季军服4万套，白面1万余袋，子弹100余万发，以及大量医药品，解决了解放军严重缺乏兵员和物资补充的困难。尤其是李昆岗的被擒，对蒋军打击很大。李昆岗，四川人，黄埔军校后期出身，在同僚中有“名将”称号，一向受胡宗南器重。蟠龙是蒋胡军的总补给站，5月初，正是换军装的时候，几万套军服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损失可谓大矣。
    蟠龙战役后，西北解放军主力在安塞、真武洞、龙安地区休整。5月14日，西北解放军在真武洞(今安塞县城)召开万人祝捷大会。周恩来到会宣布，党中央和毛泽东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全场欢声雷动。彭德怀检阅了部队，他在讲话中指出只要我们不犯错误，不骄傲，努力不懈，和人民团结一致，就能全部消灭蒋胡军。
国民党向山东的重点进攻，开始于1947年4月6日，由顾祝同指挥的汤恩伯、王敬久、欧震等3个兵团，共13个整编师(34个整编旅)，约255万人。他们沿临沂至泰安线，并肩向西北进犯，企图聚歼华东人民解放军（1947年1月，新四军军部改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统一编组为华东野战军。新四军军长陈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并任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书记)、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下属11个纵队、1个特种兵纵队、从中原突围到达华东的1个旅、以及兵力约为1个师的两广纵队。）于沂蒙山区。华东人民解放军于正面节节阻击的同时，主力则向分敌之阵线两端反击。4月22日至26日，解放军一举攻克泰安城，歼敌整编第72师全部，共2.4万人；4月29日，解放军收复津浦路以西之宁阳，歼敌1个团；29日，华东解放军主力向临沂——蒙阴公路沿线之敌攻击，敌溃退，5月1日在临沂西北的青驼寺地区歼敌1个半团。
    1947年5月11日，国民党军分3路复向临沂北犯。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不待王敬久、欧震两兵团统一行动，指挥所属8个整编师向沂水、坦埠方向进击。同日，急功近利的蒋军第74师在左翼25师、右翼83师的配合下向坦埠扑来。当晚，74师脱离左右翼，直向坦埠前进，形成孤军深入态势。
    国民党74师是蒋介石的王牌，是蒋军5大主力(其他4个是同在山东的第5军、整编第11师和在东北的新1军、第6军)的主力，受到美国军事顾问的特种训练，武器装备完全是美式的，师长张灵甫是蒋介石钟爱的心腹武将。
华东野战军根据军事情报，查明了敌人的行动。陈毅命令正在向东向南行动的各部队重返原地，集结待命。同时，得到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示：“敌有向淄博等地急进模样，你们应集中主力，待敌进之适当地点，不失时机发起反击，首先解决一两个师，以陕北经验，敌增援能力不大，如有一定间隙，以有力一部筑工抗击，可使敌强大援军根本不可能增援。”
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立即召集各纵队指挥员会议，提出新的作战方案：不打敌军侧翼，改打中部强敌第74师。采取正面突击、分割两翼、断敌退路、四面包围和阻击南北各路援敌的战法，迎敌74师于坦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地区，将74师从敌人的重点中割裂出来，予以围歼。
    5月13日至16日，华东野战军对74师施以猛烈的围攻，将其全歼于蒙阴东南之孟良崮地区，毙、伤、俘敌3.2万人，击毙敌师长张灵甫。在74师被围攻时，蒋介石屡令其他各部增援，但是，均被解放军所钳制。74师被歼后，进犯鲁中之敌全线溃退。
    国民党经过40天重新整理后，再次以32个旅计24万人的兵力，于6月25日采取“密集平推”的战术，向沂蒙山区进攻。其中在蒙阴至莱芜约百里长的战线上，就集中18个旅，齐头并进。但是，半月时间(至7月9日)前进不足百里。解放军以主力一部于南麻(沂源)、临朐地区正面抗击敌人，予敌整编第11师、整编第8师等部以严重打击。解放军以主力大部，分两路选择敌人间隙较大的莱芜、博山地区及临沂、蒙阴地区，向敌人后方出击：左路于7月6日收复费县，歼敌整编第59师之38旅全部又1个团，9日乘胜收复枣庄市、峄城，出击津浦路；右路于7月8日克泰安，13日克大汶口，并横扫津浦路西，连克宁阳、肥城、平阴、东阿等城，迫敌于7月11日开始由鲁中分路西撤。至7月底，敌由鲁中抽出12个旅撤之鲁西南。
    在解放军打退国民党重点对陕北、山东两根据地进攻的同时，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各区人民解放军亦向防守之敌发动进攻。
    东北野战军自5月13日起，在东北、热河、冀东各个战场展开夏季攻势，7月1日，共歼敌第71师之第88师、91师，60军之184师，暂编第21师等4个师全部及非正规部队共832万人，收复城市42座，扩大解放区16万平方公里。使长春、吉林敌军陷入孤立，并迫使东北敌军主力局限于沈阳及其附近地区。
    晋察冀人民解放军于1947年4月8日至5月8日向石家庄外围及正太线东段出击，歼敌保安队第5师全部及第3军、33军各一部，共354万人。孤立了石家庄，切断了敌人太原与石家庄的联系。6月12日，又向津浦线北段出击，至15日止，歼灭国民党军9500余人，解放青县、沧县。6月25日至28日，又出击保定以北的平汉线，攻克徐水、固城等据点，歼敌第16军、94军各一部，共7200余人。
    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于1947年3月23日至5月25日，攻击豫北平汉路东、黄河以北地区之敌，全歼敌第二快速纵队、暂编第3纵队孙殿英等部共4万余人，迫使整个豫北敌人退守新乡、郑州、开封、荷泽等几个主要据点，不敢出战。晋冀鲁豫解放区太岳部于1947年4月4日起向敌人出击。至5月9日止，歼敌第206师一部及其他部队共1.8万余人，解放和收复县城22座，控制南同蒲线220余公里，将晋南残余胡宗南军，压缩于运城、安邑、夏县几个据点内，又向吕梁地区进击，歼阎锡山部3000余人，开辟了晋南广大的新解放区。
    这样，从1946年7月算起，到1947年6月，解放军共消灭国民党正规军97.5个旅，计78万人；加上消灭非正规军34万人，共消灭国民党军112万人。
    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乘西北解放军跟胡宗南作战之际，对陇东地区进行突然袭击，占领了合水、西华池、曲子、环县、庆阳5座城池。真武洞祝捷之后，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团主力于5月21日西进陇东，一方面解救陇东人民，同时调动胡宗南军。
    6月7日，国民党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带了4个半旅沿延河北上，从延安、安塞县经蟠龙镇、龙安镇向中共中央驻地——靖边县王家湾扑来。此时，开往陇东的西北野战兵团离王家湾有七、八百里，中央身边的警卫部队只有300多人，且多是短武器，情势十分危急。毛泽东根据情况判断说：敌人的企图有三个，①要把我们消灭在这里；②要把我们赶过黄河；③要把我们赶到沙漠里去饿死；我们坚决不让敌人消灭，也坚决不过黄河，我们一定要在陕北坚持下去。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要向西转移，向靖边城内马鸿逵的部队靠拢；胡宗南打算利用马鸿逵的部队配合刘戡合击我们，但马军听不听胡宗南的指挥还很难说；我们避开刘戡，利用马鸿逵的地方主义，走一段沙漠路；胡宗南想让我们向东走，我们偏偏往西行；天下的路多得很，他走他的大川，我走我的沙漠，谁消灭谁，咱们走着瞧!
    司令部命令作好一切战斗准备，派出去作宣传工作的人也纷纷返回。老百姓知道部队要转移，也忙着坚壁清野。毛泽东特别关照，敌人从东边来，我们要有计划地组织老乡撤退，不能让老乡乱跑，要把我们的行动方向告诉村干部，让他们带着群众转移。有人担心这会暴露行动方向，提议让老乡向其他方向转移。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这种意见，指示一定要让老乡跟自己的部队撤退，说，现在军民已凝成一体，就应该对群众负责到底，已经向东走了的群众，要派人追回来。老乡们知道部队要向西，一个个扶老携幼，牵羊拎鸡地向西奔去。
    夜幕降临了，且乌云密布，天快要下雨了。毛泽东走出窑洞，看看天空，揭开衣扣，欣喜地说；“这是一场好雨!”随后，安详地坐在小木凳上。当支队副参谋长汪东兴走来，建议早一点动身。毛泽东笑着说：“慌什么，还没有看到敌人呢! 我走过雪山，走过草地，就是没有走过沙漠，不要着急，我们总是不会按照敌人的设想行事的，他想把我们赶过黄河，我们却偏偏往西走，路多得很哩，过沙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等等看，胡宗南的兵到这里再走也不迟!”
    汪东兴很体会毛泽东的心情：毛泽东不走，一定是在考虑如何既能更好地掩护群众撤退，又使敌人摸不透我军的虚实。于是，汪东兴说：“主席，你先走吧，我替你留在这里，和敌人打一仗，看看敌人是什么样子。回去向你汇报好了。”
毛泽东听汪东兴说完，果然高兴的笑了。他立即站起来说：“好，你要多少部队?”汪东兴说：“给我留一下个排吧，”汪东兴领了命令和敌人周旋去了。毛泽东在院子里走了两遍，
    看了看居住将近两个月的窑洞，对警卫战士说：“把窑洞打扫干净，再仔细检查一遍。”临出院门，毛泽东站在房东王老汉的窑洞前问：“房东还在吗?”听说村干部已经带他们转移了，他才上马。
    1947年6月8日凌晨3时，毛泽东一行冒着细雨离开了安安静静地居住了56天的王家湾，爬上西边的山梁。路很滑，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毛泽东下了马，跟着部队慢慢上山。警卫人员要他坐担架，他不肯，战士们怕雨把他激病，就用一床油布给他罩在头上天明到了靖边县小河村，这里距王家湾40里，部队停下来休息。侦察报告，汪东兴以一个排的兵力
堵击在杨圪崂湾制高点，挡住了敌人3个旅的进攻，一连打退了敌人的3次进攻，下午，完成了阻击任务。
据侦察，一股国民党军已经窜过王家湾，朝小河村扑来。天黑了， 毛泽东的部队继续前进，这时又下起雨来。毛泽东他们顺着山梁往上爬，山下忽响起一阵零落的枪声，同时，发现左边山沟里，一派火光，看不见头，望不到尾，一个火堆接着一个火堆，遍山沟里，照得红腾腾的——这是国民党的部队。
    支队司令员任弼时下了命令：不许打手电，不准抽烟。走了一段路，队伍停了下来，原来是带路的老乡又迷了路。部队无法前进，只好到附近村里另外找向导。警卫部队派出一个排，带着3挺机枪，朝左侧山下，布置警戒。毛泽东站在雨地里，光秃秃的山上连一块可以坐的石头也没有。警卫战士石国瑞把身上背的包袱放在地上让毛泽东坐下，毛泽东说：“这会弄脏了呢!”石国瑞忙说：“不要紧，脏了还可以洗。”毛泽东说了声：“谢谢!”才坐在湿漉漉地包袱上。
    雨越下越大，顺着脸直流到脖子里，警卫战士出了个主意，几个人紧紧靠在一起，把毛泽东围在当中，这样雨就小多了。人头上面再加个旧大衣，连雨淋也不着了。毛泽东笑着说：“真是铜墙铁壁，风雨不透，可是你们要冷呢!”战士们齐说：“我们年青力壮，不怕冷!”毛泽东对大家说：“这场雨下的好。再过半个月就该收麦子了。”
队伍继续出发了，战士们请毛泽东坐担架，毛泽东说：“我早说过不坐的，你们愿意就扛着吧。胡宗南一进攻倒把我的身体锻炼得结实了，这得感谢他呢。”大家都笑了。
    6月10日天大亮时，部队进入天赐湾，任弼时说：“敌人也出发了，离我们只有二、三十里。”毛泽东说：“在这里休息吧，做好行军准备，把警戒部队组织好，敌人来了，我们立刻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说到这里，他向山下望了望，“敌人可能往保安方向走了。”侦察报告：“敌人顺沟过去”、“敌人过完了!”毛泽东说：“好!我们住下。”刚一住定，汪东兴和他率领的一个排回来了。毛泽东迎出窑洞，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我们一个排，挡住敌人3个旅的进攻，说明敌人一点也不可怕，我们很快可以把胡宗南打败的!我已
经向各地发了电报，表扬你们，这样英勇善战应该通令嘉奖啊!”
    毛泽东又说：“你很能打仗!再给你个任务，你敢不敢去?”汪东兴笑着说：“只要主席下命令，哪里我都敢去!”毛泽东说：“你带一个连，尾追着敌人，到延安去一趟，你们叫敌人两天两夜不睡才行哪!你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到枣园一带了解一下敌人的情况，看他们都住在哪里?对老百姓怎样?二是再看看那一带的老百姓有回去的没有?他们有什么困难?要设法帮助他们解决。一路上要机动灵活，遇上大股敌人就走，遇上小股敌人就消灭它!”并让汪带一部电台直接和他联系。
    汪东兴说：“主席，我带一个连太多了吧，你这里怎么办?”毛泽东主说：“你放心去吧，不要管我，我自有办法。你回来的时候，我们也许离开这里了，到什么地方，还不能肯定，反正是不会离开陕北的。”
    刘勘带着4个半旅像没头苍蝇似的，始终没有找到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踪迹，垂头丧气地往回走。于是，汪东兴带着队伍就掐住刘勘的尾巴。刘勘想不到这里会钻出一股解放军，慌忙应战，丢盔弃甲的奔向延安。
    汪东兴深入到延安附近，集合了五、六个游击队，同敌人展开斗争，还帮助老百姓抢收了800担麦子。消息传来，毛泽东称赞说：“好极了，这个时候收800担麦子，比消灭800个敌人还有用。”
    其间，于6月1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刘少奇：“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信中通报了各战场情况，说“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80页。)
    中共中央机关在天赐湾住了5天后，6月16日又迁回秀丽的小河村，在这里停留45天。
    小河村的半山坡上，有一家军属的三间窑洞借给毛泽东用。毛泽东住在北间，警卫人员住南间，中间的炕上房东老汉养了很多蚕。支队司令任弼时每到一个驻地都要到处查看，当他走到毛泽东的窑洞时，听到蚕吃桑叶的声音说：“这太吵了，会影响主席办公哩!我们要在这里长住下去，明天换个房子吧。”一夜间，蚕吃桑叶的声音一直不断，房东老汉还来换两次桑叶。第二天清早，警卫战士阎长林张罗要找房子搬家，毛泽东知道了，说：“你们还是帮老乡收麦子吧，那是要紧的事。这里很好，不需要搬，他喂他的蚕，我办我的公。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给人家添麻烦。”
刚到小河村，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如何尽快实现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其中的一环就是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何时    向中原出动。早在5月4日毛泽东曾电令刘邓军休整，6月10日经冀鲁豫出中原。刘邓接电后提出不同意见：要求从6月9日开始以半个月时间歼灭安阳附近之敌，并争取再打一仗，以减轻野战军将来出击中原的负担，因此要推迟1个月即于6月底或7月初才能渡河南下。6月3日，毛泽东电复刘邓说：同意刘邓全军休整，渡河时间推迟到6月底，主力南进须作长期打算，望作政治上物资上的各种准备工作。
    6月20日，毛泽东迫切的电询刘邓：“准备情况如何?可否按原定计划出动，盼告，以便令山东与你们配合。”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7个纵队13万余人，在鲁西南横宽300华里的地段上，乘座120余只木船，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听到此消息，中共中央所在地小河村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在小河村召开纪念建党26周年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同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努力奋斗，迎接胜利》。“努力奋斗”是毛泽东加的，他在修改社论稿时还加了三段话，第三段话是：“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些困难，宁可作长期打算，不要有速胜论。有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也一定可以克服。同胞们，同志们，勇敢前进，努力奋斗，迎接胜利!”
    7月4日，国民党政府通过了蒋介石的“国家总动员提案”，随即下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为此，毛泽东要胡乔木为新华社赶写社论《总动员与总崩溃》，经毛泽东修改，于7月14日发表。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社论从三个方面作了分析：①军事，蒋介石故意使和谈决裂，将他的正规军248个旅中的226个旅用于进攻解放区，可是一年作战被我消灭了100个旅，今后一年我军必将再消灭蒋军100个旅；②经济，蒋介石亦早总动员了，这就是总动员保甲长一年四季勒索农民的粮食，总动员印刷机一天24小时印钞票，以抗战前夜的物价为标准，日本投降前夜的物价约为1800倍，而这次总动员前夜的物价约为6万倍，蒋介石的法币发行额在抗战前是14亿元，日本投降前夜是5000亿元，而这次总动员前夜至少在16万亿元以上，所谓总动员就是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③政治，蒋介石多年以来，无论内战打得多凶，总是不放弃宣传他的政治解决，但是随着他的军事失败，经济困难，“政治解决”的残脂剩粉，他也不要了。
    在蒋介石颁发“总动员令”和通缉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同天，毛泽东在小河村和周恩来、任弼时讨论如何歼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并为此给彭德怀发电报，提出两个方案征求他的意见：第一方案是按照原来所议调陈赓纵队来陕甘宁边区，在内线歼灭胡宗南军相当数量后，出外线作战；第二个方案是陈赓纵队南渡黄河到鄂豫陕边区开辟新战场，协同彭德怀消灭胡宗南。并希望他们到小河村来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