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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难故事

美国的教育心理学家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 1927~1987)系统地扩展了皮亚杰的理论和方法，并创立了不断完善的科学研究手段，他和他的同事经过20多年的实证研究(即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提出了人类品德发展的顺序原则及数百种特征。由此发现：道德思维能力是内在于个体身上，并随着个体的成熟而发展。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认为品德仅仅是社会进行道德灌输结果的传统观点。品德具有个体的主体特征，个体的思想道德品质是个体主动地与环境互动的结果。这一发现对于思想品德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了思想品德有自身独特的运动规律，而且表明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不是简单合一的或同一的，而是对立统一的。这反映了人们对品德认识的方法论上的转变。

科尔伯格把皮亚杰的研究方法改进为道德两难故事法，他所设计的故事中包含着一个在道德价值上具有矛盾冲突的故事，让被试听完故事后对故事中人物的行为进行评价，他还设计了相当完备的评价标准体系，以此来测评被试道德发展的水平。

科尔伯格使用的一系列两难推理故事中，最典型的是"海因兹偷药"的故事：

欧洲有个妇人患了癌症，生命垂危。医生认为只有一种药能救她，就是本城一个药剂师最近发明的镭。制造这种药要花很多钱，药剂师索价还要高过成本十倍。他花了200元制造镭，而这点药他竟索价2000元。病妇的丈夫海因兹到处向熟人借钱，一共才借得1000元，只够药费的一半。海因兹不得已，只好告诉药剂师，他的妻子快要死了，请求药剂师便宜一点卖给他，或者允许他赊欠。但药剂师说："不成，我发明此药就是为了赚钱。"海因兹走投无路竟撬开商店的门，为妻子偷来了药。

讲完这个故事，主试就向被试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个丈夫应该这样做吗?为什么应该?为什么不应该?法官该不该判他的刑?为什么?等等。
儿童对科尔伯格所编制的两难故事中的问题既可做肯定回答，又可做否定回答。科尔伯格真正关心的不是儿童做出哪一种回答，而是儿童证明其回答时提出的理由。因为在科尔伯格看来，儿童提出的理由(即儿童的推理思路)是根据其内部逻辑结构而来的，所以，根据儿童提出的理由就能确定出儿童的道德判断水平。

科尔伯格采用纵向法，连续测量记录72个10~26岁男孩的道德判断，达10年之久。此后又将研究结果推广到世界各国去验证。最后于1969年提出了他的关于儿童道德判断发展分为3个水平6个阶段的理论。下面是科尔伯格关于儿童道德判断各个阶段的界定及其特点。

 水平1：前习俗水平

该水平的特点是：个体还没有内在的道德标准，而是取决于外在的要求。他们用来作为道德判断的基准取决于人物行为的具体结果及其与自身的利害关系。

阶段1：惩罚与服从为定向。

个体以行为对自身所产生的后果来决定这种行为的好坏，而不管这种后果对人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以为任何一件事只要被惩罚了，不管其理由是什么，那一定是错的。避免惩罚和无条件地屈服力量本身就是价值。如，他们说海因茨偷药合理，因为不偷药，妻子会病死，他要受到谴责。也有的说海因茨不该偷药，因为被抓住会坐牢、受罚的。

阶段2：相对功利为定向。

个体以行为的功用和相互满足需要为准则，开始知道了人们之间的关系是根据像市场地位那样的关系来判断的，知道了公平、互换和平等分配，但是他们总是以物质上的或实用的方式来解释这些价值的。交换就是“你帮我抓痒，我也帮你抓痒”，而不是根据忠义、感恩或公平来进行的。如，赞成偷药的行为者认为妻子过去替海因茨做饭洗衣，现在病了，该去偷。也有的认为，药店老板发明药就是为了赚钱，所以老板是对的。

 水平2：习俗水平

该水平的特点是：个体能按照家庭、集体或国家的期望和要求去行事，认为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而不大理会这些行为的直接后果。这时他们能够从社会成员的角度来思考道德问题，了解、认识社会行为规范，并遵守执行这些规范。

阶段3：以“好孩子”为定向。

个体以人际关系和谐为导向，认为凡是讨人喜欢或帮助别人而为他们称赞的行为就是好行为。在进行道德评价时，总是考虑到他人和社会对“好孩子”的期望和要求，并尽量按照这种要求去做。对行为的是非善恶，开始从行为的动机入手来进行判断。如认为海因茨偷药的动机虽然不坏，但是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不该这么做。这一阶段的学生道德判断是以个人的行为是否被允许为衡量标准。

阶段4：遵从权威与维护社会秩序为定向。

这时个体所作判断的根据是相信规则和法律维护着社会秩序，因此，个人应当遵循权威和有关规范去行动的义务。由于情、法、理三者有时难以兼顾，这一阶段的学生判断善恶常会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如对海因茨偷药为救治妻子，这合乎情理。但偷窃行为又为法律所禁止，因此偷药又是不应该的。这阶段学生要求履行自己的义务，并要求别人也去遵守。

 水平3：后习俗水平，又称为原则水平。

该水平的主要特点是：个体努力在脱离掌握原则的集团或个人的权威，并不把自己和这种集团视为一体，而是以普遍的道德原则和良心为行为的基本准则。想到人类的正义和个人的尊严，其道德判断超出世俗的法律与权威的标准。

阶段5：社会契约为定向。

个体开始认识到，法律或习俗的道德规范仅仅是一种社会契约，是由大家商定的，也可以因大多数人的要求而改变。在判断好坏时，认为只有兼爱的行为者才是道德的，错误的行为可以根据其动机是好的而减轻对其责难的程度。但并不因为动机良好而将其错误的行为也看成是正确的。如他对海因茨的行为表示同情，并愿出庭为其辩护，请求减刑。有的发问：法律允许老板不顾人的死活赚钱，对吗?他们认为自己对社会负有某种道义职责，对于社会上的其他成员也同样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阶段6：以普遍的伦理原则为定向。

以人生的价值观念为导向，对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超越现实道德规范的约束，以正义、公正、平等、尊严等等这些人类最一般的伦理原则为标准进行思考。并根据自己所选定的原则进行某些活动，行为完全自律。如，他们对海因茨的行为表示赞许，以为这是对允许药店老板牟取暴利的一种反抗。人的生命比财产更宝贵，为了救人危难，甘愿蒙受屈辱和惩罚的行为是高尚的。这种认识突破了既存的规章制度，不是从具体的道德准则，而是从道德的本质上去进行思考与判断。

科尔伯格根据自己的大量研究，得出结论：0~9岁儿童属前世俗水平；9~15岁，多属习俗水平；16岁以后，一部分人向后习俗水平发展，但达到的人数很少。科尔伯格认为，这种发展的顺序是由低级阶段依次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这种顺序既不会超越，更不会逆转。个体在某个发展阶段，主要使用某个阶段的推理，而同时使用其他几个阶段的推理。

但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科尔伯格所做的许多实验研究发现，该阶段理论与儿童道德判断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如只有少数成人(甚至大学生)达到阶段5，达到阶段6的更是少见，在儿童道德判断中存在着某些回归现象等等。因此，在70年代未80年代初科尔伯格对其理论进行了修正，增加了一些"过渡阶段"，如阶段1和阶段2之间存在过渡阶段1/2，阶段2和阶段3之间存在过渡阶段2/3等等。但从整体上看，他的基本阶段模型没有变化。

有一种问题，我们经常感到困惑而又必须面对；有一种问题，需要我们选择而又难以决定；有一种问题，在我们取舍之间学会了道德，这就是所谓的“道德两难问题”：即假想在一个场景之下人必须做出的道德选择，但是做出任何一个选择似乎都是道德的，也似乎都是不道德的一类问题。

1、道德两难故事需要有特定的情境，两难境地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会发生。如：假设你与一群村民藏在地下室内，敌人当时正在地下室上面的房间进行搜查，一个婴儿突然啼哭起来，问如果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村民的下落以保全村民的性命而杀死婴儿是否合乎道德。这一故事中，情境是产生问题冲突的前提。

2、每个两难故事都应包含一对核心冲突问题，每种判断都要对这冲突问题作出一种价值选择。两种价值选择似乎都是符合道德又不符合道德，道德被夹在一个矛盾的境地。如“一位青年人家在河南农村，正当他即将高中毕业时，家庭面临极大困难：父亲病重，母亲年事已高，弟弟正在求学，为了给父亲治病，圆弟弟求学之梦，他背上简单的行囊，南下打工。但是在他打工的工厂，出现了外国女老板无视中国法律，强迫中国工人下跪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他该怎么办?如果他拒绝下跪，必失去工作，难尽为人子、为人兄的责任；如果他下跪，又有损个人尊严特别是民族尊严。”这样他必须在“责任”和“尊严”中作出抉择。

这些问题活生生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实事求是地对此进行探讨与分析，才能使我们的价值观教育收到实效。离开了对于这些问题的辨析与争鸣，价值观教育就会变成一种空洞的说教。

老和尚该如何对待色诱？？

中国民间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位老和尚，老和尚苦心修行30年，即将修成正果。山下有个镇，镇里有名大员外，这大员外很是阴险毒辣，总想破坏老和尚的名节。某日，大员外对自家一个颇有几分姿色的丫鬟说：你今晚到庙里去，一定要把那老和尚勾上床。成功了，我一定重重奖赏你，并给你找个好人家，但明天鸡叫时分若不能成功，我就将你乱棍打死。那丫鬟当然只得照办，于是进入庙中，施展了浑身解术来色诱老和尚。哪知那老和尚是个真和尚，整夜坐禅居然丝毫不为所动。眼看就要鸡叫了，那丫鬟心想自己生命不保，便大哭起来。老和尚觉得纳闷儿，忍不住问哭为何故？丫鬟指着他骂道：你不是一个真和尚！老和尚不服气地反问：我做错何事，怎么不是真和尚？丫鬟喝道：佛经上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而你却见死不救。老和尚连忙追问发生了何事？丫鬟就把事情经过从头讲了一遍。这下子，老和尚着实碰到了两难的选择：见死不救，成不了佛；遇色成奸，同样也成不了佛。老和尚该怎么办？

西方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男子遭人诬陷，因凶杀罪被判了无期徒刑。他的妻子千方百计想证明其夫无罪，可是不得其门。某日，她丈夫的一个同事求见，说是商量有关打官司的事。这名女子救夫心切，马上同意面谈。那同事色迷迷而又神态诡异地说，只要她答应同他睡觉，他就可以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其夫无罪。否则，他就会销毁这些材料，让其夫在牢房里熬过漫长的一生，直到老死在那里。这女子立刻陷入了伦理的两难：同此人睡觉？自己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婚外性行为就是通奸，乃最大的罪孽之一，既对丈夫不忠，也上不了天堂；不同此人睡觉？自己心爱的丈夫就会苦难无边，甚至死于非命。这名女子该怎么办？

林语堂名著“京华烟云”里就有类似这样一段情节：莫愁要去向军阀王司令请求释放自己的丈夫孔力夫；其姐木兰听弟弟说，北大高教授遭王司令无辜逮捕，高太太前去求情营救；王司令垂涎她的美貌，要求与之上床，便可释放其夫；高太太不从，王司令勃然大怒竟下令将高教授立即枪决了，连宣判过程都未举行；木兰担心自己的妹妹，也挂牵原来是自己暗恋之人的孔力夫，便决定亲身去见王司令......。

　　除了表现为两性关系中的两难，生活中其他的两难就更多了。

　　日本有一个民间故事：在海边有一个村子，村民都信奉海神，那海神庙就位于村后的一座高山上。对全体村民来说，这海神庙比全村人的生命财产还重要。某日清晨，村里的一个樵夫上山打柴，当他在山顶的崖边，向海上眺望时，突然发现远处一场巨大的海啸就要来临。樵夫清楚地知道，这海啸来临，必定毁灭整个村子。但山高路远，跑回村子报警已经来不及了。怎样才能引起村里人的注意而避免一场浩劫呢？他思索了一下，最后决定将那座海神庙烧毁。熊熊烈火冲天而起，果然惊动了整个村子。所有的男女老幼都争先恐后冲向山去，企图救火。当村民们爬上山顶的时候，海啸降临，刹那间，十多层楼高的巨浪将整个村子一卷而去。全村人得救了，但当他们看到海神庙的废墟残烟时，还是愤怒起来，一致要求将那樵夫处死。那樵夫欣慰而又负罪地看了看村民们，然后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美国也有一个民间故事：一帮村民为了逃避某印地安部落的追杀，躲进一个山洞里。外面的人正进行严密的搜寻，一个婴儿大哭起来，母亲急忙用手将他的嘴捂住，她不得不如此，如果敌人听到声响，躲藏在山洞里的人们就会被发现，也就意味着死亡要降临。婴儿在母亲的怀里痉挛着，母亲好几次不忍心，想放开手，但想到大家的安危，她还是进销紧紧捂住了婴儿的嘴……敌人走了，婴儿也“走”了。后来，村民们决定处死这名女子，因为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这是要以命抵命的。

　　这种现象就是伦理两难(moraldilemma)的问题。在孔孟之道中，经常可以见到这种两难的情况。例如对国家的忠和对父母的孝往往是不能两全的。倘若你的父亲是一个国家的敌人或罪犯，你是对国家尽忠，还是对父亲尽孝？中国古代伦理准则上，既有“父子互隐”，又有“大义灭亲”，如京戏中的那出“辕门斩子”。无论做哪一种选择，似乎都可以说得通。可不是，很多老子，就是被儿子“革”了命。烈女传中还有所谓“卖身葬父”一说，也就是说为了孝道，让爹爹入土为安，甚至可以牺牲贞操和名节。这说明什么？道德抉择所产生多层面的悖论效应，并非立即可作黑白判断。因此中国古人有这样一句话，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是取鱼还是取熊掌者？何为鱼？何为熊掌？这就要看面临两难选择的人的价值取向了。

　　笔者曾带着上述那个老和尚的两难故事，去请教一位禅宗大师（此处隐去尊名〕。谁知，他听完后，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反而讲了另一个故事。说是：从前有个信佛的阔老太太，经常招待四方云游的僧人。某次，有一个远道的和尚在她家修行了很久。一日，老太太对一个丫鬟说道：你去勾引那个和尚，试试他是否是真和尚；你若勾引成功，定有重赏。丫鬟便照令行事，结果那和尚始终不为所动。丫鬟回来赞叹：此乃真和尚也。那老太太一听，生气地叫道：他并非真和尚，让他马上滚蛋！和尚无奈便离去。过了一年，此和尚又来了，老太太又留他修行。不久，又如法炮制，再让那丫鬟前去勾引。结果和尚果真上钩，还让丫鬟不要告诉她的主子。忠心耿耿的丫鬟回去还是照实禀报。谁知，这次老太太却夸曰：“此乃真和尚也！”

　　笔者听后愕然不已……。如此荒诞，此大师果真为大师否？大师见我生疑，便笑道：这是禅宗25000多件公案中的一个，道者见道，淫者见淫，听后怎么悟就是你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