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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margin-right:0} 毛泽东不是客家人，但是他的一生与客家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毛泽东是客家人后裔，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不管有意无意，他一生中构造的客家情结，剪不断，解不开，留下了千古佳话。

一、毛泽东与客家女性的旷世奇缘

500年前的江西吉安客家人、毛氏始祖毛太华，辗转落籍湖南湘潭，世代繁衍，其后代已经“演变”成为当地的“本地人”，这大概是他所未能预料的。但是，毛太华也绝对不会想到，他的第20代孙毛泽东，在一生中却又与客家人结下了旷世奇缘。恍惚暝暝中有先祖之灵庇佑，毛泽东早年遇到的两位传奇女性——杨开慧和贺子珍，一个是客家后裔，一个是地道客家人。
杨开慧与毛泽东一样，是从江西迁入湖南的客家人后裔，这似乎很少为人所知。
毛泽东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是怀念亡妻之作，其中有句“我失骄杨君失柳”，“骄杨”指亡妻杨开慧。
杨开慧，名霞，字云锦，1901年11月6日出生，是著名学者、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老师杨昌济教授的独生女，1920年冬与毛泽东结婚。杨昌济家在长沙县板仓（现名开慧乡），其先祖来自江西吉安。长沙《杨氏族谱》（转引自湖南图书馆《湖南氏族源流》）载：

始祖文斌公，字应雷，明永乐初年由江西吉安随父诚泗公宦游来湘，开基于长沙县尊阳乡蒲塘。文斌长子安雅，居土桥；次子安权，居平江县小洞，安权之二子又析居华洋山。季子安全，居蒲塘，递传至杨平祥（一作杨书祥——笔者注），生杨昌运、杨昌济、杨昌恺。杨昌济，谱名宏芬，湖南大学教授，女杨开慧。族人分布在蒲塘、涧山、拔茅田及平江西乡之小洞、华洋山等地。至1948年，已传24代，全族人口7000余人。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建宗祠于拔茅田。

“尊阳乡蒲塘”，即今之开慧乡开慧村一带。杨昌济先祖杨文斌，是江西吉安人；毛泽东先祖毛太华，也是江西吉安人。杨文斌随父迁湘“开基于长沙县尊阳乡蒲塘”，是在“明永乐初年”（“明永乐”从公元1403—1424年）；毛太华从吉安至云南澜沧卫后移居湖南湘乡县，是在明朝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这样说来，杨昌济先祖比毛泽东先祖仅晚来湖南20多年。杨家“至1948年，已传24代”，而毛家至毛泽东是第20代，杨家比毛家子孙繁衍稍显稠密。
杨开慧与毛泽东，杨家与毛家，也许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客家情愫，但是，他们的家世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客家的一根红线，延续数百年，竟然最终又把他们系在一起了。
毛泽东遇到的另一个传奇女性贺子珍，原名桂媛，又名自珍，生于1909年中秋，是江西省永新县南部万洋山区云山乡黄竹岭村人，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1928年，在井冈山头，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合。
江西省永新县是井冈山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行客家话和赣语，贺子珍一家是客家人。舒龙在《客家妇女的传统美德与“朱毛红军”的巾帼风采》（《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之一章）中开宗明义介绍说：“贺子珍，江西永新客家人。”篇中《革命三兄妹——贺敏学、贺子珍、贺怡传》一节，详细介绍了永新贺家三兄妹的革命事迹。
孔东梅《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2月）说道：“1928年春，外婆和外公先后来到井冈山下永新塘边村发动土地改革。当地客家方言难懂，外婆是外公的翻译，两人有了比较密切的接触。”（笔者注：外婆，即贺子珍；外公，即毛泽东。孔东梅生于1972年，是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的母亲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长女李敏，父亲是原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将军之子孔令华。）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贺子珍是客家人。
毛泽东与客家妹子贺子珍的结合，是否就意味着作为客家后裔的毛泽东对于客家的回归，姑且不论；但是，这无疑为毛泽东的了解客家、研究客家，并进而形成他的客家观，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毛泽东的客家情缘与中国革命

明朝初年江西吉安客家人的后裔、湖南湘潭人毛泽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仿佛是历史的刻意安排，居然又回到了他的客家祖居地一带，如鱼得水，如虎归山，做出了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已经是地道的湖南人，一生有嗜辣、爱吃红烧肉生活习惯的毛泽东，转战湘、赣、闽红色根据地时，却为一道兴国客家菜“蒸笼粉鱼”所倾倒，并兴味盎然地名之为“四星望月”。这一件看似细小却富有深意的“情节”，蕴涵着毛泽东与客家的不解缘分。中国现代革命史让湖南湘潭人毛泽东再续祖上的客家情缘，与客家人一起摸爬滚打，与全中国人民一道，改变了中国与世界。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赣边区、井冈山根据地、中央苏区，成了红色革命、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而这个区域，几乎与“客家大本营”（赣南、闽西、粤东）的地域（延伸至湘赣边境）重合。两个“大本营”的机缘际遇，赋予了从远古走来的客家人以神圣的历史使命。从1927年9月秋收起义“霹雳一声暴动”，到“黄洋界上炮声隆”，历经“赣江风雪迷漫处”，以至“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最后到1934年10月开始长征，长达7年，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一直在湘、赣、闽、粤的广大客家地区纵横驰骋，建立了旷世奇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代英才，都曾在这一地区同客家人一起打拼。“百万工农齐踊跃”，秋收起义的部队，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红军，其构成基础主要是客家工农大众。在当时的湖南浏阳、江西兴国、福建长汀等红色根据地，素有不畏强暴、百折不挠、尊祖爱国精神的客家人坚信“只有当兵才能救国”，父母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当红军的热潮，经久不息。据《兴国县志》记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兴国23万人口，参军参战的达8万余人，为革命牺牲的烈士2.3万余名。”随后追随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漫漫长征途中，几乎每一公里就有一名兴国籍烈士长眠”。后来这个纯客家县成了著名的将军县，全县出了62位共和国将军（还有30多位国民党将军也是兴国客家人）。经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全国有超过百位客家人成为解放军的将军，涌现了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一大批经国纬世之才。
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土地革命时期）、这一地区（客家人聚居地区），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得以奠定基础。耐人寻味的是，很早甚至是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一词的，是一位客家人。1941年，客家人张如心（注）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6期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最先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该文说：“党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载入党章，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注：张如心（1908年——1976年），广东省兴宁县叶南镇中社村人，原名张恕安。1925年到广州，次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4年后回国，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曾著有《哲学概论》一书。他于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进入中央苏区，任军委总政治部《红星》报主编，团政治委员训练班主任。1932年6月任红军后方政治部宣传部长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团政治委员训练班主任。同年冬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3年冬任红军马列主义研究总会主任兼红军大学政治教员，后兼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党校第三部副主任、延安大学副校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大学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等职。全国解放后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史教研室主任等职。1976年1月在北京病逝。

三、毛泽东的客家观

井冈山区域的客家人，基本上是明末清初自广东的嘉应州（今梅州市地区，包括梅县、平远、大埔、五华、兴宁、龙川等粤东地区）以及福建上杭、龙岩等客家人聚居地区迁移而来的。他们初来时曾经有过相当长的时期住着杉皮、竹片搭盖的棚子，所以又被称为棚民。经过几百年的艰苦磨难，他们来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遇见了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毛泽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地区，认识了客家人，了解了客家人，并从而形成了他的客家观。
一向注重调查研究，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在客家地区开展革命，当然要去了解客家、研究客家。为了启发客家工农的阶级觉悟，激励他们的革命意志，提高他们的无产阶级思想水平，毛泽东想方设法熟悉客家、亲近客家工农大众。他最常用的办法是做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取得对客家问题的发言权。1928年春，毛泽东做了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加上此前的湘东五县调查，使他弄清了湘、赣、闽、粤等省客家的来历与分布，明白了他们在当地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感受到他们要求翻身的迫切愿望和对于国民革命失败的沮丧心情，及至熟知他们的民性习俗，他们和土籍的历史的、现实的仇怨。这种研究及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井冈山的斗争》（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文中，文中说：

土客籍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

这段对“土客籍问题”的经典论述，拨开了重重迷雾，在历史上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阶级斗争学说剖析土客矛盾问题，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客家观。
根据这段论述，结合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其他重要著作，我们可知，毛泽东的客家观，要点如下：
（一）客家人历史悠久，分布地域广，人口众多。
（二）客家人生存条件差，素无政治权利。
（三）客家人渴望改变困苦境况，欢迎并投向革命。
（四）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和处理土客籍的矛盾与对立。
（五）工农阶级内部，尤其是共产党内部，不应有土客籍的界限
（六）土籍、客籍穷人是一家。要加紧教育，促进土客团结，共同对敌。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客家观，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与党的建设密切相关。毛泽东是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眼光去审视客家现象及其问题，把客家问题置于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在中华民族的大范围内予以考察和研究，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在现实斗争中解决有关客家的问题（包括客家内部的、客家与土籍的问题）。毛泽东的客家观，毛泽东对客家问题的思考与实践，正确指导着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促成了根据地军民、官兵的团结，保证了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的客家观，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毛泽东研究客家社会与中国革命的杰作——《寻乌调查》

（一）《寻乌调查》的革命意义
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写于1928年11月25日。此后，毛泽东一直在研究客家与中国革命的问题，经久不辍。从井冈山下来，转战赣南、闽西及至粤东后，毛泽东对客家社会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得更勤更多了。这是因为中央苏区已经身处赣南、闽西乃至粤东这块国内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区，这里誉称“客家大本营”，其中不少县如赣南东部诸县、闽西汀州府属各县、粤东嘉应府属各县还是纯客县，其居民的绝大多数都说客家话。如何深入认识、准确了解客家社会，并据以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成为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大量社会调查的一个动因。
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研究客家地区的社会形态，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又一个典范。
寻乌县地处江西东南端，居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是“客家大本营”三省间烟火相连、鸡犬相闻的三角要冲之地。全县总面积2312平方公里。东邻福建武平县、广东平远县，南连广东兴宁县、龙川县，西毗安远县、定南县，北接会昌县。1929年至1930年间，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三次到达寻乌，其间，毛泽东做了著名的寻乌调查，写下了《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两篇光辉著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所做的最大规模的调查。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开篇说：“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这就是毛泽东选择寻乌进行社会调查的原因。因为寻乌是纯客县，具有典型意义，明了了这里的客家情况，三省交界各县，以至整个中央苏区的情况也就大体清楚了。
《寻乌调查》全面而精细地揭示了该县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尤其是这里的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和当时的土地斗争状况。从毛泽东实地调查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客家社会中严重的阶级矛盾，客家工农受同是客家的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悲惨境遇；透过温情脉脉的宗族祠堂、神坛寺亩、桥会文会的面纱，看到客家社会内部祖宗地主、神道地主和政治地主对劳苦工农的巧妙压榨。《寻乌调查》还详细描绘了丰富多彩的客家风俗，分析了客家风俗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作用与影响。例如，寻乌客家风俗不赞成移民搬家，“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箩谷”，说的是搬家要受损失。毛泽东分析说：“农民相信风水是于他们的生产有利的。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据此，毛泽东认为：“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可见，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所作的客家社会调查，对他实践自己的客家观，更为有效地发动、指导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二）《寻乌调查》使毛泽东了解客家地区和客家人
经过调查，毛泽东对寻乌这个纯客县的历史和现状已经十分熟悉。
《寻乌调查》介绍说：“明万历前寻乌还未设县，万历以后才设县。没有设县的时候，一部分属江西的安远县管辖，设置石溪堡，其地域是现在的澄江、三水、仁丰、县城等区；一部分属广东平远县管辖，其地域是现在的双桥、南八、兼三等区。”
这就使毛泽东了解到，寻乌地域，其实是赣、粤一体。毛泽东通过调查，对处于赣、粤、闽“客家大本营”腹地的寻乌了如指掌。在“第二章寻乌的交通”里，指出寻乌的水路、陆路均连结赣闽粤，下可通惠州、龙川、梅县、兴宁、五华等地。在用浓墨重彩描述寻乌的商业贸易时，专门写到了“门岭到梅县的生意”、“安远到梅县的生意”、“梅县到门岭的生意”、“梅县到安远、信丰的生意”、“惠州来货”，从经济上说明了寻乌在“客家大本营”的重要地位。《寻乌调查》还指出，寻乌“中学生的大多数是在梅县、平远、赣州三处中学读书的（每处各一百名左右）。”表明寻乌的文化教育也与“客家大本营”融为一体。而且，寻乌的“现代化”，也与“客家大本营”密不可分，《寻乌调查》说：“以上一百三十一种，商人都叫作洋货”，“一百三十一种中有一百十八种是从梅县及兴宁来的，梅县来的占最大多数”，“洋货市场代替了土货市场，即梅县生意代替了赣州生意”。“这些新式器具都是从梅县来的。民国十五六年大革命时，开始输入化学梳。东洋装的名目消灭了，博士装也差不多没有了，但原来在学生和商人中盛行的平头装和陆军装，却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普遍地盛行起来。‘文装’、‘花旗装’、‘圆头装’(梅县人讥笑这种装叫‘暹罗柚’)这三种，却是新添的花样，盛行于小资产学生群众（这个群众是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反对地主文化的）之中。文装亦名‘西装’，花旗装就是美国装，它的来源是从南洋传到梅县，由梅县传到寻乌的。”
《寻乌调查》不但使毛泽东了解了客家地区，还使毛泽东了解了客家人，并且依靠客家人进行革命事业。
毛泽东在寻乌引为知己的是客家人古柏。古柏是最了解县情的中共寻乌县委书记、一位出色的革命家。《寻乌调查》开篇就说：“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中学生，破产小地主，曾任小学教师、县革命委员会及县苏维埃主席，篁乡区人）。”
古柏，1906年出生，曾就读于寻乌县城爱群小学、广东梅县广益中学、学艺中学。1925年11月，在梅县广益中学读书并兼任梅县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时，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回家乡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寻乌第一个中共支部，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领导寻乌县“3•25”革命暴动。暴动失败后，他们坚持革命斗争，建立游击队。1929年1月底，寻乌游击队听说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来到了寻乌，就派古柏为代表从阳天嶂跋涉几十里到菖蒲圩去迎接。并根据毛泽东、朱德的指示将寻乌游击队和红四军留下的干部、伤员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一纵队，古柏任政治委员，率部开展游击战争。1930年5月，古柏协助毛泽东进行““寻乌调查”，被毛泽东调到身边工作，担任中共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全力以赴协助毛泽东工作。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古柏任闽粤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留守苏区指挥游击战。由于叛徒出卖，1935年3月6日，在广东龙川县鸳鸯坑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毛泽东在寻乌成功的大规模调查，古柏功不可没。古柏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调查内容和要求，提供了调查对象，帮他作笔记、整理记录、刻腊板、油印等，还兼当客家话翻译。毛泽东回到军部，还高兴地对朱德说：“有收获，这个县城有意思。古柏熟悉情况，他忠厚随和，宽以待人，在寻乌各界都有朋友。”
1937年秋，古柏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毛泽东为失去了一位诚挚热情、奋发有为的战友而深感痛惜，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于是，毛泽东在给烈士家属的信中深情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甚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上，亲自为在江西中央苏区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打击迫害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位同志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4年7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为“古柏烈士纪念碑”题字：“古柏烈士，永垂不朽！”
除古柏外，帮助毛泽东完成寻乌调查的，还有各行各业的人。毛泽东列举了11个人，从职业上说，有县、区、乡的干部，有普通农民、工人，有做过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的，有农村穷秀才，有小学教员，还有当过兵、做过小生意的。从年龄上说，有老年、中年、青年，最大的是62岁，最年轻的是23岁。在这些人当中，尤其是郭友梅（59岁，杂货店主，曾做过商会会长）和范大明（51岁，贫农，县苏维埃委员），为这次调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终于深刻认识了客家人。客家人像古柏一样，具有开拓进取，善于学习，善于纳新，特别有革新与创造精神。客家人迁徙流动带有开放性的生产、生活的历史实践，逐步形成了心胸开阔，穷通达变，不满现状，冒险犯难，敢于拼搏，自强不息，聪慧豁达，百折不挠的品格。他们在一个地方客居起，就善于向当地的土著人学习，很快适应，营造生存的新环境；善于把外地学习的新事物与当地条件相结合，创造出一个新东西。客家人具有永不枯竭的生命活力和愈挫愈奋的创业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客家人在中国近、现代每个阶段的革命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成为一支强大的动力。

（三）《寻乌调查》中的客家风采
毛泽东，一个地道的湖南人，一个因为革命才到湘、赣、闽、粤客家人聚居地区驰骋的“外地人”，对客家的充分了解和极为熟悉，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寻乌调查》中。出自湖南人毛泽东笔下的《寻乌调查》，整篇充满着浓郁的客家风采。
《寻乌调查》除了详细描述当地客家风俗外，还大量使用了当地的客家话。
其一，原原本本摹写了客家的物件名称（括号内是毛泽东所作注释或解释，下同），例
如：
洋瓷水角（把碗）、手袜子（手套）、洋遮（洋伞）、皮夹子（皮箱子）、藤夹子（藤箱子）、
铜煲（烧茶用）、轻铁锅子、轻铁盘子、轻铁调羹、麻雀牌、香云纱、头帕、红索子（红绳子）、玉粉（又名西粉，番薯做成的，和豆粉不同就是它已造成了条子）、菜莆（就是芜菁，和萝卜相像，腌了的）、淡菜（大的叫做蚝豉，又叫西利）、金针菜（即黄花）、冬菜（白菜制成罐头，过去走天津来，近来梅县也可以造了）、豆腐霉（即腐乳，梅县来，豆腐浆、芋子、面粉三样东西做成，与普通人家用豆腐干做的不同）、瓜仁（就是瓜子）、禾篮（盛了割
下来的禾挑往禾坪里去打的），等等。
其二，使用了大量的客家话词语和句式，例如：
⒈ 四五月是倒树最多的季节，六月以后，倒的渐少，九月以后便不再倒了。（倒树，即砍树）
⒉ 从这年起，就衰下来，一年不如一年。（衰，衰落，运气差）
⒊ 顺昌兴记是他共祖公的兄弟开的，有四五十担谷田，二十多个人吃。
⒋ 因他“剪刀很利”（寻乌人说裁缝偷布，不说他偷布，而说他剪刀很利）。
⒌ 住在山肚里。（山肚里，即山里面）
⒍ 失了东西或被人损坏了东西的人，常常是这样破口大骂：“爱割爱绝的！爱绝人毛的！
火板子夹的！火料子装的！”（“爱割”的“割”，消灭的意思）这就是形容火料子这种棺材是不名誉的人才用它的。
⒎ 买半毫子黄烟都要同人讲价钱。
⒏ 过番去了（往南洋叫“过番”）。
⒐ 头也要挥一个洋装。……挥个光头。（挥，剃、理发的意思）
⒑ “闲嬲”（“嬲”，当地读廖，东走西走或玩下子的意思）。
其三，惟妙惟肖地纪录了客家人的口语对话。例如：
毛泽东为说明寻乌地主利用青黄不接之机，抬高谷价剥削的情况，就引用了当地的地道客家方言对话，使地主刻薄与嗜财的嘴脸跃然纸上。

农民走到地主家里向地主道：“先生，食了朝？”
　　    地主：“唔，系哟！”
　　    农民然后慢慢地话到籴谷：“您的谷，埃来籴两斗子。”
　　    地主：“毛，…….啊！自己都唔够食。”
农民：“好哩哪！您都毛谷，河坝里水都毛流！搭帮下子，让斗子给埃，等稳就要做到来食啊！”（等稳就要做到来食啊，意思是等米下锅。）
地主：“好，你十分话紧了，埃的口食谷都让点子把你，你肯不肯出这多价钱呢？”
　　     农民：“先生，莫这样贵，算减点子给埃！”
　　     价钱如了地主的意了，然后把谷子粜与农民。

其四，引用了寻乌客家儿歌。
《寻乌调查》引用了寻乌客家儿歌《月光光》：

南半县土地斗争中，农民、小孩子普遍地唱了一只歌，那歌唱道：
　　    月光光，
　　    光灼灼。
　　    埃跌苦，
　　    你快乐。
　　    食也毛好食，
　　    著也毛好著。
　　    年年项起做，
　　    总住烂屋壳。
　　    暗婧女子毛钱讨，
　　    害埃穷人样得老。
　　    暗好学堂埃毛份，
　　    有眼当个瞎眼棍。
　　    天呀天，
　　    越思越想越可怜。
　　    事业毛钱做，
　　    年年总耕田。
　　    六月割也就，
　　    田东做贼头。
　　    袋子一大捆，
　　    擎把过街溜。
　　    吗个都唔问，
　　    问谷曾晒就？
　　    穷人一话毛，
　　    放出下马头。
　　    句句讲恶话，
　　    俨然税户头。
　　    唔奈何，
　　    量了一箩又一箩，
　　    量了田租量利谷，
　　    一年耕到又阿嗬！
　　    又阿嗬，
　　    会伤心，
　　    穷兄穷弟爱同心，
　　    夯姊穷妹爱团结，
　　    团结起来当红军，
　　    当到红军杀敌人！

对这首儿歌，毛泽东自注曰：

“埃”，我。“毛”，没有。“项起做”，继续做。“暗婧女子”，再漂亮女子。“样得老”，怎样得老。“暗好学堂”，再好学堂。“割也就”，刚割完。“做贼头”，很恶之意，如贼头一样恶。“袋子一大捆”，用去收租的。“过街溜”，洋伞。“吗个都唔问”，什么都不问。“放出下马头”，打官腔。“税户头”，大地主。“阿嗬”，没有了之意。“爱同心”，要同心。

从这组注释以及上述对客家物件名称、客家词语句式的注释，可见毛泽东对客家已经非常了解和熟悉。

（四）《寻乌调查》中的湖南情结
今日阅读《寻乌调查》，令人大感兴趣的还有，毛泽东在行文中使用了一些湖南（湘潭）土话。例如在上引例子中，“金针菜（即黄花）”、“豆腐霉（即腐乳）”，括号中的是毛泽东用湖南话（也是湘潭话）的自注。又如：“奶子（客籍叫儿子曰奶子）”。客家人叫儿子，记其音应该是“赖子”，“赖”的声母是l，“奶”的声母是n，湘潭话n、l不分，毛泽东用湘潭口音“奶子”记其音。再如：
“他的木器的样式，凡供给封建地主的一概是旧式，但也有一部分是采取进步样范的。”“样范”，长沙、湘潭一带口语，“样子”、“样式”的意思。
“把点好东西给他们吃。”“把点”，给一点，也是长沙、湘潭话。
“他的第三个儿子潘梦春（是个文理不通的脚色，没有考过科举，也没有进过学堂）做过县财政课长（国家财政）。”“因为他们是著名脚色。”“在家里困觉”。“脚色”，“困觉”，都是湖南话。
“加以军阀捐派频繁，看见多钱出借之家，就这也要捐，那也要派，闹得不得下地。”“不得下地”，典型的湖南话，是“不得了”的意思，还有“下不得地”、“下地不得”等说法。
湖南人毛泽东行文时流露出本地方言，这一点也不奇怪。有意思的是，在统篇都是客家风采的调查报告中时不时蹦出一些湖南（湘潭）土语。这似乎能说明，《寻乌调查》中蕴涵着湖南情结，湖南人毛泽东与客家人已经难分彼此，水乳交融；祖上是客家人而现今是湘潭本地人的毛泽东再续客家情缘，从此铸造了辉煌。

（以上为《湖南客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因故被删去的一章，作者杨宗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