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聘销售岗位职责描述:毛 张闻天

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关系张曙光（沈阳）

毛泽东与张闻天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张闻天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也是极重要的，尤其是在党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恢复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张闻天从中起到极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事实，张闻天的历史功绩不可抹杀。不过毛泽东与张闻天曾有过合作期和矛盾期的过程，这个过程成为两位革命家在那个时代发展进程中的显著特征。

回顾毛泽东与张闻天革命的历程，他们的关系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毛泽东与张闻天的观念存在不同。

毛泽东早年参加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他特别重视革命的实践活动，“一切从实际出发”，是第一个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共产党人，但在他上井冈山搞武装斗争时，仅仅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内的地位并不高，而且从秋收起义到红军长征这段时期，毛泽东所走的路充满曲折，他在党内军内的地位处于极不稳定状态。张闻天却不同，他在青年时期充满革命志向，1925年到俄国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在俄国六年的时间里，他与王明、博古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当时王明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闻天以学识渊博著称，博古以能言善辩而出名，可以说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俄国学习时的佼佼者。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为了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李立三被共产国际召回莫斯科学习、检讨，于1931年张闻天从俄罗斯回国，接替李立三的职务，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临时中央政治局”宣传部长，这时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要比毛泽东高。在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张闻天受到斯大林的政治观点影响比较深。斯大林认为：在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转入了反革命阵营以后，中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苏维埃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就只有农民和城市贫民了。斯大林的这种观点误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当作了革命的对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就被认为“脱离革命”而排除在同盟军之外。中共“六大”决议接受斯大林的理论，在革命对象的问题上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提。张闻天也曾写了一篇理论文章——《论两条路线斗争》：认为中国革命对象“不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买办阶级，而且也反对民主资产阶级与乡村富农。”这种观点来自斯大林，也正是由于这种观点作怪，才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左”倾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认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战争，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土地革命，要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毛泽东主张中国革命要明确依靠对象，团结对象，争取对象，打击对象，最大限度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毛泽东的观点显然与“左”倾教条主义存在不同，在军事战略方针上也有不同，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这条战略方针对于巩固红色革命根据地有极重要的意义，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却把这条战略方针指责为“表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毛泽东也被指责为“保守、退却。”在1932年10月6日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苏区工作时，“左倾”教条主义者博古批评“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认为“应该做坚决斗争”，张闻天也提到“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这个意见同中共苏区中央局10月上旬宁都会议做出的决定（“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是一致的。张闻天这些主张和做法是当时以“左”倾冒险主义为指导势所必至，但当时他同毛泽东既未共事也无直接冲突，在个人关系上并没有什么嫌隙，他们之间仅仅是在观念上的不同。张闻天1933年1月到达瑞金，他到中央苏区后，能够直接接触到毛泽东，对毛泽东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他对毛泽东的思想态度才开始转化。

第二阶段由于张闻天与博古观念上的冲突，使张闻天开始接近毛泽东思想。

张闻天与博古在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面，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原则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闻天在实践中逐渐察觉到“左”的危险性，认识到“左”倾也会成为革命前进中的最大障碍物，于是萌动了反“左”倾的意向，而博古却迟迟没有这种觉悟。张闻天到中央苏区后不久，与博古在政治上产生分歧，具体表现在如何对待统一战线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

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占领山海关，向华北进犯的形势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作战协定，在国内和国际都引起广泛的注意与强烈的反映。然而，博古却以下层统一战线和打击中间力量的固定公式出来理解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认为我们的“宣言”只是对群众说的，或者是对下级军官说的。至于上级军官，那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也不会去同他们说什么条件，同他们订立什么共同作战协定。“宣言”上的提议只是个宣传口号，是用来揭破国民党的造谣污蔑的。

张闻天对“三条件”“宣言”的理解，与博古有本质上的区别，他接受了凇沪抗战事实的教育，对日本侵略下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开始有所认识，纠正了“一、二八”事变后对十九路军军官的过左的策略思想。所以他对在“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理解同博古大为不同。他认为“三条件是宣传，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围绕着对“共同抗日三条件”应怎样理解的问题，张闻天与博古进行了争论，博古没有采纳张闻天的意见，所以“宣言”发表以后，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没有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宣言”发表以后的八九个月里也没有同任何一支国民党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与政策，张闻天与博古也有分歧。先是博古发表《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第一、二部分，重复王明在《两条路线》中阐发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与反对资产阶级并列的特点。博古认为，目前的中国革命不但要“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者，而且同时要进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斗争”，这是工农民主专政的观念之一。博古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政策的基点是“限制”，“在发展苏维埃经济中间，在相当的容忍资本主义发展中间要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张闻天在《五一节与（劳动节）执行的检阅》、《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等文章论述了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的观点，提出容许资本主义发展，寻取利用、限制、竞争、斗争的政策。博古对张闻天的文章很不满，在接续发表的《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的第三部分中，对张闻天的观点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博古固然指出对地主与资产阶级“不应该是‘一视同仁’的”，对资产阶级不能采取“消灭”的政策，但他强调：“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一分钟放弃反对资产阶级的立场与政策，”“资产阶级将成为我们当前唯一的最主要的敌人，所以，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是不可允许的”。对于资本家，“不是‘妥协’政策，而是坚决的发展阶级斗争”；除了消灭他们的反抗，限制他们的剥削之外，应该是“强迫”他们为苏维埃工作。博古指责对资本主义“让步”与“妥协”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甚至认为“对资本家的投降情绪”是目前苏区职工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提出要以“坚决的无情的火力反对这种情绪”。对张闻天的对待资本主义的策略思想的批评，已达到很严的程度。

由于张闻天与博古出现了分歧，张闻天开始了独立思考的过程，他在实践中发现，毛泽东的观点与博古差别很大，他也觉得毛泽东的观点是正确的，他的思想越来越接近毛泽东的观点。

第三阶段由于张闻天与博古矛盾加深，张闻天与毛泽东思想发生了一致。

在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后，有两个重大问题的出现，使张闻天与博古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福建事变”。在“福建事变”中，国民党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将领提出“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主动派代表秘密前往红军驻地商谈停战反蒋事宜。对于同国民党十九路军谈判，张闻天与博古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区别，博古虽然没有拒绝谈判，但疑虑重重，看不到蒋光鼎、蔡廷锴等将领的抗日思想，总认为很可能他们为求的援兵而施的诡计，他仅仅把谈判看成一种宣传性的措施，只是想通过谈判来揭露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的欺骗，提高共产党和红军的权威。因此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代表到瑞金谈判时，博古避而不见，表示冷漠、轻视的态度，从中可以看到博古对国民党十九路军和福建政府采取关门主义的方针。与博古不同，张闻天反对关门主义，他十分重视同国民党十九路军的谈判，他的思想态度与毛泽东的思想态度几乎保持了一致，他认为这正是实现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的一个具体行动，如果谈得好，同国民党十九路军停战，进而合作抗日，对粉碎第五次“围剿”，对整个反蒋反日的斗争，都是有积极重大的影响。他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都热情地接待了十九路军代表，促成谈判顺利进行，签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确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临时军事界限，恢复商品贸易，解除对苏区的封锁，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等十一项条款。

博古在“福建事变”后，指责福建人民政府的一切行动“是过去反革命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其目的不是为了“推翻”而正是为了“维持”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整个事变过程中，博古都是采取这种极左的诋毁、排斥、打击的策略，反对支援十九路军。张闻天则相反，主张“积极配合”，支援国民党十九路军。

“博洛矛盾”从暗的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第二个问题上，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役之前和失败之后。博古和李德决定全力保卫广昌，与敌人“决战”，张闻天与毛泽东都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对张毛的意见，李德和博古根本不听，他们调集红军主力九个师的兵力，并亲赴前线直接指挥，采取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的战术，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这种错误思想指导的结果，广昌战役失败。广昌战役失败完全是李德和博古不接受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推行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结果。广昌战役失败后，约在五月上旬“中革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对博古他们提出了严正的批评。指出：“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的损失。”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不承认错误，反过来给张闻天乱扣左倾的帽子，说张闻天这种指责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一向温和沉静，面对博古这种蛮横态度，也无法按捺内心的气愤，当即予以批驳。他据理力争，指出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责备党，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使用武器的”，那时根本反对武装起义的，以为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得到胜利。今天批评广昌战斗是说同敌人死拼，这种拼消耗的打法是错误的。敌人空中每天有三四十架飞机分批轮番轰炸，地上有一个炮兵旅的火炮轰炸，兵力又大大强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想靠野战的工事来坚守阵地，怎么可能？我们决不应该单纯防御，死守硬拼！应该保存主力，用别的办法战胜敌人。同普列汉诺夫根本反对武装暴动有什么相同之处？张闻天越讲越激动：博古同志说我是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这是污蔑！我坚持广昌战争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博洛两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会也没法开下去了，结果不欢而散。到会的其他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博古与张闻天的关系逐渐疏远，以至发生冲突的同时，“毛洛”即毛泽东同张闻天之间却逐步接近以至互相信任和合作。

第四阶段毛泽东与张闻天形成亲密的关系。

1934年1月中旬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使“左”倾路线的错误发展到顶点。经过这次全会，张闻天在党内的职位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担负的工作有较大的变动。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六届五中全会之后，接着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张闻天取代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毛泽东只当选连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单从表面看，似乎张闻天得到了一定的重用。然而，身处党内高层矛盾旋涡中的张闻天，却比以前“更明显地感觉”到这是一种极为巧妙的“排挤”。他在延安整风中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派我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张闻天从内心中有这种感觉，行动上当然还是服从中央集体的决定。这样，从1934年2月起他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原来的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起办公，住的院子也紧靠在一起，共事增进了彼此了解，张闻天同毛泽东在思想上、感情上逐渐接近起来。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主力被迫长征，使张闻天从沉痛的教训中，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主张的正确，长征开始后，他毅然参加了反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张闻天后来回顾说：“长征出发以前，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的前一天，毛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毛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在遵义会议上，红军为了改变“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尽快摆脱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被动局面，要求毛泽东出来领导中国革命的愿望已大势所趋。张闻天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切身体会，决然摈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站到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一边，拥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张闻天还积极推举毛泽东担任党的总负责人，毛泽东坚决不肯，毛泽东的想法是一定让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人，因为只有张闻天任党的总负责人，才能得到“第三共产国际”的认可，《遵义会议决定》才会更有效力。

后来毛泽东说：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新的领导，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负责党的工作，毛泽东负责军队的工作，两个人在长征途中，紧密配合，互相支持，保证红军胜利地到达陕北，在到达陕北初期，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负责人同红军最高统帅毛泽东保持高度一致，保证了毛泽东的方针、谋略能够畅通无阻地贯彻执行，这是在那段时期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重要关键。

1938年9月，王稼祥从俄罗斯回国，传达了第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政治上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从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张闻天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让权，他主动向毛泽东提出，党中央总书记应该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以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闻天继续但任下去。张闻天认为毛既然要他名义上任“总书记”，也就“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 ，张闻天按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按照六中全会关于以毛泽东为首准备召开中共七大的决议精神，主动将党内负总责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了。张闻天后来曾说过“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特别是七八月政治局会议后（所谓“神仙会议”），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工作。”

在1943年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选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担任，张闻天正式离开书记处。1945年中共“七大”上张闻天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自张闻天离开书记处后，他从事党务宣传教育工作，培养出了大批党务高级干部，被当时人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

第五阶段毛泽东与张闻天发生分歧。

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直言不讳，对“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意见，从此与毛泽东在观念上发生分歧，张闻天被撤职罢官，进入了政治平淡期，不再担任党的高级干部职务。而后，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张闻天生活简朴，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以豁达的胸怀对待，不计较个人得失，默默地从事着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曾有指示，要有关部门从生活上关照张闻天。于1976年张闻天与毛泽东在同一年里逝世，临终前张闻天把自己所有的积蓄作为党费上交给党组织，表现出对党的一片赤诚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