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革命将至”还是……“现在就革命”？

作者 李公明   发表于2011-12-03 23:50

　　李公明

　　这本不厚的小黑书似乎可以为2011年贴上一个标签：“革命将至”的行动之年。这一年从突尼斯、埃及到利比亚、叙利亚，从雅典、伦敦到美国一百多个城市的“占领华尔街”，甚至到了美国以外的布拉格、法兰克福、多伦多、墨尔本、东京、中国台北和香港，当然还有更多被有意隐匿的城市，人民在行动——算不算革命那是另一回事。媒体称2011年为“愤怒之年”，但还不如称为“行动之年”—— 光是愤怒有什么用呢？这本《革命将至：资本主义崩坏宣言&推翻手册》（隐形委员会著，隐形委员会台湾分部译，行人文化实验室出版社，2011年7月）大声疾呼的就是“上路吧！”、“现在必须拿定主意了”、“今天，我们可以占领巴黎、罗马，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

　　国内读书界在9月份有了关于这本书的书评（见《上海书评》9月25日、《南方都市报》9月19日），但是形势的发展似乎比任何评论都更有力地证实了它的影响。9月份在美国兴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起者是加拿大非营利杂志Adbusters（广告克星）的“Adbusters.org”网站，在这本《革命将至》台湾版的腰封底上就有刊登在Adbusters上的评论：“这本书就像是一杯奎宁水，把各地的文化干扰运动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抗者通通混合在一起，优雅地激励革命行动。”有意思的是，这段话完全可以回赠给Adbusters自己，它发起的“占领华尔街”也正是这样一种混合的行动。这本书之所以值得一读，因为它无法仅仅被放在学者的书架上，它更适合出现在十字街头和露营抗议者的帐篷里。在11月15日凌晨纽约警方对抗议者大本营进行清场的行动中，据称烧了帐篷图书馆里的五千本书，我相信其中必有《革命将至》。2008年11月，它曾被法国政府作为涉嫌恐怖主义活动的罪证；2009年，在纽约联合广场的巴诺连锁书店里发生的与警察的对峙中，它被年轻人高声朗读，但我们不必再以此来增加其反抗的光环了，随手翻开任何一页，都充满了对真相的揭露、对权力压迫的蔑视和对反抗行动的呼唤：

　　——根本就没有什么“移民”的问题，我们全都是被连根拔起的一群，我们全都无家可归（第28页）；

　　——“经济并没有陷入危机，经济本身就是危机”（第64页）；根本没有什么“环境灾难”，环境本身就是一场灾难（第76页）；

　　——“没有什么好再愤怒的”、“没有什么好再参与的”、“没有什么好再回应的”、“没有什么好再期待的”，“我们已经处于文明崩塌当中，现在必须拿定主意了”（第106-107页）；

　　—— “不再等待，这是某种进入革命逻辑的方法……政府从来都以万千托辞去推迟你加入人群的时刻，而他们的行为从来都只有一种目的，就是为了不要失去对人民的控制”（第107页）……

　　在这些文字下面的阐述中不乏深刻的思想，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们的风格无比锐利，它们的力量不是诉诸人们的思想，而是诉诸人们的行动。

　　毫无疑问，《革命将至》令人想起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政治文化传统。经济发展背后的贫富悬殊、冥顽不化的威权主义、傲慢的科层制度、无处不在的精神压抑，在1968年5月，这一切一夜之间引发出反抗主体异化的乌托邦革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被狂放而真诚的普世主义精神击溃，陈腐的、缩头缩尾的社会理论教条被行动改变生存的信念击溃，“让想象力夺权”虽然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作为抗议政治的突出成果是政治向文化积极延伸，是社会变革的文化舞台被塑造和被改变。

　　另外，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革命将至》继承了哲学家阿兰·巴丢对“真理”（truth）和“事件”（event）的看法。我曾经在文章中分析过：在巴丢看来，真理根源于事件，只有通过事件的发生和结果，真理才能显现、人才能成为主体。巴丢认为，“你要么参与，宣布这个首创事件，承担后果，要么置身于外。”彼得·霍尔沃德对此的解读极其重要：“主体的身份完全无条件地取决于这种承诺。我在，因为我在（或我们在）斗争（为一个新社会，一种新艺术，一种新的科学秩序，等等）。巴丢指出，只有在这种罕见的纯粹献身的时刻，我们才成为我们所能成为的人，就是说，我们被带到正常的界限之外，超过了可预见的反应范围。只有在这个不可预见的领域内，在这个纯粹行为的领域内，一个人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主体而非客体。”（陈永国主编《激进哲学：阿兰·巴丢读本》，第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革命将至》的表述是：“一次相遇、一个发现、一场大型罢工活动、一场地震：所有这些事件都是从真实中产生，同时改变着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方式……真理不是对于世界的一个观点，而是我们与世界紧密连结之物。”（第110页）因此，如同巴丢确信“世界比哲学所认为的还需要哲学”、世界要求已经患病的哲学“站起来，走！”一样，《革命将至》要求人们“上路吧！”。

　　对我们而言，难道还有谁不明白“上路”的真实意义吗？——《革命将至》的说法是，“没有什么好再期待的——天光乍晴、革命、核子启示或一场社会运动。持续等待下去是一种疯狂。这场灾难不是即将来临，而是已经存在那里了。”（第107页）据报道，在“占领华尔街”的第一天，现场最引人注目的口号是“现在就革命”。在这里我们再次从“将至”与“现在”的时态变化中看到了被积累的压抑和被释放的紧迫性。

　　其实，无论是“革命将至”还是“现在就革命”，重要的并不一定是“革命”——因为人们对“何谓革命”和“如何革命”以及“革命以后怎么办”等问题仍然充满了疑问，在全球的问题中也充满了区域的差异性，重要的只是对革命的激情的想象与体验、对在行动中恢复对自己的信心的向往。

　　另外，我们还可以联系产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简称SI）来思考《革命将至》的思想资源。法国学者鲁尔·瓦纳格姆写于1963到1965年的《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对西方社会的消费意识形态和新型权力压迫提出了激进的抗议和行动的呼唤，虽然他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而不是如《革命将至》那样与警察作武力抗争，他说：“在生活中采取的立场就是政治中采取的立场。”（第2页）当年的SI也正是从艺术与政治结合的批判走向日常生活批判，成为“五月风暴”中的精神酵母和语言符号。对情境主义来说，改变生活与改变政治是一回事，而“改变”就是要付诸行动——“行动改变生存”。在瓦纳格姆看来，我们这些“存活的人，就是被等级权力机制撕成碎片的人，被互相影响的结合物束缚着的人，被压迫技术的混乱弄晕了的人”（引言）。后来在1991年的再版序言中，作者指出，只有学会生活（vivre）而决不是学会存活（survivre），才能获得人的解放。在这里，我们才能理解“日常生活”这个在许多人看来毫无政治色彩与激进批判意义的概念的真正内涵，才能理解为什么要以“生活高于一切！”取代“消灭剥削者” 这个口号。的确，既然我们无法否认的是生活无处不在、压迫无处不在，也就无法否认革命无处不在；于是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就具有了政治意义。该书最后收录了写于1972年的一篇题为《给革命工人们的祝酒辞》的文章，其中说到工人们的任务是：“使整个无产阶级拥有延伸快乐的权力，能够将每天从爱情、对束缚的摧毁和激情的享乐中获得的快乐，延伸至为自己和所有人创造的革命的快乐。”文章的最后一句话遥远地回应着历史上无产阶级的伟大纲领：“在夺取一个享乐世界的斗争中，我们失去的只能是烦恼。”（第286页）虽然这在今天听来有点像是讽刺，但是那种口吻和目光仍有悲怆的迷人之处——这也正是我读《革命将至》的强烈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