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养老服务质量论文:毛泽东与张国焘长征博弈赢得命运大机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7 17:34:48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人生是永不停息的博弈过程，作为博弈者，最佳策略是最大程度地利用游戏规则。但这必须有个前提，如果你离开双方相互适应的简单原则，那么你的聪明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任何游戏都有自己的规则，党内权利斗争这个博弈游戏自然也是如此，这就是党章和惯例。虽然规则可以随情况的改变和党的需要修修补补，但是只要规则存在，你就必须服从它，否则就要吃大苦头！张国焘就是企图通过党内非法手段获取利益的人，这说明他具有某种“创新”精神，他试图在党内通行的规则之外另搞一套！最终结果就是：作为个人和他的追随者，将为挑战规则付出沉重的代价。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最终方向始终无法落实，向西已经快到尽头了，这样走下去不能不让人恐怖而绝望，这支队伍显然需要一个短期的明确目标！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1935年6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指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当日，中央红军占领芦山，接着翻越了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向懋功前进。
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会师后，红四方面军转交了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给中央的信，信中说：我们先头团已于8日占懋功，大部正在向懋功开进，先头部队向达维开进，对敌军筑工事、警戒，掩护你们会合。“今日汇合，士气大为振奋，西征军艰苦卓绝之奋斗，极为此间指战员所欣服。”
这次会师是中央红军长征中难得的一次休整喘息的机会，中共中央需要充分利用红四方面军的资源来确定新的战略目标，以此摆脱目前困境，所以对红四方面军的掌控变得重要且敏感！这也决定了中央对张国焘的意向格外关注，并对其存有强烈的戒备心理。隐藏在幕后的角力已经在两个方面军的领导团队展开，这就是红军主力的今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
正如李先念在回忆中所说，他向毛泽东汇报今后的战略发展方向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原计划要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但从过大渡河以来，发现川西北地区多系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广人稀，山荒岭野，贫瘠粮缺，给养困难，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不适宜建立根据地。
蒋介石的设想也是将红军的影响局限于此，将红军困在这里而不是继续“围剿”，国家的财政投入将是可以承受的。在红军会合后，蒋介石判断红军主力可能进入西康、青海，或北上陕甘，于是集结川军和中央军几乎200个团，对红军进行新的包围，即以川军一部90个团在汶川一带，阻止红军东进；以胡宗南27个团固守松潘、平武地区，阻止红军北上；以川军另一部50个团，扼守大渡河右岸，阻止红军向川康边发展；以中央军另两个纵队和一部集结成都东北和西南，进行策应。蒋介石的意图是对红军实行封锁和困饿。
在毛泽东等重新研究战略发展方向这个问题时，根据对当时形势和地理环境的分析，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初步决定，放弃过去制定的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拟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去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
为什么不考虑，回到张国焘已有干部布局和群众基础的四川根据地发展，而是去艰苦地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呢？这是个耐人寻味的课题，事后证明向北发展的战略是成功的；但就当时中央红军的处境，向南发展似乎更为合理。向南发展主要是与四川军阀打仗争地盘，红四方面军的战绩证明自己是占上风的；向北发展是与精锐的胡宗南的中央军打恶仗，生死难料！做出这个战略决策的背后考虑的因素肯定很多，但人事因素一定也在其中！
1935年的张国焘38岁，在中国革命的洗礼中已形成了自己的领导风格，也有自己的战略主张和独立意志。红四方面军是张国焘带领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出的一万红军发展起来的，他用类似毛泽东一样的辣手整肃了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政领导，然后在军事上他快速提拔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这些军事新秀，在组织上他培养陈昌浩、周纯全、李特等人，由此形成了他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团队，完成了对红四方面军的绝对领导。
张国焘是党内元老，具有领袖才能，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就充分显示了出来(他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持人)。中国共产党“一大”选出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成为中共创建时期最早三个领袖人物之一。此时在党内能与张国焘资历不相伯仲的只有周恩来，而毛泽东无论是资历还是在党内、军内的处境都无法与之抗衡！毛泽东要在这种不对等的情况下与之博弈难度可想而知，无怪乎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话说，这一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
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博弈，以两军会师后召开的三个中央政治局会议为主线，即两河口会议(6月)、芦花会议(7月)、沙窝会议(8月)，以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随红1、3军团单独北上为终结。造成中央以及红军分裂的原因是复杂的，把责任简单归结为失败的一方是对历史和当事人的不公正！应该是把当时历史发生的各个层面客观地展现给读者，让后人心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或许才是对历史人物公平的作法。
6月16日，即翻越夹金山前一天，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告知了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构想。中央的这个设想与李先念汇报的想法大致相同，故毛泽东对李先念的汇报频频点头。
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中，徐向前也认可这个想法。在看到中央电令后，他认为：“中央当时想以夺取岷江和嘉陵江上游的中间地区为立脚点，伺机向甘南和陕南发展，这同我们原来制定的‘川陕甘计划’有相近之处。” 这里注意他的用词“有相近之处”！这就是区别，“川陕甘计划”是以“川”为依托，然后发展“陕甘”，并不是放弃“川”。
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有一个与中共中央有分歧的战略方针。他们以自己和徐向前三人名义在6月17日复电中央，论述红军向北、向东发展的风险和困难，他们主张：……或暂时向南进攻。
两军会师后，陈昌浩深深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涛的激烈权力斗争。对陈昌浩来说，这是他自参加革命以来首次面临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从到鄂豫皖根据地以来，陈昌浩的上级是明确的，远是党中央，近是张国焘。凡是党的和张国焘的指示，他都会认真地执行。再加上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地位，只要他拿出全部的精力和胆识，十二分努力地为党工作，就不会有问题。所以工作再累、再苦、再难，他也是充满激情，勇往直前。他的老搭档徐向前为此给他很高评价。但随着一、四方面军关系逐渐恶化，张国焘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的关系日益紧张，在陈昌浩面前出现的是他无法避开的政治漩涡，他最终酿成了自己人生的苦果。
由于张国焘和党中央在战略行动上的意见分歧，陈昌浩与张闻天这两位留苏战友之间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随着斗争形势的愈演愈烈，双方关系最终破裂。陈昌浩对张国焘无论是个人情感还是政治观点都十分融洽，他非常尊重和敬仰张国焘。而张闻天在党内主要依仗毛泽东的战略，与毛泽东结成了政治同盟，当时他支持毛泽东也就是在维护自己。
面对与张国焘战略方针的分歧，令已到小金的中共中央不断致电张国焘交换意见。经多次往返说明仍不能统一认识后，中央提出，若抛弃向川陕甘发展的方针，改向别处发展，这关系全局，要认真讨论；张国焘应立即赶来中央，以便商决一切。为了弥合意见分歧，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两河口开会。
6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达两河口。次日，张闻天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在论述两军会师的意义和分析形势后，指出：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成为目前两个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根据地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
文章还说：“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因此，“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这篇文章是为即将召开的两河口会议“定调”的，也是不点名地批评张国焘的。
6月25日，张国焘从茂县，经汶川、理番(今理县)的猛固沟来到两河口。那天下着雨，毛主席他们在村外的帐篷里等着。到下午快烧晚饭时，看到远处有一队骑兵过来，一匹大白马上骑着一个威严、富态的大个子，这就是张国焘。跟他来的是护送的骑兵排，个个都英姿飒爽、气势夺人。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人生是永不停息的博弈过程，作为博弈者，最佳策略是最大程度地利用游戏规则。但这必须有个前提，如果你离开双方相互适应的简单原则，那么你的聪明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任何游戏都有自己的规则，党内权利斗争这个博弈游戏自然也是如此，这就是党章和惯例。虽然规则可以随情况的改变和党的需要修修补补，但是只要规则存在，你就必须服从它，否则就要吃大苦头！张国焘就是企图通过党内非法手段获取利益的人，这说明他具有某种“创新”精神，他试图在党内通行的规则之外另搞一套！最终结果就是：作为个人和他的追随者，将为挑战规则付出沉重的代价。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最终方向始终无法落实，向西已经快到尽头了，这样走下去不能不让人恐怖而绝望，这支队伍显然需要一个短期的明确目标！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1935年6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指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当日，中央红军占领芦山，接着翻越了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向懋功前进。
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会师后，红四方面军转交了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给中央的信，信中说：我们先头团已于8日占懋功，大部正在向懋功开进，先头部队向达维开进，对敌军筑工事、警戒，掩护你们会合。“今日汇合，士气大为振奋，西征军艰苦卓绝之奋斗，极为此间指战员所欣服。”
这次会师是中央红军长征中难得的一次休整喘息的机会，中共中央需要充分利用红四方面军的资源来确定新的战略目标，以此摆脱目前困境，所以对红四方面军的掌控变得重要且敏感！这也决定了中央对张国焘的意向格外关注，并对其存有强烈的戒备心理。隐藏在幕后的角力已经在两个方面军的领导团队展开，这就是红军主力的今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
正如李先念在回忆中所说，他向毛泽东汇报今后的战略发展方向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原计划要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但从过大渡河以来，发现川西北地区多系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广人稀，山荒岭野，贫瘠粮缺，给养困难，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不适宜建立根据地。
蒋介石的设想也是将红军的影响局限于此，将红军困在这里而不是继续“围剿”，国家的财政投入将是可以承受的。在红军会合后，蒋介石判断红军主力可能进入西康、青海，或北上陕甘，于是集结川军和中央军几乎200个团，对红军进行新的包围，即以川军一部90个团在汶川一带，阻止红军东进；以胡宗南27个团固守松潘、平武地区，阻止红军北上；以川军另一部50个团，扼守大渡河右岸，阻止红军向川康边发展；以中央军另两个纵队和一部集结成都东北和西南，进行策应。蒋介石的意图是对红军实行封锁和困饿。
在毛泽东等重新研究战略发展方向这个问题时，根据对当时形势和地理环境的分析，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初步决定，放弃过去制定的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拟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去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
为什么不考虑，回到张国焘已有干部布局和群众基础的四川根据地发展，而是去艰苦地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呢？这是个耐人寻味的课题，事后证明向北发展的战略是成功的；但就当时中央红军的处境，向南发展似乎更为合理。向南发展主要是与四川军阀打仗争地盘，红四方面军的战绩证明自己是占上风的；向北发展是与精锐的胡宗南的中央军打恶仗，生死难料！做出这个战略决策的背后考虑的因素肯定很多，但人事因素一定也在其中！
1935年的张国焘38岁，在中国革命的洗礼中已形成了自己的领导风格，也有自己的战略主张和独立意志。红四方面军是张国焘带领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出的一万红军发展起来的，他用类似毛泽东一样的辣手整肃了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政领导，然后在军事上他快速提拔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这些军事新秀，在组织上他培养陈昌浩、周纯全、李特等人，由此形成了他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团队，完成了对红四方面军的绝对领导。
张国焘是党内元老，具有领袖才能，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就充分显示了出来(他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持人)。中国共产党“一大”选出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成为中共创建时期最早三个领袖人物之一。此时在党内能与张国焘资历不相伯仲的只有周恩来，而毛泽东无论是资历还是在党内、军内的处境都无法与之抗衡！毛泽东要在这种不对等的情况下与之博弈难度可想而知，无怪乎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话说，这一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
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博弈，以两军会师后召开的三个中央政治局会议为主线，即两河口会议(6月)、芦花会议(7月)、沙窝会议(8月)，以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随红1、3军团单独北上为终结。造成中央以及红军分裂的原因是复杂的，把责任简单归结为失败的一方是对历史和当事人的不公正！应该是把当时历史发生的各个层面客观地展现给读者，让后人心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或许才是对历史人物公平的作法。
6月16日，即翻越夹金山前一天，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告知了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构想。中央的这个设想与李先念汇报的想法大致相同，故毛泽东对李先念的汇报频频点头。
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中，徐向前也认可这个想法。在看到中央电令后，他认为：“中央当时想以夺取岷江和嘉陵江上游的中间地区为立脚点，伺机向甘南和陕南发展，这同我们原来制定的‘川陕甘计划’有相近之处。” 这里注意他的用词“有相近之处”！这就是区别，“川陕甘计划”是以“川”为依托，然后发展“陕甘”，并不是放弃“川”。
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有一个与中共中央有分歧的战略方针。他们以自己和徐向前三人名义在6月17日复电中央，论述红军向北、向东发展的风险和困难，他们主张：……或暂时向南进攻。
两军会师后，陈昌浩深深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涛的激烈权力斗争。对陈昌浩来说，这是他自参加革命以来首次面临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从到鄂豫皖根据地以来，陈昌浩的上级是明确的，远是党中央，近是张国焘。凡是党的和张国焘的指示，他都会认真地执行。再加上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地位，只要他拿出全部的精力和胆识，十二分努力地为党工作，就不会有问题。所以工作再累、再苦、再难，他也是充满激情，勇往直前。他的老搭档徐向前为此给他很高评价。但随着一、四方面军关系逐渐恶化，张国焘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的关系日益紧张，在陈昌浩面前出现的是他无法避开的政治漩涡，他最终酿成了自己人生的苦果。
由于张国焘和党中央在战略行动上的意见分歧，陈昌浩与张闻天这两位留苏战友之间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随着斗争形势的愈演愈烈，双方关系最终破裂。陈昌浩对张国焘无论是个人情感还是政治观点都十分融洽，他非常尊重和敬仰张国焘。而张闻天在党内主要依仗毛泽东的战略，与毛泽东结成了政治同盟，当时他支持毛泽东也就是在维护自己。
面对与张国焘战略方针的分歧，令已到小金的中共中央不断致电张国焘交换意见。经多次往返说明仍不能统一认识后，中央提出，若抛弃向川陕甘发展的方针，改向别处发展，这关系全局，要认真讨论；张国焘应立即赶来中央，以便商决一切。为了弥合意见分歧，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两河口开会。
6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达两河口。次日，张闻天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在论述两军会师的意义和分析形势后，指出：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成为目前两个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根据地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
文章还说：“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因此，“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这篇文章是为即将召开的两河口会议“定调”的，也是不点名地批评张国焘的。
6月25日，张国焘从茂县，经汶川、理番(今理县)的猛固沟来到两河口。那天下着雨，毛主席他们在村外的帐篷里等着。到下午快烧晚饭时，看到远处有一队骑兵过来，一匹大白马上骑着一个威严、富态的大个子，这就是张国焘。跟他来的是护送的骑兵排，个个都英姿飒爽、气势夺人。 二是对中央部分领导的指责在四方面军内做出强烈回击，为此，他并没有疏导四方面军对中央的不满情绪。凯丰在中央红军的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路线问题。张国焘知道后就大倒胃口，在两河口会议期间就质问过张闻天；张闻天没有正面回答，免得陷入该问题的纠缠，干扰会议进程。本来大佬状况不好，趁着心情不好骂骂细佬很正常，按说就认了也没啥！但张国焘偏偏较真，正是对这一点，在回到茂县后，专门召开中共西北特委常委会议。
他强调：过去离开鄂豫皖是正确的，从川陕根据地撤出也是对的；肃反路线是正确的；特委对政权问题的认识是列宁主义的，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正确的。他甚至反击道，“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等。后来，张国焘与中央的分裂能在红四方面军受到广泛支持，与他长期制造的思想主导有密切关系。
三是不隐瞒两个方面军的现实矛盾，把话都挑明了，把问题都捅出来，有心添乱。
徐向前回忆说：凯丰、博古他们曾指责四方面军有什么“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之类。张国焘对他们进行批评，这是应当的。但是，张国焘还将他们那些错误的话在下面大肆散布。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不了解具体情况，也不可能去作深入分析。这样，不断激起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反感情绪，而且对领导层也有影响。徐向前耳闻目睹了许多不利于两军团结的现象，这个说法是公正的。
四是在没有达到自己提出的组织要求前按兵不动，这被视为公然向中央要权。
张国焘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连续召开会议和与干部谈话，把大家的想法都调动起来了。他并没有按照《决定》和作战计划马上出兵当先锋，而是开始鼓动上上下下向中央建议，提出要“统一指挥”。
在中央慰问团到达四方面军总部后，他当即向李富春提出：要充实红军总司令部，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此事未告徐，徐不知道)，陈昌浩为总政委；并建议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李富春认为事关重大，当即电告中央。
随后，四方面军一部出兵毛儿盖，张国焘致电中央，强调毛儿盖战斗开始，胡宗南将集结兵力于松潘及其东北地区，提出：为了将主力迅速开到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宗南部，须宜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
7月中旬，又由陈昌浩出面，接连两电，要求“指挥统一”，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声称“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暗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引起部队调动的混乱，给敌军以可乘之机。中央领导都很清楚，张国焘要为四方面军团队在中央攫取更大权力。
7月上旬，中央派出慰问团抵达四方面军驻地，一方面进行慰问，一方面宣传中央会议精神。慰问团有参加了中央会议的李富春、刘伯承、林伯渠等。张国焘对慰问团的意图和行动充满猜疑，他自己是如此去影响一方面军的军事主官的，显然对方也有此意；
在张国焘和陈昌浩的安排下，慰问团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行动也受到了“热情”的限制。张国焘的办法是“陪着”，中央慰问团吃饭、散步都有专人陪同，他们被尽量减少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触。此中邓发向张国焘建议，帮助四方面军重建政治保卫局。他的好意受到张国焘的坚决拒绝。张国焘表示，他信任自己的将领，无需保卫局和政治委员的双重监督！显然，张国焘不愿让中央插手四方面军的人事安排，并且他对邓发领导的政治保卫局在红军肃反的所为极为反感(虽然张国焘和陈昌浩也是肃反能手)。
两河口会议，对张国焘来说只是他与毛泽东博弈拉开的序幕。随着毛泽东和中央对他的要求不断妥协，这场博弈愈演愈烈。红军与国民党的战争危机，暂时不尖锐了；但在荒无人烟的雪山草地，党内危机却严重起来了。
张国焘向中央慰问团的成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提出改组充实总司令部的建议，推荐徐向前担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明摆着，张国焘之前已经掰着手指头算清帐了！
李富春感到事关重大，便给中革军委领导人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朱、周、王、毛：
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宗南)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7月6日1时
真够烦人的！中革军委对此保持沉默，压根就没打算理睬。这下好玩了，四方面军的电报几天后纷纷传来，口气也越来越不客气。这也太欺负人了！毛泽东后来愤怒地说：“各种燕雀们都打电报来了。”就是指这些事。
7月9日，中共川陕省委领导成员联名致电党中央：“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1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太阳底下的新鲜事吧？一个川陕省委居然插手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安排，难为谁呢？这只能赖那脑子进水的幕后编导，这显然是张国焘的布局！哈哈，反正现在闲得没事，就整这给你毛泽东添堵。但中央依然不信邪。
7月16日，陈昌浩出面了。他有点蒙人的艺术，说些不着四六的扯淡话。他致电中革军委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徐向前：“阿坝应速取。浩甚望指挥统一，大振士气，提高军纪、党纪，坚决反右、肃反，争此大胜。一切可见代呈。惟浩只在中央及军委领导下坚决工作，但决不敢问，且无能另当大任也。如何？盼复。”
还别说，这张国焘玩这手还玩上瘾了！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再三催促下，中央无法再保持沉默。这年头，决策圈里的人都不傻：四方面军人多势众，没有他们的配合，一方面军是孤掌难鸣。中央急于北上，摆脱在藏区缺衣少食和到处挨打的被动局面；可张国焘按兵不动，非要先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看来中央也没啥牛逼，有实力你不服不行啊！
毛泽东和张闻天认真地商量这个重大问题。毛泽东的策略是一石二鸟，也就是说服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一职给张国焘。周恩来在党内的资历和在红一方面军的威望都不在毛泽东之下，这一安排为毛泽东扫清了一个竞争者，也暂时满足了张国焘。但毛泽东紧紧把握住一条最根本的原则：党的领导权决不能让。红军的原则是党指挥枪，一旦将党的领导权让出去了，那枪也会丢掉。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 “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表示赞同。
当时彭德怀等人都不明白毛泽东“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策略的奥秘，后来形势的变化，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远见佩服不已：“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是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7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洛甫(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共9人。会议只有一项议题：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
在芦花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首先提出经过充分酝酿的人事安排意见：“军委设总司令，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为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即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帮助之。” 张闻天讲完后，张国焘、毛泽东等相继发言。张国焘提出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人员。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他婉转地拒绝了张国焘的要求。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意见。最后张闻天说：大家一致意见，很好，张国焘任总政委，徐向前、陈昌浩任前敌部队指挥，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权力分配的第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根据会议的决议，当天军委向各部队发出通知：
各兵团首长
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
7月2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和干部任免作相应的调整。命令如下：
各军首长：
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更，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1军团改为1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3军团改为3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
5军团改为5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代)。
9军团改为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原第4、9、30、31、33等5个军番号仍旧。
4军以许世友为军长，王建安为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
9军以孙玉清为军长，陈海松为政委，陈伯钧为参谋长。
30军以程世才为军长，李先念为政委，李天佑为参谋长。
31军以余天云为军长，詹才芳为政委，李聚奎为参谋长。
33军以罗南辉为军长，张广才为政委，李荣为参谋长。
特电知照。
朱张周王 7月21日
同日，军委还发布《关于松潘战役军队部署的决定》，宣布：“任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均归其统率指挥。并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同时收缴了一方面军的密码，统一发给新密码，由此断绝了一方面军各军团的横向联络和配合，今后各军团只能纵向和总部联络。
这一次大幅度的调整，张国焘心气挺高，原希望弄个军委主席一职干干，虽然没能实现，但也得到了红军的指挥大权。前方作战也由红四方面军负责指挥，红一方面军退居次要地位。好家伙，张国焘的团队好像已经可以控制红军了。这就是女人管家的手段：给男人一点空间，让这家伙得意洋洋，以为自己是钻石王老五，由他自欺欺人地保持心理优势。但女人始终要记得，财政大权(决策权)在手，他的空间就有限！
不能取胜，就该谋和！妥协，是政治关系重要的谋略。毕竟红军要生存，这靠的是理性而不是意气。用让步的方法避免冲突和争执，这是博弈的原则。这一次毛泽东不得不对实力低头！中央作了很大让步，尤其是周恩来，为顾全大局，把红军总政委的位子让给张国焘，自己只剩下一个军委副主席的名义。
将一方面军的军团降格成军，使他们与四方面军的军平级，这对一方面军的军政主官是不公平的！他们大都是“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将才，是根据地或方面军的参与创建者，或者是留苏深造回国的，其革命资历深厚。
一方面军虽然损失大，但保留的干部多，且素质高，中央原想安排充实给四方面军，没想到张国焘竟然摆出一副收编一方面军的嘴脸！面对如此独食的领导者，试想中央红军的干部谁敢在他门下讨食？本来张国焘在博弈中占了上风，他应该见好就收了。但是张国焘并不聪明，他还要和中央算政治路线账，这令当初中央首先挑起争端的人感到了危机。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央机构和军事首脑部门旋即北移毛儿盖，但北进的路线仍未查明，还须等待一些时间。我于是主张利用毛儿盖停留的几天来澄清党内的歧见。我所建议的要点是：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意志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政治局果然不得不定期举行会议。这是我们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后来中共称之为毛儿盖会议。”他的记忆显然不准确。
中央根据张国焘的要求，只得安排7月21日和22日又在芦花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对前一段的斗争作出评价。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邓发、凯丰、李富春、刘伯承。
这次会议是一次非正式的交锋，中央领导人发言的调子并不一致。朱德、毛泽东、周恩来、邓发都以肯定为主，善意地提些意见。凯丰则是毫不退让，他措辞严厉，大有批判的味道。会议结束前，张国焘作了补充发言代替会议的结论。他承认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因为对蒋介石军队的力量估计不足，打得不够坚决。当时考虑保存红军是主要的，对游击队的作用重视不够。张国焘讲完就散会了，会议没有形成文字的决议。
红军北上，最便捷的路径是经过松潘。松潘位于四川西北，是著名的“川西门户”；它的地理位置是“北望河惶，南通汶灌”，是进入甘南、陕北的锁钥要道，也是历史上有名的边陲重镇。因为松潘重要的战略地位，自古以来为用兵之地。
当年吐蕃首领松赞干布率大兵二十万入侵松潘，进而威胁长安。唐王朝无奈之下，只得将公主下嫁。为接受唐代教训，明王朝自洪武十二年起，前后历经60年，在松潘修建了高大结实，方圆达十里之多的坚固城墙。城墙的门洞由条石码砌，厚达十五丈，历经数百年风雨不蚀不坏。
这段时间蒋介石也没闲着，他命令已到达松潘的胡宗南大量修筑碉堡群，同时命令入川的薛岳向西北推进，威胁红军东南方的安全。1935年7月，在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的情况下，红军按计划发动了攻击。松潘城高墙厚，红军没有攻坚武器，明显处于被动局面；红军攻打多日不下，反而损失惨重，不得不另找北上之路。以上就是制定《夏洮战役》的背景。
此时，毛泽东对张国焘争取的东西还能忍受，前提是四方面军用实力打开一条北上的通道！因为川西北地瘠人贫，粮食问题日甚一日，10万红军生存难以为继。眼下红军的当务之急是迅速向北，脱离险恶的环境，毛泽东恨不得立马开拔；他心里明镜一样清楚，有什么“路线问题”，等中央安顿下来了再讨论不迟。
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必须尽快寻求新的出路。在毛泽东的催促下，1935年8月3日，中革军委制定了向北发展的《夏洮战役计划》。夏是指夏河、洮是指洮河。夏河是川西北通往陕北、甘南的重要通道，这里地势开阔，南下可扣川西平原大门，西进可达青海、新疆，往北便是红军要去的陕北。因为这里地势重要，自古便是夏、羌、回、藏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往来征战的战略要地。如果占据这里，北上、南下、西进均能实现。
因为要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的作战部署，红军不得不全军走过死亡之路——“草地”(千里大沼泽)。川西北地形复杂，水网、山谷交错，不便于10万人的大部队运动。张国焘提议，部队分左、右两路行动。对他的这个提议，陈昌浩、徐向前都不赞成。他们认为，会师就是为了增强力量，分成左、右两路，削弱了红军与胡宗南决战的力量。
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同意张国焘的提议。毛泽东的中央正愁无法摆脱这个难缠而又不合作的政治对手，哪有不同意之理？当然是一奏就准，轰然叫好啦！当然，这不能算分家，为了选择最好的分手时机，只能算是暂时分居。中革军委做出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就像分蛋糕一样，每边4个军，你不多，我也不少，大家都有面，这回够公平吧？ 左路军由红军总部、原红5、9军团、红31、33军共同组成，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在马塘、卓克基集结，向阿坝开进；右路军由中央主体、原红1、3军团、红4、30军共同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这样的安排或许就有一些军事指挥以外的考虑，也确实为日后红军的分裂造成了可操作的基础。张国焘的另一个要求，即是明确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的职权划分。张国焘进入红军总司令部后才发觉，以前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直接听命于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只是徒有虚名。他提出，中革军委隶属政治局，所以应该是只审核军事方针和监督执行，不应该再直接发布军事命令；军事机构应该概属总司令部管辖，各军事单位应该秉总司令、总政委的命令运作。这种明确职权划分的后面，可能含有他不可告人的企图；因为他个人的很多意图无法在政治局实现，或许只能通过军事指挥程序来完成，事态的发展证明了这点。
他的这个程序设计又轻松达到了，但张国焘还不罢休！他对博古、凯丰等人批评他“逃跑主义、军阀主义”的言论要讨个说法，所以他现在反提出，需要先解决中央“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这回他的提法令毛泽东一惊。毛泽东原本没搞清张国焘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真实意图，反复探寻张国焘的意思，最后才得知张国焘希望“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其实质想法就是要在部队行动之前改变中央的组织结构，充实自己的力量以达到解决政治问题的目的。博弈中虚张声势、吹牛使诈，是为了获得多数的拥戴，可是做过了头，反会使人反感，无端树敌。
其实，毛泽东虽然极力团结张国焘，劝诫大家尽量不要说刺激的话，但有时他并不反对，那几个冲动、幼稚的“真正布尔什维克”毛头小伙(张闻天、博古、凯丰)在党内向张国焘抡棍子；当然他只是幕后点拨、冷眼旁观而已，或许感到有点有趣！此前，尽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但由于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中央政治局内部情绪也很紧张。
陈昌浩和张闻天、博古等都是留苏的同学，陈昌浩比张闻天要小6岁。在莫斯科他们是关系密切的同学，都是党史上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现在两人一个是中央总负责，一个是四方面军负责人之一，对于张国焘与中央的矛盾问题，两人的观点分歧可谓南辕北辙，根本没得调和。
张闻天曾坦率地责问陈昌浩：“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者！为什么四方面军的干部不跟中央走，而要追随张国焘？”对张闻天的这个提法，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这话陈昌浩可不爱听。他反驳说，你们的批评是不公道的，张国焘领导四方面军有很大的功绩，为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所拥护，如果这样对待他，将引起四方面军同志们的重大反感。
总政治部有一个《干部必读》的政治刊物，张闻天、陈昌浩、博古、凯丰、杨尚昆等人都是编委会成员，编委会对每一篇文章都要讨论，决定是否刊登。张闻天就写过一篇针对性很强的《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编委会讨论的时候，陈昌浩觉得不应该专拣“南下”来说事。我呸，凭什么写这种文章满街叫卖，也太恶心人了！(这句是我瞎猜的)他怒气冲冲地拍桌子骂道：“你这是什么狗卵子文章，你如果要发表这个文章，我就号召四方面军起来反对你这个狗卵子中央。”
陈昌浩性子急，一急就骂人，狗卵子是他骂人的口头禅。呵呵！这可让人家觉着四方面军的领导水平低了，不能整得这么俗啊！两人这回都使起意气啦，当时言语就掐起来了，博古、凯丰等人赶紧都来劝阻。我呸，最可气的就是你们这些闲人起哄！(这句也是我瞎猜的)陈昌浩愤愤不已地说：“动不动就扣上路线斗争的大帽子，是不是想整人……北上就北上，何必又端出个南下来批判。”由此事可见，当时双方情绪上已处于尖锐的对立，高层领导情绪的对立扩散开来，也直接影响到下面。
托尔斯泰曾说：“谁也不满足于自己的财产，谁都满足于自己的聪明！”此时的张国焘就是如此。他不合时宜地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为此，毛泽东对张国焘指出，按组织原则，政治局委员必须全国党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委员选出！但张国焘针锋相对地暗示，遵义会议不是也没按这个原则？为什么你毛泽东可以，我张国焘就不可以！呵呵，这老张也想在党内搞市场经济啊！张国焘的行为彻底激怒了毛泽东，行啊张老大，您真想把俺扒光呀！毛泽东立马叫张闻天起草个决议草案，对张国焘的错误作不点名的批评。张闻天早认为该压一下张国焘的嚣张气焰了，于是就决定在中央领导人驻地沙窝举行政治局会议。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南的沙窝寨子召开会议，党史称这次会议为“沙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会议有两项议程：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案；解决组织问题。
会议还未开始，就显露出一种紧张的气氛。沙窝是红四方面军12师陈锡联的防区，张国焘回忆：“这里四面皆山，山上树林茂密，山沟中有一个藏人的小村庄，自成天地。”当张闻天迎接张国焘进村开会时，张国焘发觉他们“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哨兵使用特殊口令，显得戒备森严。当时中央机关另设了一个中央纵队司令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当晚全村周围警卫密布、如临大敌”。
中央这阵势是对谁呢？针对的当然是张国焘。因为中央已经知道张国焘开会的目的是要改变政治局的组成，用毛泽东的气话，就是张国焘要开“督军团会议”，他仗着人多、枪多来压迫中央。张国焘心里也明白，这是一轮新的博弈。所以就在张国焘停留毛儿盖期间，发生了一起四方面军十几位高级将领与当时党中央总负责张闻天激烈争吵的事情。党史上称之为“围攻”张闻天。
事发前后的情景是这样的，张国焘、陈昌浩和10余名骑兵卫士从毛尔盖附近策马赶来开会时，张闻天已亲自在沙窝沟口待立迎候。这位成竹在胸的“总负责”，见到张国焘偕陈昌浩而来，便不由皱了下眉头，感到其中必有文章。他煞有介事地说：“今晚是中央政治局会议，非政治局委员不能出席！陈昌浩同志就不要参加了。”
让陈昌浩随同前来开会，本是张国焘自作主张，被“负总责”迎头拦驾后，张国焘显得很尴尬。他解释说，中央已决定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务委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即使不够资格参加政治局会议，也完全可以列席会议嘛。
“列席也不行！”张闻天直截了当表示不予接纳，顺嘴又来一句：“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必须坚持！”
如此不给面，把陈昌浩弄得满脸通红。在此时刻，他不得不服从“负总责”的裁决。这一晚，陈昌浩和那一班骑兵卫士，就在沟口的松树林子露宿，辗转反侧折腾了一个通宵，心里很不是滋味……张国焘只带着他的贴身卫士何福圣，随张闻天步行进入山沟，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深夜三时左右散会后，我步出沙窝沟口，与陈昌浩会晤，并告以会议的经过。陈昌浩非常难过，很激动地问我：为什么中央这样顽强的抹煞四方面军一般同志的意见？……翌日，陈昌浩便约见张闻天恳谈，用意是想劝张闻天接纳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见。”
这次恳谈的地点是在附近的四方面军总部。陈昌浩事先召集就近驻扎的几位军师级干部，大家商定以后，便派人去请张闻天，说有重要事情向中央反映。张闻天来后，陈昌浩首先进行劝说，要求张闻天拿出“负总责”的权威来，让毛泽东等人采纳张国焘所提出的意见。
在座的有一位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广东人名叫何畏，原为红九军军长，新任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他怒气冲冲地拍着桌子，向张闻天大声吼道：“中央领导一错再错，到现在还不认错，我这个党员再也不信任党中央了！”
大家对四方面军被指责为“逃跑主义”、“军阀主义”早就极为不满，现在看到何畏与张闻天大吵，平时积累起来的情绪一下子发作，也一轰而上，围着张闻天七嘴八舌地嚷开了。他们纷纷质问张闻天，为什么中央对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这一基本事实视而不见，反而要指使凯丰公开发表文章横加指责？随后又偷偷摸摸地收回？还专门打招呼不能让四方面军的同志看见。为什么中央红军遭到惨重的失败不对自己进行全面检讨，反而要对四方面军的工作进行全面清算？
他们义愤填膺地纠正“负总责”的观点：中央对张国焘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不仅有很大的功绩，而且深受全体官兵的拥戴，如果中央不肯听取和采纳张国焘的意见，将引起四方面军8万余众的极大反感……。.pb{}.pb textarea{font-size:14px; margin:10px; font-family:"宋体"; background:#FFFFEE; color:#000066}.pb_t{line-height:30px; font-size:14px; color:#000; text-align:center;}/* 分页 */.pagebox{overflow:hidden; zoom:1; font-size:12px; font-family:"宋体",sans-serif;}.pagebox span{float:left; margin-right:2px; overflow:hidden; text-align:center; background:#fff;}.pagebox span a{display:block; overflow:hidden; zoom:1; _float:left;}.pagebox span.pagebox_pre_nolink{border:1px #ddd solid; width:53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 text-align:center; color:#999; cursor:default;}.pagebox span.pagebox_pre{color:#3568b9; 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visited,.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 text-align:center; width:53px; cursor:pointer;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pre a:active,.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next a:active{color:#363636; border:1px #2e6ab1 solid;}.pagebox span.pagebox_num_nonce{padding:0 8px; height:23px; line-height:23px; color:#fff; cursor:default; 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pagebox span.pagebox_num{color:#3568b9; 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 padding:0 8px; cursor:pointer;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hover,.pagebox span.pagebox_num a:active{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pagebox span.pagebox_num_ellipsis{color:#393733; width:22px; background:none; line-height:23px;}.pagebox span.pagebox_next_nolink{border:1px #ddd solid; width:53px; height:21px; line-height:21px; text-align:center; color:#999; cursor:default;} 这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工农“好汉”们都不是什么“善茬儿”，就像小说《亮剑》里的李文龙一样！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说话毫无顾忌，因此说了很多过头话。何畏参加过广州起义，是独臂将军，他用剩下的一只手臂指着张闻天气势汹汹地吼道：“你像个什么党中央总负责人？我看你简直就是个汉献帝，曹操手中的傀儡！”可能这时张闻天心想，妈呀！这有多横啊，一不小心，还不让丫给剁了。张闻天算是真正明白了，张国焘为什么喜欢重用工农干部了(敢说、敢拼，好指挥！)。就算他张闻天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本事，今天也战不过这帮“丘八”！他完全没有料到四方面军的这些高级将领会这样对待自己，哪里是恳谈啊，分明是开斗争会嘛。这可真把他惹急眼了，口齿也利索了！
灰头灰脸的张闻天作勃然大怒状，瞪着端坐在一旁的陈昌浩大声说道：“陈昌浩同志，对今天发生的严重行为，你要负完全的责任！”陈昌浩委婉地劝说道：“中央听不进国焘同志的意见，那就听听四方面军指挥员的意见吧。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这不过是党员个人的直率表示，向你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请不要介意！……”
“陈昌浩同志，这件事并不是孤立的，我会向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通报的。”说罢，虚张声势的张闻天匆匆拂袖而去。
陈昌浩认为，四方面军高级指挥员有权利也有责任给中央提意见，虽然态度过激，但所提意见值得中央认真考虑，而张闻天坚持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反对党中央的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惕，不能不暗暗担心，四方面军的“好汉”们会像《水浒》中的林冲所为，为了树立晁盖的领导班子搞掂小白脸王伦！他们会不会也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呀？如此一来愈发恶化了一、四两方面军官兵的关系。
还是回头说沙窝政治局会议吧，会开了3天。首天是常委会议，令人费解的是凯丰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负责人邓发列席了这次会议。刚开始会议，毛泽东就给了一份张闻天拟好的决议草案让张国焘过目。文件不长，其中的字句“……开展对一切反对中央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的中心任务。……”令张国焘如芒在背，读后感受到了可能开展的残酷斗争气氛，毕竟与之博弈的对手同样是政治斗争和党内肃反的高手！与会者传阅后个个脸色严峻，当张闻天请大家讨论时，竟然全场肃穆，无一人发言。
毛泽东的布局果然把张国焘惊毛了，张国焘联想到会场外负责安全的中央纵队的森严戒备，他可能感觉好似林冲误入了“白虎堂”。他不能不暗暗担心，在此可能发生的所有不测；会不会就等一声大喝：拿下这厮！张国焘毕竟不是个真正的政治家，事实上，他只是个投机政客，他多少有点被这紧张的阵势唬住了。
为了缓和气氛，张国焘第一个发言，他尽量语调轻松地表示：我们之间发生歧见，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梁山伯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吵并无关系。……最后张国焘解释，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误会！他没有瞧不起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们，也没有想以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摧毁整个中央的意图，更没有所谓凭借实力要挟中央的企图。所有的一切都是流言！总之，张国焘先说软话缓解了会场的高压气氛，然后尽量缓和地阐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结果。
这个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就一、四方面军之间的是非问题、关于退出川陕根据地问题与中央苏区丢失问题进行讨论。二是决定组织问题；张国焘表示他不想被人看成四方面军的代言人，应该“坚决提拔工农干部”参加中央工作，提出增加四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8人)。
在进行第二项议程时，毛泽东表示中央是全国的，不是一、四方面军的，照党章规定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名单；经过讨价还价，会议部分采纳了张国焘的意见，决定给四方面军3个中央委员，3个候补中央委员；增补陈昌浩、周纯全2人为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恢复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一方面军司令部，由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现在一、四两方面军在中央的人数差距缩小了，可这仍旧不能改变力量的对比。政治局常委中仍然只有张国焘一人，他和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这四名常委意见都不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上，毛泽东分管军事，这使他有代表中央决定军事路线的权力，这也是最重要的权力，也为日后定论分裂的责任确立了有力条件。
毛泽东碰上张国焘这种难缠的主，深感“生意”难做啊！这茶品到现在才品出味来。博弈中何时“妥协”，怎样妥协要看状况：第一，要看大目标何在，即不必要把资源浪费在无益的争斗上。第二，要看妥协的条件，避免逼虎伤人。最重要的是要巧妙掌握进退，这就是博弈的艺术！
沙窝会议上，张国焘原希望有更多的“工农干部”能进中央，但被毛泽东成功地阻止了。但中央还是同意陈昌浩、周纯全进了中央政治局。对于陈昌浩而言，沙窝会议是陈昌浩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他进入中央政治局，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在新的权力分配上，毛泽东多年政治斗争的经验告诉他，党内的权力决不能让，红军要听党的，这是无论如何也要坚持的原则。
为了稳住张国焘，消除他的不满情绪，会议决议中对一、四方面军互相表扬。《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目前在一、四方面军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问题，主要是由于相互了解得不够，缺乏对于一、四方面军的正确的估计。……四方面军的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是正确的，……创造了鄂豫皖和通南巴赤区，……。”
这是一次正面碰撞的会议，双方就革命发展的高潮、低潮问题、中央政治路线问题、遵义会议以后军事路线问题、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中央政治局人选的增加问题等争执不下。不过有一点还好，大家都认同，“买卖不成仁义在”(分歧是误会，不是路线问题！)。这好歹让大家都松了口气：首先，没伤和气；最后，总算“买卖”谈成了，勉强达成一致；并且决定：红军向北发展，争取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今天读沙窝会议的记录，我们不难体会到当年与会者微妙复杂的心情。双方都知道，他们之间有巨大的分歧与隔阂，但谁都不愿、也不敢把它摆到桌面上来辩出个是非曲直，而是谨慎地字斟句酌，说些对方能够接受的不刺激人的话，半吞半吐、闪烁其词。
沙窝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促使部队尽快北上。现在张国焘这家伙是，该争的也争到了，该吵的也吵完了，没什么事咱就赶路吧！万一驻守在松潘的胡宗南部主动出击，对红军的战略行动可就构成大麻烦了。
1935年8月10日，徐向前、陈昌浩发布关于右路军北上行动计划的命令。几天后，陈昌浩、徐向前的前敌指挥部已经到达毛儿盖。而朱德、张国焘带领的左路军在卓克基草地边缘备粮、探路，耗费了许多时日，大部队出发时明确的道路尚未探得。此时国民党薛岳纵队已经占领北川逼近抚边，对红军的后路造成压力。在前路不明，后有追兵的情况下，张国焘想要回兵抚边，保证后方安全。
8月15日，中央急电张国焘，要其命令左路军“即日出动”向右路军靠拢，并告诫“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地。”接到中央电令，左路军即向阿坝前进。阿坝是川西北中心，张国焘的想法是，川西的阿坝相比起来物资较为丰富，取得阿坝就有了后勤保障基地。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迟至8月19日才开始行动，而且没有安排一支部队向右路军靠拢。
8月21日，左路军攻占阿坝。到了阿坝后，部队为道路所困、停滞不前。为了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共同前进，徐向前、陈昌浩再次致电张国焘、朱德，希望左路军能与右路军并行，但仍无结果。
左、右两支大军近10万人停留在草地周围不进不退，后勤给养上极为不利；且不说这会给敌人以时间部署堵截红军，近10万人的粮食就是一大难题。这10万人一天要吃多少粮食？红军可是靠打仗的缴获来养自己的，所以必须行动起来！按照指挥权限，作为分管军事的中央常委，毛泽东可以制定红军前进的战略方针；但发布军事命令，指挥部队必须要经过红军总司令部。而负责指挥红军的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都在左路军，而且政委对部队的军事行动有最后决定权。 要调动左路军，必须要说服张国焘。毛泽东此时对张国焘的所为非常反感，张国焘靠手中强大的四方面军处处与中央相抗衡，他对此不抱太大希望。作为张国焘最主要的助手陈昌浩，他年轻，对党忠诚，作战勇敢，毛泽东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影响他。毛泽东开始对陈昌浩做工作，希望右路军不等待左路军，能够先行北上。那段时间毛泽东几乎天天找他商量工作，动员他带领部队先走。同时，毛泽东还将3军团政委杨尚昆派到总政治部去，让他给陈昌浩当副主任。杨尚昆在《我所知道的王稼祥》一文中回忆道：“陈昌浩当总政治部主任后，……中央让我到陈昌浩那里去当总政治部副主任……我去的时候，毛主席同我谈了话，主要认为陈昌浩在莫斯科和我是同学，……我到莫斯科学习比他早，班级也比他高，他总叫我老学长。毛主席说：你以前领导过他，现在你到他那里去，叫他领导你一下，……他是要我利用我们同学这个历史去同他搞好关系。我记得，毛主席当时给我印象深的话，是叫我当‘牛皮糖’，意思就是说要和他搞好关系，要团结他，要像‘牛皮糖’一样，不要当玻璃，玻璃不是一碰就碎了吗？他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当玻璃，一定要和他搞好关系。”
从陈昌浩的认识而言，他是不愿意两军分开行动的；合则力强，分则势弱，这是谁也明白的道理。当初两军会师，就是为了要形成合力。为了会师，四方面军连川陕根据地都不要了，现在却使部队分成左、右两路，而且自己要夹在两个对立的领袖之间指挥，他们的意见分歧造成了红军的行动长时间徘徊不前，发生的这一切令他痛苦不堪。
战争讲的就是时间，抢的就是时机，战机稍纵即逝，何况现在左路军停留已达十几天之久。右路军也停下来等候左路军。但敌人没有等，周围的敌人步步紧逼，胡宗南卡住松潘北进大道，对红军造成很大威胁；如果再拖下去，敌人部署完成，会使红军陷入进退不得的危险境地。
以军人的角度考虑，毛泽东的担忧，也是陈昌浩的担忧。对于张国焘行动的延迟，他和徐向前心急如焚，不断去电催促。可眼下张国焘就跟你这么耗上了，你真拿他没辙。最后，毛泽东要求陈昌浩不要再等了，带着部队先走。陈昌浩1961年5月10日回忆此事时说，毛泽东对他说：“张国焘带一部队另找路，不要紧，让他在那里，我们先走。我们走了他非来不可。”
毛泽东的建议让陈昌浩具体很难操作，他可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作为政治局委员，他必须遵守组织原则和纪律，尽力落实党中央北上的方针。但他又是军人，前敌指挥部必须要服从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朱德是总司令，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有权最终调动和指挥部队，他和徐向前没有总司令部的命令是难以擅自改变右路军行动部署的。在党纪和军令的双重压力下，他所能做的也只有不断地去电催促张国焘。
8月18日，陈昌浩和徐向前致电朱德、张国焘：“朱、张：……如阿坝已为我占，则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紧靠右路，速齐并进，以免力分。”
8月20日，陈昌浩、徐向前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中政局议定：夏洮战役前途主要向东发展，拟右路主要由洮河右岸捷路向岷州、哈达铺前进，争取洮河东岸……左路主力应速攻取阿坝，不然则向右路靠近以集中灭敌……。”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索花寺召开会议，主要讨论红军北上的路线，确定是经阿坝向青海西进，还是北上经班佑向甘南。这是陈昌浩首次在张国焘不在场的情况下独自和中央其他政治局委员们一起商量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根据当前的敌我态势，红军现在应该以主力迅速占领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而不应该向黄河以西发展。
陈昌浩在同意毛泽东意见的同时，也谈了自己的三点意见。一定要创造后方根据地；要迅速占领岷州；左、右两路军应该配合行动。在这三点里，与左路军配合是陈昌浩最大的担忧。他认为，如果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不能很好地配合，右路军单独向岷州前进是困难的。在行动方向上，一定要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而不能右路军向左路军靠拢，要他来援我，我们不能援他。右路军一定要集中在一起，四方面军两个军，一方面军两个军一定不能分散，要集结行动，集中兵力于决战方向。徐向前也说，要坚决从洮河右岸前进，从岷州方向向东突破。这说明，陈昌浩、徐向前在战役行动上的认识与毛泽东是一致的。
毛儿盖会议气氛良好，意见一致。陈昌浩的表态令毛泽东听得心情舒坦，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毛儿盖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路线完全令蒋介石错愕不已，毫无军事防备。
8月21 日夜，陈昌浩、徐向前又一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左路可以一部经阿坝，不必肃清该敌，只可迅速向目的地前进。中政局决定主要以岷州为根据向东发展，争取在洮河东岸与敌决战。……”
中央也就毛儿盖会议决议作出的调整战略方针内容致电张国焘：“国焘同志：政治局对目前战略方针有如下补充决定：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地区，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前进，……”
8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继续致电朱德、张国焘：“……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地，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在所有来往电报中，这封电报语气最恳切，言辞也最重。最后一句最重，“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可见陈昌浩对张国焘迟迟不动的焦急情绪以及赞成北进的鲜明态度。以往陈昌浩致张国焘往来电文中落款均为“浩”或“陈”，或“昌浩”，从未以“弟”相称，这回可是认张国焘为大哥了，说明此时陈昌浩情急之至。但政治上幼稚的陈昌浩就算是认他做亲爹，叫他做亲爷也不管用！成竹在胸的张国焘已打定主意南下了。
毛儿盖会议的《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使陈昌浩基本有了下一步行动的依据；在左路军迟迟不动的情况下，徐、陈二人无法再等，他们指挥右路军分几路纵队踏进漫无边际的草地继续北上，挡在右路军北上道路前方的关口是已被胡宗南部占领的包座。
包座位于若尔盖县东南部，地处深山峡谷的包座河两侧。胡宗南进驻松潘后，松甘古道便成为其主要粮道，胡宗南部队大部分粮食的运输都经过这里，为负责积存和转运来自甘肃的军粮，胡宗南在此设立了兵站和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
如果打下包座，红军既可取得胡宗南的粮草，又能冲破胡宗南的围困，取道松甘古道直出甘肃。包座是红军北上的必须克服之地！考虑到现时中央红军较差的装备和战力，徐向前、陈昌浩主动向毛泽东表示，这一仗由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来打。
8月29日，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红30军和红4军发动包座战役，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49师的大部，歼敌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使右路军得到了基本补充，也向中央红军展示了四方面军的强大战斗力。
包座战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包座战斗的胜利，为中央红军扫清了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虽然包座战役胜利结束，但张国焘的左路军仍然不见动静。此时张国焘拖延北进行动近一月之久，再拖下去贻误战机，不但北进方针受影响， 一旦敌人完成部署，整个红军前途也将处于危险境地。
毛泽东内心焦急万分，继续作陈昌浩的工作，希望他催促张国焘北进。但他也明白，陈昌浩是军人，军人的行动要听军令。9月1日，他拉上陈昌浩、徐向前共同署名致电朱德、张国焘：“朱、张：目前形势极有利发展……目前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线一般空隙多无敌……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候左路到达，……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张国焘为何在草地一拖再拖呢？这草地可不像我们今天所见的苍凉美丽、让人眷恋，现在去那里旅游可是浪漫无边哟！那时的茫茫草地，没有任何路标。左路军的运气不好，正赶上连日下雨，河水暴涨，很多地方都被淹没；左路军的部队在草地中不辨道路，急得到处找向导，严重影响部队的前进。北上的艰难比张国焘原来预期的还要严重，他内心一定非常痛苦，后悔当初没有坚持自己向南发展的“正确”主张！也许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补救红军的被动局面。张国焘自己回忆说，行动迟缓是受困于草地复杂的地形：“我们从毛儿盖西行……在刷金寺停了两三天，积极查明北进道路。这一带的地形，我们是十分陌生的，原有地图又错误百出，一切需重新考察研究。刘伯承参谋长费了很大的力气，广询当地人民和喇嘛，才拟定了一个北进略图。我和朱德根据刘伯承所提供的资料，下令全军北移，以甘南的岷县临潭一带地区为目的，各单位所担任的任务和行进路线都有明确规定。其中最主要之点是：徐向前、陈昌浩所率两军应先行进袭松潘北面之敌——胡宗南部，打开右面的北进通道，并保障全军的右翼。我们总司令部 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座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着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果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面前，它原不过是一条小河，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愈一丈，宽达300米，我们无法通过，看形势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计可施，决定回师刷金寺。我们把为水所阻的情况，电告毛泽东等和其他军事单位，并电令各军暂停前进，俟总司令到达刷金寺后再定下一步步骤。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回到刷金寺，归途中雨虽停了，但部队极度疲劳，疾病增加，非休息一两天不可。”(张国焘《我的回忆》)
直到8月30日，陈昌浩、徐向前打下包座，北上道路通畅后，张国焘才命令左路军集中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北进。但他仍旧留下31军政委刘瑞龙在阿坝“大大开展工作，使阿坝成为苏区一部。”这封电报说明，张国焘已经开始考虑改变中央北上的“政治路线”，为自己重新建设根据地在做准备了。
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催促张国焘的电报到达后，9月3日，张国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让他们转呈中央：“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拟乘势引诱敌北进，右路军趁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也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同时，张国焘发万万火急电报，命令左路军的部队回到阿坝。
这是张国焘首次明确回电右路军应该南下。而且他的电报是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看似正常指挥部队)，然后让他们再汇报中央，这样他就公开地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委的身份，违背了中央政治局北进的决议。他的这封电报表面看，它只是强调左路军北进的最好时机已经错过，就算勉强会合，也失去了攻击敌人的突然性，所以右路军南下会合更合理！可是这个命令的政治后果，则是将陈昌浩、徐向前置于违反中央决议的尴尬境地。
这封在中国革命史上极其重要的电报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电报意味着自毛儿盖会议以来，中央所有关于红军前途的决定瞬间全被推翻了；还意味着数万红军官兵付出巨大代价穿越草地的努力，以及之后攻占包座所付出的巨大牺牲瞬间全无用了。更严重的是，在红军已经被兵分两路的局面下，张国焘依仗着他所掌握红军总政委的权力突然下此电令，必然会导致党和红军内部的分道扬镳(因为毛泽东不畏挑战的个性也决定了这一点！)。
接到这样的电报，毛泽东的心情可想而知。陈昌浩、徐向前也感到事态严重了，数十万大军在茫茫草地左右徘徊，前敌有充裕的时间坐待我军，后有中央军和几十万川军已占据所有的交通要道，部队如果退回阿坝，真是生死难料。
9月8日，陈昌浩、徐向前再致电朱德、张国焘：“……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闻天) 皆言，只有(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恩来)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坚决执行。”
请注意电文最后用词“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坚决执行。”这是作为军人明确的态度！前提是司令部发出明确命令。他们的电报是9月8号上午9 点发出的，接到他们的电报后，晚上10点，张国焘给了他们需要的回电。电文很简单，没有再与他们讨论北进、南进，上策、下策，而是以命令的口吻，“徐、陈： 1、3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这就是军事行动的依据！
这段时间，茫茫草地上空，交织着陈昌浩、徐向前以及中央其他领导与张国焘的之间往来的电波，电报密度之大，远远超乎寻常。滴滴答答的电波声中，传递着各方的态度与决心。张国焘决心违反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南下，是基于他的政治意图和对敌情的分析判断，说明他已不愿再执行中央的决定。虽然有了总司令部的命令，仍然令陈昌浩和徐向前进退维谷。
徐向前回忆：“这份电令是陈昌浩先看到的，拿来和我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我们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我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同意，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晚上，陈昌浩来电话，通知我去周恩来驻地开会。……我到那里时，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说就等你来了。在座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只有我不是，所以我是个听会的态度。会前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我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当晚，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7个人联名，起草了一份语气中肯的电报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朱、张、刘三同志：目前红军行动处在最严重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今天我们看这些文字，最后的语气不是命令，而是近乎哀求了！
9月9日，经过痛苦的权衡利弊，陈昌浩到毛泽东驻地去报告自己的抉择，他将执行红军总司令部南下的命令。陈昌浩的报告，使毛泽东陷于深深的焦虑与痛苦中。张国焘的南下电令，给中央的北上方针带来极大的危机，红军两大方面军接近10万人的部队除1、3军团外，其余近9万人全部掌握在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手中，形势对毛泽东变得异常严峻。如果跟随南下，毛泽东的团队将永远受制于人，这是毛泽东绝不能接受的局面！
做了那么多工作，陈昌浩仍旧听张国焘南下的命令，毛泽东对此非常不满，毛泽东当即对其进行了批评。现在毛泽东只能考虑越级指挥自己的1、3军团了！如此，红军的分裂成为不可避免。从军事程序看，毛泽东是错的；从党的原则看他是对的，他的果断行为确保了中央红军坚定地执行党的方针。
毛泽东是一个富于眼量和极擅用人的政治领袖，他日后能够收纳“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将领如徐向前、李先念和许世友等，并予以信任和重用，为什么就不能原谅陈昌浩的“过失”？因为徐向前他们是军人，军人执行总司令部的命令无可指责。所以毛泽东曾评价徐帅是“老实人”！而陈昌浩是前敌总指挥部的政委，他应该按党的原则监督右路军执行党的方针，但他把对张国焘的忠实作为行动标准，所以陈昌浩难脱其责。这是陈昌浩的个人悲剧，也是他在西路军兵败后永远无法回军队的原因。
会师后，中央一些人给四方面军扣了那么多的屎盆子，陈昌浩作为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历任红军第4军、第四方面军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从感情倾向上来说，他也觉得和这些政治打手待在一起没劲，可能认为这些人太不地道！至于他来向毛泽东报告将执行南下命令时，是否与徐向前商量过，史料没有记载。徐向前、陈昌浩长期共事，配合甚好，这次重要的决定，相信他们之间有过商量意见。 作为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感情倾向也是很明白的。他在回忆中说：“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的多了，不少干部都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8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拥护第三国际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合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徐向前、陈昌浩两人都有这种情绪，这对他们的行动自然会产生影响。从博弈的角度看，大多数人的选择实际上有利己成份，或者从长远看，是“利己利人”的；可能会存在毛泽东所谓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行为，但并不普遍，且不足以动摇人类的行为趋向。
现在是，红军的分裂已不可挽回地形成了！我们不去评价是谁的责任，在这里只是展现当时的几个历史层面的细节，相信读者读后心中自有公论！
在准备分手之前，毛泽东再次找陈昌浩，就南下还是北上这个问题最后征求他的意见。陈昌浩说，既然张总政委命令南下，就南下！这个问题不必要再争论了。我觉得陈昌浩的结论有点让毛泽东感到自讨没趣，他听罢还能说什么？难道像当今的电视节目主持一样说：恭喜你闯关成功！那也太不靠谱了吧。他只能讪讪地说：“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总要开个会。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因为生病在3军团，我们去3军团叫他们来开个会吧。”陈昌浩毫无戒心地点点头。
晚上11 点，毛泽东又特地去探寻徐向前的真实看法。他站在徐向前住处的院子里，问他对北上或是南下的意见。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听后让徐向前早点休息，然后告辞了。
凌晨，毛泽东一行出发去红3军团。毛泽东此一去再也没有回头。到达了红3军团的驻地巴西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五位政治局委员立即召开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巴西会议”。巴西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由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红1军团靠拢，之后与红1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用“北上先遣支队”这个名号是很有奥妙的，它即不表示红军分裂，也不代表红军主力。如此一来，既能出敌不意突然北进甘南，又可以避开“围剿”的重心快速发展。
1935年9月10日，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因危机四伏而紧张混乱的日子。
凌晨刮起了大风。叶剑英携带着从机要组组长吕黎平那里要来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牵着他的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这可是毛泽东的“眼睛、耳朵”，是他最关心的！)等直属单位，以“打粮”为名向红3军团的驻地巴西出发了。据说，事发前叶帅将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令其“彻底展开党内斗争”的密电呈送毛泽东，成为毛泽东不辞而别、单独北上的合理依据。如此一来，“密电”事件成了红一、四方面军分裂的最直接的原因。
毛泽东始终对此事坚信不疑，密电的主要见证人叶剑英元帅，生前也一直坚持密电事件的真实性。《叶剑英在非常时期》这本书里写道：“1971年8月，毛为解决林彪而南巡‘吹风’时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在以后数十年里，毛泽东多次提到叶剑英的贡献，他曾摸着自己的脑袋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毛泽东所指，就是党内广为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曾在“文革”中称赞叶大事不糊涂，也是指的此事；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曾私下对儿子陈祖莫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长征中的二次南下和“密电事件”犹如两道沉重的枷锁，在政治上牢牢地套在了他，给他镌刻下终生难以洗雪的“罪痕”。
近年以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当事人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1982年，徐向前元帅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朱德的政治秘书，后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等人访问时强调：“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泽东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帅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 正反双方均言之凿凿，令事件真相扑溯迷离。
李维汉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张闻天交给他的任务是，天亮之前把中央机关的同志全部从班佑带到巴西，会同中央北上。李维汉分别通知了凯丰(负责党中央机关)、林伯渠(负责政府机关)和杨尚昆(负责总政治部)，让他们分别负责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红军总政治部的行动。当晚，李维汉到街上溜达了两趟，观察动静，看看是否有人发现中央机关北上的意图。可以想见，这位部长当时紧张的心情，一定不亚于让他打劫银行！当然，他观察到四方面军对此没有任何察觉，才把悬着的心放回肚子。
半夜里凯丰通知立即出发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凯丰低声说：“不要问，不要打火把，不要出声，一个跟着一个，都跟我走。”集合完毕，跟着就似做贼一样地飞奔，一口气急行军十几里路。他们路上碰见策马扬鞭赶路北上的张闻天，张闻天告诉他们：现在张国焘要搞分裂，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现在情况非常紧急，30军发觉我们突然行动，前指副参谋长李特带着队伍来追，干部团在那边山头顶着，你们快往北走。说罢，带着警卫们打马匆匆而去。
红军大学是凌晨3点接到出发命令的，命令由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签发。宋任穷立即集合队伍，阐明了南下和北上的两条路线，说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意的就留下，结果红军大学全体人员都表示愿意北上。学员们出发的时候，红大政委何畏(上一场仗负伤)命令人用担架把他抬到了陈昌浩那里，报告了中央红军已经单独出发的消息。
被蒙在鼓里的陈昌浩、徐向前一觉醒来，发现原一方面军派来的叶剑英参谋长失去踪迹(叶与徐、陈同室而卧)；随后接到报告，叶剑英带上珍贵的军用地图、电讯二台台长曾希圣及密码本离开了前敌指挥部，并且沿途叫醒一部分原一方面军的人员，随中央红军连夜走掉了。陈、徐目瞪口呆，陈昌浩面对中央和毛泽东的坚定北上行动十分震惊，对毛泽东的突然越级指挥，他压根就没心理准备。他不停地说：“我们没有下命令，他们怎么走了？赶紧把他们叫回来！”各方面的报告证实了所发生的一切，陈昌浩紧急召开前指会议，他的心情极坏，情绪失控地破口大骂“毛泽东的逃跑主义”！
突发事变显现出的周密安排，以及中央红军坚定行动表现出的对毛泽东的信念，这一切都大大震慑了陈昌浩，这是对他权威的蔑视，令他不敢动用武力解决。陈昌浩写了一封信给彭德怀，派通信兵带着信骑马追赶3军团，命令彭德怀停止北进，回头南下；并随后又派李特率领一队骑兵赶去挽留、劝说毛泽东等人，陈昌浩仍然天真地试图最后挽回分裂局面。彭德怀当然不会把陈昌浩的命令放在眼里，一口回绝。据说，当时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这口气真有几分嘲弄！
毛泽东走在红3军团10团的队伍里，这是彭德怀安排杨勇团政委率领断后的团。杨勇领命后已做了妥善布置，并对各营逐一严密检查，放出警戒。李特很快就追上了红3军团的队伍，他们冲着部队高喊：
“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
“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走，……他们是北上逃跑，投降帝国主义！”
……
队伍里的中央军事顾问李德气愤地把李特拉下马，二人发生了激烈争吵。曾经留苏的李特激动地不断挥舞手枪，面红耳赤的二李几乎动武。周围的人听不懂他们说的俄语，根本无法相劝。原来，李德要拉李特去见毛泽东，李特拒不相从。李德训斥他，未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拉走部队。 当毛泽东走过来时，李特表现得非常无礼。他上前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要走？”他激动地大声指责毛泽东犯了“逃跑主义”，应该承担丢失中央苏区的罪行！李德认为李特已失控，怕他伤害毛泽东，所以上去紧紧抱住李特，让其无法动弹。毛泽东命令李德放开，然后开始解释。他自知从军事指挥看，他的所为理亏；但从政治角度看，他可以解释得通。他很高明地把对话目标转化为张国焘，不屑与李特争辩。他以中央领导的身份宣称：“这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中央认为北上是正确的，希望张国焘认清形势，率领左、右两路军跟进。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也可以，中央欢迎！希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什么意见，可以随时电商。”
李特顿时感到矮了一节，没了底气；他只能再次转达陈昌浩的命令，要求部队立即回去。毛泽东根本不接李特这茬，避而不谈命令，只是圆滑地继续给李特上课：“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边敌人的力量很强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建立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跟上来。”最后，毛泽东得体地表示感谢李特等人没有阻拦原中央红军的官兵归队，双方扬手作别。
几乎所有的当事人在后来的回忆中都记述了毛泽东的这段话。如果这些话确是毛泽东当时所说，那么毛泽东的预见具有惊人的超前性和准确性，因为红四方面军后来再次北上的原因和时间恰好符合他的推断。跟着毛泽东走的中央领导都心里明白，虽然现在两家离婚了，但张国焘并不是真正的钻石王老五；等到毛泽东强大了，在法院(共产国际)的调解下，张国焘还是不得不回头请求复婚的！顺带一提，西路军兵败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邓发在新疆枪毙了想去苏联的李特、黄超等人！党内权利斗争之残酷，由此可见一斑。
张国焘决定放弃北上，转而命令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南下；毛泽东则暗中决定率1、3军团悄然北上，这种最后的摊牌暴露了所有双方本已尖锐的矛盾。在此前中央高层的明争暗斗，以及之后将领们的暗流涌动，都证明了分裂的无可避免。相安无事是暂时的假象，分裂则是必然会展现的真相！证明这个论点的还有以下发生的历史事实。
会师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双方从见面时从欣喜到争执再到怨恨，此时的一、四两个方面军早已产生摩擦，互有贬损和猜忌，已基本上处于互相隔膜的状态；怀疑是权利的保证！这是一条重要的博弈原则。一方面军的军事指挥人员对四方面军有着很强的戒备心理，聂荣臻、彭德怀等人对张国焘以及他的将领们已是深深地怀疑，弦已经绷得很紧了。
陈昌浩、徐向前二人虽然对中央一些人指责批判四方面军“逃跑主义、军阀主义”的做法有很大意见，但他们始终是将这种意见看成是内部分歧，他们并不似聂荣臻、彭德怀等人那么紧张，现有的历史纪录里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和回忆。双方已经离心离德，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徐向前、陈昌浩二人对一方面军没有剑拔弩张，在他们的前敌指挥部里，一切工作都还是如常进行。即使在接到张国焘电报的当天，陈昌浩还在给右路军团以上政治干部开会。
彭德怀的回忆录中说，“陈昌浩布置的监督，全被叶(剑英)摆脱了。”这与事实不符，历史文献以及一、四方面军老同志的回忆中，没有一人说到陈昌浩布置了对叶剑英的监督。如果陈昌浩真对叶剑英布置了监督，他哪能那么顺利地截获张国焘的来电送给毛泽东，又哪能那么顺利地带走宝贵的陕甘军事地图呢？有这种心理因素的原因是，一、四两方面军中存在的对立情绪，一方面军力量相对较弱，因此更是担心自己的安全。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彭德怀。
由于彭德怀担心四方面军对中央可能会有 “异动”，他秘密把一个团的兵力布置在中央所在地周围警戒。9月2日，根据彭德怀的紧急命令，红3军团的第11团团长罗先桂，带领部队从阿西茸迁到党中央驻地牙弄村外一公里左右山脚边的树林里宿营。罗先桂对驻扎在这里的目的请示彭德怀，彭德怀明确告诉他是保卫党中央的安全。
从9月2 日起，这支由彭德怀派遣的伏兵，一直露宿在山脚的树林里。全团按照临战要求，昼夜严密警戒，扼守在这个从巴西通向牙弄的咽喉地带。罗先桂已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布置：一旦战斗打响，2、3两营挡住对方，1营赶到“前指”驻地一公里外的牙弄，负责保护中央机关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人。
9月9日下午，在陈昌浩向毛泽东报告，右路军决定执行张国焘南下的决定后，毛泽东将所有情况全部告知去他哪里探风的彭德怀。彭德怀对毛泽东说：“我们不拥护张国焘南进的方针，现在林彪和聂荣臻离我有两天路，就剩3军团，陈昌浩如果用武力手段解散3军团怎么办？”他向毛泽东建议：在必要时可不可以扣押陈昌浩、徐向前作为人质。毛泽东思量许久，答道：不可。(《彭德怀自述》)
彭德怀已经考虑到：如果3军团被迫按命令南下，1军团不太可能单独北上；就算1军团果真北进了，中央在3军团去不了，1军团终难成气候。南下的中央可能最终被张国焘搞掂！看看吧，果真有个风吹草动，早在未然时就让彭大将军防患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为了“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都是这位敢作敢为、赤胆忠心的湘潭同乡为其护航保驾。正是“谁能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聂荣臻对陈昌浩也很警惕。他回忆：“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蚕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谈到晚上10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着走在前面，我走中间，一个警卫员殿后。我过去在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里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是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1军团军团部。”
这些都说明，当时一方面军将领对四方面军的不信任与猜测到了什么程度。彭德怀在事发前已安排人重编密码另备电台，并且派武亭同志(朝鲜人)带指北针和电台追赶前行开路的1军团，事变当日刚好送到，确保了1、3军团的联络。彭德怀为突发事变已做好了充分准备！他的警觉也促使毛泽东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当晚毛泽东以召开会议为名来到3军团驻地，9月10日凌晨3时率中央机关与3军团悄然而去。
虽然陈昌浩决定按照张国焘的命令南下，但他和徐向前并未马上采取任何行动，也没有向右路军所属部队下达任何关于南下的命令。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当天晚上，发生了本文前面所述的一幕，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和1、3军团的部队不辞而别了！单从军事指挥看，任何一个军事指挥员可能都无法接受这种私自离去，因为这让指挥员太“跌面儿”！但陈昌浩、徐向前二人没想招谁惹谁，他们默认了发生在眼前的一切。
双方部属都有人提出过激主张。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要求先发制人，扣押陈昌浩、徐向前作人质，为毛泽东所不取；四方面军4军军长许世友见3军团不辞而别，且对四方面军放警戒，电话询问要不要开打，亦为陈、徐所不取。应当说，毛泽东与陈昌浩作为事发双方的最高决策人都是明智的。
北上是毛泽东以及中央的其他领导根据红军的现实状况和国内、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做出的重要决策，并已成为中央的决议。而张国焘以一个常委的身份，就推翻中央的决议，并将自己率领的部队全部调走，这是公然篾视和挑战中央和毛泽东的权威。他这样做靠的就是手中的8万部队，这一行为性质极其严重，涉及到了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重大原则问题，所以毛泽东只有奋起反击，迎接挑战！
此刻，中央红军的这支部队只有不足8千人，真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北上的毛泽东痛苦地意识到：一切需要从头开始。此时，第5军团、第9军团，还有朱德、刘伯承，都还在张国焘那里，他们对张国焘的决定是何表态呢？(至少电报是以朱、张联名发出的)朱德、刘伯承在后来的岁月终身避谈这段经历，这也留给人们很多疑问。咳，其实只要是干革命，谁跟着谁又怎么了？ 毛泽东与张国焘北上和南下之争，与其说是军事争论不如说是意志的对抗。博弈就是如此，永远没有绝对完美的事，最大的问题在于：你是否能够对你的冒险衷心说“是”！毛泽东具有政治家的胆识和意志，他坚信“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日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毛泽东对他的革命理想和政治信仰的执著与坚守是无人可比的。毛泽东在与张国焘的博弈中表现得有妥协、有斗争，但眼下他得到了什么呢？从他当时的情况来看，他使自己和他的追随者陷入了危局。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说，他在这场斗争中立场坚定，不留余地是一个高明的策略呢？至少可以这么看，毛泽东采取的断然北上措施，把自己和对手都带到了灾难的边缘(张国焘表面上看，似乎略好一些)。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更有能力尽快走出危局，谁能更准确地把握眼前瞬息万变的形势；出人预料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很快打出一片新天地，而拥有近10万红军的张国焘却难有作为。
顽强的生存能力是中国人的特性，而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将这个特性发挥到了极致。如果一支军队可以在无休止的战争、饥饿、疾病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没有在这可怕的漫漫征途中失去信念而溃散，那么，这支军队在中国的广袤国土和历史舞台上就应该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历史给出了很好的证明，作为伟大政治家的毛泽东一步步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1935年9月11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单独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率红3军团、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一部，离开巴西地区迅速北进，于9月11日晚陆续到达甘南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1军团会合。毛泽东仍然寄希望于中央的坚决北上行动能够令张国焘迷途知返，不要带领红四方面军没深没浅地南下再趟一道浑水。当天，党中央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即率左路军北上。电文指出：
“国焘同志：
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1、3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三、左路军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张国焘得知红军分裂的消息内心作何感想？当初会师之时，毛泽东说服他北上的理由就是，离开中央苏区时共产国际有指示北上；一路上长征的苦战证明，眼下的红军无法与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抗衡！所以，必须背靠苏联，取得国际援助，然后回头再战。
张国焘在两军会师后的确长了不少学问，他自认为认清了毛泽东的中央是何斤两，不理不睬也罢；而共产国际的北上指示已是时过境迁，完全与现实情况脱节，已无执行的必要；中央红军西迁的一路溃败是逃跑主义，是畏战、避战心理！继续北上将会拖垮整个红军。红军正确的路线应该是南下四川，在有群众基础的四川建立和开辟革命根据地，在川西建立苏维埃政权。四方面军以往发展的成功，证明他的路线是现实可行的，是比北上更有成功把握的。他提出的南下口号是“打到成都吃大米！”
基于以上的思考和判断，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和编入左路军的红一方面军第5军、第32军及军委纵队一部南下了。他一方面令陈昌浩暂时原地待命，接应1、3军团可能的回师南下，一面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直接电令1、3军团，要求其掉头，停止分裂红军的行动。
9月12日22时，张国焘直接致电1、3军团，声称“1、3军团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他甚至气愤地攻击毛泽东等人的所为“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1、3军团的。”他直接电令1、3军团：“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当时跟着毛泽东北上行动的这些人走得一个是“急”，另一个字就是“晕”。“急”，是因为情况好像失控，让人心急火燎；“晕”，是对今后的形势两眼一抹黑，昏头转向。所以毛泽东此时需要对自己的这次突然单独北上行动给出一个说法，让跟着他北上的8000红军将士坚定信念；同时他也必须提出一个今后的发展方向，为追随者描绘一下最终的目的地。正是为此，为了界定造成这次红军分裂的责任，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于9月11日晚至12日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还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1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3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共21人。会议开始，毛泽东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这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明戏，真正种下分裂祸根的是张国焘，造成现在危局的祸首也是张国焘。
毛泽东首先报告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着重谈了三个问题：
1.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1、3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一、四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一方面军主力之1、3军团应该单独北上。
2.毛儿盖会议决议是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现在由于情况变化，1、3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从地形、敌情、居民等各方面条件看，实现这个新方针，无疑是可能的。
3.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关系到右路军中一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毛泽东作会议结论时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
政治局习惯于命令和批评任何反对者，并按自己的政治取向予以定性，这一习惯根深蒂固，是不会因为自己处于弱势而改变的！所以俄界会议也不例外，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决定》指出：“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并着重指出：
一、我们与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丧失了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藏边界退却。“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二、造成张国焘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
三、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关于组织问题，会议决定：
一。将原有1、3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
二。成立“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
三。组成编制委员会，主任为李德，委员为叶剑英、邓发、蔡树藩、罗迈。
《决定》最后还指出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历史根源，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为了不刺激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这个《决定》当时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这次会议定性张国焘的所为是右倾分裂主义，并进行了点名批判，有人对张国焘非常气愤，要求给他做组织结论，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强调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他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听了毛泽东的建议之后，大家明白现在不是秋后算账的时候，同意暂不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并要求在1、3军团中加强教育、解释工作。对此彭德怀后来评价说：“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一、四方面军分裂后，1、3军团到俄界会合，当晚中央召集了会议，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党籍，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说，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又有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也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煮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上述做法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俄界会议公开了中央内部高层的分歧，指责张国焘是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改变了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是语言攻击改变不了北上红军所处的困境和危局，必须马上拿出一个现实可行的目标来稳定军心！政治局最后无奈地确定，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的战略方针。所谓“游击战争”，说白了就是见机行事，走哪算哪。“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所作的这种最坏打算，最终幸运地没有出现，历史让我们的红太阳在陕北冉冉升起，并慢慢照亮了东方！
毛泽东解释说，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红军总的行动方针是北进，但考虑到目前党中央是率领1、3军单独北进，力量是削弱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行动方针应该有所变化，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
毛泽东虽提出陕北、甘东是“长征”的必经之地，但也并未说明它就是终点。因为当时还是考虑要打到靠近苏联的边界去，况且当时红军还不知道陕北已有相当力量和范围的红军和苏区的存在，也就不可能作出选择“长征”终点的决策了。毛泽东分析了陕、甘一带的地势、居民和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依靠游击战争，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
在这次会议上的另一个让人不能不注意的决定就是，中央红军做出了新的整合决定，整合建议是由红3军军长彭德怀提出的，毛泽东欣然受纳。为了提高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根据形势和战略方针的变化，彭德怀提出了改变部队编制的建议：“团不设营，每团4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班。团以上不设师，直属军，军改为纵队。上层机关尽量缩小，政治部不要超过60人，司令部缩小到130人。”会议决定成立编制委员会，负责部队的整编工作，作出了将北上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即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定，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副司令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
彭德怀为什么会提出把自己辛辛苦苦带出来的部队整编掉呢？毛泽东的猜疑个性是否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呢？可以肯定，没有一定的互相信赖，人就无法在有组织的团队中生存，这是一个勿容置疑的事实！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这样高度严密、复杂的组织更是如此。不信任的原因无非是：一是不了解对方；二是了解对方。通常所谓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话是哄人开心的；大多情况是，并非不疑，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见而已。聪明的中国人都知道，只要机器中存在摩擦，人与人之间就存在猜疑！
就这样，创立于1930年6月的红3军团，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和长征途中立下了卓越功勋的这支雄师劲旅，在长征后期默默地消失了。红3军团的指战员被编入红1军团，从此再没有恢复番号。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期甚至比它成立更晚、功勋没有它突出的那些军团却一直存在到抗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前。彭德怀的红3军团的消失令红3军团的将士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情感历程呢……还是那句话：“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是给张国焘定性为“分裂主义”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系统地总结了张国焘的“错误和罪行”，然后改变了战略行动方针，这对于长征最后的完成和最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完成红军整合起了重要作用。正是为了最终完成红军的整合，毛泽东没有割断与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联络，张国焘也没有断绝与中央的无线电往来。
在这里再谈一下红军分裂的直接原因，就是关于“武力解决”的传闻，这个传闻究竟来自何处呢？凯丰当年的文章或者可以解开这一谜团。凯丰在1937年2月27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批判文章中说：“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
原来如此，“武力解决”的传闻出自张国焘的部属之口，而非张国焘的电报。换句话说，“武力解决”的内容虽然并非凭空杜撰，却不是出自张国焘“密电”。凯丰当年是中共中央领导层成员，这篇文章当时是转发全党全军的，这个结论显然也是调查研究的结果，应该具有很大的权威性。这表明，“武力解决”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虽然没有成为事实，但对于当时的毛泽东来说，却已是非常现实的动向和威胁了。
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张国焘都是理性的政治竞争对手，虽然二者都向对手做出了政治威胁和组织处理，但二人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彻底决裂的风险，他们都在心惊胆战地等待形势的明朗，也就是共产国际的最后裁决！在这段不明了的期间，就看谁能尽快走出危局，使自己发展得更快更好了，这是裁决有利于自己的一个重要条件！毛泽东做到了最好，他令毛泽东的字号更香了。他不但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北上、开创了新局面；而且念念不忘红四方面军这支党的武装，一直想方设法影响和争取张国焘，为掌握和应用红四方面军的力量殚精竭虑、费尽心智；最终毛泽东在陕北，完成了对各支不同地域发展起来的红军进行了汇编和整合。
毛泽东明知现在管不到张国焘这一段了，但必须为今后事态可能的发展作个铺垫。所以于9月14日还是以中央名义再电张国焘：“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发生分离行动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
电文对自己单独行动的说明是：“中央先率1、3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坚(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4军、30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1、3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重要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电文尖锐指出：“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
电文最后恳切地提出：“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4军、30军之继续北进。”并且特别要求：“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张国焘不再理睬中央命令，他预言1、3军一定不能北出，一定会被消灭、葬送，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他直接电1、3军表示诚意：“如遇阻则折回，并准备来接。”意思很明白，我“张跑跑”是不会坑你们的，你们可不要被人家涮了、蒙了啊！
应了现在那句流行语了：“你让我滚，我滚了。你让我回来，对不起，滚远了！”红四方面军开始越走越远了。9月中旬，张国焘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之4军、30军分别从阿坝和班佑、包座地区南下，再次穿越环境极端恶劣的草地。红四方面军在阿坝集结准备南下时，张国焘为自己的路线大造舆论。他召开 “四川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阿坝会议决议》。在会场上挂出“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横幅标语，并且围攻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要他们表态支持张国焘的路线，希望朱德、刘伯承能够明确反对当时的中央和毛泽东。
呵呵，如果红四方面军的南下发展成功，几年后也许他们会牛逼地说：“丫有什么了不起，当年我们起哄得丫跟孙子似地！”朱德处于当时的形势，只能客观地对张国焘说：“我再重复一下，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留在那里的红一方面军干部能怎样呢？他们最多只能如《沙家浜》里的阿庆嫂那样“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当时发生的实际情况是什么？“这事不能说太细”，所以谁也难说清，当事人都把秘密带进了坟墓。我们现在谁也无法说，自己获得了事实的全部真相；因为，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大圣人孔子和他的弟子算是倡导历史真实性的，可孔子圣人编的《春秋》又怎样，写得简单含糊，对历史诛心而论，极具主观性和欺骗性，让后人也从此学会了掩盖历史真相。
我认为当时的情况是，毛泽东没有抓住张国焘这只鸡，反而留下了大把米在他那里；张国焘不但收编了部分中央红军和军委机构，而且掌握了指挥全国红军的电信密码，可以指挥红军2、6军团的行动，而中央此时只能与张国焘单向联系。张国焘鉴于自己掌握着全国的红军，并直接领导着中国的10万红军部队，所以他轻率地决定，做出重新成立中央的组织安排，电令北上的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改组为北路军和北方局，中华苏维埃政府改为陕北政府，不可再冒用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
忽视现实，并不能改变现实。毛泽东既然作出了将北上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宣称自己是全国红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自然无法对张国焘的决定做出实质性地对抗。何况，北上红军正在为自己的命运苦苦挣扎，所以只能暂时委屈地接受这种安排。有时候看问题，应该用现在流行的眼光：“不是对方不在乎你，而是你把对方看得太重。”大丈夫能屈能伸嘛！等日后发展好了再做反击。
对于中央高层发生的分歧和斗争，1、3军指战员中议论纷纷，他们担心党中央率1、3军单独北上势单力孤，最终无法打开局面。情况真有点像葛优在《天下无贼》说的那句台词：“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为了稳住军心，及时把俄界会议精神传达到红军指战员，解释部队中存在的种种认识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给部队做宣传教育工作。
在会后的一个清晨，部队在驻地附近的一个大森林里集合开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邓发、李德等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同志们！你们好！我们最近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并决定：我们的红军还要继续北上。这不仅是我们的希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他接着说：“前几天，当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地区后的行军路上，张国焘曾指使陈××派遣了十多个武装骑兵，趁着部队休息，叫喊：‘是四方面军的回去！‘这充分暴露了张国焘他们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大阴谋。但是，他们没有得逞。那天，虽然有的同志跟他们走了，但是，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是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
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从表面上看，我们的人数是少了，但从质量上看，我们锻炼得更加坚强了。今后，我们一定能‘以一当十’，而且一定能够起到‘以一当几十’的作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目的，不仅不能得逞，而且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完全可以预料：他们将来一定会回来的。我们为他们的先遣队，为他们回来开路，为他们将来北上扫清道路。”……毛泽东最后号召：“同志们！让我们紧紧地团结起来，向种种困难作斗争。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党所领导的英勇红军的！”
毛泽东用他生动有力的讲话，用他个人在中央红军的威望，使广大指战员一扫愁容，坚定了信心和勇气。随后，中央红军鼓起最后的勇气，拼死拿下了长征最后一道天险腊子口。如果不突破这道天险，中央红军就无法进入甘、陕境内，长征的结果也就无法想象和判断。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然后翻越岷山。当毛泽东得知陕北存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消息时，他预感到危局似乎已经打破；他此时对前景的乐观向往和高涨的情绪，可以从他的诗词《清平乐 六盘山》(1935年10月)得以清楚地展现：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从当时的党内政治斗争背景看，“长缨”应该指的是中央政治局，“苍龙”则是逆反的张国焘无疑！
自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西迁，发展至后来的单独北上，在这漫漫征途中，毛泽东从政治低谷一步一步走出来；他在党内的每一步斗争都机关算尽、充满艰辛，真是“而今迈步从头越”！正如他的诗词《忆秦娥 娄山关》(1935年2月)所形容的心情“……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最终，在摆脱了张国焘的干扰，完成中央红军的最后整合后，毛泽东总算守得苦尽甘来；他随后迎来了历史给他送上的大礼，抓住机遇、完成历史地转折，开始在陕北为自己的宏图大业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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