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吧意见反馈服务中心:一个国家的智商：中国最聪明大脑在哪

内文导读：

中国第一家民营智库创办人

中国需要智库，而不是翰林院

新周刊2009014期封面

我们时代最聪明的大脑，在哪里？

谁为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利用过去、把握现在、铺垫未来？

我们当然首选政府。其次是汇聚集体智慧的群策群议机构。再次是社会各界的意见领袖。

在意见领袖中，智库(Think Tank)是中国长期缺失的一种类型。

身份独立、价值中立、研究专业、决策科学，是智库的立身之本。表面上看，中国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到2000多家。而在《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仅有74家智库被认可，而美国有1777个。

豢养型学者、愤青型专家和商业型机构，冒“智库”之名，透支了意见领袖的公信力。而以真正智库为诉求的民间智库，在人才、体制、资金来源和合法性等方面都步履维艰。

中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西方发达国家只有5%左右。(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昭晖教授语)在公共决策议题上，群策群议是不够的，专业、独立的第三方——智库的重要性因中国人屡屡失策而凸显。

基于政策和舆论的公共需求，基于市场经济多元利益格局的现实需求，基于正在世界崛起的中国对大策略大思维的未来需求，中国迫切需要智库，需要“独立思想的盒子”提供解决方案。

《新周刊》采访了新近成立的“中国最高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其主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新周刊》求教于多家全球顶级智库。《新周刊》解读了市长和省长们偏爱“洋顾问”的现象，并调查出“谁是最值得中国公众信赖的意见领袖？”。中国第一家民营智库创办人曹思源、北京奥运会安保方案《鱼钩与长矛》提供人高志凯、从为老板谋到为城市谋的“丙方”王志纲、深圳的“理想主义”智库因特虎，也直面《新周刊》道出中国“智库”的成长命题。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智库是国家软实力中的硬实力，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智商，替决策挣尊严、替民众挣信心、替国家挣未来。

我们欢迎中国智库时代的到来！

国力升级的智慧储备

中国无智库？

粮食储备、石油储备、黄金储备是硬实力；智库储备则是软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后者更是前者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缺智库，中国求智库。

文/朱坤 胡赳赳

将企业比做国家的血液，家庭与个人比做国家的组织、毛发与神经末梢，政府比做国家的大脑，智库就是其中的“外脑层”。国家之间的发展与竞争，不应仅是经济实力与军事的比拼，也应包括思考与学习能力的竞争。

所以，中国不仅应该有世界500强和航空母舰，还应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艺术大师、大文豪、世界级大学与顶尖智库。

智库，Think Tank，也称“思想库”，即智囊机构、智囊团，是指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按照世界上最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的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的定义，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

为什么需要智库？

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前夕，针对“中国是否会出兵朝鲜”的议题，兰德公司得出结论：中国将出兵朝鲜。兰德想将此报告以200万美元——一架战斗机的价格卖给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被婉拒。

其后，果然中国出兵朝鲜，美国在朝鲜战场遭遇大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后来感慨说：“我们最大的失策是舍得几百亿美元和数十万美国军人的生命，却吝啬一架战斗机的代价。”

在中国，因为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要严重得多。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经说，中国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为4000亿—5000亿元。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昭晖教授说，从国际视角看，中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

在企业管理上，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一个企业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如果它没有智囊团的话，其生命周期不会超过5年，只要有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就会葬送这个企业。

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民间组织。它不是大学研究所，不是商业咨询公司，不是策划人，不是游说公司，也不是智囊高参的官方研究机构。

虽然不少智库都依托于大学，但它与普通大学研究所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开展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探讨自然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将之转化成可操作的政府或企业决策。

智库与商业咨询公司的差别在于，商业策略研究只占它业务的很小部分，而且智库的策略咨询相当宏观，它体现的是大时代背景下全行业的嬗变与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

智库不是“点子大王”式的策划人，它不担负将某个人或某种产品脱胎换骨的责任，它需要做的是比较各种决策的可能利弊，提供操作方案以备选。

相对于官方智囊的依附地位，智库的身份可谓相当独立，他们可以相当自由地发表言论。但所谓屁股决定脑袋，虽然大多数智库都宣称中立、客观与无党派，他们还是有着难以规避的一致立场、倾向与趣味。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就是著名的民主党大本营，其贡献了奥巴马政府内的20多名高层官员，今日奥巴马政府操作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就由布鲁金斯学会直接送交；传统基金会因恪守传统价值与自由资本主义传统，则一向被认为是美国共和党的大本营。

智库改变世界

纵观西方近500年历史，几乎每一个强大国家的崛起，都伴随着该国智囊机构的涌现。

1560年前后，荷兰人Cornelis de Houtman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蛰伏三年，获取了葡萄牙帝国称霸世界100年的秘密——香草群岛航线图，他回荷兰后创办了东印度公司。以现在的眼光看，东印度公司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跨国公司，还部分地承担了国家智库的职能：它开创了商业垄断的方式，以经营公司的方式经营庞大的海外殖民地。

稍后崛起的英国，其工业革命的直接发动机就是现在还未中断的智库——英国皇家学会。在皇家学会的激励与鼓动下，不列颠成了当时的“世界工场”与“日不落帝国”。

至于美国，在20世纪的崛起中，强大的智库群层出不穷。既有历史悠久的胡佛研究所、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有现代意义上最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在全盛时期，美国几乎所有的内政外交都由兰德一手策划：它曾经完全主导了美国的核战略、策划了越南战争、谋划了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发动了两次“海湾战争”。甚至，今天才被广泛运用的互联网，其最重要的技术基础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被兰德公司研究员发明了。

正是因为美国智库的强大研究能力与参政能力，几十年来它一直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以至于有人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中心”。

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智库

表面上看，中国似乎不缺研究人员和机构。据统计，中国研究机构有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到2000家。

而在今年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称，中国仅有74家智库被认可，而美国这一数字是1777个。

英国人Mark Leonard曾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名智囊。有次他拜访中国社科院，当他获知社科院有50个研究所，260个研究室，4000名全职人员时，他被彻底雷到：整个英国的全部智库人数加起来也只有1000人左右，全欧洲总人数不到5000人，加上美国(智库的天堂)，整个西方智库的研究人员也不超过10万人。而中国社科院仅仅只是中国官方智库的一个，还有中央党校、各省社会科学院、各级政府的政策研究室等等。

Leonard震惊之余，也感到好奇：为什么数十万人在为政府决策做研究，他却始终不知他们的研究方法与结论，世界人民也对中国政府的行为充满好奇？所以他写了一本书：《中国怎么想？》，在西方世界获得畅销。

2000个中国智库，抵不上一个兰德公司。智库的研究深度，往往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思考深度。由于政府强大的控制能力，中国官方智库大多言不由衷，沦为替政府背书的境地：官方智库享用着高额经费与话语权，却不时提供数据混乱不堪、结论欠缺逻辑、唯长官之命是从的垃圾报告。民间智库一欠渠道，二缺影响力，三缺经费，因此举步维艰。

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曾说，衡量一个好智库的标准是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但对大多数中国智库来说，独立性可望而不可及，质量与影响力也大打折扣。

“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智库。”一位行业协会的负责人这样说。在中国，行业协会属于半官方组织，在民政部注册，挂靠于官方机构下，受命也受制于官方的指示，是介于政府与民间之间的组织，有时也承担课题，研究产业，但在人才、体制、资金来源等方面却显得“畸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