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打包服务:“丁陈反党集团”案略述

“丁陈反党集团”案略述(上)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新国家缔造者的中国共产党,如旭日东升,光焰万丈,其威望之高是任何党派也无法比拟的。人民感谢她,人民拥戴她,人民崇拜她,这种热爱之情不仅变为为祖国繁荣富强所进行的经济建设的各类创造性劳动,而且化为浸渗着挚爱情感的小说、戏剧和诗歌的创作。应该说,建国初期文坛艺界及其作家艺术家是跟党走的,其绝大多数作品也是健康的,鼓舞人心的。然而,那个时期却政治运动频仍。由政治运动所推出来的“反党集团”更是特别的多。中国作家协会于1956年抛出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就是其中的一例。这一“集团”的推出和“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挖出”一样,令文艺界吃惊,令全国人民震憾。反右斗争中的“金棍子”、“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成员之一的姚文元,当时就兴奋不已,在其批判丁玲的《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一文中,惊喜地写道:“丁陈反党集团的揭露是文学战线上一个极深刻的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丁陈反党集团中的人物,例如丁玲、冯雪峰、艾青等等过去都是有名望的人物,所以在他们政治上的反动面目被充分揭露之后,便很自然地联系到对他们的创作的评价。”于是,这位当时最年轻的文艺批评家和打手,又写出了《冯雪峰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艾青的道路一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等一批充满杀气的批判文章,还把这类参与文艺界斗争的批判文章,汇集为厚厚的一本书《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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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丁玲究竟是怎么样的人,以她为代表的一批人,是怎样被打为“反党集团”的?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丁玲其人
 
谈到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必先了解丁玲其人。
 
丁玲,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临澧县,真名蒋伟,字冰之,后来用的笔名有丁玲、彬芷、丛暄、晓菡等。其父蒋保黔,又名蒋浴岚,是清末的一位秀才,曾留学日本。但丁玲4岁时,父亲就死了,便随母亲去了外祖父家。丁玲7岁时上幼稚班,30岁的母亲上师范班。因而在前些年出版的几种丁玲年谱中,非常突出地写道:丁玲在长沙“周南女中”读书时,和后来成为毛泽东爱人的杨开慧是同学,丁玲母亲在“常德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与向警予结为忘年之交。因为向警予在家排行第九,故丁玲喊她“九姨”。1914年母亲到桃源女子小学教书时,留在长沙的丁玲,就是由九姨照料的。于是,丁玲有了这样一张早年的年表:
 
1912年.母亲考入长沙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丁玲随母在此校上了小学二年级。
 
1914年,母亲回临澧变卖房产还清债务后,在桃源县立女子小学教书。暂留长沙由向警予照料的丁玲也回桃源在该小学读书。
 
1915年.丁玲随母由桃源回常德,母亲在常德东门外女子小学任教,丁玲在附近女子小学读书。
 
1916年,丁玲在常德女子小学读书。
 
1918年秋。丁玲以第一名成绩考取了桃源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
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桃源县,在王剑虹、杨代诚(王一知)等高班女同学带动下,丁玲参加了游行、讲演,秋天转人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读书。
 
1920年.丁玲在周南女中读书,参加了反对军阀赵恒惕的运动。
 
1921年夏。为抗议校方无理解聘新民学会会员、进步教师陈启民。丁玲就和其他进步同学一起退学,秋天和杨开慧等7名女同学转入长沙岳云男子中学。在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母亲的影响下,18岁的丁玲在共产党人陈独秀、李达在上海主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和上海大学学习,接触了瞿秋白、柯庆施、茅盾等人,很早便有了革命思想,特别同情妇女的命运,追求个性解放,创作出了毁誉交并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1930年写出了革命者恋爱生活的中篇小说《韦护》、《一九三O年春上海》之一和之二。1931年她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编辑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其创作也由描写知识分子革命者转到描写工农,以当年16省大水灾为背景写成了《水》。1932年春天,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任左联党组书记。在此期间。她写成了描写革命者在国民党监狱中坚持斗争和英勇就义的《某夜》,表现工人地下工作者的母亲热爱和向往苏区的《消息》,描写工人纪念“九·一八”宣传活动的《夜会》,以及表现农民破产流入上海的《奔》等。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关押在南京。当时传说丁玲被反动派杀害,故鲁迅以悲愤的心情,写了《悼丁君》一诗:“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1936年9月。丁玲在党的帮助下,逃离南京,秘密经上海、北平、西安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11月中旬,她来到中共中央驻地保安县城,在一孔窑洞里参加了中央宣传部为她举行的欢迎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出席。接着,她跟随杨尚昆率领的总政治部到了陇东根据地。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同年12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写了《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情真意切的这首词,以军队电报形式发给了在前方的丁玲,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丁玲的信任和欢迎。
 
到了陕北之后,丁玲不仅写出了报告文学《彭德怀速写》、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东村事件》、《入伍》和《夜》等,1941年更写出了她的代表作《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丁玲多次深入农村,1944年发表了歌颂边区先进人物的报告文学《田保霖》,获得毛泽东的好评.还发表了描述群众性生产运动的《三日杂记》。也为人们所称道。1945年她从延安来到晋察冀,主编文学杂志《长城》,还与人合作,创作出三幕话剧《窑工》。1946年到1948年,她多次参加华北农村土改,写出了反映农村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该书于1948年9月由设在大连的新华书店总分店出版后,反响很大,并获得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不久,该作品又被翻译成俄、德、日、波、捷、匈、罗、朝等12国文字出版。
 
应该说,丁玲总的创作倾向是好的,是拥护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是有广大读者群的。尤其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和获奖之后,《光明日报》、《进步日报》、《人民日报》、《文艺报》、《新中国妇女》杂志等,都接连报道丁玲的谈话、消息、书评、访问记等,这些媒体把她当成了解放区和新中国有代表性的作家来介绍,使她成了人们关注的新闻人物。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确定了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决定成立新的全国性的文艺组织。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终结。是中国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开端。在大会精神的鼓舞下,东北同志已安排丁玲去东北工作。去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而在此时,也就是这次会议期间。周扬却找丁玲谈心,要求她留在北平。诚恳地说道:“你是搞创作的,我知道;现在大家都不愿搞行政工作,我也知道;你呢,也是不愿意的,但比较识大体。目前就这么一个局面,你我总不能视而不问!”这样,丁玲就留在了北平,编《文艺报》。因为缺人,她想到当年在延安接她的手办《解放日报》副刊的陈企霞,就将陈从军管会属下的“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要来,一道编《文艺报》。没想到此举竞使她和陈企霞成了一个所谓的“反党集团”,这自然是后话。山而欲束
 
新中国成立后,留在北京的丁玲仍然想搞她的文学创作。而胡乔木却调她到中宣部文艺处工作,并找她谈话。丁玲说:“还是让我搞创作吧,做这些事,我不是个材料!”乔木说:“我支持你搞创作,知道你不是做工作的人,但是现在没有办法,你还是要来这里坐一个时期再说。’’当时还没有成立作家协会,丁玲只好到了文艺处。后来刘少奇在与丁玲谈话时,说道:“我们应该有一所培养自己的作家的学校吧!”丁玲十分赞成.就又承担了办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写出了筹建“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报告,很快得到批准。毛泽东还派他的秘书到丁玲住的多福巷16号,商讨建所的事。
 
就这样,一心热爱创作并擅长创作的丁玲,由于工作的需要,党组织安排她先后当了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为文学讲习所)所长,《文艺报》主编,协助茅盾编《人民文学》杂志,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1952年春天,丁玲辞去了《文艺报》的工作,10月又辞掉了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等工作。就在她离开《文艺报》的时候,为配合文艺界整风,该报在《通讯员内部通报》上发表了一些读者来信,提出应该对胡风文艺思想开展批判。这样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预示着文艺界斗争有大风雨就要到来了。
 
对于文艺界的宗派活动,丁玲从30年代踏入文坛的时候就逐渐了解了,后来也有了更深刻的体验。由于她偏重创作。不多关心理论,因而尽管她和胡风早在“左联”时就共过事,但对胡风仍不能说是深知。然而.脾气倔强、脑袋硕大又秃顶、加上一副浓眉的胡风。是有一副侠义心肠和丈夫气概的,因而丁玲到了陕北之后,她不仅给胡风所办的刊物《七月》和《希望》写过稿,为展示边区和前线文艺的生机,推荐过一些同志的作品,而且由于边区和国统区不能直接通邮,为给生活在湖南老家、带着自己两个孩子的母亲寄点稿费和信件,她还曾委托重庆的胡风予以代转代寄。西安事变后,丁玲在前线收到毛泽东用军队电报发来的赠词《临江仙》,也将其真迹寄给胡风予以保存,以防在战乱中丢失。如今,建国后文艺界斗争的大风雨就要到来了,而且矛头直指胡风,故丁玲就感到有点不安。到了晚年,丁玲还对周围一些人不止一次地说过:“一整胡风,我就预感到有人是不会放过我的。”
 
事实果然如此。因为脊椎增生病变,1955年5月丁玲在无锡继续疗养,并写她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惊得丁玲再也无法安心写作了。她还接到通知,要她去上海看材料。材料中所摘取的胡风与一些作者的信件是掐头去尾,经过加工和歪曲了的,因而使丁玲惊骇异常,心情杂乱,便写了一篇浮泛的表态文章《敌人在哪里》,发表在同年5月23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上。接着,《人民日报》又于5月24日和6月10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和第三批材料。批判胡风的火力越来越猛,而且把胡风也逮捕了。为了处理胡风问题和肃清全国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中央还成立了肃反领导5人小组,后改为10人小组,组长为陆定一,后增加罗瑞卿为副组长,成员有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后改为李之琏)、周扬等。
 
在丁玲吃惊地看着批判胡风的运动在不断发展的时候,她绝对没有想到针对她的一场斗争已悄悄地在酝酿和展开了。
 
同年6月底,中宣部收到由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署名的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问题的报告和材料。7月下旬,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署名,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该报告说:“根据一些同志所揭发的事实和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口供中发现的一部分材料,认为丁玲同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是严重的。”“冯雪峰同志也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这表现在他长期对党不满,骄傲自大,和党关系不正常。”还说冯雪
 
峰“存在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观点,许多地方跟胡风思想相同”。
 
社会上的事情竟是这样复杂和奇怪。中国作协党组由斗争胡风,又联系到了丁玲,由丁玲还涉及到了陈企霞。而陈企霞是怎样被牵涉进来的呢?
 
原来陈企霞和丁玲于1941年都曾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工作过。延安整风时,陈企霞主动交代说,抗日战争初期他和一个叫翁涛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当时不知道托派是反革命)去浙江组织抗日游击队,但没有办成。
陈企霞本人不是托派,他当时要求组织上市查他和翁涛的关系,对有无问题作个结论。在延安时期的战争环境,不可能查清这个问题,于是这就作为党员陈企霞的一个政治问题保留了下来。全国解放后,陈企霞又和丁玲一起编《文艺报》,对此,后来批判发言的记录就曾这样揭发道:“他(陈企霞)掌握了《文艺报》,后来发展到党绝对不能碰《文艺报》的程度。当党决定丁玲任《文艺报》主编,陈企霞、萧殷任副主编时,陈大发脾气说,‘主编就是主编,什么副主编!’后来丁玲就不惜牺牲党的组织决定来迁就他,《文艺报》印出来果然就是三个主编!”事实上,丁玲为此事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周扬是同意的。而到了整丁玲时,此事便成了丁玲组织“反党集团”的一个罪证。
 
当时整丁玲、陈企霞还有一个由头,就是追查1955年4月寄出的一封匿名信。匿名信说,作协批评《文艺报》是独立王国,给陈企霞留党察看处分等问题,全都错了;说陈企霞是大好人,是作协有人陷害他。这封匿名信是别人写的,而中国作协有人根据这样的内容,就推想此信一定是陈企霞写的,并另请人誊抄的。尽管此时丁玲离开《文艺报》已几年了,可是一些人还是瞄准了她,认为她是此事的“黑台”。有了这个由头,一场严酷的斗争,一场平地而起的风暴,就不可避免了。十六次批判会
 
经过一番策划和准备,揭发、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会议召开了。这个会议是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形式,在中国作家协会内部开始的,范围不大,参加的人只限于作协内部十三级的中、高级领导党员干部,有时也吸收作协以外的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剧协、音协和美协的党员领导干部参加,一般只二三十人.最高潮时也不过50多人。当时没有公开报道。知道的人不多。但这样的会议从1955年8月3日起到9月6日止。共举行了16次。据事后写给中宣部转中央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称,出席这16次会议的,前后约70人,在会上发言的共有57人。
 
该《报告》还写道:“会议从座谈一封向中央控告检查《文艺报》问题的‘匿名信’开始。那封匿名信认为,1954年底党对于《文艺报》的错误所进行的批评和检查.是由于文艺界某些领导同志推卸责任,嫁祸《文艺报》,是由于中央‘偏听偏信’的结果。匿名信又诬蔑作协的党组织,诬蔑作协坚持原则批评过《文艺报》和陈企霞的党员同志是‘随波逐流’、‘看风使舵’、‘趁火打劫’,它为受处分的陈企霞和受到批评的丁玲叫屈、辩护。大家认为,这封匿名信的写作者选择了正当我们同胡风集团的斗争进行得极尖锐的时候(1955年4月间)寄出这封信,显然包含有转移斗争目标的阴谋。会上很多同志提出了许多有力的证据,证明这封匿名信有极大的可能是陈企霞自己写的,因为匿名信中的思想观点完全与陈企霞的相一致,其中说到的事实情节也只有陈企霞才全部知道。而这封信是由别人抄写寄发的。因此,可以肯定一定有入和他合作共谋。会议从对匿名信的讨论和对陈企霞反党活动的揭发与批判中,进一步揭露了陈企霞与丁玲的不正常关系,和以丁玲为首,并以她和陈企霞为中心的反党的小集团。”
 
批判丁玲、陈企霞的第一次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作协党组书记周扬领导并作动员讲话。周扬原名周起应,1908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县,1927年“4·12"政变后。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于1928年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同年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到上海后.参加中国左翼革命文艺运动。1932年重新入党后,任中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1933年,他介绍苏联文艺界讨论和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鲁迅、瞿秋白、冯雪峰一道批判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扬于1937年离上海到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中央文委委员、延安大学校长。日本投降后,他率延安大学部分人员到晋察冀,出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和华北局宣传部长。在1949年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并作为文艺界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这样的经历,就使周扬在中国文艺界处于非常权威的位置。
 
从黑暗旧中国和革命战火中冲杀出来的中国文艺界,并非是风平浪静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左联就有过“关门”、“宗派”问题,这些问题绝对不会因新中国的建立而嘎然而止,而不延续下来。事实上,解放区文艺家与国统区文艺家是有一些矛盾和摩擦的,即使同为解放区的文艺界,也会存在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分歧的。由于受这些问题的影响,因而胡风就说过周扬搞宗派,周扬也回击说胡风有小宗派,后来又说胡风是“反革命集团”了。丁玲也说过周扬有宗派,周扬便说丁玲是“反党集团”。带着“宗派”主义情绪,周扬主持对丁玲等人的批判,其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批判丁、陈16次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召开于1955年8月3日。此时的周扬,已不是刚进北平时穿一身三个兜的灰布学生装、一绺头发垂在额前的那番形象了。此时的他已开始发福,脸庞丰满,浓发后梳,胸肩肌肉厚重,加上在文艺界的独尊地位,就使年过四十六七岁的他显得自信、深沉和威严。果然,他的动员讲话就不同一般,除一般说明政策外,针对中国作协机关的内部情况,他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在座的听众,危言耸听地说:“现在还有一股暗流,反党的暗流。”他显然有着绝对胜利的把握,讲道:“不管是高岗、饶濑石、潘汉年、胡风,都要打垮。”他要求与会者“对这个会,采取相信党的态度”。在8月6日如开的第4次会议上,当斗争矛头即将由陈企霞集中地对准丁玲的时候,周扬发言说:“作家协会有一股反动的暗流……是反党的,无原则结合起来的小集团,……里面究竟是些什么人,结合深浅的程度,可以认真搞清楚。”“‘独立王国’是党作了决议的,……你有一定不照党办,你就是‘独立王国’。”“‘独立王国’都有小集团,高岗就有小集团。”“‘独立王国’小集团,反党暗流,既然不允许,就应该揭发。相信党,对党忠诚。”他还说:“小集团里的人,应该从反党思想,从反党活动中摆脱出来,挽救自己,这是唯一的出路。”
在同次会议上,身高一米八五左右、特具军人气质、写过不少战地通迅、后来以充满高昂、浪漫诗情的散文著称的刘白羽,作为作协党组代理书记、会议主持人,接着周扬的话说:“反党暗流的问题,小集团的问题,在文艺界的队伍里是存在的”,如果还是自由主义,不损害一个人,不怀疑一个人,这是对每个人的考验。”从8月3日开始到9月6日为止,一个来月时间如开批判会议多达16次,可见重视程度之高,时间抓得之紧,攻击火力之猛。因有如此的大动作,故在批判会之前的7月6日,著名诗人田间担心被搅进宗派圈子而自杀未遂,后受到处分。在第7次和第12次会议上,丁玲两次检讨,都被斥之为虎伪,是向党进攻。在第8次会议上马烽发言,受到严厉批评,斥之为政党不坚定分子,迫使他在第11次会议上再次发言。而且在会义举行期间的8月19日晚,陈企霞又因为在延安整同时自己交待与托派翁涛去浙江组织抗日游击队的那个当时未查清的问题,由中央肃反10人小组批准而被捕,被隔离
在中国作协东总布胡同后院西南角的一间小屋里。同一公文批准逮捕的还有文学讲习所的教师、著名诗人、散文家李又然,也是有人提出他是托派,他不承认,有人说他态度不好,叫嚷“隔离审查”、“停止他的党籍”,便被作协肃反领导小组当场宣布“隔离审查”,就把他隔离在本单位,不让回家了。陈企霞问题,显然也是在这次批判丁、陈运动中被上升为反革命问题的高度被捕的。据《秦兆阳给邵荃麟同志的两封信》中说:“据说,何路曾到南京调查陈企霞的材料,回来后,刘白羽同志把一些不确实的材料当成可靠的材料加以利用。”此“不确实的材料”,便成了逮捕陈企霞的重要根据。
 
长达一个多月、多达16次的批判会,除了按预定的调子扣大帽子外,都揭露和批判了哪些问题呢?从时隔近一年后丁玲于1956年8月9日写给中宣部党委会的《重大事实的辩证》和1956年8月16日写给中宣部党委会的信及8月17日写给李之琏的信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十分琐细的内容:
 
一、归纳为丁玲拒绝党的监督的有以下几点:
 
1.文研所筹备即将就绪时,丁玲担任所长。为及早开展工作。筹委会草拟的名单中把田问列为副所长。请示周扬后,周决定张开翼任副所长,田间任秘书长。批判会上,有人说剐所长由丁玲自己委任,是“千古奇谈”。
 
2.有人指责丁玲办文研所是争地盘、搞“独立王国”,事实上此事是领导决定成立,并是党组多次讨论过的。
 
3.1951年调丁玲到中宣部文艺处工作,她要求准许自己离开《文艺报》和文研所,未获批准。文研所改为文讲所时,丁玲据胡乔术的指示,并与林默涵商量后。缩小编制,减少人员,调出了包括康濯在内的一些干部去搞创作和文艺普及工作。此事既被人诬为丁玲“领域不够,争取扩大,党硬要插手,就坚壁清野的把得力干部如康濯等撤退”,又说丁玲对文讲所不愿放手.放手就是丢包袱。
 
4.丁玲在文艺处的工作是积极的,尽管工作与创作有矛盾,但也未消极,直到生病于1952年秋去大连休养才实际离开文艺处的工作。而有人却指控丁玲因不能搞独立王国,便在文艺处工作消极。
 
5.无事实根据地指责丁玲历来不要党对文讲所的领导,党的原则进不去,革命的空气也进不去。
 
6.说《文艺报》出现三个主编,既是丁玲是避着党作的,又说是拒绝党的监督。丁玲几个人根据领导的指示,研究了《文艺报》的办刊方针是文艺工作与广大群众相联系的刊物。这个方针尽管不太明确和完备.但它是受领导指示制定的,并报请作协党组研究,党组总是拖着未研究。而在批判会上。有人指责这个方针是几个人搞起来的。还有人凭空说,丁玲说过“整陈企霞就是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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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归纳为丁玲违背党的政策的有以下几件事:
 
1.有人违背事实,说丁玲说,摔老舍太高。还说丁玲说:“一个党员不能同一个非党员领导一个单位。我要同茅盾讲,请他不要再管事了。”
 
2.1952年丁玲因病离京后就不再过问《文艺报》,1953年夏秋第二次文代会后就与该报无关系了,而会上却有人指责丁玲的《文艺报》用贵族老爷式态度压制新生力量。
3.说丁玲阻挠批评《文艺报》。 三、归纳为丁玲制造分裂、两面派、挑拨离间的有以下几件事:,
 
1.说丁玲得知胡乔木要取消文讲所,就去找周扬.要周给乔谈谈,这就是制造分裂。
 
2.有人片面指责丁玲挑拨艾青与周扬、严文井与林默涵、杨朔与周扬的关系,而事实并非如此。
 
3.还有人编造说,丁玲对他讲过,丁玲提名他参
 
加作家出国代表团,而因别人反对未办成。
 
4.有人说在杨思仲和何路从《人民文学》调离问题上.丁玲使用了两面派手法。事实上,杨思仲是本人愿蒽而被婴走的,何路是凼兵前天蒯采编《人民文字》{怕工作不便而主动要求调走,是经丁玲劝阻又留下来I的。
 
I
 
四、归纳为丁玲排挤党内作家的有以下几件事: I
 
1.1951年底中宣部决定周立波到《人民文学》任I编委,他于第二年春天来后,说编辑工作妨碍了他的I长篇小说创作,丁玲便让他看些稿子、参加编辑会好J了,不必干打扰仓Ⅱ作的事,这便被有人称作是排挤周I立波。赵树理推荐别人的作品《金锁》,因该作品描写I劳动人民形象,陈企霞在《文艺报》上批评了《金锁》,I有人便说丁玲这是排挤赵树理。1
954年作协党组一位l负责同志病了,几位同志闲谈时丁玲说刘白羽可以负I责党组,另位同志说可以,不过可以先做副的好,丁玲l把这些意见反映给了周扬,而批判会上有人把这个过I程和意见说成是丁玲不满意刘白羽,不满意刘白羽负责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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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人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事实上,丁玲从未有过“一本书”思想,更谈不到“一本书主义”。
 
六、归纳为丁玲培养个人崇拜的有三件事:
 
1.丁玲离开文讲所四五个月之后的一天,她听秘书说,文讲所里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和丁玲的像。丁玲听后很生气,立即给所里的田间打电话,叫立即把自己像取下来,田间照办了。此事,丁玲向党组负责人说明过。
 
2.有人说参加文研所的一个学员写过诗,诗里有把丁玲比作太阳的句子。丁玲始终未见过这首诗。
 
3.丁玲一贯反对骄傲,而会上有人捏造,说丁玲对她说过骄傲是美德。
 
七、归纳为丁玲与胡风的关系的有以下几点:
 
1.有人诬说丁玲对胡风说用扬不懂创作。
 
2.有人说丁玲在天津对与胡风关系亲密的阿垅说:“你可以到华北军区当参谋。”而事实是丁玲两次去天津一直和方纪等人在一起,就没有见过阿垅。
 
3.有人说丁玲在文研所提倡写真实。而实际上丁玲一直反对胡风的一些看法.也没看过他的书,故从未讲过写真实。
 
此外,还有人编造说,丁玲说某人历史上有问题却被重用,历史清白有什么用。诬蔑丁玲说过“只有毛主席了解我,我告诉人说毛主席说的,中国现代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只有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周扬是没有份的。丁的座位是排定了的”。还说周扬死了孩子,丁玲高兴,还骂周扬“多神气”,骂周扬卑劣,无耻。在丁玲与陈企霞关系问题上,也编造了不少谣言。说陈企霞从苏联回国时,丁派丈夫陈明去机场迎接;说陈企霞说“‘三反’时他保护了丁玲”:说丁玲在养病期间为了解领导情况,曾向陈企霞要文件,说学习四中全会文件时陈企霞没有检讨。大家不满意。党组决定他下去生活、锻炼、改造,可一个月未走,丁玲便给其送了200元,在便条上写道:“送上200元,以壮行色。”丁玲说此是为看陈走不走。至于送钱送物,她给别人也送过。等等。.
 
以上这些,就是丁玲“反党”的全部事实。姑且不说许多事情是假的,即使全部是真的,哪里能和“反党”联系在一起?如果今天翻开16次批判会议的发言,我们会吃惊地发现,许多揭露者批判者都是一些很有名望的作家、诗人。在政治运动中,一些人怎么会变得如此卑劣龌龊,连正义之心、同情之心也都化为乌有了呢?他们所关注、所提出的问题都是那么琐细,但又上纲上线,不置人于死地便不善罢甘休。当时,似乎只有把谁定作或划入反党集团才能解恨解气,故批判时尽力往“反党”问题上联,因此,当时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黎辛,于1955年10月调到中国作协任副秘书长,参加作协肃反领导组,在阅读会议记录时就十分不解:“会议上揭发的都是丁、陈等人对周扬的意见。怎么能说成是反党呢?”到第15次会议时,周扬说:“对一个同志有意见不是反党,而诽谤、给他在同志之间造成恶劣印象则是反党。”周扬的这番解释是何等苍白无力呵!于理不通,是很难以令人信服的。
即使如此。中国作协党组还是于1955年9月30日给中央写出了一篇约8000余字的报告,标题是《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该报告说丁、陈反党集团的反党活动,主要表现在:
 
“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主要是说丁玲在文研所学员中“散布对中宣部不满的话,说中宣部不重视培养青年作家。”在任《文艺报》主编时,“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殷也列为主编,出现了一个刊物有三个主编的怪现象。”
 
“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集团的势力。”“丁玲实际上成了文艺界的一切反党暗流的会聚点,许多坏分子如陈企霞、李又然等都把她当作靠山。”
 
“三、玩弄两面派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丁玲与陈企霞经常散布流言蜚语,诬蔑和攻击小集团以外的人,甚至包括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在内。”
 
“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主要说“丁玲假托中央同志的话,说现代中国作家的位置已排名,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并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还说“中央文学研究所的一个学员给于玲写诗。称丁玲为‘太阳’。”
 
前文我们已讲了不少事实,已充分说明这四条指责站不住脚,多数为无中生有或无限上纲,但《报告》据四条表现,还要责成丁玲作深刻检讨,根据认错态度作出处理,“同时对她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进行审查,作出结论”。对陈企霞和未通知参加过会议的李又然提出开除党籍,并审查其政治、历史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