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cs1.6反作弊器sxe下载:毛泽东破敌36计之13-16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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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计 打草惊蛇
[原文]疑以叩实，察而后动；复者，阴之媒也。
[译文]对事物抱有怀疑，就须探求其实际，待完全侦察到其真实情况后再行动；如此反复进行，是掌握实际情况或发现暗藏敌人的方法。
[毛泽东论述]
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然后下决心，部署部队、后勤等等。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范例]导弹护卫舰驰援西沙前线
有人统计过，《毛泽东选集》里，提到的最多的人物是蒋介石。毛泽东与蒋介石恩恩怨怨几十年，一个台湾岛，让俩人耄耋岁月双双心脉所系
西沙群岛是我国南海四大群岛之一，位于海南岛东南约330公里的海域中，由宣德、永乐两个群岛和其他岛屿组成，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地理位置重要，自然资源丰富。西沙群岛同东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汉武帝时代，我国人民就首先发现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而后，又克服困难来到着两个群岛开发建设。从北宋开始，我国历代政府对这两个群岛进行管辖。明代大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时，所率舰队多次在这里锚泊休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多次声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得到了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承认。但是，到二十世纪50年代后半期，南越当局开始觊觎我国南海诸岛中的西沙、南沙两大群岛。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南越当局向我国提出领土要求，公然把历来属于中国的西沙、南沙群岛说是属于南越所有。为此，我国政府于五月二十九日发表声明指出，中国西沙群岛和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主权决不允许侵犯。南越当局对中国的庄严声明不但不予置理，反而继续对我国西沙群岛进行海空侦察，并派军队占领了西沙永乐群岛的一些岛屿，在岛上构筑阵地、修建碉堡，还竖起南越所谓主权牌。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南越当局又对被他们占领的甘泉岛增兵，同时还派兵侵占琛航岛。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中央军委战略部署和广州军区许世友上将具体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海南民兵对南越侵略者奋起还击。这次自卫还击作战，我国参战军民击沉南越护卫舰一艘、击伤驱逐舰一艘、毙伤“怒涛”号护卫舰舰长以下官兵百余人、俘虏珊瑚岛上南越军队最高指挥官范文鸿少校以下官兵48人和美国驻岘港领事馆联络部官员科什。收复了被南越军队侵占的珊瑚、甘泉、金银三岛，赢得重大胜利。（配图：我军西沙之战照片）
当时，为增援西沙前线，人民海军东海舰队海军第一支护卫舰部队奉命组织了“昆明”、“成都”、“衡阳”三艘导弹护卫舰紧急南下。
舰队南下，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台湾海峡。由于历史的原因，穿越台湾海峡这条最短的捷径被国民党军队和美国第七舰队控制着。人民海军从东海到南海的调防或南海到东海，均须绕道公海，穿巴士海峡，尽可能避免在台湾海峡内引起冲突。可是，这次驰援西沙，毛泽东明确指示：走台湾海峡。
当时，正值春节前后，许多官兵回家探亲，刚跨进家门，就奉命踏上了归程，不少来队探亲、结婚的爱人女友刚刚到部队，便又挥泪送亲人出征。
人民海军护卫舰队昼夜兼程，就要进入台湾海峡。
人民海军一反常态的出航路线早已引起台湾国民党军方的注意。五月十八日上午，87岁的蒋介石由人搀扶着在花园里散步，此时，有人来送急电，报告“中共导弹护卫舰三艘，清晨到达东引岛一侧，企图穿越台湾海峡，国防部请你谕示。”沉吟片刻，蒋说：西沙战事紧呢。
正在这个时候，我人民海军官兵顶着狂风大浪，坚守在战位上，整整航渡了12个小时，首次安全迅速地通过了台湾海峡，胜利完成了支援西沙的紧急战斗任务。而且打通了长期封闭的海上通道，为日后两岸关系的缓和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沙反击战的捷报送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游泳池，胜利了，他高兴，嘱咐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嘉奖令，表彰参战的全体军民。然而，更加令他感兴趣和欣慰的是，《参考消息》上刊登的一则蒋介石命令国民党海空军不予截击我护卫舰队的消息。他不禁喜形于色。
记得还是一九七二年初春，尼克松来访时，他曾幽默而又意味深长地对客人说，蒋介石和自己作朋友的时间更长。一九七三年春，他特意派专机送章士钊老先生飞赴香港，想要架设沟通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之桥。他毛泽东也许想得更远些，蒋介石，这个曾被他在文章中、口头上千百次声讨批判、喜笑怒骂的人物，被他排在中国内战战犯魁首的人民公敌——他们各自所代表的阶级是如此不共戴天！可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当他给正在向杭州、宁波一线挺进的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下达命令时，曾严令：“在占领奉化时，要告捷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
一九五六年，章士钊曾从大陆转至香港捎信给蒋介石。信的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蒋介石将此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每次看毕，都要独自沉思，不许他人打扰。
春去秋来，光阴似箭。大陆和台湾隔绝音讯多年了，但统一台湾的大业久悬于毛泽东的心上，进入70年代他已有所举动。此次增援西沙，命舰队穿越台湾海峡，就是借此来一个打草惊蛇。这个“蛇”有两条：一条是“台独”分子，让他们清醒一下，台湾岛对面有一个960万平方千米的大陆，那里生活着七亿中华各民族勤劳勇敢的人民，他们是绝不会允许“台独”阴谋得逞的，派舰队走一走，示示威罢了；另一条则是“老朋友’蒋介石了，这个人难道真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钻进坟墓里吗？看来还有希望，他毕竟没有拦截人民海军嘛。
毛泽东用心良苦，日久见效。蒋介石终于开窍了——一九七五年春节前后，他通过已经从美国回到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经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来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陈立夫比蒋介石更沉不住气，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陈立夫在文中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门，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先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陈立夫一片赤诚，可感可贺，只可惜他不知道毛泽东一九四九年的那封电报，更不知道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就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主张并创造性地提出当时被概括为“一纲四目”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亦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正躺在病榻上深深地忧患着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
生命没有给予蒋介石和毛泽东更多的时间，否则，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手会再一次握在一起，台湾或许也早已回到祖国的怀抱了。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
我们坚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最终统一台湾！
[注释]
一、本计语源于唐朝段成式《酉阳杂俎》，该书记载，王鲁作当涂县令，专门搜刮民财，一次有人控告主薄贪赃，王鲁判决时说：“汝虽打草，吾已惊蛇。”意思是说，主薄被控告，自己也受到了警告。后多比喻行动不谨慎，致使对方有了防备。《水浒全传》第二十九回：“若是那厮不在家时，却再理会。空自去打草惊蛇，倒让他做了收缴，却是不好。”军事上引为计名，则有“观彼动静而后举焉”的意思。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齐燕之战。公元前二五○年，燕国派兵攻占齐国北部的聊城（今山东聊城附近）。齐王派将军田单率兵围攻，欲夺回此城。但双方攻夺一年难决胜负。后齐将使用此计写一封信，信中谓：“为公计者不归燕则归齐，令独守孤城，齐兵日益而燕兵不至，将何为乎？”并将信射入城中，燕将见信后大哭三日，犹疑不决，后为玉碎，致城内燕军大乱，田单乘机收复聊城。
三、阴之媒：用以掌握被掩饰或隐蔽着的真实情况的方法。
第十四计 借尸还魂
[原文]有用者，不可借；不能用者，求借。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译文]凡有作为的，难以驾驭和控制，不可轻易利用；而凡没有作为的因其难以自立，往往需依附别人的力量，故而会主动有求于我。应抓住机会利用没有作为者并顺势控制它，这不是我受别人支配而是别人受我支配。
[毛泽东论述]
一、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要问题》1936-12
二、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
——《论人民民主专政》
[范例一]长沙泥木工人罢工
斯大林曾经怀疑毛泽东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可是，在中共三大上，总书记陈独秀在总结党在“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工作时指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了党成立后一年来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总结工运工作的经验，通过《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推动全国工人运动继续高涨。当时，任中共湘区书记的毛泽东，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使湖南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方兴未艾。
毛泽东在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的一篇文章中，对工人运动基本情况作了一个简单的回顾。他说：“湖南的劳动运动与国内各地的劳动运动同时并起，工人的活动，大引起社会的注目”（《省宪下之湖南》）。从一九二二年五月到一九二三年四月，属于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任总干事）领导下的工团计23个，会员30000余人。较省工团联合会成立时新增8个，新增会员7000余人；举行了包括震惊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在内的十次罢工，计胜利九次，失败一次。罢工工人人数达22250人。罢工目的，大部分争工资，小部分争营业自由、工人组合自由。这些目的基本上达到了。一九二三年十月“二七”罢工被镇压后，全国工人运动迅速转入低潮，只有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继续发展，而且还体现出工人运动与反帝反封建斗争相结合，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等其他省少见的特色。所以，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在总结党在“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指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这完全符合当年历史事实。
毛泽东在领导和组织湖南工人运动中，体现出其鲜明的特色。善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利用军阀矛盾开展多种斗争是其中之一。他在发动和领导长沙泥木工人罢工过程中，可谓借用赵恒惕的“省宪法”之尸，游刃有余，运用“借尸还魂”之计，潇洒还以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之“魂”。
长沙泥木工人在手工业工人中，人数最多，也最有斗争精神。从一九一七年以来，一直未停止过斗争。但由于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斗争总是毫无结果。为了领导泥木工人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毛泽东深入到泥木工人中，帮助他们组织工会。根据泥木工人多、居住不集中、做工分散的特点，毛泽东指示任树德、朱有富、仇寿松等积极分子采取十人一团，由小到大的组织方法。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十人团”发展到108个，成员达1000余人。在“十人团”发展的基础上，毛泽东又同任树德等工人骨干一道，筹备组织真正的工人组织——泥木工会。毛泽东亲自为泥木工会草拟了18条章程。泥木工会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工会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而斗争。当时官府“义务工差”多，工价低，这是泥木工人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于是，工会在全城散发坚决要求调整工价的传单，扩大社会影响，造成舆论，以逼迫长沙县知事接受工人要求三角四分工价的条件。长沙县署不仅不接受工人要求，反而在城内外贴出告示，污篾工人是“蔑视官厅定案”的自由行动。并派巡官警察四处监视工人的活动。工人们怒不可遏，一个晚上，就把全城告示撕个精光，换上了工会的传单，并同无理干涉，殴打工人的警察进行了坚决斗争。形势发展到一触即发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时召开泥木工会负责人的紧急会议，详细研究罢工问题，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立即发动罢工。一九二二年十月六日，泥木工会宣布罢工，并发表宣言。罢工开始后，毛泽东积极为争取社会同情和支持而奔走，并且向全国发出通电，发动全国各地工人声援长沙泥木工人罢工。
罢工坚持到十月十六日，长沙县署仍未接受罢工条件。罢工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发出通牒：如十月十七日尚无解决希望，即将于十九日举行示威。周接到通牒，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于是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法，企图破坏罢工。毛泽东为此在船山学社召集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周的虚弱本质，鼓励大家坚持斗争，不为欺骗、恐吓所屈服。同时毛泽东还给大家鼓劲说，游行时我们都来，外面援助的事有专人管，你们放心同周瀛干斗争到底。（配图：长沙清水塘照片）
十月二十三日，4000多泥木工人一大早就集合在省教育会坪。上午9时，游行队伍向县公署进发。毛泽东身穿对襟短褂，和工人一样打扮，带着口哨，冒雨走在示威情愿的工人行列。队伍到了县公署，那里已是刀枪林立，戒备森严。但工人们毫不畏惧，将队伍开进县署围墙里，毛泽东带领工人呼口号，要长沙县知周瀛干出来答话。周始终不敢出来。情愿代表分两批进去谈判，可是到了午后还没有消息，毛泽东便在工人中鼓动说：“第二批代表进去这么久，不见消息，周瀛干又在耍阴谋，想把我们内外隔绝，如果等一会再没有消息，我们就一起进去找周瀛干讲理。”说完，又带领大家呼口号。他吹一声口哨，工人们喊一句，连吹连喊，工人们的情绪高涨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工人们见代表们仍未出来，就开始往衙门里冲，守卫在门口的卫兵挺起刺刀阻拦，也被工人夺下两支枪。穷凶极恶的敌人立即增派一连兵包围了示威队伍。但工人们不因此而屈服，口号声更加响亮。省长赵恒惕见硬的不行，又改用缓兵之计，派参谋长出面“调解”，答应“三天之内解决”。工人代表们坚定不移地回答：“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回去。”就这样，工人代表和站在外面的工人群众，一直坚持到下半夜3点钟，迫使省政务厅长吴景鸿不得不打来电话，答应次日下午3时召开公团协商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协商。毛泽东洞悉敌人欲加害工人首席代表之意，便决然自己出任首席代表。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亲自率领工人代表，来到省政务厅。在谈判中，毛泽东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为争取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权，同吴景鸿进行了辩论。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质问吴景鸿：“我们的要求，你们到底如何处置？”吴景鸿支支吾吾地说：“好说……好说……，县署已有指令。”毛泽东见他故意避开话题，就当即把他顶了回去：“我们誓不承认县署限制工价的立案。”吴景鸿眼珠一转，奸笑一声，说：“蔑视官厅定案，是不是非法自由行动？聚众骚扰，本厅依法即可严办。”面对吴景鸿的嚣张气焰，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质问道：“商家涨价是否也是听了官家的怂恿？”吴景鸿一听瞠目结舌、呆若木鸡，半晌才气急败坏地说：“你、你这是非法行为，有意跟官厅为难。”毛泽东曾在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大公报》上发表《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对“省宪法”猛烈抨击。可是，这时候，他却从容不迫地翻开事先带来的“省宪法”借其“尸”，据理驳斥：“不，我们完全依法办事！省宪法第十六条明文规定：‘人民对于政府有上书情愿及请求救恤灾难之权。’如今物价上涨，生活困难，工人拼一天阳寿还养不活老小，六千多泥木工人和两万多家属就要饿死，提出增加工资，这犯了什么法呢？”毛泽东的话，讲得头头是道，吴景鸿哑口无言。吴看出毛泽东不是一般的泥木工人，便盘问：“先生贵姓，是不是泥木工人？”毛泽东答道：“先生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资问题。”在毛泽东据理力争及工人群众声势催逼之下，吴景鸿于晚上8时，终于被迫答应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要求。毛泽东当场将代表与吴景鸿的谈话记下，要吴签字，作为依据，撰写呈文，交省长赵恒惕批准。
第二天，湖南《大公报》刊登了毛泽东撰写的《长沙泥木工人呈省长文》。要求：“营业自由”，“承认三角四分工价”，“以全生活而安人心”。“呈文”特别指出，此次情愿要求营业自由是根据“省宪法第十七条陈诉疾苦”。文中将主要矛头对准长沙县署，写明：“现自总司令部以次各机关各学校各住宅，纷纷亟承认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等语。这是一种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借尸还魂和分化打击相结合的高超策略。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在毛泽东等人的催促下，吴景鸿将“呈文”送赵恒惕阅后盖印。至此，坚持二十多天的泥木工人罢工，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获得完全胜利。
长沙泥木工人罢工胜利，极大鼓舞了长沙各行业工人及湖南各产业工人，使全省工人运动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信更加提高了；原来许多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工人，现在也相信共产党了。
[范例二]兵败大余城
毛泽东指着贺子珍头发上的水珠说：一个团的兵力已经借到了。一九二九年春节（
“叭叭”“嘟嘟嘟”，江西与广东交界处的大余城东北，突然响起密急的枪炮声，紧接着“咣咣”的炮弹爆炸声在街上轰然响起。刚才，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的红军和群众顿时惊慌混乱起来。到底出了什么事？原来是赣军独立第7师第21旅李文彬从大汾方向奔袭大余。红军28团在城东北进入警戒位置时，团长林彪未认真执行毛泽东“万万不可麻痹大意”的命令，麻痹轻敌，没有组织各营熟悉警戒区域地形，也没有研究制定应付突发事件的作战方案。他在一个山头上站了几分钟，便下山进城看热闹去了。枪声骤起后，红军各部按事先宣布的应急办法，从南门向广东南雄撤退。
毛泽东、朱德、陈毅带领军部人员和警卫班也随着撤退的队伍向南奔跑。在混乱的人群中，毛泽东发现林彪也惊慌失措地撤退，顿时火冒三丈，怒斥道：“林彪，你的部队呢？你不指挥阻击敌人，怎么单枪匹马行动呢？”
林彪乍一听枪炮声一时乱了方寸，现在又听到毛泽东的严厉责问，更加惶恐，想解释，可是嘴唇翕动了几下，也没有说出话来。陈毅上前说：“林团长，你离开部队是严重失职，赶快回去，将功赎罪，组织部队反击，起码要顶住敌人半小时。为做群众工作的部队安全撤退赢得时间。”林彪这才如梦方醒，拔腿向后转，赶回部队，率部拼死挡住了奔袭的敌人。红军大余城被袭，撤至乌径，已经损失了五、六百人，28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后，从马背上跌下，在混乱中被马踩役。31团营长周访、独立营营长张渭阵亡。
乌径是个小山村，群众基础薄弱，队伍没进村，老百姓就躲进了山。红军买不到粮，找不到向导，只好饿着肚子继续行军。谁知刚到平头坳，还没顾上喘口气，赣军独立第7旅就撵上来。红四军仓促应战，又损失百余人，而后连续行军百余里，晚上10时半，来到寻乌县的圳下。圳下四面环山，中间是一块有几百亩地的狭长田垅。朱德对毛泽东说：“看来我们已经摆脱了敌人。前面是大山，战士们肚子饿得慌。我们是不是在此住一宿，明天在走吧。”毛泽东此时也气喘吁吁，便点头同意，并嘱咐：宿营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部队开始宿营。军部宿营在田垅中间的文昌祠，31团在圳下以东的吉潭担任前卫，28团在圳下以西担任后卫。
疲惫的赣军独立第7师发现红军在圳下宿营，便在离圳下不到五里的几个小村子宿营。
次日清晨，天还蒙蒙亮，西北角的天空上缀着几颗淡淡的星星还依稀可见。担任后卫的28团早早的起来吃饭后就集合了队伍，没有和军部联系就开拔了。二十分钟后，敌第7师利用这个缺口乘虚而入，将红四军军部包围。当时，陈毅和毛泽覃正在吃早饭，听到枪声后，丢下碗就向门外冲，毛泽覃走在前面，大腿中弹负伤，警卫员上前背起他就跑。陈毅披了件大衣跑在后面，突然大衣领子被人从后面拉住，他还以为是自己人，刚要说话，扭身一看，却是敌兵，他急中生智，将大衣一甩，向敌兵头上一蒙，乘机迅速脱身。此时，毛泽东还在睡觉，因为他有夜间工作的习惯，睡得很晚。贺子珍已经起来了，正忙着整理昨晚毛泽东处理的文件。她听到枪声，紧接着听到外面慌乱杂沓的脚步声，知道情况有变，马上叫醒毛泽东，随手拿起一顶斗笠戴在毛泽东头上，不待毛泽东搞清楚怎么回事，拉起他就从后门跑出了村，径向南奔去。而朱德被敌人堵在了屋里，一个高个子敌兵端枪对着朱德问：“你们朱军长呢？哪个是朱德？”朱德的妻子伍若兰灵机一动，不动声色地指着朱德说：“他是伙伕，朱德住在前面一幢屋子，你们快到前面去。”敌兵打量一下朱德，见他宽大的黑脸堂，满脸胡茬，一身的旧军装，的确像个伙伕，便出门向前面的屋子去了。敌人一走，伍若兰急忙对朱德说：“你快走，我掩护你！”朱德深情地望了妻子一眼，转身出门混入人群中出了村子。（后来伍若兰被敌俘，坚贞不屈，光荣牺牲，时年仅26岁。解放后朱德十分喜爱兰花，以此纪念爱妻伍若兰）
红军拼死突出敌人重围，一口气退出十几里路，来到山垭口。毛泽东清点人数，虽然又损失三、四百人，所幸军部主要干部都在。他舒口气，说：“军部险遭覆没！为了摆脱敌人追兵，这次最好跑远一点。天刚下雪，地上还没有积雪，为了不给敌人留记号，最好现在就走。”
这时，林彪走过来说：“大家又饿又累，跑不动了，最好烧一顿饭吃了在走。”
毛泽东摇摇头，说：“我们还没有走出绝境。要教育部队咬咬牙，再坚持几天，胜利往往就在最后一下的坚持之中。”
31团团长伍中豪走来向毛泽东报告说：“毛委员，我们团不少战士在泥地里奔跑，鞋子掉了，这雪天又冷又饿，能不能宿营一天，让战士们打双草鞋……”
“不管什么理由，这地方不能停留，要克服困难！”毛泽东打断伍中豪的话，指着朱德的一只脚说：“你们看看，我们的军长也只穿了一只鞋。大家鼓鼓劲，再跑一段路。”林彪、伍中毫面面相觑，只得返回部队，下达命令：继续前进。就这样，红四军顶着风雪，冒着严寒，踩着草丛艰难地跋涉前进。为避开敌人的堵截，他们只能舍弃大路，爬高山、钻密林。翻山越岭时，大雪迷漫，看不清前面的道路，有的战士踩空坠入深谷献出生命；没有鞋子的战士脚被石子、树杈划破了，鲜血直流，在部队后面的雪地上留下一道殷红的血印，而后又被银白色的雪花所覆盖。
红四军连续行军三天四夜，许多人疲惫极了，走着走着腿一软，就倒在雪地上睡着了。朱德被睡在地上的战士绊倒，也睡着了；冻醒后又爬起来追赶队伍。有的人就这样睡着被冻僵了，永远地离开了他们战斗的部队。由于在大余筹到的粮食和布匹都丢了，一连几天没吃没喝，穿着单衣单裤行军——此时，曾令敌人闻风丧胆、所向披靡的的红四军，犹如一只受伤的雄鹰，在痛苦中仍然顽强挣扎着飞翔。
作为红军统帅，36岁的毛泽东，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只顾拔脚朝前走，他的头脑还要开足马力飞速的运转。大余城猝不及防的遭遇，几乎打乱了他的计划——自去年红四军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汇合后，已遭两次三省“会剿”惨败的蒋介石咬牙切齿，非要翦灭朱毛红军这块心腹之患。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湘、赣两省“会剿”总指挥部在江西萍乡正式组成。由湖南国民党“清乡”督办鲁涤平任总指挥，第19师师长何键任代总指挥，江西国民党军第12师师长金汉鼎任副总指挥，纠集湘、赣两省六个旅约三万人的兵力，策划分五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
“噼噼叭叭”，时近傍晚，红军来到靠近福建的瑞金以北的大柏地村，突然一阵鞭炮声，惊醒了沉思中的毛泽东。他问身边的贺子珍：“今天是什么日子，为何放鞭炮？”贺子珍扳着指头算了算，才知道今天是大年除夕。大家听说今天是除夕，回想起往日欢庆的情景，不禁黯然。毛泽东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便对朱德说：“过年了，一年只有一次，可我们红军官兵连饭都吃不上！今晚不走了，就在山坳的避风处过一夜吧。”
陈毅建议说：“要不要让战士们进老百姓屋里安安稳稳睡一觉？”
毛泽东说：“我们突然闯进老百姓家，他们不了解我们，担惊受怕，年也过不好了。为了不惊动他们过年，我们就在忍耐一下，不进村子吧。再说，我们要记取圳下的教训，情况不明不能进村子住。”他想了想又说：“不过，可以派人进村，搞点吃的，让战士们填饱肚子。不然又冷又饿，睡在外面要冻死的。”
新任命的军参谋长朱云卿带一个排，摸进大柏地村子，费好大力气才凑了1000斤米，总算让红军官兵吃了顿年夜饭。战士们吃毕饭，三五成群地躺在树下呼呼大睡了。这时，侦察员回来报告：离大柏地30公里的瑞金城有刘士毅的两个团。两个团的指挥官，一个叫萧致平，一个叫钟桓。大柏地北面的宁都有李文彬的两个团。红军目前仍面临南北夹击的危险。
听完汇报，朱德双手叉腰，逗趣的说：“这个春节真热闹，现在是红军舞龙头，白军耍龙尾嘛！”
朱云卿忧心忡忡地说：“大柏地不宜久留。我们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在这里翻船。”
“是啊，云卿之虑不无道理，大柏地是不能久留。”一直若有所思的毛泽东。这时弹一下烟灰，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面对朱云卿说：“我提两个问题考你如何？你如果能圆满回答，就决定我们明天的行动。”
朱云卿说：“毛委员，我才疏学浅，恐怕难以圆满回答你问的问题；不过，我可以试试。”
“第一个问题，”毛泽东慢条斯理地说：“红军和白军哪一方面对过年的观念重？老百姓过年有什么习惯？”
朱云卿不假思索地回答：“红军没吃没穿，前后有敌人夹击，哪有心思过年嘛！白军就不一样了，他们现在兵强马壮，装备精良，主动权在他们手中，他们想打就打。现在住在城里，城里处处鞭炮声，家家香味扑鼻，他们一定想痛痛快快地过个安稳年。”说到此处，朱云卿顿了一下，思索着说：“至于老百姓过年的习惯，那就要根据各地的风俗不同而异了。不过有共同点，就是初一不出门，初二回娘家，初三串门走亲戚。”
“好，答得好！”毛泽东微笑点头，又提出第二个问题，“敌人指挥员今晚是什么心态？”
“这个我来回答。”陈毅快人快语，抢着说：“敌人是胜利者的心态，他们现在是怀着征服者的傲慢心情在欢度新年啰。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们只是时间问题。”说罢，他又追加一句：“我看他们不会急着抓我们这瓮中之鳖，不会因此而搅了他们过年的兴致。”
“对对，陈毅分析得有道理。”朱德说：“现在敌人狂妄之极，在他们看来，我们是他们的刀肉，任其宰割，是受伤的兔子，过了初一，过不了初二。”
毛泽东轻轻一击桌面，兴奋地说：“你们说得对！现在，不仅敌人这样认识我们，我们内部的个别同志也感到我们濒临绝境。现在我建议，利用敌人过安稳年和轻视我们的心理，来个出其不意，主动出击，在大柏地打一仗。”他见无人反对，便将自己对这一仗的谋划向战友们和盘托出。朱德等人听后无不拍案叫绝，都说这一仗该打。
第二天一早，红四军在王家祠堂召开作战会议。毛泽东指着地图分析了敌我军事态势，布置了战斗任务。红四军各级指挥员听说有仗打，顿时精神振奋，磨拳擦掌。会议只开了20分钟，毛泽东、朱德将大家领到瑞金至宁都公路上看地形。此时天刚亮，行人稀少。毛泽东在一棵大树下，手指瑞宁大道，下达作战命令：“我们准备在这里布置一个口袋阵。二十八团埋伏在大路东侧高地，重点坚守关山主峰，负责扎口袋，并阻敌增援。三十一团设伏在西侧高地，负责堵击敌人，防止钻出口袋。特务营和独立营负责引诱敌人进口袋；要先派两个连的兵力到瑞金城下打枪，将萧致平、钟桓两个团牵羊似的牵出城，而后逐步牵到口袋阵内。要注意只能让他们咬着，不能被咬伤。”
朱德接过话茬说：“大家要记住大余城战斗的教训，要严守军纪，要提高坚决执行命令的自觉性。担负牵羊任务的连队，要且战且退，不许恋战。林彪、伍中豪两个团，要配合好协同好。”停顿一下，他加重语气说：“同志们，红四军的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就双方力量而言，人数差不多，但武器我们比不过他们，我们只有一千条能战斗的枪支，其余是大刀长矛红缨枪。”
毛泽东一挥臂膀，大声说：“要动员大家，勇敢战斗，用大刀长矛红缨枪去换敌人的武器！”
看完地形往回走，毛泽东听到身后有人嘀咕：“红军现在是受伤的老虎，打这一仗简直是自找苦吃。”
毛泽东回头一瞥，嘀咕的人戛然止住。毛泽东仰头大笑，道：“现在已经证明，我们的对手犯了两个大错误：第一，他们明知我们在大柏地，昨晚却没有乘胜追击，给了我们吃好睡好的这个喘息的机会；第二，他们没有看出大柏地的地形，在军事上易守难攻，所以他们今天早上也就没有派兵来抢占有利地形。凭这两条，我就可断定萧致平、钟桓俩人是平庸之辈。你们就放心吧。”
吃中午饭时，红军主力进入了伏击阵地。牵羊的两个连队也出发了。不出所料，下午，萧、钟两个团果然很“听话”地被顺利牵进了伏击圈。当四面枪声大作，喊杀声震耳时，萧致平、钟桓才如梦方醒，知道中计，红军杀了个回马枪。他们急忙指挥部队抢占制高点，太阳下山时，夺占了五、六个小山头。天黑了，双方暂熄战火。
夜里，红军将领们没有丝毫睡意。他们认为第一回合的较量，只是将敌人诱入了包围圈，鹿死谁手还不能定论。他们清醒地知道，敌人的武器装备远远超过红军，如果僵持下来，敌人援兵一到，歼灭敌人的战斗将更加残烈，困难亦更加重重。可是，要想在短时间内吃掉这头肥猪，也非易事。朱德对毛泽东说：“这一仗对我们来说，是瘦狗拉硬屎——很费劲。明天上午要速战速决，我算来算去，还差一个团的兵力，你看怎么办？”
毛泽东埋头吸烟，面前的烟蒂已堆成了小山，他也没有想出个万全之策。这时候，贺子珍推门进来，头发上沾满了晶莹的小水珠。毛泽东双眼盯着她的头发，站起身来，围着她转起圈来。贺子珍莫名其妙，正要问他，毛泽东击掌大叫：”朱军长，一个团的兵力已经借到了！”
朱德不解地问：“你开什么玩笑，贺子珍的头发难道能变成一个团的兵力？贺子珍不是孙悟空，拔根头发吹口气就能变成兵。”
“哎呀，军长啊！”毛泽东用手指着贺子珍的头发说：“她头发上有水珠，说明有雾的征兆。前几天下大雪，今天天晴，空气温度大，晚上寒冷，明天早上必有大雾。有大雾就可以……”他伏在朱德耳边一阵耳语，朱德听得眉开眼笑。他俩立即下达命令，要各部队完成两项任务：第一、在拂晓前完成包围敌人的任务；第二、各部队到农家收集鞭炮和铁皮油桶，越多越好。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拂晓，大柏地方圆百里被罕见的大雾笼罩，几步之外一片灰蒙蒙，什么也看不清。敌人还在梦中。这时红军阵地的嘹亮的的军号冲破浓雾，响彻云霄。接着枪声大作。此时，挂在树梢上、悬崖上的油桶内，一串串鞭炮点燃了，爆炸的沉闷声犹如机关枪扫射。敌人以为红军发起冲锋，吓得到处乱窜。红军则趁敌人混乱之机，大胆穿插敌阵，喊杀震天。战至上午十时，雾散天晴，毛泽东发出总攻命令。“毛泽东也提枪亲自带领着警卫排向敌军冲锋”（《毛泽东年谱》上卷第265页）。鏖战至下午，全歼被围之敌，无一漏网。一心想活捉毛泽东、朱德的萧致平、钟桓，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大年初二当了毛泽东、朱德的俘虏。此役俘敌800余人，缴获步枪800余支，水旱机关枪6挺。这不但是红四军从井冈山下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而且也是红军建军以来最大的胜仗。
一九三三年夏，被剥夺了军权的毛泽东重过大柏地时，抚摸当年伏击战留下的满墙弹痕，感慨万千，不禁唱吟《菩萨蛮·大柏地》词一首。词曰：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大柏地战斗的印象之深。毛泽东当时能在近乎绝境之中起死回生，挽救红四军，是巧用“借尸还魂”之计的光辉典范。（配图：“大柏地”手稿照片）
借尸还魂，作为一个无为而用的谋略，法在“借尸”义在“还魂”。借，包含着积极的主动性，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上，常胜将军不多，而失利受挫是常有的事，聪明的指挥员，在失败中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的分析判断情况，就能找到可借之“尸”——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和东西，争取主动，转败为胜。兵败大余城，在毛泽东半个世纪的军事生涯中可谓败得最惨最险的一次。而毛泽东能够不失时机地抓住有限的有利条件，力挽狂澜，使其战神的形象更加熠熠生辉。
[注释]
一、本计语源于《元曲选·岳阳川〈铁拐李〉四》：“多亏了吕洞宾师傅救了我，着我还魂，被你烧了我尸骸，着我借东关里青眼老李屠的儿子小李屠的尸首，借尸还魂。”迷信传说，人死后有时可以将魂灵附着在他人的尸体而复活。现在比喻已经死亡的事物借着另一种形式出现。在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的时候，都纷立亡国之君的后代，打着前朝的旗号去号令天下，是企图利用人们的正统思想观念来借尸还魂。作为军事谋略，确切地说，应是指在失去主动或处于败局的情况下，要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转换战争局势，变被动为主动，以实现既定的军事目标。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刘备兵入蜀地。公元二一一年，曹操进攻据守汉中的张鲁。占据益州的刘璋。怕曹操南下取蜀，就请刘备率军入蜀帮助防守。赤壁之战后，刘备、孙权对蜀地都早已垂涎三尺。刘备便借此机会（即“借尸”之意），率数万人马入蜀。两年后，吞并了刘璋的军队，占领了蜀地益州，获得了建立主业的根基，实现了自己的军事意图。
三、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见《易经·蒙》卦。匪：同非，不是；童蒙，孩儿幼小无知。《六十四卦经解·蒙》：“喻童子弱昧，必依附先生以强立，故曰童蒙……又蒙者，蒙蒙，物形生形，是其未开著之名也。童，未冠之称。”
第十五计 调虎离山
[原文]待天以困之，用人以诱之，往蹇来返。
[译文]等待自然变化以造成对方的困难形势，用人为的假象诱使对方作出错误的判断。向前进攻若不顺利则应该设法转攻为守，让对方反过来攻我。
[毛泽东论述]
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条件具备之情况下，以便一举消灭，这里须要更多的忍耐性。
——《关于西征战役的作战原则》
[范例]长沙之战
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下，毛泽东无可奈何地提笔签发进攻长沙的命令。但是，作为一位伟大的军事家，他不能和上海滩的中央大员们那样，让繁华城郭一叶障目，而违反中国革命的规律；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员，他最大的愿望是以最小的代价去歼灭最大量的敌人
一九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签发命令，令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
兵临城下，毛泽东举起望远镜，看到的是密布于城围的沟壕、堡垒、电网组成的三道防线。让只有步兵火器的红军去突破这三道防线，再去攻击数丈之高的城池，简直是在拿红军战士的生命去进行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赌博。毛泽东的眉头紧缩起来，一言不发。他是反对打大城市的，这不仅是因为红军装备上不允许，将无谓牺牲许多优秀红军将士；而且，即使打下来，守得住吗？红军目前还没有这种力量嘛。可是，你中央远离硝烟弥漫的战场，不了解情况，只知道胡说八道，为什么你三军团也这么糊涂呢？上个月你侥幸攻入了长沙城，可为什么又退出来？不是一军团在文家市一个漂亮的战斗解你之围，你还有机会说什么“一军团不敢打长沙”？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到今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中一般地打胜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有勇无谋不是革命家只能是鲁莽家。嗨，要不是第一方面军刚成立，为了团结，我毛泽东是绝不到这里来打这种窝囊仗的——再等等吧……
“报告”，毛泽东的思绪被通信兵打断。他接过那份敌人企图袭击红军侧翼的情报，拈量着它的份量——真乃天赐良机！敌人不钻出地堡，红军还真没有大炮来收拾他们呢。只要敌人敢来，别说我们手里还有步枪手榴弹，就是大刀梭镖也让他们有来无回。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朱德发布《诱敌出工事外消灭并乘胜攻入长沙的命令》，命令指出：“方面军仍拟诱歼敌军于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第五军之第一师仍位于莫家垅附近，于本晚应派出队伍向猴子石敌阵地佯攻，拂晓前应占领石牌岭略后之阵地，对由猴子石出击之敌须能迅速歼灭之，并策应第一军团之左翼（第十二军）及第三军团之右翼（主要策应第十二军）。”
老奸巨滑的何键躲在长沙城里，迟迟不肯出击。但是，猴子石敌守备部队在我红五军猛烈攻击下，丧魂落魄，连连向何键报告战事危急，请求救援。
一声令下，红军战士以迅猛动作向运动中的敌人发起勇猛攻击。本来准备偷袭我军侧翼的敌人反被袭击。敌人立即被这突如其来的势不可挡的杀伤吓得魂不附体，两个旅迅即土崩瓦解，向湘江边夺路而逃，在江中溺毙者众多；1000多敌军官兵缴械投降。
这时候，当毛泽东再一次举起望远镜时，看到湘江岸边横七竖八躺卧着的以及江面上漂浮着的近千具敌人的尸体，他愁锁的眉头稍微舒展了一些，一丝微笑在紧抿的嘴角缓缓绽开。
[注释]
一、本计语源于《封神演义》第八十八回：“子牙公须是亲自用调虎离山计，一战成功。”实际运用此计，一般有二：一是引诱敌人脱离坚固的据点，造成我方奸敌的有利条件；二是把敌人引诱到我次要方向或对敌不利的另一战区，以减轻我正面战场的压力或解救我这一战区的危机。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三国时期孙策灭刘勋之战。公元一九九年，庐江太守刘勋拥兵以强于长江、淮河一带。孙策嫉恨他，就派人携带厚礼去劝告刘勋出兵攻打上缭。刘勋很高兴，部署也祝贺，而谋士刘哗却不以为然。他劝刘勋：上缭虽小，但城池坚固，进攻困难，不是短时间可以攻下来的；而若国内空虚，孙策碧、必乘机突然袭击，就连大后方也保不住了。刘勋一意孤行，不听劝告，举兵猛攻上缭。此时，孙策果然突然袭击了他的老巢。刘勋穷途末路，只好投奔了曹操。
三、天：天时，天候，自然条件及其变化。
四、往蹇来返：《易经·蹇》卦：“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屈原《九章·哀郢》：“蹇侘傺而含慼。”这句话可以引申为：进攻当面已有准备之敌对我不利，应该诱使敌人脱离良好的阵地工事主动向我出击。
第十六计 欲擒故纵
[原文]逼而反兵；走则减势。紧随勿迫，累其气力，消其斗志，散而后擒，兵不血刃。需，有孚，光。
[译文]逼得敌人无路可走，它就会狗急跳墙拼命反扑；网开一面，让其逃跑则可消弱敌人的气势。追击时，紧跟敌人不要过于接近，使其留有一线逃生希望，以利于消耗敌人的体力，瓦解它的斗志，待敌人士气沮丧，溃不成军，难以形成有效抵抗时，我再攻击，敌人即可束手就擒，避免流血激战。按照《易经·需》卦的原理，待敌人心理上完全失败而信服我，就能赢得光明的战争结局。
[毛泽东论述]
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欲将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了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12
[范例一]布依族女匪首新生记
毛泽东被全国各地的匪患报告所震怒，严令各区限期完成剿匪任务；但是，当他得知一名罪大恶极的女匪首被擒即将被处决时，却明确指示：不能杀
一九五○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带着访问苏联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回到北京。然而，不待他掸一掸旅尘，堆积如山的全国各地的匪患报告即已令他怒发冲冠。毛泽东拿起如椽大笔，遒劲的大字力透纸背——限期消除匪患的电令急发各大行政区。随即，人民解放军先后出动近200个师，进行了历时四年艰苦卓绝的剿匪斗争。
当中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国民党军队主力将被歼灭之时，国民党反动当局，一面策划撤逃台湾，一面在大陆统治区做“应变部署”，潜留大批特务和党政军的骨干分子，妄图推行所谓“游击计划”，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同人民解放军进行长期挣扎，破坏大陆的革命和建设，等待时机配合台湾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
土匪武装严重地危害着人民政权的稳固，严重危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他们在刚刚解放的地区举行暴动，袭击解放军的小分队。妄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大肆破坏交通运输和通信设施，搞暗杀恐怖活动等等。土匪的疯狂破坏，严重地威胁着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秩序的安宁，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配图：我军剿匪照片）
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部署及方针政策，我军剿匪部队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对股匪严重地区，按照先内后边缘，先富足发达地区后贫困偏僻地区的顺序，逐地逐片地进行军事进剿，以歼灭和击溃集股活动的大股土匪。之后，各剿匪部队迅速地对中、小股土匪展开分兵驻剿，并辅之以强大的政治攻势，加速股匪的瓦解，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此基础上，各剿匪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反复清剿残散土匪，夺取了剿匪斗争的彻底胜利。在历时四年的剿匪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共计歼灭匪特武装265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2100门，各种枪支131万余支。从根本上结束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建立“游击根据地”以策应反攻大陆的企图，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群众，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保障了当时经济恢复工作和生产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这期间，毛泽东曾亲手释放一名女匪首，至今人们对此仍津津乐道——
一九五三年，贵州省匪患已基本肃清，唯有程莲珍这名布依族女匪首仍逍遥法外。当时的公安机关在通缉令中这样写道：“该匪首狡诈多变，行动敏捷，枪法甚精，捉捕时务必提高警惕。”匪首再狡猾也逃不脱人民的法网，通缉令发布不久，剿匪部队最终将程莲珍缉拿归案。
按当时剿匪政策规定，凡是拒不投降自首的敌匪中队长以上的匪首，一经捕获，便依法制裁。像程莲珍这种罪大恶极的匪首，按规定必然严惩不贷。但是，她至今仍活在人间。
当时，贵州省军区党委把程莲珍的情况报到西南军区，这时正值李达参谋长启程赴朝鲜访问，他指示将此案暂时搁置一下，留待他归国后处理。八月下旬，李达由朝鲜回国。在京期间，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交谈中，李达汇报了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当谈到程莲珍一案的处理意见时，李达向毛泽东汇报说：“这个匪首，下面要求杀。”但毛泽东明确指示：“不能杀。”并半庄半谐地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李达一时不敢确断毛泽东的真意，问：“主席的意思是……”
毛泽东注视着李达。他深邃睿智的目光仿佛穿透了中华五千年历史，又似乎洞悉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他以一种和缓的语气，但其中分明带有一股激流。他说：“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程莲珍出身于贵州省中宛寨一贫困的布依族家庭，由于姿容俊秀，被大地主的儿子陈正明抢作小老婆。一九四七年其夫暴亡，她和三岁女儿继承万贯家财。有不少人觊觎她的姿色和财产，而她家里的贪财亲戚惟恐家财旁落，竟雇杀手对她行刺。为了保家护身，程莲珍学会了骑马射击。几次，刺客丧命其枪下，“陈大嫂”由此威名远扬，在当地更是妇孺皆知。
根据毛泽东指示，贵州省惠水县召开数千人大会，宣布上级决定，当场释放了程莲珍。不久，当地政府又帮她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女儿。程莲珍心悦诚服，感激涕零，翻然悔悟，决心报答人民政府，走自新之路。之后，她多次返回深山，劝说残匪投诚。一个多月内，即有20多名匪徒携枪出山投降，使惠水、长顺一带匪患迅速消除。程莲珍在后期剿匪斗争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为人民立了功，因此受到政府表彰。一九五八年后，她成为惠水县政协委员、常委。
穿越时间的隧道，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再来把握毛泽东的脉搏，也许更加准确——不杀程莲珍决不是纵虎归山，而是毛泽东根据贵州剿匪虽已接近尾声，但情况仍十分复杂，尤其是有些地方土匪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情况而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不杀程莲珍，是为了通过教育改造后让她将功赎罪进而为民族大团结作出努力。果然，通过改造教育，脱胎换骨，程莲珍走上了新生的道理，在以后的清匪反霸斗争中发挥了他人无法做到的特殊作用。当代女孟获的新生，是毛泽东在处理匪首问题和民族问题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的又一典范。
[范例二]义释达赖喇嘛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当达赖被叛乱集团挟持丧魂落魄地爬上拉萨河南岸时，我人民解放军的大炮早已瞄准了他们。毛泽东仁至义尽，网开一面，严令“不要阻截”
面积达120万多平方千米的西藏，是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古以来，汉藏人民的交往就历代不绝。唐朝时，汉藏政治关系日益密切，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藏王）联姻，吐蕃王朝遣使唐都长安言和修好及学习唐朝礼乐制度等；已成为汉藏人民“和同为一家”的象征，家喻户晓的美谈。元朝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以后历代皇朝和政府都把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实行有效管辖。藏族人民为灿烂的中华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近代以来，西藏同饱经忧患的祖国其他地区一样，遭受了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蹂躏，加上封建势力的奴役和压榨，西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解救西藏百万农奴于水火，维护国家统一，毛泽东很早就关注西藏的情况。毛泽东十分清楚，要解放由帝国主义和分裂势力操纵的西藏，必须最大限度地团结更多的西藏上层人士。一九四九年四月，当班禅驻南京办事处迁往重庆后，毛泽东就指示重庆地下党组织积极做团结争取班禅办事处的工作。重庆地下党即设法将中共地下党成员刘统座安排到班禅办事处，对其成员进行宣传、教育，以防止蒋介石集团将十世班禅及其成员拉拢胁迫到台湾。同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又给兰州前线彭德怀发电，指示他加紧团结保护滞留在青海的十世班禅，为将来解决西藏问题做好准备。彭德怀接电后立即令兰州地下党市委书记杨石具体执行。在共产党紧密有效的工作下，十世班禅及其成员完全站到我党一边。此后，蒋介石准备借在青海玉树修飞机场之机，企图挟持十世班禅去台湾，班禅毅然决然地率所属全体成员秘密进入香日德寺，使蒋介石的预谋破产。
一九五○年初，合众社电传发表了西藏噶厦政府将派出所谓的“亲善团”分赴英、印、美宣传和策划西藏“独立”的消息后，班禅及其成员十分愤慨，坚决反对这一错误行径。元月三十一日，他指示计晋美立即再次致电毛泽东与朱德，要求迅速解放西藏，粉碎分裂阴谋。毛泽东接电后，再三考虑，给第一、第二野战军发出电报指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为争取达赖和向亲英亲印的达扎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一九五○年五月九日，青海省副主席喜饶嘉措受命在西宁向达赖喇嘛发表讲话，敦促西藏当局速派代表赴京进行和平谈判。
达赖深知自己早日主政完全是共产党的力量的作用，他从阿沛·阿旺晋美的书信中对毛泽东有了初步了解，产生了崇敬之意。他一亲政，马上向毛泽东写信，报告他已接管西藏政教大权，并且对在他执政前西藏地方政府同共产党之间发生的不愉快向毛泽东一再解释，信中写道：
“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声呼吁我亲政，实难推销责任，不得已于藏历
毛泽东接信后，立即对达赖的亲政表示祝贺。达赖这时心中确实产生了对毛泽东的敬意，在阿沛·阿旺晋美等人劝说下，他打算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被迫下台的达扎一伙亲英势力察觉到达赖准备与共产党和平谈判后异常恐惧。若西藏和平解放，达扎一伙将无立足之地，他们暗中密谋，要策动达赖外逃以阻止和谈进行。十二月十九日（藏历十一月十一日），达扎一伙胁迫达赖化妆，悄悄从布达拉宫出走，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达到边境亚东。由于英、印等国慑于国际舆论，不敢公开支持达赖出逃，达扎一伙策划出逃独立计划落空，随即在亚东组成所谓的亚东噶厦。刚刚亲政的达赖又失去了真正主政的权力，而且在亚东进退两难，如坐针毡。时至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八日，亚东噶厦被迫同意议和后，达赖派人到印度向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递交了请求谈判的信，表达了谋求和平的愿望。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复电对和谈表示欢迎，请达赖派代表赴北京面商。同时要袁仲贤代表毛泽东主席祝贺达赖亲政。
达赖喇嘛收到袁仲贤复函及贺信后，于二月二十三日写信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报告除令阿沛·阿旺晋美等从昌都赴京外，另派凯墨·索安旺堆及土丹旦达由印度赴京，希望能达成圆满协议。
由于帝国主义一直想插手西藏事务，实现其殖民梦想。他们支持西藏亲英势力，在十四世达赖与十世班禅之间制造了不和，一度拒绝十世班禅入藏。毛泽东、党中央在西藏和谈中，自始至终注意设法促成达赖与班禅的和解。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二十六日，达赖第一批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和第二批谈判代表先后到达北京。二十七日，班禅等人也到达北京。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指导和李维汉及各方面协助努力下，终于使达赖一方与班禅一方就团结问题达成初步协议，从而为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谈奠定了可靠基础。
五月二十三日，经一再努力，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并签订了全部协议，这就是著名的“十七条协议”。
五月二十四日下午4时，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全体西藏代表，恳切地对他们说：“我们共产党为了帮助你们发展西藏的文化经济事业，不是为了当官，不是去办坏事。如果汉族干部欺负你们，”毛泽东伸手拍拍自己宽厚的胸膛。说：“你们来找我毛泽东好了。”接着他又讲：“好哇，今天办了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的十七条具体内容，还要靠我们共同努力呀！”
为了促进达赖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毛泽东选定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带重礼进藏。毛泽东指示张经武，不要操之过急，第一步是拜会达赖及噶厦的四品以上要员，第二步是向达赖送礼。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张经武代表毛泽东本人向达赖送礼。当天上午，由军乐开道，张经武率送礼队向达赖夏宫罗布林卡行进，沿途上万名藏族同胞夹道观看。东夏宫门口，僧俗百官列队欢迎，达赖卫队持枪敬礼。张经武代表毛泽东所送礼品共二十件，主要有：特织哈达一件，毛泽东画像一幅，天安门彩照一幅，象牙雕球、象牙白菜、象牙桥、玛瑙瓶、玉帆船、光绪年景德镇瓷具各一件，象牙笔、黄玉鸟、墨玉和平鸽、景泰兰花瓶各一对，湘绣挂屏四扇，幻灯机一具，黄宫锻、红藏袍缎各十尺，另有伟大祖国照片一套523张，年画30份，幻灯片9套。
当送礼大队进入夏宫厅殿时，十四世达赖站在平时善男信女进香朝佛的跪拜的石阶上候迎。当嵌着毛泽东像的金色相架抬进殿内时，达赖双手合十注目瞻仰，然后用手轻轻抚摸金色的相架。他面带微笑扶着毛泽东像，让新华社记者赵慎应等为他摄下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这天，达赖卧室的门侧特意挂着一幅汉字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当张经武告辞时，达赖破例一直送他到门口，并主动握手告别。
毛泽东“礼遇”达赖之后，达赖提出到内地参观一事，毛泽东很快复电张经武，中央同意立即安排参观事宜，达赖非常高兴。经多方艰苦努力，十月二十日，噶厦召开了全体僧俗官员等300多人大会，经三天争论，在十月二十三日终于形成会议纪要，迈出了贯彻十七条协议的重要一步。同时，给毛泽东发出电报，全文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等五人，于一九五一年四月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了和谈，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
西藏地方政府达赖喇嘛
公历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藏历铁兔年八月二十四日呈”
毛泽东接到拥护电后，十分欣慰，于二十六日向达赖喇嘛复电说：“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达赖收到毛泽东的回电后，立即派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及全体进藏官兵慰问，表示对解放军进藏“实为欣喜”，“我达赖喇嘛谨向所有部队敬送大米一百包，菜金一万两藏银。”
十月二十六日，人民解放军第18军主力举行了庄严而隆重的进入拉萨的入城仪式。
一九五四年七月，中央决定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并指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代表。
毛泽东亲自交待，一定要接待好达赖与班禅。他们到京的第二天，毛泽东就接见了他们。毛泽东愉快地收下了达赖、班禅敬献的哈达，亲切地询问了他们的旅途情况和西藏情况以及到北京后的生活习惯及要求等，设法解除这两位仍十分年轻的宗教领袖的拘束。达赖对毛泽东的雍容威严的仪表、和蔼可亲的态度由衷敬佩。他私下对陪同入京的西藏工委人员徐淡庐讲：“当我向毛主席献哈达时，才感到我自己的渺小，毛主席真伟大。”（配图：毛泽东会见达赖、班禅照片）
离开毛主席的办公室时，达赖和班禅出于对毛主席的敬仰，按西藏的习惯，是弓着腰退着走出房门的。
国庆以后，达赖、班禅赴东北、华东等地参观。藏历年前，他们赶回北京。毛泽东指示国家民委，一定要按藏族民俗习惯，为过好藏历年做好充分准备，让达赖、班禅一行在北京高高兴兴过个快乐而有意义的藏历年，藏历年那天，毛泽东按藏族习惯设宴，郑重邀请达赖、班禅一起欢度藏历年。毛泽东特意让达赖、班禅分坐在自己身旁，按照藏俗为他们斟酒敬（藏语称酒为）。宴会后，又亲自给每人赠送了贺年礼品，最后又和大家一道合影留念。
藏历年后，当选为副委员长的达赖和班禅要离京到西北和中南、四川参观后返藏。离京前夕，达赖为感谢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要求向毛主席当面告辞。毛泽东知道后，不等达赖当面拜谢，而是亲自到达赖的住处同他亲切话别。毛泽东对达赖讲了许多勉励的话，希望他能率领西藏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把西藏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新西藏。达赖十分激动，他握住毛主席的手，动情地说：“请您放心，我绝不辜负您的希望。”
毛泽东作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胸怀广阔，礼遇达赖，凡有重大事项，均尊重达赖的意见，就连配备调整中共西藏工委领导人这些党内大事。也要同达赖商量，征求他的意见。一九五五年，在决定由张经武接替范明主持西藏工委工作时，事先毛泽东亲自给达赖写信，取得达赖同意后才正式任命。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当印度邀请达赖、班禅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纪念时，有的同志担心分裂势力将达赖挟持而不归，主张不许达赖出席。而毛泽东为了尊重和团结达赖，让达赖自行决定是否接受邀请。当年底，在国外分裂势力胁迫下，达赖果然思想动摇，产生了留居印度的念头，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又委托正在印度出访的周恩来，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及次年一月一日连续三次接见达赖及其随行人员，推心置腹地加以教育和劝导，终于说服达赖作出了一次正确选择，从印度返回西藏。
然而，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他们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组织了从事叛乱的“卫教军”，西藏噶厦中的分裂主义分子也暗中支持叛乱，并策划挟持达赖，进而在全西藏叛乱。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叛乱分子利用达赖到西藏军区看戏之事制造事端，十日叛乱分子将卸任的噶伦，西藏军区副司令部桑颇·才旺仁增打伤，毁其汽车。准备晋见达赖的爱国人士，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等人也惨死在叛乱分子的乱石之中。同时，叛乱分子拼凑的“人民会议”召开，公开亮出了“西藏独立”的招牌。至此，西藏分裂主义势力武装叛乱全面发动。十七日夜，叛乱分子挟持达赖从罗布林卡附近渡过拉萨河，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阻拦，顺利达到山南地区。令人费解的是，在公开叛乱发生一周后，达赖为什么能在解放军严密警戒下逃之夭夭？原来，早在叛乱次日（十一日），毛泽东在湖北武昌得知消息后，就此问题给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西藏工委及西藏军区发出急电，明确指示：
“西藏工委目前的策略，应是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可能的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电报还特别指示：如果达赖及其随从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截他们”。
当达赖出逃时，我人民解放军早已做好一切准备，对拉萨形成合围之势，只要中央下达命令阻截，噶厦叛乱集团不可能有一个人能离开拉萨半步。当年西藏军区参谋长李觉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
三月三十一日，达赖一行，终于再次出逃印度，从此开始了他数十年的流亡生活。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网开一面，眼睁睁地让达赖丝毫不承担责任一走了之呢？时隔几十年，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也许更加体会到毛泽东的用心良苦和高瞻远瞩——首先，达赖喇嘛在西藏是居于首位的宗教领袖，倘若他死在人民解放军的炮口下，我们就很难向广大藏族同胞解释清楚，甚至为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利用，这样对民族团结及巩固西藏的主权极为不利。其次，在出逃的分裂集团之中，达赖是唯一接受过毛泽东接见，亲身感受到祖国大家庭温暖，也是比较了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人，这样，他必然或早或迟地影响其他叛乱分子，对分裂势力起到牵制和分化作用，有进一步造成分裂势力集团内部产生矛盾的可能。这从他出逃前两星期写给中央驻西藏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信中或可判断。他说：“反动的坏分子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等。所以，当时毛泽东说：“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另外，达赖及叛乱分子的倒行逆施、叛逃离境，将有利于西藏早日实行民主改革。在西藏，不实行民主改革，就谈不上藏族人民的真正解放，就谈不上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就谈不上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
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的景象是令人发指和触目惊心的——当时西藏的经济政治制度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十分落后反动的农奴制度。在这个农奴制社会里，有两大阶级，一个是农奴主阶级，包括贵族、寺庙、官家（封建政府）及其代理人，即三大领主；一是农奴和奴隶。在约120万的总人口中，领主及其代理人占不到5%，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和绝大多数牲畜。他们建立了上千个庄园，从而构成了僧俗贵族联合专政的经济基础。农奴占人口的90%，奴隶占5%，农奴失去了全部耕地，不得不在苛刻的人身依附的条件下租种领主的土地。奴隶在藏语中叫“朗生”，意思是饲养的家奴。他们的一切属于领主所有，其奴隶身份世代相袭。西藏的政治和宗教紧密结合。据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统计，全西藏有寺庙2670座，僧尼12万多人，约占总人口的10%。宗教在西藏已不仅是一个信仰问题，而是与贵族专政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用以麻痹人民维护统治的工具。为维护“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法律。在法典中规定，人分上、中、下三等，各等又分三级；“勿与贤哲贵胄相争”，“下打上者，小官与大官争执者犯重罪，均应拘捕”，“不受主人约束者逮捕之”，“百姓碰撞官长者逮捕之”，甚至“向王室喊冤告状，不合体统，应逮捕鞭击之”。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广大农奴和奴隶连喊冤告状这个基本权利都没有，是地地道道的会说话的工具。那么“逮捕”后又怎样呢？西藏地方政府和大寺庙均设有法庭和监狱。刑罚是骇人听闻的：肉刑有挖眼、割鼻、割舌、割耳、剁手、抽脚筋、鲸面；死刑有剥皮、碎裂肢体，装进口袋投入河中，甚至钉四肢于木板而钉死等等，其野蛮残酷至极令人毛骨悚然。
农奴制的残暴统治，使广大农奴和奴隶在暗无天日的悲惨岁月中糊口偷生，啼饥号寒。农奴从领主那里租来的“份地”，一般要将收获物的70%以上交给领主，高利贷是他们背负的沉重包袱。名目繁多的差事，更使农奴苦不堪言。西藏农奴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能带走的只有自己的影子，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延续了七百多年的农奴制度是万恶之源。西藏社会的生命力被愚昧和贫困吞噬着，曾经兴旺发达的藏民族显得衰弱不振。旧西藏没有任何现代工业，手工作坊寥若晨星。没有现代交通公路，在崎岖不平的驿道上人背畜驮，是主要的交通方式。农业上粗放经营，少数地方滞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谈不上有现代教育，只有少数为贵族子弟服务的私塾。缺医少药，疾病流行。农奴主为了永葆农奴制社会这个“最美妙的世界”，利用交通阻塞的自然环境，拒绝接受任何先进的东西，使西藏长期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尤其可怕的是，农奴制改革前的200多年时间里，西藏人口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日益减少。据《西藏志》记载，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年），西藏人口即达130万，到和平解放时却降到了120万。
对于这样一种类似欧洲中世纪的落后反动的社会制度，本应采取革命的方式尽可能迅速地予以推翻。但是，西藏是个民族和宗教间十分复杂和敏感的地区。由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长期以来造成了汉藏民族的较深隔阂和尖锐对立，藏民对汉人的戒备心理并未消除，少数上层分裂分子对祖国的离心倾向一直存在。宗教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又交织在一起，十分复杂棘手。鉴于上述原因，“十七条”规定保存西藏现有社会制度，直到人民提出改革要求，西藏上层领导主动变革。
然而，毛泽东深知若想让处于毫无政治地位的、被三大领主视为草芥的藏族人民“提出改革要求”，让顽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上层领导主动进行变改”，实在是虚无缥缈的，无异于天方夜谭。而叛乱分子的枪声以及达赖的出逃恰恰给了毛泽东大刀阔斧地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的契机。毛泽东当时就明确地讲：“这就要谢谢尼赫鲁和西藏叛乱分子。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更早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转发一份报告的批语中就说：“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他还饶有风趣的描述了西藏发生的这种变化：“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指三大领主——引者注）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们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十七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此后，一系列关于民主改革的具体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在世界屋脊西藏的广袤大地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直到一九六一年基本结束。由于埋葬了万恶不赦的农奴制度，百万解放了的农奴焕发了极大的革命和生产热情。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平叛工作虽然紧张进行，全区农业生产仍获得了丰收。一九六○年全区粮食产量达到4.2亿斤，比一九五九年增长15%，牧业生产在遭到叛乱破坏的情况下，得到了较快的恢复，牧区出现了人畜两旺的景象。
毛泽东在处理与达赖喇嘛关系问题上，无论是争取他、团结他、勉励他、还是放走他，其着眼点绝非达赖本人。所以，他说：“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毛泽东一心牵挂着的是西藏百万农奴的自由解放和幸福生活，以及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统一。毛泽东以其高屋建瓴、雄视百代的伟大气魄义释达赖，是从战略上实施“欲擒故纵”谋略又一光辉典范。达赖喇嘛流亡几十年，虽然不断在大放厥词。但是，我们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新西藏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达赖终会有翻然悔悟，回归祖国怀抱，在生养他的土地上与他人丁兴旺的同胞尽享幸福欢乐的那一天。到那时，达赖是否会衷心祈祝毛主席冥福，遥谢他老人家的不杀之恩呢？
[注释]
一、本计语源于《老子本义·上篇》：“将欲夺之，必固与之。”《鬼谷子·谋篇》：“去之者纵之，纵之者乘之。”此计有两种用法：一是当敌人锐气尚盛时，我故意避战示弱，骄纵敌志，使其士气懈怠，丧失警惕，而后乘机图之。二是在我方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情况下，要想捉住敌人，则故意暂时放松他。放松的目的是示敌以一线生路，使敌人失去死战的决心而侥幸逃跑，造成有利于我方的战机，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更大的胜利。此计带有心理战的策略。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诸葛亮七擒孟获：公元二二二年，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孟获举兵反蜀。诸葛亮在平定叛乱的战争中，对孟获七擒七纵，逐次将势力推到边远地方，终使孟获心悦诚服。诸葛亮七纵孟获，意在扩大疆土，以孟获做样子去降服其他少数民族，为日后的北伐中原做好后方的准备。
三、需，有孚，光：见《易经·需》卦。《杂卦传》：“需，不进也。”《六十四卦经解·需》：“孚，卵孚也……鸟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故转训为信。”光：前途光明之意。
第十七计 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