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擴張一向都是血腥暴力，這一點說得極為中肯。可以用---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一書來了解。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911”之后的世界形势与前途

　　难以为继的“外围供养中心”模式

　　近世的全球化本质上是工业资本全球化，处于高势能地位的资本向处于低势能的外围市场扩散，汲取优质资源，获得高额利润，并不断制造新的外围市场，由此不断形成压迫外围市场的新优势。

　　18世纪以来，资本全球化已经过了好几波的发展，也经过好几波抵制。英国是“资本的母国”（马克思），也是资本全球化进程的第一源头。资本必须从劳动者身上攫取剩余价值，把劳动力收入压到只能维持基本生存，甚至更低，最后导致劳动力反抗资本。劳动者是国内最基本的消费群体，他们在为资本不断提供利润的同时自己的收到却越来越少，这导致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萎缩。这样资本中心国英国便出现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对立。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严重贫困化，罢工、游行，就是资本压榨与国内消费市场萎缩的直接后果。劳动者的反抗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在国内不可持续。

　　为此，英国资本只有向外扩张，先从英国登陆到欧洲，从欧洲劳动者身上获得利润来反哺英国，结果，英国国内的上述资本与劳动矛盾又转移至欧洲，造成欧洲的两极分化。欧洲在抵御英国资本冲击的同时，也整体地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遭遇国内两极分化的后果。为了摆脱欧洲各国内部两极分化的矛盾，欧洲便与英国一起向世界扩张，从这些地区的获得高额利润回流，这为欧洲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提供了巨量的原始积累。这样世界分成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及由此产生的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中心和外围之间的矛盾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内的压迫阶级（资本家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工人阶级）矛盾的外移形式。其结果是在资本中心国发展的同时，资本外围国家则整体性地陷入毁灭。

　　资本从国内向世界扩张的过程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自由贸易的牧歌似的过程，但实际上则是伴随着极其血腥的暴力掠夺。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扩张到了亚洲。1840年、1856年英国对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1857年英国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在这几场战争中，英国征服了中国和印度。此后，中印两国的大量财富就从东方流向了欧洲。这些外来财富使欧洲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大大提高，欧洲的两极分化问题也逐渐缓解。与此相应，从19世纪70年代到一战前，欧洲阶级斗争渐失去了群众基础，出现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原来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在东方利润滋养下变成“工人贵族”，坐享高福利。整个欧洲民族摇身一变成了压迫民族，其内部“布朗基”式的革命的力量也随之偃旗息鼓。欧洲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特征的“维多利亚时代”，一派歌舞升平，温文尔雅的气氛。

　　美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南北战争后，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美国国内产生两极分化和劳资矛盾激化。19世纪下半叶，美国国内工人运动频频发生，比如1884年10月的芝加哥大游行，其规模和影响都超过了今天美国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了缓解国内社会矛盾，与欧洲摆脱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路径一样，美国政府从19世纪末期开始大规模进行海外市场开拓。1898年美国占领夏威夷、古巴和菲律宾，加入欧洲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争并从东方获得大量的利润回流。20世纪初，美国国内劳资矛盾大幅下降。

　　然而，资本外围地区如果被剥夺到极点，也会起来反抗。较早的是拿破仑战争，它是法兰西民族对登陆欧洲大陆的英国资本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19世纪40年代，欧洲大革命，是对英国资本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抵制。这两次抵制产生了欧洲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意识形态。

　　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后，又将西方资本剥夺第三世界的全球化进程阻挡了整整半个世纪。冷战的本质是阻止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对外围地区——至少在社会主义国家范围——的剥夺。苏联解体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对西方资本设的篱笆坍塌，东欧全面开放资源、市场、劳动力，成为西欧的外围市场，资本全球化波澜又起。可以说苏联解体为资本中心国家提供了新的外围市场，美国资本在世界范围所向披靡，以至于美国放弃了实物生产，出现所谓“新经济”，认为只要搞金融、靠新技术和新概念纵横天下就可以了。

　　在资本外围地区不断榨取外围的后果是，是那里的劳动者收入和消费能力持续下降，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矛盾突出，2001年就发生了“911事件”和所谓的“恐怖主义”，这是全球化时期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矛盾激化的结果。为了压制外围地区对国际资本的反抗，美国开展了近十年的越反越恐的战争。现在，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撤军说明，资本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控制的失败。再加上新兴市场国家崛起，整个世界呈多极化趋势，西方资本从外围地区向本国收缩，将危机转向本国劳动者，裁员、减薪、削减福利，这又导致国内矛盾激化。目前在西方国家发生的种种“占领”运动，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劳动和资本矛盾激化的结果。

　　“自由竞争”理论陷入尴尬

　　我们看得很清楚，资本主义发展已使自己陷入首鼠两端的困境：先是对本国劳动者的剥削以实现资本增值，结果导致国内革命；为了避免国内革命，资本便向外部扩张，通过外部剥削实现资本增值，以缓和国内矛盾。结果又激化了资本中心与资本外围的矛盾。现在这个模式如果搞不下去，资本增值的压力又返回国内，引起国内劳动与资本的反抗。

　　资本主义想要摆脱目前的危机，仅自我调节是走不出困境，即便再出一个罗斯福也不可能了。资本中心国家自身已经没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了。多年来它们完全是靠外部战争养起来的，以至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军工成了支柱性的部分。古罗马就是这样，罗马人通过战争从地中海沿岸掠夺了大量奴隶和财富，这些财富返使罗马人不劳动，整个寄生和堕落了。结果地中海战争一旦受挫，罗马就衰落了。今天的资本中心国家也是这样，如果不能在世界找到一个象苏联解体后那样新的外围空间，其衰落的命运是必然的。

　　那么这个“新的外围空间”在哪里呢？目前看他们已将目标瞄向中东和中国。美国为什么打阿富汗？“反恐”只是名义上的，而实质是为了控制资本外围地区。欧洲打利比亚，深刻动因也是欧洲自身危机，需要大量的外部资源来化解矛盾。另一个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倒了，几乎整个亚洲就会成为西方资本的依附性和无障碍的市场。与苏联解体后果一样，这就会为西方资本带来新的复苏。为此，2010年欧洲开始向地中海南岸布局，美国也正式提出“重返东亚”。

　　生存，还是死亡？这对目前的第三世界而言，确实是一个问题。穷时防贼，富时防匪。中国并不会因为富裕就没有安全问题了，相反，我们更需要保持清醒和警惕，绝不能盲目乐观，以为危机都是别人的。事实上，别人的危机来了，也就意味着你的危机来了。今日资本主义虽然涂抹上了“全球化”的金粉，但是本质上与马克思和列宁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同，资本主义生存模式就是要不断扩张外围，失去了外围，留给资本主义的就是国内社会革命。资本的世界就是丛林的世界，目前的西方并不会因为我们加入了WTO，参与了全球化而就以中国为“伙伴关系”。

　　我们已进入WTO有十年光景，一开始我们并不了解它的规则，和18世纪末的法国一样，以为只要加入资本中心体系，我们就进入文明行列，就可发大财。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1786年法国跟英国签订《伊甸条约》，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自觉“融入全球化”，就会受惠于英国工业，就会与英国一样快速发展。但法国没有想到英国资本的势能比较高，产品的附加值比较高，英国工业生产体系处于优势竞争地位，这使法国经济不堪英国资本的冲击，导致农民失地拥进城市，工人普遍贫困，社会矛盾激化。最后爆发1789年法国大革命。事后看来，法国革命的内在的动因就是前面讲的资本外围国家法国对中心国家英国压迫的反抗。

　　所以说，国际斗争的焦点不在劳动权，而在财富的分配权。资本的世界就像两个正反倒置重叠在一起三角形，倒三角是资本，正三角是劳动力、资源等。资本配额最少的地方是劳动力最多的地方，劳动力最少的地方则是资本配额最多的地方。少数财团占据着资本份额的大部分，而多数人，尤其提供体力的劳动者和原材料的后发国家，在国际资本分配中得到的配额却是很少的。原材料、劳动力和资本交换时总处于弱势。这就是目前中国为世界市场提供的劳动量很大而所得甚少的原因。

　　我们现在总说英国是自由贸易国家，其实它在最早的时候对技术是绝对垄断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说过，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直接照搬自由贸易原则。落后国家在面临高势能资本冲击的时候，不适度实行国家垄断是要被冲垮的。俾斯麦就采取了李斯特的方法，使德国迅速崛起。

　　美国工业化起步之初，对于本国工业的保护更是毫不含糊。南北战争后，美国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控制权，以高关税为手段强力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市场。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1913年，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优势地位确立，美国此时的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

　　所以，绝对不能盲目相信和崇拜“自由竞争”。当处于资本链下游的时候，任何国家要搞自由竞争，都必然一败涂地。中国的自主发展和稳定才是最重要的事，走殖民化、走附庸的道路、向西方资本妥协，没有出路。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历史正在向马克思和列宁回归

　　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西方朝野陶醉在“不战而胜”（尼克松）的喜悦中。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争，以西方的自由民主“成为普世性的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告终。自美军在伊拉克陷入僵局之时，福山就对“历史终结论”有所反思，这时的福山又认为，稳定有效的理想型自由民主体制的建成，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一种偶然的运气。

　　既然是“运气”，那就不会是历史。历史只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曾是以“终结”论走红于西方世界的福山在面对今天的历史。显然已失去了解释力。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后，世界的目光开始注意马克思和列宁。人们从“占领”运动中体悟到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和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判断。据报导，2011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德国的销量比2005年增加两倍，是1990年的100倍。马克思塑像又重新回到了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校园。

　　人们发现，马克思之后的世界资本主义并没有为人类贡献出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列宁之后的世界资本主义更是失去了自我改造的能力。近百年来，它只是在维持它既有的存在方式：不断经历着同一种危机，面临着同一种矛盾，用同一种高代价的方式即危机加战争的方式解决矛盾。其间，只有技术更新和危机的重复，而没有存在方式的更新，其结果是它对世界的创新速度远赶不上其破坏的规模。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批评东方中世纪历史，只有“随意动荡而没有什么发展”，因而是“非历史的历史”。他说古代东方发生的“衰退，并不是真正的衰退，因为在这一切不息的变化中，还没有任何的进展”。黑格尔笔下的东方衰退特征难道不正是当代资本主义“衰退”的写照吗？

　　列宁曾提出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判断，但这不能被曲解成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了。与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一样，理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诸如“垂死”“腐朽”等概念，应先手从黑格尔“扬弃”概念入手。发展，本质上是包含“扬弃”的历史运动。若从“扬弃”的视角观察，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论断还是相当深刻的。自列宁之后的世界资本主义已失去了自我扬弃（改造）的能力，目前，在世界治理方面，西方国家除了使用拳头，便无所长。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资本主义已没出路，它必然会把内部的祸水引向资本外围地区。现在西方虽然经济上衰落了，但是军事实力还在。世界最终是靠实力说话的，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战争离我们并不远，西方缺的只是一个“理由”。如果中国国内一旦出现动荡，那时西方就会对中国下手。而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已获巨大成功的政治体制和民族文化缺少自信和自觉，明明自己走的路是对的，而且已看到了前面的曙光，却一直怀疑自己还不够“普世”。心理上“缴枪”了，真正的危险就会悄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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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观察（五则）：一、原文地址：(作者：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 href="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12d64d0100zya5.html" target="_blank">中国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作者：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作者：申树凤

  
  

  正在给公安作家班讲课的孙立平老师

  
  

  井然有序的课堂
  

   
      博主按语：今天下午我们听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的课，他讲的内容直接联系当前中国实际，分析了中国最大的困惑在哪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提供了一种观察中国现实社会的新视觉，相当释疑解惑。孙教授有知识分子敢于担当的伟大情怀，讲课中间三次做五分钟的休息，其身体有恙仍忧国忧民，感人至深！下面是孙的代表文章，请朋友们一阅，也来感受一下孙老师的思想风采。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 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 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

   

   

  二、中国放松对NGO管理是大势所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36a78901010i7j.html

        广东省日前决定，允许一些民间组织无须挂靠政府主管部门即可以直接登记。有学者对此举表示欢迎，但同时指出，放松对公民维权等政治性社会团体的控制仍需假以时日。
  *降低登记门槛，“主管”变“指导”*
      广东省政府宣布，从明年7月1日起，涉及行业协会、群众生活、公益慈善、社会服务、涉外社会组织等八个类别的非政府组织(NGO)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先前的政府部门业务主管单位将改为业务指导单位。
      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刘洪日前在就此进行政策说明时对媒体表示，该政策的核心是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简化登记程序，突出体现“宽进”的原则。

  贾西津   清华大学副教授、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博士

  
      中国NGO发展交流网援引广东省地方官员介绍说，广东省对非政府组织的政策调整还包括在公益慈善类和社会服务类组织推行“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改革，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改革范围。
  *贾西津：大势所趋*
      中国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博士表示，中国的社会组织管理长期以来奉行登记机关和政府业务部门的双重管理模式。改革这种模式，放松对社会组织登记的限制是大势所趋。
      她说：“双重管理体制已经受到很长时间的争议，所以这个改革是必然的。而且对结社的审批制度，未来肯定要转换新的思路，比如说通过依法行政、依法规治来达到对社会组织的规治目的。”
      广东省政府提出的具体改革方案还包括，探索将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从省级下放的可行性，支持社会人士成立公益慈善类和社会服务类非政府组织，允许按产业链各个环节、经营方式和服务类型在同一个行业内设立多家协会，同时允许港澳台人士在广东省内注册的企业成为会员等。
  *各省料会跟进*
      观察人士指出，非政府组织是构建公民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国内外社会团体、乃至外国领袖多次呼吁中国政府放松对非政府组织的控制。
      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首次引入“社会管理”的概念，提出改进社会组织管理、健全登记制度、各司其职、依法监管等原则。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说，除广东省外，中国其他部分省区近年来也在酝酿类似举措，但广东省步伐最大。她预计，随着广东省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的具体措施在明年实施后，会有更多省市跟进。
      她说：“有可能在一年或者说几年内，在全国层次对三个登记管理条例进行修订。那么取消对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就有可能会成为一般性的原则。”
      目前，“挂靠”行政主管单位是中国非政府组织面临的最大难题。很多社会团体，尤其是公民维权组织，因为主管单位担心其成立宗旨而不予支持。这些团体往往只能以公司的形式登记注册。
      广东省此次放开的八类社会组织当中，也是以商会、公益服务、文体科教和社会服务等领域的组织为主。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指出，“分类管理”仍然是中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监管的主导思想。这个原则在十二五规划中得到巩固。她指出，中国NGO管理体制的开放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她说：“那么我想相关于维权、权利，尤其是政治性的组织，肯定是最后放开的。这是长远而言，可能不是现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要做的事情。”
      中国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主办的中国社会组织网说，近年来中国非政府组织数量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目前已经超过300万家，但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仅有26万家。

   

  三、原文地址：陈先奎：美债陷阱正在扼住中国命运作者：春在拂晓    喧嚣一时的“美债危机”虽已谢幕，但是以美债绑架全世界的“美债陷阱”却已然大白于天下，而且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

      中国是美国境外美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的美元储备已然陷入最危险的境地，与此攸关的中国国家经济主权与国家经济安全，已经陷落于欧美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的股掌之中。通过操纵美元贬值，美国可以随时随意由中国向美国转移财富，中国巨额的美元储备已经成为他们饕餮大餐的盘中之物，美元霸权及其所构织的“美债陷阱”已从根本上危及21世纪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对华外交战略，概括起来就是三条：一是遏制中国，二是推动西式民主化演变中国，三是使中美之间按照美国的绝对优势和霸权利益形成深刻的经济依附性，促使中国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成为美欧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的利益攸关者，“负责任”的新兴驯服大国和低端财富输送大国。令人惊心的是，以上三条，除了遏制中国一条因为中国意外迅速崛起而宣告失败，民主化一条已经进入到以“网络自由”为标志的决战新阶段，美国外交要构造中国经济依附性的战略目标，通过“美债陷阱”显然已经基本达到。

      在美债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高官和媒体几乎一致傲慢地认为：没有必要理睬中国。即使美元贬值，中国也只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除此以外，中国别无选择。美国一些媒体甚至露骨地声称：美国暗示继续出台量化宽松政策也好，操弄“美债危机”亦然，目的就是要通过美元贬值把美国结构性调整的包袱完全强加在中国及其他环太平洋国家上面，同时还可以以输入性通货膨胀制造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内的不满和动荡，延缓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发展。显然，在这种“美国问题、中国埋单”甚至“美国得益、中国得祸”的“中美国”结构中，中国已经失去对本国经济的控制能力，被迫而又不断屈辱地向美国输送财富。美国国债已经结构性地扼住中国的国内外循环机制，从根本上危及中国国家经济主权与国家经济安全。不跨越这种“美债陷阱”，中国就摆脱不了从根本上依附于美国的命运，而成为美国一手安排的21世纪又一个世界新兴附庸大国。

      经济全球化以来，经过国内外新自由主义的反复宣传与教导，世界各国尤其是中美两国相互依存的思想观念已经成为中国一些精英群体的指导思想和主流话语，甚至流行着中美两国相互依存，“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概念与教条。可今天的局面再次无情地点醒我们：美债危机不会改变中美力量对比。认为美债危机显示了中国力量的观点，其实是可笑地误解了力量的本质，忽视了相互依存关系中的力量不均衡性。如果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超过了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那美国就掌控着权力，只有当中美两国都平等地依赖对方，这样的中美相互依存关系才没有什么权力依赖可言。

      在到目前为止的中美相互依赖的“中美国”结构中，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远远超出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中国在美国霸权的桎梏中，无法购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和美国国内的优质资产。具有国际储币地位的欧元、日元，也都不具备美元的霸权优势。中国只能一面无奈地看着美国政府操纵美元贬值，一面强吞苦果不断增购美国国债。

      面对“美债陷阱”，中国真的别无选择了吗？并非如此。第一，两害相较取其轻，中国要以壮士断腕的国家意志，毅然决然地摆脱美国自以为得计的“美债陷阱”。据有关方面研究，自从2006年以来，由于美国操纵美元贬值，中国美元储备已经先后缩水达6000亿美元之多，如果近期美元继续贬值10%—20%，中国的美元储备仍将缩水2000亿至3000亿美元之巨。如果中国长期坠入“美债陷阱”而不能自拔，那就会有更多的2000亿、3000亿要由中国人民的血汗付出。长痛不如短痛，中国完全应该以一时的短痛换取长期的解脱。摆脱“美债陷阱”，从根本上捍卫中国的国家经济主权与经济安全，这比一两个2000亿、 3000亿重要得多！

      另一方面，尽管在以“美债陷阱”为标志的“中美国”结构中美元霸权是绝对的强势，但就美国国债而言，60%左右为美国国内机构和美国人民所持有，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只占整个美国国债的13%还不到。一旦美元严重贬值，中国美元储备固然要严重损失，但是损失更大的将是美国政府自己，而且更可能动摇美元霸权的根本，中国反而可以变危机为机遇。中国一定要在惯于玩弄边缘政治、边缘外交的美国政府的威胁与讹诈面前，敢于亮剑，敢于让美元狂贬到底，甚至敢于承担美元破产、中国美元储备打水漂的风险，看看究竟谁更害怕？

      一旦中国能够打破新自由主义片面鼓吹“相互依存”的思想教条及其宣称不以“美元储备”为武器的愚昧经济外交主张，美国就不可能一再地“搞掂”中国，也就不敢在中国面前再玩“美债陷阱”及其美元贬值的把戏。即使要维持美元稳定，中国也就可以理直气壮、从容淡定地对美国谈条件，天经地义地真正维护中国及其他债权国尤其是新兴大国的利益。

      第二，中国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决策筹划外汇体制改革的方案。面对“7·23”动车事件，中国已经“抛弃虚荣”拿出一个初步的“刮骨疗伤”方案，显示了过去据说只有西方民主国家才具备的纠错能力。但是面对“美债陷阱”这个更加攸关根本的危机，中国却仍然停留于大众的愤怒、媒体的批评以及外交表态的层次，现在中国迫切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一个跨越“美债陷阱”的外汇体制改革方案。
  

  作者：陈先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2011-08-16 发表于《环球时报》

   

   

  四、原文地址：中国的反贪风暴愈刮愈烈作者：陆佩玉

      中国的反贪风暴愈刮愈烈，即使是远在西方也能感受到强劲的态势。问题是，随着北京当局反腐力度的增压，贪官的脚步似乎也在加快。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在反贪风暴中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贪官挟款外逃的事例越来越频密。但是外逃的贪官究竟有多少？中国每年有多少黑金外流？有关评估并不确切。至于贪官及其子女在海外的生活形态，国内民众更是一头雾水。日前，被中国政府列入"外逃贪官"名单的前武汉长动集团董事长于志安，在美国投书报刊喊冤，称自己是"反贪被迫出走"。2003年70岁的于志安1995年突然出走菲律宾，同年12月赴美国。大陆官方指控他卷款逃走。美国移民局经过5年核查，2002年批给他绿卡。知情人士称，他转移到美国的近千万美金，成为他在美"立身"的资本。
  　　在洛杉矶、纽约、夏威夷、休斯顿、温哥华、多伦多，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开超豪华轿车、珠光宝气的中国男女，并已形成了一个圈子。这些人不参加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不在人多的场合露面，行踪诡秘。不过，在高档餐厅里，人们也偶尔可以听到他们聚集在一起喝酒时谈论，说当初出来时弄的钱太少，还应该多拿一些，因为现时外逃的官员搞的钱又大大超过了他们。
  　　贪官的海外圈子正在成形，成疮，也在成为北京当局致力打击的一个重点。
  　　外逃贪官是4000人，抑或更多
  　　关于中国贪官外逃，2003年来被媒体频繁引用的一组官方数字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这实际上只是被检察机关掌握的一部分，精确的数字应该比这个庞大许多。
  　　涉及诈骗款额达18亿元的广南集团贪污案，纠缠了3年零8个月之后宣布判决。虽然共有23人被起诉，15人被定罪，但是，仍有26名涉案人士潜逃海外各地，包括案中的两名主谋：广南集团副总经理黎瑞华及前澳门立法会议员陈继杰。中国银行广东开平分行5名职员侵吞近5亿美元银行资产的惊天大案，5名主嫌悉数潜逃国外，其中3人在加拿大过着"豪华"生活。"远华集团"走私集团主嫌赖昌星以贿赂手法收买各级官员，透过私人兴建的豪华庭园"红楼"作为"私人俱乐部"，提供酒色财气，将大批高官引入财色陷阱，巴结收买。该案涉及官员高达500人，案发后潜逃海外的官员大约在70人以上。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的在逃贪官，仅2002年就有120名之多，其中70%是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
  　　与广东一水之隔、人口不足600万的海南省则更是外逃贪官重灾区。海南建省时间在全国最短，且不论那些逃跑的一般小厂长、经理，光轰动全国的厅局级逃亡贪官就有：海南省首任计划厅厅长李永生、海南省财税厅厅长刘桂苏、海南省工商管理局局长富荣武、海南省粮食局局长陆万朝等。1989年，海南省第一任计划厅厅长李永生因经济犯罪，潜逃国外。接任李永生的是当时公认办事能力强、有魄力的国家体改委城市改革试点司副司长姜巍。但4年之后（1993年10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姜巍因收受各种贿赂人民币12.3万元，美金1000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姜巍不是不想跑，也不是不能跑，只是没料到事情败露得如此之快。
  　　在海南，在不同的时间和人群中常听到各种讥讽官僚腐败的顺口溜，其中有一段流传很广，内容是："中国有个海南岛，六个厅长往外跑；三个市长坐大牢，两个处长卖情报。"说的都是近年的事情，版本不同，说得也未必十分精确，但反映了大陆民间对海南官员腐败的不满情绪。地处内陆的人口大省河南，近年来也在贪官外逃方面"独领风骚"。10多年前，第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之一、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董明玉卷款数百万外逃至美国，曾经轰动一时（董明玉现住在新泽西州，生活闲适）；10年后，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曾任中共漯河市委书记的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程三昌，在一年之内相继卷款外逃，亦造成"轰动效应"。他们有两个共同点，一、都是"厅官"；二、都是"改革先锋"人物。
  　　外逃资金是50亿，还是2000亿
  　　由于贪官外逃现象严重，使中国"损失资金50亿"。这是2002年初中国官方杂志《半月谈》公布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仅包括官方记录的立案的赃款。如果算上那些没有立案的，或者没有暴露的，这个数字也许会翻上10番、20番。
  　　一边是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大量资本外逃。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这个口袋进，那个口袋出"的尴尬处境做了一项专题调查，他们估计1997至1999年外逃资金规模约为100亿美元，但权威分析认为应该是约530亿美元（约44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177亿美元，每年外逃数额占GDP比重的2%。
  　　虽然"权威分析"比《半月谈》提供的数字已经高出许多，但比起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仍显得太少。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近年来以各种方式非法转移至国外的资金分别为：1997年总金额为364亿美元；1998年386亿美元；1999年283亿美元。经济专家樊纲更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尽管如此，海外人士仍然认为这个数字太保守。因为资金通过香港进入美国、加拿大等国易如反掌。
  　　香港廉政公署2002年破获一个庞大的跨境洗黑钱集团，再经与警方成立特别调查小组联手进行足足一年的深入调查后，正式起诉8名人士，包括宝生银行一名前高级经理。警廉的联手调查显示，该个涉及贪污的跨境"洗黑钱"集团，自1996年至2002年被捣破的5年来，总共清洗的款项高达500亿港元。这还只是被查获的一个洗钱通道。
  　　另一个被查获的洗钱通道是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山镇刘氏兄弟的地下钱庄，他们以"一条龙"服务闻名。这个地下钱庄在交易方式上很简单，往往是交易完成了还不知道对方是谁。由于交易量巨大，他们的成本无形中也大大降低，因此吸引了不少企业前来进行交易。这个地下钱庄在3年内资金流转总规模达到了20多亿元。而远华走私案主嫌赖昌星则将120亿元人民币的走私收入，通过地下钱庄付往加拿大。
  　　也有人指，每年从中国以各种方式洗出的黑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按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式，资本外逃额即中国贸易顺差加资本净流入与中国外汇储备总额增加部分的差值。每年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中这一"误差与遗漏"亦有一两百亿美元，多年累计下来，数额已逾千亿美元。一些经济学家估计，由于"误差与遗漏"仅仅是被政府所统计的那一部分，更多的资金流出没有记录在案，因此这一数字可能更为惊人。另有统计显示，过去3年，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从1998年的147亿美元大幅飚升到2000年的643亿美元。这笔钱中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地下钱庄的"洗钱"活动。
  　　这还不包括通过留学渠道外逃的资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显示，中国已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中国人事部也透露，至2003年止，中国在外留学人员总数达46万人，分布在全球至少103个国家和地区。据资料，在英国留学的费用，一般而言，研究生、本科生每学年平均学费大致在5000至16000英镑（6万到19万元人民币）之间；美国许多大学一年的费用在1万美元至3万美元（8万到25万元人民币）之间；在澳大利亚，绝大部分全日制学位以及研究生课程每年的学费在1万至2万澳元（4万到8万元人民币）之间；而加拿大的学费一般每学年在6000加元（3万元人民币）左右。
  　　以每人每年平均10万元人民币计算，就是460亿元人民币。如果计算他们的隐性支出就会更多，一位在伦敦读专科的朋友的儿子在电话中与笔者交谈说，伦敦的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尤其是小留学生）被人称为"中国阔少"，出手阔绰，且"行有车，食有鱼"。北美的新一代中国留学生大抵如是，他们刚来美国不久，就住上一套很不错的公寓房；没几天，又开上一辆很不错的车，父母亲戚经济实力雄厚。加州华文媒体曾质疑，现在中国大陆来的一些年轻学子几天就换一部车，一会儿是宝马，一会儿是奔驰，难道中国真的暴富起来了吗？当年的留学生见此无不感慨复感慨，电影演员陈冲回忆说："1981年，我来美国时日子过得可苦了，一点经济基础都没有。当时兜里没有钱，只能靠在餐馆打工赚点小费，一个小时才挣4.95美元。"现在的留学生听来有如天方夜谭。
  　　这些花钱如流水的新一代留学生的父母，除了私营企业老板、白领阶层以外，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官员。美国教育基金会一位人士透露，外国学生一年可为美国带进90亿美元的教育收入。早在1998年，美国的传媒就披露，高等教育已成为排在军火、电子等行业之后列出口创收的第5位。而中国，则是美国留学生的第一大来源.

   

   

  五、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来源：观察者网特稿  作者：张文木

      【观察者网按语】岁末，观察者网与《社会观察》杂志组织了一次主题为“愤怒之年”的专家观察，约请多位学者各抒己见。张文木教授从世界体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视角切入观察。在这个各种流行理论满天飞的时代，这种老派经典式的论述尤为可贵。    2011年世界各地，尤其是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美国和欧洲，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荡。其实，这并不奇怪。发展的绝对无限性与资源的绝对稀缺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政治的基本矛盾。面对这样的矛盾，资本主义的解决方式陷入自我否定的尴尬。

  难以为继的“外围供养中心”模式

      近世的全球化本质上是工业资本全球化，处于高势能地位的资本向处于低势能的外围市场扩散，汲取优质资源，获得高额利润，并不断制造新的外围市场，由此不断形成压迫外围市场的新优势。

      18世纪以来，资本全球化已经过了好几波的发展，也经过好几波抵制。英国是“资本的母国”（马克思），也是资本全球化进程的第一源头。资本必须从劳动者身上攫取剩余价值，把劳动力收入压到只能维持基本生存，甚至更低，最后导致劳动力反抗资本。劳动者是国内最基本的消费群体，他们在为资本不断提供利润的同时自己的收入却越来越少，这导致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萎缩。这样资本中心国英国便出现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对立。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严重贫困化，罢工、游行，就是资本压榨与国内消费市场萎缩的直接后果。劳动者的反抗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在国内不可持续。

      为此，英国资本只有向外扩张，先从英国登陆到欧洲，从欧洲劳动者身上获得利润来反哺英国，结果，英国国内的上述资本与劳动矛盾又转移至欧洲，造成欧洲的两极分化。欧洲在抵御英国资本冲击的同时，也整体地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遭遇国内两极分化的后果。为了摆脱欧洲各国内部两极分化的矛盾，欧洲便与英国一起向世界扩张，从这些地区获得高额利润回流，这为欧洲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提供了巨量的原始积累。这样世界分成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及由此产生的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中心和外围之间的矛盾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内的压迫阶级（资本家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工人阶级）矛盾的外移形式。其结果是在资本中心国发展的同时，资本外围国家则整体性地陷入毁灭。

      资本从国内向世界扩张的过程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自由贸易的牧歌似的过程，但实际上则是伴随着极其血腥的暴力掠夺。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扩张到了亚洲。1840年、1856年英国对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1857年英国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在这几场战争中，英国征服了中国和印度。此后，中印两国的大量财富就从东方流向了欧洲。这些外来财富使欧洲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大大提高，欧洲的两极分化问题也逐渐缓解。与此相应，从19世纪70年代到一战前，欧洲阶级斗争逐渐失去了群众基础，出现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原来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在东方利润滋养下变成“工人贵族”，坐享高福利。整个欧洲民族摇身一变成了压迫民族，其内部“布朗基”式的革命的力量也随之偃旗息鼓。欧洲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特征的“维多利亚时代”，一派歌舞升平，温文尔雅的气氛。

      美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南北战争后，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美国国内产生两极分化和劳资矛盾激化。19世纪下半叶，美国国内工人运动频频发生，比如1884年10月的芝加哥大游行，其规模和影响都超过了今天美国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了缓解国内社会矛盾，与欧洲摆脱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路径一样，美国政府从19世纪末期开始大规模进行海外市场开拓。1898年美国占领夏威夷、古巴和菲律宾，加入欧洲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争并从东方获得大量的利润回流。20世纪初，美国国内劳资矛盾大幅下降。

      然而，资本外围地区如果被剥夺到极点，也会起来反抗。较早的是拿破仑战争，它是法兰西民族对登陆欧洲大陆的英国资本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19世纪40年代，欧洲大革命，是对英国资本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抵制。这两次抵制产生了欧洲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意识形态。

      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后，又将西方资本剥夺第三世界的全球化进程阻挡了整整半个世纪。冷战的本质是阻止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对外围地区——至少在社会主义国家范围——的剥夺。苏联解体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对西方资本设的篱笆坍塌，东欧全面开放资源、市场、劳动力，成为西欧的外围市场，资本全球化波澜又起。可以说苏联解体为资本中心国家提供了新的外围市场，美国资本在世界范围所向披靡，以至于美国放弃了实物生产，出现所谓“新经济”，认为只要搞金融、靠新技术和新概念纵横天下就可以了。

      在资本外围地区不断榨取外围的后果是，是那里的劳动者收入和消费能力持续下降，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矛盾突出，2001年就发生了“9?11事件”和所谓的“恐怖主义”，这是全球化时期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矛盾激化的结果。为了压制外围地区对国际资本的反抗，美国开展了近十年的越反越恐的战争。现在，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撤军说明，资本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控制的失败。再加上新兴市场国家崛起，整个世界呈多极化趋势，西方资本从外围地区向本国收缩，将危机转向本国劳动者，裁员、减薪、削减福利，这又导致国内矛盾激化。目前在西方国家发生的种种“占领”运动，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劳动和资本矛盾激化的结果。 

  

  
  “自由竞争”理论陷入尴尬

      我们看得很清楚，资本主义发展已使自己陷入首鼠两端的困境：先是对本国劳动者的剥削以实现资本增值，结果导致国内革命；为了避免国内革命，资本便向外部扩张，通过外部剥削实现资本增值，以缓和国内矛盾。结果又激化了资本中心与资本外围的矛盾。现在这个模式如果搞不下去，资本增值的压力又返回国内，引起国内劳动与资本的反抗。

      资本主义想要摆脱目前的危机，仅自我调节是走不出困境的，即便再出一个罗斯福也不可能了。资本中心国家自身已经没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了。多年来它们完全是靠外部战争养起来的，以致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军工成了支柱性的部分。古罗马就是这样，罗马人通过战争从地中海沿岸掠夺了大量奴隶和财富，这些财富反而使罗马人不劳动，整个寄生和堕落了。结果地中海战争一旦受挫，罗马就衰落了。今天的资本中心国家也是这样，如果不能在世界找到一个像苏联解体后那样新的外围空间，其衰落的命运是必然的。

      那么这个“新的外围空间”在哪里呢？目前看它们已将目标瞄向中东和中国。美国为什么打阿富汗？“反恐”只是名义上的，而实质是为了控制资本外围地区。欧洲打利比亚，深刻动因也是欧洲自身危机，需要大量的外部资源来化解矛盾。另一个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倒了，几乎整个亚洲就会成为西方资本的依附性和无障碍的市场。与苏联解体后果一样，这就会为西方资本带来新的复苏。为此，2010年欧洲开始向地中海南岸布局，美国也正式提出“重返东亚”。

      生存，还是死亡？这对目前的第三世界而言，确实是一个问题。穷时防贼，富时防匪。中国并不会因为富裕就没有安全问题了，相反，我们更需要保持清醒和警惕，绝不能盲目乐观，以为危机都是别人的。事实上，别人的危机来了，也就意味着你的危机来了。今日资本主义虽然涂抹上了“全球化”的金粉，但是本质上与马克思和列宁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同，资本主义生存模式就是要不断扩张外围，失去了外围，留给资本主义的就是国内社会革命。资本的世界就是丛林的世界，目前的西方并不会因为我们加入了WTO，参与了全球化而就以中国为“伙伴关系”。

      我们已进入WTO有十年光景，一开始我们并不了解它的规则，和18世纪末的法国一样，以为只要加入资本中心体系，我们就进入文明行列，就可发大财。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1786年法国跟英国签订《伊甸条约》，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自觉“融入全球化”，就会受惠于英国工业，就会与英国一样快速发展。但法国没有想到英国资本的势能比较高，产品的附加值比较高，英国工业生产体系处于优势竞争地位，这使法国经济不堪英国资本的冲击，导致农民失地拥进城市，工人普遍贫困，社会矛盾激化。最后爆发1789年法国大革命。事后看来，法国革命的内在的动因就是前面讲的资本外围国家法国对中心国家英国压迫的反抗。

      所以说，国际斗争的焦点不在劳动权，而在财富的分配权。资本的世界就像两个正反倒置重叠在一起的三角形，倒三角是资本，正三角是劳动力、资源等。资本配额最少的地方是劳动力最多的地方，劳动力最少的地方则是资本配额最多的地方。少数财团占据着资本份额的大部分，而多数人，尤其提供体力的劳动者和原材料的后发国家，在国际资本分配中得到的配额却是很少的。原材料、劳动力和资本交换时总处于弱势。这就是目前中国为世界市场提供的劳动量很大而所得甚少的原因。

      我们现在总说英国是自由贸易国家，其实它在最早的时候对技术是绝对垄断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说过，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直接照搬自由贸易原则。落后国家在面临高势能资本冲击的时候，不适度实行国家垄断是要被冲垮的。俾斯麦就采取了李斯特的方法，使德国迅速崛起。

      美国工业化起步之初，对于本国工业的保护更是毫不含糊。南北战争后，美国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控制权，以高关税为手段强力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市场。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1913年，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优势地位确立，美国此时的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

      所以，绝对不能盲目相信和崇拜“自由竞争”。当处于资本链下游的时候，任何国家要搞自由竞争，都必然一败涂地。中国的自主发展和稳定才是最重要的事，走殖民化、走附庸的道路、向西方资本妥协，没有出路。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历史正在向马克思和列宁回归

      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西方朝野陶醉在“不战而胜”（尼克松）的喜悦中。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争，以西方的自由民主“成为普世性的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告终。自美军在伊拉克陷入僵局之时,福山就对“历史终结论”有所反思，这时的福山又认为，稳定有效的理想型自由民主体制的建成，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一种偶然的运气。

      既然是“运气”，那就不会是历史。历史只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曾是以“终结”论走红于西方世界的福山在面对今天的历史。显然已失去了解释力。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后，世界的目光开始注意马克思和列宁。人们从“占领”运动中体悟到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和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判断。据报道，2011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德国的销量比2005年增加两倍，是1990年的100倍。马克思塑像又重新回到了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校园。

      人们发现，马克思之后的世界资本主义并没有为人类贡献出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列宁之后的世界资本主义更是失去了自我改造的能力。近百年来，它只是在维持它既有的存在方式：不断经历着同一种危机，面临着同一种矛盾，用同一种高代价的方式即危机加战争的方式解决矛盾。其间，只有技术更新和危机的重复，而没有存在方式的更新，其结果是它对世界的创新速度远赶不上其破坏的规模。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批评东方中世纪历史，只有“随意动荡而没有什么发展”，因而是“非历史的历史”。他说古代东方发生的“衰退，并不是真正的衰退，因为在这一切不息的变化中，还没有任何的进展”。黑格尔笔下的东方衰退特征难道不正是当代资本主义“衰退”的写照吗？

      列宁曾提出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判断，但这不能被曲解成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了。与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一样，理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诸如“垂死”“腐朽”等概念，应先手从黑格尔“扬弃”概念入手。发展，本质上是包含“扬弃”的历史运动。若从“扬弃”的视角观察，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论断还是相当深刻的。自列宁之后的世界资本主义已失去了自我扬弃（改造）的能力，目前，在世界治理方面，西方国家除了使用拳头，便无所长。
      资本主义没有出路了，必然会把内部的祸水引向资本外围地区。现在西方虽然经济上衰落了，但是军事实力还在。世界最终是靠实力说话的，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战争离我们并不远，西方缺的只是一个“理由”。如果中国国内一旦出现动荡，那时西方就会对中国下手。而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已获巨大成功的政治体制和民族文化缺少自信和自觉，明明自己走的路是对的，而且已看到了前面的曙光，却一直怀疑自己还不够“普世”。心理上“缴枪”了，真正的危险就会悄然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