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淘宝网店商品利润简介:[原创]失控1900：庚子国变的最终真相（连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0:21:53
[原创]失控1900：庚子国变的最终真相（连载）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失控1900：庚子国变的最终真相（连载重发，清爽版）
＝＝》极端评价中如何寻找真相？局势失控后如何挽救危局？＝＝》庚子年的混乱又何以成为清末新政的起点？＝＝》1900年的大事件，今天仍旧带给我们无尽的思考空间。
（本帖为重发，因为之前那贴混杂了太多无关宏旨的讨论，以至于影响到主帖的阅读，因此集中再发一次）
上卷：义和拳的起源及背景
第一章、从大刀会说起
一、大刀会的由来
1896年春，某传教士在山东曹县、单县一带传教的时候，他在到路上看到很多人扛着红缨枪，成群结队的，人数众多，不知何为。该传教士向别人打听后，才得知这是一个名叫“大刀会”的组织，他们正前往单县等地唱戏聚友。据该传教士的观察，这些人的行为举止颇为古怪，说是“掐诀念咒，画符饮吞，排砖排刀，浑身上下无所不排，一夜即成，不畏棒击刀砍，不畏火枪洋炮”。因为这些成员自称“刀枪不入”的缘故，该组织又被人称为金钟罩、铁布衫或者无影鞭之类。（1）
这名传教士看到的情形确有其事。在1895年至1896年间，大刀会在曹县烧饼刘庄、单县曹楼和单县西四里的火神庙三处召集会员，目的是加强组织的凝聚力并向外界宣示力量。这位传教士看到的，是1896年三月初三在火神庙为大刀会祖师诞辰而举行的集会。这次大刀会大概来了五六千人，并在火神庙连唱了四天的“对台戏”。据称，当时庙的四周都布满了红旗，大刀、红缨枪和铳之类的武器排成一列，并且不断有背着大刀和红缨枪的会员们威风凛凛的从附近地区阔步赶来。大刀会的首领刘士瑞前来的时候，他骑着大红马，扬着大黄旗，气势非凡，前去迎接他的人也特别的多。
当地的民众对大刀会的活动并无恶感，在他们看来，大刀会是一个协助官府捉拿盗匪的民间武装团体，而且这次的力量展示活动也很有效，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附近的盗贼销声匿迹，菏泽、城武、曹县、单县一带“直无一贼”。（2）
读者或许会问，这个刘士瑞又是何许人也？
刘士瑞，山东曹县烧饼刘庄人（今属单县），当年四十四岁，已结婚生子，家里有田数十亩，在当地应该算是个富农，他也是这个只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刘姓村子的族长。刘士瑞年轻的时候读过书，曾有志于科举但运气不佳，连秀才也未曾得中，只在后来捐了一个监生。也不知何年何月，他跟从一名叫赵天吉的人学得金钟罩武术，由此搞起了大刀会。
对于刘士瑞的师傅，当时地方官府在报告中只说他是一个无名的游方道士，但根据近年调查的口碑材料证明，这个名叫赵天吉的人，虽然不知道是哪里人，但当时他已七十多岁，曾骑着一匹黑马来往于鲁西南及其交界地区秘密传徒。大概在这个流浪的过程中，赵天吉住到了刘士瑞家并将金钟罩武术传授给了他。随后，刘士瑞又将此术传给曹得礼等人，并开始在曹县、单县一带组织了大刀会。曹得礼是单县曹楼村人，他在拜刘士端为师后，首先使曹楼全村的人都参加了大刀会，以后又帮助刘士瑞在单县各地扩大了大刀会的影响。单县大李集人彭桂林是刘士端的另一个重要徒弟，他算是个富户，其舅父是一个大地主，其家族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
最开始的时候，大刀会以“保卫身家”为口号开展收徒练武活动，参加的只有数十人，后来在协助官军剿除盗匪活动中立下功劳并日益壮大，随着徒子徒孙的不断加入，后来入会的成员竟发展到十几万人，光曹州府就有五万人，河南、安徽等地人数少一点，就徐州一带也有两三万人。
大刀会是以教习金钟罩武术为纽带的武术性组织，他们在活动的时候有一定的仪式。据江苏徐州道阮祖棠的报告，说大刀会“其习法时，贫者不收贽仪（学费），有力者以京钱六千为贽，夜半跽而受业，燃灯焚香，取新汲井水供之。以白布画符，其符鄙俚不经，有‘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铁甲护金身’等字样。传艺者并不能书，或不识字，多遣人代书之。另授以咒，诵咒焚符，冲水令其跪饮，即于灯上吸气遍吹其体，复以砖、棍排击之。诵咒三夜即能御刀，谓诵久即火器亦不能伤矣。大致略似运气之法，气之所至，猛击以刀可以不入，而稍一顿挫，则仍饮刃也。愚民无知，惊为神术”。（3）
从这段记载来看，大刀会有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入会有资格限制，有钱的要交学费兼入会费京钱六贯，贫穷的可以不收；二是行事神秘主义，他们习武往往在夜半时分，仪式也很神秘，包括诵咒焚符等；三是有固定的崇拜对象，要拜真武神、周公祖、桃花仙和铁甲仙等；四是练习的武术属于硬气功的一种，目的是能够排刀排枪，乃至刀枪不入。
大刀会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便是金钟罩。金钟罩取“金钟罩体”之意，本是一种古老并带有一定迷信色彩的硬气功，在华北一带流传已久。在历史上，有不少反清的秘密教派争相传习金钟罩武术，如1774年发动起义的清水教和1813年发动起义的天理教等，他们当中便有不少人练习金钟罩，并声称通过吞食符箓，做功运气，就可以不怕刀砍棒打，能抵御强大外力的袭击。当然，除了金钟罩之外，大刀会也会练习普通的拳棒和刀法枪术，其会员普遍携带的大多有大刀和红缨枪，这也许是“大刀会”名称的来源（正如上一章提及的长枪会）。
大刀会的兴起和当地的环境与不稳定的局势有很大关系。鲁西南地区特别是曹州府（今菏泽地区）一带，因为地处数省之交界，官府管辖困难，加之这里的人脾气火爆好斗，当地习武成风，正如某传教士说的，“他们令人畏惧，因为他们具有喜好寻衅的气质和好斗倾向，争吵、喧闹和械斗是山东每天都有的事情，特别是在曹州府”。（4）和鲁西北地区不同的是，这里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富豪士绅阶层，这可能和这里的私盐贩运及鸦片种植有关。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这一地区的鸦片增长极为迅速，与之临近的徐州府也有近十分之一的土地用来种植鸦片。（5）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刊的《单县遵札议办团练章程》中或许透露了当地治安混乱的部分原因：“单境富裕不如曹（县），然在同郡县中，终为殷实。惟富者连阡累陌，多至数百顷，贫者无立锥。其富民惟务修夏室，建石坊，¬……不知义举。……有力之人，视贫族贫戚贫邻皆如路人，平日尺布斗粟，不通假贷，待佃户雇工尤刻。……为富不仁，激而生变，……（无地者）闻为贼之乐，安得不生歆羡”。（6）
孔子在《论语》中说：“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这句话用来解释当时鲁西南地区的治安问题最为恰切。由于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富豪大户的土地“连阡累陌，多至数百顷”，而贫穷的农民却几无立锥之地。更有甚者，这些富人对穷人毫无怜悯之心，视同路人，为富不仁，加上当地的风气好狠斗勇，孔子说的“两乱”条件，在这里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鲁西南地区一向就不太平。在太平军和捻军起事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长枪会的组织从当地的团练中脱颖而出，甚至一度发展到与当地官府相抗衡，而在1876年山东大旱的时候，有个名叫朱振国的人趁机宣称自己是明朝皇室之后，率领很多灾民揭竿而起。可惜的是，后来因为当地下了一场透雨，许多参加起事的人一个个都散伙回家种田去了，朱振国的起义也随之失败。
进入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后，鲁西南地区的匪患也是愈演愈烈。和梁山伯好汉们不一样的是，这些盗匪结股成队，使用新式快枪并大都骑马，来如风，去如电，机动性强，杀伤力大，可谓是真正的山东“响”马。尽管清廷连续发布上谕，严饬山东地方官员大力剿捕，但盗匪却越治越多。1894年7月间，一股盗匪在抢劫巨野县龙堌集的时候，竟持洋枪击毙清军十几人，可见该地盗匪问题的严重性。再比如大刀会兴起的单县，当时记载称“抢窃案多或千余起，少亦数百起”，“单境遍地是贼”。
治安情况的恶化，主要责任在山东及其临界各省的地方政府，这也证明了当地官府对地方上控制能力的弱化。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地区，加上如此恶劣的治安状况，那些毫无防备的乡民们不再相信地方官府，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由此，像大刀会这样的组织便应运而生，这和当年为协助官军剿除捻军等义军而兴起的团练及长枪会有着相通之处，历史总是变换着面目重演。
最开始的时候，大刀会并不敢公开活动，这似乎与当年长枪会造反的历史有关，“官曹地者讳言团练”。但是，当地官府放弃地方团练组织的后果便是盗匪的日益增多，特别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战火波及山东，前方战事吃紧，曹州镇总兵王连三的防营也开赴前敌。在地方上陡然失去了防营的震慑力量后，以岳二米、段二瞎子、谢五瞎子等被当地人称为“杆匪”的盗匪们更加猖狂，他们竟然成群结队的招摇过市，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
与此相对应的是，大刀会也是在1894年开始公开活动，特别在击败“岳二米”匪帮之后，大刀会更是声名赫赫，入会的成员急剧增加，特别是一些小地主、富农等。由于大刀会“豪侠尚气，除剿贼外并不滋生事端”，“不掠财奸虏”，“专心仗义，与盗为仇”，因此“乡村大户多有雇以保家”，“绅士亦与来往”。（7）据后来调查的口碑资料说，就连当地的大地主也派自己的佃户雇农入会，以保护他们的庄园。
从这个意义来看，大刀会实际上起到了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当时的曹州知府毓贤也对大刀会捕获贼匪送官一事表示了赞赏，“嘉其勇于捕盗，重犒鼓励，会中人均感之，乐于助官捕盗”。当时会中人还传说首领刘士瑞因此获得“三品顶戴”，这也反映了当时大刀会得到了当地官府认可的合法存在，正处于一个“官民合作”的阶段。
但是，大刀会毕竟是一个由富农为领袖、以村落为联结纽带的民间武装团体，它和当地官府并无隶属关系，也不受官方的掌控。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合作后，大刀会开始出现部分取代地方官府职能的倾向。据记载，大刀会在抓到盗贼后，“初尚送官惩治，嗣以送官后必照案办理，不能尽杀，众心不快，后遂获贼即杀，不复送官。……犯窃求宽，则必张筵请会，写立字句，永不再犯，始可免死”。（8）从这段可以看出，大刀会到后来“获贼即杀，不复送官”，这已经是在执行官方的执法权了。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如此举动的原因是官府未能将那些盗匪全部杀掉，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大刀会对清朝律法的藐视。
在大刀会的兴起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大刀会的招牌“金钟罩”及其“刀枪不入”观念。从当时入会踊跃的情况来看，似乎这种观念在当地深入人心，并没有受到挑战，而这也解释了“刀枪不入”这种观念对后来义和拳兴起的重大意义；二是当地官府对本地的控制能力正在弱化，以至于他们需要民间的武装团体来协助捕盗；三是大刀会这种组织并不受官方掌控。一旦当地盗匪减少，大刀会在失去了公开活动的前提后，必然会引发其他事端，而首先与之引发冲突的是教会的势力，这将在下一节中阐述。
＝＝＝＝＝＝＝＝＝＝＝＝＝＝＝＝＝＝＝＝＝＝＝
附：目录
失控上卷：义和拳的起源及背景
第一章、从大刀会说起
一、大刀会的由来
二、大刀会为啥要找教会的茬
三、黄河改道的巨大灾难
四、大灾荒过后的游民社会
第二章、“巨野教案”与德国强占胶州湾
一、突如其来的“巨野教案”
二、德国的正中下怀与清廷的忍气吞声
三、教会为何令人厌恶
第三章、从梅花拳到义和拳
一、冠县十八村
二、玉皇庙之争
三、阎书勤与赵三多
四、梅花拳到义和拳的转变
五、似是而非的义和拳
第四章、从神拳到义和拳
一、降神附体
二、小朱子搞起了神拳
三、平原事件与森罗殿冲突
四、毓贤去职与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
失控中卷：义和拳与清廷及洋人的非对称冲突
第五章、北京的春天有点乱
一、触发事端的己亥建储
二、勾心斗角的外国公使
三、扑朔迷离的上谕问题
第六章、义和拳向直隶京津进发
一、直隶义和拳的发展
二、“涞水事件”与义和拳占领涿州
三、义和拳进入京津
四、光怪陆离的义和拳现象
第七章、失控的洋人与迫在眉睫的战争
一、使馆卫队入京
二、西摩尔联军与杉山彬被杀事件
三、混乱的决策与克林德被杀事件
四、迷雾重重的使馆之围
第八章、八国联军逼入京津
一、强夺大沽口炮台
二、天津之战
三、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发
失控下卷：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与屈辱的和约
第九章、慈禧太后西逃后的全面失控
一、慈禧太后挟光绪西逃
二、八国联军的杀戮、掠夺与报复
三、俄国借拳乱入侵东三省
四、东南互保与南方自立军
第十章、《辛丑条约》及庚子赔款
一、艰难谈判
二、惩办祸首
三、庚子赔款
一个出乎意料的尾声
余论：义和拳是什么与不是什么
注释
参考书目
义和拳事件大事记
后记
作者简介
金满楼，专注于晚清民国史的通俗写作，2007年后陆续出版《晚清帝国回忆录》（07年）、《向康熙学习》（08年）、《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08年）、《大清野史之谜（09年）、《女人当国》（09年）等作品。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二、大刀会为啥要找教会的茬
1896年2月初，时近年关，在曹县、单县和成武县交界的太平集上，有个名叫郝和升的药铺商人按照年关收账的习惯，前去催促一个名叫吕登士的教民将赊欠药钱还清，吕登士想拖延还钱，结果两人发生口角，郝和升指责吕登士仗着洋教的势力赖账，而吕登士的族人吕莱（也是教民）则在一旁辱骂郝和升是“白莲教妖人”---在当时来说，“白莲教妖人”是侮辱人的话，弄不好是要被诬陷到官府去吃官司的---由此，双方的对骂升级，郝和升回敬吕莱是“羊羔子教庇护匪人”，这话一石二鸟，既骂了基督教，又暗指吕莱曾经做过匪徒、后来为逃避罪行才入了基督教的“丑事”。不过，双方虽然情绪激动，但所幸的是这次口角并没有发生肢体冲突。
事后，被辱骂了的吕莱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他跑去找附近破楼角寨教堂的张连珠教师（准确的说，应该是布道事工，因为他尚没有达到教士这个级别）并声称郝和升辱骂了基督教，要求教会给他出气。张连珠本非好人，他听后便立即召集一伙基督徒，拿着家伙去太平集找郝和升算账，但到了太平集后却没有找到他们要找的人。
第二天，附近的李海集正值赶集日，郝和升前去做买卖。张连珠得知后，便带着人马前去找郝和升的麻烦，不过郝和升提前得到了消息而躲了起来，而恰好大刀会的首领之一曹得礼这时也到了李海集，于是郝和升便跑去找曹得礼。在向曹得礼讲述了事情经过后，郝和升要求大刀会给予保护。曹得礼听后起了侠义之心，于是便满口答应了郝和升的要求，并随即召集了附近的大刀会成员，要和张连珠说说道理。
于是双方人马在一个药店碰到，正值剑拔弩张的时候，药店老板怕双方打架砸了他的店铺，于是赶紧把两个首领都请进药店，好生招待，温言劝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这时，集上的人听说这里有人要打架，来围观的群众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也只好偃旗息鼓，各自回家。
回到教堂后，张连珠觉得自己丢了面子，必须要讨个说法，于是他又跑到在天宫庙附近主持教会的王教师那里求援，要求其带人前来助阵，并派人给曹得礼送信约期“理论”---其实就是准备再打一架。
曹得礼接到信后，便带着郝和升去见首领刘士瑞，刘士瑞同意曹得礼带人前去讲理。于是曹得礼便带着一大队人马去破楼角寨找张连珠，但张连珠不在那里，于是曹得礼又带着人去天宫庙。不料此时这事闹的动静很大，还没等曹得礼他们到达天宫庙，当地防营的哨官宋清太和寨长等人赶来劝阻，并约好日后为之调停，而这时连成武县的知县也被惊动，县太爷也亲自前来劝慰，曹得礼等人只好解散回去了。
在此之前，某德国传教士在宋清太营中听说了张连珠之事，于是便邀请另一位德国传教士去找张连珠并责怪他多事，随后两位德国传教士又请宋清太从中调停，双方互相和好，不再生事。
以上是根据曹县、单县和成武县三位知县向山东巡抚李秉衡的联合报告所转述，这件事情到这里似乎已经解决，但根据教会一方的记载，事情似乎还没有结束。据他们的描述，在调停当中，大刀会的人曾砸坏了他们礼拜堂的门窗和圣像，并警告他们不得引诱大刀会的弟子入教，也绝不能使太平集基督教化，否则的话就要开战。这个事情听起来很符合中国逻辑，但三位知县对教堂被袭的事情也许是并不知情，至少他们在报告里只字未提此事。（9）
不管教堂有没有被砸，反正这个事情被搞大了，后来这里的德国圣言会主教安治泰上书巡抚衙门，抗议大刀会拆毁教堂，诱拐教民，并要求予以惩处。不仅如此，德国公使海靖还为了此事特意跑到总理衙门去交涉。如此一来，曹县、单县和成武县便在春节后发布公告禁止大刀会，随后曹州知府毓贤也颁布告示，悬赏捉拿会首头目。当然，这只是做给洋人看的表面文章，当地官府并没有人真正去抓捕大刀会的成员。
应该说，这次因讨账而引起的事情本是件极其微小的事情，却最终引发了大刀会和当地教会的一次冲突，虽然没有发生械斗伤人死人之事，但却让双方都憋了一口气：教会认为他们受到大刀会的欺压，而大刀会却因此被官府禁止。在大刀会成员的眼中，教会包庇匪人（他们后来宣称教会收留了盗匪岳二米的部下），欺压良民，而他们则是乡民的保护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刀会和教会的对立，随着当地盗匪的日益减少反变得更加激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96年6月的时候，大刀会又在江苏砀山县（与山东单县接壤）与教会发生了更大的冲突。
要说起这个事情，还得从黄河改道说起。在江苏砀山县有个名叫东湍的地方，这里位于庞家林和刘堤头两个村之间，原本是曲阜孔府的鹅鸭饲养用地。这里因为靠近黄河，当时主要是一些不能耕种的湖地。在黄河改道后，黄河故道成了肥沃的淤土，这里便形成了千亩良田。恰好这时因捻军等战乱，加之是黄河故道，这块地的所有权不明，因此附近的庞姓和刘姓两村的大户人家便一直为此发生争执。据后来被访的农民说，“附近谁有势力，谁就可以霸占耕种”，“农民租种，谁有势力就向谁交租”。（10）而在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庞家在争斗中占据优势，当时他们的头领是一个名叫庞三杰的武生员，他箭术精良，家里有近三百亩的土地，而他当时还没有满三十岁，而且还是个光棍。
不过，这时刘氏家族加入了教会并在刘堤头修建了一个小教堂，他们以此为后盾来加强自己对这块土地的要求。1896年6月，刘堤头的地主刘荩臣派人到那块地里抢收麦子，结果冲突立刻爆发了。庞三杰在得知此事后，立刻带着人前去兴师问罪，但刘荩臣很快藏进了刘堤头教堂，使得庞三杰等人无法攻击。受阻之后，庞三杰便跑到山东单县请来大刀会的师傅智效忠，并在庞家林组织大刀会。
实事求是的说，这本是一件地主之间的普通土地纠纷，很难说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块因黄河改道形成的田地，像这种事情，即使官司打到县衙门也是很难解决的。但是，由于一方加入了教会，另一方加入了大刀会，这件事就变得复杂起来了。由于考虑到刘家可能会借用教会的势力把持诉讼，庞三杰便决定用实力来抗争，于是他随后便前往山东单县找刘士瑞请求增援。由此，庞三杰从山东带回了六十名大刀会的成员，将刘堤头教堂给大卸八块，焚拆了。
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事件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冲突，因为当地的传教士认为这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世仇和土地之争，他们并不打算介入其中，而是便按事前的计划撤离了这个是非之地。而当地知县得知此事后，也只是劝谕庞三杰安静下来，不要生事。
但是，庞三杰等人却并没有歇手的打算，他们随后又袭击了传教士在砀山县的主要驻地侯家庄（当时已无外国人），并将这里围了三天。在这三天里，庞三杰等人不断到周围的村庄里对教民进行恐吓和劫掠，并声称如果山东的人马过来的话，这里会有更多的麻烦。庞三杰等人的活动使得当地的一些社会渣滓也参与了进来，当地的富户也只好向庞三杰等人奉献了食物、衣服、牲畜等。由此看来，庞三杰似乎是要想彻底清除教会在当地的影响。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6月15日至24日，庞三杰等人对教会和教民的劫掠行为吸引了很多人的参与。在回到山东的路上，庞三杰又劫掠了单县的教民财产，并烧毁了天主教薛孔楼洋学。在这过程中，庞三杰的人马增加到上千人，在从砀山县到单县和丰县的路上，他们烧毁了九十多家教民的房子，随后又返回侯家庄并将那里的建筑付之一炬。（11）
这时，江苏的官员们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们随后调集了一只相当规模的军队前来镇压。庞三杰也显然知道这点，随后他又向刘士瑞请求增援，刘士瑞便派出弟子彭桂林前去领导山东大刀会的成员。但这支上千人的队伍因为夹杂了太多原本不是大刀会的人而变得纪律失控，为了解决食物问题，庞三杰和彭桂林只能对这些人的劫掠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是官军还是贼军，当时打起仗来后勤问题总是一片混乱。
6月28日，庞三杰、彭桂林等人率大刀会围攻单县和砀山县交界的马良集，并于次日攻入后对集内的盐店、酒店、京货铺、杂货铺及江南裁缺外委衙门进行了一番抢掠。这些人的举动激起了地方团练的愤怒，当时马良集的寨主便率领上千人与之对阵，并协助赶来的官兵一起进攻，最终大刀会失利，在死伤了八九十人后，首领彭桂林和智效忠分别被擒被杀，庞三杰侥幸逃命，余众则一哄而散。
庞三杰引发的事件被武力平息后，迫于德国和法国公使要求严惩凶手的压力，山东巡抚李秉衡决定对大刀会进行弹压。为根除隐患，李秉衡分别向当时已经升任为山东按察使的毓贤及新任兖沂道锡良发布指令，要求将刘士端和曹得礼二人予以处决。李秉衡此举，似乎是有意要撇清与大刀会的关系，以免“包庇纵容例禁会匪”之嫌，而这两位新任的官员，看来也要对上司有所表示。
令人称奇的是，整个抓捕过程非常的简单而顺利。7月7日，曹县知县派民团首领曾广寰前去邀请大刀会首领刘士瑞赴会。曾广寰和刘士瑞是朋友，他们曾经在剿匪中长期合作过。也许是刘士瑞觉得自己并没有直接卷入六月份的事件，或者是他认为官府邀请赴会只是为了解散大刀会的事宜，总而言之，刘士瑞并没有任何的怀疑便跟着曾广寰去了，结果很快遭到逮捕并经毓贤审问后斩首。在这个过程中，刘士瑞看来是如此的天真，不过这也反映了他们与当地团练及官府的信任合作关系，不然无法解释他何以会轻易赴会。大刀会的另一个首领，刘士瑞的大弟子曹得礼也被单县县令以同样的方式加以诱捕，锡良则主持了整个审判和处决过程。
突然之间，大刀会便丧失了他们的两个主要首领，这使得当地的事态很快便归于平静。尽管在一个多月后，金乡县（临近单县）的大刀会众曾聚集五千人说要“报仇”，并计划进攻单县和曹县后进军北京，但这次同样因为后勤保障不足而计划搁浅，加上连日来突降大雨，这些人随后便解散各自回家了。
总而言之，大刀会的公开活动在刘士瑞和曹得礼被斩首后便几乎销声匿迹，会众们停止了公开聚集演练其仪式和武术的活动，直到1900年北京朝廷公开容忍反洋教活动时，大刀会才在菏泽、郓城一带复活，但是，在大刀会发源的曹县及单县，这里却一直是风平浪静，正如刘士瑞之子所说的：“刘士瑞被杀后，大刀会便没有什么活动了”。（12）
至于那个在六月份的事件中逃命的庞三杰，他的结局更是戏剧化。很显然，他应该对这次的事件负主要责任，官方也随即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搜捕。但是，官方力量在地方士绅的缓冲下，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虽然当地官府将庞三杰的哥哥送进监狱，并且将他的大部分土地充公；随后，官方又组织了当地的士绅去参观那块有争议土地的毁弃，以表示庞三杰势力的消除。
尽管如此，官府并没有抓到庞三杰，虽然当地很多人包括县令在内，其实都知道庞三杰并没有逃逸，他在族人和朋友的庇护下一直隐身当地。最后，在多种压力之下，附近十八个村的庞姓长辈经过商议后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对策，他们向当地的法国神父多尔提交了一份印有四千多人名字的庞氏宗族族谱---他们要求全部加入天主教。
富有戏剧性的是，在随后的礼拜日里，多尔神父刚打开教堂的大门，庞氏家族的三四百人便涌进了教堂（其中还包括庞三杰的父母在内）。庞家的长者像对待当地官员一样，向教会提出几点要求以作为皈依的条件，其中就包括饶了庞三杰的命、放了庞三杰的哥哥并让他的家庭平安度日，他们答应将庞家的部分宗祠改做教堂或者洋学之用。
多尔神父显然被这事给吓坏了，他不敢自作主张而是将这事上报给他的上司格恩神父。格恩神父随后便去找道台，并称这样做比官府“砍掉有影响的头”的方法要好得多。（13）因为有抓捕并处死庞三杰的上谕严令，道台并不方便公开赞成这个建议，但他答应释放庞三杰的哥哥并暗示庞三杰最好在一段时间不要露面，以便让这个事就慢慢过去。不管是息事宁人也好，姑息养奸也罢，这也是中国古代处理事变的一种传统方法，只要地方上风平浪静，地方官自然也乐得逍遥。
于是这次的事件便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决，庞三杰在离开家乡一段时间后，又返回了老家并逐步恢复了他的社会地位。令人称奇的是，庞三杰随后开始频繁的参与教会活动，在1897年秋天因“巨野教案”爆发而导致地方局势不稳的时候，庞三杰还曾亲自前去保护耶稣会的江南主教通过这个教区。更有意思的是，庞三杰后来并没有参与义和拳的任何活动，他后来接触到山东的革命党人并投身于革命活动，1936年国民政府还曾为他立碑。（14）
从这个戏剧性的事件或许可以看出，当地民众对教会并没有绝对的仇恨而更多的是一种利益纠葛，而教会干涉词讼并借以发展教民也是不争的普遍事实。至少从徐州教区来看，在庞氏家族皈依教会后，这个教区的教民在随后的几年中得到急剧的发展，1896年徐州教区入会人数只有3550人，1897年则达到10000人，而1898年是17000人，1899年甚至达到了26000人。（15）
在“解散胁从，惩治首要”的政策下，大刀会被一种“和平”的方式镇压了下去，但其种子并没有被彻底拔除，它的组织及成员与当地士绅依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总体来说，这种组织形式对官府相对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地方士绅对事态进行控制，这也是鲁西南地区的乡村政治形态所决定的。但在鲁西北地区，情况就不一样了，那里的士绅力量很薄弱，一旦起事，就会变得极为的复杂而难以掌控，这是后话。
至于在六月份事件中受损的教会和教民，他们也得到了官府的赔偿。在德国公使的压力下，当地官府经查验后与德国主教安治泰达成协议，由当地官府赔偿京钱10000吊（合库平银3585.6两）作为了结。在整个事件中，并没有传教士和教民伤亡，就这点而言，大刀会显然是有意回避这种事件的发生，他们的用意似乎是要炫耀自己的武力而不是去故意伤害传教士和教民，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的话，这并不是一件难事。
教会在这次的事件中似乎因祸得福，他们因成功的影响了当地官府而获得了胜利者的名声，这从皈依教民的人数增长可以看出。但他们没有认识到的是，他们在打破地方权力平衡的同时，也将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危害。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三、黄河改道的巨大灾难
在上一节的内容中曾提到过黄河改道的事情，这件事对晚清后的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影响甚大，这里有必要做一说明。
李白曾有古诗云：“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诗固然可以豪情万丈，但黄河对于下游沿岸的百姓来说，却是百味杂陈，非一言所能尽。作为中国的第二大河，黄河发源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蜿蜒东流后穿越黄土高原及黄淮海大平原，最终注入渤海，全长5464公里，其水面落差达到4480米。
众所周知，黄河水在流经过程中挟带了大量的泥沙，特别进入下游的平原地区后，更是迅速沉积，导致河床不断淤积抬高。为了防止洪水泛滥，人们只得筑堤防洪，日积月累，河道竟然高出两岸，成为世界闻名的“地上悬河”。
历史上，黄河一向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民间常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编《人民黄河》的统计，在1946年前的三四千年中，有文字记载的黄河决口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改道最北时，黄河水流经海河出大沽口入海；最南时，黄河水经淮河入长江。每经过一段时间后，黄河往往会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其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可谓是独一无二。
历史上有黄河“六大迁徙”的说法，也就是黄河曾经有过六次大改道。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次黄河大改道发生在周定王5年（公元前602年），由此造就了著名的禹贡河（今已不存）。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1700多年间，黄河大都流经现行河道的以北地区，通过海河水系流入渤海。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至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的700多年间，黄河改道向南，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
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任用水利专家靳辅大治理黄河并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当时不治海口，“惟务泄涨”，导致海口渐渐淤积，河底也日益渐高。清廷每年要在河道治理上花费巨资，譬如道光前期，天下无事，物力丰厚，拨给河工的银子往往达到五六百万两。尽管如此，黄河下游的决口自清中期以来却日渐频繁。据《明清治河概论》一书的统计，清初至鸦片战争近200年间，黄河决口达361次，平均约每6个半月一次，而明代(1368—1644年)则是平均每7个月决口一次。自清以降，黄河的治理情况是每况愈下，这其中既有泥沙淤积、日长月累的缘故，当然也不乏河工贪腐的原因。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国难频频，河患屡作。从1841年到1843年，黄河连续三年发生大溃决，而在1851年又发生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溃决。导致这4次黄河溃决的原因，除了发生特大洪水外（1843年洪水被认为是黄河有史以来的最大洪水），其下游河道的淤积抬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从1841年到1851年出现四次大范围的溃决来看，这已经是黄河即将改道的危险信号了。
当时黄河的流经路线大体上是这样的：黄河水流经河南的荥阳、郑州、原阳、延津、封丘、中牟、开封、兰考，随后进入山东的曹县、单县，再折入安徽的砀山、萧县，随即经江苏的丰县、沛县、徐州、邳县、睢宁、宿迁、泗阳、淮阴、涟水、阜宁、滨海进入黄海。
黄河屡屡溃决改道，除了泥沙淤积经年累月，导致河道抬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下游地质构造运动导致其所谓“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的特点。黄河在流经河南境内时便已遇到南高北低的地形，因而不像长江那样可以顺流而下。这个问题，早在宋代就曾经引起争论，清代后让黄河改道北流的呼声也屡屡提起。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书孙嘉淦曾提出过黄河改道大清河的建议。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在其著作《筹河篇》再次详细阐述用人工的方式使黄河改道北流大清河的主张。魏源在书中指出，“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十余岁之不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药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16）。从理论上来说，黄河“北流顺下”固然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清廷不可能做出这样重大的选择¬---除非黄河自然改道。
该来的终究会来。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1855年8月1日），黄河在河南兰考北岸的铜瓦厢决口，一夜之间，汹涌的黄河水将口门刷宽至七八十丈，当时河水分为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以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今属河南)，至张秋镇，汇流穿运(运河)，总归大清河入海。”这便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也决定了目前黄河的走向。这次黄河决口改道后，铜瓦厢以东的数百里黄河河道自此断流，成为黄河故道，而原本穿过苏北汇入黄海的大河迅即化为遗迹，在地图上踪迹全无。
河决之后，黄河水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水面横宽数十里甚至数百余里不等，“泛滥所至，一片汪洋。远近村落，半露树梢屋脊，即渐有涸出者，亦俱稀泥嫩滩，人马不能驻足”（17）。由于铜瓦厢地处河南东部，改道之后黄水北徙，河南主要受冲的灾区只有兰仪、祥符、陈留、杞县等数县，直隶的开州（今河南濮阳）、长垣（今属河南）、东明（今属山东）等州县，也成了黄水泛滥的区域，但受灾最严重的却是山东，特别是鲁西北地区。
黄河决口在当时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情。在铜瓦厢决口之初，清政府并没有放弃堵口，但实际情况比清政府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当时谁也没有料到黄河会由此改道。8月19日，东河河道总督李钧派人在决口处做了一次实地勘查，测得决口处东西坝距离达到一百七八十丈之宽。封堵如此巨大的决口，至少需用工几万至十几万人，需要花费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两银子，即使在和平繁荣时期，这也是项巨大的工程。
但对清廷来说，1855年不仅是多事之秋，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年份。就这这一年，洪秀全、杨秀清建立的太平天国不仅控制了江南的大片地区，而且北伐军还曾一度打到北京附近。虽然北伐军最终被消灭，但半壁江山沦陷导致的财政危机和政权危机，迫使清廷要在镇压太平军和治理黄河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在随后的上谕中，清廷特别强调了堵口的困难，“惟历届大工堵合，必须帑项数百万两之多，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 因而下令“暂行缓堵”，既不积极抢堵，也未完全放弃堵口，在模棱两可之间听凭黄水泛滥。
清廷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除了财政紧张、军情严峻外，对于黄河“改道”(主张黄河改道山东)与“复道”(主张黄河恢复从江苏入海)的争论也使得清廷一时难以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复归南行故道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清廷也就认可了黄河改道北行的事实，并顺着黄河新的流向，在原有民埝的基础上陆续修建了黄河两岸大堤。由此，黄河在南行七百多年后，又重新复归北道。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黄河的改道，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在当时的条件下，黄河无论从山东还是从江苏入海，都会给当地百姓带来灾难。如果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话，无论是江苏的老百姓还是山东的老百姓，当然都希望黄河从对方境内入海，正如当时人说的：“东民身被其灾，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口一声，日冀河之北流。”两省地方官为保全当地民众，在朝中争议中不得不“以邻为壑”，由此，苏皖民众庆幸再生之日，便是山东百姓流离失所之时。这次黄河决口，导致原本由豫皖苏鲁四省共同承担的黄河下游水患，这次几乎全都落到了山东的头上。
毫无疑问，在这次黄河改道中受灾最重的是山东省。1855年9月2日，山东巡抚崇恩向朝廷奏报：“近日水势叠长，滔滔下注，由寿张、东阿、阳谷等县联界之张秋镇、阿城一带串过运河，漫入大清河，水势异常汹涌，运河两岸堤埝间段漫塌，大清河之水有高过崖岸丈余者，菏濮以下，寿东以上尽遭淹没。其他如东平、汶上、平阴、茌平、长清、肥城、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惠民、滨州、蒲台、利津等州县，凡系运河及大清河所经之地均被波及。兼因六月下旬七月初旬连日大雨如注，各路山坡沟渠诸水应有运河及大清河消纳者，俱因外水顶托，内水无路宣泄，故虽距河较远之处，亦莫不有泛滥之虞。”（18）
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黄河水浩浩荡荡，源源不绝，前涨未消，续涨骤至，加之鲁西北多为平原，几无屏障，各个村落很快便被冲成泽国，极目所至，浩淼无涯。面对如此浩劫，灾民们只能纷纷逃离家园，散处山麓高原，搭盖窝棚，暂为栖止。但这还仅仅是灾难的开始。黄河改道与一般的水灾不同，一般的水灾往往是短时期的，而黄河改道则经过若干年的冲刷和人为的约束才能形成新的河道，这个灾难延续的时间通常会很长。事实上，从1855年决口到1884年山东黄河两岸堤防基本修整完成的这30年间，除1861年、1862年和1876年这3年没有黄灾外，其余是年年黄水泛滥。即便是1884年黄河堤防修成后，仍是“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
黄河改道后形成了大面积的河滩和洼地，对蝗虫的繁殖和生长十分有利，由此造成的蝗灾也极为严重。在黄河改道后的几十年中，黄河流经的鲁西北地区一直是中国蝗灾重发区，这更是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苦难。不仅如此，黄河改道还对当地的水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破坏了原有的天然水系和灌溉系统，导致水系紊乱、河湖淤浅，严重削弱了河湖的容泄能力和灌溉能力，形成了“非涝即旱”的恶性循环。据统计，晚清山东黄河行水共57年（1855年至1912年），有38年发生溢决，占行水年的67％，其中1883年、1884年、1885年和1886年分别决溢达到52次、40次、23次、19次。（19）
黄河改道对山东特别是鲁西北和鲁西南地区造成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由其引发的灾荒更是时间长久、范围广阔，鲁西北地区的赤贫化与其不无关系。据《再续行水金鉴》卷上记载，当时沿黄海两岸的山东数百万民众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居无一椽之覆，食无一宿之储”，“毙于饥犹毙于水”（20）。这些灾民为了生存，只能离开家园去逃荒，或者干脆沦为“盗贼”，咸同年间屡扑屡起的山东民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黄河改道而引发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清廷不愿聚集民工筑堤修坝，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忧虑。当年陈胜吴广和元末农民起义都是因为聚众修建大型工程，在当时各地民众反清情绪高涨的非常时期，清廷担心十几万民工聚集河岸，一旦失控造反，将酿成弥天大祸。而朝廷中的“改道派”为了加强自己的主张，他们往往特意夸大了黄水南流的危害，譬如翁同龢就提出：“颍寿徐淮之地，好勇斗狠，夙称难治，小民荡析离居，无所得食，难保不滋生事端。”
黄河改道前给淮北地区造成了巨大危害并成为引发捻军起事的重要原因，这固然是事实，但翁同龢可能有意忽略了这一点，那就是，如果黄河改道北流，鲁西北一带的民众何尝不是“好勇斗狠”，梁山一带本就有出好汉的传统嘛。更要命的是，黄河改道之前，黄河本是阻止太平军和捻军北进的一道天险，鲁西南地区大都在黄河以北，“兵民晏如，逍遥河上，恃以为固”，而黄河从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改道之后，“下游自下北缺口以至曹县，旧河数百里无涓滴之水，俨然平陆，可以万众驰骋。”由于黄河天险尽失，捻军由此长驱直入，山东由此成为捻军活动的主要区域，“东省捻氛甚炽，曹州、兖州、沂州、泰安、济宁等属二十六州县，均有匪踪出没，济宁、兖州、泗水均各被围。”
黄河改道带来的灾难加上捻军的活动，由此也引发了山东大规模的民变，如幅军、长枪会、河套军、白莲教起义等。清廷为了平息民变，屡派重兵赴鲁围剿，而地方上为了赈灾和镇压义军，又需横征暴敛以筹集经费，当地百姓可谓是苦不堪言。由此，河难、民变、苛政、兵患，四者叠加，苦难效应层层放大，终于将黄河两岸的人民卷入了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四、大灾荒过后的游民社会
华北平原（特别是直隶-鲁西北地区）的土壤多由河淤地和风移黄土组成，降雨量少，五六月份经常出现干旱，这里夏季炎热而冬天严寒多风。由于气候和土质原因，这里主要种植小麦、玉米、高粱、大豆、花生、甘薯、糜谷、棉花等作物。和山东沿海地区有着丰富而稳定的降雨不同的是，鲁西北及往北一带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但老天似乎并不友善，因为降雨过多或过少都会引起洪涝或者干旱的灾害。这一地区人口稠密，农业是这里维持生计的主要途径，当地的手工业和商业都不发达，生存环境极为脆弱。
黄河改道后，当地的生态环境更是进一步恶化。光绪初年，从1876年到1879年的连续四年间，华北的山东、直隶、河南、山西和陕西五省发生了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大旱灾。这次大旱还波及苏北、皖北及甘肃等地，死亡人数高达1000多万，其时间之长、地区之广、饥民之众、死亡人数之多，历史上为之罕见。这次大旱，当时被称为“丁戊奇荒”（因灾情最严重的1877年和1878年按旧历天干地支纪年法分属丁丑、戊寅年，故取前两字）。
在“丁戊奇荒”中，山东旱情发生最早，受灾也极为严重。在当时的记载中，“道殣相望”、“赤地千里”、“草木皆枯”的惨状令人怵目惊心，灾区几成人间地狱。据当时《申报》报道，青州府除1875年8月以前有几处得雨外，此后再无一处有雨，由此小麦难以播种，农田失收，进而导致粮食短缺，粮价上涨，百姓无以为生，只能外出逃生。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山东境内淫雨连绵，水量激增，当年8月（旧历六月下旬），黄河在历城南岸的杨史道口等处决口。据当时奉旨查看山东赈务的溥良在奏报中这样描述道：“大河以北、济阳以东所有灾区，皆上年六月下旬、七月初旬济阳桑家渡及东阿高王庄决口为之”； “大河以南、章丘以东所有灾区，皆六月下旬历城杨史道口决口为之。其水挟小清河而行，纵横泛滥。各州县平地水深四五尺至丈余不等，广自十余里至七八十里不等，长自二十余里至七八十里不等。且溜势甚猛，涸退又迟，即地势稍高之处，禾稼皆漂没一空，庐舍亦坍塌殆尽，其民有淹毙者，有疫毙者，有饿毙者，有陷入淤泥而毙者。其幸而未毙者，则自秋徂冬，绵历数月，大都先淘柳叶以杂糠核而食，继采麦苗屑棉子以杂糠核而食。且立春前后，田野犹多冰凌，春麦犹未能补种。即东风解冻，可以补种春麦，而麦种亦复难得，麦秋仍无可望。父老每一言及，辄为泪下。此等苦状，以齐东、高苑、博兴为多，齐东一县又与各县灾区四面毗连，其民尤为困敝”(21)。
当时的《茌平县志》也这样记载了这场大洪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黄河漫溢，漂没田庐、人畜，流亡不可胜计……六月二十四日，黄河漫溢于东阿香山之南，茌平适当其冲……庐室财产漂没殆尽，人多巢居”。从“巢居”二字，可以想象当时的洪灾有多可怕。（22）
祸不单行的是，在1898年的大水之后，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突然一反以涝为主的态势，随后又普遍发生了严重的连续干旱。据史料记载，山东在1899年有平原、寿张、济宁等14县遭受旱灾，1900年又有临清、高唐、茌平、寿张等27县发生旱灾。而当时直隶的行情则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旱），春麦未种，……直隶三省未下透雨”。(23)在顺义、柏乡等县的县志中，都有“春夏大旱”，“十室九空”，“晚禾尽萎，大饥”的记载，可谓是“畿辅荒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其可谓是灾害旷日持久，民心哀怨浮动，如此悲惨情景，读之催人泪下。
除了以上几个最为严重的灾荒外，黄河中下游为主的华北地区在黄河改道后的几十年中也灾害连连。历次大灾，由于灾情严重，地区广泛，饥民动辄几十万或上百万，这些人或成饿殍，或四出逃荒乞食，每每形成数量庞大的流民群体。在这个意义上说，晚清华北社会的游民现象和那种不离乡土、故土难迁的传统农民已有较大的区别。
陈振江先生在《华北游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一文中曾提出，当时华北游民的名目大体上有：散兵游勇、乞丐、和尚、道士、教徒、算命的、卖艺的、耍把戏的、巫婆、神汉、术士、讼棍、娼妓、商贩、车夫、船工、苦力等等不下数十种，为数极多。（24）
在家园被毁后，流民们往往选择流往附近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济南、开封乃至南下到扬州、苏州、常州等江南地区乞讨就食。据《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中记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那场大水中，灾民们“全活无术，纷纷逃亡，仅流入河南开封者已近6万人”。（25）这一部分人，大都会因灾情缓解而重返故里，重建家园，但也有部分本就是没有土地或土地甚少的农民、或者有门技术的手工业者，他们可能会留在乞食的城市充当苦力或靠手艺谋生。不可忽视的是，由于天灾频频，许多返回家园重操旧业的游民，往往会因为下一次灾荒而再次成为游民并前往曾经乞食的城市。由此，游民在部分华北地区不仅是一种生存方式，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当地的文化。
由于清廷对东北的放开，很多在家乡呆不下去的灾民也会选择出关逃荒，这也就是近代史上的“闯关东”。“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因满人入关后为了私己之利并颁布禁关令，从顺治开始便修建千余公里的“柳条边”（篱笆墙），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鸦片战争后，清廷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加之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华北地区又发生连续的灾害，后来清廷也就开禁放垦，也算是给了受灾流民一条生路。据记载，在光绪十六年（1888年），直隶便有“饥民千百成群遮道乞食者，有丁壮出关谋生而老幼去乡四出”，其中“闯关东”又以山东和直隶的农民居多。（26）
毫无疑问，灾荒也同样会导致胆大的流民结伙抢掠，甚至聚众起事，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由于流民太多，政府与社会的赈济又不到位，流民们为了生存，发生抢掠之事也是在所难免，由此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混乱。譬如直隶遵化一带的饥民，“其凶悍者结伙成群，专抢囤积，名曰‘分粮’，而明火抢劫之案层见迭出”。(27)事实上，后来山东、直隶义和拳民向京津进军，其中就不乏被水旱灾荒所迫的灾民。近代以来，华北屡遭战火蹂躏；而在战争结束后，兵勇多被就地遣散，这些散兵游勇受过军事训练，见多识广，因而极易充当游民的组织者和首领，并在聚众起事及后来的反洋教斗争中大显身手。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便是游民与华北地区民间武术结社组织的结合。在冷兵器时代，武术在华北地区仍旧得到推崇，特别是对那些处于生存劣势的游民和无产者来说，他们在乞食和谋生中经常会受到各种凌辱和不确定的风险，练拳自卫并结成团伙以提高生存保障也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了。华北地区如直隶、山东、河南及其苏北地区在数百年间便流行各种拳会和刀会等武术结社团体，诸如八卦拳、铁布衫、金钟罩、虎尾鞭、梅花拳等名目繁多的刀会和拳会，这些许多传习武术的拳师也大多是些无固定职业的游民，譬如云游僧人、秘密教门的首领等等。由此，它们的主要成员也大都是游民和无产者。据《京津拳匪纪略》卷上中称，早在嘉庆年间，苏皖鲁豫交界之区便“多有无赖棍徒拽刀聚众，设立顺刀会、虎尾鞭、义和团、八卦教名目”；而义和团时期直隶总督裕禄也奏称“义和拳会，始自山东，其传习拳棒者，皆系无籍游民”。(28)
由战乱和连年灾荒导致的社会动荡，使得习练拳技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平民百姓练习拳技主要用于自我防卫，而富豪大家则需要习武之人或者组织人员来看家护院，防匪防盗。由此，华北各地区由地主富绅私自举办的团练（“私团”）比比皆是，当时人称“刀会、拳会与团练相表里，犯法则匪，安分则良民”，这实质上是为后来义和拳的兴起奠定了组织基础。(29)
鲁西南地区的大刀会便是这样一种“私团”性质的组织，不过这里暂时按下不提，先说说鸦片战争后山东地区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特别是鲁西北和鲁西南两个地区的变化。作为山东的内陆地区，鲁西北和鲁西南在近代以后便逐渐被边缘化，而胶东半岛和济南昌邑一带则成为山东经济政治的重心地区，这和鸦片战争后沿海开口通商、国内兵灾频繁、黄河改道和大运河的衰败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相比而言，鲁西南比鲁西北地区要稍微好一点，因为这里还可以通过大运河与富庶的江南地区相联系并能够接受其经济圈的辐射效应，本地产的花生、丝绸等也可以经大运河运到镇江或者上海去。鲁西南地区本是黄河改道的受益地区，但这一带地处安徽、河南和江苏的交界地带，在历史上便有着严重的盗匪问题，加之该地区贩卖私盐和种植鸦片现象十分普遍，当地既有富豪大家，也有大量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贫苦农民，贫富差距极大，群体对立严重。由于社会安全问题的长期困扰，这里的人对教育和功名并不热心。由此，尽管这里的人口密度居山东之首，但其举人比例却是山东最低的地区，有功名的士绅很少而尚武的风气却十分浓厚，民风之强悍，几乎可以和当地历史的梁山好汉习气相对应。
贫富差距的扩大既为盗匪活动提供了攻击对象，同时又为之提供了庇护所，而该地区地形的复杂又为盗匪摆脱地方官府的追查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地方官府的治理能力低下，鲁西南地区的绝大多数村庄都在富豪大家的引导下筑有坚固的围墙，并建立了众多的武装自保组织。这些独立的武装组织多为当地的豪绅和宗族势力所控制，具有相当严密的组织性，下一章要提到的大刀会最初便是这样一种组织，其最开始也是为防范盗匪而成立的。
鲁西北地区稍有不同，这里多为平原地带，受黄河改道的影响很大。黄河改道后，途径这里的大运河因淤积了太多的泥沙，最终使得清廷逐渐放弃疏浚并由此废弃漕运而改行海运。很显然，这对当地的商业、特别是对临清、东昌府（现在的聊城）等运河两岸城市的打击是致命的。更要命是，黄河改道后引发的频频灾荒更是使得这一地区的日益贫困化甚至是赤贫化。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曾指出，因为天灾人祸，鲁西北地区的粮食平均产量最低，举人数在山东全省排在倒数第三（高于鲁西南地区），这里虽然不存在严重的盗匪问题，但原因却是这里普遍的赤贫化，基本没有大的富豪士绅。由此，当地官府对基层村社的的控制力也不甚严密。
由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的区域分析中可以发现，士绅势力强大的地区如鲁西南，官府尚可以通过士绅的传统途径来控制那些私自设立的武装团练和事态的发展，但在鲁西北这样的士绅力量薄弱、传统乡村社会正在衰败解体的地区，其事态的发展往往超出了当地官府和士绅的控制范围，由此引发能量巨大的义和拳运动也就在预料之中了。正如海外学者杜赞奇指出的，“在19世纪末期的华北乡村，用于地方治安的保甲制和国家赋税的里甲制基本上名存实亡。或者说，它们已经失去了创造者所理想的统治功能”。（30）
地处边界、盗匪横行、兵灾连连、黄河改道、运河衰败、灾荒频频、游民四出、贫富差距拉大或者普遍赤贫化，加上鸦片战争后沿海地区和周边大城市的近代化，这一切都使得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逐渐被边缘化，传统的乡村社会处于不断的衰败之中，昔日严整的乡村社会共同体因不断瓦解而变得极不稳定而松散，而政府控制力量的薄弱使得这一地区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引发难以控制的事态，而十九世纪后期该地区教会势力扩展便成为了义和拳勃兴的导火线。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第二章、“巨野教案”与德国强占胶州湾
一、突如其来的“巨野教案”
就在大刀会的事件已经风平浪静的时候，鲁西南突然又发生了一件大教案。1897年11月1日，在巨野县的磨盘张庄教堂，两名德国传教士在深夜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杀死，这也是历史上所称的“巨野教案”或“曹州教案”。
10月31日，也就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本是基督教的万圣节，用中国人的思维来说，这就是西方的“鬼”节，各种妖魔鬼怪和巫婆们都会在这个夜晚出动。这一天，在郓城传道的韩理神父因为工作开展不顺利而心情沮丧，于是在巨野县传教的薛田资便邀请他来磨盘张庄教堂小聚，顺便一起进行万圣节的祝祭仪式。当时还有一个在阳谷县一带传教的能方济神父也来参加这个祝祭仪式，他本来打算仪式结束便去曹县找另一个神父的，但因为下雨而在薛田资的教堂里过夜，不料这一宿却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巨野县距济宁约五十里，处于曹州（今菏泽）与济宁的中间，郓城、阳谷和梁山县在其北边，曹县、单县、成武县和金乡县（也就是大刀会的中心区域）在其南边约一百里不等。熟悉《水浒传》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地方便是当年梁山泊好汉活动的中心区域。
这一晚本来该死的人是薛田资，但他在临睡前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了两个客人，自己却睡到了看门人的房间。就在当晚的午夜时分，一群人打着火把冲进了教堂，这群人大约有二三十人，他们手里拿着刀枪，一边放枪，一边径直冲进薛田资的住处，将屋内的韩理和能方济乱刀砍死。由于屋内出现两个外国人，这群人显然也意识到被杀的应该不是薛田资，于是他们又到教堂的各个房间进行搜查，但这时村里的教民闻讯赶来，这群歹徒没来得及搜查仆人的房间，薛田资这才幸免于难。
由此看来，这应该是一场有计划的谋杀。次日，当地官员得知这件凶案后，因为是外国人被害，事态严重，他们很快便行动起来，并迅速逮捕了当地的一些土匪流氓，还有一些与教会、教民有仇隙的人，这次破案极为神速，很快便有两人被处死抵罪。按官方的说法，当晚参与整个事件的人有11个，都是些平素游荡度日的游民，他们听说磨盘张庄教堂存有钱物，于是便起意行窃，并于当夜二更时分潜入教堂，结果导致传教士被害，财物被抢劫。（1）。
这个处理结果，显然是当地官府为了尽早的结案而随意找了几个替罪羊。从各种材料来看，不但薛田资对此表示不满和怀疑，就连当地人也不相信这个结果。当地官府把这个事件定义为“起意行窃、强盗杀人”，这并不是一个认真调查后的真相，因为当晚并没有多少抢劫的迹象。
当地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是巨野县独山集小刘村有个叫刘德润的人，他与江湖绿林好汉多有交往，1897年的时候他被人告发，巨野知县派人去抓捕他，而前去执行任务的是新任捕头魏伯溪，这个人原先是刘德润的同伙，但这次他并没有顾及当年的战斗友谊。刘德润得知消息后逃到了安徽，结果他的妻女被魏伯溪带人捉拿收监。刘德润气愤之下便纠集了他的一些拳友（其中就大刀会的成员），并决意报复官府和魏捕头。他们的计划是把当地惹人憎恨的薛田资神父给杀掉，以陷知县和捕头于困境，使得知县的仕途化为泡影。（2）
薛田资在其后来的记叙中多次指责大刀会参与这场凶杀。他说，在“曹、单教案”后，“大刀会仍在继续活动。他们对洋人的仇恨越来越深，烧毁天主教堂成了他们严厉报复的主要手段。……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谋杀能方济和韩理两位神甫。在寂静的1897年11月1日之夜，他们袭击并疯狂至极地谋杀了圣洁的教士”。（3）
薛田资显然也在撒谎。事实上，这群人要对付的不是能方济和韩理两个人，而是薛田资自己。薛田资之所以要把矛头引向两位被误杀的神父，主要是为了掩盖他在当地民愤甚大的事实。
天主教圣言会是在1885年来到巨野县磨盘张庄传教的，据说是圣言会在“曹州府的第一个、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堂口（教堂）”。圣言会很重视他们在曹州府这个堂口，经苦心经营，磨盘张庄教堂“事实上成了很多堂口的滥觞地”。（4）1894年，德国传教士薛田资来到鲁南，他在坡里教堂学习了几个月汉语后，随后便被派到磨盘张庄教堂传教。
薛田资对中国并无好感，他在1893年来到中国的时候，用这样的话描述了他的第一印象：“我们进入这天朝之国的大门时发现（中国人）没有信心，他们用狡诈、教傲和藐视来回答我们探寻的目光”。在他的眼中，中国的官员懒惰且因循守旧，中国的食物常常难以下咽；在一次旅行中，因为忘记带叉子和匙子，他被迫用“两根短棍”来吃东西。（5）
在传教的过程中，薛田资对当地人与教民的恶劣关系心怀不满并充满了偏见。在他的世界观里，教民在当地如同“外国人”，总是受到村民们的侧目和嘲弄；如果有人入教，他的言行就会被人监视，朋友离弃他，连亲戚都不再相认，整个村庄都视其为外人，甚至编造各种诽谤来非难和攻击他；教民的小孩被骂做“小鬼子”，村里的孩子不和他们玩，村中的娱乐活动也不让教民们参加，村民们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来嘲笑并拿教民取乐；要是村中丢了东西，村民们一定指责是教民偷的，失主甚至会跑到教民的家门口耀武扬威的大声叫骂。（6）
从薛田资对村民的糟糕印象也可以反映出他在当地冒犯了很多人，在后来的口述史料里，当地村民除了反映薛田资有干涉词讼、无事生非、欺压乡民、敲诈勒索、盘剥贫民这种传教士常干的事情外，还有人指控他曾经强奸了十多个当地妇女。（7）这种名声，即使是空穴来风，也是十分令人吃惊的，这也反映出薛田资在当地积怨太多，这和他好斗而令人生厌的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根据薛田资的自述和当地的口碑材料，可以确信他在吸收教民过程中曾经与附近的曹庄庄长曹作胜发生过矛盾。在1896年的圣诞节，有五位曹庄的村民来磨盘张庄教堂听道，并向薛田资表达了入教的愿望，随后薛田资便派出一个中国教师前往曹庄，这几个曹庄的村民急忙将村前的戏棚改为祈祷处，后来这里变成了教堂兼学校。不久，以这五个人为基础的二十几户人家都登记入教，这几乎占到了曹庄一半的人口。
最开始，曹作胜也想加入教会，但薛田资听说有人告他偷盗并杀死邻村的母牛，入教是为了寻求教会的保护，于是薛田资便拒绝了曹作胜的请求。由于入教的村民拒绝负担村中迎神赛会的费用，而且戏棚也变成了教堂，这更是加剧了以曹作胜为代表的乡村传统势力与教民的冲突。作为庄长，曹作胜感到自己的面子受损，加上之前曾被薛田资拒绝入会，于是他便煽动村民们断绝与教民的来往，由此教民和村民形成对立。但是，占据村中一半人口的入会村民经常在一起聚齐祈祷，这和传统涣散的村民结构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在此情况下，曹作胜便考虑引入外部力量，这便是与大刀会的联手了。由此，薛田资在案件发生后一直指责是曹作胜勾结大刀会所犯下的罪行。
薛田资在自己后来的回忆录里经常对不信教的村民们横加非议，但当时人的对教会的评价并不高，据时人记载：“大凡教会初开，群情未附，谨厚之士观望者居多。惟失业无赖之人，畏罪漏网之匪，希图小利，冀免刑诛，则首自入教，妄求庇护”。（8）
当时人说的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教会最初在中国发展教民的时候，首先吸引的是一些弱势的群体，因为教会可以施舍一定的金钱和粮食，起到维持生存的慈善作用；另外就是教会可以通过干涉词讼，对那些遇到麻烦的人提供保护伞，譬如大刀会指责教会收留了盗匪岳二米的部下（而这些盗匪本就是一些赤贫者），后来庞三杰加入教会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由此，教会打破了传统的乡村秩序而形成另外一种势力，这种势力甚至可以凌驾与地方官府之上，一些教民在和村民发生矛盾的时候，常常通过传教士介入诉讼，传教士又向官府施加压力，如此一来，往往是教民一方获得胜诉。如果地方官不肯屈服的话，传教士则有可能通过主教向北京的公使们向总理衙门施压，总理衙门稍有抗拒，这些公使们便动辄恫吓要自行保护教会的利益。由此，总理衙门不胜其扰，只得责令地方官府尽可能的就地解决这些民教争端，地方官也不得不“袒教而抑民”，这样民众在民教冲突中便失去了国家公权力的保护，而只能在赤手空拳、毫无防护的状态下与教会和一些无赖教民进行抗争，这种冤抑一旦爆发出来，必然是难以控制的。
在这些外国教会中，德国的圣言会是名声最糟糕的一个。圣言会本是因为躲避俾斯麦对天主教司祭的处罚而设立在荷兰的一个海外传教组织，它是由神父扬森在1875年发起成立的。1880年，扬森将安治泰送到中国传教，安治泰是个有心计并且野心勃勃的人，在赴任途中他在上海与德国总领事见面，目的是谋求德国政府的保护。1881年，圣言会和意大利的方济会达成协议，并获得山东南部作为他们的第一个海外宣教区。
方济会在中国传教的历史悠久，但当他们试图进入山东南部传教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其后便知难而退。也许是方济会想看圣言会的笑话，这才会把这个地区让圣言会去开拓。所幸的是，在这个地区的阳谷县有个坡里庄，这里早在十八世纪便有一百多虔诚的教徒，这是在雍正和乾隆禁教之后，方济会通过澳门的传教士数年一次前来秘密传教的结果。由此，安治泰随后便来到阳谷县坡里庄，以此为据点开始在山东南部传教。
安治泰是精力充沛而意志坚定的人，几乎就是一个“狂热”的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他和另几位传教士遇到种种困难和危险，1884年安治泰还因在曹州筹备教堂被受到攻击，身负重伤。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取得了相当的进展。1885年末，山东南部（曹州府、兖州府、沂州府、济宁府）便以坡里庄为中心升级为拥有十二个教区的独立代牧区，安治泰于次年升为主教。
尽管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安治泰感到不满的是，坡里庄教堂交通不便，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试图进入山东南部的中心地兖州，也就是孔子故乡曲阜的所在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圣地，而安治泰则是有意要打进中国文化的大本营。在他给扬森会长的一封信中，安治泰把兖州比喻成“撒旦的城堡”，并宣称“拿不下兖州城，我所取得的成就都没有意思，也不能持久。”（9）
由此，安治泰处心积虑的要进入兖州城，并在1887年引发了“兖州教案”。这一年7月，安治泰试图进入兖州城，当地士绅和民众闻讯后将城门封闭，禁止他进入并宣称要“杀尽所有洋人”，由此安治泰的“兖州计划”直到1896年才得以实现，安治泰花了十年的时间方进入兖州城。
在当地士绅的眼中，天主教“弃伦灭理，禽兽不如”，“好行强横，唯利是图”，倘若这些传教士“稍有知识，自当匿迹销声，安分在海口通商，不许入我内地，我等绅民亦不与彼鬼仇杀。乃现有洋鬼，窜入东鲁，引诱愚民，欲买地建堂，肆其淫凶，荼毒我民。独不思我鲁为圣人之地，秉礼之邦，家读孔孟之书，人多英雄之选，岂肯任从愚民受其蛊惑，害我桑梓，将何颜立天地间，见天下士哉！”（10）
对于安治泰的行为，总理衙门也很是气愤，他们致信给法国公使称兖州府是中国儒教的发源地，对中国人来说，兖州和基督教的圣地一样重要，安治泰的做法实在是欺人太甚。这时，由于中法战争的缘故，法国失去了对圣言会的护教权，安治泰便转而寻求德国的保护，这与此时德国的全球政策正好一拍即合。
在德国公使的庇护下，圣言会的传教士在山东南部一带屡生事端，安治泰被总理衙门认为是“最难打交道的传教士”，而他手下的韩理神父、薛田资神父更是包搅词讼的能手。为了扩大圣言会的势力，这些传教士在发展教徒的时候不分良莠，不仅使一些行为不端的人入了教，甚至有些犯案的人为了逃避惩处也被收入教中。这些不良教民的加入，更是加剧了圣言会名声的堕落，他们经常无事生非，借故讹索，欺压平民，这不能不引起地方士绅和民众的愤怒，此正所谓是“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洩其愤，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11）
1895年的时候，安治泰再次来到兖州城，当时因考课而集中的生员、童生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罢考前往衙门抗议，禁止安治泰进城。随后德国公使便向总理衙门施压，要求派遣官员前去护送安治泰进城。山东巡抚李秉衡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认为只有属员才有义务去迎接上司入城，如果官员去迎接传教士，这既不符合官场之道，也会引发民众更大的愤怒。对于这个合理的答复，德国公使却乘机指责李秉衡仇视外国和传教士，并暗示清廷更换山东巡抚。
由此可见，安治泰和圣言会在山东的肆意妄为，和德国的外交政策是分不开的，而这才是“巨野教案”的核心问题所在。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二、德国的正中下怀与清廷的忍气吞声
早在“巨野教案”发生之前，德国已经从法国手中取得了圣言会的护教权。1890年俾斯麦辞职后，德国政府改变了对圣言会的态度并开始重视安治泰在山东的事业。当年8月，德皇威廉二世在柏林召见了安治泰，并称安治泰为“基督教第一信使”，随后又保证“给予主教的教团以完全而充分的保护。德国将在宣教士遭到不法迫害时，出面保护山东南部教团的合法利益，保障其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并给予宣教士推进布道活动一切的自由。”（12）
德皇突然对安治泰大加赞誉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和德国的新外交政策有关。在俾斯麦执掌权力的时期，德国因为国家统一等问题，其主要专注于欧洲事务，对海外并不感兴趣，也不想在海外殖民问题上与列强发生冲突。进入到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后，德国经过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后已经一跃成为欧洲数一数二的强国，它已经不再满足于欧洲的地位而要向海外进军，争夺“日光下的土地”（矛头直指“日不落帝国”，即大英帝国）。特别在威廉二世把俾斯麦给赶出权力中心后，德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为激进，它几乎是在世界各地到处伸手，惹是生非，唯恐天下不乱。
在“巨野教案”发生后的第三天，正在意大利休假的安治泰收到了圣言会两位传教士被害的消息。随后安治泰便立刻起身前去柏林，并向德皇建议说：“如果德意志帝国真的想在东亚取得一个属地，并重新巩固我们几已扫地的威信，这将是最后一个机会”。不待安治泰的建言，德皇在前一天便得知了消息，随后便公开炒作了他对此事的愤怒：“我刚才在报纸上读到山东省内我保护的德国天主教突遭袭击的消息，舰队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报复此事。如果中国政府方面不立即以巨款赔偿损失，并实力追缉及严办祸首，舰队必须立刻驶往胶州占领该处现有村镇，并采取严重报复手段，我……决定要以极严厉的，必要时并以极野蛮的行为对付华人。”（13）
事实上，德皇的愤怒是蓄谋已久的。作为一个后发的欧洲强国，在其统一之后，德国对于向海外扩张已经是急不可待，而中国的胶州湾便成为其推行全球政策的第一起点。在海权时代，胶州湾一带很快便显示出军事要地的潜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7次旅行中国，他早在1869年的时候就认为，“胶州湾乃中国最重要之门户”，“欲图远东势力之发达，非占胶州湾不可”。（14）在甲午战争结束后，德国一改战时对华漠不关心的态度，突然积极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其中便不无获取胶州湾之企图。
1896年8月，德国远东舰队司令蒂尔皮茨奉命详细调查了胶州湾沿岸及山东半岛的基本情况，他认为胶州湾是一个安全的停泊点，附近有煤矿地层，气候凉爽，而且容易设防，费用简省，最宜于建筑海军基地。随后，曾任天津领事的德璀琳也向德国有关方面指出，胶州湾港口优越，港内宜于挖泥，无需顾虑新泥沙的淤积，有利于船坞与码头的设置；其腹地煤、铁等矿产资源丰富，易于筑路，易于进出华北，胶州堪为一条抵京铁路的良好终点；在体质与智力方面，当地居民是中国最优秀的；当地气候完全适宜于欧洲人居住。
蒂尔皮茨的报告和德璀琳的建议，很快便引起了德国政府的重视。在1896年底，德国已经做出要占领胶州湾的决定并制定了一个占领计划。与此同时，德国公使海靖奉命向清廷明确提出要租借胶州湾50年的要求，但被清廷所拒绝。但是，德国并不死心，在 1897年2月17日，德国海军大臣何尔门正式通知外交大臣马沙尔，宣布德皇已决定要占领胶州湾，“俾一俟时期到来，计划可立即执行”。为保证计划的实施，德国又派海军部著名河海专家、水利工程师福兰西斯前去详细调查，福兰西斯的调查结论是：“山东半岛南部的胶州湾在军事上与经济上乃是最适宜的地点”，由此更是坚定了德皇要拿下胶州湾的决心。（15）
不过，德国要想占领胶州湾，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摸清楚沙俄对胶州湾的态度，因为俄国太平洋舰队在1895年的时候便声称已经取得了在胶州湾的冬季停泊权，尽管这一点并没有得到清廷的正式承认。1896年8月，德国公使海靖来到北京任职后，他首先拜访了俄国公使喀西尼，并向他透露了德国欲占胶州湾的意图。不仅如此，德皇在1897年8月访问沙俄时，还就胶州湾的问题特意同沙皇交换了意见，以摸清沙俄对此事的态度。令德皇满意的是，沙俄对胶州湾的要求并不认真，并向其透露了俄国欲在北中国另觅海港（旅大）。沙皇表示，如果德国支持俄国的要求，那俄国就不反对德国占领胶州湾。在“巨野教案”发生后，德皇还再次电询俄国的态度，沙皇于次日回电说：“（我）既不能赞成，也不能不赞成你派遣德国舰队到胶州去，因为我近来才知道，这个海港仅在1895、1896年间暂时地属于我们”。由此，德国便开始放心大胆的行动了。
随后，德皇便电谕德国远东舰队司令蒂尔皮茨立即率领舰队驶往胶州，实施占领计划。不仅如此，德皇还兴奋的发电报给外交大臣布洛夫说：“我昨日接到了关于山东兖（曹）州府德国教会突被袭击、教士突被杀掠的官方报告，华人终究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好久的理由与事件，我决定立即动手”。在电报中，德皇得意洋洋的说，此次行动，“上千的德国教民将扬眉吐气”，“几百个德国商人将欢欣鼓舞”，“成千成万的华人将发抖”，“而全德国人民将欢迎他们的政府已做了一个英雄的勾当”。（16）
蒂尔皮茨得令后，于11月10日率舰队离开上海，并于13日上午到达胶州湾。清军守将章高元见来者不善，便派人去询问有何贵干，蒂尔皮茨则谎称是“来此游历”。第二天早上，德军陆战队七百余人以操练为名登陆，随即便迅速占领了胶州湾的各要隘；随后，德军给章高元送来照会，限清军于下午3点钟以前全行退出，不然即以敌军对待。很显然，章高元的那点军队是敌不过来势汹汹的德军的，最后也只得在当日下午忍气吞声的退至四方村，德军随后便占领了原清军的营房和仓库，并宣布占领胶州湾及附近一切海岛与属地。
在接到德军入侵胶州湾的消息后，清廷内部发生分化，恭亲王奕訢、山东巡抚李秉衡及一大批御史要求与德军决战，但清廷鉴于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拙劣表现而信心不足，李鸿章则主张试图摸清德国人的用意后，寄希望与各国的调停。在随后的电谕中，清廷指示说：“德国图占海口，蓄谋日久。此时将借巨野一案而起，度其情势，万无遽行开仗之理，惟有镇静严扎，不为所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致衅自我开。”因为担心前方突发事变，清廷再次电谕：“敌情虽迫，总不可轻启兵端……著该督（王文韶）电饬章高元等，于现扎处所，稳慎防守，不准妄动”；“敌情虽迫，朝廷决不动兵……若轻言决战，立启兵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全局”。（17）
在清廷“不抵抗主义”政策的指示下，章高元只能约束队伍，不发一枪，并于16日再度退至沧口。19日，德军又前来威逼清军再退，章高元气愤难忍予以拒绝后，竟被德军押去囚禁半月之久。在德国压力下，清廷谕令章高元率部移扎烟台；到12月17日，清军完全撤离胶州湾。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清军拔营时，德军急不可耐的前来抢营，清军被迫仓皇逃离。（18）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在对胶州湾进行军事占领的同时，德国又使用外交手段向清廷施加压力。11月20日，德国公使海靖照会总理衙门，向清政府提出6项要求：
一、罢免山东巡抚李秉衡，永不叙用；
二、安治泰正在济宁修造教堂，中国应许赔银盖造，并赐立匾额，须有保护教堂教士之意；
三、在山东德国教士被戕劫之案，所有盗犯应拿获惩办，教士所受之损失，应全行赔偿；
四、中国应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等事件；
五、由两国出资设立德华公司，铺设山东全省铁路，并允许采掘铁路沿线煤矿；
六、全额赔偿德国占领胶州湾的费用。（19）
德国的无理要求可谓是前所未有的，这明显是对中国内政极为赤裸裸的干涉。在双方的会商中，德国不断加大砝码，并在12月16日再次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这支新的舰队由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率领，临出发前，威廉二世特意训诫老弟说：“如果有谁企图伤害我们，侮辱我们的权力，那么，你们应该按上帝的意志挥着拳头前进，在你们年轻的额头上扎上桂冠，全德国将无人嫉妒你们。”（20）
既然德国要施展“老拳”政策，清廷岂能招架得住。德皇威廉二世是个为人傲慢、性格冲动、举止野蛮的人，他因出生的时候发生臀位生产，导致他的左臂萎缩，形象不佳。因为他的怪异性格，当时还有人怀疑他的脑部是否也曾受到损伤。不过，在很多照片中，威廉二世总是用右手遮盖或者左手拿着剑柄或者手套来掩盖他的身体缺陷。事实上，威廉二世根本就不想去理会清廷的感受，他在对德国首相的一封亲笔信中说道：“我对中国人一点也不在乎，我们要坚定不移的采取行动。我们早该迈着坚毅的步伐大步跨入山东，我相信一切都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21）
在谈判过程中，清廷与在军事上一样，一退再退，最终全部同意了德国的六条要求。不过，德国的用意显然不在这六条要求，而在于取得胶州湾的租借权。12月24日，海靖奉命向总理衙门提出胶州湾“租借方案”，亮出了他们的真实目的。在未达到目的的情况下，海靖不断捏造事实，寻衅滋事，要求查办山东各级官员，其中也不乏威胁恫吓，以逼迫清廷就范。
1898年1月4日，海靖威胁清廷并声称胶州湾“此时不过暂行租用”，“仍顾两国交情”；若不同意，“兵船再到即可再占地方”。海靖还称：“现奉本国严论谕：一、如不允租，不但不退胶、墨之兵，且应尽兵力所至任意侵占；二、愿租之后，可以不要中国赔费，否则，尽德兵力，索赔数百万；三、此事未定，中国不能借用洋款，各银行知此事未妥，亦不敢借”。（22）
在海靖的威逼利诱之下，清廷基本接受了德国的要求，将原本已经调任四川总督的前山东巡抚李秉衡开缺并连降两级，今后不得再任地方大员；兖沂道锡良调任，曹州镇总兵万本华、曹州府知府邵承照革职留任，巨野、单县、成武等五个县的知县全部被撤职。同时，清廷答应赔偿教会的全部损失并在济宁、曹州及巨野张庄三处各建一座教堂，另在巨野、菏泽、郓城、单县、成武、曹县和鱼台各建一处传教士住所，费用全部由清廷承担。
对德国来说，教会的事不重要，重要的是租借胶州湾。1898年3月6日，《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正式签订，其主要内容包括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租借期间，租界均归德国管辖，中国无权治理；德国获得胶济铁路的铺设权丙炔获得铁道沿线30里内的矿产开发权；山东省内如开办各项事务，商定向外国招集帮助办理，或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均应由德国商人优先承办。由此，山东省便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在此过程中，清廷的表现极为软弱，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力量的对比。甲午战争的惨败，让清廷意识到国内军队与世界军事强国之间的巨大差距，特别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之后，中国的海防已经是门户洞开，任何海上强国都可以任意的敲开这个昔日“天朝上国”的大门。至于那些由湘淮旧军改编而来的防军和练军，他们在甲午战争中的拙劣表现已经证明他们决不是国防的中坚力量。清廷在甲午战争后也意识到非强军无以存国，这也就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的缘由。但是，袁世凯编练的七千新建陆军，这支部队的作战力虽然远远超过那些旧式军队（可能具备和列强军队一战的实力），但毕竟兵力极为有限，而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正是列强们张牙舞爪的猖狂时期（我们的历史书把这个时期称为帝国主义时期，颇为恰切），清廷的反应速度未免过慢。更可悲的是，清廷也许还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现有的那些军事力量不但对付不了列强的军队，恐怕连农民的骚乱都难以对付。
德国迫使清廷查办地方官员的作为，对后来民教冲突的进一步加剧起到了极为恶劣的推动作用。“巨野教案”后，地方上的官员意识到，如果他们对传教士、教民和教会势力保护不周的话，这极有可能会丧失自己的仕途。正如一位传教士所说的，自从“巨野教案”后，地方官对他们充满了恐惧，因为李秉衡和其他一批官员的教训告诉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教会和教民的利益。由此，在后来的民教冲突中，官方有意偏袒教民一方也就毫不奇怪了。但是，这种不恰当的官方行为往往会导致一个后果，那就是民众在失去官方保护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对抗教会势力，这也使得这种斗争更加的激烈化，也更加的无序化。当然，德国在获得胶州湾后，他们也很快便失去了对圣言会和安治泰的兴趣。
1890年，马汉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出版后，“海权论”甚嚣海外，海军以“赤裸裸的武力”保护世界市场已经成为当时列强的共识，而德国借“巨野事件”占领胶州湾，就是其中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不可否认的是，德国的强盗做法引发了中国随后的一系列危机，进而导致英国强行租借新界和威海卫、俄国租借旅顺大连、法国租借广州湾，各国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陷入了被“瓜分豆剖”的重大危机，由此也引发了1898年那场激烈而短暂的戊戌变法。变法不是本书要讲述的重点，但变法的失败却为庚子年的乱象增加了相当的变数，这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加以阐述。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三、教会为何令人厌恶
德国人强占胶州湾的借口是“巨野教案”，而要说起中国近代史上层出不穷的教案，必须要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说起。
基督教起源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公元4世纪时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后来上千年的发展中，逐渐演变为罗马公教（在中国称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派。在唐朝的时候，天主教的一个派别曾传入中国，当时被称为景教。明中期至清初的时候，由于东西方新航线的开辟，罗马天主教修会派出了大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这使得天主教有所传播并产生了中国最初的一批教民。
当时前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修会主要有耶稣会、方济会和道明会等，其中又以耶稣会势力最大。耶稣会是1534年由西班牙贵族罗耀拉在巴黎创立，其成立不久便开始向亚洲派遣传教士，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抵达广东，随后而来的知名传教士还包括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在这些早期的传教士中间，意大利人利玛窦最为人所熟知，他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的时候来到中国并通过结交中国士大夫的方式，以尽量提高天主教的声誉。在他的影响下，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先后受洗入教，后人称之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23）
在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和徐光启等中国学者的合作下，他们翻译和撰写了许多有关天文、历算、地理学、物理学及语言学的著作，促进了当时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后来的传教士南怀仁、张诚等人也得到了康熙的信任并为他们的传教提供了便利。由于与官方关系良好，耶稣会在中国发展比较顺
利，在崇祯十年（1637年）时便发展了教徒四万人，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更是达到三十万人。
方济会（也译称为方济各会，或译称为法兰西斯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派别之一，其在拉丁语是“小兄弟会”的意思，因为他们都身穿灰色会服，故被称为“灰衣修士”。方济会提倡过清贫生活，初创时会内不置产业，靠双手工作为生或者行乞，故为托钵派。
道明会（又译为多明我会）也称“布道兄弟会”，是1215年由西班牙贵族多明我所创立，其会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称为“黑衣修士”， 道明会也是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多明我会的高奇神父在1631年从菲律宾进入中国传教，但在高奇神父去世后，接替他的黎玉范神父却惹下大麻烦，其引发了中外教会史上著名的“礼仪之争”，结果便是使得天主教在中国上百年的的努力几乎化为泡影。
历史上，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传教而采取了尊重中国文化的做法，这引起了方济会和道明会传教士的反对。黎玉范神父来华后，他在向教廷的报告中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的祭祖、尊孔等行为，有违教义，由此爆发了教廷与清廷的“礼仪之争”。这场争论从东方发展到西方，一共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清廷的“百年禁教”。
“礼仪之争”的实质，其实是天主教是否应该适应中国文化的问题。在后来的传教士中，很多人不愿下功夫学习中国文化，也没有像利玛窦早一辈的传教士那样对中国文化习俗给予应有的尊重，他们大都带着欧洲文化至上的思想，对中国文化习俗采取轻率否定的态度，加上各修会之间的私利之争，最终引发了这场“宗教地震”。
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布教谕，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祀孔，并派遣特使铎罗前往中国觐见康熙。铎罗不敢和康熙发生直接冲突，后来却走到南京的时候以公函的形式公布了教宗克莱孟十一世的禁令，并声称凡违反禁令的人必须赶出教会。康熙得知后大为震怒，立即下诏将铎罗押解到澳门拘禁，并明确声明教皇无权干涉中国事务。不仅如此，康熙还命令所有在华传教士必须向内务部申请“印票”（即“永居票”），印票上写明姓名、年龄、来华日期及永不回西洋等内容，无印票者一律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传教士怕触犯教规而拒领印票并被迫离开中国，而另一部分人这领取了印票，以继续在中国传教。（24）
1715年，“礼仪之争”愈演愈烈，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重申前禁，违者与异端同罪。1720年，教皇派遣的特使嘉乐来到中国，请求康熙允许传教士和教徒遵守教皇《禁约》，康熙看完《禁约》后批示道：“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堪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于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25）
1723年雍正继位后，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禁教措施，在华的传教士除留下二十多名有技艺之人在钦天监等地任职外，其余全部逐往澳门，并将天主堂改为天后宫、粮仓、公廨或完全毁掉，中国人被明令禁止入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在此期间，除了极少数留在澳门的传教士在间或两三年中潜入内地暗中传教外，公开的传教活动已经基本停止。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规定洋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礼拜堂，而同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中还增加了保护教堂和墓地的规定。由此，历时上百年的禁教令开始松动。1846年，应法国特使拉萼尼的请求，道光发布上谕：“所有在康熙年间各省旧建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各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由此也引发了一些归还旧址的冲突。（26）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购地置房、建堂传教的权力。由此，基督教各教派的活动便活跃起来，由此也引发了诸多的事端。究其原因，仍旧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特别是在西方文明已经显现出其优越性而中国已经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冲突便显得更加的激烈。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和利玛窦时期相比，这时的来华传教士大都报着西方优等文化的心态，在他们的眼里，中国早已从《马可波罗游记》里的强盛之邦变成了一个穷国和弱国，不再有昔日的辉煌了。正如基普林在《白种人的世界责任》一书中所说的，当时的传教活动并不是对中国的同情，而是传教事业和西方文化渗透的需要。欧美列强对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很感兴趣，而传教士的雄心更大，他们志在改变中国，并企图用基督教义来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27）
但是，西方传教士的目标是很难达到的。首先，基督教的教义很难吸引中国人。《圣经》里称耶稣无父有母，其母玛利亚又是未婚而孕，国人对这种神话除了觉得荒谬外，基本很难接受。而且，正如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所说，中国从历史上来说就是一个无宗教的民族，群众百姓随拜随信，神佛道杂然相处，多个耶稣上帝也不为多，但若要全听全信，则断无可能。毕竟，中国人受上千年的儒家文化熏陶影响，很难抛弃中国的传统。
如果仅仅是信仰的问题，倒也还不至于构成激烈冲突。在士大夫眼中，基督教不过是些异端邪说罢了，大可不管不问。但问题是，基督教是一个入世的宗教，它特别强调社会组织和交流。对于教民来说，宗教就是生活，他们从生到死，出生、教育、婚姻等社会活动都被纳入到教会的圈子中进行，这种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环境下就很容易引起冲突了。
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中，社会交往活动都是在家族和村落的组织下进行的，如今教会进来后，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一部分教民便开始脱离了传统的社会圈子，他们不再参加清明祭祖，不再为迎神赛会集资，不再参加龙王庙的求雨仪式，甚至不再参加村里的公共活动。这些教民在教会的组织下，定期的聚集在一起做礼拜，这在其他人的眼中，教民们行为古怪，不敬祖先，离经叛道，完全成为群体外的“异端”。特别在教民人数少的村庄里，教民更是受到歧视，他们甚至不准使用村里公用的井水。
但是，教民有一个优势便是他们的组织性，这是传统乡村中的村民所不具备的。正因为这种组织性，即使教民们在村庄里处于人数上的劣势，但他们在与村民的对抗中也并不一定处于劣势。在当时的民、教冲突（特别是在诉讼)中，由于有传教士的介入和帮助，教民的胜算反而更大。当时的军机大臣赵舒翘曾说：“入教之民，良莠不齐。其奉教安分者，固属不少，而倚教士为护符，欺压乡里者，亦复所在皆是。往往以钱财细故，动辄涉讼；甚且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地方官亦明知审断未平，不得不含糊了事；小民受其鱼肉，积不能平。此等情形，各国主教焉能得知。无非听教民一面之词，动谓民曲教直。于是，小民之冤无处申诉，酿而为义和拳会矣”。（28）
在十九世纪末，教案的问题越来越激烈，譬如泰安府的一份禀报中便提到：“去岁（1899年）拳民抢教，牵连数府，到处响应，其事虽出于拳民之太过，其根实由于教民之太横，以平素本不安分之人，一入教中，便思寻仇报复，父兄亦可控告，邻里视同寇仇，欠债不还，转思反控，差徭不应，派累平民，每遇词讼，诚如宪谕，地方官畏之如虎，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押平民，甚至教士为教民包揽词讼，该教民并不递诉状，但凭教士函片，即签票传人，差役之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曲直未判，真伪未分，而良民已受无穷之累。且有因调处教案而讹索多端，复令平民作乐放炮，叩求设席，以求了结。”(29)
事实上，因民、教冲突引发的教案并不仅见于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这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譬如1870年的天津教案，当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而恰在这时，因为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教会育婴堂中收养的多名孤儿患病而死。于是乎，谣言遍天津，什么洋人“迷拐童男童女，剖心挖眼，以为配药点银之用”，(30)“将人以毒药养成千里眼，及照像机器，扒心熬油，铸蜡烛点灯，以照金矿”等等。(31)这些谣言有鼻子有眼，不由得你不信。本来嘛，那些洋人长得鹰鼻深目，行为举止古里古怪，看起来就不像好人，成为谣言的受害者也就很自然了。
后来，有个偷拐儿童的匪徒武兰珍被一名被当地人扭送到官府，他在口供中捏造教民王三及教堂是合作伙伴，这下是弄得民情激愤、士绅哄然、书院停课，给官府和教堂产生了很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知县将人犯武兰珍带到望海楼天主堂对质，却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教堂内也无人认识这个武兰珍。但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得知后赶来，数千人将教堂围了各水泄不通，诸多人等不肯散去，以至于引起了极大混乱。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知后，在要求总督崇厚派兵解救教堂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后便亲自前往教堂，不料其在与知县刘杰理论的时候竟然怒而开枪，结果将知县的随从打死。群情激愤之下，丰大业及其秘书被乱拳打死，连带天主教堂里的10名修女、2名神父，还有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都死于非命，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全部焚毁。由于这些参与者中尚有不少蓄有异志的秘密社团，这就使得这个事件更加的扑朔迷离。
事件发生后，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外国军舰也前来天津梭巡示威，局势很是紧张。当时声望正隆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受命处理这事，最终结果是处死18人，充军流放25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还亲自前往法国道歉。所幸的是，在事件交涉中，法国因在随后的普法战争中一败涂地，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纠缠此事，天津教案这才宣告平息。但曾国藩却由此落得骂名，成为其晚年的一件憾事。
从1856年到1899年的43年间，中国共发生重大教案700多件，天津教案便是其中最典型也是影响最大的，类似的小教案还有很多。究其原因，终归是中外双方的互不了解，加之外国人根据条约在中国享有一些特殊权利，譬如领事裁判权，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而得到领事的保护，就连传教士的寓所和教堂，中国方面也无权管辖，即使中国犯人逃到那里，官府不能去逮捕。就连官府赔给教民的损失，也是由传教士发放。有了这一系列的特权，部分外国传教士为所欲为，任意包庇不法之徒、干涉词讼，也就是不奇怪了。
更荒唐的是，外国传教士除了种种特权以外，他们竟然还要求清廷给予相当品位，如总理衙门在 1896年3月颁布了一个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的条例，其中规定：“总主教或主教，品位与督抚相同；摄位司铎，大司铎与司道同级；司铎与府厅州县同级；教案发生时，主教司铎转请护教国公使或领事官，同总署或地方官交涉办理，也可以直接向地方官商办”。如此一来，传教士居然可以与清朝官员平起平坐了，传教士中的部分奸猾之徒得此何以不猖狂呢？（32）
至于那些入会的教民，除了极少数自明末清初便开始信仰天主教的之外，有很大一部分并非是出于信仰，而是因为生活艰难、企图获得物质援助而信教受洗，譬如后来当地人说的：“有很多穷人参加，他们并不是真信教，而是生活没出路，为穷困饥寒所逼。入教只是为吃教堂供给的馍馍，或用教堂两吊钱”；当地官员也证明说：“天主教民衣不蔽体，食无隔宿，储床灶于一掾，贫困如此。”（33）
贫困的教民入会倒也还问题不大，麻烦的是一些不法之徒为了寻求保护而加入教会。这类人有两种，一种是因为参加反清组织如白莲教等，在官方的追捕下而加入教会求得庇护，有的甚至整个家族、整个村庄的人全部投入教会，这在后面也会提到。另外一些人可能就是一些市井无赖、流氓恶棍，这些人“一旦入教，即可以无所不为耳，犯法者，入教可以逃刑，报怨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之后，不但可以抗官府，免差徭，凡鱼肉乡里之事，恣其所为”。(34)这类人往往是是挑起民教冲突的主凶，人数虽然不多，但为恶极大。一旦教会中有这样的一两个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名声，譬如美国长老会1886年在山东发展了新教民113人，同一年却有128人被开除教籍。（35）
较之其他地区，山东的情况更为特殊一点。天主教很早便在山东传教，当时天主教会在临、东昌等地发展教民，即使在雍正朝禁教以后，山东有些地方也还残留了一些世代信仰天主教的教民家庭，譬如阳谷县的坡里村就一直保留下来天主教的组织，“当傅约瑟神父乘着手推车吱吱嘎嘎地来到坡里村时，那里一千居民（都是农民）中还有158个基督徒（后来这里成为圣言会的据点）”。（36）
在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各修会及新教各差会纷至沓来，在山东展开传教活动。1888年的时候，山东共有教徒16356人，大小圣堂120座，中西神甫20位。（37）天主教各修会除了以前来过中国的以外，又有一些新建立的修会来到山东，其中最讨厌的“麻烦制造者”是德国的圣言会，因为他们不但屡屡制造教案，而且为后来德国侵占胶州湾直接提供了借口，其对山东本就激烈的民、教冲突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专制社会，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主流，而其他的传统风俗习惯及佛、道、神巫等宗教和文化相互掺杂，由此形成了一个弱势平衡。外国教会的贸然闯入，打破了这样一种弱势平衡，其引发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正如传教士自己说的：“所有的中国人，只要他违背了他们国家的传统宗教习惯，特别是祖先崇拜，（他）即将被认为是对祖国的背叛和对祖宗的忘恩负义。”(38)
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冲击，加之民教之间的私人喜好及恩怨、因天灾人祸引发的贫富差距及赤贫化等方面因素，特别是德国侵占胶州湾后引发的外国侵略及其带来的民族危机，这种冲击的后果和一系列的惩罚往往会落在教民与教会的身上，因而在十九世纪末的种种教案层出不穷，在适当的条件下，星星野火也就成了燎原之势，以至于难以收拾了。
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2&replyid=301518&id=2732584&skin=0&page=1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失控1900：庚子国变的最终真相（连载重发，清爽版）
＝＝》极端评价中如何寻找真相？局势失控后如何挽救危局？＝＝》庚子年的混乱又何以成为清末新政的起点？＝＝》1900年的大事件，今天仍旧带给我们无尽的思考空间。
（本帖为重发，因为之前那贴混杂了太多无关宏旨的讨论，以至于影响到主帖的阅读，因此集中再发一次）
上卷：义和拳的起源及背景
第一章、从大刀会说起
一、大刀会的由来
1896年春，某传教士在山东曹县、单县一带传教的时候，他在到路上看到很多人扛着红缨枪，成群结队的，人数众多，不知何为。该传教士向别人打听后，才得知这是一个名叫“大刀会”的组织，他们正前往单县等地唱戏聚友。据该传教士的观察，这些人的行为举止颇为古怪，说是“掐诀念咒，画符饮吞，排砖排刀，浑身上下无所不排，一夜即成，不畏棒击刀砍，不畏火枪洋炮”。因为这些成员自称“刀枪不入”的缘故，该组织又被人称为金钟罩、铁布衫或者无影鞭之类。（1）
这名传教士看到的情形确有其事。在1895年至1896年间，大刀会在曹县烧饼刘庄、单县曹楼和单县西四里的火神庙三处召集会员，目的是加强组织的凝聚力并向外界宣示力量。这位传教士看到的，是1896年三月初三在火神庙为大刀会祖师诞辰而举行的集会。这次大刀会大概来了五六千人，并在火神庙连唱了四天的“对台戏”。据称，当时庙的四周都布满了红旗，大刀、红缨枪和铳之类的武器排成一列，并且不断有背着大刀和红缨枪的会员们威风凛凛的从附近地区阔步赶来。大刀会的首领刘士瑞前来的时候，他骑着大红马，扬着大黄旗，气势非凡，前去迎接他的人也特别的多。
当地的民众对大刀会的活动并无恶感，在他们看来，大刀会是一个协助官府捉拿盗匪的民间武装团体，而且这次的力量展示活动也很有效，以至于在一段时间内附近的盗贼销声匿迹，菏泽、城武、曹县、单县一带“直无一贼”。（2）
读者或许会问，这个刘士瑞又是何许人也？
刘士瑞，山东曹县烧饼刘庄人（今属单县），当年四十四岁，已结婚生子，家里有田数十亩，在当地应该算是个富农，他也是这个只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刘姓村子的族长。刘士瑞年轻的时候读过书，曾有志于科举但运气不佳，连秀才也未曾得中，只在后来捐了一个监生。也不知何年何月，他跟从一名叫赵天吉的人学得金钟罩武术，由此搞起了大刀会。
对于刘士瑞的师傅，当时地方官府在报告中只说他是一个无名的游方道士，但根据近年调查的口碑材料证明，这个名叫赵天吉的人，虽然不知道是哪里人，但当时他已七十多岁，曾骑着一匹黑马来往于鲁西南及其交界地区秘密传徒。大概在这个流浪的过程中，赵天吉住到了刘士瑞家并将金钟罩武术传授给了他。随后，刘士瑞又将此术传给曹得礼等人，并开始在曹县、单县一带组织了大刀会。曹得礼是单县曹楼村人，他在拜刘士端为师后，首先使曹楼全村的人都参加了大刀会，以后又帮助刘士瑞在单县各地扩大了大刀会的影响。单县大李集人彭桂林是刘士端的另一个重要徒弟，他算是个富户，其舅父是一个大地主，其家族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
最开始的时候，大刀会以“保卫身家”为口号开展收徒练武活动，参加的只有数十人，后来在协助官军剿除盗匪活动中立下功劳并日益壮大，随着徒子徒孙的不断加入，后来入会的成员竟发展到十几万人，光曹州府就有五万人，河南、安徽等地人数少一点，就徐州一带也有两三万人。
大刀会是以教习金钟罩武术为纽带的武术性组织，他们在活动的时候有一定的仪式。据江苏徐州道阮祖棠的报告，说大刀会“其习法时，贫者不收贽仪（学费），有力者以京钱六千为贽，夜半跽而受业，燃灯焚香，取新汲井水供之。以白布画符，其符鄙俚不经，有‘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铁甲护金身’等字样。传艺者并不能书，或不识字，多遣人代书之。另授以咒，诵咒焚符，冲水令其跪饮，即于灯上吸气遍吹其体，复以砖、棍排击之。诵咒三夜即能御刀，谓诵久即火器亦不能伤矣。大致略似运气之法，气之所至，猛击以刀可以不入，而稍一顿挫，则仍饮刃也。愚民无知，惊为神术”。（3）
从这段记载来看，大刀会有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入会有资格限制，有钱的要交学费兼入会费京钱六贯，贫穷的可以不收；二是行事神秘主义，他们习武往往在夜半时分，仪式也很神秘，包括诵咒焚符等；三是有固定的崇拜对象，要拜真武神、周公祖、桃花仙和铁甲仙等；四是练习的武术属于硬气功的一种，目的是能够排刀排枪，乃至刀枪不入。
大刀会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便是金钟罩。金钟罩取“金钟罩体”之意，本是一种古老并带有一定迷信色彩的硬气功，在华北一带流传已久。在历史上，有不少反清的秘密教派争相传习金钟罩武术，如1774年发动起义的清水教和1813年发动起义的天理教等，他们当中便有不少人练习金钟罩，并声称通过吞食符箓，做功运气，就可以不怕刀砍棒打，能抵御强大外力的袭击。当然，除了金钟罩之外，大刀会也会练习普通的拳棒和刀法枪术，其会员普遍携带的大多有大刀和红缨枪，这也许是“大刀会”名称的来源（正如上一章提及的长枪会）。
大刀会的兴起和当地的环境与不稳定的局势有很大关系。鲁西南地区特别是曹州府（今菏泽地区）一带，因为地处数省之交界，官府管辖困难，加之这里的人脾气火爆好斗，当地习武成风，正如某传教士说的，“他们令人畏惧，因为他们具有喜好寻衅的气质和好斗倾向，争吵、喧闹和械斗是山东每天都有的事情，特别是在曹州府”。（4）和鲁西北地区不同的是，这里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富豪士绅阶层，这可能和这里的私盐贩运及鸦片种植有关。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这一地区的鸦片增长极为迅速，与之临近的徐州府也有近十分之一的土地用来种植鸦片。（5）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刊的《单县遵札议办团练章程》中或许透露了当地治安混乱的部分原因：“单境富裕不如曹（县），然在同郡县中，终为殷实。惟富者连阡累陌，多至数百顷，贫者无立锥。其富民惟务修夏室，建石坊，¬……不知义举。……有力之人，视贫族贫戚贫邻皆如路人，平日尺布斗粟，不通假贷，待佃户雇工尤刻。……为富不仁，激而生变，……（无地者）闻为贼之乐，安得不生歆羡”。（6）
孔子在《论语》中说：“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这句话用来解释当时鲁西南地区的治安问题最为恰切。由于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富豪大户的土地“连阡累陌，多至数百顷”，而贫穷的农民却几无立锥之地。更有甚者，这些富人对穷人毫无怜悯之心，视同路人，为富不仁，加上当地的风气好狠斗勇，孔子说的“两乱”条件，在这里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鲁西南地区一向就不太平。在太平军和捻军起事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长枪会的组织从当地的团练中脱颖而出，甚至一度发展到与当地官府相抗衡，而在1876年山东大旱的时候，有个名叫朱振国的人趁机宣称自己是明朝皇室之后，率领很多灾民揭竿而起。可惜的是，后来因为当地下了一场透雨，许多参加起事的人一个个都散伙回家种田去了，朱振国的起义也随之失败。
进入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后，鲁西南地区的匪患也是愈演愈烈。和梁山伯好汉们不一样的是，这些盗匪结股成队，使用新式快枪并大都骑马，来如风，去如电，机动性强，杀伤力大，可谓是真正的山东“响”马。尽管清廷连续发布上谕，严饬山东地方官员大力剿捕，但盗匪却越治越多。1894年7月间，一股盗匪在抢劫巨野县龙堌集的时候，竟持洋枪击毙清军十几人，可见该地盗匪问题的严重性。再比如大刀会兴起的单县，当时记载称“抢窃案多或千余起，少亦数百起”，“单境遍地是贼”。
治安情况的恶化，主要责任在山东及其临界各省的地方政府，这也证明了当地官府对地方上控制能力的弱化。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地区，加上如此恶劣的治安状况，那些毫无防备的乡民们不再相信地方官府，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由此，像大刀会这样的组织便应运而生，这和当年为协助官军剿除捻军等义军而兴起的团练及长枪会有着相通之处，历史总是变换着面目重演。
最开始的时候，大刀会并不敢公开活动，这似乎与当年长枪会造反的历史有关，“官曹地者讳言团练”。但是，当地官府放弃地方团练组织的后果便是盗匪的日益增多，特别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战火波及山东，前方战事吃紧，曹州镇总兵王连三的防营也开赴前敌。在地方上陡然失去了防营的震慑力量后，以岳二米、段二瞎子、谢五瞎子等被当地人称为“杆匪”的盗匪们更加猖狂，他们竟然成群结队的招摇过市，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
与此相对应的是，大刀会也是在1894年开始公开活动，特别在击败“岳二米”匪帮之后，大刀会更是声名赫赫，入会的成员急剧增加，特别是一些小地主、富农等。由于大刀会“豪侠尚气，除剿贼外并不滋生事端”，“不掠财奸虏”，“专心仗义，与盗为仇”，因此“乡村大户多有雇以保家”，“绅士亦与来往”。（7）据后来调查的口碑资料说，就连当地的大地主也派自己的佃户雇农入会，以保护他们的庄园。
从这个意义来看，大刀会实际上起到了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当时的曹州知府毓贤也对大刀会捕获贼匪送官一事表示了赞赏，“嘉其勇于捕盗，重犒鼓励，会中人均感之，乐于助官捕盗”。当时会中人还传说首领刘士瑞因此获得“三品顶戴”，这也反映了当时大刀会得到了当地官府认可的合法存在，正处于一个“官民合作”的阶段。
但是，大刀会毕竟是一个由富农为领袖、以村落为联结纽带的民间武装团体，它和当地官府并无隶属关系，也不受官方的掌控。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合作后，大刀会开始出现部分取代地方官府职能的倾向。据记载，大刀会在抓到盗贼后，“初尚送官惩治，嗣以送官后必照案办理，不能尽杀，众心不快，后遂获贼即杀，不复送官。……犯窃求宽，则必张筵请会，写立字句，永不再犯，始可免死”。（8）从这段可以看出，大刀会到后来“获贼即杀，不复送官”，这已经是在执行官方的执法权了。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如此举动的原因是官府未能将那些盗匪全部杀掉，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大刀会对清朝律法的藐视。
在大刀会的兴起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大刀会的招牌“金钟罩”及其“刀枪不入”观念。从当时入会踊跃的情况来看，似乎这种观念在当地深入人心，并没有受到挑战，而这也解释了“刀枪不入”这种观念对后来义和拳兴起的重大意义；二是当地官府对本地的控制能力正在弱化，以至于他们需要民间的武装团体来协助捕盗；三是大刀会这种组织并不受官方掌控。一旦当地盗匪减少，大刀会在失去了公开活动的前提后，必然会引发其他事端，而首先与之引发冲突的是教会的势力，这将在下一节中阐述。
＝＝＝＝＝＝＝＝＝＝＝＝＝＝＝＝＝＝＝＝＝＝＝
附：目录
失控上卷：义和拳的起源及背景
第一章、从大刀会说起
一、大刀会的由来
二、大刀会为啥要找教会的茬
三、黄河改道的巨大灾难
四、大灾荒过后的游民社会
第二章、“巨野教案”与德国强占胶州湾
一、突如其来的“巨野教案”
二、德国的正中下怀与清廷的忍气吞声
三、教会为何令人厌恶
第三章、从梅花拳到义和拳
一、冠县十八村
二、玉皇庙之争
三、阎书勤与赵三多
四、梅花拳到义和拳的转变
五、似是而非的义和拳
第四章、从神拳到义和拳
一、降神附体
二、小朱子搞起了神拳
三、平原事件与森罗殿冲突
四、毓贤去职与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
失控中卷：义和拳与清廷及洋人的非对称冲突
第五章、北京的春天有点乱
一、触发事端的己亥建储
二、勾心斗角的外国公使
三、扑朔迷离的上谕问题
第六章、义和拳向直隶京津进发
一、直隶义和拳的发展
二、“涞水事件”与义和拳占领涿州
三、义和拳进入京津
四、光怪陆离的义和拳现象
第七章、失控的洋人与迫在眉睫的战争
一、使馆卫队入京
二、西摩尔联军与杉山彬被杀事件
三、混乱的决策与克林德被杀事件
四、迷雾重重的使馆之围
第八章、八国联军逼入京津
一、强夺大沽口炮台
二、天津之战
三、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发
失控下卷：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与屈辱的和约
第九章、慈禧太后西逃后的全面失控
一、慈禧太后挟光绪西逃
二、八国联军的杀戮、掠夺与报复
三、俄国借拳乱入侵东三省
四、东南互保与南方自立军
第十章、《辛丑条约》及庚子赔款
一、艰难谈判
二、惩办祸首
三、庚子赔款
一个出乎意料的尾声
余论：义和拳是什么与不是什么
注释
参考书目
义和拳事件大事记
后记
作者简介
金满楼，专注于晚清民国史的通俗写作，2007年后陆续出版《晚清帝国回忆录》（07年）、《向康熙学习》（08年）、《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08年）、《大清野史之谜（09年）、《女人当国》（09年）等作品。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二、大刀会为啥要找教会的茬
1896年2月初，时近年关，在曹县、单县和成武县交界的太平集上，有个名叫郝和升的药铺商人按照年关收账的习惯，前去催促一个名叫吕登士的教民将赊欠药钱还清，吕登士想拖延还钱，结果两人发生口角，郝和升指责吕登士仗着洋教的势力赖账，而吕登士的族人吕莱（也是教民）则在一旁辱骂郝和升是“白莲教妖人”---在当时来说，“白莲教妖人”是侮辱人的话，弄不好是要被诬陷到官府去吃官司的---由此，双方的对骂升级，郝和升回敬吕莱是“羊羔子教庇护匪人”，这话一石二鸟，既骂了基督教，又暗指吕莱曾经做过匪徒、后来为逃避罪行才入了基督教的“丑事”。不过，双方虽然情绪激动，但所幸的是这次口角并没有发生肢体冲突。
事后，被辱骂了的吕莱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他跑去找附近破楼角寨教堂的张连珠教师（准确的说，应该是布道事工，因为他尚没有达到教士这个级别）并声称郝和升辱骂了基督教，要求教会给他出气。张连珠本非好人，他听后便立即召集一伙基督徒，拿着家伙去太平集找郝和升算账，但到了太平集后却没有找到他们要找的人。
第二天，附近的李海集正值赶集日，郝和升前去做买卖。张连珠得知后，便带着人马前去找郝和升的麻烦，不过郝和升提前得到了消息而躲了起来，而恰好大刀会的首领之一曹得礼这时也到了李海集，于是郝和升便跑去找曹得礼。在向曹得礼讲述了事情经过后，郝和升要求大刀会给予保护。曹得礼听后起了侠义之心，于是便满口答应了郝和升的要求，并随即召集了附近的大刀会成员，要和张连珠说说道理。
于是双方人马在一个药店碰到，正值剑拔弩张的时候，药店老板怕双方打架砸了他的店铺，于是赶紧把两个首领都请进药店，好生招待，温言劝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这时，集上的人听说这里有人要打架，来围观的群众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也只好偃旗息鼓，各自回家。
回到教堂后，张连珠觉得自己丢了面子，必须要讨个说法，于是他又跑到在天宫庙附近主持教会的王教师那里求援，要求其带人前来助阵，并派人给曹得礼送信约期“理论”---其实就是准备再打一架。
曹得礼接到信后，便带着郝和升去见首领刘士瑞，刘士瑞同意曹得礼带人前去讲理。于是曹得礼便带着一大队人马去破楼角寨找张连珠，但张连珠不在那里，于是曹得礼又带着人去天宫庙。不料此时这事闹的动静很大，还没等曹得礼他们到达天宫庙，当地防营的哨官宋清太和寨长等人赶来劝阻，并约好日后为之调停，而这时连成武县的知县也被惊动，县太爷也亲自前来劝慰，曹得礼等人只好解散回去了。
在此之前，某德国传教士在宋清太营中听说了张连珠之事，于是便邀请另一位德国传教士去找张连珠并责怪他多事，随后两位德国传教士又请宋清太从中调停，双方互相和好，不再生事。
以上是根据曹县、单县和成武县三位知县向山东巡抚李秉衡的联合报告所转述，这件事情到这里似乎已经解决，但根据教会一方的记载，事情似乎还没有结束。据他们的描述，在调停当中，大刀会的人曾砸坏了他们礼拜堂的门窗和圣像，并警告他们不得引诱大刀会的弟子入教，也绝不能使太平集基督教化，否则的话就要开战。这个事情听起来很符合中国逻辑，但三位知县对教堂被袭的事情也许是并不知情，至少他们在报告里只字未提此事。（9）
不管教堂有没有被砸，反正这个事情被搞大了，后来这里的德国圣言会主教安治泰上书巡抚衙门，抗议大刀会拆毁教堂，诱拐教民，并要求予以惩处。不仅如此，德国公使海靖还为了此事特意跑到总理衙门去交涉。如此一来，曹县、单县和成武县便在春节后发布公告禁止大刀会，随后曹州知府毓贤也颁布告示，悬赏捉拿会首头目。当然，这只是做给洋人看的表面文章，当地官府并没有人真正去抓捕大刀会的成员。
应该说，这次因讨账而引起的事情本是件极其微小的事情，却最终引发了大刀会和当地教会的一次冲突，虽然没有发生械斗伤人死人之事，但却让双方都憋了一口气：教会认为他们受到大刀会的欺压，而大刀会却因此被官府禁止。在大刀会成员的眼中，教会包庇匪人（他们后来宣称教会收留了盗匪岳二米的部下），欺压良民，而他们则是乡民的保护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刀会和教会的对立，随着当地盗匪的日益减少反变得更加激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96年6月的时候，大刀会又在江苏砀山县（与山东单县接壤）与教会发生了更大的冲突。
要说起这个事情，还得从黄河改道说起。在江苏砀山县有个名叫东湍的地方，这里位于庞家林和刘堤头两个村之间，原本是曲阜孔府的鹅鸭饲养用地。这里因为靠近黄河，当时主要是一些不能耕种的湖地。在黄河改道后，黄河故道成了肥沃的淤土，这里便形成了千亩良田。恰好这时因捻军等战乱，加之是黄河故道，这块地的所有权不明，因此附近的庞姓和刘姓两村的大户人家便一直为此发生争执。据后来被访的农民说，“附近谁有势力，谁就可以霸占耕种”，“农民租种，谁有势力就向谁交租”。（10）而在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庞家在争斗中占据优势，当时他们的头领是一个名叫庞三杰的武生员，他箭术精良，家里有近三百亩的土地，而他当时还没有满三十岁，而且还是个光棍。
不过，这时刘氏家族加入了教会并在刘堤头修建了一个小教堂，他们以此为后盾来加强自己对这块土地的要求。1896年6月，刘堤头的地主刘荩臣派人到那块地里抢收麦子，结果冲突立刻爆发了。庞三杰在得知此事后，立刻带着人前去兴师问罪，但刘荩臣很快藏进了刘堤头教堂，使得庞三杰等人无法攻击。受阻之后，庞三杰便跑到山东单县请来大刀会的师傅智效忠，并在庞家林组织大刀会。
实事求是的说，这本是一件地主之间的普通土地纠纷，很难说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块因黄河改道形成的田地，像这种事情，即使官司打到县衙门也是很难解决的。但是，由于一方加入了教会，另一方加入了大刀会，这件事就变得复杂起来了。由于考虑到刘家可能会借用教会的势力把持诉讼，庞三杰便决定用实力来抗争，于是他随后便前往山东单县找刘士瑞请求增援。由此，庞三杰从山东带回了六十名大刀会的成员，将刘堤头教堂给大卸八块，焚拆了。
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事件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冲突，因为当地的传教士认为这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世仇和土地之争，他们并不打算介入其中，而是便按事前的计划撤离了这个是非之地。而当地知县得知此事后，也只是劝谕庞三杰安静下来，不要生事。
但是，庞三杰等人却并没有歇手的打算，他们随后又袭击了传教士在砀山县的主要驻地侯家庄（当时已无外国人），并将这里围了三天。在这三天里，庞三杰等人不断到周围的村庄里对教民进行恐吓和劫掠，并声称如果山东的人马过来的话，这里会有更多的麻烦。庞三杰等人的活动使得当地的一些社会渣滓也参与了进来，当地的富户也只好向庞三杰等人奉献了食物、衣服、牲畜等。由此看来，庞三杰似乎是要想彻底清除教会在当地的影响。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6月15日至24日，庞三杰等人对教会和教民的劫掠行为吸引了很多人的参与。在回到山东的路上，庞三杰又劫掠了单县的教民财产，并烧毁了天主教薛孔楼洋学。在这过程中，庞三杰的人马增加到上千人，在从砀山县到单县和丰县的路上，他们烧毁了九十多家教民的房子，随后又返回侯家庄并将那里的建筑付之一炬。（11）
这时，江苏的官员们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们随后调集了一只相当规模的军队前来镇压。庞三杰也显然知道这点，随后他又向刘士瑞请求增援，刘士瑞便派出弟子彭桂林前去领导山东大刀会的成员。但这支上千人的队伍因为夹杂了太多原本不是大刀会的人而变得纪律失控，为了解决食物问题，庞三杰和彭桂林只能对这些人的劫掠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是官军还是贼军，当时打起仗来后勤问题总是一片混乱。
6月28日，庞三杰、彭桂林等人率大刀会围攻单县和砀山县交界的马良集，并于次日攻入后对集内的盐店、酒店、京货铺、杂货铺及江南裁缺外委衙门进行了一番抢掠。这些人的举动激起了地方团练的愤怒，当时马良集的寨主便率领上千人与之对阵，并协助赶来的官兵一起进攻，最终大刀会失利，在死伤了八九十人后，首领彭桂林和智效忠分别被擒被杀，庞三杰侥幸逃命，余众则一哄而散。
庞三杰引发的事件被武力平息后，迫于德国和法国公使要求严惩凶手的压力，山东巡抚李秉衡决定对大刀会进行弹压。为根除隐患，李秉衡分别向当时已经升任为山东按察使的毓贤及新任兖沂道锡良发布指令，要求将刘士端和曹得礼二人予以处决。李秉衡此举，似乎是有意要撇清与大刀会的关系，以免“包庇纵容例禁会匪”之嫌，而这两位新任的官员，看来也要对上司有所表示。
令人称奇的是，整个抓捕过程非常的简单而顺利。7月7日，曹县知县派民团首领曾广寰前去邀请大刀会首领刘士瑞赴会。曾广寰和刘士瑞是朋友，他们曾经在剿匪中长期合作过。也许是刘士瑞觉得自己并没有直接卷入六月份的事件，或者是他认为官府邀请赴会只是为了解散大刀会的事宜，总而言之，刘士瑞并没有任何的怀疑便跟着曾广寰去了，结果很快遭到逮捕并经毓贤审问后斩首。在这个过程中，刘士瑞看来是如此的天真，不过这也反映了他们与当地团练及官府的信任合作关系，不然无法解释他何以会轻易赴会。大刀会的另一个首领，刘士瑞的大弟子曹得礼也被单县县令以同样的方式加以诱捕，锡良则主持了整个审判和处决过程。
突然之间，大刀会便丧失了他们的两个主要首领，这使得当地的事态很快便归于平静。尽管在一个多月后，金乡县（临近单县）的大刀会众曾聚集五千人说要“报仇”，并计划进攻单县和曹县后进军北京，但这次同样因为后勤保障不足而计划搁浅，加上连日来突降大雨，这些人随后便解散各自回家了。
总而言之，大刀会的公开活动在刘士瑞和曹得礼被斩首后便几乎销声匿迹，会众们停止了公开聚集演练其仪式和武术的活动，直到1900年北京朝廷公开容忍反洋教活动时，大刀会才在菏泽、郓城一带复活，但是，在大刀会发源的曹县及单县，这里却一直是风平浪静，正如刘士瑞之子所说的：“刘士瑞被杀后，大刀会便没有什么活动了”。（12）
至于那个在六月份的事件中逃命的庞三杰，他的结局更是戏剧化。很显然，他应该对这次的事件负主要责任，官方也随即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搜捕。但是，官方力量在地方士绅的缓冲下，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虽然当地官府将庞三杰的哥哥送进监狱，并且将他的大部分土地充公；随后，官方又组织了当地的士绅去参观那块有争议土地的毁弃，以表示庞三杰势力的消除。
尽管如此，官府并没有抓到庞三杰，虽然当地很多人包括县令在内，其实都知道庞三杰并没有逃逸，他在族人和朋友的庇护下一直隐身当地。最后，在多种压力之下，附近十八个村的庞姓长辈经过商议后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对策，他们向当地的法国神父多尔提交了一份印有四千多人名字的庞氏宗族族谱---他们要求全部加入天主教。
富有戏剧性的是，在随后的礼拜日里，多尔神父刚打开教堂的大门，庞氏家族的三四百人便涌进了教堂（其中还包括庞三杰的父母在内）。庞家的长者像对待当地官员一样，向教会提出几点要求以作为皈依的条件，其中就包括饶了庞三杰的命、放了庞三杰的哥哥并让他的家庭平安度日，他们答应将庞家的部分宗祠改做教堂或者洋学之用。
多尔神父显然被这事给吓坏了，他不敢自作主张而是将这事上报给他的上司格恩神父。格恩神父随后便去找道台，并称这样做比官府“砍掉有影响的头”的方法要好得多。（13）因为有抓捕并处死庞三杰的上谕严令，道台并不方便公开赞成这个建议，但他答应释放庞三杰的哥哥并暗示庞三杰最好在一段时间不要露面，以便让这个事就慢慢过去。不管是息事宁人也好，姑息养奸也罢，这也是中国古代处理事变的一种传统方法，只要地方上风平浪静，地方官自然也乐得逍遥。
于是这次的事件便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决，庞三杰在离开家乡一段时间后，又返回了老家并逐步恢复了他的社会地位。令人称奇的是，庞三杰随后开始频繁的参与教会活动，在1897年秋天因“巨野教案”爆发而导致地方局势不稳的时候，庞三杰还曾亲自前去保护耶稣会的江南主教通过这个教区。更有意思的是，庞三杰后来并没有参与义和拳的任何活动，他后来接触到山东的革命党人并投身于革命活动，1936年国民政府还曾为他立碑。（14）
从这个戏剧性的事件或许可以看出，当地民众对教会并没有绝对的仇恨而更多的是一种利益纠葛，而教会干涉词讼并借以发展教民也是不争的普遍事实。至少从徐州教区来看，在庞氏家族皈依教会后，这个教区的教民在随后的几年中得到急剧的发展，1896年徐州教区入会人数只有3550人，1897年则达到10000人，而1898年是17000人，1899年甚至达到了26000人。（15）
在“解散胁从，惩治首要”的政策下，大刀会被一种“和平”的方式镇压了下去，但其种子并没有被彻底拔除，它的组织及成员与当地士绅依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总体来说，这种组织形式对官府相对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地方士绅对事态进行控制，这也是鲁西南地区的乡村政治形态所决定的。但在鲁西北地区，情况就不一样了，那里的士绅力量很薄弱，一旦起事，就会变得极为的复杂而难以掌控，这是后话。
至于在六月份事件中受损的教会和教民，他们也得到了官府的赔偿。在德国公使的压力下，当地官府经查验后与德国主教安治泰达成协议，由当地官府赔偿京钱10000吊（合库平银3585.6两）作为了结。在整个事件中，并没有传教士和教民伤亡，就这点而言，大刀会显然是有意回避这种事件的发生，他们的用意似乎是要炫耀自己的武力而不是去故意伤害传教士和教民，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的话，这并不是一件难事。
教会在这次的事件中似乎因祸得福，他们因成功的影响了当地官府而获得了胜利者的名声，这从皈依教民的人数增长可以看出。但他们没有认识到的是，他们在打破地方权力平衡的同时，也将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危害。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三、黄河改道的巨大灾难
在上一节的内容中曾提到过黄河改道的事情，这件事对晚清后的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影响甚大，这里有必要做一说明。
李白曾有古诗云：“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诗固然可以豪情万丈，但黄河对于下游沿岸的百姓来说，却是百味杂陈，非一言所能尽。作为中国的第二大河，黄河发源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蜿蜒东流后穿越黄土高原及黄淮海大平原，最终注入渤海，全长5464公里，其水面落差达到4480米。
众所周知，黄河水在流经过程中挟带了大量的泥沙，特别进入下游的平原地区后，更是迅速沉积，导致河床不断淤积抬高。为了防止洪水泛滥，人们只得筑堤防洪，日积月累，河道竟然高出两岸，成为世界闻名的“地上悬河”。
历史上，黄河一向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民间常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编《人民黄河》的统计，在1946年前的三四千年中，有文字记载的黄河决口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改道最北时，黄河水流经海河出大沽口入海；最南时，黄河水经淮河入长江。每经过一段时间后，黄河往往会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其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可谓是独一无二。
历史上有黄河“六大迁徙”的说法，也就是黄河曾经有过六次大改道。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次黄河大改道发生在周定王5年（公元前602年），由此造就了著名的禹贡河（今已不存）。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1700多年间，黄河大都流经现行河道的以北地区，通过海河水系流入渤海。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至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的700多年间，黄河改道向南，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
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任用水利专家靳辅大治理黄河并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当时不治海口，“惟务泄涨”，导致海口渐渐淤积，河底也日益渐高。清廷每年要在河道治理上花费巨资，譬如道光前期，天下无事，物力丰厚，拨给河工的银子往往达到五六百万两。尽管如此，黄河下游的决口自清中期以来却日渐频繁。据《明清治河概论》一书的统计，清初至鸦片战争近200年间，黄河决口达361次，平均约每6个半月一次，而明代(1368—1644年)则是平均每7个月决口一次。自清以降，黄河的治理情况是每况愈下，这其中既有泥沙淤积、日长月累的缘故，当然也不乏河工贪腐的原因。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国难频频，河患屡作。从1841年到1843年，黄河连续三年发生大溃决，而在1851年又发生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溃决。导致这4次黄河溃决的原因，除了发生特大洪水外（1843年洪水被认为是黄河有史以来的最大洪水），其下游河道的淤积抬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从1841年到1851年出现四次大范围的溃决来看，这已经是黄河即将改道的危险信号了。
当时黄河的流经路线大体上是这样的：黄河水流经河南的荥阳、郑州、原阳、延津、封丘、中牟、开封、兰考，随后进入山东的曹县、单县，再折入安徽的砀山、萧县，随即经江苏的丰县、沛县、徐州、邳县、睢宁、宿迁、泗阳、淮阴、涟水、阜宁、滨海进入黄海。
黄河屡屡溃决改道，除了泥沙淤积经年累月，导致河道抬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下游地质构造运动导致其所谓“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的特点。黄河在流经河南境内时便已遇到南高北低的地形，因而不像长江那样可以顺流而下。这个问题，早在宋代就曾经引起争论，清代后让黄河改道北流的呼声也屡屡提起。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书孙嘉淦曾提出过黄河改道大清河的建议。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在其著作《筹河篇》再次详细阐述用人工的方式使黄河改道北流大清河的主张。魏源在书中指出，“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十余岁之不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药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16）。从理论上来说，黄河“北流顺下”固然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清廷不可能做出这样重大的选择¬---除非黄河自然改道。
该来的终究会来。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1855年8月1日），黄河在河南兰考北岸的铜瓦厢决口，一夜之间，汹涌的黄河水将口门刷宽至七八十丈，当时河水分为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以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今属河南)，至张秋镇，汇流穿运(运河)，总归大清河入海。”这便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也决定了目前黄河的走向。这次黄河决口改道后，铜瓦厢以东的数百里黄河河道自此断流，成为黄河故道，而原本穿过苏北汇入黄海的大河迅即化为遗迹，在地图上踪迹全无。
河决之后，黄河水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水面横宽数十里甚至数百余里不等，“泛滥所至，一片汪洋。远近村落，半露树梢屋脊，即渐有涸出者，亦俱稀泥嫩滩，人马不能驻足”（17）。由于铜瓦厢地处河南东部，改道之后黄水北徙，河南主要受冲的灾区只有兰仪、祥符、陈留、杞县等数县，直隶的开州（今河南濮阳）、长垣（今属河南）、东明（今属山东）等州县，也成了黄水泛滥的区域，但受灾最严重的却是山东，特别是鲁西北地区。
黄河决口在当时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情。在铜瓦厢决口之初，清政府并没有放弃堵口，但实际情况比清政府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当时谁也没有料到黄河会由此改道。8月19日，东河河道总督李钧派人在决口处做了一次实地勘查，测得决口处东西坝距离达到一百七八十丈之宽。封堵如此巨大的决口，至少需用工几万至十几万人，需要花费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两银子，即使在和平繁荣时期，这也是项巨大的工程。
但对清廷来说，1855年不仅是多事之秋，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年份。就这这一年，洪秀全、杨秀清建立的太平天国不仅控制了江南的大片地区，而且北伐军还曾一度打到北京附近。虽然北伐军最终被消灭，但半壁江山沦陷导致的财政危机和政权危机，迫使清廷要在镇压太平军和治理黄河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在随后的上谕中，清廷特别强调了堵口的困难，“惟历届大工堵合，必须帑项数百万两之多，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 因而下令“暂行缓堵”，既不积极抢堵，也未完全放弃堵口，在模棱两可之间听凭黄水泛滥。
清廷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除了财政紧张、军情严峻外，对于黄河“改道”(主张黄河改道山东)与“复道”(主张黄河恢复从江苏入海)的争论也使得清廷一时难以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复归南行故道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清廷也就认可了黄河改道北行的事实，并顺着黄河新的流向，在原有民埝的基础上陆续修建了黄河两岸大堤。由此，黄河在南行七百多年后，又重新复归北道。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黄河的改道，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在当时的条件下，黄河无论从山东还是从江苏入海，都会给当地百姓带来灾难。如果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话，无论是江苏的老百姓还是山东的老百姓，当然都希望黄河从对方境内入海，正如当时人说的：“东民身被其灾，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口一声，日冀河之北流。”两省地方官为保全当地民众，在朝中争议中不得不“以邻为壑”，由此，苏皖民众庆幸再生之日，便是山东百姓流离失所之时。这次黄河决口，导致原本由豫皖苏鲁四省共同承担的黄河下游水患，这次几乎全都落到了山东的头上。
毫无疑问，在这次黄河改道中受灾最重的是山东省。1855年9月2日，山东巡抚崇恩向朝廷奏报：“近日水势叠长，滔滔下注，由寿张、东阿、阳谷等县联界之张秋镇、阿城一带串过运河，漫入大清河，水势异常汹涌，运河两岸堤埝间段漫塌，大清河之水有高过崖岸丈余者，菏濮以下，寿东以上尽遭淹没。其他如东平、汶上、平阴、茌平、长清、肥城、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惠民、滨州、蒲台、利津等州县，凡系运河及大清河所经之地均被波及。兼因六月下旬七月初旬连日大雨如注，各路山坡沟渠诸水应有运河及大清河消纳者，俱因外水顶托，内水无路宣泄，故虽距河较远之处，亦莫不有泛滥之虞。”（18）
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黄河水浩浩荡荡，源源不绝，前涨未消，续涨骤至，加之鲁西北多为平原，几无屏障，各个村落很快便被冲成泽国，极目所至，浩淼无涯。面对如此浩劫，灾民们只能纷纷逃离家园，散处山麓高原，搭盖窝棚，暂为栖止。但这还仅仅是灾难的开始。黄河改道与一般的水灾不同，一般的水灾往往是短时期的，而黄河改道则经过若干年的冲刷和人为的约束才能形成新的河道，这个灾难延续的时间通常会很长。事实上，从1855年决口到1884年山东黄河两岸堤防基本修整完成的这30年间，除1861年、1862年和1876年这3年没有黄灾外，其余是年年黄水泛滥。即便是1884年黄河堤防修成后，仍是“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
黄河改道后形成了大面积的河滩和洼地，对蝗虫的繁殖和生长十分有利，由此造成的蝗灾也极为严重。在黄河改道后的几十年中，黄河流经的鲁西北地区一直是中国蝗灾重发区，这更是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苦难。不仅如此，黄河改道还对当地的水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破坏了原有的天然水系和灌溉系统，导致水系紊乱、河湖淤浅，严重削弱了河湖的容泄能力和灌溉能力，形成了“非涝即旱”的恶性循环。据统计，晚清山东黄河行水共57年（1855年至1912年），有38年发生溢决，占行水年的67％，其中1883年、1884年、1885年和1886年分别决溢达到52次、40次、23次、19次。（19）
黄河改道对山东特别是鲁西北和鲁西南地区造成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由其引发的灾荒更是时间长久、范围广阔，鲁西北地区的赤贫化与其不无关系。据《再续行水金鉴》卷上记载，当时沿黄海两岸的山东数百万民众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居无一椽之覆，食无一宿之储”，“毙于饥犹毙于水”（20）。这些灾民为了生存，只能离开家园去逃荒，或者干脆沦为“盗贼”，咸同年间屡扑屡起的山东民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黄河改道而引发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清廷不愿聚集民工筑堤修坝，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忧虑。当年陈胜吴广和元末农民起义都是因为聚众修建大型工程，在当时各地民众反清情绪高涨的非常时期，清廷担心十几万民工聚集河岸，一旦失控造反，将酿成弥天大祸。而朝廷中的“改道派”为了加强自己的主张，他们往往特意夸大了黄水南流的危害，譬如翁同龢就提出：“颍寿徐淮之地，好勇斗狠，夙称难治，小民荡析离居，无所得食，难保不滋生事端。”
黄河改道前给淮北地区造成了巨大危害并成为引发捻军起事的重要原因，这固然是事实，但翁同龢可能有意忽略了这一点，那就是，如果黄河改道北流，鲁西北一带的民众何尝不是“好勇斗狠”，梁山一带本就有出好汉的传统嘛。更要命的是，黄河改道之前，黄河本是阻止太平军和捻军北进的一道天险，鲁西南地区大都在黄河以北，“兵民晏如，逍遥河上，恃以为固”，而黄河从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改道之后，“下游自下北缺口以至曹县，旧河数百里无涓滴之水，俨然平陆，可以万众驰骋。”由于黄河天险尽失，捻军由此长驱直入，山东由此成为捻军活动的主要区域，“东省捻氛甚炽，曹州、兖州、沂州、泰安、济宁等属二十六州县，均有匪踪出没，济宁、兖州、泗水均各被围。”
黄河改道带来的灾难加上捻军的活动，由此也引发了山东大规模的民变，如幅军、长枪会、河套军、白莲教起义等。清廷为了平息民变，屡派重兵赴鲁围剿，而地方上为了赈灾和镇压义军，又需横征暴敛以筹集经费，当地百姓可谓是苦不堪言。由此，河难、民变、苛政、兵患，四者叠加，苦难效应层层放大，终于将黄河两岸的人民卷入了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四、大灾荒过后的游民社会
华北平原（特别是直隶-鲁西北地区）的土壤多由河淤地和风移黄土组成，降雨量少，五六月份经常出现干旱，这里夏季炎热而冬天严寒多风。由于气候和土质原因，这里主要种植小麦、玉米、高粱、大豆、花生、甘薯、糜谷、棉花等作物。和山东沿海地区有着丰富而稳定的降雨不同的是，鲁西北及往北一带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但老天似乎并不友善，因为降雨过多或过少都会引起洪涝或者干旱的灾害。这一地区人口稠密，农业是这里维持生计的主要途径，当地的手工业和商业都不发达，生存环境极为脆弱。
黄河改道后，当地的生态环境更是进一步恶化。光绪初年，从1876年到1879年的连续四年间，华北的山东、直隶、河南、山西和陕西五省发生了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大旱灾。这次大旱还波及苏北、皖北及甘肃等地，死亡人数高达1000多万，其时间之长、地区之广、饥民之众、死亡人数之多，历史上为之罕见。这次大旱，当时被称为“丁戊奇荒”（因灾情最严重的1877年和1878年按旧历天干地支纪年法分属丁丑、戊寅年，故取前两字）。
在“丁戊奇荒”中，山东旱情发生最早，受灾也极为严重。在当时的记载中，“道殣相望”、“赤地千里”、“草木皆枯”的惨状令人怵目惊心，灾区几成人间地狱。据当时《申报》报道，青州府除1875年8月以前有几处得雨外，此后再无一处有雨，由此小麦难以播种，农田失收，进而导致粮食短缺，粮价上涨，百姓无以为生，只能外出逃生。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山东境内淫雨连绵，水量激增，当年8月（旧历六月下旬），黄河在历城南岸的杨史道口等处决口。据当时奉旨查看山东赈务的溥良在奏报中这样描述道：“大河以北、济阳以东所有灾区，皆上年六月下旬、七月初旬济阳桑家渡及东阿高王庄决口为之”； “大河以南、章丘以东所有灾区，皆六月下旬历城杨史道口决口为之。其水挟小清河而行，纵横泛滥。各州县平地水深四五尺至丈余不等，广自十余里至七八十里不等，长自二十余里至七八十里不等。且溜势甚猛，涸退又迟，即地势稍高之处，禾稼皆漂没一空，庐舍亦坍塌殆尽，其民有淹毙者，有疫毙者，有饿毙者，有陷入淤泥而毙者。其幸而未毙者，则自秋徂冬，绵历数月，大都先淘柳叶以杂糠核而食，继采麦苗屑棉子以杂糠核而食。且立春前后，田野犹多冰凌，春麦犹未能补种。即东风解冻，可以补种春麦，而麦种亦复难得，麦秋仍无可望。父老每一言及，辄为泪下。此等苦状，以齐东、高苑、博兴为多，齐东一县又与各县灾区四面毗连，其民尤为困敝”(21)。
当时的《茌平县志》也这样记载了这场大洪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黄河漫溢，漂没田庐、人畜，流亡不可胜计……六月二十四日，黄河漫溢于东阿香山之南，茌平适当其冲……庐室财产漂没殆尽，人多巢居”。从“巢居”二字，可以想象当时的洪灾有多可怕。（22）
祸不单行的是，在1898年的大水之后，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突然一反以涝为主的态势，随后又普遍发生了严重的连续干旱。据史料记载，山东在1899年有平原、寿张、济宁等14县遭受旱灾，1900年又有临清、高唐、茌平、寿张等27县发生旱灾。而当时直隶的行情则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旱），春麦未种，……直隶三省未下透雨”。(23)在顺义、柏乡等县的县志中，都有“春夏大旱”，“十室九空”，“晚禾尽萎，大饥”的记载，可谓是“畿辅荒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其可谓是灾害旷日持久，民心哀怨浮动，如此悲惨情景，读之催人泪下。
除了以上几个最为严重的灾荒外，黄河中下游为主的华北地区在黄河改道后的几十年中也灾害连连。历次大灾，由于灾情严重，地区广泛，饥民动辄几十万或上百万，这些人或成饿殍，或四出逃荒乞食，每每形成数量庞大的流民群体。在这个意义上说，晚清华北社会的游民现象和那种不离乡土、故土难迁的传统农民已有较大的区别。
陈振江先生在《华北游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一文中曾提出，当时华北游民的名目大体上有：散兵游勇、乞丐、和尚、道士、教徒、算命的、卖艺的、耍把戏的、巫婆、神汉、术士、讼棍、娼妓、商贩、车夫、船工、苦力等等不下数十种，为数极多。（24）
在家园被毁后，流民们往往选择流往附近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济南、开封乃至南下到扬州、苏州、常州等江南地区乞讨就食。据《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中记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那场大水中，灾民们“全活无术，纷纷逃亡，仅流入河南开封者已近6万人”。（25）这一部分人，大都会因灾情缓解而重返故里，重建家园，但也有部分本就是没有土地或土地甚少的农民、或者有门技术的手工业者，他们可能会留在乞食的城市充当苦力或靠手艺谋生。不可忽视的是，由于天灾频频，许多返回家园重操旧业的游民，往往会因为下一次灾荒而再次成为游民并前往曾经乞食的城市。由此，游民在部分华北地区不仅是一种生存方式，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当地的文化。
由于清廷对东北的放开，很多在家乡呆不下去的灾民也会选择出关逃荒，这也就是近代史上的“闯关东”。“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因满人入关后为了私己之利并颁布禁关令，从顺治开始便修建千余公里的“柳条边”（篱笆墙），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鸦片战争后，清廷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加之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华北地区又发生连续的灾害，后来清廷也就开禁放垦，也算是给了受灾流民一条生路。据记载，在光绪十六年（1888年），直隶便有“饥民千百成群遮道乞食者，有丁壮出关谋生而老幼去乡四出”，其中“闯关东”又以山东和直隶的农民居多。（26）
毫无疑问，灾荒也同样会导致胆大的流民结伙抢掠，甚至聚众起事，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由于流民太多，政府与社会的赈济又不到位，流民们为了生存，发生抢掠之事也是在所难免，由此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混乱。譬如直隶遵化一带的饥民，“其凶悍者结伙成群，专抢囤积，名曰‘分粮’，而明火抢劫之案层见迭出”。(27)事实上，后来山东、直隶义和拳民向京津进军，其中就不乏被水旱灾荒所迫的灾民。近代以来，华北屡遭战火蹂躏；而在战争结束后，兵勇多被就地遣散，这些散兵游勇受过军事训练，见多识广，因而极易充当游民的组织者和首领，并在聚众起事及后来的反洋教斗争中大显身手。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便是游民与华北地区民间武术结社组织的结合。在冷兵器时代，武术在华北地区仍旧得到推崇，特别是对那些处于生存劣势的游民和无产者来说，他们在乞食和谋生中经常会受到各种凌辱和不确定的风险，练拳自卫并结成团伙以提高生存保障也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了。华北地区如直隶、山东、河南及其苏北地区在数百年间便流行各种拳会和刀会等武术结社团体，诸如八卦拳、铁布衫、金钟罩、虎尾鞭、梅花拳等名目繁多的刀会和拳会，这些许多传习武术的拳师也大多是些无固定职业的游民，譬如云游僧人、秘密教门的首领等等。由此，它们的主要成员也大都是游民和无产者。据《京津拳匪纪略》卷上中称，早在嘉庆年间，苏皖鲁豫交界之区便“多有无赖棍徒拽刀聚众，设立顺刀会、虎尾鞭、义和团、八卦教名目”；而义和团时期直隶总督裕禄也奏称“义和拳会，始自山东，其传习拳棒者，皆系无籍游民”。(28)
由战乱和连年灾荒导致的社会动荡，使得习练拳技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平民百姓练习拳技主要用于自我防卫，而富豪大家则需要习武之人或者组织人员来看家护院，防匪防盗。由此，华北各地区由地主富绅私自举办的团练（“私团”）比比皆是，当时人称“刀会、拳会与团练相表里，犯法则匪，安分则良民”，这实质上是为后来义和拳的兴起奠定了组织基础。(29)
鲁西南地区的大刀会便是这样一种“私团”性质的组织，不过这里暂时按下不提，先说说鸦片战争后山东地区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特别是鲁西北和鲁西南两个地区的变化。作为山东的内陆地区，鲁西北和鲁西南在近代以后便逐渐被边缘化，而胶东半岛和济南昌邑一带则成为山东经济政治的重心地区，这和鸦片战争后沿海开口通商、国内兵灾频繁、黄河改道和大运河的衰败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相比而言，鲁西南比鲁西北地区要稍微好一点，因为这里还可以通过大运河与富庶的江南地区相联系并能够接受其经济圈的辐射效应，本地产的花生、丝绸等也可以经大运河运到镇江或者上海去。鲁西南地区本是黄河改道的受益地区，但这一带地处安徽、河南和江苏的交界地带，在历史上便有着严重的盗匪问题，加之该地区贩卖私盐和种植鸦片现象十分普遍，当地既有富豪大家，也有大量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贫苦农民，贫富差距极大，群体对立严重。由于社会安全问题的长期困扰，这里的人对教育和功名并不热心。由此，尽管这里的人口密度居山东之首，但其举人比例却是山东最低的地区，有功名的士绅很少而尚武的风气却十分浓厚，民风之强悍，几乎可以和当地历史的梁山好汉习气相对应。
贫富差距的扩大既为盗匪活动提供了攻击对象，同时又为之提供了庇护所，而该地区地形的复杂又为盗匪摆脱地方官府的追查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地方官府的治理能力低下，鲁西南地区的绝大多数村庄都在富豪大家的引导下筑有坚固的围墙，并建立了众多的武装自保组织。这些独立的武装组织多为当地的豪绅和宗族势力所控制，具有相当严密的组织性，下一章要提到的大刀会最初便是这样一种组织，其最开始也是为防范盗匪而成立的。
鲁西北地区稍有不同，这里多为平原地带，受黄河改道的影响很大。黄河改道后，途径这里的大运河因淤积了太多的泥沙，最终使得清廷逐渐放弃疏浚并由此废弃漕运而改行海运。很显然，这对当地的商业、特别是对临清、东昌府（现在的聊城）等运河两岸城市的打击是致命的。更要命是，黄河改道后引发的频频灾荒更是使得这一地区的日益贫困化甚至是赤贫化。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曾指出，因为天灾人祸，鲁西北地区的粮食平均产量最低，举人数在山东全省排在倒数第三（高于鲁西南地区），这里虽然不存在严重的盗匪问题，但原因却是这里普遍的赤贫化，基本没有大的富豪士绅。由此，当地官府对基层村社的的控制力也不甚严密。
由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的区域分析中可以发现，士绅势力强大的地区如鲁西南，官府尚可以通过士绅的传统途径来控制那些私自设立的武装团练和事态的发展，但在鲁西北这样的士绅力量薄弱、传统乡村社会正在衰败解体的地区，其事态的发展往往超出了当地官府和士绅的控制范围，由此引发能量巨大的义和拳运动也就在预料之中了。正如海外学者杜赞奇指出的，“在19世纪末期的华北乡村，用于地方治安的保甲制和国家赋税的里甲制基本上名存实亡。或者说，它们已经失去了创造者所理想的统治功能”。（30）
地处边界、盗匪横行、兵灾连连、黄河改道、运河衰败、灾荒频频、游民四出、贫富差距拉大或者普遍赤贫化，加上鸦片战争后沿海地区和周边大城市的近代化，这一切都使得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逐渐被边缘化，传统的乡村社会处于不断的衰败之中，昔日严整的乡村社会共同体因不断瓦解而变得极不稳定而松散，而政府控制力量的薄弱使得这一地区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引发难以控制的事态，而十九世纪后期该地区教会势力扩展便成为了义和拳勃兴的导火线。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第二章、“巨野教案”与德国强占胶州湾
一、突如其来的“巨野教案”
就在大刀会的事件已经风平浪静的时候，鲁西南突然又发生了一件大教案。1897年11月1日，在巨野县的磨盘张庄教堂，两名德国传教士在深夜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杀死，这也是历史上所称的“巨野教案”或“曹州教案”。
10月31日，也就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本是基督教的万圣节，用中国人的思维来说，这就是西方的“鬼”节，各种妖魔鬼怪和巫婆们都会在这个夜晚出动。这一天，在郓城传道的韩理神父因为工作开展不顺利而心情沮丧，于是在巨野县传教的薛田资便邀请他来磨盘张庄教堂小聚，顺便一起进行万圣节的祝祭仪式。当时还有一个在阳谷县一带传教的能方济神父也来参加这个祝祭仪式，他本来打算仪式结束便去曹县找另一个神父的，但因为下雨而在薛田资的教堂里过夜，不料这一宿却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巨野县距济宁约五十里，处于曹州（今菏泽）与济宁的中间，郓城、阳谷和梁山县在其北边，曹县、单县、成武县和金乡县（也就是大刀会的中心区域）在其南边约一百里不等。熟悉《水浒传》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地方便是当年梁山泊好汉活动的中心区域。
这一晚本来该死的人是薛田资，但他在临睡前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了两个客人，自己却睡到了看门人的房间。就在当晚的午夜时分，一群人打着火把冲进了教堂，这群人大约有二三十人，他们手里拿着刀枪，一边放枪，一边径直冲进薛田资的住处，将屋内的韩理和能方济乱刀砍死。由于屋内出现两个外国人，这群人显然也意识到被杀的应该不是薛田资，于是他们又到教堂的各个房间进行搜查，但这时村里的教民闻讯赶来，这群歹徒没来得及搜查仆人的房间，薛田资这才幸免于难。
由此看来，这应该是一场有计划的谋杀。次日，当地官员得知这件凶案后，因为是外国人被害，事态严重，他们很快便行动起来，并迅速逮捕了当地的一些土匪流氓，还有一些与教会、教民有仇隙的人，这次破案极为神速，很快便有两人被处死抵罪。按官方的说法，当晚参与整个事件的人有11个，都是些平素游荡度日的游民，他们听说磨盘张庄教堂存有钱物，于是便起意行窃，并于当夜二更时分潜入教堂，结果导致传教士被害，财物被抢劫。（1）。
这个处理结果，显然是当地官府为了尽早的结案而随意找了几个替罪羊。从各种材料来看，不但薛田资对此表示不满和怀疑，就连当地人也不相信这个结果。当地官府把这个事件定义为“起意行窃、强盗杀人”，这并不是一个认真调查后的真相，因为当晚并没有多少抢劫的迹象。
当地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是巨野县独山集小刘村有个叫刘德润的人，他与江湖绿林好汉多有交往，1897年的时候他被人告发，巨野知县派人去抓捕他，而前去执行任务的是新任捕头魏伯溪，这个人原先是刘德润的同伙，但这次他并没有顾及当年的战斗友谊。刘德润得知消息后逃到了安徽，结果他的妻女被魏伯溪带人捉拿收监。刘德润气愤之下便纠集了他的一些拳友（其中就大刀会的成员），并决意报复官府和魏捕头。他们的计划是把当地惹人憎恨的薛田资神父给杀掉，以陷知县和捕头于困境，使得知县的仕途化为泡影。（2）
薛田资在其后来的记叙中多次指责大刀会参与这场凶杀。他说，在“曹、单教案”后，“大刀会仍在继续活动。他们对洋人的仇恨越来越深，烧毁天主教堂成了他们严厉报复的主要手段。……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谋杀能方济和韩理两位神甫。在寂静的1897年11月1日之夜，他们袭击并疯狂至极地谋杀了圣洁的教士”。（3）
薛田资显然也在撒谎。事实上，这群人要对付的不是能方济和韩理两个人，而是薛田资自己。薛田资之所以要把矛头引向两位被误杀的神父，主要是为了掩盖他在当地民愤甚大的事实。
天主教圣言会是在1885年来到巨野县磨盘张庄传教的，据说是圣言会在“曹州府的第一个、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堂口（教堂）”。圣言会很重视他们在曹州府这个堂口，经苦心经营，磨盘张庄教堂“事实上成了很多堂口的滥觞地”。（4）1894年，德国传教士薛田资来到鲁南，他在坡里教堂学习了几个月汉语后，随后便被派到磨盘张庄教堂传教。
薛田资对中国并无好感，他在1893年来到中国的时候，用这样的话描述了他的第一印象：“我们进入这天朝之国的大门时发现（中国人）没有信心，他们用狡诈、教傲和藐视来回答我们探寻的目光”。在他的眼中，中国的官员懒惰且因循守旧，中国的食物常常难以下咽；在一次旅行中，因为忘记带叉子和匙子，他被迫用“两根短棍”来吃东西。（5）
在传教的过程中，薛田资对当地人与教民的恶劣关系心怀不满并充满了偏见。在他的世界观里，教民在当地如同“外国人”，总是受到村民们的侧目和嘲弄；如果有人入教，他的言行就会被人监视，朋友离弃他，连亲戚都不再相认，整个村庄都视其为外人，甚至编造各种诽谤来非难和攻击他；教民的小孩被骂做“小鬼子”，村里的孩子不和他们玩，村中的娱乐活动也不让教民们参加，村民们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来嘲笑并拿教民取乐；要是村中丢了东西，村民们一定指责是教民偷的，失主甚至会跑到教民的家门口耀武扬威的大声叫骂。（6）
从薛田资对村民的糟糕印象也可以反映出他在当地冒犯了很多人，在后来的口述史料里，当地村民除了反映薛田资有干涉词讼、无事生非、欺压乡民、敲诈勒索、盘剥贫民这种传教士常干的事情外，还有人指控他曾经强奸了十多个当地妇女。（7）这种名声，即使是空穴来风，也是十分令人吃惊的，这也反映出薛田资在当地积怨太多，这和他好斗而令人生厌的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根据薛田资的自述和当地的口碑材料，可以确信他在吸收教民过程中曾经与附近的曹庄庄长曹作胜发生过矛盾。在1896年的圣诞节，有五位曹庄的村民来磨盘张庄教堂听道，并向薛田资表达了入教的愿望，随后薛田资便派出一个中国教师前往曹庄，这几个曹庄的村民急忙将村前的戏棚改为祈祷处，后来这里变成了教堂兼学校。不久，以这五个人为基础的二十几户人家都登记入教，这几乎占到了曹庄一半的人口。
最开始，曹作胜也想加入教会，但薛田资听说有人告他偷盗并杀死邻村的母牛，入教是为了寻求教会的保护，于是薛田资便拒绝了曹作胜的请求。由于入教的村民拒绝负担村中迎神赛会的费用，而且戏棚也变成了教堂，这更是加剧了以曹作胜为代表的乡村传统势力与教民的冲突。作为庄长，曹作胜感到自己的面子受损，加上之前曾被薛田资拒绝入会，于是他便煽动村民们断绝与教民的来往，由此教民和村民形成对立。但是，占据村中一半人口的入会村民经常在一起聚齐祈祷，这和传统涣散的村民结构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在此情况下，曹作胜便考虑引入外部力量，这便是与大刀会的联手了。由此，薛田资在案件发生后一直指责是曹作胜勾结大刀会所犯下的罪行。
薛田资在自己后来的回忆录里经常对不信教的村民们横加非议，但当时人的对教会的评价并不高，据时人记载：“大凡教会初开，群情未附，谨厚之士观望者居多。惟失业无赖之人，畏罪漏网之匪，希图小利，冀免刑诛，则首自入教，妄求庇护”。（8）
当时人说的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教会最初在中国发展教民的时候，首先吸引的是一些弱势的群体，因为教会可以施舍一定的金钱和粮食，起到维持生存的慈善作用；另外就是教会可以通过干涉词讼，对那些遇到麻烦的人提供保护伞，譬如大刀会指责教会收留了盗匪岳二米的部下（而这些盗匪本就是一些赤贫者），后来庞三杰加入教会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由此，教会打破了传统的乡村秩序而形成另外一种势力，这种势力甚至可以凌驾与地方官府之上，一些教民在和村民发生矛盾的时候，常常通过传教士介入诉讼，传教士又向官府施加压力，如此一来，往往是教民一方获得胜诉。如果地方官不肯屈服的话，传教士则有可能通过主教向北京的公使们向总理衙门施压，总理衙门稍有抗拒，这些公使们便动辄恫吓要自行保护教会的利益。由此，总理衙门不胜其扰，只得责令地方官府尽可能的就地解决这些民教争端，地方官也不得不“袒教而抑民”，这样民众在民教冲突中便失去了国家公权力的保护，而只能在赤手空拳、毫无防护的状态下与教会和一些无赖教民进行抗争，这种冤抑一旦爆发出来，必然是难以控制的。
在这些外国教会中，德国的圣言会是名声最糟糕的一个。圣言会本是因为躲避俾斯麦对天主教司祭的处罚而设立在荷兰的一个海外传教组织，它是由神父扬森在1875年发起成立的。1880年，扬森将安治泰送到中国传教，安治泰是个有心计并且野心勃勃的人，在赴任途中他在上海与德国总领事见面，目的是谋求德国政府的保护。1881年，圣言会和意大利的方济会达成协议，并获得山东南部作为他们的第一个海外宣教区。
方济会在中国传教的历史悠久，但当他们试图进入山东南部传教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其后便知难而退。也许是方济会想看圣言会的笑话，这才会把这个地区让圣言会去开拓。所幸的是，在这个地区的阳谷县有个坡里庄，这里早在十八世纪便有一百多虔诚的教徒，这是在雍正和乾隆禁教之后，方济会通过澳门的传教士数年一次前来秘密传教的结果。由此，安治泰随后便来到阳谷县坡里庄，以此为据点开始在山东南部传教。
安治泰是精力充沛而意志坚定的人，几乎就是一个“狂热”的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他和另几位传教士遇到种种困难和危险，1884年安治泰还因在曹州筹备教堂被受到攻击，身负重伤。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取得了相当的进展。1885年末，山东南部（曹州府、兖州府、沂州府、济宁府）便以坡里庄为中心升级为拥有十二个教区的独立代牧区，安治泰于次年升为主教。
尽管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安治泰感到不满的是，坡里庄教堂交通不便，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试图进入山东南部的中心地兖州，也就是孔子故乡曲阜的所在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圣地，而安治泰则是有意要打进中国文化的大本营。在他给扬森会长的一封信中，安治泰把兖州比喻成“撒旦的城堡”，并宣称“拿不下兖州城，我所取得的成就都没有意思，也不能持久。”（9）
由此，安治泰处心积虑的要进入兖州城，并在1887年引发了“兖州教案”。这一年7月，安治泰试图进入兖州城，当地士绅和民众闻讯后将城门封闭，禁止他进入并宣称要“杀尽所有洋人”，由此安治泰的“兖州计划”直到1896年才得以实现，安治泰花了十年的时间方进入兖州城。
在当地士绅的眼中，天主教“弃伦灭理，禽兽不如”，“好行强横，唯利是图”，倘若这些传教士“稍有知识，自当匿迹销声，安分在海口通商，不许入我内地，我等绅民亦不与彼鬼仇杀。乃现有洋鬼，窜入东鲁，引诱愚民，欲买地建堂，肆其淫凶，荼毒我民。独不思我鲁为圣人之地，秉礼之邦，家读孔孟之书，人多英雄之选，岂肯任从愚民受其蛊惑，害我桑梓，将何颜立天地间，见天下士哉！”（10）
对于安治泰的行为，总理衙门也很是气愤，他们致信给法国公使称兖州府是中国儒教的发源地，对中国人来说，兖州和基督教的圣地一样重要，安治泰的做法实在是欺人太甚。这时，由于中法战争的缘故，法国失去了对圣言会的护教权，安治泰便转而寻求德国的保护，这与此时德国的全球政策正好一拍即合。
在德国公使的庇护下，圣言会的传教士在山东南部一带屡生事端，安治泰被总理衙门认为是“最难打交道的传教士”，而他手下的韩理神父、薛田资神父更是包搅词讼的能手。为了扩大圣言会的势力，这些传教士在发展教徒的时候不分良莠，不仅使一些行为不端的人入了教，甚至有些犯案的人为了逃避惩处也被收入教中。这些不良教民的加入，更是加剧了圣言会名声的堕落，他们经常无事生非，借故讹索，欺压平民，这不能不引起地方士绅和民众的愤怒，此正所谓是“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洩其愤，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11）
1895年的时候，安治泰再次来到兖州城，当时因考课而集中的生员、童生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罢考前往衙门抗议，禁止安治泰进城。随后德国公使便向总理衙门施压，要求派遣官员前去护送安治泰进城。山东巡抚李秉衡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认为只有属员才有义务去迎接上司入城，如果官员去迎接传教士，这既不符合官场之道，也会引发民众更大的愤怒。对于这个合理的答复，德国公使却乘机指责李秉衡仇视外国和传教士，并暗示清廷更换山东巡抚。
由此可见，安治泰和圣言会在山东的肆意妄为，和德国的外交政策是分不开的，而这才是“巨野教案”的核心问题所在。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二、德国的正中下怀与清廷的忍气吞声
早在“巨野教案”发生之前，德国已经从法国手中取得了圣言会的护教权。1890年俾斯麦辞职后，德国政府改变了对圣言会的态度并开始重视安治泰在山东的事业。当年8月，德皇威廉二世在柏林召见了安治泰，并称安治泰为“基督教第一信使”，随后又保证“给予主教的教团以完全而充分的保护。德国将在宣教士遭到不法迫害时，出面保护山东南部教团的合法利益，保障其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并给予宣教士推进布道活动一切的自由。”（12）
德皇突然对安治泰大加赞誉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和德国的新外交政策有关。在俾斯麦执掌权力的时期，德国因为国家统一等问题，其主要专注于欧洲事务，对海外并不感兴趣，也不想在海外殖民问题上与列强发生冲突。进入到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后，德国经过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后已经一跃成为欧洲数一数二的强国，它已经不再满足于欧洲的地位而要向海外进军，争夺“日光下的土地”（矛头直指“日不落帝国”，即大英帝国）。特别在威廉二世把俾斯麦给赶出权力中心后，德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为激进，它几乎是在世界各地到处伸手，惹是生非，唯恐天下不乱。
在“巨野教案”发生后的第三天，正在意大利休假的安治泰收到了圣言会两位传教士被害的消息。随后安治泰便立刻起身前去柏林，并向德皇建议说：“如果德意志帝国真的想在东亚取得一个属地，并重新巩固我们几已扫地的威信，这将是最后一个机会”。不待安治泰的建言，德皇在前一天便得知了消息，随后便公开炒作了他对此事的愤怒：“我刚才在报纸上读到山东省内我保护的德国天主教突遭袭击的消息，舰队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报复此事。如果中国政府方面不立即以巨款赔偿损失，并实力追缉及严办祸首，舰队必须立刻驶往胶州占领该处现有村镇，并采取严重报复手段，我……决定要以极严厉的，必要时并以极野蛮的行为对付华人。”（13）
事实上，德皇的愤怒是蓄谋已久的。作为一个后发的欧洲强国，在其统一之后，德国对于向海外扩张已经是急不可待，而中国的胶州湾便成为其推行全球政策的第一起点。在海权时代，胶州湾一带很快便显示出军事要地的潜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7次旅行中国，他早在1869年的时候就认为，“胶州湾乃中国最重要之门户”，“欲图远东势力之发达，非占胶州湾不可”。（14）在甲午战争结束后，德国一改战时对华漠不关心的态度，突然积极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其中便不无获取胶州湾之企图。
1896年8月，德国远东舰队司令蒂尔皮茨奉命详细调查了胶州湾沿岸及山东半岛的基本情况，他认为胶州湾是一个安全的停泊点，附近有煤矿地层，气候凉爽，而且容易设防，费用简省，最宜于建筑海军基地。随后，曾任天津领事的德璀琳也向德国有关方面指出，胶州湾港口优越，港内宜于挖泥，无需顾虑新泥沙的淤积，有利于船坞与码头的设置；其腹地煤、铁等矿产资源丰富，易于筑路，易于进出华北，胶州堪为一条抵京铁路的良好终点；在体质与智力方面，当地居民是中国最优秀的；当地气候完全适宜于欧洲人居住。
蒂尔皮茨的报告和德璀琳的建议，很快便引起了德国政府的重视。在1896年底，德国已经做出要占领胶州湾的决定并制定了一个占领计划。与此同时，德国公使海靖奉命向清廷明确提出要租借胶州湾50年的要求，但被清廷所拒绝。但是，德国并不死心，在 1897年2月17日，德国海军大臣何尔门正式通知外交大臣马沙尔，宣布德皇已决定要占领胶州湾，“俾一俟时期到来，计划可立即执行”。为保证计划的实施，德国又派海军部著名河海专家、水利工程师福兰西斯前去详细调查，福兰西斯的调查结论是：“山东半岛南部的胶州湾在军事上与经济上乃是最适宜的地点”，由此更是坚定了德皇要拿下胶州湾的决心。（15）
不过，德国要想占领胶州湾，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摸清楚沙俄对胶州湾的态度，因为俄国太平洋舰队在1895年的时候便声称已经取得了在胶州湾的冬季停泊权，尽管这一点并没有得到清廷的正式承认。1896年8月，德国公使海靖来到北京任职后，他首先拜访了俄国公使喀西尼，并向他透露了德国欲占胶州湾的意图。不仅如此，德皇在1897年8月访问沙俄时，还就胶州湾的问题特意同沙皇交换了意见，以摸清沙俄对此事的态度。令德皇满意的是，沙俄对胶州湾的要求并不认真，并向其透露了俄国欲在北中国另觅海港（旅大）。沙皇表示，如果德国支持俄国的要求，那俄国就不反对德国占领胶州湾。在“巨野教案”发生后，德皇还再次电询俄国的态度，沙皇于次日回电说：“（我）既不能赞成，也不能不赞成你派遣德国舰队到胶州去，因为我近来才知道，这个海港仅在1895、1896年间暂时地属于我们”。由此，德国便开始放心大胆的行动了。
随后，德皇便电谕德国远东舰队司令蒂尔皮茨立即率领舰队驶往胶州，实施占领计划。不仅如此，德皇还兴奋的发电报给外交大臣布洛夫说：“我昨日接到了关于山东兖（曹）州府德国教会突被袭击、教士突被杀掠的官方报告，华人终究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好久的理由与事件，我决定立即动手”。在电报中，德皇得意洋洋的说，此次行动，“上千的德国教民将扬眉吐气”，“几百个德国商人将欢欣鼓舞”，“成千成万的华人将发抖”，“而全德国人民将欢迎他们的政府已做了一个英雄的勾当”。（16）
蒂尔皮茨得令后，于11月10日率舰队离开上海，并于13日上午到达胶州湾。清军守将章高元见来者不善，便派人去询问有何贵干，蒂尔皮茨则谎称是“来此游历”。第二天早上，德军陆战队七百余人以操练为名登陆，随即便迅速占领了胶州湾的各要隘；随后，德军给章高元送来照会，限清军于下午3点钟以前全行退出，不然即以敌军对待。很显然，章高元的那点军队是敌不过来势汹汹的德军的，最后也只得在当日下午忍气吞声的退至四方村，德军随后便占领了原清军的营房和仓库，并宣布占领胶州湾及附近一切海岛与属地。
在接到德军入侵胶州湾的消息后，清廷内部发生分化，恭亲王奕訢、山东巡抚李秉衡及一大批御史要求与德军决战，但清廷鉴于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拙劣表现而信心不足，李鸿章则主张试图摸清德国人的用意后，寄希望与各国的调停。在随后的电谕中，清廷指示说：“德国图占海口，蓄谋日久。此时将借巨野一案而起，度其情势，万无遽行开仗之理，惟有镇静严扎，不为所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致衅自我开。”因为担心前方突发事变，清廷再次电谕：“敌情虽迫，总不可轻启兵端……著该督（王文韶）电饬章高元等，于现扎处所，稳慎防守，不准妄动”；“敌情虽迫，朝廷决不动兵……若轻言决战，立启兵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全局”。（17）
在清廷“不抵抗主义”政策的指示下，章高元只能约束队伍，不发一枪，并于16日再度退至沧口。19日，德军又前来威逼清军再退，章高元气愤难忍予以拒绝后，竟被德军押去囚禁半月之久。在德国压力下，清廷谕令章高元率部移扎烟台；到12月17日，清军完全撤离胶州湾。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清军拔营时，德军急不可耐的前来抢营，清军被迫仓皇逃离。（18）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在对胶州湾进行军事占领的同时，德国又使用外交手段向清廷施加压力。11月20日，德国公使海靖照会总理衙门，向清政府提出6项要求：
一、罢免山东巡抚李秉衡，永不叙用；
二、安治泰正在济宁修造教堂，中国应许赔银盖造，并赐立匾额，须有保护教堂教士之意；
三、在山东德国教士被戕劫之案，所有盗犯应拿获惩办，教士所受之损失，应全行赔偿；
四、中国应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等事件；
五、由两国出资设立德华公司，铺设山东全省铁路，并允许采掘铁路沿线煤矿；
六、全额赔偿德国占领胶州湾的费用。（19）
德国的无理要求可谓是前所未有的，这明显是对中国内政极为赤裸裸的干涉。在双方的会商中，德国不断加大砝码，并在12月16日再次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这支新的舰队由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率领，临出发前，威廉二世特意训诫老弟说：“如果有谁企图伤害我们，侮辱我们的权力，那么，你们应该按上帝的意志挥着拳头前进，在你们年轻的额头上扎上桂冠，全德国将无人嫉妒你们。”（20）
既然德国要施展“老拳”政策，清廷岂能招架得住。德皇威廉二世是个为人傲慢、性格冲动、举止野蛮的人，他因出生的时候发生臀位生产，导致他的左臂萎缩，形象不佳。因为他的怪异性格，当时还有人怀疑他的脑部是否也曾受到损伤。不过，在很多照片中，威廉二世总是用右手遮盖或者左手拿着剑柄或者手套来掩盖他的身体缺陷。事实上，威廉二世根本就不想去理会清廷的感受，他在对德国首相的一封亲笔信中说道：“我对中国人一点也不在乎，我们要坚定不移的采取行动。我们早该迈着坚毅的步伐大步跨入山东，我相信一切都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21）
在谈判过程中，清廷与在军事上一样，一退再退，最终全部同意了德国的六条要求。不过，德国的用意显然不在这六条要求，而在于取得胶州湾的租借权。12月24日，海靖奉命向总理衙门提出胶州湾“租借方案”，亮出了他们的真实目的。在未达到目的的情况下，海靖不断捏造事实，寻衅滋事，要求查办山东各级官员，其中也不乏威胁恫吓，以逼迫清廷就范。
1898年1月4日，海靖威胁清廷并声称胶州湾“此时不过暂行租用”，“仍顾两国交情”；若不同意，“兵船再到即可再占地方”。海靖还称：“现奉本国严论谕：一、如不允租，不但不退胶、墨之兵，且应尽兵力所至任意侵占；二、愿租之后，可以不要中国赔费，否则，尽德兵力，索赔数百万；三、此事未定，中国不能借用洋款，各银行知此事未妥，亦不敢借”。（22）
在海靖的威逼利诱之下，清廷基本接受了德国的要求，将原本已经调任四川总督的前山东巡抚李秉衡开缺并连降两级，今后不得再任地方大员；兖沂道锡良调任，曹州镇总兵万本华、曹州府知府邵承照革职留任，巨野、单县、成武等五个县的知县全部被撤职。同时，清廷答应赔偿教会的全部损失并在济宁、曹州及巨野张庄三处各建一座教堂，另在巨野、菏泽、郓城、单县、成武、曹县和鱼台各建一处传教士住所，费用全部由清廷承担。
对德国来说，教会的事不重要，重要的是租借胶州湾。1898年3月6日，《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正式签订，其主要内容包括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租借期间，租界均归德国管辖，中国无权治理；德国获得胶济铁路的铺设权丙炔获得铁道沿线30里内的矿产开发权；山东省内如开办各项事务，商定向外国招集帮助办理，或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均应由德国商人优先承办。由此，山东省便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在此过程中，清廷的表现极为软弱，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力量的对比。甲午战争的惨败，让清廷意识到国内军队与世界军事强国之间的巨大差距，特别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之后，中国的海防已经是门户洞开，任何海上强国都可以任意的敲开这个昔日“天朝上国”的大门。至于那些由湘淮旧军改编而来的防军和练军，他们在甲午战争中的拙劣表现已经证明他们决不是国防的中坚力量。清廷在甲午战争后也意识到非强军无以存国，这也就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的缘由。但是，袁世凯编练的七千新建陆军，这支部队的作战力虽然远远超过那些旧式军队（可能具备和列强军队一战的实力），但毕竟兵力极为有限，而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正是列强们张牙舞爪的猖狂时期（我们的历史书把这个时期称为帝国主义时期，颇为恰切），清廷的反应速度未免过慢。更可悲的是，清廷也许还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现有的那些军事力量不但对付不了列强的军队，恐怕连农民的骚乱都难以对付。
德国迫使清廷查办地方官员的作为，对后来民教冲突的进一步加剧起到了极为恶劣的推动作用。“巨野教案”后，地方上的官员意识到，如果他们对传教士、教民和教会势力保护不周的话，这极有可能会丧失自己的仕途。正如一位传教士所说的，自从“巨野教案”后，地方官对他们充满了恐惧，因为李秉衡和其他一批官员的教训告诉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教会和教民的利益。由此，在后来的民教冲突中，官方有意偏袒教民一方也就毫不奇怪了。但是，这种不恰当的官方行为往往会导致一个后果，那就是民众在失去官方保护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对抗教会势力，这也使得这种斗争更加的激烈化，也更加的无序化。当然，德国在获得胶州湾后，他们也很快便失去了对圣言会和安治泰的兴趣。
1890年，马汉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出版后，“海权论”甚嚣海外，海军以“赤裸裸的武力”保护世界市场已经成为当时列强的共识，而德国借“巨野事件”占领胶州湾，就是其中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不可否认的是，德国的强盗做法引发了中国随后的一系列危机，进而导致英国强行租借新界和威海卫、俄国租借旅顺大连、法国租借广州湾，各国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陷入了被“瓜分豆剖”的重大危机，由此也引发了1898年那场激烈而短暂的戊戌变法。变法不是本书要讲述的重点，但变法的失败却为庚子年的乱象增加了相当的变数，这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加以阐述。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三、教会为何令人厌恶
德国人强占胶州湾的借口是“巨野教案”，而要说起中国近代史上层出不穷的教案，必须要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说起。
基督教起源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公元4世纪时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后来上千年的发展中，逐渐演变为罗马公教（在中国称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派。在唐朝的时候，天主教的一个派别曾传入中国，当时被称为景教。明中期至清初的时候，由于东西方新航线的开辟，罗马天主教修会派出了大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这使得天主教有所传播并产生了中国最初的一批教民。
当时前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修会主要有耶稣会、方济会和道明会等，其中又以耶稣会势力最大。耶稣会是1534年由西班牙贵族罗耀拉在巴黎创立，其成立不久便开始向亚洲派遣传教士，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抵达广东，随后而来的知名传教士还包括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在这些早期的传教士中间，意大利人利玛窦最为人所熟知，他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的时候来到中国并通过结交中国士大夫的方式，以尽量提高天主教的声誉。在他的影响下，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先后受洗入教，后人称之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23）
在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和徐光启等中国学者的合作下，他们翻译和撰写了许多有关天文、历算、地理学、物理学及语言学的著作，促进了当时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后来的传教士南怀仁、张诚等人也得到了康熙的信任并为他们的传教提供了便利。由于与官方关系良好，耶稣会在中国发展比较顺
利，在崇祯十年（1637年）时便发展了教徒四万人，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更是达到三十万人。
方济会（也译称为方济各会，或译称为法兰西斯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派别之一，其在拉丁语是“小兄弟会”的意思，因为他们都身穿灰色会服，故被称为“灰衣修士”。方济会提倡过清贫生活，初创时会内不置产业，靠双手工作为生或者行乞，故为托钵派。
道明会（又译为多明我会）也称“布道兄弟会”，是1215年由西班牙贵族多明我所创立，其会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称为“黑衣修士”， 道明会也是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多明我会的高奇神父在1631年从菲律宾进入中国传教，但在高奇神父去世后，接替他的黎玉范神父却惹下大麻烦，其引发了中外教会史上著名的“礼仪之争”，结果便是使得天主教在中国上百年的的努力几乎化为泡影。
历史上，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传教而采取了尊重中国文化的做法，这引起了方济会和道明会传教士的反对。黎玉范神父来华后，他在向教廷的报告中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的祭祖、尊孔等行为，有违教义，由此爆发了教廷与清廷的“礼仪之争”。这场争论从东方发展到西方，一共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清廷的“百年禁教”。
“礼仪之争”的实质，其实是天主教是否应该适应中国文化的问题。在后来的传教士中，很多人不愿下功夫学习中国文化，也没有像利玛窦早一辈的传教士那样对中国文化习俗给予应有的尊重，他们大都带着欧洲文化至上的思想，对中国文化习俗采取轻率否定的态度，加上各修会之间的私利之争，最终引发了这场“宗教地震”。
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布教谕，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祀孔，并派遣特使铎罗前往中国觐见康熙。铎罗不敢和康熙发生直接冲突，后来却走到南京的时候以公函的形式公布了教宗克莱孟十一世的禁令，并声称凡违反禁令的人必须赶出教会。康熙得知后大为震怒，立即下诏将铎罗押解到澳门拘禁，并明确声明教皇无权干涉中国事务。不仅如此，康熙还命令所有在华传教士必须向内务部申请“印票”（即“永居票”），印票上写明姓名、年龄、来华日期及永不回西洋等内容，无印票者一律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传教士怕触犯教规而拒领印票并被迫离开中国，而另一部分人这领取了印票，以继续在中国传教。（24）
1715年，“礼仪之争”愈演愈烈，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重申前禁，违者与异端同罪。1720年，教皇派遣的特使嘉乐来到中国，请求康熙允许传教士和教徒遵守教皇《禁约》，康熙看完《禁约》后批示道：“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堪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于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25）
1723年雍正继位后，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禁教措施，在华的传教士除留下二十多名有技艺之人在钦天监等地任职外，其余全部逐往澳门，并将天主堂改为天后宫、粮仓、公廨或完全毁掉，中国人被明令禁止入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在此期间，除了极少数留在澳门的传教士在间或两三年中潜入内地暗中传教外，公开的传教活动已经基本停止。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规定洋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礼拜堂，而同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中还增加了保护教堂和墓地的规定。由此，历时上百年的禁教令开始松动。1846年，应法国特使拉萼尼的请求，道光发布上谕：“所有在康熙年间各省旧建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各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由此也引发了一些归还旧址的冲突。（26）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购地置房、建堂传教的权力。由此，基督教各教派的活动便活跃起来，由此也引发了诸多的事端。究其原因，仍旧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特别是在西方文明已经显现出其优越性而中国已经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冲突便显得更加的激烈。
文章提交者：金满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和利玛窦时期相比，这时的来华传教士大都报着西方优等文化的心态，在他们的眼里，中国早已从《马可波罗游记》里的强盛之邦变成了一个穷国和弱国，不再有昔日的辉煌了。正如基普林在《白种人的世界责任》一书中所说的，当时的传教活动并不是对中国的同情，而是传教事业和西方文化渗透的需要。欧美列强对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很感兴趣，而传教士的雄心更大，他们志在改变中国，并企图用基督教义来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27）
但是，西方传教士的目标是很难达到的。首先，基督教的教义很难吸引中国人。《圣经》里称耶稣无父有母，其母玛利亚又是未婚而孕，国人对这种神话除了觉得荒谬外，基本很难接受。而且，正如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所说，中国从历史上来说就是一个无宗教的民族，群众百姓随拜随信，神佛道杂然相处，多个耶稣上帝也不为多，但若要全听全信，则断无可能。毕竟，中国人受上千年的儒家文化熏陶影响，很难抛弃中国的传统。
如果仅仅是信仰的问题，倒也还不至于构成激烈冲突。在士大夫眼中，基督教不过是些异端邪说罢了，大可不管不问。但问题是，基督教是一个入世的宗教，它特别强调社会组织和交流。对于教民来说，宗教就是生活，他们从生到死，出生、教育、婚姻等社会活动都被纳入到教会的圈子中进行，这种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环境下就很容易引起冲突了。
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中，社会交往活动都是在家族和村落的组织下进行的，如今教会进来后，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一部分教民便开始脱离了传统的社会圈子，他们不再参加清明祭祖，不再为迎神赛会集资，不再参加龙王庙的求雨仪式，甚至不再参加村里的公共活动。这些教民在教会的组织下，定期的聚集在一起做礼拜，这在其他人的眼中，教民们行为古怪，不敬祖先，离经叛道，完全成为群体外的“异端”。特别在教民人数少的村庄里，教民更是受到歧视，他们甚至不准使用村里公用的井水。
但是，教民有一个优势便是他们的组织性，这是传统乡村中的村民所不具备的。正因为这种组织性，即使教民们在村庄里处于人数上的劣势，但他们在与村民的对抗中也并不一定处于劣势。在当时的民、教冲突（特别是在诉讼)中，由于有传教士的介入和帮助，教民的胜算反而更大。当时的军机大臣赵舒翘曾说：“入教之民，良莠不齐。其奉教安分者，固属不少，而倚教士为护符，欺压乡里者，亦复所在皆是。往往以钱财细故，动辄涉讼；甚且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地方官亦明知审断未平，不得不含糊了事；小民受其鱼肉，积不能平。此等情形，各国主教焉能得知。无非听教民一面之词，动谓民曲教直。于是，小民之冤无处申诉，酿而为义和拳会矣”。（28）
在十九世纪末，教案的问题越来越激烈，譬如泰安府的一份禀报中便提到：“去岁（1899年）拳民抢教，牵连数府，到处响应，其事虽出于拳民之太过，其根实由于教民之太横，以平素本不安分之人，一入教中，便思寻仇报复，父兄亦可控告，邻里视同寇仇，欠债不还，转思反控，差徭不应，派累平民，每遇词讼，诚如宪谕，地方官畏之如虎，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押平民，甚至教士为教民包揽词讼，该教民并不递诉状，但凭教士函片，即签票传人，差役之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曲直未判，真伪未分，而良民已受无穷之累。且有因调处教案而讹索多端，复令平民作乐放炮，叩求设席，以求了结。”(29)
事实上，因民、教冲突引发的教案并不仅见于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这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譬如1870年的天津教案，当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而恰在这时，因为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教会育婴堂中收养的多名孤儿患病而死。于是乎，谣言遍天津，什么洋人“迷拐童男童女，剖心挖眼，以为配药点银之用”，(30)“将人以毒药养成千里眼，及照像机器，扒心熬油，铸蜡烛点灯，以照金矿”等等。(31)这些谣言有鼻子有眼，不由得你不信。本来嘛，那些洋人长得鹰鼻深目，行为举止古里古怪，看起来就不像好人，成为谣言的受害者也就很自然了。
后来，有个偷拐儿童的匪徒武兰珍被一名被当地人扭送到官府，他在口供中捏造教民王三及教堂是合作伙伴，这下是弄得民情激愤、士绅哄然、书院停课，给官府和教堂产生了很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知县将人犯武兰珍带到望海楼天主堂对质，却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教堂内也无人认识这个武兰珍。但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得知后赶来，数千人将教堂围了各水泄不通，诸多人等不肯散去，以至于引起了极大混乱。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知后，在要求总督崇厚派兵解救教堂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后便亲自前往教堂，不料其在与知县刘杰理论的时候竟然怒而开枪，结果将知县的随从打死。群情激愤之下，丰大业及其秘书被乱拳打死，连带天主教堂里的10名修女、2名神父，还有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都死于非命，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全部焚毁。由于这些参与者中尚有不少蓄有异志的秘密社团，这就使得这个事件更加的扑朔迷离。
事件发生后，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外国军舰也前来天津梭巡示威，局势很是紧张。当时声望正隆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受命处理这事，最终结果是处死18人，充军流放25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还亲自前往法国道歉。所幸的是，在事件交涉中，法国因在随后的普法战争中一败涂地，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纠缠此事，天津教案这才宣告平息。但曾国藩却由此落得骂名，成为其晚年的一件憾事。
从1856年到1899年的43年间，中国共发生重大教案700多件，天津教案便是其中最典型也是影响最大的，类似的小教案还有很多。究其原因，终归是中外双方的互不了解，加之外国人根据条约在中国享有一些特殊权利，譬如领事裁判权，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而得到领事的保护，就连传教士的寓所和教堂，中国方面也无权管辖，即使中国犯人逃到那里，官府不能去逮捕。就连官府赔给教民的损失，也是由传教士发放。有了这一系列的特权，部分外国传教士为所欲为，任意包庇不法之徒、干涉词讼，也就是不奇怪了。
更荒唐的是，外国传教士除了种种特权以外，他们竟然还要求清廷给予相当品位，如总理衙门在 1896年3月颁布了一个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的条例，其中规定：“总主教或主教，品位与督抚相同；摄位司铎，大司铎与司道同级；司铎与府厅州县同级；教案发生时，主教司铎转请护教国公使或领事官，同总署或地方官交涉办理，也可以直接向地方官商办”。如此一来，传教士居然可以与清朝官员平起平坐了，传教士中的部分奸猾之徒得此何以不猖狂呢？（32）
至于那些入会的教民，除了极少数自明末清初便开始信仰天主教的之外，有很大一部分并非是出于信仰，而是因为生活艰难、企图获得物质援助而信教受洗，譬如后来当地人说的：“有很多穷人参加，他们并不是真信教，而是生活没出路，为穷困饥寒所逼。入教只是为吃教堂供给的馍馍，或用教堂两吊钱”；当地官员也证明说：“天主教民衣不蔽体，食无隔宿，储床灶于一掾，贫困如此。”（33）
贫困的教民入会倒也还问题不大，麻烦的是一些不法之徒为了寻求保护而加入教会。这类人有两种，一种是因为参加反清组织如白莲教等，在官方的追捕下而加入教会求得庇护，有的甚至整个家族、整个村庄的人全部投入教会，这在后面也会提到。另外一些人可能就是一些市井无赖、流氓恶棍，这些人“一旦入教，即可以无所不为耳，犯法者，入教可以逃刑，报怨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之后，不但可以抗官府，免差徭，凡鱼肉乡里之事，恣其所为”。(34)这类人往往是是挑起民教冲突的主凶，人数虽然不多，但为恶极大。一旦教会中有这样的一两个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名声，譬如美国长老会1886年在山东发展了新教民113人，同一年却有128人被开除教籍。（35）
较之其他地区，山东的情况更为特殊一点。天主教很早便在山东传教，当时天主教会在临、东昌等地发展教民，即使在雍正朝禁教以后，山东有些地方也还残留了一些世代信仰天主教的教民家庭，譬如阳谷县的坡里村就一直保留下来天主教的组织，“当傅约瑟神父乘着手推车吱吱嘎嘎地来到坡里村时，那里一千居民（都是农民）中还有158个基督徒（后来这里成为圣言会的据点）”。（36）
在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各修会及新教各差会纷至沓来，在山东展开传教活动。1888年的时候，山东共有教徒16356人，大小圣堂120座，中西神甫20位。（37）天主教各修会除了以前来过中国的以外，又有一些新建立的修会来到山东，其中最讨厌的“麻烦制造者”是德国的圣言会，因为他们不但屡屡制造教案，而且为后来德国侵占胶州湾直接提供了借口，其对山东本就激烈的民、教冲突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专制社会，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主流，而其他的传统风俗习惯及佛、道、神巫等宗教和文化相互掺杂，由此形成了一个弱势平衡。外国教会的贸然闯入，打破了这样一种弱势平衡，其引发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正如传教士自己说的：“所有的中国人，只要他违背了他们国家的传统宗教习惯，特别是祖先崇拜，（他）即将被认为是对祖国的背叛和对祖宗的忘恩负义。”(38)
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冲击，加之民教之间的私人喜好及恩怨、因天灾人祸引发的贫富差距及赤贫化等方面因素，特别是德国侵占胶州湾后引发的外国侵略及其带来的民族危机，这种冲击的后果和一系列的惩罚往往会落在教民与教会的身上，因而在十九世纪末的种种教案层出不穷，在适当的条件下，星星野火也就成了燎原之势，以至于难以收拾了。
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2&replyid=301518&id=2732584&skin=0&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