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业务中心首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九次大精简纪事

　　本章导读

　　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军队质量因素在军事斗争中的作用更为突出。现代战争的实践说明，军队质量上的差距很难单纯用数量来弥补，而质量上的优势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数量的不足。因此，当今各国都把减少数量、提高军队质量作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努力追求的目标。尽管各个国家的性质不同，在世界战略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有别，军队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做法各异，但在强调控制军队规模、提高军队质量问题上，却不约而同。新中国50多年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的三代领导人，高度重视人民解放军的质量建设，先后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9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工作，使军队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取得了质量建军、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经验。

　　一、毛泽东领导四次精简整编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前10年，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在担负繁重作战任务的同时，抓紧时机连续进行了4次大规模精简整编，完成了由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联合军队的过渡，军队数量由最高时的600余万减至200余万人，初步建立了科学合理的编制体制，军队的质量建设迅速提高。
　　首次精简整编（1950下半年～195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革命之师、胜利之师的威武雄姿，展现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上。但是，这支近450万的军队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的步兵为主体的陆军，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技术兵种亦很少。随着中南、西南、西北等地区战略追击作战的迅速胜利，解放军的总员额在1949年年底很快达到了570万人，陆军部队计有19个兵团部、70个军。其中绝大部队是步兵部队，只有少量的特种兵部队（2个战车师、21个团，4个炮兵师、77个团，9个工兵团）。此时，人民解放军数量庞大，兵种单一，武器装备庞杂、落后，机械化程度很低，编制体制不完备、不统一。这与即将开始的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的要求相距甚远，所以必须进行精简整编，才能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和保卫国防历史任务的需要。
　　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人民解放军的首次精简整编问题，决定将全军总员额由550万减至400万人，同时还计划了这400万兵力的编配：西南军区78.8万，中南军区98.7万，华东军区99万，东北、华北、西北3个军区共100万，军委直属单位及海、空军20万人。中央军委为了贯彻落实好政治局会议精神，搞好首次精简整编工作，立即于同年5月召开全军参谋会议，专门研究部署这项工作。中央军委决定：压缩人民解放军的总规模，进行整编，缩减陆军（主要是步兵）数额，加强空军、海军及特种兵部队建设。
　　5月16日至31日，全军参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朱德总司令亲自到会讲了话，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作了总结报告。全军参谋会议确定了这次整编的原则：担负剿匪和其他军事任务以及从事生产的部队，力求少变动，不要变动太宽；全国陆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国防军分为战时和平时两种编制，平时一般为“三三制”；野战军领导机构兼大军区领导机构，兵团领导机构除调出建立军兵种领导机关的单位外，其余兼省军区领导机构；整编后的陆军军、师，统归大军区直接指挥；加强陆军师的领导机构，使其具有独立作战及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成立公安部队领导机构，统一指挥全国军事系统中的公安部队和属于政府系统的人民警察。聂荣臻在会议总结讲话中说：“我们处在历史的新时期。我们的军事任务，较之过去时期是不同的。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将人民解放军提高一步，发展空军、海军和其他技术兵种的建设，以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行为，有效地保卫国家的独立，巩固国际的和平事业。”①他还指出：“我们要现代化，仅是550万的正规军，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及特种兵部队，现代化的国防建设与国防力量怎样去加强。故我们必须要缩小陆军数目，减少财政开支，加强空军、海军及其他兵种建设。并使我们的陆军能与空军、海军及特种兵部队保持适当比例……因此，缩减陆军减少财政开支，增加其他军兵种经费开支，都是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建设与国防力量。”②
　　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了人民解放军复员150万人的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这一次精简整编高度重视，为贯彻落实上述决定，为了领导好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大规模的复员工作，由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共同组成了中央复员委员会，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中央复员委员会拟定了复员工作大纲，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名义颁发了复员工作条例，地方各级政府均成立了复员委员会，具体负责复员战士的安置工作。此次复员的原则是：干部不复员；对每个复员战士，务使各得其所，尽量做到人人满意。
　　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等军委领导，为搞好共和国成立后的军队的第一次精简复员工作，对组织领导、方法和步骤、复员人员的待遇和安置工作等，作了一系列的指示。
　　在中央和军委首长的亲切关怀下，这次大规模的复员工作完成得非常好，工作做得周到、细致。1950年下半年开始到1951年基本结束，整个复员工作进展顺利，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军队与地方政府配合得很好，许多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敲锣打鼓到部队驻地欢迎，详细地向复员战士介绍当地有关生产、治安、民兵等情况，把复员战士当做依赖的骨干使用，甚至连帮助他们找对象的问题都想到了。如此过细地做工作，使复员军人减少了顾虑，愉快地走上新的岗位。这次复员工作摸索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以后的复员工作提供了借鉴。
　　第一次全军精简工作，到1951年初基本结束，共缩减了陆军2个兵团部、9个军部、27个师部，94万余人，其中复员了37万人；军兵种机关及部队有了较大发展，其兵力增到61万人。但由于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精简工作未能继续进行，根据战争需要，军队又进行了扩编，到1951年12月，全军总人数增加到627万，是解放军历史上兵力最多的时期。

　　第二次精简整编（1952年）
　　1951年底，中央军委根据国内大规模剿匪作战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已转入了阵地防御作战阶段，朝鲜战场敌我双方已在板门店进行了停战谈判，朝鲜战局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形势，故决定于1952年对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精简整编，以提高军队的质量建设，支援国家经济恢复工作。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编部队、加强国防力量的方针，
　　于1951年12月即制订了《军事整编计划》。计划确定：在两年内将军队总人数从627万人，分期分批精减为285万人，共精简342万人，其中陆军精简55.7%。计划从1951年12月至1952年3月为第一期，拟精简194万人；从1952年4月至12月为第二期，拟再精简92万人；尚有56万人待1953年完成；整编中对于正规军事院校、各级后勤机构和县区民兵训练机构，都给予加强；非队列人员，从编制中划出；到1954年全军总人数将为300万人。
　　1952年1月5日，毛泽东主席批准了中央军委制订的上述《军事整编计划》。从此，全军第二次大规模精简整编工作全面展开，在周恩来副主席和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的亲自领导和组织下，经过这次精简，全军总人数有了很大的压缩。集体转业了40个师，其中有12个师、21万部队分别转入铁路、水利、林业、建筑等环境条件艰苦的岗位；有19个师的部队编为农垦部队，在北大荒、新疆的土地上，洒下了他们辛勤的汗水，使荒无人烟的原野变成了富饶的粮仓；还复员了160万人。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满怀深情地说：“我军广大指战员，南征北战，战争刚刚结束，就置个人和家庭的困难于不顾，立即投入艰苦的生产劳动，为医治多年的战争创伤，度过经济难关，流下了大量汗水。他们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今回忆起来，仍使我们感动不已。”①
　　第二次精简至1952年底结束，全军共缩减3个兵团部、19个军部、73个师。通过精简整编，国防部队在1951年底的基础上精简了28.3%，公安部队精简了31.6%，大幅度压缩了步兵和机关人员，全军共精简了219.9万余人。加强了海军、空军、特种兵和院校。全军总人数降为406.4万余人。军费开支由1951年的43%，下降为32.9%。
　　第三次精简整编（1954年～1955年）
　　1953年8月2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国内大的剿匪作战也基本结束，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已全面展开等大好形势，决定人民解放军再一次进行精简整编。对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了“军事系统（包括公安部队）应在整顿组织、精简机构和冗员、加强技术训练、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大力缩减军费开支”①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军费减少3万亿元。毛泽东还提出今后的军政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中不得超过30%。主持军委工作军委副主席彭德怀连续召集扩大的军委例会，研讨精简整编的工作方针、原则、措施等问题。彭德怀提出了这次精简的原则：“国家武装部队的总数应保持一适当的数量，太少会削弱国家现实的防御力量；过多则增加财政负担，影响经济建设。为了在裁减人员的同时，能保持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他建议：多减机关、少减部队，多减步兵、少减特种兵，多减战士、少减干部，增建学校。”②9月8日，彭德怀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建议修改1952年的军队建设五年计划，常备军总额定为350万人，在两年内实现。毛泽东批准了彭的报告。
　　为搞好这次精简整编，1953年底至1954年初，召开全国党的军事系统高干会议，研讨了精简整编工作。聂荣臻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组织编制问题的总结》专题报告，对各军兵种的人员比例、组织与编制、人员的处理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要求和部署。
　　高干会议后全军深入贯彻会议精神，进行了精简整编的充分准备，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从1954年2月开始，全军开展精简整编工作。精简中，对总部机关、军兵种机关、军区机关，均作了较大的精简调整，对陆军部队、海军、空军、公安军、防空军部队，均作了较大的整编。由于全军上下的一致努力，此次精简工作到1955年底顺利结束。全军总兵力共精简了23.3%，其中陆军部队裁减了54.8%。步兵师的数量减少了26%。其间，还相继组建了一批直属中央军委、总部或大军区的通信兵和防化兵部队，进一步加强特种兵，推动了陆军的合成化建设。通过这次精简整编，压缩了军队总定额充实了连队；减少了军费开支，军费支由1953年占国家财政开支的34.2%降到24.1%；并向地方输送了一批骨干，到1956年全军转业干部和复员战士已达500万人。通过此次精简整编，全军基本上做到了统一编制、定额、定型、定员。
　　第四次精简整编（1957年～1958年）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中阐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把军政费用占国家财政开支的比重，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32%降低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20%左右，国防费用降低到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5%左右。据此，中央军委于1957年1月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加强国民经济建设同加强国防建设的关系，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确定全军总人数再裁减1/3。彭德怀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说：“裁减军队数量和加强军队的质量建设问题，这不仅关系到今后军队的建设，而且还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他指出：“我们必须利用时间首先集中力量加速我国的经济建设，打下现代化国防建设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充分利用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时机，紧缩军政费用的开支，加速经济建设，以打下现代化国防建设的基础，我们就可能犯丧失时机的错误。”

　　1957年7月16日，彭德怀在第三次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谈到为什么要进一步裁减军队人员，如何裁减，以及建军方针问题时说：“从军费开支来看，1956年我国军费的开支是61.1600亿元，占国家总支出的20%。在这里边，用于吃、穿、训练、装备修理、办公杂支、工程建筑、动员复员的费用，占去大部分，而用于装备购置费用的，只占一小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想迅速提高军队的装备质量，是很困难的。1957年度的军事预算是55.2300亿元，较1956年度减少将近6亿元。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两年中，还要准备进一步减少，因此，
　　我们针对这种情况，从今年开始，准备进一步裁减军队的数量。准备裁减的人员，主要是各种平时没有迫切需要的勤务部队，是些可办可不办的过多的学校，是些工作任务重叠或者可以合并的机关部门，并且在保持足够战斗单位的骨干的原则下，把战斗部门的战时编制转为平时编制。”所以，“我们对军队建设，就采取了裁减数量，加强质量的方针①。”
　　这次精减工作从1957年开始到1958年底结束，共转业和复员了100万余人。全军成建制地集体转业或移交地方的有1个军部、16个师、30余所医院和30余所院校，精简了36%。精简最多的是步兵部队和各级机关，步兵部队精简51.2%，各级机关精简27.2%，全军总人数降为237万。与新中国建立时相比，精简了61.2%，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人数最少的时期，陆军编制人数仅为新中国成立时的1/3，约占全军总定额的54%。在步兵减少的同时，海、空军和特种兵得到了加强，占全军总人数的32%，成为合成军队中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
　　20世纪50年代，经过连续4次大规模精简，从1950年到1958年底，全军共转业和复员达600余万人，共精简了19个兵团部、30多个军部、140多个步兵师师部。军费开支，由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的43%，下降到8.9%，减轻了国家的负担，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军队的合成化建设和质量建设得到了提高。
　　在精简中建立了国防军体制。军队的编制体制，主要包括军队的规模结构、隶属关系、职权划分、人员编组和武器装备的配置等，以保证军队各级各类组织有机地编成，人和武器装备有效地结合，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体制，是在长期的作战环境中逐步发展的。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成为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组织编制，依据战略方针、现代战争的特点、国家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武器装备、地理条件、国际国内形势、可能的作战对象等因素，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革，使之日趋科学合理，有利于人和武器装备的最佳结合，发挥诸军兵种在现代战争中的整体作战能力，形成强大的战斗力。经过连续四次精简整编，完成了人民解放军由战时体制向国防军体制的过渡，初步建立了和平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体制编制。
　　新中国刚成立时，军队在编制体制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规模过大，兵种单一，机构不健全，编制制度不统一。按照现代化军队的要求，科学地确定编制体制，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为优化组织结构，建立科学合理的编制体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地采取了压缩常备军总员额，精简陆军，精干指挥管理机构，发展海军、空军等技术军兵种的方针。为此，人民解放军在执行繁重作战等任务的同时，连续进行4次大的精简整编，不断地进行组织编制调整和改革，建立健全了全军的领导机构，建立了军兵种领导机构，重新划分了战区，建立了军区领导机构，完善了战略战役指挥体系，统一了全军的编制装备，实行科学合理的编组。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武装力量体制。聂荣臻元帅在回忆50年代初建立军队的编制体制工作时说：“精简整编的另一项工作是统一全军的编制，包括部队的编制和武器的配备两个方面。过去打仗的时候，全军的编制极不统一，武器装备也是靠缴获，所以非常杂乱，要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这种现象自然要迅速改变。为了使全国的国防军统一起来，就必须确定统一的编制序列。这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需要考虑许多因素，如便于指挥，便于机动，便于作战，便于武器装备相对统一等等，我们参考了许多国家的编制，最后确定的方案是：以师为基本独立单位，并保持军的指挥机构，把兵团和野战军的机构取消。兵团机构有一部分调来建立海军和空军的直属机关。整编后的军、师统归各大军区直接指挥。军师团营连步兵部队的建制，都实行三三制，即每军三个师，每师三个团，余类推。全军统一成立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领导地方武装的工作。”50年代，人民解放军编制体制的建设主要进行了如下几项工作：
　　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军事领导体制。1949年10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954年9月改组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
　　建立健全解放军总部领导机构和军区领导体制。开始建立了八大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部、管理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1958年又将八大部合并为三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50年代初期，由野战军体制改编为6个大军区（一级军区）、18个二级军区、25个三级军区。1955年将三级军区体制，改编为13个大军区和省军区。

　　建立健全军事院校体制。到50年代末，全军建立了各类院校120余所，基本形成了诸军兵种院校齐全，初、中、高级院校衔接的正规化的军事院校培训体系。
　　建立了合成军队体制。在精简陆军的基础上，迅速组建了空军、海军、公安军、防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兵、通信兵等，5大军种7个兵种的诸军兵种领导机关和部队，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合成军队的过渡。

　　建立了军事科学研究体制。1958年3月，成立了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军事理论研究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尔后，又陆续在各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司令部和军事院校，分别成立了与其业务相适应的军事研究专业机构，到60年代初，全军拥有各级军事研究机构达160余个，专业研究队伍达2000余人。
　　建立了国防科学研究领导体制。成立了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统一组织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加强了对常规武器、尖端武器、航空、舰艇、电子等科学技术的筹划研制工作。

　　二、邓小平领导四次精简整编

　　从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保卫国家安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由和平时期转入临战状态，军队人数成倍增加，到1971年，全军总人数与1965年相比，又增长20%多，同1958年相比，增长了1.53倍。国防费开支一增再增，由60年代初的8.9%到1968年增至26.1%。到1975年军队人员扩大到661万人，成为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相当于美苏军之和。

　　邓小平在1975年复出后，开始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以“消肿”为突破口，抓军队质量建设，抓装备，抓编制。当时，由于军队长时间受到党的“左”倾思想的影响，特别是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一方面数量过多，臃肿不堪；另一方面则军事素质较低，在编制、装备、训练等方面，与现代战争的要求，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邓小平指出：“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①为此，他提出：军队要整顿，要消肿，要抓编制，抓装备，抓训练，提高现代化水平。要“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②。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的精简整编，这是关系军队全局发展的战略举措。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从1975年至80年代中期连续进行了4次大规模精简整编，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一次比一次搞得深刻，直至百万大裁军。
　　第一次精简整编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和重点解决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等重大问题。9月，中央军委批转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方案》。《方案》规定全军总人数精简26.2%。其中：（一）陆军：步兵部队，精简27.3%；工程兵、铁道兵精简最多，两者精简数占陆军兵种部队精简总人数的92.1%；有些部队实行简编，保留技术骨干，减少普通兵员。将县、市中队移交地方公安部门，改为人民警察部队。（二）海军：精简17%。调整基地、舰艇、高射炮兵和航空兵部队的编制体制；将部分工程建筑部队改为基建工程兵性质的部队，不计军队定额。（三）空军：精简16.4%。主要精简机关；空降兵部队实行简编；撤销一部分高射炮兵部队；工程修建部队改为基建工程兵性质的部队，不计军队定额。（四）各军区及其直属单位精简38%。总部及其直属单位精简16.6%。这次精简整编，从1975年第四季度开始。陆军部队和军区机关进行了整编；步兵师整编为满员师和简编师；铁道兵地铁部队、部分工程建筑部队和县、市中队移交给地方有关部门；撤销了部分空军军部、高射炮兵师、地方独立师和步兵师。到1976年，全军总人数比1975年减少13.6%。后来，确定的精简整编任务因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没有完成就停了下来。然而，这一次精简对军队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精简整编
　　1977年，邓小平重新恢复军委工作后，立即把整顿再次提上军队建设的重要日程。而整顿军队的第一步仍是消肿，精简整编，改革体制。在同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他指出，“肿”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臃肿的情况还很严重。同年12月中央军委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这个方案，肯定了1975年规定的精简整编任务。这次精简，全军从1978年开始，精简的重点是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首先是总部和各军兵种、大军区、省军区领导机关；同时，要充实担负坚守要点任务而人数较少的守备部队和担负守备任务的机动步兵师的编制人数，继续改装部分步兵师的编制装备等等。这次精简工作，是在1978年和1979年进行的。
　　第三次精简整编
　　1980年3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长篇讲话，不仅阐明了“消肿”的必要性、迫切性和精简的方针、原则，而且提出了军队体制的全面改革问题。他说：“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为使高级干部认清消肿的紧迫性，他要大家面对现实，严肃地想一想：在当时那种全身臃肿、机构重叠、指挥不灵的状态下，我们军队有没有战斗力？一旦有事行不行？……如果从我们面临的更强大的对手来说，衡量一下我们的战斗力，可靠性怎么样？不难看出，邓小平如此重视军队的精简问题，目的不在于减人，他考虑的是建设一支战斗素质很高的军队，一支足以抗击现代化强敌的精兵。这次会议，决定对全军再进行精简整编。这次精简整编的重点是大力精简机关，改革不合理的编制体制，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部分部队实行简编，并将部分部队移交地方。1982年9月，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关于部队精简整编要用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的指示精神，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在1980年精简整编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全军的编制体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门，各军区所属的上述3个兵种领导机关，也作了相应的改编；将铁道兵与铁道部合并，撤销基建工程兵；撤销省军区的地方部队；部分边防部队移交公安部门，新组建了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第四次精简整编
　　进入8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出现了由“冷战”逐渐走向缓和的趋势。邓小平及时做出了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在发展，大战有可能推迟，有可能打不起来的战略判断。于是，1985年，他提出了人民解放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战略决策，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并且决定裁军百万。这一重大决策
　　震动了世界。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不仅出自对世界战略格局、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对中国“四化”建设的正确认识，而且也出自对加强军队建设的深谋远虑。
　　为了贯彻执行上述决策，中央军委制定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方案》提出了精简原则：精简人员与改革体制编制，改革有关制度同步进行；重点是精简机关，直属单位，尤其是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国防科工委机关及直属单位；减少层次，撤并机构，降低部分单位等级；淘汰陈旧落后的舰艇、飞机和其他装备，封闭部分军事设施；陆海空军部队裁减一些部队，多减守备部队、步兵部队和勤务保障部队；精干编制，减少军队的社会性负担，将可由地方承担的工作交给地方有关部门；调整军队的编成比例，加强一些薄弱环节，加强诸兵种合成；改革体制、精简整编与提高干部素质结合，加强干部训练，促进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根据中央军委确定的原则，陆军组建了合成集团军，将装甲兵、炮兵和野战工兵部队的大部，编入陆军合成集团军序列。为适应未来侵略战争的需要，在全军减少员额的情况下，中央军委仍决定恢复总参谋部第四部，增加电子对抗部队的编制，截至80年代后期，人民解放军已在总部和各主要战略区先后组建了若干个电子对抗团、营；海、空军的电子对抗部队也有相应的发展。1987年5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发出《关于组建陆军航空兵的通知》，对陆军航空兵的组建、装备调配等问题提出了要求，至此，陆军航空兵作为一个新的兵种正式诞生。这次精简整编，到1987年初基本完成。裁减员额100万，军队的总定额为300万；减少了师、团单位4054个，军级单位31个，大军区4个，县市人武部划归地方建制2592个，降低了部分单位的等级；撤并了部分军队院校，调整了院校编制体制；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三总部机关精简的人数比较多，总参谋部机关减少60%，总政治部机关减少30.4%，总后勤部机关减少52%；各级领导班子都减少了副职干部；机关、部队的一部分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减少了干部数量，提高了战士比例。与此同时，还削减了一大批武器装备。全军共削减各种火炮近1万门、坦克1100余辆、飞机近2500架、舰艇610余艘。
　　通过上述4次大规模的精减，军队员额由600多万人压缩到300万，其数量减少了一半多，还削减了一批武器，国防费的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由1979年的18.5%下降到1987年的8.6%。军队合成化程度显著提高，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邓小平把“消肿”与理顺关系、优化结构结合起来，使人民解放军的体制编制逐步趋于科学合理，实现人民解放军组织的精干，促进战斗力的持续提高。他指出：人民解放军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通过体制改革，建立起军队合理的组织结构和完善的规章制度。他还提出要按照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平战结合的原则来组建军队、组建集团军等思想。在4次大规模精简整编中，重新改革调整了中国武装力量体制，新组建了武装警察部队，改变了过去军警不分的状况，理顺了我国武装力量体制关系。国家形成了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警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保持了陆、海、空军和战略导弹部队的军队结构，比例更趋合理。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体制，朝着机构精干、指挥灵便、提高效率的目标又前进了一步。
　　第一，压缩了规模，调整了编成比例。整编中，除减少各级领导机关和陆、海、空军三军部队的编制员额外，将担负内卫、守护任务的地方部队从军队中划出，移交公安部门，改为武装警察部队。整编后，全军机关、部队编成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1987年与1980年相比，战斗部队、科研单位和院校的编制数额在全军总定额中的比例提高了，机关和勤务分队的比例下降了。全军战斗部队增加了3%，战斗保障部队增加了0.5%，科研试验系统增加了0.4%，院校和部队训练机构增加了0.1%，勤务保障分队减少了1.8%，各级机关减少了1%，机关直属单位减少1.3%，陆军特种兵和海、空军的编成比例有所提高。通过实行军士制度，把76种由干部担任的职务改由士兵担任，减少了干部数量，提高了战士比例，全军官兵比例达到1∶3.3，其中，陆军部队干部战士的比例由1∶4.96变为1∶6.4。解决了官兵比例失调的问题，使官兵比例趋势于合理。
　　第二，裁并重叠机构，精简机关。三总部机关精简50%以上。将军委直属的陆军各特种兵机关缩编为总参的业务部，减少了层次，精简了人员，加强了合成，有利于对陆军各兵种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面规划建设。全军裁减了团以上单位共5900余人。军区由11个合并为7个。提高了军区独立作战能力，作战区范围扩大；兵员充足，物质资源雄厚，战役纵深加大；利于后方布局，统一调整，避免因部署重复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加强了战区集中统一指挥。同时，军分区上机关人员也进行了精简，精简后的总人数比整编前减少53.6%。机关比整编前精干了，指挥更顺畅了。
　　第三，加强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建设。将直属中央军委和军区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关，改编为总参谋部和军区司令部的业务部后，有利于各级司令机关对陆军各兵种部队的集中领导和指挥，有利于兵种部队的全面建设，有利于统一组织战备训练，也较好地解决了步兵和特种兵部队在编制体制、领导管理、军事训练等方面的协调问题。加强了军兵种合成，更适合现代条件下的联合作战的要求。陆军编组集团军，将装甲兵、炮兵、工程兵编入集团军，并充实扩编了通信、防化、运输分队，使集团军的各兵种在体制编制上达成了合
　　成编组，与原陆军军相比，加强了火力，增加了突击力，提高了机动能力。海军形成了包括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海军航空兵、海军岸防兵、海军陆战队在内的合成军种，综合作战能力不断提高。空军的航空兵部队、高射炮兵部队、地空导弹部队、空降兵部队、雷达兵部队编组更加合理，提高了作战能力。战略导弹部队形成了适合导弹部队特点的编制，建立了比较完善配套的作战和保障体系。军队指挥院校形成了高、中、初三级培训体制，健全了专业技术军官的培训体制。国防科工委成为既是中央军委统管全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机关，也是国务院统管所属各军事工业部的科研和国防工办的领导机关。
　　第四，军队的质量提高。由于压缩军队规模，腾出钱来研制和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使人民解放军装备得到了一定改善，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总之，通过上述精简整编，改革体制，理顺关系。人民解放军在精兵、合成、平战结合和提高效能等方面达到了一个新水平，编制体制更合理、更科学、更完善、更能适合现代战争的要求。

　　三、江泽民领导50万精简整编(97～99年)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非常重视关心人民解放军的质量建设。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在3年内，将军队由300万人减到250万人，精减员额50万。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审时度势，把握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快军队质量建设的步伐，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这次精简整编，从1997年开始，当年即完成了第一期的精简整编任务，第二期整编，即大规模精简整编和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工作，从1998年开始，至1
　　999年底，裁减员额的任务已圆满完成，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也已基本结束。
　　压缩规模，完成裁减军队员额任务。通过压缩陆军部队规模、调整海空军部队编组、撤销部分装备老旧的部队，改革后勤保障、装备管理体制和院校、训练机构体制编制，撤并军以上机关内设机构等，裁减编制员额50万。其中，陆军精简18.6%，海军精简11.4%，空军精简12.6%，第二炮兵精简2.9%。目前，全军编制人数保持在250万以内。
　　精简机构，精干军以上领导机关。军以上机关通过调整职能，撤并部门，减少了内设机构和人员。总部和军区、军兵种机关撤并了部分业务部门，业务部门下属的局（处）和编制员额均减少了20%左右。调整后，全军军以上机关共减少1500余个机关部门，机关人员精简20%。军队领导指挥体制进一步趋向精干、灵敏、高效。军队从事经营性生产的2900余个生产管理机构和地区性企业管理机构全部撤销或移交地方。
　　调整编组，优化部队编成结构。陆军野战部队撤销部分集团军军部和师、团，部队编成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的部队，通过淘汰落后装备、调整编组，撤并了一些建制单位。调整后，陆军野战部队在加强合成和小型化、轻型化、多样化方面取得进展；军兵种技术含量较高部队的比例有所提高，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
　　改革体制，进一步理顺关系。成立总装备部，调整武器装备管理体制，实现了全军主要武器装备的集中统管，加强了武器装备建设的统一领导和全系统、全寿命管理。调整后勤保障体制，建立了以军区为基础，区域保障与建制保障相结合、统供保障与专供保障相结合的联勤保障体制，使后勤保障向三军一体、集约化保障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改革院校、训练机构体制编制，减少院校数量，扩大单所院校办学规模，提高军官培训层次和调学比例。军队院校开始走上规模化办校、现代化教学、正规化管理、社会化保障的新路子。
　　经过此次精简整编，减少数量，优化了结构。使步兵进一步精干，技术军兵种继续加强，编制体制更加科学合理，现代化水平更加提高，在“精兵、合成、高效”上迈出了新的步伐，更能适应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要求，军队的质量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逐步实现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陆军的装甲兵、炮兵等兵种已占70%；海军建立了5大兵种，作战舰艇增加；空军航空兵从单一机种发展为有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加油机等多机种，具备了现代空战能力；第二炮兵已形成核常兼备、远中近配套的双重打击能力和威慑力。在三军战斗力构成中，高技术军兵种已成为主战力量。把一支更加精良的人民解放军引入21世纪，对于实现国防现代化和军队建设现代化的跨世纪发展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3年9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在250万人的基础上，再次精简整编，这次减少员额20万人，预计2005年完成。

　　四、精兵之路秘诀

　　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兵之路走了一条大弯路，两头搞得比较好，中间膨胀。如何才能解决越减越多的怪圈，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9次大规模精简整编，已探索出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丰富经验与规律。其主要有：
　　第一，确定适度的军队规模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进行战争的工具，国家的安全环境需要军队来保障。军
　　队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军队的组织体制的建立与战斗力的强弱。军队的规模主要指军队的总人数、总体结构、组织编成和武器装备的数量等。国家军事战略的需要和所担负的任务是确定军队规模的基本依据。军队建设必须确定合理适当的目标和规模。“兵多民不胜养，兵少则不足卫。”彭德怀在1953年12月指出：“国家的武装部队的总数也应保持一个适当的数量，既不宜定得太小，以免减弱我国的防御力量；也不宜定得太大，以免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影响经济建设。”因此，合理适度地确定军队的规模，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需要建设一个积极防御型的军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和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具有现代条件下善守能攻、卫国戍边的作战能力，能制止敌人“蚕食”中国领土和侵犯领海、领空的能力，能打赢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以及必要时收复被外国侵占的领土（领海）的能力，并保障社会稳定，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这些是确定军队规模的重要依据。我国是发展中的国家，是一个幅员广大、以大陆为主且海域辽阔的国家。在边界问题、领海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领域，与有的国家存在争议。为了防御外敌入侵，维护领土完整，保障安全环境，加快经济建设，必须建立起一支与之相适应的、适当规模的军队。
　　第二，正确认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证明，军事力量的强弱是由军队的规模与质量所决定的。军队建设取决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军队的数量和质量是相互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数量的增加可以弥补质量的差距。但是，当质量的差距难以用数量的增加来缩小时，则必须减少数量，强化质量。否则，在经济建设水平还不高，军费投入有限的情况下，数量越大，越影响质量的提高。
　　武器装备的数量质量及其发展，是确定军队数量的重要内容。军队主要是由人和武器所组成的武装集团。武器装备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是确定军队规模大小的重要内容。武器装备先进、质量高，战斗力强，军队的数量少一点、规模小一些，同样也能完成所担负的职能任务。否则，军队数量多，规模大，也可能难以适应需要。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促使军队的规模缩小，以往惟数量代替质量，以规模谋取功能的做法，已不适宜。世界各国军队都在发展装备，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质量差、数量多、规模大已不能够构成威慑。现代化战争的实践证明，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军队数量虽不多，却有强大的战斗力。早在1957年，彭德怀就提出了军队建设的方针：“裁减数量，加强质量。”1958年底人民解放军数量裁减到237万人，武器装备得到快速发展。但这个方针后来未坚持下来。军队数量扩大，影响了质量建设。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曾指出：要“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深刻地说明了武器装备与军队规模的关系。80年代裁军百万，减少了数量，发展了武器装备，提高了质量。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江泽民指出：“现在，我军规模仍然偏大，‘肿’、‘散’的问题仍然存在，国防费的开支中生活费占的比重过大，严重制约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为此，他提出再精减军队员额50万，再次说明了缩小规模，发展武器装备对加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经济实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武器装备的发展将是制约中国人民解放军数量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研究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数量时，必须同国家提供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相称。
　　第三，正确处理平时与战时的关系。和平时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保持一支战时所需要的庞大常备军。和平时期国家的主要任务应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经济，军队的任务是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创造有利的形势，支撑国家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主要地位，为减少军费的负担，国家应将军队规模压缩到尽可能小的限度。和平时期应坚持精干高效的原则。邓小平根据世界军事发展的一般规律，针对人民解放军的现状，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前“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现在改变了，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我们不需要太多，但要精，要真正是现代化的东西”。明确地表述了必须建设高质量的精兵的思想，指出了新时期军事改革所要遵循的根本途径。要做到精干高效这一点，既能节省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改善武器装备，又可提高效能，增强战斗力。打赢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需要有一支高质量的军队。在现代战争中，数量已经代替不了质量，在军费有限的条件下，军队的数量过多，势必直接影响质量的提高。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这是人民解放军50年代和80年代后军队建设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因此，今后一定要坚持这一重要原则。
　　为了减轻国家对军费的负担，世界上许多国家平时都只保持一支规模较小、质量较高的军队。但是，为了战时的需要，也都保持一支精干的、应变能力较强的基干军队，并建立完善的后备力量动员体制，以适应局部战争、突发事件和战时扩编的需要。平时与战时，国家面临的安全环境、军队所担负的任务不同，军队规模的差别也必然很大。实践表明，平时军队的规模同战时的需要总是有一定的差距，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随着未来高技术战争突然性的增大，这个特点愈加突出。从世界一些国家武装力量建设的情况看，精干的常备军
　　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并强化快速动员机制，是解决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的基本办法。只能在保持一支精干常备军的同时，以寓兵于民的办法，保持相当数量的有一定军事素质的后备兵员，以解决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问题。军队建设的规模应坚持平战结合的原则。
　　第四，科学判断战略形势，及时做出精兵之策。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将导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中心错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对形势估计不足，一旦发生突然事变，必将危及国家安全。50年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依据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实力的消长和现实政策的变化，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得出了正确认识和判断。多次明确指出，战争威胁依然存在，但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必须抓住国际形势趋向缓和的有利时机，集中力量加速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同时从最坏的估计出发，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最根本的准备，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反共气焰仍很嚣张，有人又担心不久将发生新的战争。毛泽东经过冷静分析，认为：“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一正确的认识和判断，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精简整编提供了重要依据。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在指出战争威胁仍然存在的同时，又指出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的可能性。1957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彭德怀在会议上指出：“如果我们不充分利用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时机，紧缩军政费用的开支，加速经济建设以打下现代化国防建设的基础，我们就可能犯丧失时机的错误。”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坚决地连续四次大量缩减军队员额，由600多万人减到300多万人，是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形势的正确认识和判断分不开的。
　　后来，由于主客观原因，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世界战争形势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认为已经迫在眉睫，军队员额又达到600多万人，这不仅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时也影响国防和军队的根本建设。
　　80年代邓小平通过对国际社会主要矛盾的透彻分析，依据战争运动规律和相关因素对战争的制约作用，对世界战争形势进行了全面考察，提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世界大战是可能的新判断。早在7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做出了大仗在近期内打不起来的正确判断，1975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压缩解放军的定额，准备精简全军总人数的26.2%。1985年，他做出了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由过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轨道上来，抓紧进行军队的根本建设，提出了裁军100万和军队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的两项重大决策。这样人民解放军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由600多万人减到300万人，军队人员裁减了一半多。
　　90年代，世界战略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冷战结束，世界向多极化发展。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加强军队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他宣布：我国在三年内裁减军队员额50万。这是半个世纪中军队员额最少的时期之一。
　　纵观几十年人民解放军走过的这条精兵之路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一个启示，就是对世界战略形势的科学判断，精心捕捉与把握好战略机遇，及时做出精兵之决策，是提高军队的质量建设的关键因素。
　　第五，精简整编的目的是增强现代作战能力。邓小平下决心精简整编军队有一个基本的着眼点，就是军队要能够打赢现代战争。通过精简整编提高部队战斗力，使军队具备打赢现代战争的能力，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邓小平对部队整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减人，而是要建设一支现代作战素质很高的军队，使之成为一支可以抗击现代强敌的精兵。为此，他特别强调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为了提高人员素质，他指出“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①，并对这一方针具体化，强调要从两方面去做。一个方面是部队本身要提倡勤学苦练，另一个方面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把培养高素质的军事人才作为提高军队质量和进行现代战争准备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实践证明，注重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是富国强兵之路。世界上近年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实践表明，战斗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军队建设的质量，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是新时期军队改革的必然选择。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还比较落后，军费开支相对较少。讲质量、建精兵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有利于军事装备的现代化。走精兵之路，符合当今世界军队建设发展的走向，能够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军队在技术装备上的差距，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打高技术条件下的现代战争，要求军队必须精干，只有高度重视军队的质量建设，建设一支精兵，才能打赢未来反侵略战争。
　　军队建设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国内情况变化，要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革。只有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瞄准和研究高标准，寻找军队改革的捷径，才能建设一支高质量的精兵。军队改革和精简整编，必须站在世界军事发展的最前沿和最高点来思考问题，瞄准和研究强手，确定自己的精简整编的目标。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先进的建军和作战的经验。使军队的改革、整编更加符合现代战争需要，使军队应付现代战争的能力不断提高。

　　第六，精简整编决心要大，工作要细，步子要稳。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是关系到国家的战略决策，关系到国家安危、民族兴衰的大事。历史反复证明，能够跟上时代和军事革命步伐的国家和军队，往往高人一筹，克敌制胜；反之，往往被动挨打，以至军败国亡。回顾人民解放军20世纪5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几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工作，之所以搞得比较好，首先是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开拓精神，大胆、科学的制定决策分不开的。决策者不仅有很强的政治勇气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又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高瞻远瞩，战略眼光，无私无畏，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为了军队未来发展，大胆决策，敢于试验，同时又具有科学严谨的精神，把精简整编的措施建立在适合国情军情的可靠可行的基础上，采取各种稳妥的方法和步骤，扎扎实实地推进军事改革。邓小平在谈精简整编工作时说：“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工作要细”①。
　　所谓决心大，就是有卓越的战略眼光，认识到的、看准了的，就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该撤的要撤，该并的要并，该减的要减，不要怕得罪人，使精简整编方案得到彻底贯彻，实现精简整编的目标。邓小平说：“下了决心，坚定不移”，“这件事不能犹豫，不能妥协，也不能半途而废②。”他还指示：搞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不行。他把精简整编看作是一场革命，要用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姿态来对待这项工作，那种舒舒服服、修修补补、前怕狼后怕虎或安于现状等精神状态，是不可能搞好改革和精简整编的。他要求，在宏观指导上要制定一个“革命性”的精简整编方案。
　　工作要细，就是对精简整编必须有很强的责任感，科学决策，部署与实施要慎重。因为精简整编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大事，不仅关系着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而且对国家经济建设亦产生深远影响，决策失当，会造成巨大损失。所以对精简整编的方案，要充分研究论证，力求科学合理。50年代，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工业基础的可能条件和军队建设和实际情况，经过充分地酝酿，多次召开会议，集体决策，做出精简整编，裁减军队数量，提高质量的决定。对军队规模的确定、各军兵种比例的调整，坚持从实际出发，既考虑国防需求，又照顾到国家经济上的可能，把需要与可能结合起来。对部队的编组，既立足于当前，又着眼于发展；既注意借鉴外军的经验，又注意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把当前和发展、学习外军经验与继承优良传统结合起来，注意整体优化，提高效能。对一些精简方案的制定，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论证，修改完善，慎重出台。
　　步子要稳，主要抓好如下几项工作。第一，要统一领导，分步实施，工作深入细致。精简整编关系到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全局，任何疏忽草率都可能造成不良后果，必须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有计划有组织，积极稳妥扎实细致地进行。80年代，采取分批裁减的办法。第二，军队与地方共同解决精简整编中的问题，设立必要的组织机构。精简整编中突出的问题是干部问题，妥善安置转业干部的工作、生活等问题，使干部走者愉快，留者安心。第三，制定妥善安置转业、复员军人的方针政策。中央明确规定转业干部的工作安排、职务、待遇等，对转业军人要“负责到底”，“妥为安置，使之各得其所”，保证他们的工作、生活，为他们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创造良好的条件，绝不允许推出去了事。第四，加强精简整编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把广大官兵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党的方针政策上来，使指战员树立高度的全局观念、大局观念、纪律观念，强调小局服从大局，个人服从组织，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严格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提倡顾大局，讲团结，保证搞好单位的合并，搞好干部的进出调整，妥善安排好编余干部；严格财物管理制度，防止公有财物流失。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使全军在精简整编中，顺利完成整编、撤并、移交许多单位，安置数百万干部的工作。无论是对单位的撤、并、降、改，还是个人的进、退、去、留，都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保持了部队的高度稳定，圆满完成精简整编的各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