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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盲总理陈永贵
陈永贵
中文名：陈永贵
国籍：中国
出生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
出生日期：1915年2月14日
逝世日期：1986年3月26日
职业：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
主要成就：1952年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
人物生平
1920年，5岁，其父陈志如卖掉妻子、女儿和幼子。
   陈永贵
1921年，6岁，随父迁至大寨。
1922年，7岁，为地主放牛。
1941年，26岁，与山庄头村贫农女儿李虎妮结婚。
1942年，27岁，被推选为大寨村伪维持会代表。不久加入日伪组织“兴亚会”。
1943年，28岁，长子陈明珠出生。夏，宪兵队以通匪罪将其逮捕并关入留置场。
1944年，29岁，出狱，辞去伪代表职务。到昔阳城内的一家烧饼铺当伙计。
1945年，30岁，日本投降，因出任伪代表在村里挨斗。
1945年—1946年，土改，分得土地、房屋和浮财。参加民兵支援前线。
1946年，31岁，参加贾进才组织的互助组，旋即退出另立“老少组”。
1948年，33岁，经贾进才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37岁，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出席山西省农业丰产劳模代表会。冬，由贾进才推荐，接贾进才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1953年，38岁，办初级社，任社长，冬，制订治山治水十年规划，首战白驼沟。
1955年12月，40岁，办高级社，任社长。三战狼窝掌开始。
1958年8月，43岁，倡议创建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任公社常委副书记兼大寨常支部书记。
1959年10月，44岁，参加建国十周年大庆活动，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1960年2月，45岁，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号如；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从此陈永贵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
1961年，46岁，被选为中国昔阳县委候补委员。
1963年，48岁，大寨遭特大洪，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自力更生抗灾夺丰收。
1964年，49岁。1月，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2月《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大寨之路》。
12月，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三届一次全国民代表大会，周恩来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赞扬大寨。12月26号日，应毛泽东之邀一起吃饭合影。同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1965年，50岁，丧妻。在四清运动中受气。
1966年，51岁，与40岁的宁玉玲结婚。出访阿尔巴尼亚。
1967年，52岁，1月，作为全国著名农业劳模参加了造反派对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夺权活动，并被推选为中共山西心小组成员。2月，作为总指挥夺了昔阳的党政大权。3月，出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1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了陈永贵对农村文革的五条建议。是为中发(67)339号文件。
1968年，53岁，决定昔阳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

1969年4月，54岁，当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在九大作大会发言。同年，幼子陈明亮出生。
1970年8月，55岁，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陈永贵介绍整“五种人”的经验。
会后，全国再次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1971年，在中共山西省三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副书记。
1973年，58岁。9月，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届上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年底，辞去大寨大队常支部书记职务。同年，昔阳虚报粮食产量8979万斤。
1975年，60岁。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3月，出访墨西哥。7月，向毛泽东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向大队核算过渡。9月，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致开幕词。
1976年，61岁。夏，出席北方三夏生产会和南方水稻生产合并发言，被攻击为“唯生产力论。”10月，拥护粉碎四人帮。12月，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
1977年，62岁。重提全国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年底，部分地区刮直过渡风。8月，在中央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三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978年，63岁。年初，出访柬埔寨。2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2月，出席十一届三全会。
1979年，64岁，被免去昔阳县委书记职务。
1980年，65年。9月五人大三次会议决议，接受陈永贵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1981年，66岁，举家迁入复兴门外22号楼赋闲。
1982年，67岁。落选中共十二大代表。9月，十二大召开，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3年，68岁。中共中央接受陈永贵的请求，分配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1985年夏，70岁，因病住院，确诊为晚期肺癌。
1986年3月26日，71岁，北京医院病逝。
人物事迹
与马烽的三次喝酒
第一次喝酒
历史的机缘往往是这样：有时候，你众里寻它千百度，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有时候，你不经意间，无意识中，却会阴错阳差鬼使神差般撞到你的面前。
马烽说：“1965年初，‘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过完春节以后，我正准备返回原平继续搞‘四清’，接到省委通知，叫我去大寨。原来是省委主要领导之一的王大任要去大寨，点名让我跟他一块儿去。事实上还不是这么简单，那是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要去大寨，同来的还有河北的省委书记。这样，山西方面的省委领导陶鲁笳、王大任等人就都要陪同前往。只是当时我还不明白，这事为啥要拉扯上我。路上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1964年，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北京开会，周总理给了个任务，搞一部反映大寨的电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北影拍摄。陶鲁笳回来后，与其他领导研究决定，叫孙谦写剧本。因为他此前写过一部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产生了一定影响。写电影剧本的任务孙谦倒是接受了，但同时又向省委提出要我和他合作写。理由是：‘这是个重大题材，一个人扛不动，需要两个人抬。’省委领导也就同意了。此事孙谦曾给我透过信，我表示不愿参与。这次省委领导拉上我去大寨参观，看来是非让我参与不行了。既然省委定了，我也就只好服从安排。”
   陈永贵
马烽的这次“遵命文学”，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1963年秋，当年还仅是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到太原，经新华社记者的引荐，见到了山西省委秘书长毛联珏。陈永贵向毛联珏汇报了大寨1963年夏天遭灾后，坚持“三不要”，做到“三不少”的情况，讲了自力更生的好处、靠国家救济的坏处，介绍了新大寨的建设情况。毛联珏闻言大受感动，说：“你们这是坏事变好事哩!”毛联珏继续向上汇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了汇报，立即决定让陈永贵给省、市干部作报告。
196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永贵的汇报。1964年1月，陈永贵奉召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万余名代表汇报。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
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播放了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录音稿。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宋莎荫和范银怀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是“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并为《大寨之路》一文，专门配发了社论。
1964年3月28、29日，毛泽东到河北邯郸，停车于邯郸火车站，召见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陶鲁笳汇报了他在昔阳蹲点的情况。陶鲁笳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陈永贵。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了陶鲁笳的介绍，还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陈永贵，四十二岁扫盲，今年五十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1964年12月26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邀请了作为中国新型农民代表的陈永贵参加了自己的生日宴会。毛泽东的生日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毛泽东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就座。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对陈永贵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有人在一旁解释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
毛泽东借用孔圣人“知天命”一词，说得颇有“一语道破天机”的意味。
马烽说：“1965年春节后的一天，孙谦告我说，陈永贵正好来省城参加个座谈会，他已经约了陈永贵第二天到家里来和我见见，认识一下。我当然很高兴，我俩当即商定在我家与陈永贵‘共进午餐’。听老孙讲，陈永贵也是爱喝两杯，那年他在大寨，有时开会开到深更半夜，肚子一饿了，就去敲开供销社的门，买两瓶酒，买两筒罐头，和陈永贵喝酒聊天。钱当然是老孙掏腰包，因为陈永贵是靠劳动分红过日子……陈永贵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不像当时的村干部，纯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他穿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脚上是一双砍山鞋，头上包一块白羊肚毛巾。古铜色的长脸上刻满了很深的皱纹。嘴唇比较厚，牙也比较长，牙缝也比较宽，猛一看，好像土围墙上安了个栅栏门……我家准备的午饭尚可，除了一些下酒的冷盘热菜以外，还有一个大火锅。这大多是过春节的剩余物资。我还特意准备了两瓶汾酒，打算三个人痛饮一番。陈永贵没说什么客套话，坐下来就和我俩对酌。我们就这样‘东沟里一犁，西坡上一耙’地聊了起来。”
在马烽与陈永贵第一次喝酒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陈永贵
马烽说：“孙谦给我们做介绍时，大约是为了引起陈永贵对我的重视，把我的职务都说了，什么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省委委员，等等。陈永贵对此没有什么特别反应，只是一般地和我握了握手。他的手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写电影剧本的事，陈永贵早已知道。孙谦为了说明省委对这事的重视，特别强调了我本来已经担任了一个村‘四清’工作队长，是特意为写电影剧本抽调回来。
“谁想孙谦这么一说，陈永贵不冷不热地对我说：‘那你在四清中一定整出不少麻袋、票票吧?’所谓麻袋、票票，是‘四清’中的通用名词，意思是指村干部贪污了多少粮食和钱。从他问话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对‘四清’中的做法很有意见。后来我到大寨深入生活，才了解到：就在陈永贵参加全国人代会，参加毛主席的生日宴席时，一支‘四清’工作队像搞土改时那样，在大寨扎根串连。派到大寨的‘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叫张子仪，是晋中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四清’运动就是要整那些‘四不清’的干部，当然就是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大寨的领导班子。陈永贵并不怕‘四清’，他自信大寨的干部一没有贪污挪用，二没有多吃多占，三没有当官作老爷，大寨在‘四清’中也能当个先进典型。因此他就让大家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陈永贵没想到的是，工作队完全撇开大队党支部，撇开他陈永贵，只管在下面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清查账目，寻找大寨干部的毛病。张子仪不信大寨会没有一点问题，用当年张子仪的话说：‘就是一面红旗吧，旗杆上也难免生几只虫子。’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大寨隐瞒地亩、多报产量、骗取荣誉的种种传闻。工作队联络一些挨过整受过气的社员，发动群众揭发检举，白天黑夜地组织干部们开会学文件，‘洗手洗澡’，追问各种问题，走家串户地挖情况，搜寻着陈永贵和大寨干部‘四不清’的证据。当陈永贵满心欢喜地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四清’工作队认为已经抓住几个挺像样的问题了。村里的气氛也闹得挺紧张，社员轻易不敢跟干部说话，好像他们是阶级敌人，需要划清界线……”
马烽这个“‘四清’工作队长”，正好撞上了陈永贵这么个碴口。
马烽说：“老孙的爱人王之荷正好也在我们工作队，所以对实际情况很了解。老孙告诉陈永贵，他们没有整干部，没有搞逼供信，为此还差点被打成右倾。听完孙谦的介绍，陈永贵的脸色缓和了许多。他问我：‘你怎么敢顶那股风?’我说：‘不是我有什么本事，群众没有揭发，账目清清楚楚，查不出任何蛛丝马迹，我们能强迫人家承认有贪污盗窃吗?’我告诉他，那是一个先进大队，生产搞得好，分红也高，干部班子也比较强。即使工作中有些缺点甚至错误，也只能是帮助教育，搞逼供信整人无异于犯罪。我讲完，陈永贵也打开了话匣子，他的大意是说，社队干部中确实有一些贪污盗窃、称王称霸的败类，但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基层干部是好和比较好的，他们在生产第一线，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要和各种坏思想作斗争，劳心费力地率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能力有限，困难重重，工作中难免有缺点错误。他们欢迎上级派人给他们以支持帮助，批评教育。但是把他们都当成是‘四不清’的怀疑对象和审查对象，采取‘有枣无枣打三杆’的做法，使他们很反感。虽说‘真金不怕火炼’，‘身正不怕影子斜’，可这种做法，给人的精神上很大的压力和剌激。”
马烽与陈永贵的第一次喝酒，正是陈永贵“命运交响乐“的序曲部分。此时展开的许多人际交往和思想交锋，将引出陈永贵今后人生道路走向中的种种变奏或共鸣。也许可用上那句诗文——“家国不幸诗人幸”，历史把一个千载难逢的文学机遇赋予了马烽。
第二次喝酒
马烽说：“和陈永贵第二次喝酒，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事了。我和老孙接受了写电影剧本的任务后，虽然去大寨住过，和陈永贵也有一些往来，但再没有在一起喝过酒。剧本初稿完成后，北京电影制片厂也指派了导演，正准备进行修改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剧本也就搁那儿不了了之。
“‘文革’中，陈永贵被造反派拥戴成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们俩则都被打倒了，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谦是‘反动学术权威’。这个剧本也成了我们罪行的一部分。那时全省造反派分裂成了两大派，拥护陈永贵的一派说剧本贬低了英雄人物，罪该万死;反对的一派又说我们为陈永贵歌功颂德，涂脂抹粉，也是罪该万死。我们俩已经成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人，多一条罪状少一条罪状也就不在乎了。
“‘文革’后期，北影提出要拍摄我俩写的那部电影剧本，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已遍及全国，陈永贵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不管省委领导持什么观点，都不便公开拒绝，于是把我俩调回省城太原，开始修改剧本。我俩也就陷入了一种十分难处的境地。支持陈永贵的领导人认为原剧本基础可以，只是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供作者参考。我们认为这些意见有道理;可是改好以后，反对陈永贵的领导人则说剧本不行，必须大改。改来改去，怎么也交不了卷。这方面同意了，那方面不赞成;那方面点头了，这方面不通过。他们不敢否定，我俩也不敢撒手不改，只好夹在中间活受罪。前后修改了十多次，就为这么个剧本，我俩竟然列席了两次省委常委会参加讨论。最后总算两方面都拍板了，剧本交给了北影，不久听说开拍了，我俩才算松了一口气。”
马烽又说：“1975年秋天，有天傍晚，山西省委办公厅郭栋材同志来找我和孙谦，说省委书记王谦要我俩第二天早上8点以前一定要赶到大寨。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他也不知道。电话是从昔阳县城打来的。他说打算派辆小车连夜送我们去，恐怕第二天走就来不及了。于是我和孙谦匆匆吃完晚饭，拿了点日常生活用品就出发。
“当时听说中央要在昔阳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山西省委的领导同志都在昔阳。一路上我们猜想，很可能是要我俩参加筹备工作，帮助写材料。车到昔阳已经是半夜了，我们先在一个临时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一早去大寨，路过武家坪村的时候，正好碰上在此插队的孙谦女儿笑非。她悄悄告诉我们，前两天江青带着一伙人马来了，就住在大寨接待站，不知道来干什么。听了这消息，我俩都有点忐忑不安。省委要我们急如星火赶来大寨，显然与江青有关。‘文化革命’中我们受尽了折磨，一听江青这两个字不由得头皮就有点发炸。如今不知又有什么大祸要临头了。
“我们到了大寨招待所。所长是老熟人，他已知道我俩要来，房间也已安排好了。问他叫我们来干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匆匆吃完早饭，他就领着我们去接待站找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接待站在招待所后面的山坡上，那里是接待贵宾的地方，如今门口已站上了岗哨。一进大门正好碰上于会泳。所长介绍后，于会泳‘嗯’了一声说：‘来，先帮助抄稿子。’随即把我俩领进大门旁的一座屋子里。
“屋里摆着一些桌子和凳
子。已经有几个人坐在那里不知在抄写什么。于会泳从一本扯开的笔记本上撕下几页给了孙谦，又撕下几页交给我，要我们往稿纸上誊抄。看样子是讲话笔记，可无头无尾不知在说什么。我们正要动手抄写，忽听院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孙谦、马烽来了没有?’于会泳立即应了一声：‘来了!’随即对我俩说：‘别抄了，快去见首长!’一出屋门，只见有几个背着照相机、提着热水瓶的男女解放军，簇拥着江青向大门口走来。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大衣，包着一块花头巾，手里提着个小竹篮。没等于会泳介绍她就大声说：‘这不就是孙谦嘛!我认识。’江青确实认识孙谦，50年代她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时，曾给孙谦的电影剧本《葡萄熟了的时候》谈过修改意见，后来还带着孙谦去拜访过当时全国供销总社主任程子华。这次她和孙谦握手之后，转身又和我握手，边说：‘你是马烽，我知道。今天咱们先去虎头山上劳动!’我们谁也没有吭声，只好跟着她走出大门。
“一出大门，她忽然用右手挽住了我的左胳膊。我立时感到头有点大了，精神也十分紧张，真正是诚惶诚恐。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是说话落地有声的人物;而我是被打翻在地，刚刚坐起来的小萝卜头。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我既不敢甩脱她的手，又不敢靠近，只好随着她往前走。路上只听她说：‘你写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很不好。三角恋爱嘛!《扑不灭的火焰》还可以，可惜没拍好。我看可以重拍。’顺着一条倾斜的水泥路，走不多远就到了大寨的饲养场。只见附近有一些穿军装的警卫人员，拉着几匹马守候在那里。这时江青才把挽我的手抽回去。我的左胳膊立时感到轻松，精神负担也减轻了。这时只听江青说：‘上山我要骑马。马烽，你也骑上一匹。’我见许多人都拥了过来，觉得自己陪着骑马不合适，忙说：‘我不会骑马。’她在警卫人员扶持下，边上马边说：‘你当过八路军的，不会骑马?’有一个警卫人员悄悄向我说：‘你赶快骑上，要不首长生了气，我们也不好办!’江青在马上又扭回头来说：‘还有一匹，孙谦骑上。’于是我俩都骑上马，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沿曲折的土路，来到了虎头山上……我和孙谦趁机躲到一旁去抽烟。老孙问我：‘江青和你说什么来?’我忙把路上江青说的话告了他。他说：‘你就没问她叫咱来干啥?’我说：‘我敢问吗?你要有胆量你就去问问!’老孙摇了摇头，苦笑了一声说：‘只好听天由命了。’我俩蹲在那里，一连抽了两支烟。
“远远看到陈永贵上虎头山来了。我俩原本打算过去和陈永贵打个招呼，侧面打听一下调我们来干什么，可这时只见江青不再摘花椒了，边接过护士递去的水杯，边迎上去和陈永贵说话。我俩也就不好过去了。后来江青招呼我们一同和陈永贵拍了几张集体照。陈永贵说要到县城去开会，匆匆就走了……
“午饭后我俩回到宿舍，我有点感叹地说：‘昨为阶下囚，今成座上客。这不知是要怎么呀!’老孙说：‘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从和江青半天的接触中，虽然她显得很热情，但我们还是有点忐忑不安。因为近两年听一些知心朋友们背后传说，这是个说变脸就变脸的人物。她究竟叫我们来干什么?左猜右猜也猜不透，这就只好等待下回分解了。
“第二天上午，从北京又来了一些文艺工作者，有穿军装的，也有穿便衣的。我们认识的有北影导演成荫、崔嵬，还有演员谢芳。他们一见面就向我们打听，江青叫他们来干什么。我说：‘我俩还在闷葫芦里关着哩!’崔嵬是《山花》的导演。我们问他影片拍得怎么样了，他说外景都完了，正在拍几场内景戏，很快就可结束。他说：‘正忙得马踩车，于会泳一个紧急电话说江青叫我们马上来。不知这位老佛爷又要发什么指令!’这天吃晚饭的时候，江青的指令下来了。她把我俩和崔嵬，还有《山花》的主要演员谢芳叫到一个桌子上，开宗明义说要我们拍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崔嵬忙告她说，《山花》已经快拍完了。江青说：‘我看过一些样片，不成!要重改剧本，重拍。’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听说北影为这部片子已经花了四十万元……’江青说：‘四十万有什么了不起?就算缴了学费吧!导演还是崔嵬，主角还是谢芳，编剧还是你两个，可以再吸收几个年轻人。这事我要亲自抓，一定要拍好!’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次把我们召到大寨，是为了电影剧本《山花》的事。当晚我俩回到招待所，都有点怄心丧气。从《千秋大业》到《山花》，这个电影剧本竟然成了我俩长期摘不掉的一顶愁帽子。”
马烽又说：“我和孙谦俩人商量了半夜，觉得只有找陈永贵想办法。他是副总理，又是政治局委员，只要他说这部片子还可以，不要再重拍了，我们才有可能躲过这一厄运。早饭后我俩就贸然去找他。刚走到他家那座没有院墙的院子附近，就被一位穿便衣的警卫人员拦住了，说什么也不许我们去打搅副总理。幸好走过来一个上地的中年妇女，一见面就和老孙热情地打招呼。她听说我们是去找陈永贵，忙向警卫说：‘他们是老陈的朋友，不让见可不沾。’警员就不再拦阻了。
“一走进院子，就看见中间一孔窑洞的窗户上，映出了陈永贵着白毛巾的那颗脑袋。撩开门帘进去，只见他蹲在窗户前的炕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在吃早饭。碗里是这里老乡日常吃的沙粥，那是用小米和玉茭糁熬成的糊糊，窗台上摆着一小碟老咸菜。他穿的还是黑色的中式裤褂，老布鞋。那几个栅栏一样的门牙已经变成了一口白白的义牙，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牙疼得没办法只好拔了牙齿重新镶的。这一变，面孔显得好看了一点。他一见我们，微微笑了笑，说了句：‘来啦!’这和以前见面打招呼一样。他三口两口把碗底的那点沙粥喝完，把碗搁在窗台上，然后跳下炕来说：‘走，到客厅里去坐。’说是客厅，其实就是窑洞旁的一间大平房。房里摆着几件旧桌凳和橱柜，还有两对简易沙发。他一进客厅就忙着给我们泡茶，拿烟。
“我们不想耽误他的时间，老孙开门见山把我们找他的目的说了。陈永贵说：‘写电影是你们文艺人的营生，我可不插手管这事。’写这部电影剧本，他确实没有插手管过，尽管几次的打印稿都送给过他，他从来也没提过什么意见。说着说着，他突然说：‘咱们这么干坐着说话多没意思，喝酒吧!’他边说边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茅台酒，三个酒杯。酒杯是椰子壳做的，外边雕着花，里面镶着银。他斟下三杯酒，这才发现没有下酒菜。于是拉开橱柜端出半碟炒山药蛋丝来，显然这是昨天吃饭剩下的。接着又端出个扣着小碗的碟子来，揭开小碗才发现里边是几个掰开的点心。他说了句：‘这不能下酒。’随手又放进橱柜里。然后拉开抽屉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玻璃瓶罐头，里面是几个大青椒。接着张罗要炒鸡蛋。老伴吃完早饭上地去了，家务活他从来也不插手，因而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油瓶放在哪里。我们边忙劝阻，他也只好就此作罢。看到陈永贵在家里的这种生活状况，我颇为感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堂堂国务院副总理，回到家里竟是这个样子。”
讲述到这里，马烽插入了不少陈永贵当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后，生活俭朴的细节：
陈永贵的烟瘾很大，他抽烟有个特点，就是从进门点着第一支烟开始，就不断火。左手指夹着的烟刚抽了半截，右手已拿起另一支，慢慢用手捏烟头，挤出一些烟丝后，把那半截烟栽在上边继续抽。他做这些动作十分熟练，连看也不看一眼。一盒烟抽完，烟灰缸里只有一根火柴棍，连一个烟屁股也不见。陈永贵一天得抽两三盒烟。那时候，中央首长都有特供烟，不是“熊猫”就是“中华”。但陈永贵从来不抽好烟，他最常抽的牌子是三毛八一盒的“三七”，和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
陈永贵到中央后，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这位堂堂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省级领导干部六十块钱。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月六十块提高到一百块。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一块二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三十六块钱。一百三十六块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
陈永贵经常在大寨接待站陪客吃饭，按规定可以不交钱，可是陈永贵要带头不搞化公为私，让自己的秘书交了一百块钱。陈永贵说：“规定不出，我们要出。不然，吃着香，屙着光，要着钱了扎饥荒。”
俗话说，谁家锅底没点黑，可陈永贵就敢于自揭家丑。陈永贵自己在支部生活会上说：“我坦白一件事，就是一个河北搞修建的，送给我家一瓶香油，六支小挂面，一斤花生。据家里说是接待站九昌相跟送去的。现在人也找不到，要赶快还给人家……”
马烽说：“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永远保持一个纯朴农民的本性，能够拒腐蚀、永不沾，这是最令人敬重的。”
马烽与陈永贵第一次喝酒与第二次喝酒之间，相隔了十年。十年，对每一个生命而言，都是一个不短的历程。陈永贵在他所处位置，潜移默化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马烽不知是忽略了这些变化，还是出于其善良天性，“为长者讳，为尊者讳”有意做了回避。吴思在《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一书中，说了这样一段话：陈永贵如此清廉，如此关心群众，确实大有“勤务员”之风，看起来与“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李自成相去甚远。不过，在清廉勤俭的作风之下，昔阳社会政治关系的深层结构却朝着皇权式的一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变动。陈永贵的个人权威日益变得不容反驳甚至不容争辩。过去轻慢了皇帝要犯“大不敬”罪，现在轻慢了陈永贵也要论罪了。
陈永贵的这些变化，反映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当我向马烽提及这些变化时，马烽说了这样一番话：“陈永贵是个悲剧。他一个农民，就弄不了个政治，硬是把人家卷进了政治漩涡之中。”
马烽还说：“喝酒时陈永贵谈起他当副总理的事。他说：‘这副担子太重，老实说，我挑不动。可是没有办法，毛主席、周总理安排的，只能硬着头皮挑!’他说他曾向中央写过辞职报告，没有批准。毛主席批示：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到外地，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他现在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批示安排工作。当说到正要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时，他说，中央对这个会议很重视，华国锋、邓小平等几位中央首长都要来。他还说，中国人口太多，吃饭问题是个大问题，看来要把粮食搞上去，当前只能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我们又趁机再提那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剧本，还是希望他和江青说一下，不要重拍了。陈永贵皱了皱眉头说：‘这话我不好说，也不便说。老实讲，就是我说了，也不抵事。’后来我们琢磨出了陈永贵心里的潜台词：当时正是大寨走红的时候，‘四人帮’插手，就是要把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学大寨’这面旗帜变成他们的工具。于是，才有要求重改剧本重新拍摄这档子事。江青按照她的创作原则，要求剧本突出阶级斗争，突出与走资派的斗争。当时弄得我俩是有苦难言，既不敢洗手不干，又不能不听从指挥，只好硬着头皮修改，翻来倒去改了好多遍。影片最后总算又拍了出来，剧名也由原来的《千秋大业》改为了《山花》。虽然导演是一流的导演，演员是一流的演员，但剧本基本上是失败的。”
坐立不安的一天
动手抓“四人帮”的这一天，陈永贵在交道口的小院里坐立不安。
他早早就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政治局要开会，准备好，一来电话马上动身。
从下午3点开始，陈永贵就在自己的屋子里待不住了。他走出来问：“通知开会没有？”听说没有，陈永贵又低着头回了屋子。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问，还是没有。陈永贵再次嘱咐道：“准备好了呀，一来通知马上就走。”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仍然没有动静。陈永贵愈发显得不安了，还很关心地问住在西院的吴桂贤的动静。吃过晚饭，电话铃响了，通知陈永贵上玉泉山开会。陈永贵一下子兴奋起来，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政治局会议开到半夜12点多才散。陈永贵和纪登奎、陈锡联一块回到他们住的小楼里，刚进楼道，跟在身后的警卫和秘书就见这几个老头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
几天后，在没有了张春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一年多来很少见地正坐在沙发上，显得很自在。纪登奎笑问：“哟，几年啦，这脖子能扭啦？”陈永贵笑道：“好了嘛。”散会后，陈永贵向李先念、纪登奎和陈锡联发出邀请，陈永贵笑问：“来吃顿山西拉面哩？”
邓小平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你来写，我说。”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慢慢说道，“就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来，陈永贵说：‘就这吧！“陈明珠就照这个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写完给陈永贵念了一遍。陈永贵听罢点了点头，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陈永贵失去副总理的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北京人待咱可真不错”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之后，心情苦闷，又整天在家里闲着无事可做，终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解解闷，散散心，便拉着他打扑克，玩升级。陈永贵心绪渐渐转开了。住了几天，陈永贵忽然又显得不安了。他急着要搬家，找个小些的住处搬过去。他逼着秘书和卫士三天两头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马上搬不可。管理局传下话来，说中央领导讲了，还是不要搬，不然影响不好。陈永贵不干，说咱职务没有啦，该搬就搬嘛！人家拗不过，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22号楼上拨给了他一套12层楼上的部长级住宅。
搬到22号楼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陈永贵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陈永贵没有推辞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员，这时他的全家已经从大寨迁来，反正他和老伴闲着没事，自己做饭还随便点。国管局也不坚持，多发给陈永贵50元保姆费就是了。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来，常常拿把条帚去扫楼梯，一直从12层扫下去。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店，陈永贵指着柜台上的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从后边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出门买菜常扣着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脸。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场排队买肉，陈永贵排到了，指着案子上的猪肉说：“拉，二斤。”卖肉的听口音不对，偏头一看：永贵大叔！他二话不说，斜着刀长长地片下一条好瘦肉来，高高地给陈永贵秤了。陈永贵也不说话，交了钱提了肉就走。
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也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1983年春，陈永贵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1985年7月，陈永贵被确诊为晚期肺癌。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这位前国务院总理安慰前副总理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六十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五元是不行的。”闲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告辞。陈永贵当年在政治局的朋友和同事纷纷也前来探望，其中有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这时候，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 临终前，陈永贵特别想回大寨。陈明珠把他回大寨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嘱咐陈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陈明珠道：“爹，你说甚哩？不撒，不撒。”陈永贵对来看他的大寨的书记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400块钱够不够？”陈明珠打断了他的话：“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陈永贵道：“唉，我又是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陈永贵一生嘴硬不肯认错，临终前却老是认错，什么都是他的错，把陈明珠听得鼻子直酸。
   陈永贵纪念碑
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时，陈永贵最后一次睡着了。陈永贵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间告别室里，聚集了200来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这里有陈永贵的亲友，有东郊农场的职工，但是没有中央领导人。前一天下午，宋玉林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询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体告别，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
下午2时55分，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廊，有的人还鼓起掌来。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告别室，上了车。
4月4日清晨4点，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大地上。除了狼窝掌。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3月29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关于陈永贵同志去世的消息，称他“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并历述他听党的话，带领群众走集体化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事迹，他生前“曾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为他立了一块碑，上面镌刻着“功盖虎头，绩锚大地”8个大字。


1http://www.lifeall.com/mem/868/main.ahtml
2http://news.163.com/07/0326/08/3AGE72TV00011KUQ.html
3http://www.jingmen.gov.cn/newsite/zwgk/ldzc/cyg/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