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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

　　人们对许多事情的感受往往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毛泽东50年代对斯大林的那些批评，能不能代表抗战肘期毛泽东的心态，有时候还要做点分析。

　　毛泽东一生曾经三次写文章称颂斯大林：一次是1939年庆祝斯大林六十岁生日，一次是1949年庆祝斯大林七十岁生日，最后一次则是在斯大林逝世之时，即1953年。毛泽东自己说，这三次公开歌颂斯大林，只有第一次，即抗战中写的那篇《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真实感情的流露;后来两篇都不过是敷衍应景之作。如果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是可信的，那么很显然，抗战中的毛泽东未必完全不理解斯大林当时的处境和作法，至少在1940年以前，他对斯大林并无多少怨气。尽管那个时候也存在着苏联援助多少的问题，甚至存在着莫斯科支持王明摘右倾的问题，毛泽东似乎并没有把账都算到斯大林的头上，仍旧发自内心地表示：世界上只有斯大林和苏联“是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并“把我们当弟兄看待的”，因此，我们“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

　　后来是斯大林减少了援助，还是斯大林有什么新的情况深深刺激了毛泽东，以致严重损害了他对斯大林的这种敬爱之情呢?

　　从1940到1949年，围绕着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发生过很多事情，有些我们已经大致作过介绍，像皖南事变前后双方在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的争论;像苏德战争爆发后双方为出动八路军牵制日军保卫苏联的问题而产生的分歧;像基于肃清王明教条宗派目的而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像双方对共产国际解散的不同反响……。但是，在所有这些事件当中，真正使毛泽东对斯大林大为光火、耿耿于怀以至于念念不忘的，主要只有一件事，那就是1945年的“不许革命”。

　　应当承认，发生在皖南事变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严格说来都对毛泽东同莫斯科的关系有破坏性的影响，都程度不同地加剧了毛泽东对斯大林这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疑惑与不满。但是，一直到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纷纷起来揭露教条主义危害，乃至批评共产国际错误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曾试图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整风学习文件，主要都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的著作。毛泽东在谈到整风目的以及对党的干部的要求时，每每也是用斯大林的话来作为标准。多半也正因为如此，当1944年季米特洛夫根据王明背后的小报告提醒毛泽东注意党内对苏联的不健康情绪时，毛泽东表现得是那样惴惴不安。他不仅郑重致电季米特洛夫，“担保：中国共产党热爱并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并且一连几天专门到苏联联络员的住处去做解释工作，深恐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就党的七大，毛泽东至少作过九次书面或口头的报告和讲话，每次几乎都要提到苏联和斯大林。不仅提到，而且大讲特讲，充满敬重与期望之情。尤其是在内部讲话中，他直截了当地说：“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联合外国，主要就是联合苏联;世界和平靠美、英、法、中、苏五大国，而“五大国中苏联为首”。他说，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明白：“(共产)国际对中国总之是功大过小，犹之玉皇大帝经常下雨，三年不下雨，就要批评，搞得好，万岁;搞不好，减少岁把子，总之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日的。”如今，共产国际解散了，“联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斯大林的话，“全世界无产阶级，全世界共产党都听着，都非常注意，都看着他”。毛泽东还面对台下数百名代表自问自答说：你们有没有一个说“我对苏联塔斯社的广播马马虎虎”的?“没有一个。”“斯大林是不是领导着世界革命?当然领导。”我们现在不公开讲这一点，只是“为着避免反动派的攻击”，“但实际上正像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国际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领袖是谁?是斯大林。有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马、恩、列、斯，三个死了，一个活着，就是斯大林，他是我们的先生。”

　　遍查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所有文章和讲话，毛泽东比较集中地讲斯大林和苏联的伟业的，主要就是两次：一次是在1939—1940年间，散见于《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和《新民主主义论》等几篇文章和讲话中，并且没有直接提到党的关系;另一次就是1945年的七大。讲得最集中、最多、最透彻，评价也是最高的，非这一次莫属。如果说《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那篇文章表露的是真情实感，我们很难相信七大上毛泽东这些热情洋溢的话语是他违心讲出来应景的。事实上，整风已过，权威已立，又是在内部讲话，也没有那个必要。

　　毛泽东为什么这个时候热情讴歌斯大林?据毛自己说，是因为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而列宁的话太“灵”了。列宁说，资本主义一定要打世界大战，打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个国家单独胜利。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十月革命，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新变化，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列宁说，如果苏联能够在十年二十年内巩固住自己的胜利，它就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尽管二十年后苏联遭受到严重的侵犯，但战争的结果，“半个欧洲解放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起来了，苏联成了全世界人民的领袖。因此，列宁伟大，领导苏联胜利的斯大林当然也伟大。”

　　但是，如果细细地品味，我们不难发觉，毛泽东称颂斯大林和苏联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那就是，寄希望于中国革命。

　　毛泽东用手比划着说：国际援助一定会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抗战期间，毛泽东只有两度比较集中地谈到中国革命的胜利问题。一次也是在1939-1940年间，另一次就是1945年七大前后。头一次谈到胜利问题，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与德意开战，照苏联的说法是帝国主义战争开始了。既然是帝国主义战争，毛泽东自然希望出现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另一次“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特别是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混乱局面”。他说，“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

　　头一次所以谈到胜利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已有雄兵50万，比较抗战开始时的三四万人已是天上地下。一面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的统治范围越来越小，人心渐失，一面是自己的力量和根据地越来越大，蒸蒸日上，这种强烈的反差，促使毛泽东放弃了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思想，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主张，开始考虑以无产阶级领导来取代资产阶级领导的可能性。当然，那个时候距离共产党的胜利事实上还比较遥远，不仅国民党还相当强大，而且还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敌人日本需要应付。因此，毛泽东虽然极端不满国民党人贪污腐化，刮地皮，抽鸦片，娶小老婆，一个县长每月拿百十来块钱还不干好事，断言“再在这些混账王八蛋手里搞下去，中国一定要亡”，但最后他也还是不得不表示要“忍一口气”，说“在他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是忍一口气，不提打倒蒋介石”。

　　1945年七大再提胜利问题，情况就与上一次有很大不同了。毛泽东很自豪：一方面，中共已经有91万军队，120多万党员，1亿人口的地盘，更强大了;另一方面，1944年一个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丢盔弃甲，丧城失地，溃不成军，日本人从河南一气打到广西、贵州，差一点就抄到“陪都”重庆去了，不仅毛泽东，而且社会各界，甚至包括一些美国人，都看出国民党没有希望了。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所以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根本上就在于它标志着中共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已经开始显露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开始在议论一个话题：战后中国竟是谁人之天下?

　　还在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就曾经在一份报告上，随手写下这样一行铿锵有力的批语：“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这自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它恰恰是毛泽东自抗战以来日思夜想、孜孜以求，如今确信已步步贴近了的奋斗目标。

　　正因为如此，在写七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虽然也考虑到力量对比的种种不利之处，强调暂时不公开说“天下是我们的”这样的话，但他明确讲：现在连美国记者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却要“有这股神气”。未来三种可能：“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第二种可能性，也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第三种可能性，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现在就要做第三种可能性的积极准备，“要准备迎接胜利”。

　　既然要胜利，当然要“力争外援”，“特别是伟大的苏联援助我们”。毛泽东七大讲话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希望全党了解，“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帮助。恰在七大期间，美国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大肆诋毁中共的言论，同情中共的美国友好人士受到迫害，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已成定局，联苏抗美自然成为毛泽东战略考虑的一个重点。

　　有人说，这时已经成为世界“三巨头”之一的斯大林，根本不会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并举出例子，说明斯大林、莫洛托夫这时都对美国人讲过不信任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这也许不假。但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断言毛泽东不会寄希望于苏联，那就未免失之偏颇了。研究历史，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重视具体的时间、地点、谈话对象等特定的环境背景，不要被历史人物施放的烟幕所迷惑。同时，尤其要避免用“事后诸葛亮”来代替当时的诸葛亮。毛泽东当年的决策，严格说来也不取决于斯大林当时曾经怎样看，怎样讲，而只取决于他自己当时能接受到怎样的信息，以及事实上他当时怎样认识问题。

　　从已知的档案中，我们可以肯定，毛泽东当时并不了解斯大林或莫洛托夫对美国官员的那些谈话。恰恰相反，在七大主席团的会议上他明确讲过：战后趋势，美国一定反苏，蒋介石必定反共。我们需要苏联，苏联也需要我们。而他这时所注意到的，也不是苏联如何更亲近国民党，恰好是获胜的苏联不仅解放了东欧，而且正在帮助那里的共产党获得政权;是苏联的报纸加强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批评和对中共的称赞。他与朱德联名祝贺苏联红军胜利的电报，又破天荒地在七大召开前夕收到了斯大林亲自署名的回电。这些都足以让毛泽东相信，随着中共力量的壮大，斯大林开始重视中国革命了。既然斯大林肯于帮助东欧国家共产党取得胜利，他会眼睁睁地看着美国把战后的中国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吗?何况，中国比东欧要大得多，中国共产党比东欧国家的大多数党也要强大得多。

　　“谁枪多谁就势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有枪就有权，战争决定一切”，这早已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抗战初期斯大林主要援助蒋介石国民党，确实是因为中共实力太弱，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时我们只剩下两万人了”，当然不能太多指望。然而现在呢?中共力量已空前强大，不久就会有问鼎全国的可能，在毛泽东看来，无论从哪方面考虑，斯大林这回都不会不援助了。事实上，从1944年豫湘桂战役暴露出国民党不堪一击的惨状之后，他就接连不断地亲自致电莫斯科，详细说明国民党如何腐败无能，如何丧尽人心，共产党的力量和声望如何日渐强大，国共矛盾如何难以调和;明确要求苏联不要宣布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声称“这将便利蒋介石实现他对特区的反动计划”。其目的，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让斯大林了解中国目前力量对比变化的情况，推动斯大林重视和准备援助中国共产党。

　　因此，到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虽然也说，要做最坏的准备，要准备“各国无产阶级未起来，苏联情况不允许”，“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我们困难来了，远水不救近火”;但从逻辑上，从感情上，他都相信：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他满怀信心地说：“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并且用手比划着自己的脖子，对台下几百名代表信誓旦旦地许诺说：“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毛泽东因斯大林来电而大发雷霆后，慨叹“无可奈何”

　　1945年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感情为什么突然逆转，现在应该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

　　仔细研究中共七大召开前后，特别是从年初到年中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可以看到一种微妙的变化。前期，他谈论力量对比的变化和要准备胜利较多;后期，他谈论中国成为美国殖民地的危险和“准备内战”较多。引起毛泽东高度警觉的事件，一个是希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登陆英军司令斯科比的压迫下缴械;一个就是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明朗化。在军事上居于优势地位，完全有力量夺取政权的希腊共产党游击队，仅仅因为英国的干涉，就迅速归于瓦解，这不能不让中共领导人立即联想到美国对华干涉的严重危险。这个时候，恰恰也是美军在延安的人员一再表示他们要在中国沿海登陆的时候。显然，一旦美军登陆，力量对比将明显不利于共产党人，那时最重要的问题首先将不是能不能胜利的问题，而是能不能避免失败的问题了。

　　为此，毛泽东在七大期间的几次会议上讲：同希腊共产党一样，我本钱不大，不能阻止美国登陆。但美国现在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独霸东方，决不退让。这是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它以长城为界拒苏的可能性很大。让其方针得逞，美国就可能成为新的斯科比，变中国为希腊。对付的办法，第一，“将来如果形势不好，蒋介石、斯科比两面夹攻，到处打枪”，我们不仅不能交枪，而且还要坚决自卫，蒋反我亦反，“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第二，为了防止美蒋沿长城进行封锁，遮断苏联，我们应该现在就开始集中二三十个旅，准备将来开到满洲去，背靠苏联，“得到技术条件”。毛泽东甚至明确认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七大后，中共中央对于战后形势的估计多半是严峻的，那就是：“蒋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们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要胜过蒋介石，必须设法背靠苏联，取得援助，因为蒋的背后是美国。可是，人们不能不担心，如果美国硬要在中国充当斯科比，苏联会不会也像对希腊那样，袖手旁观呢?

　　大会闭幕前夕，毛泽东已经得到国民党派宋子文前往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互助协定的消息。这无疑是他不愿看到的局面。但苏联与美国尚在合作之中，出兵中国前与中央政府签约也在情理之中。毛泽东唯一希望的是，苏联的签约还能够包含有防止日本再起和美国独占中国，便于日后在中国插手的目的。那样的话，——毛泽东说——苏联同意签约，对我也并无害处，“因为并不限制苏联对我们的援助”。当然，毛泽东对此也未必十分放心。他在谈到不派代表出席参政会以及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问题时，特别提到，这样做也是要向苏联发出“暗示”，即中共不会容忍国民党继续其一党统治。

　　8月9日，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盼望已久的消息传来了：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了。当天下午，毛泽东一面与朱德联名致电祝贺，‘面召集全体中央委员在杨家岭开会。他高兴地宣布：苏联参战了，这就使抗日战争进入到最后阶段了。与苏联红军配合作战，这太痛快了。原来以为要与美国配合，那才是麻烦呢。我们的任务是：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在美苏合作、中苏协定的基础上，国共谈判不可避免。他指出：美国“靠蒋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危险随日本垮台的程度而增加”。但蒋介石恐怕不会很快就宣布全面内战，因此我们目前第一位的还是打日伪。

　　毛泽东原来估计，打败日本至少还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即使苏联出兵，他也没有想到日本人会在几天后就宣告投降。原来计划中的敌后大反攻几乎还没有全面展开，战争就结束了。尤为引入注目的是，朱德于苏军出兵第二天开始对各解放区发布反攻命令，蒋介石竟于次日下令中共军队只能“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14日，日本宣布投降。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发布受降日本的第一号总命令，公开支持蒋介石反对中共参加任何接收和受降工作的立场。

　　怎么办?打了八年仗，死了那么多人，国际国内的舆论都呼吁和平，如果坚持进攻和受降，就不可避免地要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武力相抗，内战就将爆发，并且很可能得不到渴望和平的人民的理解。如何处置，这确实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考验。

　　8月14日，蒋介石在美国人的提醒下，不失时机地摇起了橄榄枝。他致电毛泽东，邀请毛前往重庆共商国是。毛泽东即以朱德名义去电要求蒋取消前令，蒋却冠冕堂皇地打出盟军做挡箭牌，电毛称：“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

　　显而易见，对蒋介石没有什么道理好讲。还在蒋介石来电前一天，毛泽东就在延安公开发出号召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而抗战胜利的果实，也不能轻易听任国民党抢了去，要“力争”。我们现在有一亿人民、100万军队、200多万民兵，取得察哈尔、热河、河北、山西大部及山东和江苏北部地区完全可能，但我们要争取控制整个华北和华中部分地区。蒋介石来电第二天，他又特别命令绥远、太行、冀察各区的八路军，迅速夺取靠近张家口地区的大同、太原及北平，迎接苏军，争取背靠苏军控制河北、察哈尔、热河、绥远与山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当然不会同意去重庆与蒋谈判。中共中央为此专门通告党内：蒋介石一面骂我们是人民公敌，一面请毛主席往渝，“完全是欺骗”。

　　与蒋介石对抗，就是同美国对抗。毛泽东经常说“国共反映美苏”，意思很清楚：自己同国民党的斗争，实际上也反映着苏联同美国的斗争。而他相信，中国共产党输了，也等于苏联的失败。因此，他这个时候仍旧十分看重同苏军的合作和苏联的援助。20日，他根据苏军进展情况，决定从华北各根据地抽调9个团，连同已在热河边境的几个团，配备相当数量的地方工作干部，限期开赴东北，并明确宣布部队的任务是：“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

　　毛泽东此时不惜得罪美国的决心，从他当天的另一项人们后来很少提及的重要决策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美国正在调派大批飞机、军舰为国民党运送军队抢占各大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是其首要目标。然而，毛泽东这一天却批准了华中局夺取上海的起义计划，并提议组织各大城市武装起义。毛泽东当天接连数电华中局，要求他们坚决彻底地执行起义方针，除发动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区内数百万农民武装起义策应以外，还应迅速调派新四军有力部队人城援助。他并且电示华北各区局，要他们效仿华中局的作法，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也“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让毛泽东意想不到的是，几乎就在他发布上述命令的当天，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一封电报，电报落款很奇怪地使用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当然，谁都清楚这是来自莫斯科最高决策者的电报。电报明确要求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去重庆谈判和平问题。说如果发生内战的话，中华民族将有毁灭的危险。尤其是后面这句话，整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了十多年。

　　关于斯大林发出这封电报时的真实想法，目前还找不到直接的历史文献能够说明(电报原件也迄未找到)。但联系到斯大林1948年初承认他在这件事上犯了错误和1949年初再度劝中共与国民党谈判时极力强调斗争策略等情况，说他就是想要中共交出军队和政权，到蒋介石的政府里去做官，这可能也有点简单化。不过，不论斯大林如何考虑问题，毛泽东相信他是要中共走法国式的议会道路的。在一再宣布苏联一定援助中国革命之后，又下来这种几乎是要共产党向蒋介石交枪的命令，毛泽东内心会激起怎样一种感情波澜，是很容易想象到的。

　　有关这封电报引起的直接反应，毛泽东当年的翻译师哲的回忆是：“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而另一位当事人的回忆则描述毛泽东是“大发雷霆”。当然，生气归生气，毛泽东最后还是委屈求全地接受了莫斯科的劝告。

　　从21日开始，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上海等大城市武装起义的计划被停止了。中共中央并明确指示各地，除个别地点外，一般应去占领小城市和广大乡村，而不是去夺取中心城市与交通要道。毛泽东亦致电重庆，表示将派周恩来先行前往重庆谈判。已经开始赶往东北的部队，也得到毛泽东的命令，让他们暂时“开至热河边境探明情况后再行决定”，因“军队是否能去辽吉黑三省现在尚不知道”。

　　8月23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详细说明了他考虑到的苏联坚持不允许同国民党对抗的原因：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以及受到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苏联如助我，美必助蒋，结果大战将爆发，和平即不能取得。他并且举希腊的例子说，在欧洲，苏联助保加利亚不及希腊，就是因为希腊是英国所必争。中国亦然，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势力太大。国民党与中共，也如同希腊流亡政府与抵抗阵线，前者有权，而后者无权，这叫无可奈何，“我们只能承认这个现实”。要准备在全国范围内“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不过，他还是想要安抚领导人中间的失望情绪。他强调说：这并不等于苏联不帮助我们。事实上，苏联现在也是在干涉中国，虽然并不直接帮助我们，甚至不多讲话，“但还是真心援助我们的”。当然，法共是解散了武装去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而毛泽东是认定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因此，他特别强调指出：蒋介石注定是不会改变消灭共产党的方针的，和平注定是暂时的，谈判不可怕，“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

　　两天后，基于莫斯科的建议，毛泽东最终还是决定同周恩来一道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这次谈判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然而，毛泽东却大不以为然，一直对这段经历愤愤不平，总是把它同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联系起来，断言斯大林要他去重庆，其实就是“不许革命”。

　　十年以后，毛泽东多次不满地谈到过这件事，认为这不过是因为斯大林、罗斯福和邱吉尔在雅尔塔开了一个会，决定把中国全部交给美国，交给蒋介石，所以，抗战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一封莫名其妙的署名‘俄共(布)’的秘密电报，坚持要毛泽东到重庆去同蒋介石谈判”，“要中共同蒋介石分子罢战言和”。那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反复说：那是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是蒋介石要打我们，我们也要打蒋介石的时候;是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想不到，“我们要打蒋介石时，苏共中央直接打了一个电报给中共中央，不准我们打。他说只能和蒋介石和，不能和蒋介石打。如果要打就会引起全民族的毁灭。”那个时候，我是不想去的。因为斯大林执意要求，我还是被迫去了。但去是去了，对他的“不许革命”，“我们置之不理，打了三年半仗，便取得了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