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多数人的无知与少数人的无耻

　　张维迎：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

　　张维迎

　　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甚至是灾难性的错误？我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人类犯错误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无耻。当然，从佛教的观点看，无耻本质上也是无知的表现，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

　　好心干坏事就是由于无知，不知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的后果是什么而犯的错误。父母出于爱而干涉儿女的婚姻导致的爱情悲剧就是一个例子。也有大量的是坏心干坏事，为了个人的私利损害他人，就是由无耻导致的错误，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当然，现实中，大量的错误是无知与无耻结合的产物。文化大革命就是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共同造成的。少数人为了权力斗争发动了这场运动，多数人由于无知而积极参与，等明白过来悔之晚也，结果造成了一场毁灭人性、毁灭文化的历史大悲剧。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导致的灾难是非常多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比如义和团运动，拳民们以为修炼100天、念念咒语就可以刀枪不入，这是无知。对慈禧太后和刚毅、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这些满清统治者来讲，既有无知的一面，更有无耻的一面。他们想利用义和团的运动进行宫廷权力斗争，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无耻。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将义和团当成升官发财的好机会，也是无耻。结果是生灵涂炭，民族危亡。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搞“东南互保”，是因为他们比慈禧太后等人更明白一点，从而使整个东南中国避免了义和拳运动的影响和外国的入侵。

　　再比如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发起大跃进，全民炼钢铁，吃大锅饭，可以说是无知的表现，但是大跃进当中，那么多的浮夸、虚报：亩产一万斤、十万斤等等，就不仅仅是无知，而是无耻了。为了个人保官位而虚报浮夸，视民众如草芥，即使看起来是无奈，实际上都是无耻的表现。

　　人类历史上由于无知导致的最大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在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多的国家中自上而下强制实行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我们叫它“计划经济”。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当时那么多聪明的学者，那么多高智商的政治家、政府官员，居然能够相信中央集权的计划机关能够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怎么样生产，为谁生产，定多少价格。但那时，这些人对这个制度深信不疑。仔细想一下，搞计划经济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无知到不知自己无知。老子告诫我们：不知知，病也。明明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知道，由此导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灾难，真是可悲至极！

　　特别想提醒一点，当时搞计划经济的理论依据，不仅仅是来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来自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兰格就是用新古典经济学模式论证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他把新古典经济学为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做出的假设当做现实本身，宣称计划可以模拟出竞争市场体制，可以像市场一样有效地配置资源。结果，兰格被认为是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大论战的胜利者，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崇，而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反对计划经济的学者则成为人们讥讽的对象。

　　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太可笑了。计划机关要收集好多的信息，这怎么可能？更不用说，经济是一个动态过程，在没有市场和企业家的情况下，所设想的信息根本就不存在。想一下，在iPad没生产出来的时候，怎么统计对它的需求呢？现在做的好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主流经济学家也根本没有搞明白市场究竟是怎么运行的，但他们以为自己明白。

　　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对待科学？科学总的目标是减少人类的无知，但是科学的进步有时候也会增加我们的无知。比如说，一直到19世纪早期的时候，欧洲的医生、植物学家仍然号召各国砍树，目的是改善公共卫生。为什么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好多传染疾病是由于苍蝇、蚊子传染的，把树砍了以后，苍蝇、蚊子没地方呆了，疾病就可以减少了。这是科学家提的建议。幸运的是，人们很快发现，这样做导致的是生态灾难。

　　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更为严重。那么多的社会“工程”，这个工程那个工程，甚至有什么“国家创新工程”，“培养1000个乔布斯工程”。我们以为科学的创造、自主知识技术的开发、企业家的成长，可以像工程师设计大楼一样设计出来，用工程师的思维考虑社会问题本身就是无知的表现。

　　回顾一下我自己对价格改革的认识。在1983年下半年开始准备硕士论文，研究价格改革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认为正确的价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所谓价格改革就是政府怎么调价。分歧在什么地方呢？分歧在是应该按照劳动价值定价，还是按照生产价格定价，或者按“均衡价格”定价？还有就是“大调”一步到位还是“小调”分步逐步到位？但很少有人怀疑价格本身不能由政府计算。

　　政府高层决策者也深信这一点，所以在1981年成立了国务院价格中心，找了50多位经济学家和价格专家，买了大型计算机，收集了全国的投入产出数据，编制出投入产出表。这确实有一点不可思议，但是当时大家很虔诚，相信肯定能计算出来。中央领导等着，什么时候理论价格计算出来了，我们就可以调整价格了。当然大家知道这个正确的价格一直计算不出来，或者即使计算出来了也没人敢相信它。这是我当时了解到的情况。

　　我从一开始就对政府计算价格的能力有怀疑。对我来讲，价格怎么能计算出来呢？我花大量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究竟一个正确的价格怎么样形成？我的基本结论是，只要是政府制定的价格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价格，价格只能在交易市场中形成。我当时用了一个比喻，政府定的价格，类似用不胀钢做的一个温度计，即使初始确定的温度指数是合适的，但之后外边的温度怎么样变化，温度计本身不反应，已经没有意义了。

　　所以，中国的价格改革，无论大调还是小调都不能解决问题，绝不应该把“宝”押在价格调整上。我当时提出一个思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怎么放价格呢？就是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

　　双轨制的思路其实很简单。按当时形成的历史，将计划指标固定下来，不再扩大，按照官价交易，计划外的价格全部放开，这就形成同一产品的双轨价格。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措施(包括先调后放)，怎么样使得计划内的逐步消失，最后都变成完全的市场价格，那是技术性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把价格一下子都放开？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我们无知，二是要照顾既得利益。市场定价就是企业定价，但当时的国有企业已经习惯于政府定价，一次放开震动太大，会使企业无所适从。用我当时的话说，“放活市场，企业要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这就类似要让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的孩子独立生活，总得有个适应过程。”另一方面，牌价供应的原材料和生活资料本身就是企业和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改革要尊重既得利益，双轨制就是在尊重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逐步走向市场经济。

　　这就是《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的基本内容。这篇文章完成于1984年4月21日，大概比莫干山会议早4个多月，刊印在1984年6月国务院经济技术中心能源组的内部刊物《专家建议》第三期，是我入选莫干山会议的论文。莫干山会议之前，我已有了第二稿，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四期，那是个公开的刊物。

　　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好多无知，解决体制问题的办法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得很多，以为我们非常的聪明，我们实际上在花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那些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没有答案的方面。就价格改革来说，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价格，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调整价格，走进死胡同。如果我们承认不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价格，思路就自然转到了如何放开价格上来，才会有双轨制的改革思路。

　　今天也是类似的问题。比如，根据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好多人认为我们对货币、就业、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降低利率，什么时候提高利率。是那样吗？过去几年的历史，证明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对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很无知的。

　　无知的情况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不要那么瞎折腾，一会儿看着经济有问题了，大量放水，一会儿看着通货膨胀来了，猛抽信贷。不承认无知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再看产业政策。好多的政府部门仍然相信，政府可以知道未来什么是核心产业、主导产业，我们应该怎么样发展。从历史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犯了太多的错误。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什么是未来的核心的主导的产业，什么是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这些工作只能交给企业家去探索。宁波市出钱培养一千个乔布斯，更表现出我们太无知，却以为自己知道。回到老子的话，我们有病。

　　其实，政府的产业政策经常变成无知者与无耻者合谋攫取公共资源的寻租手段。某些个人或企业出于自身利益忽悠政府，负责分配资源的政府官员搞不明白，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金就拨下去了。还有一种情况是，起先由于政府部门的无知投错方向投错了人，但为了掩盖自己的决策错误又继续追加投资，从无知走向无耻，错上加错。几年前暴露的上海交通大学(微博)某教授的自主知识芯片开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应该不在少数。

　　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呢？其实很简单，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的人类灾难。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资源也分散在众多的所有者手里，即使少数当权者出于自身的利益想搞大运动，他们也动员不了那么多资源。如果当年搞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可能有大跃进吗？可能死那么多人吗？市场经济下有贫富差距，地震可以死人，龙卷风可以死人，但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饿死人。

　　市场经济其实也减少好多的无知。在市场当中，正确的知识、对未来判断的准确程度决定利润的大小，决定成败，这就给企业家一个动力，怎么样减少自己的无知。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地发现、创造、加工信息的过程。这些信息在没有企业家的计划经济下是不存在的。

　　市场经济也使我们的自利行为不变成伤害他人的无耻行为。市场就是好坏别人说了算，而不是自己说了算。在竞争的市场当中，你要谋求自己的利益，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给消费者创造价值，给客户创造价值。市场竞争就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竞争。而在计划经济下，谋取个人利益的最好手段是损害他人，攫取别人的劳动成果，占别人的便宜。

　　这就是我们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如果说当年搞计划经济是因为无知，现在再搞计划经济就是无耻了。

　　我怎么保证我以上所说的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甚至无耻才这么讲的呢？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思想自由，学术竞争。

　　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无论创始人多么伟大，无论在创造时多么正确，一旦变成取得垄断地位，就会变成无知的助推器，无耻的保护神，就会滋生无知和无耻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所以我们的希望在于我们未来的学术环境，如果我们能够有学术自由，如果我们允许思想竞争，我们就会少一点无知，少一点无耻，少一点灾难。

张维迎爱自由：对市场经济绝对的坚守

　　文：苏小和

　　张维迎卸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算是近期国内经济学的大新闻之一。2010年12月14日开始，他对外的身份变成了“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院长职位由原副院长蔡洪滨接任。

　　按照中国人的思维定式，必然是猜测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这样的想法看上去有一些道理，但却不符合事实。了解一些内情的人想必知道，张维迎这个人应该不属于官瘾很足的人，当年他就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时候，事实上北大方面是有意让他出任北大副校长一职，但张心里一直有教授治校的梦想，他可能是考虑应该把光华建设成中国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发源地，想把光华管理学院打造成真正具有大学精神的学院之一，所以他放弃了副校长的官位，选择了光华院长的工作。

　　人成堆的地方，问题总比思路更多。谁能想到书卷气十足的高校，其实人际纠纷同样不简单。平心而论，张维迎这个人其实不谙官道。

　　由此，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的确没少得罪人，没少过分彰显自己的教育理念和经济学理念。相关的故事就没有必要再一一道来。一个必须在这个时候反复强调的主题是，无论是作为院长的张维迎，还是作为教授的张维迎，无论是当年在莫干山会议上年仅24岁、青春气四溢的张维迎，还是今天已经是人满中年，头发花白的张维迎，他矢志不渝的学问，从来就是自由市场。

　　大概是2年前，我在一次有高层官员在场的座谈会上，听见张维迎直陈中国正在兴起一种反市场的倾向，必须加以足够的警惕。张的意思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显然是市场化的结果，未来的发展，必须也是由市场主导。

　　客观地说，对市场经济绝对的坚守，正是张维迎学术思想最重要的主题。如他所言，市场等于价格加企业家。

　　仔细揣摩他的这个定义，我既能看到一种静态的学术概念，也能看到一种历史的变迁。进一步说，这样的学术定义，既呈现了中国市场经济30年的历史变迁，也呈现了张维迎学术思辨的历史轨迹。

　　熟悉张维迎的人们想必知道，上世纪80年代，他和其他几个意气风发的年轻经济学人，找到了双轨制这样一个名词；而进入90年代之后，他的学术重点则主要集中在企业家的维度上。毫无疑问，双轨制思考的是，如何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计划经济浓厚的国家体制下引入一定程度的自由价格体系，双轨制既是一种改进，也是一种建设。因此有人认为，张维迎和他的朋友们倡导的价格双轨制，终于在当时沉闷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开了一道自由的口子。

　　可以这么认为，在既定的制度背景下，张维迎的自由价格理论建设显然无法深度发展，因此他的企业家理论体系呼之欲出。90年代后期，尤其是新世纪(15.51,-0.79,-4.85%)的前5年，张维迎几乎所有的思考，都与企业家有关，尤其是与产权清晰、自由竞争的企业家有关，由此，张维迎教授甚至被冠以“中国民营企业代言人”的头衔。

　　现实的问题在于，当价格理论和企业家理论都遇到旧制度障碍的时候，张维迎应该怎么办？有朋友看了他的《市场的逻辑》，跟我说，关于自由市场，张维迎这些年一直在努力说尽常识，而且是用一种决绝的姿态说尽常识。

　　那些散布在各地，少数一批真正理解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读书人，纷纷赞美张，认为他才是真正的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我以为这句话道尽了张维迎此时此刻的学术状态和生活境遇。

　　当一个市场体系的价格理论处在发展的状态，当一个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家理论也处在这些状态，那些不事阅读、不思进取的既得利益者竟然形成了对这些理论的路径依赖，他们觉得改革已然成功，他们活在已经形成的幸福中，乐不思蜀，但张维迎却看到了太多的瓶颈，太多的不足，他要越过这些障碍，奔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去。

　　大概在过去2年多的时间里，张维迎一直在奥地利学派的学术框架之内掘进。他把诸多的中国经济问题放在米塞斯、庞巴维克、哈耶克和罗斯巴德的学术维度上思考，使得一批真正的市场派人士眼前一亮，也使得那些存有严重路径依赖的人们如听天书。

　　吊诡的是，这些完全无法理解张维迎新兴话语的人们，过去，他们几乎是张维迎的盟友，现在则是张维迎的陌路人。

　　由此，张维迎几乎在一夜之间，由一个万众倾听的改革派学者，变成了一个寂寞的经济学家。有一次，我甚至听见他说，真正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来都是寂寞的，如米塞斯，一辈子没有大学聘用他，只能靠一些私人基金支持来做研究，这是人类经济学史的悲哀，可却是不容回避的现实。

　　张说这些话的时候，明亮的灯光正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我看到了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无奈与决绝。张维迎是不会妥协的，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整全的市场经济风景，如同当年的米塞斯一样。

　　许多年后，我想我还会愿意回忆这样的场景。从米塞斯到张维迎，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终于开始气象万千，中国人终于可以沿着市场经济的通道，对历史，对当下，对未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张维迎所景仰的米塞斯，一辈子坚守他的“个人主观主义行为学方法论”。他总是从个人的自由选择出发，始终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才是整个经济学世界的出发点。个人主观自由是经济学的起点，也是经济学的终点。因此，米塞斯的经济学建立在行为学的基础上，从来不对目的加以评价，而只对达到目的的手段进行详细分析。

　　事实上，米塞斯为中国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方法论参考。人并非物理意义上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运用其自由意志在世界上行动的人，不能像工程师处理非生命物质的技术那样来处理人，那种试图通过统计方法来找出谓经济规律的经济学，是误入歧途。

　　张维迎对历史里的经济学错误可以说是烂熟于心，因此他说起话来可能是坚持他看到的风景，而丝毫不给听众留下余地。有一次我还听见他说，奥地利学派是一个完美的经济学逻辑系统，真正的学术，是在理论的层面将世界解释得清楚、通透，让人恍然大悟，而不是在已经形成的错误事实面前，降低理论的纯粹性。

　　我想，这才是张维迎的底气。他是尊重市场的逻辑，而不是尊重事实的逻辑。他是尊重理论的纯粹，而不是尊重人性的不确定性。也正是这种经济学的趣味，才让他大声说出他内心的风景，即使被所有人误解，他似乎也在所不辞。

　　我至今还记得在2009年的2月8日，张维迎在一堆企业家中，第一次公开提到了奥地利学派，他用他那浓厚的陕西口音，晃动着他的白发丛生的头，提醒人们：凯恩斯主义可能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陷阱。

　　此前，对于中国人而言，奥地利学派可能只是极少数读书人书架上的装点。而现在，张维迎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呼吁中国经济必须要走到奥地利学派道路上去。

　　大多数的人们还将一如既往地陷在简单的情绪里，很少有人能听懂张维迎在说什么，更多的人破口大骂，像过去无数次的骂街一样，把一个经济学家的言论当成理所当然的敌人，把所有糟糕的、恶毒的言辞从自己的胃里吐出来。

　　我曾经就张维迎多年来对市场经济常识的坚守问过柳传志：为什么张维迎得不到民众的理解？柳先生略带忧虑地说：“这种事还得有艺术性，如果毫不掩饰地直接言说，别人听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还得很小心，说话得注意。”

　　我想这就是张维迎的经济学窘境。他的知音少之又少，他对市场经济常识的坚守，既没有真正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制定，也没有大面积启蒙民智。他仿佛站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一个人卖力地表演，而亿万观众却背对着他，正在观看另外一场乌有的闹剧。场面是如此宏大，可是张维迎却体会到了孤独。这一时刻，他看上去已经不太像一名经济学家，而是一名行为艺术家，一个人在喧嚣的大街上独立演绎着自己的经济学艺术。

　　此时的张维迎，看上去甚至有些急躁，有些偏执，因为他看到了常识，所以，他的言辞显得不留余地，他似乎把一个企业家云集的商业活动场地当成了教室，似乎把所有的行人当成了学生。

　　对于听众的哄堂大笑，而且是一种完全不理解的大笑，张维迎板起了面孔提醒大家别笑，企业家要学一点经济学知识，不可做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瞎子。

　　可是众人的笑声并没有因此停止。有人在讥笑张维迎太不懂中国国情；有人在讥笑他过于象牙塔，有人讥笑张维迎的这些演讲，充分暴露了他的思想本质；有人愤怒了，在下面低声骂道，张维迎彻底忘本了。

　　米塞斯和他的学生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度日，并最终决定逃向美国。美国得以享受到自由经济学派的巨大成果。但是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自由主义经济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排斥。教授们把视野局限在狭隘的领域，大家都不关心政策的未来后果，而政府对这样的行为和立场竟然予以奖励。人们的工具理性上升到了偏执的地步：劳动经济学家只研究劳工政策的后果，农业经济学家只研究农业价格的上升。他们都只是站在政府压力的角度看问题，根本不关心最终的社会后果。他们已经不是经济学家，只是特定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的解释者。

　　我显然没有要把张维迎类比成米塞斯的企图，但他的确在沿用米塞斯的观点说话，张维迎建议“中国经济学家要重新看待凯恩斯主义，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目前美国等国的救市政策是只能延缓危机，把危机的时间变得更长，而不是变得更短”。

　　由此，我们似乎能够谨慎地认为，张维迎应该不是那些“特定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的解释者”，不是御用性质的“宫廷经济学家”，他是一个能够独自表演的行为艺术家，是一个站在市场经济的常识之上，一直说实话的教育家。

　　刚好，奥地利学派中的大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不是商业技术专家。只有当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使用暴力的机构干预市场时，经济学家的用武之地才会扩展开来。”

　　是的，张维迎就是这种经济学家，尽管他可能有很多盲区，在名利场上纠结，不够开阔，但此次全球经济危机蔓延之时，他的种种言说，的确有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当年之风。

　　有人说，看不清未来的时候，我们就看看历史。未来将怎样演绎，我相信今天的张维迎是在基于历史说话，因此我也相信，未来可能就在张维迎的教育之中。

张维迎：继续搞计划经济是无耻的表现

　　“当年搞计划经济，就是无知的表现，当然，现在继续搞计划经济，很大程度上是无耻的表现。”

　　【《财经》综合报道】“继续搞计划经济是无耻的表现”，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张维迎9月14日在“2011达沃斯微访谈”上做上述表示。

　　张维迎继续呼吁建设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他表示，其实很多的错误政策，都是无知造成的。“当年搞计划经济，就是无知的表现，当然，现在继续搞计划经济，很大程度上是无耻的表现。”

　　张维迎称，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当中，最不合理的部分是由于特权和政府对资源的垄断导致的。如果消除了这些特权和政府对资源的垄断，我国贫富差距会大大减少。

　　对国企和民营企业的问题，他表示，如果国有企业继续这样庞大下去，中小企业就没有出路。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难题似乎无解。张维迎则认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只是一个政治决策问题，办法其实很简单。“现在大部分的国有企业的股票都在市场上，需要做的只是怎么把这些股份转让出去，包括分给老百姓。”张维迎说。

经济学家张维迎：看不见的手改变中国

　　本报北京专稿 特派记者刘功虎

　　凡事一旦开了口子，就不是发起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控制的了。我们看到的很多改革结果，不见得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改革本身也是有一只“手”在指挥。

　　中国改革如何一路走来？经济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当下全球经济低迷，中国改革如何突破？著名经济学家、北大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推出新著《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一书，回顾来时路，阐述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改革以及如何改革，并提出了对未来改革方向的预判。

　　7日，本报记者赶赴北京，与张维迎教授面对面，围绕在书中提出但未及展开的部分话题、当下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发挥人的创造性

　　在社会转型时代，改革如果要高效推进，开明政治家是成本最低、效果最优的选择。

　　关于“再出发”

　　读+：有学者提出，推动改革有时候需要领导者力排众议，大手笔推进。你认为当下若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动力从何而来？

　　张维迎：改革的动力可以是社会的合力。其中一股重要的力量来自领导者，他们的领导力，在一定社会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宪政制度的建立，主要就是靠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等开国元勋，即为美国带来了数百年的稳定的基石。

　　在社会转型时代，改革如果要高效推进，开明政治家是成本最低、效果最优的选择。一旦我们建成了法治，社会按部就班了，个人作用相对来说就不是很重要了。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强人可能有这毛病那毛病，就意图完全撇开他们。

　　当然，强人政治、能人政治、贤人政治，都带有偶然性，可遇不可求。机会不好，强人就可能是双刃剑，很可能把国家的发展带向相反的方向，造成灾难。

　　而底层老百姓的观念对精英、对政府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各方力量的博弈要达到一个良性互动的局面，不要零和博弈。

　　读+：在你看来，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张维迎：核心是建立有限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政府权力越大越好，政府强大了，人民特有面子。我们可以看看英国的历史。英国通过革命，将王权限制在了议会之下，法律之下。在此前的王权专制时代，国王借债，总是借不到，打仗不行，国力和国防都很弱，人民并没有面子。革命之后，英国政府借债能力大大提高，国防力量增强，打了不少胜仗，本国的商队也能得到保护。是什么促成了改变？原来你国王耍赖，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我不敢借钱给你。现在你要耍赖，议会要制约你，我借钱给你比较放心。英国后来国力大增，在很多战争中取胜，而打赢战争是需要财政支持的。

　　可见，权力受到限制，政府受到约束，不等于国力会打折扣。纵观全世界，什么性质的政府最强大？法治国家的政府最强大，有限政府最强大。反倒是那些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并不强大，在国际谈判中往往处于劣势。所以，下一步改革，首先要把政府行为放在法律之下运行，建设有限责任政府。

　　老百姓和政府之间各自都是有选择权的，都是参与博弈的力量。只有老百姓的行为与政府的行为形成良性互动了，才有可能实现法治社会了。

　　读+：你说中国改革有时“假戏真唱”，有时“真戏假唱”？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和盘端出改革方案呢？

　　张维迎：真戏假唱或假戏真唱，包涵着一种改革的策略、智慧。历史上很多改革，如果一开始就和盘端出所有的方案，很多人可能就不愿意往前走了。所以小平才要摸着石头过河，不告诉我们究竟要去哪。

　　改革到了今天，出现一些好的结果，也有一些坏的结果，小平当年也不可能完全预料到。比如土地包产到户，当时大家认为一年一包，提高产量解决温饱就成，土地还是集体所有。但是一年一包的做法使得农民不会对土地作长期投入，比如施肥、兴修水利等。后来就接着改，一包就是5年，10年，30年。

　　凡事一旦开了口子，就不是发起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控制的了。我们看到的很多改革结果，不见得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我在十多年前就提出，改革本身也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好多东西都是“有意识设计的非意识后果”。计划之所以不行，正在于人的无知，不可能预计所有事情的后果。人的本性需要自由，安全感。而只有解除束缚，人们才能发挥各自的创造性，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

　　竞争解放生产力

　　放权让利，权力逐步分解，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地方下放到企业，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早期和中期一直坚持的路数。

　　关于地方

　　读+：你很早就提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竞争发挥了巨大作用，能否具体阐释一下？

　　张维迎：多个计划经济比一个计划经济要好，计划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竞争的结果就是计划经济逐一破产，一个个垮台，市场最终出来收拾残局。放权让利，权力逐步分解，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地方下放到企业，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早期和中期一直坚持的路数。

　　地方政府竞争就跟国家间的竞争一样，具有推动社会经济变革、解放生产力的重大作用。但是社会如果总要依靠权力来维护竞争的局面，那么竞争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停滞不前。

　　读+：张五常等学者曾提出，偶然形成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是“五千年最好”的制度安排。有些学者担心这个过程会被变革打断，你怎么看？

　　张维迎：现在很多人担心地方政府竞争的进程被打断，也有道理。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地方自治非常重要。要实行法治，这是绕不过的话题。我希望决策层能够通盘考虑这些问题。

　　作为个人，我们不要凡事都呼吁政府干预，动辄呼喊“怎么政府也不管管！”这是缺乏自立和独立精神的表现。普通人要养成没有政府自己也能协作办事的能力和习惯。

　　以慈善为例，这本身是一个民间的事物，但是在我国基本是政府在做。政府做慈善就不会有真正的慈善，老百姓的责任和爱心都会大打折扣。有人在性格上喜欢大政府，有人则喜欢小政府。美国有调查显示，喜欢大政府的人在社会公益方面往往还不如喜欢小政府、信奉市场的人热心、积极。相信市场的人都相信个人的力量。而喜欢大政府的人，则把献爱心看成是政府的事。

　　读+：前不久你出席某论坛时曾表示，在全球化的今天，区位优势已越来越不重要，而制度优势才是经济长远发展的不二法门，你希望地方政府致力于制度创新。以目前来看，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腾挪空间有多大？该从哪里着手？

　　张维迎：地方政府实施制度创新的空间说大也大，说小也小。目前地方的束缚主要来自一些精神性的束缚，得过且过，宁可不干事、少犯错。

　　这样说，不等于说地方政府不能有所作为。比如广东，这么多年一直在试。上世纪80年代很有意思，广东的开放，深圳的开放，其实是中央和地方互动的结果。中央内部意见不是很统一，但是广东的地方大员们，包括习仲勋、任仲夷，认准了就干。有人跑到中央告状，中央把大员叫来批评一通，勒令做检查。他们回去之后闷不做声，不告诉下属做了检查，因为一旦告诉，他们会泄气。当然，地方大员之所以敢那样做，还是因为中央有小平等人支持他们。

　　所以，各级领导人的观念在未来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路怎么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勇气。其实在制度创新上努力，个人声名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这种超越物质利益的观念收益，未尝不是一种利益。一个人要么改变别人的理念，要么被别人改变理念。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他的观念和行为会让更多人受益。

　　政府面对市场风云变幻，最好还是以不变应万变。

　　要让企业家对政策有安全感

　　关于经济刺激

　　读+：当年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前，你就公开表示过反对。面对如今的经济困难，政府和企业该怎么做？

　　张维迎：如今的局面跟当年的刺激有密切关系。一个人本来是聋了，结果给治哑了，现在又开始研究新的治疗方案；这方案可能把那人治瞎。所以，我认为政府面对市场风云变幻，最好还是以不变应万变。我知道自己的影响有限，也算是立此存照吧。

　　作为企业，他们必须做好应有的准备。有的企业自身存在问题，可能活不下去。不要寄希望宏观调控来拯救自己。政府的资源不是无限的，他没办法的时候只有印钞票，而印钞票无异于饮鸩止渴，全民财富大挪移和大缩水。企业也不要寄希望于客户。客户没有良心，他要你天天讨好他，提供最好的服务和质优价廉的产品。企业必须苦练内功。

　　读+：改革有无可能被形势倒逼着进行下去？

　　张维迎：形势倒逼改革，是我们这30年一个主要的基调。日子混不下去了，非得改不可。我之所以对改革前景不是特别悲观，原因就在这里。一个国有企业，假如现金流很好，账面好看，它不可能有心思改革。这个时候要想理念战胜利益是很难的。突然有一天，全行业亏损了，怎么办？最近又有会议出台鼓励民营企业的措施，那还不是国有企业指望不上了，回过头又想到了民营企业。

　　所以当务之急是政策变化不要太频繁，要致力于重新提振企业家的信心，提升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对政策的安全感。预期和安全感的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改革最重要的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什么文字、文件。上世纪80年代，很多改革哪有文件指导？就是脚踏实地地干。大家对改革都有紧迫感，就看谁先捅破那层窗户纸。

　　读+： 2004年前后的“郎顾之争”深刻影响了此后几年政府的诸多决策，引发了“国进民退”，不少改革从此停步不前。当时那样一种社会心态，有没有可能与民意无关，而是被激发和操弄的？

　　张维迎：当然与民意有关。民间很复杂，对于改革有高兴的，有不高兴的，的确没有多少共识。那个时候互联网已经兴起，个人博客什么都有了，加上媒体喜欢凑热闹，舆论飞快就沸腾了。当然，媒体的这个特性也无可非议。不能责怪媒体。媒体对理念的塑造非常非常重要。

　　一个内心强大、有着自己坚定信念的领导人，可能不太容易被社会舆论影响，不容易发生动摇。但是如果自己本身没有理念作支撑，那就只好被舆论牵着走了。

　　相信时间的力量

　　法治是人心的内在需求，尤其是有产者赖以心安的基础。

　　关于中产

　　读+：你为何认为法治国家要建立在一个稳固的中产阶层基础上？

　　张维迎：正常的发财致富者，必然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取得财富。这样的个人和阶层必然有着更强大的责任心，对规则和法制的渴望非常强烈，他们所做的决策也更符合社会普遍需求。即使那些通过不正当不公平规则致富的人，不是依靠市场竞争取得成功的人，最终也会产生对法律和规则的需求，因为他的财产需要保护，子女对财产的继承需要切实的保障。哪怕他就是一个小偷，他在偷盗之际无视法律，但是一旦得手了，就会希望自己的财富不要再被人随便偷走。所以，法治是人心的内在需求，尤其是有产者赖以心安的基础。

　　健康的发财致富者越多，社会越良性。市场社会的流动性很强，极少出现依靠继承财富而致富的贵族。通过市场竞争而致富的社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只有那些特权遍地的社会才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

　　读+：你对我国中产阶层的发育和现状有着怎样的观察？

　　张维迎：中国究竟有一支多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不好估计。由于我们的环境，很多人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价。但是你可以通过那些富豪榜进行观察，还有就是这么高的房价，都是真金白银买出来的。还有奢侈品市场，他们的客户如今大多来自中国。

　　读+：你很强调观念传播的作用。有一个困境，那就是你真正想说的话不能直接说出口，而一些错误的观念却可以凭借“正确”大喊。对于这种观念传播上的“不平等”，你有没有具体感受？

　　张维迎：在我国的观念竞争中，有一些观念天然就要冒风险，有一些天然不用冒风险。观念的变革是我们这场影响深远的变革的一部分。很多所谓的新左派知识分子是不真诚的，带有投机成分，他们并不真心相信自己的观念。

　　对于观念竞争的终极结果，我本人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好的观念会深入人心。我对改革抱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所谓谨慎乐观，就是从长远看，我是持完全乐观态度的。　

　　慧聪书院位于现代化的中关村(6.34,-0.02,-0.31%)大街旁，紧邻新中关购物中心，是一幢低矮的四合院。天井中种有松柏，树枝上挂着鸟笼，鸟鸣瞅瞅。7日下午3时，张维迎身着浅蓝色T恤，应约准时出现在天井之中。

　　1959年生于陕西吴堡县一个普通农家的张维迎，父母并不识字。他25岁获得西北大学经济系硕士学位，同年即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直接参与了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研究。1990年9月，他入牛津大学读书，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8月回国任教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目前为北大经济学教授。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他在知识分子、政府和社会大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他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企业改革的理论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

　　他针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发表的看法，经常成为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2006年3月，他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文，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一个高潮。

　　去年7月，他出版了《市场的逻辑》一书。今年7月，他再推新书《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

　　张维迎善于用通俗简单的语言表达复杂的经济学道理，其著名言论有：

　　“政府审批公司上市，就好比新人去政府部门领证，长得不好看的，政府不让结婚，不给办证”。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

　　类似的生动言论还有很多。面对中国改革千头万绪的难题，他喜欢从最实际、最可能达到效果的角度切入，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措施。但是由于他的过分务实，很多观念超出了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和接受力，比如他提出：与其任由“三公”等腐败行为任意侵蚀财政，不如从财政预算中拿出一块补贴官员，用度超出部分由他们自理，有盈余则让他们落袋为安。他的“金钱赎买权力”论，被认为可以有效控制财政无限度支出，但却不能被大众接受。

　　他对凯恩斯主义的高度警惕，对经济刺激计划的一再公开反对，让他在政府一方有时候也觉得难以接受。

　　7日，面对本报记者侃侃而谈时，他始终面带微笑，但其间也自嘲了两次：“我知道说了也没用，就当是立此存照吧”。

　　《什么改变中国》

　　副标题：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

　　作者：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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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高层只操心房子猪肉黄瓜会导致很危险状况

　　5月19日，中国国际金融博物馆主办的“江湖”沙龙举行第八期。本期主讲嘉宾是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

　　在回答观众提问时，张维迎说改革一般是危机导向的。一个偶然的事件可能诱发危机。危机什么时候来到无法预测。如果有一些人有一定的先见之明更早看到危机说服大家去改革，这样更好，如果没有这种情况的话，最后这种危机一定会来。危机来了，现有的体制主导改革可能变得非常困难，出现社会乱象。张维迎建议领导人只有看得长远才会知道短期如何作为。如果领导人短视，只操心房子、猪肉、黄瓜，反而会导致很危险的状况。

　　以下为部分文字实录：

　　提问：您刚才反复提到改革，您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或许未来的改革只有在真正的危机出现之后才能发生，这是我们不大愿意看到的，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能如此只有等待。您是否还赞同当时的这样一个判断？您能不能具体阐述一下什么是您所谓真正的危机？这个词我虽然不知道真正是什么但是听着很恐怖，改革是不是唯一避免它的路径，倘若真正的危机到来，改革是否可以让它安然渡过？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个真正的危机什么时候到来或者它是否已经到来？

　　张维迎：改革一般是危机导向的，我们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人有侥幸心理，只要混得过日子就不去改革，慈禧太后满清帝国就是躲着不改革，原来以为的修修补补就能躲过去，最后改革来不及了，慈禧太后早十年改革也许完成了君主立宪。但是太晚了，过了三年她就死了没机会了，最后彻底垮台。如果这个过程有一些人有一定的先见之明更早看到危机说服大家去改革，这样更好，如果没有这种情况的话，最后这种危机一定会来。危机来了，现有的体制主导改革可能变得非常困难，出现社会乱象。

　　至于什么叫危机？这个东西很难讲，一个偶然的事件可能诱发危机。什么时候来到危机无法预测，我写过一篇文章《语言腐败》，我们说的话和灵魂是完全分离的。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和我们说的话不一样，现在很多领导人讲话大家不激动，为什么不激动，听语言很美，但是激动不起来，我们知道他心里想的不是这个东西。这种体制下很不可预测，这种体制出问题出危机不可预测。

　　我们这种体制真的危机不好预测，所以我们才需要有英明的人能够事前认识到这些问题，然后往前走。我相信一点，包括刚才任总、潘总都说你应该开微博，我们的听众早上喜欢听什么，中午喜欢听什么，晚上喜欢听什么。坦率讲三年以内的事我不是很关心的，三年已经能解决的问题我不关心，我关心短期的三年到十年，中期的十年到二十年，长期三十年，我在想中国三十年后应该是什么样，会是个什么样，而且我也说过我们的领导人只要能看出三十年后中国是什么样的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做，每一步走到哪儿。

　　像一个企业有愿景，没有愿景每天就是发工资、招人，我们企业不要说三十年了至少三年之后五年以后有一个想法，没有的话企业肯定要垮台的做不好的。中国的问题不要想得太近，普通人过日子今天菜价涨了没涨，房价涨了没涨，如果高层领导人心思精力花在房子、猪肉、黄瓜上，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他要看到国家三十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