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ct生命周期图解:见证日军慰安所不堪回首的惨痛经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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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日军慰安所不堪回首的惨痛经历(2)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03月16日 17:37  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慰安妇控诉:血痛》
  作者:陈庆港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本书简介:13年来,当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有计划地探访慰安妇幸存者时,研究人员走遍全国20多个省只找到100多名幸存者。“追思历史,不是要让人们永远活在仇恨的边缘。一个健康而成熟的文明,仇恨始终都不应成为人们思维的中……[连载内容]

  慰安所里的伙食简单粗淡,一日三餐,都是大锅饭、菜。米饭粗糙,常掺有百分之三十的表米;菜食匮乏,量少缺油。为了保持慰安妇的苗条体型,“巴那个” 只给她们素食,难尝荤腥。慰安所实行分饭制,由我们按慰安妇人头分派。在突击接客日,常有一盒盒丝毫未动的饭食被倒掉喂猪。“巴那个”没有给持续不断接客的慰安妇安排专门歇息进餐的时间,而疲惫不堪的慰安妇们亦早已胃口全无,根本就吃不下饭。

  慰安所的管理相当严厉。为了防止性病传染,保证日军的性安全,慰安妇定期检查身体,每星期一次。若发现有性病者,马上令其停止接客隔离处理,轻者在日军卫生所打针治疗,病愈后转送别处继续使用,经三五天短期治疗无效的重患者,则被悄悄处死销尸。慰安所还规定:不准慰安妇私容日兵在慰安所过夜;不准私陪日兵外出留宿;不准与所里工作人员眉来眼去,如有违反,则严加惩罚。赵家园慰安所在那大市日军兵营范围内,慰安妇不能私出营区,否则以擅自行动或有潜逃企图罪名处治。

  我在慰安所做工的那段时间里,尽管赵家园慰安所从开张时的21名慰安妇增加至45名,但还是供不应求,难以满足本地区驻军日兵的性要求,日兵为此争抢打闹的事时有发生。第二年(1941年)初,日军将那大市日军慰安所扩大,强占那大市民房李家大院三进二十间增设了李家院慰安所。李家院慰安所的“巴那个”(管事)名叫“我闯”(音),是个好酒凶狠的台湾人,40岁出头。自此,那大市日军慰安所分设两处,慰安妇人数增加到150人,大多为16岁至18岁的临高县新盈姑娘,也有当地的妇女。如周××(隐去名字)原系*琼总第四支队第一大队炊事员,下村筹粮运米被日军俘虏,1943年6月投入慰安所,直至日本投降后,才得以解脱。

  李家院慰安所的情形和慰安妇的遭遇,与赵家园慰安所大同小异。

  与此同时,白马并、新州、新英、中和、光村等墟镇也相继设置日军慰安所,许多地区驻军有了发泄*的场所,那大市日军慰安所的紧张状况才稍有缓和。

  我在那大市日军慰安所干了近两年,1943年底;我设法逃离了慰安所,日军对我擅自脱逃大为恼怒,便逮捕了我父亲吴亚老,将其押到那大市芋子顶活埋了。

  讲述人宋福海,生于1927年,海南新盈人,曾在慰安所里干杂活。

  1940年1月5日,日军在现在的新盈镇红民街设立了一个“慰安所”。 “慰安所’原是3间民房。其中两间用木板隔开,住着4名“慰安妇”;一间管理人员居住(两个日本中年妇女)。“慰安所”的后面有3小间低矮的瓦房,一间为饭堂;一间为洗澡室;一间为杂勤人员居住。

  “慰安所”里的所有人员,都作了分工安排。两个日本中年妇女直接管理4名“慰安妇”及勤杂员。“慰安妇”都是美貌姑娘,年纪都在20岁左右,其中一人为朝鲜人,一人为新加坡人,这两人都是日军在新盈登陆后才从日本司令部送来的。一人为姓屠的姑娘,是从海口送来的,一人为姓刘的姑娘是在当地抓来的。我当时仅12岁,在那里干扫地、煮开水、煮饭等杂活。

  “慰安所”直属派遣队,受队长川岗领导。川岗为管好“慰安所”,制订了苛刻的规定:“慰安妇”不得随便走出“慰安所”,不准逃跑,否则,连同家属立斩;要无条件听从日军的使唤与安排,对日军不得无理;要绝对服从两个管理员的管制,否则,处以重罚;日寇官兵无论什么时候需要,都应无条件地顺从。

  川岗规定每个“慰安妇”每天接待20--30人,平均每小时要接待两到三名官兵。 “慰安所”的门口每天都排着长长的队。“慰安妇”们常常是通宵达旦工作。川岗曾派军医给“慰安妇”定期体检。

  “慰安所”里的那个姓刘的“慰安妇”,是一户渔家的独生女,年龄十八,眉目清秀,身材也好。刘姑娘是在出门去洗衣服时,被正在巡逻的川岗抓住关进 “慰安所”的,记得那天正是“慰安所”设立后的第十天。进了“慰安所”,一个日籍女管理员,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对刘姑娘宣布:从今天起,你就是一名“慰安妇”了,要严格执行制度。日本管理员刚出去,就进来了一个日本中年军人,强奸了刘姑娘。这一天,刘姑娘先后遭受了几十名日军的糟踏。第二天早上,刘姑娘躺在床上起不来,又有一个日本军官过来要她接待,于是刘姑娘就向军官说了自己身体不适,不能接待。但军官硬是不听,非要刘姑娘接待不可。刘姑娘不从,于是日本军官就毒打刘姑娘,姑娘被打得不省人事,最后还是被军官粗暴地强奸了。

  “慰安所”里其余三个“慰安妇”的命运,与刘姑娘的也都一样。

  讲述人何十里,文史工作人员。

  1942年春,日本侵略军在石碌铁矿开办了一间“慰安所”。以香港“合记公司”为名,在香港、广州等地大批招收青年女工。先后共有300多名青年妇女被骗来石碌矿山。她们年纪最小的仅有17岁,最大的不满30岁,这些青年妇女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到矿山后不久,她们就被强迫进了“慰安所”。

  “慰安所”位于石碌矿山脚下,距日本碉堡东侧的100多米处,建筑面积约3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瓦片盖顶,房屋模式呈J形,西南角向南设大门1个,东、北向各设小门1个。室内中间为一条约米宽的通道,两边对列隔成20多个小房间,门窗均为木质日式开敞,地板为水泥砂浆铺设。为防止慰安妇逃跑,“慰安所”四周均设警戒网,日夜都有日军巡逻,戒备森严。对逃跑被抓回来的慰安妇,有的当场被活活打死,有的被强奸服后光着身子吊在树上毒打,施加电刑、灌水等。慰安妇每人每天只供给3两多米饭,有时甚至是几块蕃薯。平常每人每天接客最少8次,碰到日本官兵休息的日子,多时接客竟达24次。每个星期都必须集中排队到医务室,做一次体检,以防性病传染。

  石碌慰安所2名慰安妇曾因不能继续接客,便被裸露身子,吊在大树上活活毒打致死。一个叫黄玉霞的慰安妇,因不堪凌辱,乘黑夜在“慰安所”里的一棵大树上吊自尽。另一位叫娜芳姐的慰安妇,跟着10多个姐妹一起逃出苦海后,却无颜回家去见丈夫和孩子,从悬崖上纵身跳死。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石碌铁矿“慰安所”里的300多名青年妇女,被毒打、奸淫、折磨,惨遭暴行致死和病死、饿死的就有200多人。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只有10多个人。

  讲述人朱永泽,海南澄迈县人,小时家在日军慰安所旁边,曾目睹慰安所里的一些事情。

  1939年冬,侵琼日军十五警备司令部派遣两个警察中队入侵澄迈县,每个中队约300余人。一个驻在金江镇;一个驻在石泽乡的石浮岭。日军每个中队设一所“慰安所”。驻金江中队“慰安所”,设在金江乐善堂旁边陈国宗的家里,全所有“慰安妇”30余人,陈国宗一家被驱逐到别处居住,楼上楼下几百平方米全部供“慰安妇”居住,四周用铁丝网团团围住,并设专人管理,关在里面的“慰安妇”是无法逃跑的,外人也无法进去;驻五浮中队的“慰安所”设在石浮岭的军部里,全所有“慰安妇” 2 0余人,也是用铁丝网围住,派专人看守和管理。

  这些“慰安妇”都是被抓来的。如:山口乡一位姓叶的农民的妻子名叫黑姑,刚生孩子不久便被抓进“慰安所”服役,丢下丈夫和孩子在家里,直到日本投降后,一家人才得到团圆。文儒乡加炳村一位农民的妻子被抓进石浮“慰安所”后,受到日兵日夜奸淫,后来染上梅毒病,才被释放回家,回家后又传染上丈夫,夫妻倾家荡产卖掉耕牛和生猪,拿钱请医诊治,才保住了生命。长相特别漂亮的,被选进军部专供指挥官玩乐,如丰盈墟有个青年姑娘名叫塔市姐,就是这样。“慰安所”里还有一条规定,就是非日籍日兵不得进所,违者从严处治。

  讲述人钟强,海南黄流人,81岁,抗战时任过国民党152师情报参谋,1945年冬奉调到黄流机场与投降日军办接交手续,从而得知日军黄流机场“慰安所”的一些情况。

  黄流机场日军慰安所称“军中乐园”,其实是随军妓院。设在黄流机场东门外围。有宿舍两间,分为两个“乐园”。第一“乐园”有慰安妇5人,第二“乐园”慰安妇有16人。第一“乐园”慰安妇专供空军军官玩乐,第二“乐园”供空军士兵享用。“慰安妇”大部分是从广州抓来的,我到黄流机场接收日军投降时仅存4人,我们给她们都安排了工作。其中一人名叫吴惠蓉(广州人),有一天她和我谈军中“乐园”情况,泪水直下,诉说道:我16岁被日军抓来,同时被抓来的约 100人左右,到黄流后只剩下40多人,其中留一部分在黄流派遣队(即黄流司令部)。我们是从中挑选出来送到黄流机场的,挑我们5人为军官“乐园”慰安妇,余者为士兵“乐园”慰安妇,任由日军轮班玩弄取乐。有时月经不调,或是因病不能满足他们的*,就遭殴打,有的甚至被打重伤,特别是日军喝酒后,我们更受不了,被侮辱被折磨更甚。“乐园”有哨岗日夜看守,我们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我们日夜思念自己的父母、姊妹。黄流日军派遣队慰安所的姊妹们境况也是跟我们一样,非常悲惨。吴惠蓉在海南解放前夕,随丈夫去了台湾。

  讲述人林帕公,海南保亭人,当年曾在保亭县城日军据点当伙夫。

  日军在兵营和据点成立“战地后勤服务队”,为征战的日军官兵“服务”。日军称 “战地后勤服务队”的任务是给日军官兵洗衣服、照顾伤病员和打扫营房卫生,而实际上是强迫良家妇女供日军官兵发泄*。“战地后勤服务队”的人员,绝大部分即地强征,从当地挑选年轻的貌美妇女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被编入“服务队”的妇女,如果逃跑,抓回来必被处死;不按规定时间服“预防丸”或不慎怀孕者,也必被凶残地剖腹杀害。

  我在日军据点当伙夫期间,常被日军招去搞“快乐房”的清洁。“快乐房”是日军军妓或“战地后勤服务队”队员接待日军官兵的地方。日军县城据点共有“快乐房”三间,每间房中安放两张用稻草编成的有尺把高的床,床上铺着塑料布(当时叫树泥布),上面铺草席。两床之间隔着一块帆布。每当“快乐房”中有日军人员,我都要提一小桶温水给服务队的女人净洗下身,事后收拾用来垫下身的塑料布,将其洗净晒干备用,还要打扫用过的避孕套和丢弃的卫生纸。起初我不愿干这种污秽下贱的活,结果被“快乐房”日军管理人员狠狠地用皮带抽打得遍体鳞伤,硬逼我干,想跑是不可能的。

  在“快乐房”搞清洁时,我常看到黎族姑娘乌昂扎、味冬盖、伍来春等(战地后勤服务队)妇女被迫接待日军。遭遇最惨的是杨嫣邦(音)。日军下村清剿时抓住她,把她*后带回据点编入“服务队”,她体质虚弱,但仍然要时时被迫供日军奸淫。

  每月中旬,日军还从三亚军部用车载来5-6名“慰安妇”到保亭各个日军据点巡回“服务”。每当有“慰安妇”到县城据点时,“快乐房”的清洁工也必由我负责。加茂、番雅、南林等日军据点都设有“战地后勤服务队”。

  1944年上半年,南林据点的日军,抓来刚满17岁的黎族少女李亚茜,把她硬编入“服务队”。由于她年轻俊美,在服务队里,日军官兵个个都指名要她服务,她遭受的蹂躏折磨最甚。李亚茜逃了几次都逃不了,每次被抓回来,日军对她的摧残变本加厉。她性格倔强,把日军发给她的“预防丸”偷偷扔掉,拒绝服吃,这就引来了杀身之祸。当年下半年,日军发现她有了身孕,结果被日军绑着押到庆训村边的坡地上剖腹致死,日军还从剖开的肚子里掏出胎儿,然后随手扔掉。

  凡被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的姑娘没有一个能逃脱日军的魔掌。直至1945年8月底,日军投降后才得重返家里。

  据了解原在县城据点服务队的10多名妇女,绝大多数不能生育,无子女,丧偶后或由亲属抚养或孤独地过“五保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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