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ver2008r2密码策略:苏俄-蒋介石-国民党的西北根据地

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之后，沙俄势力就乘机蔓延外蒙并且成功地煽动了“自治”。1921年，苏俄红军进入外蒙追击沙俄白卫军，从此驻兵库伦，“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了苏俄最紧密的盟邦和窥测东北亚的桥头堡。外蒙非但领土开阔、资源丰富，而且处在中俄之间的战略要冲，其极端重要的地理位置长期引起中俄两国政治家、军事家的关注。北洋政府和沙俄、苏俄政府在该地主权问题上多次角力并且兵戎相见，就连长期和军阀政权抗衡的中国国民党，也在某个时候将眼光转向了这方广袤的茫茫戈壁。

在国民党的文献中，至今能够发现关于外蒙最早的战略企图是蒋介石提出的。根据南京二档的有关资料，1921年1月，蒋介石就向孙中山上书，指出在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当然，国民党人的这种构想并非虚妄。1919年7月，苏俄政府就宣告要将沙皇政府掠夺的所有东西还给被掠夺的中国人民，来年9月，苏俄副外长加拉罕正式照会北洋政府，声明如下：“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这为中国光复该地主权建立了法理基础。

苏俄如此的伟大善意很难不引起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好感，他们的领袖孙中山从此将目光投向这个北方邻国。1923年1月，苏俄代表越飞和孙中山上海会谈，再次申明了苏俄无意令外蒙脱离中国而独立的愿望。加之其他苏俄援华条件，国民党终于启动了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为原则的联俄政策，并在7月23日，决定命令蒋介石率领由沈定一、张太雷、邵元冲、王登云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於下月赴俄考察。

孙中山为何要任命蒋介石为团长呢？笔者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自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蒋介石就开始向往俄国革命并开始了长时间的俄语学习，基于对于世界革命的热爱和思想日渐激进，他屡次主动向党中央提出考察苏俄的计划，并几乎成行，派如此亲俄的人为团长，对苏俄不失为是一种友好举措；其二，蒋介石清高自持、淡泊权力，自命革命精英而不愿意和同一阵营中的旧官僚、旧军阀同流合污，并且性格急躁，和同侪一言不和就会拂袖而去，李敖就考据出他曾为之“14次脱离革命队伍”，7月12日，蒋正好辞去了大元帅行营参谋长的职务，有空闲承担这个使命。

1923年8月16日下午，赴俄考察代表团一行4人坐船离开了上海（邵元冲在欧洲直接赴俄），此时的蒋介石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他高兴於此次访问终将根本终结这个“中国污秽社会”，革命前景明朗起来，另一方面，忧虑於党内人才凋零，“苦我党魁”。作为一个普通的父亲，他还十分想念经国、纬国，尤其对于纬国牵肠挂肚。当然，无论喜忧参半还是人伦眷恋，蒋的精力还是集中到了工作中来，他在航行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抄录《蒙古地志》，为即将到来的谈判做资料准备。

抵达大连是19日，随之开始换乘火车抵达满洲里，在俄方代表陪同下进入苏俄领土，然后再上火车，终于在9月2日下午到达了此行的终点站，苏俄首都莫斯科。其实，这次代表团的来访，主要是因为5月1日越飞在东京发给孙中山的电报，电报中苏俄政府同意支援国民党200万金卢布和军事物资，并帮助国民党在中国西部和北部建立作战单位。国民党就这些承诺拟定了具体意见，因此安排蒋介石来莫斯科进行实质性谈判。于是，蒋立即开始和苏俄外交部门、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进行接洽，并主要和军方领袖提及了国民党预想中的军事作战计划。。

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史料，蒋介石在9月9日拜会了苏俄军委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商谈了俄方为国民党设立军校的事宜，并且介绍了孙中山在广州困窘的军政局面，将此次会晤引向正题。蒋介石建议道：“在库伦以南邻近蒙中边境地区建立一支孙逸仙的新军。由招募来的，居住在蒙古、满洲和中国交界地区的中国人，以及由满洲西部招募来的一部分中国人组成。在这里按照红军的模式组建军队，从这里，也就是从蒙古南部发起第二纵队的进攻。”

这个主张虽然符合越飞东京电报中苏俄政府的承诺，但自然不是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可以决策的，他们只能建议蒋介石用书面形式上呈这份计划，这就是后来蒋亲自拟稿的《中国革命的新前景》，现仍保存于俄国现代历史文献中心。这份文件还是坚持国民党必须在库伦和乌鲁木齐设立两个军事基地，蒋认为，“我主张在这两个地区同时建立军队，在库伦建立主力部队，在乌鲁木齐建立增援部队”。

在草拟文件的过程中，代表团一行参观了苏俄的军队、军校，还走访了彼得格勒的海军基地。就在考察过程中，16日加拉罕在北京公开对媒体宣布，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苏俄对之没有领土野心，这大大加强了国民党代表团谈判成功的信心。10月5日，蒋介石将《中国革命的新前景》做了一些修改，更名为《孙逸仙代表团关于越飞5月1日东京电中所提建议之备忘录》，分别交给了苏俄外交和军事部门负责人，静候他们的答复。

然而，蒋介石和他的代表团陷入了长期等待中。为了答复苏俄关于“蒙古人怕中国人”的托辞，蒋介石还致函苏俄外长契切林，解释说：“须知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是说各个民族分立，乃是主张在民族精神上做到相互亲爱的协作。所以西北问题正是包括国民党要做工作的真意，使他们实际解除历史上所遗传笼统的怕。”很有趣的是，这次争执竟然让契切林感觉到蒋介石“已经神经过敏到极点，他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看在眼里”。

在等待期间，正逢双十国庆节，在莫斯科的所有中国留学生於当晚在蒋介石寓所聚会，共同欢庆，蒋发表了长篇演讲。可能由于其内容过于推崇孙中山，第二天就有人批评他“有个人崇拜之弊”。其后，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又动员蒋加入中共，被他以“须请命孙先生”而婉拒，因此又被批评为“个人忠臣”。中共成员的误解造成了蒋的不快，事后他曾向廖仲恺感叹道：“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非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洋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宁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

经过反复的交涉和拖延，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终于在11月11日再度和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实际上，是用居高临下的教训和不着边际的指责明确拒绝了国民党的关于西北军事基地的要求。对于苏俄的背信，蒋介石在当晚的日记中做了检讨，他说：“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洯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这些文字几乎可以确定，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尚未开始，蒋已经产生了对于合作前景的绝望和无奈。

随着西北军事计划的被否定，曾经认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蒋介石对于苏俄的社会信仰和远见规划也产生了疑虑。11月25日晚，蒋参加了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详尽阐述了当前国民党“民生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作为第二步我们将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做一些事情”这个两步走的设想。蒋介石还倡议：“借助于德国人民的科学知识、中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该国的农产品，我们将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我们将能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

然而，苏俄并不认可国民党的表态，28日共产国际主席团发表由布哈林等起草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建议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之成为“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决议》建议中国民族自决，认为只有真正反帝的个人和组织才能享有民权，而应该将所有的民族企业都实施国有化。对此《决议》，蒋介石应该是不能接受的，他私下认为共产国际“浮泛不实”、“骄傲虚浮”，并且预言了今后世界革命的中心当不属于俄国。这大概也是他从意识形态层面疏离苏俄的开始吧。

在收到这份《决议》的前一天，也就是11月27日，蒋介石终于见到了他已经求见了41天的托洛茨基。托氏当时遭受斯大林排挤，但毕竟是列宁的战友、革命的元老、世界革命的有力主张者，并且还担任者苏俄军委会主席，蒋的拜会当是为国民党西北军事战略做最后的争取。但是托洛茨基直截了当地否定了，他认为国民党应该“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发起军事行动”。其实11日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对于该计划的拒绝已经令蒋感到此事已毫无希望，托氏的再次拒绝并没有加深他的失落，反而在日记中对托氏称赞有加，甚至30年后他在其著作《苏俄在中国》中还认为，托氏是“比较关切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的合作”的。

考察团至此，谈判任务基本完成，和苏俄合作的大纲也粗略拟定，因此，会见托洛茨基的当晚，蒋介石就向契切林辞行，第二天向共产国际辞行，第三天，也就是11月29日下午，除回德国的邵元冲和留苏俄的张太雷以外，“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一行3人登上了回国的列车，於12月15日买舟回到上海。此时孙中山已经开始国民党改组工作，根据史料记载，蒋并没有留在上海或去广州参加党务改组，也没有在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面前谈及他对于苏俄的失望，只是委婉地说，“苏联有给予支援的真诚愿望，问题在于，国民党人是否充分理解自己的任务”。然后蒋就直接回了家乡，只是在奉化将回国途中写就的《游俄报告书》寄给了孙中山，作为此次代表团向党中央递交的最终考察报告。而此时，孙中山的以“联俄容共”为原则的国民革命事业已经在广州轰轰烈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