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安装固态硬盘台式: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1（选修）》 教师教学用书 第九单元

第九单元　戊戌变法
单元引言分析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不断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则使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一方面更加暴露清政府的软弱腐朽；另一方面刺激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饱受痛苦和屈辱的同时，开始奔走呼号，进行反思：向西方学习，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发起维新变法运动，寻求救亡图存之路。由于维新思想的宣传和变法的措施触及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利益，变法运动遭到扼杀。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救国救民的近代化道路上艰难地前进。注意帮助学生分析比较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不同，理解明治维新成功、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认识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曲折性。
1.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　　江苏省南京市第六中学 马娟娟
一、教学目标
目标
内容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识记
理解
运用
《马关条约》的签订与民族危机的加深
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大借款、争夺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的权利、开工厂、银行；强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门户开放政策
了解西方列强侵略方式的变化及影响
比较分析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戊戌变法运动出现之间的关系
问题探究
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先进的中国人进行艰难的探索，来挽救民族危亡，从而激发学生高尚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统治危机出现的原因、采取的措施及结果
经济、政治危机之间的关系
比较分析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原因、表现、影响；发展举步艰难的原因
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与戊戌变法出现之间的关系
情境再现
比较分析
问题探究
二、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1.知识结构

2.教材分析与建议
重点
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对华侵略方式的变化及危害；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举步维艰的原因。
难点
戊戌变法产生的社会背景。
教材内容分析与建议
本课教材主要从三个方面向学生介绍戊戌变法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马关条约》的签订与民族危机的加深、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不再相信洋务运动那一套可以使中国走向富强，开始寻求新的救国道路。由于这一时期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救亡图存、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紧密相连，建议在教学时适当补充一些社会背景材料或影视材料，增加学生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感性了解，为深入认识这一阶段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曲折性奠定基础。
本课引言重点指出甲午战争后， 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不仅加强了日本在远东的国际地位，也暴露出清政府腐朽无能，从而刺激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争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纷纷在中国强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造成了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建议教师利用史实和影视资料，通过提问方式引导学生阅读理解引言文字内容。问题一、通过史实，你从中能够获得哪些历史信息？问题二、甲午战后西方列强侵华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先进的中国人是怎样救亡图存的？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进入本课学习。
第一目“《马关条约》的签订与民族危机的加深”
教材以甲午战争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为坐标，阐释了中国战败后，日本势力侵入中国，刺激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教材首先概要介绍了《马关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侵华方式的变化，随后重点叙述了民族危机加深的表现及危害。
（1）西方列强侵华方式的变化
建议教师在本目教学时，首先帮助学生分析《马关条约》的签订刺激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原因。
引导学生整理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方式发生了哪些较大变化？教师指导：一是在中国的资本输出代替了以往的到处寻找借口发动侵略战争、开辟通商口岸和商品输出为主的侵略方式，这正吻合了向帝国主义过渡阶段的全世界输出过剩资本的阶段特征，而且资本输出比商品输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更加有利；二是由直接割地改为划分势力范围和强占租借地，这是中国人民多年反抗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国家相互矛盾的结果之一，1895年三国干涉归还辽东半岛表明帝国主义国家既想独占，又反对别国独占，最后只能选择共同瓜分的道路的开始。
建议教师增加有关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两个概念的含义。即商品输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到外国市场倾销，获取利润；资本输出是指帝国主义为获取高额利润对国外的贷款和投资，这是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之一。甲午战争以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资本输出为主。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向中国资本输出的同时，还存在着商品输出，但资本输出占第一位。
（2）民族危机加深的表现及危害
引导学生归纳民族危机加深的表现：以资本输出为主，瓜分中国。引导学生归纳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资本输出有哪些方式？争做中国债主、商品输出、掠夺原料、土地、劳动力、争夺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利、开设银行等。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有哪些方式？强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甲午战后，清政府为什么要向帝国主义国家举借外债？ 帝国主义国家为什么要争做中国债主？《马关条约》规定的赔款数目空前巨大，清政府当时每年财政收入只有白银 8 000 万两，而赔款近此数字的三倍，必须在三年内付清。为了偿付大量赔款， 清政府只有举借外债。这就给帝国主义列强争相向清政府提供有政治条件贷款的机会。甲午战后不到一年里，清政府共借外债3.7亿两白银。为此，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展开激烈的争夺。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借款，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扩张了在中国的政治势力，中国的灾难日益严重。
利用教材的内容和图表，让学生分组讨论关于帝国主义列强争相贷款给清政府的原因。第一，贷款增强了贷款国家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如1895年俄法贷款为俄国势力深入东北、法国势力深入西南开辟了道路。第二，通过贷款控制中国的海关和财政，从经济上掠夺中国。 《马关条约》签订后四年间，清政府举办了7次对外借款，其中数额最大的三次是1895年的俄法借款，1896年的英德借款和1898年英德续借款，每次约为白银一亿两。这三次贷款都以海关收入为抵押。当时清政府海关年收入约2 000多万两白银，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因此，控制海关就可以左右中国财政，保证对中国资本输出的安全。同时，还可以垄断中国进出口贸易。第三，通过贷款，进一步从政治上控制中国。三次大贷款都明确规定，不准提前还清，说明帝国主义不但追求经济利益，而且追求政治特权。英德两次贷款中， 都规定全部还清贷款前， 中国海关管理制度不准改变。 第四， 通过贷款， 获取巨额利润。
指导学生认识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在学生认识的基础上，教师总结：要求列强开放在华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使美国在那里享有均等的贸易机会，以免因“排它性待遇”而蒙受“损失”。这一政策使美国在华实力大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列强共同宰割中国的同盟，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指导学生认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与中国民族工业争夺市场，修路、采矿也阻碍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途径，民族经济被削弱，帝国主义国家获取高额利润，从政治上控制清政府；当然，从传统的陆路、水路到近代化的铁路，改善了中国的交通结构，也冲击了铁路沿线地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总之，列强在华的资本输出，对帝国主义是完全有利的， 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 有一些客观的积极影响， 但消极影响是相当大的。
提示学生注意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和瓜分方式的改变，并不意味侵略的放松，而是适应和更加便利帝国主义国家扩张的需要；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资本输出和瓜分中国的地区、先后、程度差异甚至表现出的矛盾，并不妨碍在侵略中的一致利益和一致行为。
第二目“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教材从清政府统治危机出现的原因、政府采取的措施、结果等几个方面，说明统治危机的加剧推动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到来。
(1) 统治危机出现的原因
引导学生归纳清政府出现统治危机的原因，提示学生注意联系上一目的有关内容归纳。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要求清政府增加偿还借款的本息；各地的自然灾害，不得不增加经费兴修水利和赈灾等，引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2) 措施及结果
建议让学生整理清政府为应付财政危机而采取了哪些措施。整理为增加税收额度、降官员薪俸、裁减军队、加强鸦片税的管理、增加商税、扩大纳官等。让学生思考财政危机有没有解决？没有解决的原因是什么？引导学生参看两段【历史纵横】的内容进行讨论，得出由经济危机引发统治危机。封建官僚的敲诈勒索，巧取豪夺，无时无之；为应付财政危机而采取的措施损害了官僚的利益，遭到官员反对，并转嫁负担，使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第三目“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教材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原因、表现、困难、影响等几个方面， 说明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危机和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引发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变法革新的呼声。
(1)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原因
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教材来整理、概括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原因。甲午战争后，资本输出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主要形式，同时也为列强的商品输出开辟了道路，这使得在甲午战争前已经逐渐解体的自然经济，在许多地区已经是面临崩溃瓦解的境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西方列强的侵略加剧中国贫穷落后的同时，也冲击了中国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传播先进生产方式和思想。正如恩格斯所说：“甲午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地革命化，意味着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的瓦解。”一些爱国人士把发展工业当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发出“实业救国”的呼声；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允许外资在华设厂，无法再禁止中国人设厂， 又为了利于增加税收， 便放宽了民间设厂的限制。 因此，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 中国出现一个兴办民族工业的浪潮， 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
(2) 初步发展的表现及困难
建议教师让学生根据图表数据及补充的相关材料，分组讨论分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表现和发展举步维艰的原因。甲午战争前商办企业在总资本额上仅是官督商办、官办企业资本额的三分之一不到，仅占中国产业资本总数的22.4％； 而甲午战争后商办企业在总资本额上占中国产业资本总数的70％，而官督商办、官办企业仅占30%。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个兴办民族工业的浪潮，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其中纺织业是中国民族工业最集中的行业。
但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艰辛而缓慢的。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依然举步维艰。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它们凭藉不平等条约，不仅向中国倾销商品，而且大量输出资本，直接在华设厂制造，占领中国市场，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造成巨大压力。上述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是相对于自身低起点而言的，它与其时在华的外国资本相比，则处绝对劣势。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民族企业面临着朝不保夕的命运。同时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广大人民群众极端贫穷困苦，社会购买力十分低下，民族工业因此无法扩大所需的市场。在封建制度下，地租率、借贷率和商业利润率都超过工业投资的利润率，决定了社会资金的流向主要不是近代工矿业，而是土地、商业、高利贷。这又造成了民族工业资金的短缺，从而不能不接受高利贷的盘剥。同时，清政府的苛捐杂税也是束缚民族工业发展的一大绳索。
(3) 影响
建议启发学生讨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影响，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经济力量的增长，不仅要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建立一个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政权，在中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从此，掀起拯救民族危亡的维新变法运动。
教学建议，可以请学生分组讨论如下问题: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列强侵华全面扩大和加深的特点是什么？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什么举步维艰？教学时，还可以请学生阅读本目内容后，提出自己尚不明白的问题，师生在解答疑问过程中完成本目的学习任务。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关于“《马关条约》的签订与民族危机的加深” 一目的教学，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和认识民族危机加深的表现，教师首先采用谈话法，让学生了解《马关条约》签订的影响，增加有关资本输出的内容，培养学生通过阅读等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帮助学生加深理解甲午战后西方国家侵华方式变化的表现及危害。可以请学生分组讨论如下问题: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方式发生了哪些较大变化？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资本输出、瓜分有哪些方式？甲午战后，清政府为什么要向帝国主义国家举借外债？ 帝国主义国家为什么要争做中国债主？引导学生分析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可以组织学生阅读【学思之窗】，在课堂上进行讨论：甲午中日战争可以算作近代前期列强侵华的转折点，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请用史实说明你的理由。这个教学设计的思路是:让学生学习比较历史问题的方法，寻找比较点是什么，分析比较点的相同与不同，分析概括比较结果，得出历史结论甲午中日战争可以算作列强侵华的转折点。教学时，还可以请学生阅读本目内容后，提出自己尚不明白的问题， 师生在解答疑问过程中完成本目的学习任务。
关于“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一目。引导学生分析教材的内容，提示学生注意联系上一目的有关内容，归纳清政府出现统治危机的原因，整理清政府为应付财政危机而采取了的措施。组织学生阅读【历史纵横】，引导学生进行讨论财政危机没有解决的原因是什么？从中概括出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尖锐。
关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一目。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教材来整理、概括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原因。建议教师让学生根据图表数据及补充的相关材料，分组讨论。分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表现和发展举步维艰的原因，启发学生讨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影响，培养学生勇于探究，与人交流合作的能力。
2.教学案例
案例一  在介绍“《马关条约》的签订与民族危机的加深”一目时，用多媒体播放有关对《时局图》讲解，帮助学生理解和认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这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世界领土已被瓜分完毕，他们把瓜分矛头指向中国。因而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
案例二  在介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一目时，利用投影仪或多媒体，增加一些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概况的数据，引导学生分析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阻力大，发展缓慢的原因。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由地主阶级洋务派领导（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从军事工业起家（而不是从民用工业起家），直到甲午战后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才成为中国近代化主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缺少必要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造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弱、人才缺等不足，导致竞争性不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的，资本家又多是官僚地主、贵族商人转化而来，对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具有一定的依赖性，造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只能在某些轻工业部门艰难成长，重工业几乎为零。而且，中国近代工业的产业结构不协调、不配套、分布不平衡。这种畸形的民族工业，不可能使中国走上近代化正常发展道路。
案例三  在总结本课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归纳戊戌变法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可以指导学生从阶级基础、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几个角度分析。除此以外，在经历了边疆危机、中法战争，尤其是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不再相信洋务运动那一套可以使中国走向富强，开始寻求新的救国道路，这也构成了戊戌变法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问题解答
【学思之窗】
根据上述内容，想一想，为什么说《马关条约》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
解题关键：《马关条约》的内容与所产生的危害。
思路引领：从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占大量领土、获得巨额赔款、还辽费、开口岸、设工厂等几个角度分析危害。
答案提示：清政府承认日本控制朝鲜，使日本终于实现了二十多年梦寐以求的扩张目标，并把朝鲜变成入侵中国的桥头堡。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总共2亿3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清政府除了进一步搜括人民外，只得大借外债，而列强通过附有苛刻政治条件的贷款，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条约允许日本在华直接设厂，西方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同样享有这项权利。甲午战争后，列强便争先恐后地到中国开设工矿企业或修筑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劳动力，沉重打击了尚未成长的中国民族工商业，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四个新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内河航行特权的攫取，使各国得以深入长江流域广阔地区，直接掠夺那里丰富的资源和倾销商品，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条约的割地规定，使中国失去大片土地，使数百万台湾同胞，长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深重灾难之中。在帝国主义正在形成的19世纪末，这件大事成了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信号，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探究学习总结】
（一）本课测评
1.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主要反映在哪些方面？
解题关键：西方列强侵华方式的变化。
思路引领：从资本输出、瓜分中国、门户开放三个方面来反映。
答案提示：西方列强通过资本输出（争做中国债主、商品输出、掠夺原料、土地、劳动力、争夺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利、开设银行等）、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来瓜分中国。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暂时缓和了列强争夺中国的尖锐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列强建立了共同宰割中国的同盟。
2.简述甲午战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状况？
解题关键：初步发展和困难。
思路引领：初步发展的表现和面临困难的原因。
答案提示：甲午战争后商办企业在总资本额上占中国产业资本总数的70％，而官督商办、官办企业仅占30%。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个兴办民族工业的浪潮，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但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艰辛而缓慢的。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依然举步维艰。
（二）学习延伸
阅读与思考（资料见教材）
你是否能结合梁启超这段话，分析一下甲午战争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
解题关键：实行变法自强的原因。
思路引领：从割地、赔款的危害分析甲午战后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
答案提示：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使清政府除了进一步搜括人民外，只得大借外债，而列强通过附有苛刻政治条件的贷款，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割地规定，不但使中国失去大片国土，而且使数百万台湾同胞，长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深重灾难之中，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中。这一危机深深地刺激了统治者，促使更多的人发愤图强。当时，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仅要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从此掀起了拯救民族危亡的维新变法运动。
2.维新运动的兴起　　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 胡玉娟
一、教学目标
目标
内容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识记
理解
运用
早期改良思潮
主要代表
主要主张
分析维新思想的形成背景，总结维新思想的形成过程，比较各思想家的思想特点，探究维新活动的深远影响
概括知识
史论结合
史料分析
早期改良思潮的出现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康有为及其变法思想
三个发展阶段理论
《新学伪经考》
《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变法思想的特点
问题探究
归纳总结
认识时代的局限性和维新派自身的软弱性；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尤其是成功的实践更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
公车上书和强学会
公车上书
《中外纪闻》
强学会
康有为维新活动的影响
梁启超与《时务报》
梁启超与《时务报》，谭嗣同与《仁学》、时务学堂和《湘报》，严复与《原强》《国闻报》和《天演论》
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的思想特点，维新派活动的历史影响
历史比较
史论结合
论从史出
一批批爱国的仁人志士为中华的崛起而不懈努力
二、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1.知识结构

2.教材分析与建议
重点
康有为及其变法思想；公车上书和强学会；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的维新变法活动。
难点
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特点。
教材内容分析与建议
本课教材主要从四个方面向学生介绍了维新运动兴起的情况：早期改良思潮，康有为及其变法思想，公车上书和强学会，梁启超与《时务报》。早期改良思潮在鸦片战争后便出现了，是对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思想理论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进行了维新变法的实践活动，从而促成维新变法局面的形成。在教学过程中，建议教师多注重纵向知识的归纳比较，培养学生掌握梳理知识线索的学习方法，并将本课的教学既放在戊戌变法这个主题下来进行，同时也要以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认识，从而体会中国近代思想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发展历程。
本课引言侧重指出，甲午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维新变法主张迅速传播。爱国知识分子为了挽救严重的民族危机，展开了维新变法活动，积极思考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寻求新的救亡图存的方法和道路。建议教师让学生阅读引言后回答问题。问题一：你认为甲午战争后“新的历史条件”是什么？问题二：你认为洋务运动有哪些失误与弊端？在学生回答问题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进入本课学习。
第一目“早期改良思潮”
教材首先指出，鸦片战争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就已出现，进入19世纪70年代，维新思想蔚然成风。接着介绍了当时的主要代表人物，并总结了早期维新派的思想主张。
（1）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出现
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产生，同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进程逐渐深入有关。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先进的中国人，就提出学习西方的长处，改革内政的主张。洋务运动期间派出国的留学生和外交使节回国后，扩大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它促使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加迫切地向西方寻找真理，挽救民族危机，使中国富强起来。同时这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反映。这些人成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
建议教师引导学生回忆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以及洋务派的思想主张，从而使学生进一步认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理论源头。
（2）早期改良思潮的代表
进入19世纪70年代，具有早期改良思想的人数逐渐增加，他们通过著书立说，主张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要求改革的内容也不断扩展。到中法战争前后，形成为一股社会思潮。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人物有王韬、薛福成和郑观应等人。
建议教师对王韬、薛福成和郑观应的思想做简单的介绍，这样可以为下面介绍早期改良派的思想主张作铺垫。
（3）早期改良派的主要主张
早期改良派强调向西方学习，寻求医治中国的方案，实现解救民族危难和缓和社会矛盾的目的。早期改良思想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学习西方变法图强。反对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危害，认为只有仿效西方，实行变法，才是维护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惟一出路。第二，发展资本主义，提出“商战”。主张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此来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认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第三，实行君主立宪。早期改良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王韬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有君主、民主和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三种类型，他认为君民共主最优越。郑观应说：“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
建议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多向学生介绍一些早期改良派的思想言论，从而加深对早期改良思想的理解，同时也可培养学生阅读史料和分析史料的能力。
（4）早期改良思潮的影响
早期维新派的思想主张，明显地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它不仅比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而且与洋务派划清了界线，同时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做了理论上的准备，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二目“康有为及其变法思想”
康有为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领军人物。教材首先介绍了康有为的简单生平，接着讲述了康有为的思想主张和主要著作。
（1）康有为的简单生平（略）
（2）康有为的主要思想和著作
康有为的早期思想强调“变”，认为“变”是“天道”，是“物之理”，提倡“托古改制”，他将公羊“三世”之说和《礼运》“大同”思想结合，推演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并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这一思想理论在同洋务派、顽固派斗争中起到进步作用，但其 “变”， 只是 “渐进”， 而不是 “骤变”， 这是他后来思想蜕变的根源。
康有为通过讲学和著书立说，阐述他的维新变法思想。他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刊行，康有为怀着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强烈不满，详细论证了古文经《左氏春秋》、《周礼》等书都是“伪经”，完全湮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尽管康有为的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但却引起人们的思考：既然传统的经典是假的，那么从中引出的信条就不足为训了。这就打击了正统思想赖以立论的基础，为变法维新开拓了思路。
《孔子改制考》于1898年刊行，康有为把孔子打扮成一位社会改革家，同时推孔子为“万世教主”。康有为曾将《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并说明：“臣今所作编撰，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经过康有为的装扮，孔子成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先师，以此来抵制封建顽固派对变法维新的阻扰和压力。
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大同”思想和“托古改制”的理论，是他借用传统的儒学，来阐发自己的维新思想，以瓦解封建主义思想体系。
建议教师在这部分内容的教学中，让学生阅读【历史纵横】，进一步了解《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接着阅读【学思之窗】，并组织学生对其中的问题进行讨论，参见问题解答部分。
这里教师还可以向学生介绍一些史学界不同的学术观点，以培养学生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的意识。如对康有为的不同评价。（见本单元“资料与注释”相关内容）
第三目“公车上书和强学会”
公车上书是维新派的一次重要活动，强学会是维新派的政治团体。教材首先介绍了公车上书的情况，接着介绍了维新派的刊物《中外纪闻》和北京、上海的强学会。
（1）公车上书
1895年4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清政府因甲午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奋。当时康有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立即联合各省应试举人，讨论上书请愿。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和变法图强三项建议，并详论“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具体措施。经康有为、梁启超等奔走联络，“万言书”征集到一千三百余名举人的签名，并于5月2日呈递都察院。虽然都察院拒绝代呈，但“万言书”已广为流传。因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世遂以“公车”为举人赴京应试的代称，故史称此举为“公车上书”。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第一次以社会政治力量表现出的群众性的爱国行动。建议教师引导学生看“《公车上书记》书影”及书影下方的文字，进一步了解公车上书的内容。
（2）《中外纪闻》
为了扩大变法维新的影响，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人编辑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初印一千份，后增至三千份，随《邸报》免费赠给京官，以便开通风气，由是在官员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建议教师引导学生阅读【历史纵横】，进一步了解《中外纪闻》的有关情况。
（3）强学会
1895年8月，在康有为、梁启超奔走推动下，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了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并得到翁同龢、张之洞等中央和地方官员的支持。康有为亲自撰写《强学会叙》，提出中国正处在“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洞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的危急之中，呼吁挽救民族危机。强学会每十日集会一次，每次均有人演讲“中国自强之学”，团结和影响了不少爱国官吏和知识分子，一些外国传教士也加入了强学会。不久，康有为又赴上海创立强学分会，并出版了《强学报》，形成了南北呼应。
维新派的活动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御史杨崇伊于1896年1月20日奏劾强学会结党营私，贩卖西学书籍，刊印《中外纪闻》，勒索外省大员。强学会和《中外纪闻》遭封禁。但无论是公车上书、《中外纪闻》，还是南北强学会，已使维新之风渐开且再难遏抑。
建议教师在本目的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将上一目介绍的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与本目介绍的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活动联系起来认识，说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既有理论的研究，也有具体的实践。
第四目“梁启超与《时务报》”
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都是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他们在维新活动中都有不俗的表现。教材分别介绍了三位的主要活动，并在最后一段总结了维新派维新活动的影响。
建议教师在介绍以上三位维新人物时，可运用列表的方式进行。列表也是历史学习的重要方法之一，同时也可作为“学习延伸”中，学生对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政治主张进行比较的范例。
本目最后一段简述了维新活动的历史影响，建议教师将这部分内容作为本课的小结。维新派通过办报纸、立学会、兴学堂等活动，传播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起到了启发民智的作用；在各项维新活动的过程中，一批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应运而生，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并由他们组织起了维新运动的主要力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学会、学堂、报纸、著述是宣传维新思想的主要渠道，为维新运动作了舆论准备。在此基础上维新变法新局面逐渐形成，维新运动勃然兴起。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关于“早期改良思潮”一目的教学，建议教师引导学生回顾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以及洋务运动中向西方学习的主要内容。接着指出，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和洋务派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维护的自然是封建统治，所以向西方学习的程度只能局限在器物的层面。随着鸦片战争后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他们延续了向西方学习的探索，另一方面，要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早期改良主义的思想主张。在介绍早期维新派及其改良主张时，可以通过阅读史料的方式，总结有关的思想内容，培养学生阅读史料和分析史料的能力，认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关于“康有为及其变法思想”一目的教学，建议教师引导学生认识康有为的思想与早期维新派的思想之间的承续关系。同时也指出康有为的思想理论更为缜密，并且付诸于实践。建议教师在介绍《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时，要注意深入浅出，重点放在对康有为思想特点的总结、归纳和分析上。对于【学思之窗】中的问题，建议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题目的答案可呈开放性。康有为借助诠释儒家经典来宣传维新主张，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还是利弊兼有？主张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只要言之有理，论之有据，均可成一家之言。以此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勇于创新。另外，也可以引导学生在课外了解一些关于维新运动的不同学术观点，以扩大学生的视野，加深对维新思想及维新运动的进一步的认识。
关于“公车上书和强学会”一目的教学，建议教师引导学生将本目内容与上一目内容联系起来认识，指出上一目主要是介绍康有为的思想理论，本目是进一步介绍康有为维新活动的实践。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分析公车上书、创办《中外纪闻》和成立强学会，在维新运动兴起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因本课介绍的维新派代表人物较多，建议教师可以设计一个研究性学习的方案──“看维新风云人物”，由各学习小组选择一个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通过查找资料，撰写小论文，最终展示各自的研究成果。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初步了解和运用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可使学生通过一个侧面对维新思想和维新运动有更深入的了解。
关于“梁启超和《时务报》”一目的教学，建议教师运用列表的方式，引导学生归纳与比较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三位维新派代表人物的主要活动和主要思想。这样可以使知识内容条理清楚，一目了然，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运用列表的方式进行历史学习的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培养了学生归纳、总结和比较的能力。
建议教师将最后一自然段作为本课的小结。首先引导学生回顾本课的有关史实，包括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各项维新活动，然后再引导学生得出结论，呼应主题。要求学生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2.教学案例
案例一  在学习“早期改良思潮”一目时，用实物投影，或计算机、幻灯展示一组史料，通过阅读、分析史料，理解早期维新派的思想主张。
材料1：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
──薛福成《筹洋务议·变法》
材料2：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育才于学校，论证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
案例二  在学习“康有为及其变法思想”一目时，组织学生讨论康有为的思想特点和【学思之窗】中的问题，引导学生客观辩证地分析问题。
案例三  在学习“公车上书和强学会”一目时，用实物投影，或计算机、幻灯展示以下三幅图片。在学习完本目内容后，请学生为三幅图片配上图片说明。
图片1：《公车上书记》书影。
图片2：《中外纪闻》书影。
图片3：北京强学会旧址。
案例四  在学习“梁启超与《时务报》”一目时，运用列表的方法进行学习。表格可以是教师课前绘制好的，也可以在课堂上引导学生一道来绘制。可一边讲解一边填写，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代表人物活动地点主要著述刊物学会（堂）主要思想梁启超上海《变法通议》
《论中国积弱由于利弊》《时务报》──变法图强
学习西方政治、文教制度
发展近代工业谭嗣同湖南《仁学》《湘报》时务学堂主张变法
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伦理观念
体现民主革命思想严复天津《原强》
《天演论》《国闻报》──主张变法
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
借进化论阐明维新变法主张
四、问题解答
【学思之窗】
想一想：康有为借助诠释儒家经典来宣传维新主张的利弊得失各是什么？
解题关键：客观地分析，辩证地认识。
思路引领：从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维新思想的现实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
答案提示：利在以儒家思想为武器，以孔子为旗号，巧妙地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弊在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软弱性，这使他们不可能真正与封建思想彻底决裂。
【探究学习总结】
（一）本课测评
1.康有为为什么要改造传统儒学思想为变法活动服务？
解题关键：康有为这么做的原因。
思路引领：历史根源、时代背景以及康有为的阶级属性。
答案提示：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无论在政治上或思想文化上，长期受着封建主义正统思想的支配，压在他们头上的是一整套以孔子为偶像的正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体系。进入近代以来，旧的一套已不能应付新局面，国家的危亡，时代的苦难，驱使人们去寻求思想上的新方向，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求真理。但是，封建主义的经典不允许他们“离经叛道”，资产阶级又不具有革命的彻底性，于是，康有为不得不披起孔圣人的外衣，举起“托古改制”的大旗。
2.为什么说梁启超是维新运动时期最重要的宣传家之一？
解题关键：梁启超成为宣传家的原因。
思路引领：梁启超的维新活动。
答案提示：梁启超作为《时务报》的主笔，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如《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利弊》等。在这些文章中，梁启超大声呼吁中国要变法图强，实行君主立宪；要学习西方的文化教育制度，培养有用之才；要大力发展近代工业。梁启超文笔流畅，言辞锐利，富有感情，动人心弦，大大地推动了维新思想的传播。所以说，梁启超是维新运动时期最重要的宣传家之一。
（二）学习延伸
问题讨论：在维新宣传中，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的政治主张各有侧重，试比较异同。
参考答案提示：同：都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思想观念，都主张维新变法。
异：梁启超强调实行君主立宪，改革科举制度，发展近代工业；谭嗣同侧重抨击“君为臣纲”，具有民主革命的思想色彩；严复借用达尔文的进化论，阐明维新变法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3.百日维新　　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 俞岚
一、教学目标
目标
内容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识记
理解
运用
救亡与变法的呼声再起
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康有为两次上书，进呈《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组织保国会，维新变法浪潮激荡全国，形势进一步高涨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从理论宣传转入政治实践的原因，光绪帝没有采纳康、梁激进主张的原因，百日维新的进步意义
探究百日维新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资料阅读
问题讨论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己任，要求变法，顺应历史潮流，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巨大进步
百日维新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百日维新的基本内容
列表归纳
问题探究
维新变法运动是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产物，是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产物与要求，是先进的中国人从学习西方器物递进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与深化
二、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1.知识结构

2.教材分析与建议
重点
百日维新的背景及基本内容。
难点
对百日维新的评价。
教材内容分析与建议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资产阶级维新派走到历史前台，在中国资产阶级远未成熟的时候，发动了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教材从两个方面介绍了这次变法的有关情况：救亡与变法的呼声再起，百日维新。建议教师在教学时结合教材内容，适当利用新闻报道、文件奏折、图片等各种历史资料，创设相应的历史情境，培养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从而体会维新变法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及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对救国之路上下求索的艰辛历程。
本课引言描述了维新变法运动正式拉开帷幕前的中国社会状况。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人民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维新运动进入政治实践阶段。建议教师在这里引导学生分析19世纪末中国的国情，体会变法要求的迫切，并且明确酝酿了数年的维新运动，之所以化为变法而见诸实施，是结合了时势需要和人为因素而成的。
第一目“救亡与变法的呼声再起”
教材以19世纪90年代为历史坐标，描绘了19世纪末列强逐步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的一幕幕图景。以康、梁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为改变现状，救亡图存，极力宣扬变法，他们的主张引起了光绪帝的共鸣，变法形势不断高涨，维新运动从理论宣传转入政治实践阶段。
（1） 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
建议教师在教学时可以适当补充些影像或图片、文字资料，让学生感受到当时的时代氛围，认识救亡图存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
戊戌年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又达到一个狂潮。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被杀，突然出兵占领胶州湾，并无理要求租借胶州湾。愚蠢的清廷竟然邀请俄国舰队来到胶州湾，希望以此遏制德国，结果引狼入室，俄军趁机强占了大连、旅顺两港。1898年农历二月十一日，俄国向清廷要求租借两港二十五年，清廷被迫答应。接着，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九十九年，并把魔爪伸向粤桂；英国要求继续九龙半岛的九十九年借约，更无理强行租借日本撤离后的威海卫；日本则向清廷声明：不得割让与台湾相近的福建省(伺机窥视福建)；俄国更贪婪地祸及满、蒙、新疆。这样，中华民族真正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2） 维新运动转入政治实践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高涨的爱国热情。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皇帝，呼吁变法，酝酿数年的维新运动进入了政治实践的阶段。维新变法运动正式拉开帷幕。建议教师在此处可以采用角色转换法，让学生设想如果他们处于那个环境，会如何应对当时的局势。还可以充分利用教材提供的图文资料，呈显维新人士变法图强的历史图像，让学生体会变法迫切、蓬勃的时代气氛。教师也可以挑选适合学生阅读的资料，或者由教师编制辅讲教材，交付阅读，组织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借此向学生传达历史知识，提升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帮助学生理解和把握历史。
光绪皇帝的意向，是讲述戊戌变法经过的另一要点。维新变法人士努力宣扬变法，那么朝廷方面的态度是什么呢？在介绍光绪帝之前，建议教师可以让学生先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保国会的主要发起人是康有为和御史李盛铎。1898年4月17日，保国会在北京粤东会馆召开第一次会议，康有为在会上演讲，历述帝国主义侵略日急，瓜分危机严重的事实。会上议定《保国会章程》30条。第一条说：“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它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北京、上海设两总会，各省府会设立分会，略具政党规模。后来，保国会又在北京嵩云草堂、贵州会馆开过两次会。康有为将《保国会叙》“榜于会所”，并说：“我四万万同气同种之胄，忍回视其奴隶牛马哉！”他主张“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振之”，“厉愤气以张之”，“奔走呼救”，“以保一大国”（《保国会叙》）。梁启超也在4月21日演说保国会开会大意，说明“瓜分”危机，强调“合群智以讲求之”（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国闻报》）。保国会是御侮救亡的团体，规模比强学会大， 它的成立具有爱国意义。
各地的维新报刊和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到1897年底，全国出现了讲求维新变法的政治性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报刊19种；到了1898年，学会、学堂、报馆合计达300所以上，由此也可见维新变法风气在全国各地蓬勃的情况。
在讲述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进一步高涨时，建议教师指导学生观看教材提供的张之洞及其《劝学篇》。
第二目“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又称戊戌维新或维新运动，运动的高潮发生在1898年，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维新”在这里是指提倡新学、推行新政、实施新法。
（1） 维新变法的开始
建议教师在这里帮助学生弄清“定国是诏”“百日维新”两个重要概念。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即《定国是诏》，表示变法决心。上谕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朕为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基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以皇帝名义“诏定国是”，其目的是“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2）维新变法的基本内容
教师可以先出示有关史料，询问学生它反映的是百日维新中哪一方面的内容，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进而转入对这部分知识的学习。建议教师通过列表格的方式帮助学生归纳维新变法的基本内容及其影响。
在四月二十三日的明定国是诏以前，光绪皇帝已经颁发过若干类似 “行新政”的诏书。在这以后，这一类的诏书又陆续不断地大量发出，甚至一日数令，倾泻而下。传统的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不能照旧不变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相继受到皇帝接见，维新主张不再被认为非法。议论新政，高谈变法，成为一时的时髦的风气。在光绪皇帝广开言路的号召下，呈送给皇帝的条陈纷至沓来。七月二十七日光绪皇帝还下了一道上谕说：“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以补我所未及”。这是说要向西方学习。又说：“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这是说一定要变法行新政。又命令各省各州县官员要切实进行宣讲，务必使“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所有关乎新政之谕旨”做到“家喻户晓”。
（3） 未实行的措施
从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一系列变法诏书看，他虽然采纳了维新派提出的一些主张，但却根本没有涉及设议院、开国会、制定宪法等政治主张，只字不提建立君主立宪制这个要害问题，这充分说明光绪帝的变法诏令决不是在实行一种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这也表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行动比他们的宣言落后了。变法只局限在社会上层，没有深入广大民众，因而没有形成变革旧制度的巨大力量。建议教师结合【学习延伸】中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和《上清帝第四书》中都提出了召开国会的建议，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又提出了定宪法的要求，并在奏书中多次提出“君民合治”的主张。这些都是维新派的最主要的政治纲领。可是，他的这种主张，在百日维新的上谕中没有只字的反映。光绪皇帝允许资产阶级发言的限度，仅仅是“士民有上书言事者，……不准稽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
康有为的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建议是：“开制度局于宫中，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总裁，议定参预之任，商榷新政，草定宪法，于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这是《应诏统筹全局折》和《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的中心内容。制度局下面又设法律局等十二个局来分管各事。康有为关于制度局的第一次奏折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送上去以后，光绪皇帝交给总理衙门大臣“妥议具奏”。拖了两个多月，庆亲王奕?复奏，否定了康有为的建议。皇帝又命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大臣重议，“毋得空言搪塞”。但是，仍遭到这些大臣们的坚决抵制。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锋等于六月十五日复奏，提出了些所谓“变通办法”，把康有为的建议实际上否定了。对于世锋等的复奏，光绪皇帝表示同意，“奉旨允行”。关于制度局的第二次奏折送上去以后，也石沉大海，连下部议的待遇也没有得到。
（4） 维新的初步成果
建议教师先给学生呈现变法后的社会景象，让学生体会到百日维新的进步所在。和学生一起探讨百日维新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还可在学习本目知识的基础上，适当引入史学界对戊戌变法性质的研究，比较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百日维新，进而对本课内容进行小结。
仅几月间，戊戌变法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效果，激荡神州、振奋人心，出现“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的局面。该年上海出版的英文《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报道：“激进的改革举世为之震惊，第一他们终止了对外国人的传统憎恶和闭关自守的政策，鼓吹与列强友善与结盟的政策，倡导全国开放；第二他们改革了那个愚蠢傲慢、自称世界第一的教育制度；第三不复以中国文明与制度为自满，维新派在各个部门都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比起这个青年中国来，就连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堂乎其后。”西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多位评论家都对康先生倡导的改革给予极高的评价，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其主编的《Cambridge: China History of The late Ching 1800～1911》（《剑桥晚清史（1800～1911）》）中说：“康有为政治纲领的目标是一系列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如果付诸实施的话，等于一场‘来自上面的根本性革命’──那今日中国早就不是贫弱的样子了！”
但是，维新措施还是取得了初步成效。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秩序，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先进科学文化的传播。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关于第一目“救亡与变法的呼声再起”的教学。为了让学生感受到救亡图存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教师可以这样导入“拿破仑关于中国有一句名言，‘中国是头睡狮，就让它永远睡下去吧！’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确实像一头睡狮，但鸦片战争的炮火使这头睡狮逐步醒来。鸦片战争导致新思想的萌发，甲午中日战争导致更多的中国人醒来。”接着，教师可以播放有关的影像资料，还可以出示有关的图片资料如时局图，创设相应的历史情境。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设想如果他们是生活于19世纪末那个动荡年代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会如何去应对当时的局势，如何去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进而转入对康、梁维新派探索的讲述。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已经从理论宣传转入政治实践阶段，教师可以出示康有为的照片，在学生之前所学的基础上适当补充，并让学生分析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中的主要观点，思考康有为为什么要提出这些主张？这些主张的提出在当时产生了什么影响？在这里教师还可以重点介绍一下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的有关内容，并引导学生思考朝廷方面的态度是怎样的。建议教师充分利用教材提供的图片资料和【历史纵横】中的内容，让学生感受到维新变法的浪潮已经激荡全国。到了1898年，在各种改革力量的推动下，维新变法的形势进一步高涨，在这里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教材提供的张之洞及其《劝学篇》的内容作适当分析。
关于“百日维新”一目的教学。教师应在教学中让学生明确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是变法的开始。可以让学生阅读相关史料了解这一历史事件。教师还可以对戊戌变法的含义作适当界定。关于百日维新基本内容的教学，教师可以先出示下面的材料“人人封章，得直达于上。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民间疾苦，悉达天听。每日每署封章皆数十，上鸡鸣而起，日晡乃罢。阅览奏章，犹不能尽。”（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询问学生它反映的是维新变法哪一方面的内容，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然后引导学生列出表格从除旧、布新、作用、局限性四个方面总结维新变法的基本内容，对某些措施的影响可做适当延伸。对于维新派的一些激进主张，光绪帝没有采纳，在这里教师可以引用开放性的题目组织学生展开讨论：“读史的人往往很同情光绪帝，以为他是维新派的一个皇帝，并代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企图实行一种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这种看法是否符合史实？试就维新派的基本要求与百日维新实践之间的差距，谈谈你的看法。”这也是课本【本课测评】中第2题所涉及的内容。通过教学让学生明确，维新派的实践实际上比他们的宣言落后了。在了解了维新变法的基本内容后，教师可以先描述一下变法措施颁布后的社会景象，然后和学生一起探究百日维新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教师还可在学生学习了本目知识的基础上，适当引入史学界对戊戌变法性质的研究，组织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及从社会背景、领导力量、具体措施和国际环境等方面比较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百日维新，进而对本课内容进行小结。
2.教学案例
案例一  在讲到“救亡与变法的呼声再起”一目时，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进行分析。
“皇上若决定变法，请先举三者。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躬申誓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一定舆论，设上书处于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仪皆平等，略如圣祖设南书房，世宗设军机处例。……”
──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1898年1月29日）
《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光绪帝对这个奏折非常满意，更坚定了他变法的决心。这个奏折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施政纲领。康有为在此奏折中提出了有关变法的三项预备性措施，即：大集群臣，诏定国是；设上书处，许天下士民上书；设制度局，重定章程。
案例二  在讲到“百日维新”一目时，可以设计相关问题，加深学生的理解。
有的史学家认为在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期，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经历了“睁眼看世界”、“走出国门看世界”和“仿洋改制看世界”三个历程。据此回答下列问题：①简要分析中国人民探索所经过的每个历程的主要原因；②简要评述三个历程的实践结果。
①“睁眼看世界”。受鸦片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一批有识之士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他们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历史、地理，总结失败的教训，寻找御敌的方法。“走出国门看世界”。在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打击下，清政府统治集团为挽救统治，进行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仿洋改制看世界”。甲午战争失败后，马关之辱和瓜分狂潮，使中国人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耻辱感。先进的中国人把认识世界与变法维新结合起来。②“睁眼看世界”对开阔人们的眼界，引导人们注意世界形势起了积极作用。“走出国门看世界”使得清政府陆续派官吏常驻外国，并派遣留学生。客观上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仿洋改制看世界”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先进科学文化的传播，并给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参政的可能性，初步动摇了封建统治秩序。
四、问题解答
【学思之窗】
想一想，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了何种作用？
解题关键：顾问和策划者，推动作用。
思路引领：光绪帝对康有为建议的采纳情况；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的地位和作用。
答案提示：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充当了光绪帝的顾问，是维新变法运动的策划者。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不仅承担了传统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的责任，而且还是新知识、新思想的传播者，更是破坏旧秩序的身体力行者。他们的相当一部分主张被光绪帝采纳，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
【探究学习总结】
（一）本课测评
1.“百日维新”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解题关键：“百日维新”的基本内容。
思路引领：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教育方面、军事方面。
答案提示：主要措施见教材相关内容。
2.为什么说“百日维新”基本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愿望与要求？
解题关键：“百日维新”没有反映维新派的全部愿望与要求。
思路引领：光绪皇帝有选择地采纳了维新派的主张；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愿望与要求得到基本反映。
答案提示：光绪帝没有采纳康梁等人提出的“行宪法，大开国会”，设立制度局等激进主张，光绪帝的变法上谕，基本上反映了维新派的愿望和要求，但实际上维新派的实践比他们的宣言落后了。
（二）学习延伸
略
4.戊戌政变　　江苏省南京中华中学 周立新
一、教学目标
目标
内容
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识记
理解
运用
新旧势力的交锋
慈禧解除翁同龢的军机大臣职务；任命荣禄为直 隶总督；光绪帝任命“军机四卿”；光绪帝和维新派拉笼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游说外国列强支持变法
百日维新失败的原因和其历史意义
探究光绪帝和维新派为什么推行新政失败；探究戊戌变法的失败和中国近代化道路曲折的关系
对比分析
守旧势力抵制和反对新政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维护自身统治权力，是反动的。维新派试图尝试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是进步的
百日维新的失败
9月21日慈禧和守旧势力发动政变， 囚禁光绪帝于瀛台， 强迫光绪帝上谕请太后重新主政； “戊戌六君子”； “百日维新” 宣告失败
情境再现
维新派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尤其以谭嗣同为代表的为变法而甘愿牺牲的精神可歌可泣。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为中华文明发展史提供了宝贵财富
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变法的历史意义
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变法的历史意义
问题探究
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近代化漫长曲折
二、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1.知识结构

2.教材分析与建议
重点
戊戌政变；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意义。
难点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教材内容分析与建议
本课教材主要向学生介绍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经过，教材对比说明了在戊戌变法中新旧势力的交锋情况，阐明了百日维新的失败结局，在史实的基础上理性分析了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变法的历史意义。关于本节内容的文字和影视资料比较丰富，建议教师在教学中适时进行补充，增加学生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感性了解，为深入分析和认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奠定基础。
本课引言是用富有感染的文字介绍了屠杀戊戌六君子的悲凉场面，在此基础上点明“波澜壮阔的戊戌变法运动悲壮失败”，并进一步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升华到新的层面：中国走向近代化社会的道路是多么的坎坷和曲折。建议教师带领学生有感情朗读这一内容，让学生对“监斩官草草宣布了朝廷的判决，刽子手操起了屠刀…”进行情景想象，让学生看到当时掌权者残暴、冷漠。然后通过提问“六壮士为什么要遭屠杀？”“波澜壮阔的戊戌变法运动为什么会悲壮失败呢？”教师引导学生进入本课学习。
第一目“新旧势力的交锋”
教材阐明推行改革和阻碍改革两股政治力量的交锋最直接的表现是人事任免权上尖锐斗争，旧势力的代表慈禧太后占据权力的优势，拥有雄厚的根基，于是，解除推行改革的重要人物的职务，并安插亲信掌管军事，控制京津地区。而新势力依靠的光绪帝是被动反击，明显势力单薄，缺乏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员的支持，改革机构形同虚设，本想拉拢重用掌管军事的袁世凯，却不料袁和守旧势力密切勾结，对袁缺乏正确认识的新势力军事力量上依旧是空泛苍白。为了改变现状希望得到外国列强的支持，结果也落空了。以上说明新旧势力的交锋中，新势力明显处在劣势，为变法最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1） 围绕人事任免权的斗争
首先要明了新势力和旧势力的概念。新势力指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变新祖宗之法，政治上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新势力的依靠是无实权的光绪帝，光绪帝有变法图强的意愿，同时，也希望借维新势力增强同慈禧斗争的砝码。于是软弱的维新派和同样软弱的光绪帝互为依靠。旧势力是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坚守“祖宗之法”，反对西学变法，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大多趋炎附势，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追随旧势力，所以，旧势力在朝廷权高位重，在中央和地方很有力量。新政不久，慈禧便解除了支持新政的光绪帝老师翁同龢的军机大臣职务。翁同龢出身“状元门第，帝师世家”，甲午战争的失败坚定了翁同龢更张旧法的信念。翁同龢是最先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的清廷大员，是早期维新派与光绪帝联系的搭桥人。慈禧开缺翁同龢使其远离光绪帝，同时，又把她的亲信荣禄推为直隶总督，掌握北洋三军，控制京津地区。慈禧将人事任免和军权牢牢控制在手中,新势力的变法在慈禧严密监视下进行。从地方势力看，变法开始后，皇帝发布的上谕很多， 真正实行的只有湖南，1895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力行新政。兴矿务，设电信，置小轮，立制造公司，创南学会，主持时务学堂，办《湘报》，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后来，陈宝箴又保荐杨锐、刘光第入军机处筹划新政。由于地方势力的互相推委，变法流于形式，为了贯彻改革，光绪帝也进行了反击。御史文梯参奏康有为“任意妄为”，被光绪帝革职。9月4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位堂官阻挠部员王照上书，光绪帝下令把许应骙等六人全部革职，赏王照三品顶戴，以示鼓励。同时光绪帝提拔了军机四卿：谭嗣同、刘光弟、杨锐和林旭。他们都是在甲午战争的失败刺激下热情支持变法年轻人，缺乏社会根基。以谭嗣同和刘光弟为例。甲午战争后，谭嗣同愤中国积弱不振，要求变法图强。在浏阳筹设谟学格致馆，未成。后游历北京，结识梁启超等维新名士。1897年，与梁启超等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变法新政，应召入京，受光绪帝召见，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事宜。刘光第也是在甲午失败的激愤中成长为一个进步的爱国官僚士大夫。军机四卿的职位虽然不高，但“凡有章奏，皆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军机大臣侧目而视矣”，“名为章京，实为宰相也”。
（2）光绪帝的反击使新旧势力间的矛盾尖锐化和表面化
朝廷中守旧势力用各种方式接近慈禧，使原本就对变法不热心的慈禧加快了反对的步伐。掌握军事的荣禄也筹划借天津阅兵之机废帝，由慈禧训政。慈禧公开派人监视光绪帝，调配军队。
面对危险的形势，光绪帝和维新派没有自己可依赖的军队，也不敢发动群众，于是拉拢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袁世凯一向是政治两面派，当年袁世凯把康有为的“万言书”递交到督办军务处，并参加强学会。在变法运动达到高潮时，袁世凯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这些现象让维新派认为袁世凯是支持变法的，于是光绪帝接受了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主张，召见握有重兵的袁世凯，特赏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可是袁世凯却是个政治上首鼠两端的人，在考虑政治得失后，暗中和实权派的慈禧等守旧势力勾结。
新势力力图通过西方势力的干预改变被动局面，自然也是没有结果。
教学建议：可以采用分两组，分别代表新旧两势力，然后依照教材内容，罗列各派别的招，并将之对应写在黑板上，让学生在过程中体验新旧势力的交锋。提问：变法不久，慈禧就开始加大对人事任免权的控制和军权的控制说明了什么？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为什么对变法阳奉阴违？列举光绪帝和维新派软弱的举措。通过本节内容的分析，较好地为第二目“百日维新的失败”做铺垫。利用教材中【历史纵横】和慈禧的图片，加深学生的感官认识。
第二目“百日维新的失败”
（1） 光绪帝授密谕
光绪帝在短短的几天内进行了一系列维护改革的举措，在守旧势力看来光绪帝听信“康党”之言所采取的激烈举动，已大大违背了“祖宗之法”，危及到了权贵们的切身利益。经过密谋，决定奏请慈禧“训政”，中止光绪帝处理政务的实际权力以扭转局面。而掌握实际最高权力的慈禧从一开始就希望所谓的变法在她能接受和控制的范围内。可是光绪帝竟然自作主张，慈禧自然恼怒。在光绪帝提出想建懋勤殿进行议政时，慈禧不准，且训斥光绪帝。光绪帝惊慌失措，迅速召见杨锐商议对策，授密谕，表示自身难保，求救。再次召见袁世凯，进一步拉拢，擢授侍郎，专办练兵。并暗示他可不受荣禄节制。面对危急的形势，康与林旭、谭嗣同、梁启超等共商，决定劝袁举行政变。袁世凯不置可否。这一幕反映了光绪帝和维新派穷于被动应付，胸无良策。此时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2）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是日本前首相，对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日本为了和俄国争夺在华权益，表示愿意帮助中国改革。伊藤博文访华就是为了此目的。光绪帝“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 。这里说的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具体是指日本的前首相伊藤博文和英国人李提摩太，皇帝准备聘请他们为顾问官。目的有二：其一是贯彻维新派的一向主张联合英、日以抗衡俄国的外交路线，试图依靠英、日的帮助，来巩固皇帝和维新派的地位，对慈禧等守旧派构成威慑；其二向日本学习明治维新的经验，由伊藤指导变法改革。9月11日，伊藤博文以所谓私人游历的身份来到天津。他的到来使守旧派感到十分恐惧，担心外国人会干涉清廷的内政，支持光绪帝。伊藤博文访华增加了慈禧的恐慌和不满，慈禧担心沦落和日本守旧势力一样的结局，于是加快了政变的步伐。
（3）戊戌政变
御史杨崇伊请太后训政，慈禧自颐和园还宫，荣禄节制的董福样军入京，聂士成军向天津集中，开始军事布控。慈禧开始了新一轮的“临朝听政”，对外称光绪帝身体不佳，将之安置在瀛台，实际是囚禁光绪帝。在威迫下光绪帝发布上谕，恳请慈禧重新主政，并下令搜捕康有为。慈禧由暗中控制到公开干涉了。是什么原因呢？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 。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慈禧采取措施，以稳定政局。同时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密令搜捕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虽然因捕拿康氏兄弟使得京城气氛一度紧张，但形势基本上较为平和，对于皇帝特擢的军机四卿亦只是不再入值而已，其他与康关系密切的新党人物也未受到波及，至少慈禧等人并不急于要大规模的血腥镇压。事态在23日突然发生了逆转，京城的气氛再度紧张，这种变化则是袁世凯告密直接引起的。维新派有针对慈禧的兵变计划，直接威胁到她的地位和生命。光绪帝陷入“谋逆”一案，无法辩驳，从而招致慈禧的痛恨，于是下达逮捕军机四卿和其他维新人士。康有为得到消息迅速离开北京，逃往香港。梁启超化装离开北京，逃亡日本。而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命丧顽固派的屠刀之下。这里着重要提到的是谭嗣同，在可以逃生的情况下，决意用生命唤醒民众，挽救改革，昌盛中国，从而慷慨从容赴刑场。鲜血染红了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鲜血也警示历史：在当时的中国和平改良道路行不通。
教学建议：首先观看戊戌政变视频，回味课本前的序言内容，充分利用情景教学。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体验，将光绪帝授密谕和谭嗣同拜访袁世凯以及谭嗣同从容就义的内容写成一幕小话剧，编写出对话，注意刻画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还可以分组的方式进行讨论“如何看待谭嗣同的言行”“戊戌政变一定具有必然性？”而对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一事，为何慈禧非常敏感，最好是老师解说清楚，以便学生理解。
第三目“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变法的历史意义”
本目内容包括两大方面：一、从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阶级、组织结构、群众基础、手段方式等方面分析变法失败的必然性，说明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中国进入近代化的艰难曲折。二、 通过对戊戌变法爆发的时代背景、 戊戌变法的目标、 戊戌变法的内容等方面分析变法的历史意义。
（1） 变法失败的原因
戊戌变法的领导阶级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生存，因而，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而中国封建统治有着近两千年的历史，清朝建立了一套较完备的机制，掌握实权的慈禧有政治手腕，有雄厚的统治基础，所以，相比较而言，封建势力十分强大。由经济基础而引出的阶级力量对比的悬殊是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再从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 脱离群众， 只是寄希望没有实权的光绪帝， 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企图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有限改革， 以上诸多方面暴露了维新派在维新运动中的问题， 这是导致运动失败的主要因素。
（2）失败的教训
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漫长而又曲折。
（3）变法的历史意义
从时代背景分析，变法运动是在中华民族遭遇空前危机的情况下开始的，尤其在甲午战争失败于邻国日本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绝非耸言危听。《马关条约》签订时出现的“公车上书”成为变法的开始。所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是变法的直接目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变法是爱国的，是进步的。
从变法的内容看，政治上要求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看，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看，推行资本主义是中国的出路，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从变法运动的过程看，上书、演讲、办团体，宣传变祖宗之法，兴民权，学西学，这样必然要和封建思想和文化进行斗争，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所以说，变法是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其许多遗产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教学建议：就本节内容对本课进行小结。首先和学生一起对戊戌变法的过程进行回忆，在此基础上，老师提出思考问题：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如何看待结局是失败的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意义？让学生按照问题分小组，带着问题多渠道查找资料，分析资料，得出历史结论，然后让学生分小组交流各自的收获。在协作交流的学习过程中加深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探讨和历史意义的分析。
单元小结
本单元以戊戌变法这一历史事件为中心，阐述了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40年的历史。这一时期，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剧，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性质从不断加深，直到“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世纪60年代，在外国侵略加剧、太平天国运动打击的背景下，洋务派掀起洋务运动。其主观目的是利用西方科技来巩固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却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加速了旧的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
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中国边疆出现危机并不断加深。甲午战争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表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新阶段，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
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狂潮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关头。新兴的资产阶级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维新变法运动颁布了一系列有利发展资本主义、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推动了新思想的传播和社会的发展，但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最终导致失败，中国又一次丧失了民族振兴的机会。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关于“新旧势力的交锋”一目的教学。首先进行谈话法，让学生回忆前一节内容，找出新旧势力的代表人物、主要观点、代表的阶级等，对新势力和旧势力形成较为明确的概念，要清楚光绪帝是新势力的代表人物，还要弄清为什么光绪帝是新势力的代表人物。然后让学生阅读课文前的引言，回答引言反映的事件标志着什么势力的失败？让学生明白是新势力的失败，继而引出问题“为什么新势力会失败呢？”引导学生看课本正文，找出新旧势力各自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所采取的措施，找出双方的交锋点是人事安排和军事力量的控制，判断交锋中双方的态势是 新势力处在弱势。利用课本中那幅慈禧的插图，让学生对慈禧的政治手腕有个感性认识。完成以上的铺垫后，阅读【历史纵横】，然后指导学生结合史实分析新势力处在弱势的原因，最终让学生明确新势力的力量不足，在当时根本不是旧势力的对手，而这是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弱小导致的。所以要认识戊戌变法的失败具有必然性。
关于“百日维新的失败”一目的教学。梳理百日维新中新旧势力冲突的产生、发展和扩大的几件大事，指导学生梳理如下：慈禧太后训斥光绪帝──光绪帝授密谕──谭嗣同请求袁世凯起兵勤王──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慈禧“临朝听政”囚禁光绪帝──袁世凯将密谕曝光──屠杀戊戌六君子──取消新政──百日维新失败。然后分小组讨论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慈禧的强横、光绪帝的软弱、袁世凯的不义，使维新变法运动一步步走向失败，首先是光绪帝失去政权，慈禧开始训政，随着袁世凯曝光了皇帝的密谕，慈禧的血腥镇压从康有为扩大到军机四卿以及其他维新人士，最终是血淋淋的戊戌六君子。阅读【学思之窗】，看谭嗣同照片，学生讨论想一想的问题：谭嗣同这些言行反映了维新志士何种风貌？最后教师小结。
关于“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变法的历史意义”一目的教学。从分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入手，分析戊戌变法运动领导阶级的力量，指导学生认识这是失败的根本原因。然后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其他原因。首先让学生明确作为一个伟大的成功的政治运动应该具备的因素是：要有鲜明正确的政治主张，要有坚强团结的领导核心，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要有切实可行的政治内容，要有积极贯彻政策的中层力量，要有控制局面的力量，比如军权； 等等。然后让学生对照戊戌变法运动，找出失败的原因。虽然失败了，但作为一个规模影响很大的政治运动，其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那么如何分析其意义呢？问：戊戌变法的背景是什么？从原因背景上看运动的动机目标是什么？ 意义何在？衡量一场运动的性质和意义要从其政策内容看。问：戊戌变法期间提出的方针要求是什么？颁布的政令是什么？其意义如何？还可以从运动过程中表现的方式手段看客观影响和意义。问：戊戌变法中康有为和梁启超创办了哪些政治组织？有哪些主要的活动？其带来的影响和意义是什么？最后老师小结。
2.教学案例
案例一  在介绍新旧势力的交锋的内容时，采用图示对比法。
新势力　　　　　　　　旧势力
（弱，受约束）光绪帝　　　　　慈禧太后 （强，控制主宰）
（解除远离）翁同龢　　　　　　荣禄（提升重用）
（地方官员个别代表）陈宝箴　　大多数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
袁世凯（两面派，给新势力设陷阱）
群众基础弱　　　　　　　　　　社会基础厚
结合上图分析新旧势力的交锋点和双方的态势，很直观看出新势力弱而旧势力的强。
案例二　在介绍百日维新的失败过程时，采用情景再现、角色体验法。
让学生课外阅读李敖的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看电影《谭嗣同》或《大刀王五》等片段，在情景再现的基础上，让学生设计编写一段包含“光绪帝授密谕、谭嗣同带密谕见袁世凯、袁世凯将此事曝光、谭嗣同慷慨就义”的小话剧， 体验慈禧的专横、光绪帝的怯弱、袁世凯的首鼠两端、不仁不义、谭嗣同的壮怀激烈。谭嗣同的慷慨捐躯，谱写了近代史上志士仁人为国家前途不惜以热血生命唤醒国民的一曲壮烈悲歌，他的精神、气节值得后人景仰。
案例三  在学习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变法的历史意义一目时。教师采用问答法，师生互动交流法。
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什么？答：革命性和软弱性。问：为什么？答：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弱小。问：领导维新变法的是哪个阶级？得出是资产阶级。让学生明确光绪帝不是资产阶级但他成为戊戌变法的领导人，这是时代背景和宫廷权力之争的产物，也不排除光绪帝不想成为亡国之君的愿望。 这样引导学生分析戊戌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特点作用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和封建势力的对比悬殊很大，无法抗衡。
四、问题解答
【学思之窗】
材料见教材。
谭嗣同的言行反映了维新志士何种风貌？
解题关键：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各国的变法都是要流血的，如今中国变法还没有听说流血的，这是中国不昌盛的原因。那么就由我第一个流血牺牲改变这种情况吧！”这段话。
思路引领：文中的流血不能等同于武力斗争。且中国不昌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牺牲自我的动机是爱国。
答案提示： 找出其言其行；肯定其浓烈的爱国情操；大无畏的精神；简单且偏颇的认识。
【探究学习总结】
（一）本课测评
1.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解题关键：分清失败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原因。
思路引领：新势力的阶级力量和旧势力的阶级力量的对比是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新势力自身的不足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答案提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力量薄弱；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要阶级来源的新势力力量有限；旧势力的阶级根基封建势力在中国有千年的历史，力量雄厚；且朝廷中慈禧和光绪帝是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悬殊的力量对比是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新势力在变法过程中没有发动群众，缺乏群众基础；执行新政的地方官员阳奉阴违，新政无法落实；变法采用“和平”“合法”的手段和自上而下的方式；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等等。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2.戊戌变法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解题关键：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
思路引领：从戊戌变法的动机目标、从颁布新政的具体内容、从变法的思想基础、从戊戌维新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角度等等进行思考。尤其要注意戊戌维新如何进行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和启动了人和社会建构方式的现代化工程。
答案提示：变法图强救亡图存是变法的直接目的，爱国性；进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尝试，发展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和趋势；变法的思想基础是资本主义学说，抨击封建文化宣传资产阶级文化，就是促进近代思想的启蒙，就是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影响；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二）学习延伸
略
第九单元　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清政府向列强的借款
第一条现中国国家订借四厘息法银虚数四万万法郎，计合德银三万二千三百二十万马克，合英金一千五百八十二万镑，合荷兰银一万九千一百二十万佛洛林，合俄银一万万金卢布。此项名为“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中国四厘息金钱借款”，所有本息均可照法郎、金镑、马克、荷兰之佛洛林、俄之金卢布合算，即以五百法郎合德银四百零四马克、英金十九镑十五先令六便士、荷银二百三十九佛洛林、俄银一百二十五金卢布为定价。
第九条  此项借款以中国海关所入税项及存票作为押保。……
──《中俄四厘借款合同》(摘自《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
第七款  此一千六百万镑之借款，全应以中国通商各关之税银为抵偿还，除以前抵税所借未还之款，仍应先为偿还外，嗣后若再有抵税款目，总以此次借款本银利息尽先偿还。此款或全未还、或未还清以先，倘有用税借抵他款用付本利一切事宜，不得订明在此次借款之前，亦不得订明与此次借款平行办理，并总不得令此借款以关税逐年抵还之质保有所窒碍减色。将来若再订立抵税借款，务于合同内载明所有付还本利等事，俱在此次借款之后办理等语。如中国海关税银付还此款本利不敷，中国国家应另外设法付还。至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
──中国向英德借款合同
早期改良思想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事，为文官者，必出自仕学院，为武官者，必出自武学堂，有升迁而无更调，各擅所长，名副其实，与我国取士之法不同。善夫张靖达公张树声，淮系将领，光绪年间曾任两广总督，谥靖达。云：“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趋步，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然我国深仁厚泽，初定制度，尽善尽美，不知今日海禁大开，势同列国，风气一变，以至于此。《易》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年来当道讲求洋务，亦尝造枪炮，设电线，建铁路，开矿，织布，以起而应之矣。惟所用机器，所聘工师，皆来自外洋，上下因循，不知通变。德相卑士麦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
──郑观应《盛世危机·初刊自序》
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力以权分，权分而力弱。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必仍至于不公不法，环起而陵蔑之。故欲藉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佥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此所以交际邻封，有我薄人，无人薄我。人第见其士马之强壮，船炮之坚利，器用之新奇，用以雄视宇内，不知其折冲御侮，合众志以成城，致治固有本也。
……
今之公卿大夫，墨守陈编，知古而不知今；游士后生，浪读西书，知今而不知古，二者偏执，交相弊也。夫中国生齿四百兆，其中岂无一二通才，洞悉古今利弊，统筹中外局势，思欲斟酌损益，为国家立富强之基。顾其人类多斧柯莫假，见用无由；即幸而事权在握，自谓可一展其才，然和衷少而掣肘多，往往创办一事，聚议盈廷，是非莫决，甚且谓其更张成法，蜚语中伤，谗书满箧，于是不得不出之因循粉饰，以求苟安，卒之豪杰灰心，而国势亦日趋于不振矣。西人谓我中国人材通病，京官曰畏葸，曰琐屑；外官曰敷衍，曰颟顸。畏葸者，同官互相推诿不肯任怨，遇事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察及毫末，自负精明，不顾大局是也。敷衍者，蒙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只贪小利是也。颟顸者，徒具外貌，实无把握，空言塞责，不切事情是也。夫畏葸也，琐屑也，敷衍也，颟顸也，皆弊之太甚而不可不去者也。去之之道奈何？请一言以蔽之，曰，是非设议院不为功。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
康有为的改革思想
孔子改制托古大义，全见于此。一曰素王之诛赏，一曰与先王以托权。守经之徒，可与立者也。圣人但求有济于天下，则言不必信，惟义所在。无徵不信，不信民不从，故一切制度托之三代先王以行之。若谓圣人行事不可依托，则是以硁硁之小人律神化之孔子矣。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严复的变法主张
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蝟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嗟乎！夫谁知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也哉？此庄周所以有肢箧之说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
──严复《辟韩》
《公车上书》（节录）
夫言战者，固结民心，力筹大局，可以图存。言和者，解散民体，鼓舞夷心，更速其亡。以皇上圣明，反覆讲辩，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必当独断圣衷，翻然变计者。不揣狂愚，统筹大计，近之为可战可和，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远之为可富可强，而必无敌国外患之来。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而已。
……
今日变甚急，天下未为乏才，而未闻明诏有求才之举，似非所以应非常之变也。夫有非常之事变，即有非常之才应之，同治中兴之臣，率多草泽之士。宋臣苏轼谓：“智名勇功之人，必有以养之。”伏乞诏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抚两司，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引见擢用，随才器使。昔汉高之于樊哙，每胜增其爵级，其于韩信，一见即拜大将。凡有高才，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故求才之诏宜下也。夫人主所以驾驭天下者，爵赏刑罚也。赏罚不行，则无以作士气：赏罚颠倒，则必至离民心。今闻日本要我以释丧师之将，是欲以散众志而激民变也。苟三诏既下，赏罚得当，士气咸伸，天下必距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急，所谓下诏鼓天下之气者此也。
……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而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国交争，必至四分五裂。《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为理。”若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则我世祖章皇帝何尝不变太宗文皇帝之法哉？若使仍以八贝勒旧法为治，则我圣清岂能久安长治乎？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驯至于亡，与变法而光宗庙之威灵，可以大强，孰轻孰重，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不揣狂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之之法，富国为先。户部岁入银七千万，常岁亦已患贫，大农仰屋，罗掘无术，鬻官税赌，亦忍耻为之，而所得无几。然且旱潦河灾，船炮巨帑，皆不能举。闻日本索偿二万万，是使我臣民上下，三岁不食，乃能给之。若借洋债，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无偿理，是自毙之道也。与其以二万万偿日本，何如以二万万外修战备、内变法度哉？
……
夫中国大病，首在壅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欲进补剂，宜除噎疾，使血通脉畅，体气自强。今天下事皆文具而无实，吏皆奸诈而营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
梁启超论变法
难者曰：中国之法，非不变也，中兴以后，讲求洋务，三十余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衄，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之果无益于人国也。释之曰：前此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惩前毖后，亡羊补牢，有天下之责者，尚可以知所从也。
今之言变法者，其荦荦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属流丐，体之羸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死亡无恤其家之典，能洁己效死乎？图学不兴，厄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功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利乎？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报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其稍进者曰：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县皆设学校，然立学诸务，责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尽善乎？如是，则兴学如不兴。自余庶政，若铁路，若轮船，若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盖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万事皆同出于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棼之，故百举而无一效也。
──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
谭嗣同的变法主张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观夫乡社赛会，必择举一长使治会事，用人理财之权咸隶焉。长不足以长则易之，虽愿农愚妇犹知其然矣，何独于君而不然？岂谓举之戴之，乃以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滥纵其百官，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一切酷毒不可思议之法，由此其繁兴矣。民之俯首帖耳，恬然坐受其鼎镬刀锯，不以为怪，固已大可怪矣，而君之亡犹愿为之死节！故夫死节之说，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民之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然则古之死节者，乃皆不然乎？请为一大言断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人之甘为宦官宫妾，而不免于匹夫匹妇，又何诛焉？夫曰共举之，犹得曰吾死吾所共举，非死君也；独何以解于后世之君，皆以兵强马大力征经营而夺取之，本非自然共戴者乎！况又有满、汉种类之见奴役天下者乎！夫彼奴役天下者，固甚乐民之为其死节矣。
──谭嗣同《仁学》
张之洞《劝学篇》（节录）
庙堂旰食，乾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愤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 敌未至无与安， 吾恐中国之祸， 不在四海之外， 而在九州之内矣！
……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师习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政府所令，议员得而驳之，议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夫一哄之市必有平，群盗之中必有长，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乡私其乡，士愿坐食，农愿蠲租，商愿专利，工愿高价，无业贫民愿劫夺；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环球万国必无此政，生番蛮獠亦必无此俗。至外国今有自由党，西语实曰里勃而特，犹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译为公论党可也，译为自由非也。
……变法者，朝廷之事也，何为而与士民言？曰：不然。法之变与不变，操于国家之权，而实成于士民之心志议论。
……
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1898年1月29日）（节录）
二万万华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诸国眈眈，朵颐已久，慢藏诲盗，陈之交衢。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蚁慕膻，闻风并至，失鹿共逐，抚掌欢呼。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诸国咸来，并思一脔。昔者安南之役，十年乃有东事，割台之后，两载遂有胶州，中间东三省，龙州之铁路，滇粤之矿，土司野山之边疆，尚不计矣。自尔之后，赴机愈急，蓄势益紧，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户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国政。枢垣、总署，彼皆可派其国人；公卿督抚，彼且将制其死命。鞭笞亲贵，奴隶重臣，囚奴士夫，蹂践民庶。又其甚则且如土耳其之幽废，如高丽之祸及宫闱；又甚则如安南之尽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又如波兰之宰割均分，而举其国土；马达加斯加以挑水起衅而国灭，安南以争道致命而社墟。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而不可得矣。
……
近俄与日本、暹罗，变政维新，遂以辟地自强矣。印度、土耳其、埃及，守旧不改，遂以削地灭亡矣。夫守祖宗之成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土地，与稍易其法，而能保其地，孰为得失？狃中国之体制，而不能保中国之民，与稍变其制，而能保其民，孰为轻重？新旧变守之效如此，皇上果何择焉？
《马关条约》（节录）
第一款  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
第二款  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
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从鸭绿江口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即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分界。
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屿，亦一并在所让境内。
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
第三款前款所载及粘附本约之地图所划疆界，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各选派官员二名以上为公同划定疆界委员，就地踏勘，确定划界；若遇本约所订疆界于地形或治理所关有碍难不便等情，各该委员等当妥为参酌更定。
各该委员当从速办理界务，以期奉委之后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该委员等有所更定划界，两国政府未经认准以前，应据本约所定划界为正。
第四款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六个月内交清；第二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余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
《保国会章程》（1898年5月7日）（节录）
一、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①会。
二、本会遵奉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1895年6月18日）上谕，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
三、为保国家之政权土地。
四、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
五、为保圣教之不失。
六、为讲内治变法之宜。
七、为讲外交之故。
八、为仰体朝士讲求经济之学以助有司之治。
九、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论议宗旨。
十、凡来会者激厉愤发， 刻念国耻， 无失本会宗旨。
十一、自京师、上海设保国总会，各省各府各县皆设分会，以地名冠之。
……
2.课文注释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由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一次学习西方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影响深运的思想启蒙运动。从根本上说，戊戌变法是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的直接产物。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就已经开始侵夺中国的领土，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给英国，开创了西方列强割占中国领土的恶劣先例，1860年英国又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中国的九龙司。大约同时沙皇俄国则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东北、西北地区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周边邻国陆续被西方列强侵略或占领，列强虎视眈眈，又将贪婪的目光转向了中国的边疆地区，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边疆危机，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正是边疆危机的延续和恶化。
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了垄断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定，资本的输出成为这一阶段的新的特征。西方列强除了继续向海外寻找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外，也开始寻找资本输出场所，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列强争夺殖民地和瓜分世界的新的更大规模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亚洲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迅速强大了起来，并制定了征服朝鲜、中国乃至世界的狂妄计划。日本称霸东亚的企图与俄国的远东利益发生冲突，日、俄在远东地区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日俄矛盾的尖锐鲜明地反映在三国干涉还辽这个问题上）
日本经过长期周密的准备，于1894年7月蓄意挑起了中日战争，战火很快从朝鲜蔓延到中国境内，次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使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下降，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马关条约》给中国社会带来空前的危机。清政府被迫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使日本称霸东亚的初步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两；增开沙市、重庆、杭州、苏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商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并将产品销往中国内地。
《马关条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所有列强的根本利益。各国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与日本同样获得了新开四口岸的各项特权，特别是允许外国厂商在各口岸投资设厂的条款，极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国家资本的输出；从此外国商人直接在中国开设工厂，直接利用廉价原料及劳动力，并将产品直接销往中国内地，赚取了更大利益。可以说《马关条约》这一条款即是日本自身利益的需要，也是迎合了所有列强的需要。这正是其他列强所盼望的。特别是为了偿还巨额外债，清政府被迫以牺牲一些权益为代价，向西方列强三次大借款，从而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戊戌变法的兴起和展开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因此，从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从而引发了变法自强的戊戌变法。
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是戊戌变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逐渐形成。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生了洋务运动，七十年代，出现了商办的近代工业，这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甲午战争前，洋务官僚腐败，已有一些洋务企业转为商办。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了扩大税源不得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减少阻挠和限制。一些爱国的地主、官绅、富商、士人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决心创办实业，振兴经济，抵制洋商，以拯救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8年间新创办的厂矿企业共六十二家，总投资额一千二百四十多万元。不仅原先基础较好的沿海、沿江和东南地区的上海、广州、天津、青岛、武汉、苏州、杭州、无锡等地的工厂企业有所发展，就是像内地一些地方也都出现了近代工业和机器采煤业。尽管这六十多家新兴工矿企业有百分之八十属于轻工业，最大的投资额也只有八十多万元。但是，中国近代工矿企业这几年的发展，无论就速度之快和地区之广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资本雄厚的企业大体上都是官僚、地主、有功名的士人以及买办创办的。这些人跟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具有较多联系，他们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而那些占资金总额不到百分之八的小企业，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这种阶层差别，构成了他们对清末政局持改良或革命的不同态度的社会基础。尽管1894～1895年间，既发生了改良派领导的上书请愿，也出现了革命派准备发动的武装起义，但就全国范围说，改良主义思潮还占据主导地位。
改良主义思潮的出现正是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开始发展的结果，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出现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都是出身洋务官僚和跟洋务派上层有密切关系的人士。他们并没有最终摆脱洋务思想的束缚，但都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仅仅靠学习西洋制炮造船绝不能达到真正富强的目的。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提出了新的主张，有的人宣扬君民共主，推崇英国君主立宪政体。有的人向清廷上书，请开议院。有的人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成立股份公司，跟帝国主义列强展开商战。他们的这些政治思想，直接间接给予关心国事的康有为等改良派以影响。由此可见，甲午战争失败后，改良主义思想逐渐演进成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有其历史和社会渊源的。正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才出现了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呼声，才出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维新派，也才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时代发生了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
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
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既有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也有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学习和借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
十九世纪末，先进的中国人，除严复等少数人直接留学欧美、接受西学外，大多数人是由封建士大夫转变而来，著名的维新代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是如此。自鸦片战争以来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封建主义的理论武器是无法与西方列强较量的，“古时丹”救不了中国。于是他们把目标转向西方，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维新派以西学为核心，糅合中国的经世致用之学，形成了“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这就是“新学”的兴起。新学包含了一整套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从而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这就是历史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点和资产阶级的人权平等学说。这些观点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谭嗣同的《仁学》中体现出来。而严复则以纯粹的西学，即直接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为维新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由于中国封建势力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在当时，他们或“视新学如仇”；或视学西学者为“士林败类”。要直接宣传西方学术思想，阻力太大。因此，必须选择适当的方式。康有为之所以在经学的外衣下宣传变法思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皇帝书不达后，一反过去攻击今文经学的态度，改奉今文经学。由于今文经学讲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这是康有为认为可以“灵活”地发挥自己新思想的有利因素。今文经学主张“变”，认为政治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今文经学中，有“三统”、“三世”说。所谓“三统”，是把朝代的更替归之于“黑统”、“白统”、“赤统”的循环。每一个朝代的制度都根据“统”的定制办理，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统”，制度也随着变化。“三统”说是一种历史循环论，但它主张“因革损益”、“因时制宜”，却正好被康有为用来说明维新变法及进化观念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康有为将西学的内容披上今文经学的外衣，从而形成了新学思想体系。当然，因深受经学的熏陶，康氏的变法思想中也不能摆脱儒家经典的束缚，在解释字节思想学说的时候也有一些牵强附会的地方，特别是他采取经学异端的形式传播新思想，在当时仍然招致了激烈的攻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改革的艰难和复杂。
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以外其他政治派别的主张
十九世纪末年的中国社会，有几派政治势力在进行较量，除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及地主阶级开明派以外，还有根底深远、阵营庞杂的顽固派和盘踞要津、拥有一定实权的洋务派。顽固派和洋务派的分野起自19世纪60年代，这两大派别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基本目标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只是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和语言文字遭到顽固派的反对。这种政争在六七十年代曾热闹一时。到了十九世纪末，顽固派仍然没有变化，他们仍然主张“治国之道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其他的都是末流，把机器生产看作“雕虫小技”，把提倡工商业看作“本末倒置”，把学习西方的文化、政治制度看作“离经叛道”。
顽固派十分强调“祖宗成法”，反对变革。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反变法的核心人物刚毅和荣禄也以此为武器。军机大臣刚毅每遇施行新政使哭列祖列宗。在他看来，“我朝成法，尽善尽美”、“不可轻易更张。”顽固派把国家视为封建君主一家的私产，他们维护“祖宗之法”就是维护君主的“家天下”，维护君主专权的制度，维护以皇帝为首的地主阶级的利益；戊戌维新的变法是要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这无疑损害了君主的利益，也损害了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因而受到顽固派的反对。
洋务派极力把维新改革限制在“变事”而不变法的范围内，他们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标榜，虽然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但仍然奉纲常名教为正宗，维护封建统治。他们在维新运动初期，曾企图借维新派所造成的社会舆论扩张自己的声势，刘坤一、张之洞、王文韶等督抚纷纷参加强学会，并予以经济资助。张之洞除捐助五千两银给北京强学会外，又拨银一千五百两兴办上海强学会，由康有为撰写的《上海强学会序》甚至由他署名。洋务派对维新改革的某些措施，如筹饷练兵、提倡工商业、以至变革科举等，也提出过一些具体建议和主张，借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然而，维新变法要变革社会制度则是洋务派根本反对的。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发展，洋务派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真面目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他们不仅退出运动，甚至转到对立面，和封建顽固派纠合在一起，共同组成反对维新变法的阵营。
维新变法时期，陈宝箴是惟一支持新政改革的督抚大员，他慨然以湖南开新为己任，锐意整顿，推行新政最为得力，也由此受到守旧势力的攻讦。陈宝箴是地主阶级开明爱国的官员，在惟变法才能救国这一点上和维新派接近一致，但他并不同意维新派的民权平等学说。他饱受圣贤儒教的熏陶，对封建旧学有感情，认为“天下无弊之法，而赖有防弊之人”，所以他注重整顿吏治，而并不认识封建制度的腐败和弊端。他对于新旧两派势力的斗争更不理解，把它看作门户之争，采取调和妥协的态度而依违其间。
此外，还有相当多的人“承袭旧习”，把陈旧的规章制度视为合理的东西，对不同俗流的新事物看不惯，于是议论纷纷，甚至群起而攻之。这些人并不来自反动阵营，然而，“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他们也成为维新变法的相当大的阻力。维新派正是在重重阻力下推行改革的。维新派对反对派的斗争既勇敢又怯懦、既坚定又软弱，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维新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厄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尽管他们作出了种种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
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从主张改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方面考察，显然政治上不成熟，并且十分软弱。这首先表现在他们提不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维新派在造成民族危机的原因和怎样才能挽救这个危机的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他们虽然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性，却以为这是中国积弱的结果，甚至认为贫弱的国势不足以抵抗侵略，只有等中国富强起来才可以自然地“消除外患”。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之所以侵略中国，关键在于中国不能自强。如何解决民族危机呢？不在于反帝，而在于变法图存。这说明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并没有发展成为反帝的思想，而是导致要变法自强的结论，这是他们不敢向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软弱性的表现。这种在不反帝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的主张，只能是不现实的幻想。
维新派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也表现在新政改革中急躁，分不清轻重缓急，措置失当。一百零三天的新政，所颁发的上谕竟有一百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应该有轻重缓急。新政上谕纷至沓来，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组织措施。官僚机构的臃肿庞杂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一大特点，变革这些机构当然是新政的内容之一，至于怎么变，却必须稳步地进行。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又主张官爵分离，给予耆耄冗员以爵位，使之享有荣誉和优厚的物质待遇。这种措置是比较稳妥的。可惜年轻的光绪皇帝缺乏政治经验，他一次就下令裁撤了詹事府等十多个衙门，引起很大震动。由于某些新政改革操之过急，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利益地位，他们便群起攻击变法，使矛盾骤然激化。再如，光绪皇帝因礼部堂官阻挠部员上书，便一次罢免了全堂的六名尚书、侍郎。有的侍郎并未参与其事，也被革了职。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处置，不仅给守旧派提供了攻击的口实，也引起局外人的不平。
维新派对敌对阵营没有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没有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也反映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总的来看，构成敌对阵营的是洋务派和顽固派，他们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个根本点上相一致，但两派之间也有矛盾。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和科学技术，但为顽固派所不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曾有过激烈的争论。维新派在低层次的改革主张上，如废八股、兴学堂、重整军备等，和洋务派并非绝对对立，两派之间多少有商讨的余地，但维新派很少做争取、瓦解的工作。
显然，维新派不论在政治主张、方针策略，还是在组织程度上，都表现出软弱无力和政治上的不成熟，这些都是导致变法失败的原因。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维新运动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兴起，具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感染力，引起社会的巨大震动。尚未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充当历史的主角，导演了一场生气勃勃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启蒙运动，从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这次改革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并不意味着社会变革的停顿和历史潮流的逆转，而是预示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维新运动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其理论体系，揭露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腐朽，猛烈冲击封建统治，使封建地主阶级不能照旧下去。事隔几年，镇压这场改革的封建顽固派也不得不仿效维新派，宣布实行所谓新政和预备立宪，以对抗革命，这也是戊戌维新运动使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一个侧证。
例如，新政改革废八股、兴学堂的措施，曾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当时京师大学堂仍然保存，各地私立学堂也“纷纷见”，已经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教育改革，不可能再回复到科举八股时代那种窒息、沉寂的状况了。因此，仅仅三年，统治者便不得不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于1901年再度变革科举，废除八股。至1906年，连科举制也正式废除了。中国奉行千年的科举制的废除，资产阶级新式教育制度的确立，不能不归功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
再如，百日维新时期设立农工商总局的措施，是对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主义上层建筑的重大突破，对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戊戌政变后也将这项改革废除了。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行政手段所能扼制的。因此，统治者不得不在1903年重新设立商部，并制定《奖励公司章程》，1906年又将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对民族资本主义作出了让步。这项措施也确实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方便条件。在民族工业的兴起、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的情况下，统治者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让步，这就是“预备立宪”的原由之一。
维新运动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和辛亥革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没有维新运动的兴起，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早日到来。维新运动尽管主张君主立宪制，但它批判封建专制和君权神授的理论，提倡民权，使人们的思想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念的熏陶下，从君主立宪制的限制而继续前进，走上推翻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后来的形势表明，自上而下的改革虽然失败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却从此迅速展开。维新运动是辛亥革命中的两大派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先驱。民主革命时期抵制外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以至立宪运动都是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20世纪初年的立宪运动可以说是戊戌变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入和发展。
戊戌维新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既是一次影响极大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又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开端。维新派广泛介绍和宣传西方培根、笛卡尔、康德、孟德斯鸠、霍布士、边沁、达尔文、斯宾塞、马尔萨期、亚当·斯密的学说，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生物进化论、庸俗进化论、科学的方法论、天赋人权说，以及自由、平等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于年青的中国资产阶级无疑是个法宝。他们紧握这个武器向封建统治冲击，使古老的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社会思想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说，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
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外国侵略者组织“常胜军”，守上海、陷苏州、常州，升任江苏巡扶。1865年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由曾国藩举荐，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外交大权。为了挽救清朝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名，创办军火工业和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创办北洋海军。他对外一贯妥协退让，投降卖国，曾招致中法、中日战争失败，是许多不平等条约的订立者。曾参与反对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时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订立《辛丑条约》后不久病死。他在洋务运动中贪污中饱，死时遗产竟达 4 000 万两白银之多。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一字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年间，他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1882年，他出任山西巡抚，1884年擢升两广总督。中法战争期间，他主战，奏准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1889年，他调任湖广总督，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设立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局，创办两湖书院，筹办卢汉铁路，与李鸿章争夺权势。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他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反对维新变法。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在帝国主义策划下，他参与所谓“东南互保”，镇压两湖地区人民反洋教斗争和唐才常自立军起事。1907年，他调任军机大臣，掌管学部，1908年督办粤汉铁路。有《张文襄公全集》。
郑观应
郑观应（1842—1922），又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待鹤山人。1858年（咸丰八年）放弃科举，到上海学商。此后20年左右，在经营工商业的过程中，关心时政，留意西学。1892年后，由盛宣怀保举入轮船招商局任帮办，后改会办。1902年冬，郑观应辞去招商局会办。次年，他改任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1906年，被举为粤汉铁路商办公司总办。1909年又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晚年政治表现落伍，拥护“立宪”，反对革命。但又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不满。1922年5月，病逝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著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等多种。作为中国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在政治上，郑观应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思想，明确提出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的主张；在经济上，他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力主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在文化教育上，他提出改革科举，提倡西学，广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郑观应务实求真，他一生致力于探索“富强救国”、全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方式和方法。虽然他以思想家著称于世，但他还是一个用思想指导行动的实业经营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个风气还未大开的时代里，郑观应所言所行，不仅激励了同侪，而且也鼓舞了来者。
冯桂芬
冯桂芬（1809—1874），近代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53年在苏州办团练，升任右中允。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时，逃至上海。后入李鸿章幕府。多次建议改革时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主张学习西方，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和“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本。”的著名思想，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同时又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著有《校邠庐抗议》《显志堂集》《说文解字段注考证》等。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冯桂芬从理论上阐述了正确处理古今、中外关系的重大意义，发展了先秦思想家荀子的“法后王”思想，提出“鉴诸国”的主张。他勇敢地冲破“用夷变夏”的嘲讽和攻讦，提出：“法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他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腐观念，认为以“文”代“质”、以“巧”代“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带有进化思想的历史观，使他开阔视野，承认欧美诸国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先进性，正视中国落后的现状，进而指出向西方学习是中国从弱转强、由贫转富的必由之路。他除对西方宗教加以否定外，举凡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都十分重视与赞赏。由于他对西方世界的不断了解与探索，使其思想更加开阔。他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思想和中外关系中战与和的“夷务观”，给人以新的认识和启迪。冯桂芬在中西比较中找到了差距，于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必须走自强道路，依靠我国的物力、人力，学习外国先进的经济思想和科学技术，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随后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冯桂芬第一次明白具体地提出了在外交、军事、内政等方面进行改革的主张。
王韬
王韬（1828—1897），近代中国著名洋务思想家、政论家、报人、文学家。初名利宾，字兰卿，入县学后改名瀚，字懒今，后更名韬，字仲潜，一字子潜、紫诠，自号天南遁叟，晚年称弢园老民等。1847年，王韬迫于生计接受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麦都思的邀请，到墨海书馆任编辑，由此改变了王韬一生的生活轨迹和思想观念。在翻译西书的同时，王韬十分关心时事，不断地抨击列强在华的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不断抨击清政府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制度中存在的弊端。1862年2月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把改良政治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不久，王韬的上书被清军获得，清朝官员指控王韬有通太平军之嫌，派兵捉拿。当年10月逃至香港。开始了长达22年的流亡生活。在此期间。王韬翻译《尚书》《诗经》等中国儒家经典，还游历了英、法等国，使他大开眼界，深感中国的落后与差距。王韬对英国君主立宪的政体很感兴趣，专门到伦敦英国议会参观，多次去旁听英国下议院开会，目睹议员们在议院中自由表达对“大政重务”的看法。王韬称这种政体为“君民共主”。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亲自撰写文章，评论时政，提出“富强即治国之本”，率先喊出“振兴中国”、“变法自强”的口号。他主张中国学习西方，扫除封建偏见，重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他在《循环日报》上撰写《变法》（上、中、下三篇）、《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重民》（上、中、下）、《洋务》（上、下）、《尚简》、《治中》等数百篇政论文章，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变法”主张，具体提出了变法图强的纲领、方案。王韬强调要在变法的基础上，治理中国内政，变革封建专制政体及其制度，仿效实行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进而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国体。王韬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中外历史的演变，肯定了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和变化的趋向，肯定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认为中国只有变法，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顺应时代潮流。在政治改革方面，王韬提出，其一，要“重民”，开言路，启民智，得民心，这样才能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君民共主”的政治体制。其二，裁撤冗员，清理仁途，改革律例，简化繁文，也是为建立君主立宪政府所必须进行的政治改革内容。在文教改革方面，王韬提出要改革旧的科举取士和教育制度。在军事改革方面，王韬提出改革武科、武学，进行新式练兵。在外交改革方面，王韬提出了展开独立外交等一系列主张。在经济改革方面，王韬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他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国”的口号，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
1893年，经陆皓东介绍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相识，对孙中山的变法主张大加赞赏，并为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润色。1897年，“不作人间第二流，奔腾万里驾轻舟”的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变法自强和君主立宪制的首倡者王韬，在上海寓所城西草堂病逝，享年70岁。
强学会
清末维新派的政治团体。1895年，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后，维新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帝党想利用这个运动向后党夺权，开始和运动结合。8月，在帝党翁同龢、孙家鼐支持下，由康有为发起，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入会者数千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会中主要分子。康作《强学会序》，痛陈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号召发愤图强。学会每10日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发表演说。又附设“强学书局”，刊行《中外纪闻》，翻译西方和日本书籍，宣传维新主张。一些官僚见学会势盛，也纷纷表示“赞助”，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都捐银入会。李鸿章也愿捐银两千两入会，因签订《马关条约》名声太臭，遭到拒绝。英国人李提摩太等也加入，并成为学会的指导者。不久，康有为又组织上海强学会，吸收黄遵宪、汪康年等数十人为会员，刊行《强学报》，与北京强学会相呼应。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亲家）以“私人会堂，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上奏慈禧太后。1896年1月，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下令封闭北京强学会。张之洞也停发上海强学会的经费。前者只活动了四个月，后者只活动了一个多月，便被扼杀了。
康有为
康有为（1859—1927）广东南海县银塘乡人。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攻读孔孟之道的论著。19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康有为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应该探求新兴的学问了。1879年康有为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书，乃始知西方治国有法度。在西学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真理。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书，回来研究。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他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听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联合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不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第二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百日维新的措施，大抵都是康有为、梁启超所筹划。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设立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1917年，伙同张勋复辟失败。1927年，病死于青岛。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封建文人，出身于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地主家庭，15岁时，受业于阮元在广州创办的学海党，17岁考中举人。1890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开始看到《瀛环志略》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书籍，初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1891年，他就学于康有为，接受维新思想的影响。1895年，他在北京协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1896年，他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第二年，他到湖南，担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在他和谭嗣同的努力下，湖南的变法运动迅速开展。1898年入京，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主编《清议报》，后又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但是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1907年，他在东京成立政闻社。辛亥革命以后，他回国，纠集立宪派、保皇党徒组织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并出任袁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他与蔡锷联合反袁。8月，他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于段祺瑞，出任段政府财政总长。1920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鼓吹孔孟之道。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他的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光绪帝
光绪帝（1871—1908），即爱新觉罗·载湉。道光帝之孙，同治帝的从弟，醇亲王奕的儿子。1875～1908年在位。年号光绪，庙号德宗。是清定都北京以后的第九位皇帝。同治早年无子，慈禧太后为了继续垂帘听政，于1874年择立年仅4岁的载湉入继大统，是为光绪帝。光绪帝在位期间，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在皇帝和西太后周围逐渐形成两股势力，产生了帝党和后党的权力之争。1889年，光绪帝19岁，举行“大婚典礼”，按清代制度此后皇帝应该“亲政”，那拉氏不得不宣布“归政”，退居颐和园，但要政还须请示她，她仍掌握着内外大权。光绪帝作了34年的傀儡皇帝，经历了1883～1885年中法战争和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目睹了帝国主义掀起的割地狂潮。1898年6月，他为了从慈禧太后手中夺回统治权，并振作图强，毅然支持和任用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实行变法，颁布《定国是诏》和一系列维新命令，企图在维持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发展一些资本主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视变法如亡国，以维新派为洪水猛兽，于是年9月21日发动政变，大肆逮捕、屠杀维新志士，并幽禁光绪皇帝于瀛台。1900年8月，八国联军入京，慈禧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1902年1月回到北京。1908年11月光绪帝死于涵元殿，葬于崇陵，时年38岁。
严复
严复（1854—1921）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西学翻译家。原名传初，国改名宗光，字又陵，后改为几道，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少年时代在私塾受教。1866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语和轮船驾驶技术，初步接触到西方一些自然科学。1877年他被保送到英国朴次茅斯大学和格林威治海军大学学习，亲身观察英国的社会制度，研究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并开始深入思考中国为什么会落后的问题。1879年5月，他从英国学成回国后，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教习、总教习、总办，达20年，他在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前十年间，曾捐监生，四次参加乡试，但都未考中。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严复在天津《直报》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一系列论文，评论历史，针砭时事，主张学习西方，实行维新变法。1897年11月，严复和夏曾佑等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鼓吹学习西方国家的“民主”和“西学”，以解救民族危机。翻译《天演论》，介绍西方近代进化论思想。在所发表的政论中，严复利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尖锐批判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倡民主、新学，主张变法图强。他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君主立宪制度。他还积极宣传和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影响。维新运动失败后，他的兴趣逐渐移到学术研究上来，继续翻译了西方近代一些逻辑学、社会学、政治学著作。辛亥革命后，他于1912年2月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5月改任校长。但他的思想渐趋保守。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成立“筹安会”，他名列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对西学深感失望，将希望寄托在中国传统文化，1921年病逝于乡里。严复致力于翻译著述，通过介绍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和政治学说以“警世”。严复的著作除一些政治和学术文章之外，基本上是翻译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天演论》（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原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的《自由论》）《群学肄言》（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社会通诠》（甄克思的《社会进化简史》）《法意》（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穆勒名学》（穆勒的《逻辑学原理》上半部）《名学浅说》（耶芳斯的《逻辑学初步》），通常被称为“严译八种”。这些译著在清末西学东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清末知识分子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天演论》。《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选择的。严复用文言文译了它的主要内容，并附加了自己的许多见解，于1897年12月开始在《国闻报》上发表。次年3月正式出版。《天演论》的基本思想是阐述达尔文的进化观点，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严复看来，《天演论》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质力杂糅，相剂为变”。他反复宣传和强调这种“变”的观点，并利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向国人敲起亡国灭种的警钟，大声疾呼：要顺应“天演”的规律，改革现状，变法维新，才能避免危亡之祸，否则，就会在“生存竞争”和“天然选择”中，被淘汰。《天演论》的发表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也对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到影响。
借款具有很强的政治奴役性
甲午战后，为了偿付大量赔款，清政府被迫向帝国主义国家举借外债。清政府分别在1895年签订了“俄法借款”、1896年签订了“英德借款”、1898年又签订了“英德续借款”等合同。这三笔大借款，总计白银3亿两，加上利息共计7亿两。这是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侵略性的政治借款，与清政府在甲午战前和战时的外债有别，主要表现为：
第一，“俄法借款”，以中国海关收入税款及存单为抵押，关税收入有首先担保归还的义务。附款又规定，如果中国不能如期付还本利时，由俄法银行团代为继续付给，但中国应另许俄国以别项进款加保；至于另商加保之事，“应由两国大臣在北京办理”。这已超出金融保证范围，而另含政治意义。
第二，“英德借款”合同第七款规定：“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要求中国海关制度，在借款未清偿以前，按照现状，不作任何改变，亦即保证英国人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现行制度不得变更，保持英国已攫取的中国海关行使权。
第三，甲午战争赔款的最后1亿两，应于1898年5月8日以前交付。清政府于1897年6月命李鸿章着手办理借款。李鸿章主借俄款，张荫桓主借英款。沙俄提出的借款条件是：1.沙俄借款用以建筑并管理满洲及中国北部之铁路；2.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空缺时，中国须聘俄人担任；3.以海关税收为担保，不足时以地税、厘金为抵押。英国提出类似条件，加上长江流域不割让与他国和开放大连、南宁、湘潭为商港，外国商品在各商埠免纳厘金等。
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借款， 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扩张了在华的政治势力， 中国的灾难日益严重。
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银行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的银行分行主要有：英国的有利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英国为了在中国进行铁路投资、输出资本，1898年将汇丰银行与怡和洋行合组为中英银公司。其任务是：掌握中国政府的借款，控制中国的财政，投资于铁路和矿山；在中国吸收存款，发行纸币，操纵金融，独占外汇。这些银行变成了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在中国的大本营，控制了中国的贸易和金融。
帝国主义争夺路矿权
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对中国铁路、矿山的投资权和修筑权进行激烈争夺。某国得到某路的投资修筑权，其势力随之渗透到该路本身及沿线地区，而使该地区成为它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争夺路权往往发展到争夺矿权，争夺矿权有时又发展为争夺路权。
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开设工厂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纷纷开设工厂。《马关条约》第六款第四项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待豁除，亦莫不相同。”1896年，“中日公立文凭”第三款又规定：“日本政府允中国政府任便酌量课机器货物税饷，但其税饷不得比中国臣民所纳加多，或有殊异。”这样，帝国主义根据片面的最惠国条款，就可以在中国开设工厂，并且这些工厂又取得与华资工厂及洋货的同等待遇。在所建工厂中，有矿冶业、机器制造业、纺织业、食品业等行业，这些工厂大多集中在上海、直隶、奉天等地，如英国的增裕面粉厂、和丰船厂、怡和纱厂、老公茂纱厂、协隆纺织局，美国的鸿源纱厂、美国烟草公司、美国机器碾米厂、通兴煤矿，德国的瑞记纱厂，日本的云龙轧花厂等。
外国工厂在中国的设立，一方面把中国变成它们工业品的独占市场；另一方面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它们的需要，使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铁路权简表
铁路名称
起止点
争夺国
修筑时间
完成情况
中东铁路
满洲里—绥芬河
俄国
1897—1903
已成
龙州铁路
镇南关—龙州（国内段）
法国
1896
未成
滇越铁路
昆明—河口（国内段）
法国
1904—1910
已成
京汉铁路
北京—汉口
比（法、俄）
1898—1906
已成
胶济铁路
青岛—济南
德国
1899—1904
已成
中东路南满洲支路①
哈尔滨—大连
俄国
1898—1903
已成
正太铁路②
石家庄—太原
俄国
1904—1907
已成
新奉铁路③
新民屯—奉天（沈阳）
日本
1904
已成
沪宁铁路
上海—江宁（南京）
英国
1903—1908
已成
沪杭甬铁路
上海—杭州—宁波
英国
1903—1912
大部成
广九铁路④
广州—九龙
英国
1907—1911
已成
津浦铁路⑤
天津—浦口
英、德
1908—1911
已成
汴洛铁路
开封—洛阳
比（法、俄）
1909
已成
①长春至大连段，1905年转让给日本，改称南满洲铁路。
②1904年俄国将此项路权转让给法国。
③京奉铁路由山海关至北京段是中国自筹款项修建的，1896年已建成。英国夺得的是关外续修工程。由于俄国的反对，该路于1903年修到新民屯便停止展筑。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又强行从新民屯向奉天延伸，这一段又称新奉铁路。
④此路深圳以北为华段，深圳以南为英段。
⑤此路以苏鲁边的韩庄为界，以北属德，以南属英。《新学伪经考》
《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主要理论著作之一，初刊于1891年。在书中，康有为认为东汉以来的古文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所以叫作“伪经”；是新莽一朝之学，所以又叫作“新学”。他指斥古文经学不是孔子的“真传”，“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康有为认为，西汉以前的今文经才是孔子“真传”所在。这就对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思想提出了挑战，为扫除维新变法的障碍准备了条件。康有为把资产阶级需要的东西，也挂上了孔圣人的招牌，因此减轻了非圣无法的压力。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旨在动摇和破坏封建守旧顽固势力“恪守祖训”的观念，打击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因此它不是一部单纯的“辨伪专著”，而是披着“经学”外衣的一部维新变法的理论著作。
《孔子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另一部维新变法的理论著作，始纂于1891年，1898年正式刊行。它的主要内容是：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茫昧无稽的。从秦、汉以来才可考信。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提出一套他自己创立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教礼法，编撰六经，作为“托古改制”的依据。从战国到秦汉，“无不咸归依孔子”，因为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教义最完善、制度最齐备，门徒最众多，于是在汉武帝时取得一统的地位，孔子也就成为“万世教主”。这样，康有为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者，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康有为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说是孔子所创。他把资产阶级需要的东西，挂上孔圣人的招牌，用自己的观点阐释儒家经籍，铺衍“孔子改制”，力图使人们相信，维新变法就是遵循孔子的“立法”，孔子也成为维新变法的祖师。
《中外纪闻》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之后不久，创办了《万国公报》。《万国公报》自1895年8月17日开始正式刊行，为双日刊，每册有编号，无出版年月。报名与英、美传教士所办之报相同，因为上海广学会编的《万国公报》在政府官僚中行销有年，故袭用其名，以利推广。《万国公报》每册有论文一篇，长篇则分期连载，除转载广学会和其他报刊外，撰文未署名，实际出于梁启超、麦孟华之手。北京强学会成立以后，“先以报事为主”，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中外纪闻》于12月16日正式刊行，双日刊，木活字印刷，每册注明出版年月，无编号，封面有紫红色“中外纪闻”四字。《中外纪闻》发刊一个月零五天，即遭封禁，但“译印西国格致有用之书”，在今存各册中，有《英国幅员考》《西国铁路考》《地球奇妙论》等。《中外纪闻》是资产阶级早期政治团体的机关刊物，它除选登“阁抄”、译载新闻外，又载“格致有用之书”，探讨“万国强弱之原”，提出言政敷治的建议，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新闻史上有一定地位。
《时务报》
清末维新派的报刊，旬刊。上海强学会被封禁后，会员黄遵宪、汪康年等倡议以学会余款创办报馆，以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出版《时务报》，由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该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中西报译等栏目，梁启超连续发表《变法通议》等重要文章。其他维新人士也纷纷撰稿，揭示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倡言变法，抨击顽固守旧势力，因此颇受读者欢迎。数月间行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对宣传维新起了很大的作用。张之洞对该报曾予以资助，但对梁启超等的议论深为不满，乃通过汪康年对梁多方掣肘，迫使梁去职。“百日维新”中，康有为想利用《时务报》进一步推动变法，乃通过光绪帝宣布改《时务报》为官报，并派自己督办《时务官报》。汪康年在张之洞支持下，于1898年8月改《时务报》为《昌言报》。旋因戊戌政变，《时务官报》《昌言报》停办。
《国闻报》
清末维新派的报刊，日刊。严复主编，每旬出增刊《国闻汇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刊登国内各省要闻，如《保国会章程》等；同时译载重要政论及名著，如连载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等。在维新运动中影响很大，成为维新派的重要宣传工具，与上海《时务报》同处南北舆论界的领导地位。戊戌变法后遭清政府查办，1898年12月被迫停刊。1900年一度复刊。
保国会
保国会的主要发起人是康有为和御史李盛铎。1898年4月17日，保国会在北京粤东会馆召开第一次会议，到会的官僚士大夫一二百人。康有为在会上演讲，历述帝国主义侵略日急，瓜分危机严重的事实。会上议定《保国会章程》30条。第一条说：“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它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北京、上海设两总会，各省府县设立分会，略具政党规模。后来，保国会又在北京嵩云草堂、贵州会馆开过两次会。康有为将《保国会叙》“榜于会所”，并说：“我四万万同气同种之胄，忍回视其奴隶牛马哉！”他主张“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振之”，“厉愤气以张之”，“奔走呼救”，“以保一大国”（《保国会叙》）。梁启超也在4月21日演说保国会开会大意，说明“瓜分”危机，强调“合群智以讲求之”（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国闻报》）。保国会是御侮救亡的团体，它的成立具有爱国意义。保国会的规模比强学会大，后来列为“四卿”而参预新政的林旭、刘光第、杨锐等都是保国会会员。
《定国是诏》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表示变法决心。上谕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以皇帝名义“诏定国是”，其目的是“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湖南浏阳人。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设立时务学堂。次年，倡设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1898年9月，光绪帝授他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参预变法。变法失败，他拒绝了日本人的劝告，不肯逃亡，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后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刑场。他的遗著被编成《谭嗣同全集》。
慈禧太后控制了人事任免权
光绪帝曾向庆亲王奕劻表示：“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奕劻向慈禧太后请示，慈禧太后大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奕劻极力劝说，慈禧太后方始答允说：“由他办去，俟办不出模样再说。”（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奕劻回来复命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于是光绪帝下诏实行变法。但是，在明定国是上谕颁布后不久，慈禧太后先从人事安排上剪除光绪帝的羽翼，革去翁同龢职务。同时，她又迫令光绪帝下谕：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须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防止维新派获得高级职位。此外，又命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三军。
荣禄
荣禄（1834—1903）清末大臣。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慈禧亲信。光绪初，他任内务大臣兼兵部统领，后升任工部尚书，1895年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推荐袁世凯训练新军。1895年维新运动兴起。他极力反对，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后来，授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统率北洋三军，积极策划政变，建议整理保甲、加强练兵，并增兵天津和京郊长辛店，准备镇压维新运动。获袁世凯告密后，他立即由天津驰赴北京报告慈禧，密谋政变，屠杀维新人士。
陈宝箴
陈宝箴（1831—1900），清末维新派。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举人出身。历任知府、道台、按察使等职。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他以直隶布政使督湘军粮台。1895年任湖南巡抚，与学政江标（后徐仁铸）、按察使黄遵宪，力行新政。他们兴矿务，设电信，置小轮，立制造公司，创南学会，主持时务学堂，办《湘报》，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后来，他又保荐杨锐、刘光第入军机处筹划新政。戊戌政变后被革职。
袁世凯
袁世凯（1859—1916），北洋军阀首领。河南项城人。他早年投靠淮军将领吴长庆，曾任驻朝鲜通商大臣，1895年经李鸿章推荐任荣禄部下的新建陆军督办，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网罗徐世昌、段祺瑞、曹锟等为党羽，拼凑起家的政治资本。“百日维新”中，他以曾参加强学会和表示效忠光绪帝，骗取了维新派的信任，被光绪帝破格授予兵部侍郎。戊戌政变前，他满口答应维新派的请求，同意在天津阅兵时诛荣禄，以武力保护光绪帝。但旋即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获得慈禧宠信。
杨锐
杨锐（1857—1898），清末维新派。四川绵竹人。为张之洞所赏识，收为受业弟子。1895年参加强学会，1898年3月组织蜀学会，4月参加保国会，又与川籍京官办蜀学堂，兼习中西学业。“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召见他赏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与谭嗣同等参预新政，和林旭同班。常以林旭所拟文稿过激，往往强令林旭易稿，而自己从未上过一折，担心朝廷有变，拟抽身而退。但又沉湎富贵利禄，“恋之不能去”。戊戌政变后被捕，张之洞营救不及，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说经堂诗草》。
林旭
林旭（1875—1898），清末维新派。福建侯官人。举人出身，曾经充任荣禄幕僚，又曾任内阁中书。1895年，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他反对割让辽东和台湾，上书请拒和议。他仰慕康有为的学识，曾拜见康有为并与之讨论时政，观点一致，受业为康有为的弟子。1898年3月，在京组织蜀学会，为组织保国会奔走。“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召见他，赏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同参新政。林旭在军机四卿中较激进，上书言事甚多，起草不少上谕。戊戌政变前，他两次为光绪帝给康有为传密诏。政变后被捕，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晚翠轩诗集》。
刘光第
刘光第（1859—1898），清末维新派。四川富顺人。1883年（光绪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1894年，以亲丧离职，教授乡里，提倡实学。1898年参加保国会。“百日维新”时，由陈宝箴推荐，授四品衔军机章京，与谭嗣同等参预新政，标榜自己“无新旧畛域”，欲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戊戌政变后被捕，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介白堂诗文集》《衷圣斋文集》。
杨深秀
杨深秀（1849—1898），清末维新派。山西闻喜人，1889年（光绪十五年）进士，授刑部主事。1897年授山东道监察御史。1898年3月，他发起旅京陕籍、晋籍人士成立关学会。4月，他参加保国会。6月，他上疏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百日维新”开始后，他上疏请议“游学日本章程”，请更文体，参劾阻挠新政的礼部尚书许应骙等，反击湖南守旧势力对巡抚陈宝箴的参劾。为对付慈禧太后密谋政变，他上疏“联结与国”，即英、美、日等国。政变起，他不避艰险，上疏质问光绪被废之故，请慈禧撤帘归政，遂被捕，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杨漪村侍御奏稿》《虚声堂诗抄》。
康广仁
康广仁（1867—1898）清末维新派。原名有溥，字广仁，广东海南人，康有为之弟。自幼不试举业，以为国家弱亡，皆因八股锢塞人才所致。他曾于浙江任小官，因厌恶官场黑暗而辞职，后协助康有为赞议维新。1897年他在澳门主持《知新报》，又经理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他对外主张联英，对内主张废科举、办学校为第一要务，专心教育志士，多培养实用之才，三年后可大行改革。“百日维新”中，他在京协助康有为草拟新政奏疏。戊戌政变后被捕，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
3.学术观点
（一）关于戊戌变法的性质
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戊戌变法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爱国的进步的意义。对此，几乎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分歧。但是，在如何估价和表述维新运动的爱国性和进步性时却存在着分歧，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争论非常明显。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戊戌变法是不是属于改良主义运动。
自从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提出“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的概念后，此论风行全国，为绝大部分近代史著所接受。“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历史结论。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开始围绕戊戌变法的性质，展开了一场什么是改革、改良与改良主义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另一种观点认为，对戊戌维新既不应称之为“改良主义”，也不应称之为“改良”，而应称之为“改革”；又有学者认为，不仅应称之为“维新”、“变法”，甚至可以视其为“一次非爆发性的、不彻底的、不流血的革命”。当然，这场讨论的基调是围绕着戊戌维新的性质是不是一场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展开的。
坚持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的学者认为，19世纪末叶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清政府进行某些民主改革，但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局限于少数开明士绅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士大夫圈子里，他们迷信依靠光绪帝推行其改革措施，根本不想推翻封建统治，甚至有防止农民革命的反动企图，“这种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思想潮流，进一步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就其‘变更’的性质来看，却是改良主义”。（汤志钧：《戊戌变法与改良主义》，载《学术月刊》1982年第2期）
有学者认为，先判定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然后批判凡是改良主义必然软弱、妥协和失败，已不能向人们提供多少新的思考，而在理论上与逻辑上则是一种误导。有的学者追根溯源说，改良主义是一个西方词语，19世纪末叶出现在欧洲，是指工人运动中一种敌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它以不触犯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基础的枝枝节节的改良来代替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所以说，“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用改良主义来限制戊戌变法的性质是不妥当的，因为戊戌变法与欧洲改良主义的历史背景不同，虽然当时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还很幼稚，但它毕竟是代表新的生产力，反映新的生产关系追求，是封建保守势力的对立物，是先进者，所以不可照搬欧洲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概念去硬套戊戌年间的维新派和维新运动，可以说“戊戌变法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十九世纪末发动的一次爱国救亡维新运动。说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尚可，说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则是不妥的”。（金德群：《戊戌变法不是改良主义》，载1980年7月18日《文汇报》）
（二）关于戊戌变法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如何评价戊戌变法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史学界就基本方面来说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一般认为，面对19世纪末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维新志士，挺身而出，不避斧钺，不畏艰险，奔走呼号，矢志改革，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学说，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勇敢地为变法救亡进行不懈的斗争，表现了令人敬佩的献身精神。他们所发动和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显著的积极作用。因此对这次运动给予较高的评价。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就把这次运动与义和团反帝运动并列，作为中国近代史三次革命高潮的第二次高潮来论述。但是，从哪些方面来具体估价戊戌变法的历史作用，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对维新运动进步作用的高低程度估价也很不同。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戊戌变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但是，改良主义在本质上具有反动性，对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来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没有出路的。戊戌变法的历史作用恰恰表现在它以自己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许多老一辈历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刘大年、汤志钧、王栻等持这种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戊戌维新运动客观上起到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作用，但对于封建主义制度的批判并不彻底。比如胡绳就认为，维新派要求变法，要求上层建筑发生某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变，而且对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教提出了异议，所有这些议论都是“虎虎有生气”的。但是维新派对于封建制度的批判是肤浅的，软弱无力的，而且，从主观上来说，维新派是企图用“改良主义的变法，来为这个‘暮色凄惨’的旧制度注入新的‘生机’”。（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第634页）
第三种观点认为，戊戌变法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它不是统治阶级修补封建庙堂的枝枝节节的小变，而是中国资产阶级拆毁封建主义庙堂的社会变革运动，是“民族觉醒的里程碑”。
杨立强指出：维新派在变法期间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政策都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维新派的评价，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更为重要的是观察这些政策的社会效果。不论维新志士怎样在某种场合表白，不论他们的主观意图如何，事实上戊戌变法集中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传播西方思想文化，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愿望，这不是企图补天的封建文人矫揉造作的空言粉饰，而是一场“社会变革运动”。（杨立强：《民族觉醒的一块里程碑──关于戊戌变法评价的若干问题》，载《复旦学报》1979年第5期）李时岳认为，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客观进步作用’，更不在于以它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而在于它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召唤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李时岳还把戊戌维新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并列一起，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四个阶梯。（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第四种观点认为，戊戌变法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思想领域里的启蒙作用。一些作者指出，戊戌维新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积极意义，主要不在于反封建，也不在于反帝，“而在于它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一部分”。戴逸指出：“人们久处在封建闭塞的发霉气氛中，忽然从那里吹过来一股新鲜的气息，麻木不仁的头脑开始清醒过来了，僵硬的四肢逐渐动弹起来了。专制独断的皇权思想，昏人神智的八股文章，以及桎梏性情的纲常伦理，这一切曾经是封建阶级麻醉和统治人民的武器，现在这些武器上也长了斑斑锈痕。人民不仅从戊戌政治运动中认清了反动派的凶恶面目，而且也从戊戌思想运动中吸取了精神解放的力量，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更加推向前进。”（戴逸：《戊戌时期的思想解放》，载《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龚书铎则集中地剖析了戊戌维新运动对中国新文化的开创作用，认为这次运动本身可以说是一次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有“类似”之处。康有为等人把变封建主义之旧为资产阶级之新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大力传播西学。戊戌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几乎涉及文化的各个领域，维新派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指导，冲决封建旧文化的网罗，使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逐步成为主流，并使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龚书铎：《戊戌新文化运动述略》，载《光明日报》1983年8月24日）
第五种观点，马洪林认为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戊戌维新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阶段性，它突破了物质与精神分割的“中体西用”的思维定式，开启了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闸门，既把封闭的手工业生产方式推上大机器生产的轨道，实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又要改变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为“君民共主”的立宪制度、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和法律制度化。从历史发展的阶段上看，戊戌维新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近代化的纲领和措施，强劲地改变着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理论结构。（马洪林：《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化》，载《上海师大学报》1989年第1期）张江明等认为戊戌维新运动是在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首次尝试，是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它加速了中国走出东方“中世纪”的历史进程。（张江明等：《戊戌维新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首次尝试》，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三）关于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
第一种观点认为，戊戌维新的理论基础是传统的今文经学，其代表作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种见解由来已久，而且流传很广。近年有的学者重申，康有为正是汲取了今文经学“变”的哲学糅合了“三统”、“三世”说，基本上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认为康“借用儒家今文学说，制造出一套变法维新的理论”。同时康有为又利用今文经学“穷变通久”说，论证政治制度的可变性与改革的合理性。（汤志钧：《重论康有为与今古文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5期）
第二种观点认为，戊戌维新的理论基础是西方进化论学说，今文经学只不过是这种理论的中国式外衣。应该肯定维新派利用今文经学发动改革运动的价值和文化意义，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必然受到中国近代经济、政治和文化客观条件的制约，也必然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受到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但也应该看到，今文经学与进化论分属两个不同的思想范畴，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虽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仍然是去完成对封建蒙昧主义的自我批判，而维新派学习和吸取的西方进化论学说，则是近代资产阶级的理论规范和思维方式。有学者指出，“进化论大大地开拓了维新派的眼界，使古老的‘三世’说不再是‘一治一乱’的僵化公式，而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社会进化历程，以此为核心的群学（社会学）也就成为维新派组织力量、革新社会政治的实施学理。”（陈旭麓：《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载《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
第三种见解认为，戊戌维新的理论基础已越过了斯宾塞庸俗进化论的河流，而走向“全变”进化论的新岸。学术界有人把康有为的进化论称为“庸俗进化论”，对此，有学者指出，康有为确实受过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但“从其哲学理论和政治实践判断，他主张渐进，但不反对飞跃，他从局部改革入手，最终走向全变的震撼”。应该承认，在“学问饥荒”的戊戌年间，西方创造的各种理论是“师范”，中国人是学习和接受这些理论的“学生”，维新派既无时间亦无能力分辨进化论的各种流派，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博采众长为我所用，难免出现饥不择食、生吞活剥的弊病。（何金彝：《康有为的全变思想和创造进化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
（四）关于戊戌变法的政治纲领
所谓戊戌维新政治纲领，是后人从政治学角度对维新派政治主张的综合与概括。戊戌变法中维新派通过著书立说、上书言事，努力学习西方的政治规范，逐渐凸显出自己的政治纲领。关于戊戌维新的政治纲领，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观点认为，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顽固派、洋务派的封建统治，主张通过改革把中国推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是戊戌维新派“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这个政治纲领包括明显的反对帝国主义军事侵略、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内容，以及强烈反对封建主义对民族工商业的束缚，要求改革官僚制度，实行君主立宪，确立“以商立国”、“定为工国”的方针，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具有一定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刘仁达：《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有为所提出的政治纲领》，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4期）
第二种观点认为，“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是维新派三位一体的政治纲领。不过，从时间上又断定这是戊戌“百日维新”之前的政治纲领。刘大年认为，“百日维新”期间“改良派一争取到接近皇帝的机会，马上就把自己的政治纲领抛到一边去了。他们在实行立宪政体的问题上，先亲手与洋务派划分界线，然后又亲手消灭了彼此间的界线”。维新派这种背弃自己政治纲领的“动摇、变节、倒退”行为，使“那场运动中以前认为具有光泽的部分，现在看来，也未免黯然失色”。（刘大年：《戊戌变法的历史评价》，载《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第三种观点认为，学术界所说维新派“背弃”政治纲领的意见有失公允，认为维新派一以贯之的政治纲领是“革弊政，变成法，去尊隔，通下情，改官制”。宋德华指出，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之前并未提出过“兴民权、设议院、定宪法”的政治纲领，因而谈不上“背弃”与“倒退”；维新派主张“议院”既不可禁开，又不可速开，而只能待于“民智”，赖于“君权”；康有为提出“立制度局以议宪法”，是维新派政治纲领的核心内容和实质所在，是前进不是“后退”；维新派主张“君权变法”是一种政治操作方式，不等于“尊君权”，更有别于“皇权主义”。（宋德华：《戊戌维新派政治纲领的再探讨》，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
第四种观点认为，戊戌维新的政治纲领可以概括为“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房德邻认为，康有为提出的“议郎”制虽然还不能说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议院”，也绝非仅仅“通下情的工具”，而是近代议院的初阶；“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具有变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含义，因此把它视为戊戌维新政治纲领更为贴切；维新派把“开国会、定宪法”转换为“开制度局以议宪法”，只是在实行立宪步骤的迟速上有所不同，不可说他们“背弃”了自己的政治纲领；维新派不提开议院而主张开制度局，是受到阶级政治力量不足的条件限制，并不是走进了对议院认识越深越认为中国不能开议院的思维误区。（房德邻：《维新派政治纲领的演变》，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五）戊戌维新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关于戊戌维新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评价维新派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所采取的政策；一是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对戊戌维新所采取的态度和立场。
关于维新派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自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比较通行的观点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的特点，决定了维新派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胡绳指出，维新派对民族危机是有着敏锐的感觉的，但对于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却并无良策，只是“片面地断定因为中国不行，难怪别人欺凌”，由此出发，他们的爱国思想不能进而发展为反帝运动，“反而成了为侵略者辩护。自动向帝国主义者缴械。”（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78页）
另一种意见不同意笼统指责维新派对列强的“幻想”，认为他们也并未向帝国主义“缴械”，应该看到他们利用列强矛盾的一面。一些史学家认为，他们崇拜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是为了请教变法经验，因此既要看到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一面，也要看到利用列强矛盾的一面。（王晓秋：《戊戌期间康有为政治主张的再探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4期）
其次，在如何估价帝国主义对戊戌维新的态度上，史学界都认为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了他们对中国只能奉行侵略政策，在戊戌维新期间帝国主义的种种表现，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持和扩大其侵略利益。对此，史学界几乎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对这个时期内帝国主义及其某些代表人物的具体活动的看法，以及这些活动造成的客观影响，认识却不尽一致。
徐泰来认为，帝国主义确实不希望中国强大，以供其吞噬，任其侵略，但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既要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西方”，就不能不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徐泰来：《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载《史学集刊》1983年第1期）陈旭麓指出：“帝国主义虽然不喜欢亚洲出现个强大的中国，但那时外国并没有对新政采取直接打击的行动，有些外国人的言论还是有利于新政的。（陈旭麓：《光绪略论》，《文汇报》1980年10月27日）也有学者认为帝国主义在变法期间的活动客观上有利于维新运动。如叶林生认为：“对于帝国主义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态度，一方面要看到他们的目的，出发点是为了控制，为了掠夺；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他们在客观上支持促进了维新运动。”（叶林生：《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载《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六）关于康有为的历史地位
对康有为历史地位的评价是戊戌变法研究领域分歧较大、争议较多的问题。戊戌政变后康氏流亡海外，成立保皇会与革命派论战，民国初年又参加“张勋复辟”，因此，对他历史地位的评价，迄今仍争议不休。
一种意见认为，甲午战争后的康有为是开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转化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介于顽固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政治团体的代表人物。从康有为的阶级属性分析，他正处在从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也处在从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向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转化的过程中，他主张进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客观上正是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因此“应该把他称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而且断定“他的思想的黄金时代在前期而不在后期”。（蔡尚思：《康有为黄金时代的思想体系和评价》，载《学术月刊》1963年第9期）
另一种意见认为，以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为分界线，在革命高潮尚未掀起以前，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反映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有重要贡献；但等到戊戌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兴起，他的思想仍停留在原位上，拉车向后，日趋堕落。有论者指出：“一个主张维新的人，成为封建余孽；一个在海外起过影响的人，成为反动团体。恰恰说明近代中国发展迅速，不断前进，如果有人对旧思想有所留恋，甚至还妄想一逞，那么，时代的巨轮对落后是无情的。”（汤志钧：《论康有为和保皇会》，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
这有一种意见，既不同意称康有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也不同意把康有为分割为前后两个阶段，将康有为定位为“一个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有的学者指出：“他在戊戌后的长期海外生活里还为中国的再造作了新的建设性的思考，尝试拟定了他在维新运动中还不能设想的成系统的计划”，戊戌后康有为走向世界， 以其亲身的感受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撰写了《物质救国论》和《理财救国论》，对物质与社会生产力进行了经济学意义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与教训，使他的思想更具有开放性、现代性和世界性。总其一生，康有为不无缺点与错误，但他是近代中国一代改革思想家、伟大的爱国者和旧民主主义先行者，则是确定无疑的。（徐高阮：《戊戌后的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大纲》，载《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
（据马洪林《戊戌维新百年研究评述》；
刘振岚《戊戌维新运动研究述评》等整理）
4.图画说明
《京师大学堂旧址》
位于今天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59号。1898年7月3日，光绪帝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1898年至1900年的京师大学堂（后来被称为“戊戌大学”），一切因陋就简，因此，它在实质上仍然是一所封建书院。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京师大学堂校舍被占，图书设备被毁，一度停办，直至1902年得以恢复，增设预备科（新政科、艺科）及速成科（仕学馆、师范馆）。1902年正式举行招生考试，招收了200名学生。1903年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毕业生分别授给贡生、举人、进士头衔。1910年改设为经、法、文、格致、农、工、商7科。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所大学。
《瀛台》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推翻新政，将载湉囚禁于西苑（今中南海）南海的瀛台。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时，光绪帝被挟逃亡西安。回京后，慈禧太后让其随朝，以欺天下视听。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卒于瀛台。瀛台位于北京中南海的南海，又名趯台。瀛台始建于明朝，清朝顺治、康熙年间曾两次修建，是帝王、后妃的避暑和游览地。因其三面临水，衬以亭台楼阁，像座海中仙岛，故名瀛台。瀛台上有翔鸾阁、涵元殿、香扆殿（即蓬莱阁）、迎薰亭、丰泽园、怀仁堂、海晏堂等建筑，山石花草，楼阁亭台，拥水而居，秀美宜人。新中国成立后，瀛台正殿涵元殿已成为中国领导人会见外国领导人的场所之一。
《同文馆旧址》
1862年8月，清政府在总理衙门东所设立同文馆，民国初年，这里曾是外交部的办公场所，地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49号。
5.参考书目
《中国近代史》（第4版），李侃、龚书铎等著，中华书局1994年版。
《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苑书义主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戊戌变法史》（修订本），汤志钧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丁名楠等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史》，胡滨著，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
《戊戌变法史述论稿》，蔡乐苏等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戊戌维新运动专题研究》，刘振岚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史讨论丛书·戊戌变法》，李文海、孔祥吉编，巴蜀书社1986年版。
《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胡绳武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孔祥吉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勿忘国耻历史丛书──瓜分狂潮》，房德邻著，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版。
《救亡求存──清末维新潮》，焦润明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戊戌维新──近代中国的一次改革》，范士华著，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近代史话》第6卷《维新变法》，夏以溶主编、王瑞成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下册（增订本），汤志钧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
《康有为大传》，马洪林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革新派巨人康有为》，林克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梁启超传》，李喜所、元青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谭嗣同传论》，邓谭洲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光绪传》，孙孝恩、丁琪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探究活动课三　改革成败的机遇与条件　　江苏省南京市第六中学 鲍芳
本单元主要讲述中国的戊戌变法。这是中国在近代史上自强自立的一次尝试。这次改革有其积极性也有其局限性，这不仅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更与当时中国所处时代的国际局势有着密切的关系。戊戌变法中涌现出不少革命志士，比如康有为、梁启超，他们为了改革，付出了许多，他们的理想也合乎时代的潮流，跟随了历史的脚步。但是这次变法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到底原因出在哪里？
活动内容
这一活动是为了让学生对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这两次亚洲近代史上重要的改革──进行深入了解，探讨两次改革成败的原因，并能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建议教师在让学生了解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中国与世界的情况，提出当前改革面临的机遇与条件。整个教学活动分为搜集查阅资料、提出观点、课堂研讨三个主要程序，包括课上和课下两部分活动，要动员学生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出发，多方位思考问题，深入研究问题，互相交流，达到共同进步的效果。
活动目标
1.通过分析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分析问题的能力。
2.通过探讨改革所需的各种条件，培养学生学会周密地思考问题。
3.通过听取别人对抓住改革机遇和创造条件促进改革的看法，鼓励学生多听取别人的意见，同时吸收其中的精髓。
4.通过对当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进行讨论与评说，提高学生语言表述能力。
5.通过按组活动，加强合作意识，培养与他人合作的默契，提高社会适应力。
6.通过了解专家学者的观点，鼓励学生博览群书，大胆质疑，培养钻研的精神，同时也为今后的研究性学习打好基础。
活动准备
1.活动指导
①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如性格、性别、兴趣、能力、家庭背景等）和活动需要，将学生划分成几个研究小组，以组为单位活动。选择组织能力较强的学生担任本次活动的组织者或主持人，明确活动的内容以及过程，组织各小组的活动以及延伸活动的开展，作好课堂活动的准备。
②要求学生在课前搜集好所需要的资料。由组织者分工管理，学生按小组分工合作，查阅活动所需的资料。除了史实性的图片、图表、文字记录以外，也应该多收集一些专家学者的论文、书集等。需要注意的是，资料应该有一定的深度，不能停留在教材的内容上。教师应该多了解学生对本次活动的准备工作，必要时加以指导和协助。
2.收集资料
主要收集以下三个方面的资料：
①了解19世纪后期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除了日本与中国，还应该收集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法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关资料。如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英、美、法等国所处的优势等等。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比较，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当时亚洲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与机遇，以及当时中国与日本各自所拥有的发展条件和遇到的阻碍。这些都属于两国改革的外部条件。收集这些资料时，应该根据需要，选取对比鲜明的证据。
②了解当时日本与中国这两个国家的内部各自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由于亚洲国家的封闭性，在西方文明冲击东方的同时，大多数国家开始时都会选择闭关锁国一类的政策，用消极的方式防止侵略。但是，随着与西方文明的接触越来越多，这种消极的抵制方式很快就失去了作用，不少国家内部开始出现主张打开国门的“开放派”（比如中国的洋务派，代表人物有李鸿章、曾国藩等人），他们与保守派（或“锁国派”）之间存在矛盾。并且，由于阶级地位、知识水平、所处时代的不同，这些“开放派”对开放的程度意见不一。这些都属于两国改革的内部因素。收集这些资料时，应该着重搜集其中的典型代表。
③了解当前的世界发展趋势，有哪些国家在进行什么样的改革，这些改革面临的机遇和拥有的条件又是什么。现今，大多数国家都在进行适应本国国情的改革。发达国家正在对本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做出调整；发展中国家则通过政治经济改革，力图赶上发达国家的脚步。在搜集这些资料时，应该注意广泛性与全面性。不同类型国家与地区的情况都应该有所涉及，在思考决定论点时可以更加严密，活动时也方便调用。
3.搜索途径
①图书馆、博物馆、遗迹遗址等；
②图书、报刊、杂志等；
③广播电视、录像带、多媒体光盘、计算机软件、网络资源等；
④家人朋友、教师长辈等。
4.提出观点
学生按组活动，首先汇总小组成员找到的资料，进行分类，对重要的文献资料应该编号，最好能人手一份。第二步，学生仔细阅读拥有的所有资料，选出自己最有兴趣、最受震动的部分，或自己最有把握的部分，初步提出自己的观点。
每组学生应该准备两种观点：
（1）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相关论点。可以关注当时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两国改革时所遇到的内部矛盾（特别是由于派系不同引发的阻力）；中国和日本分别面对的国际形势；两国改革派分别提出了哪些主张；这些主张有哪些立足现实，哪些过于超前，哪些具备实现条件，哪些直接导致改革的失败等等。
（2）当前世界各国改革情况与总体趋势的相关论点。既要关注过去，又要立足现在，放眼未来。可以关注一些大国的改革情况，也可以关注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
提出观点后，先在组里讨论一下，看看自己的观点是否符合逻辑，能否自圆其说，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在小组中选出2～4个代表，各自整理好需用的资料，如必要，应该写好发言稿，准备在活动中发言。可以在小组中讨论修改，也可以请教师看一看，提一些意见，做一些修改。最好能够将发言所需的文字与视听资料做成多媒体资料，便于展示。最后，组长将本小组的观点告知组织者（或主持人）。
组织者（或主持人）将所有观点分类编录，拟定发言，为活动做最后的准备。
活动过程
活动需用一课时，主要分三个部分：分析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面临的条件和机遇；探讨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联系当前世界发展趋势，对当今的改革提出看法和建议。三个部分有机联系，应该过渡自然。
1.开场白
主持人（或组织者）公布活动时间、活动内容、活动步骤和基本要求。
时间：一堂课（40或45分钟）
内容：探讨改革成败的机遇和条件
主要步骤：复习本单元教材内容──研究探讨──归纳总结
基本要求：遵守纪律，踊跃思考，积极参与，讲究方法。
学生发言的要求：态度大方，声音宏亮，语言简练，条理分明，观点明确，能够自圆其说。
2.复习知识
学生根据教材，叙述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基本情况，复习两次改革的过程与结果。特别强调其中关键人物的行动与影响（如康有为、梁启超、高杉晋作等）。这一部分的时间不应过长，最好在5分钟内完成，以免阻碍研讨活动的进行。
3.研究探讨
①将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进行比较。各小组代表分析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所遇到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从背景来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半殖民地国家为了摆脱列强的压迫、立志发展的行动。中日两国国情的不同导致了结果的悬殊。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虽然腐朽，但持久而顽固，将全国的统治牢牢抓住不放。在日本，全国分为大大小小200多个藩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革新势力的活动。由于幕府统治不具备绝对的权威性，因此天皇一旦号召，便能聚集许许多多愿意为天皇效力的人。
戊戌变法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所发起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然而它缺乏有力的支持。康梁所寄望的光绪皇帝根本没有实权，他们对于反动保守势力的力量估计过低，又没能发动起广大群众的力量，从而导致了最后的失败。明治维新却不一样。它虽然也遇到了保守势力的阻碍，却能够借助广大下层武士的力量进行抗衡；同时，在维新之前革命派还发动了倒幕运动，推翻了幕府的统治，还政于天皇，也就是说，在明治维新之前有过一次革命运动，扫荡了内部的大部分不利因素，因此比戊戌变法更加激烈、更加先进。
因此，从内部条件上来看，日本比中国具有更多的优势。
从外部因素来看，日本国土比中国小太多，而且没有多少可以利用的矿产资源，土地远不如中国富庶，人口数量也没有中国庞大。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自然阻碍了中国改革的步伐，同时又给了日本喘息的机会，使明治维新在短时间内扭转了国内的颓势，还在国际上争得了立足之地。
其他学生应认真聆听内容，必要时应做笔记。记录员将观点简要记录下来，写在黑板上或打在投影上，便于进一步讨论。
②将戊戌变法时中国的情况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着重比较东西方经济发展的差距，说明中国当时十分落后。
西方列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在经济上远远领先于中国。然而，中国的传统社会和封建文化是封闭型的，不允许改变“本”，只能在“末”上动脑筋。这显然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而且这种阻力一直在加大。从这一角度来看，康梁变法自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激烈反抗。但是，当时的中国，整个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冲击，政治、经济、文化上都需要改革，社会需要改革和旧势力阻挠改革这一对矛盾的斗争，在当时的中国显得格外激烈；而在中国更多地接受西方文化之前，改革的势力总是屈居下风的。
③叙述当前的世界发展趋势，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给各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不少国家正在进行的改革。注重联系实际。
4.专家视点
学生根据找到的资料，介绍专家学者对于以上问题的看法，与其他学生的看法简单比较，找出学生们的观点存在着哪些不足，又有哪些更大胆，更有创新，值得深入研究。
学生对专家学者的文章书籍做简要介绍，提示同学们课后去阅读思考，深化活动的影响。
活动延伸
方案一  放眼近代改革
可以研讨近代历史上其他各国的改革，如德国统一战争、美国内战、俄国1861年改革等。
方案二  资料展示
将收集的资料分类，编辑成小报，在学校橱窗、宣传栏等地点展示。
方案三  论文展示
将自己的观点写成小论文，在班级或学校中交流讨论，积极尝试向校刊投稿。
方案四  改革论坛
就活动中提到的某些重要问题进行辩论。制定评比标准，请老师或同学担任评委，在全年级或全校公开辩论，并进行评比，对表现出色的个人或小组予以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