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便民帮忙服务电话: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和思想的演变过程

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和思想的演变过程

    归隐后生活的演变过程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彭泽归田时，陶潜的家境尚好，“童仆欢迎”，“有酒盈樽”，度日还不难。“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所以他才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情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
    陶渊明并不热衷仕途，他用自己的笔去赞美躬耕，描绘了一幅幅农村劳动生活的图画，使他的作品沾有“夕露”，散发出泥土的香味。从官场回归园林，诗人感受到了乡居的乐趣和躬耕的快乐。具体而形象地描写了这种快乐，说自己劳动收工后，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下山，先在溪边“濯足”，然后回家“漉酒”，杀鸡，邀请邻人共进晚餐，用“荆薪”代替“明烛”，欢乐至“天旭”。有时，他站在庄稼地里看见禾苗长势良好，有丰收的希望，十分高兴。《怀古田舍》写了这种喜悦：“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当秋收的季节到来的时候，他更高兴了，“不言春作苦”，似乎忘记了往日耕耘的劳累，“束带候鸡鸣”，准备出发去秋收。
    由于失去俸禄，再加上诗人本不善农耕，所以家境一年不如一年。诗人开始懂得躬耕有乐，亦有苦忧。陶渊明忧心庄稼，“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其二）诗人像老农一样直接关心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忧虑天灾的突然袭击，可见诗人确实经历过天灾给他带来的苦头。另一方面，劳动又是如此艰辛，“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到南山豆地里锄草，晨出夜归，披星戴月，劳动地点那么远，劳动时间又那么长，其艰苦性可想而知。彭泽归隐之前，陶渊明也参加过农村劳动，那时还不怎么体会田家的辛苦，还“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怀古田舍》），而如今，他已不是“劝农人”，而是站出来为田家呼喊：“弗获辞此难！”躬耕固然苦，固然累，但比起黑暗的官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渊明岁岁辛苦，悉心躬耕，生活却日渐贫寒，特别是在遭了火灾之后，损失巨大，“林室顿烧燔”，一家人以船为家。后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接连遭受风灾、水患、虫害，他已经到了“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的困境。
    饥饿和寒冷折磨着诗人，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诗人的辛酸蕴含其中。“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他只希望用“菽麦”来果腹，对于“甘肥”之类想也不敢想了，“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没吃，没穿，日子苦熬着，时至年关岁暮，白白辛苦了一年，诗人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哀“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最后，贫病交加的渊明竟然沦落到上街乞讨的地步，“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 靠“乞食”为生的陶潜，不再讴歌田园风光，只说自己的贫困，最终，一代田园大师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归隐后的思想演变过程
    陶渊明熟读“六经”，但并不恪守“六经”。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渊明并不十分热衷仕途，先仕后隐。在他归隐初年，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群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归隐的决心的一种方法，他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
    归隐初年，生活尚可。陶渊明甘为农人，过着那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并在无意间进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精神境界，一切融于自然，一切发端自然。他厌倦黑暗腐败的官场，在美好的田园生活中经营人生。他用他的笔描绘出“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的美好画面，从而反衬出官场的黑暗现实。
后来，随着生活的日渐贫困，诗人开始关注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他感到难以生存，甚至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诗人已经接触到劳者不获，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对于不劳而获的剥削者，诗人在自己的作品里发出的怨气。另一方面，辛苦的躬耕也让诗人与田家朝同往，暮同归，更多地了解百姓疾苦，代表百姓声音。有些田园诗写自己的贫困和农村的凋敝，如《归园田居》（其四）：“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途。”通过这些诗可以隐约地看到，在战乱和灾害之中农村的面貌。而部分咏史诗借史实为媒介，表现作者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
    生活越来越贫困，饥寒纠缠着陶渊明，贫困考验着陶渊明。如何才能摆脱贫困？最便捷的方法是重返仕途，再食俸禄。好心的老农清晨叩门，劝他“纡辔”再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渊明去世前一年，贫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济来探望，颂扬他“贤者”并劝他出仕，他却拒绝到：“潜也何敢望贤”，檀道济馈赠粱肉，渊明“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一面拒收馈赠，一面又叩门“乞食”，他宁肯穷的要饭也不重返仕途，“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固穷守节的道德情操，在当时具有反抗意识，是他“有志不获聘”以后对黑暗现实的无声抗议。昔日彭泽辞官的时候，他不为武斗米折腰；如今老死穷庐的时候，他不食“嗟来之食”，渊明有着不与统治集团合作的傲骨。
    陶渊明所处的晋宋社会是一个动乱的社会，战争频繁，生灵涂炭，人民流离失所，“井灶无遗处，桑竹残朽株”（《归园田居》），社会风气败坏，而且极不公平，贫富差距悬殊。他在“念黄虞”、忆“羲农”中，否定眼下的黑暗社会；在歌颂荆轲、“三良”、“二疏”、精卫、刑天等历史人物和神话人物中，盼望现实社会中也可以出现这样的人物。同时也是在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的时机！诗人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到了晚年，贫病交加的陶渊明对现实社会观察得更深，同时也就更不满意和更加憎恨黑暗的现实。此时，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了一幅美好的社会理想，就是虚构的超越尘世的“桃源社会”。他用那支优美的笔写出了《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把美好的社会理想形象细致地展现出来。长期以来，苦难的人们追求美好的社会现实，终于在桃源中实现：与俗世隔绝，男耕女织，鸡鸣犬吠，其乐融融。但他又将这个社会架空于“避秦时乱”而隐居的先人之中，分明表现出他回归本源的愿望以及对现实的失望，理想之中还透出一丝哀愁。
    至此，陶渊明的思想已基本形成，即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如《劝农》诗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时运》诗说：“黄唐莫逮，慨独在余。”同样的思想，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试看《劝农》诗中的一节：“熙熙令音，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这里呈现出一幅和平的农作图，实际是把中国农村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特点加以美化的结果。《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类似的特点：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中间写景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观念。结末“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