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福官网电话:没有镣铐的监狱——深圳亲历记

 深圳是特区，家喻户晓。深圳是监狱，只有一亿人知道。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本世纪2002年末，这个特区每晚至少千人失踪。该市有一座银湖收容所，是一个举世无双的集中营。每当夜幕降临，公安带着保安倾巢出动，捕捉无“暂住证”的外来人口。哪怕你才下飞机、火车、轮船、汽车，只要没有“暂住证”一律抓到派出所，然后集中起来用囚车拖到银湖收容所，一次性卖掉。身份证、通行证、护照在这里都是无效证件。确切地说，“暂住证”变成了日战时期的“良民证”。

银湖收容所是一个统购统销，独家经营的官办企业。对送来的外省人，不分男女老少，也不分妇女儿童和残疾人。全都明码市价，进行人口批发。每天上午8点开始，广东各县市收容所开着囚车在此进货，批发价适中，每人170元。很少办理零售业务，如果有人想就地出门，需交900元才能获得自由。这里一年四季，车水马龙，尘土飞扬，生意火暴。各省市外来人口在这里被当作牲口买卖。

该所指标明确，定额定量，收容人口，逐年递增，2000年之前日销售二千人，日创收三十万元。

银湖收容所建在一座土山坡上，森严壁磊，管理队伍整齐，清一色警察，全都操广东话。围墙上，铁丝电网交错。牢房内外，电子监控设备齐全，而关押无证人员的房间里，连稻草也没有一根，人们只能坐在水泥床上。一日一餐，一碗米饭和一根罗卜丝。

收容所大门正中央有一堵宣传墙，上面用套红大字刊登着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同志视察该所的讲话精神，其标题使我至今难忘，“认真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努力做好收容工作。”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2000年初，江西吉安的一名妇女被抓来后，一直靠在这堵墙上嚎陶大哭，说她女儿太小，还关在出租屋里，最后口吐鲜血，倒地抽筋，停止了呼吸。几位认识她的江西老表告诉我，这名妇女白天在深圳打扫卫生，晚上捡破烂。

二、挤进鬼门关
1999年12月28日，我站在新世纪的门槛有些激动。最后选择到那座“久仰”的城市跨入新世纪，没想到，一下车便跨进了收容所。

当客车抵达南头检查站时，关内关外人流如潮，热浪扑面，外地客车和本地公汽遍地停放，旅客必需下车徒步持证通关。有置身于外国的感觉。人们在烈日下排着几条纵队缓慢移动，一个小时后，我总算踏进了鬼门关。

客车进入福田区上沙村，终点站到了。刚下车就被沙头派出所保安拦住，要求量暂住证，很显然，没有一个人能拿出这种东西，不由分说，被一起拉到了派出所。在此之前，已有一大批人蹲在操场上，有拖儿带女的，有爷孙俩，多半是背着旅行包的大学生。

警察和保安通过目测，四个五大三粗的东北人被带进了审讯室，要其交待来深圳的意图。东北人性情刚烈，受不得委屈，理直气壮的和保安打了起来，华南人个小体轻，吃亏不小。跑到操场上找警察请示，要将这四个东北人送到看守所去。毕竟，警察的人性还未丧尽，通过讯问，最后对那几个保安说，算了，送到银湖去。

晚上，我和这200多人被派出所用囚车拖到了银湖，收容所当面验收，男女有别，钱货两清，全部关押起来。子夜时分，三个年轻人来到监号，开始逐一搜身，所有人身上的现金被搜走，我身上的4000元现金也未能幸免。

三、收容所奇闻
第二天上午8点钟，一个老警察打开铁栅门给这个监号的200多人训话，大家听好了，这几天可能有记者来采访。你们不要说错了话，就说这里是银湖渡假村。不能说坐囚车来的，是坐客车来的。说错了话的人后果自负。铁栅门一关，上了大锁，扬长而去。

9 点左右，老警察又来了。手一指，叫一个青年站出来。这里是什么地方？老警察发问了。这个青年目瞪口呆，看着对方一言不发。老警察又问，你是不是哑吧？这个青年说：你说的啥子嘛？老警察脑羞成怒，打了这个青年一记耳光。接着大声吼道：有没有懂广东话的？密不透风，阴暗潮湿，像地狱般的监号里死一般的寂静。

第三天上午，哨音一响，各监号铁门大开，被收容的男女老少全部带到操场上集合。首先由戴白手套的警察“例行”搜身，从头到脚搜透，四条纵队逐一过关。男人们的皮带、手机、钢笔。妇人们的头发绳、发卡、梳子统一被没收。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危险品，曾多次造成流血事件。从搜身关卡出来的人，男人们提着皮鞋和长裤，女人们大多披头散发，就像从澡堂里出来的一样。

四、按省分类，定向分流
搜身结束，一个女警察用当地的普通话开始宣布，下面开始以省为单位，定向分流。湖北的——遣送到揭阳，湖南的——河源，四川的——台山，东北的——汕头等十年如一日的流水作业，使满场的人全部归档。各县市收容所的囚车正排在外头等候，武装警察守在囚车旁神情肃穆，俨然是将一批犯人送往劳改农场。不一会，十二辆囚车满载而归。唯有揭阳的迟迟不能上路。原因是一个叫雷蒙的小姑娘没有找到。三个警察轮番叫喊雷蒙，可就是无人答应。操场上全部走空之后，在后面靠墙的一角，有个小姑娘还坐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看着三个警察嘶声的叫喊。一个女警察上去问她，你叫什么？我叫李明，小姑娘从容作答。我们喊了你几个小时，你为什么不答应？小姑娘回答说，我好像从未听到谁叫过我？年老的女警察气急败坏，叫来三个男警察，指着这个小姑娘说，她就是雷蒙，打死她。小姑娘哭着高声叫喊，我不叫雷蒙，我叫李明，是谁改了我的名字。

这时，我赶忙上去给那个女警说好话。“这孩子不懂广东话，原谅一下吧！她不是有意的，你问一下我们这些人，有谁能说雷蒙就是李明呢。”就这样，小姑娘算是捡了一条命。

在去揭阳的囚车上，我问她是哪里人？她说是湖北潜江市的，在深圳服装厂打工。那你为什么不办“暂住证”呢？小姑娘说：“暂住证”300元一张，一年一办，中途要年审，如表现不好，还要没收。我总是在下班之后把自己反锁在出租屋里。没想到，这次在上沙龙秋村小卖部买肥皂时，被抓来了。

我不知道深圳离揭阳有多远，囚车行驶了10个小时，5次下高速公路就餐。每到一个路边餐馆，押运警察被迎进小酒店，喝得面红耳赤。老板娘拿着几百米长的有线电话，对锁在囚车上的人劝话：你们赶快往家里打电话，揭阳收容所每天打死人。话费不贵，20元－分钟。你们赶快吃个合饭吧，揭阳每天饿死人，盒饭不贵，20元一盒，矿泉水20元一瓶，方便面20元一袋。现在不要钱，到揭阳赎身时，一起结帐。

十个小时后，囚车总算驶进了揭阳收容所，在六间像牛棚一样的平顶房前，警察发话了：“这里是揭阳收容所，交340元元保释金，马上可以获得自由。把你们从深圳买来，每人是一百七十元。我们收的很低的，其它收容所是500－800元保释金。不交钱是无法出去的。半个月不交钱的，转到揭西去，那里的保释金是680元。一个月不交钱的，男的准备去做工，女的准备去坐台。到时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很显然，没有一个人有钱交保释金，就这样全被赶进了牛栅。”

在关押的日子里，每天看到的是该所囚车从深圳拖来的无证人员。每天听到的是女人们的哭声。每到夜半三更，“国际歌”的声浪此起彼伏。对反抗收容的人，该所警察用拳打脚踢的方式制止。有一个广西小子整天站在铁栅门内大喊大叫，要求出去。被警察带到门外，十指着地，用皮鞋猛跌，直到十指跌断为止。最后这小子被送进了疯人院。收容所外面如集市一般，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亲人，带着赎金，将自己亲人赎出，一位父亲指责该收容所违法乱纪，称这种行为与绑架毫无区别。说他儿子大学毕业，到深圳找工作，怎么来到这穷乡僻壤，被关押在牛棚里。

揭阳收容所有销售专班，每天在外面联系销路。由于广东各县市收容所大多超载，只得与周边湖南、广西的收容所联营。湖北京山县有个姓刘的老大爷由银湖卖到揭阳后，一直无钱赎身，最后被连续倒卖了8次，从340元滚到了4800元，历时两年半，当他儿子找到他时，他对儿子说：我没有犯法，假如你交钱的话，我就撞死在这里，我已经七十一岁了。就这样，直到收容被取消，他才被放出来。

一个月将到，湖南醴陵的一个大学生为我交了340元赎金。当我在收容所门前就餐时，餐馆老板说，今天走了200多人，你怎么现在才出来。看来，这位老板并不知道我已被关了一个月。

揭阳沾深圳的光，每天净赚6万8千元，十年如一日，旱涝保收，雷打不动。

五、与收容博斗
从揭阳返因深圳，我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与这种残暴的行径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我不相信，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能经久不衰。

首先，我买了一张深圳法制报。因为深圳法制报经常报到一些“扫黄、打非、查三无”的消息。无疑，该报社对深圳的收容是最了解的。

果然，在这张报纸的头版右下角有一则小报到。说是昨晚深圳市“扫黄打非”取得重大战果。马上，我打电话到该报社。写这则报到的记者回答了我的提问。

昨晚共抓了多少人？我问

“具体人数没统计，每晚大概二千人左右。”

你觉得那些被抓的人都是黄毒人员吗？

记者气愤的回答说：深圳现在已变成了惨无人道的特区，他们所抓的都是些初到深圳的外省人。各种各样的都有，年龄不分大小。有8岁的小女孩和80岁的老大爷。

我写了一篇《请不要到深圳》的报道，贵报能否给我发表。

记者为难的答道：深圳打着特区的幌子，吸引外地人来此下海，假如我们刊登你的报到，一是报社要关门，二是人身安人全没保障。请理解我们的苦衷。不过，我愿意帮你把《报道》拿到北京去。

没办法，我又拨通了市长热线，要求深圳市政府停止收容，对方回答，我们收容的都是些没“暂住证”的人。电话线断了。

最后，只得再去找报社。据说“环球时报”胆子有点大。马上又打电话到该报社，反映了深圳的收容状况，并要求他们刊登我写的《请不要去深圳》。

几位记者听后很吃惊，完全不相信深圳会有这种事。更不相信每晚要收容上千人。但是，他们明确答复我，马上请示社长后，立即动身，前往深圳。

两天后，环球时报的几位记者回到了报社，马上给我来了电话：

“向先生，你好！深圳的事态比您说的严重的多，每晚至少打死两个人，特区已变成了灾区。外地人千万不能去深圳了。”

“那你们准备怎么办呢？”我又问。

你能不能将《报道》传真过来，我们研究一下再说。

看来对方有顾虑，难言之隐不必多说。

于是，我又给自己家乡的报社《楚天都市报》打电话。湖北报业集团负责人听了我反映的深圳情况，他完全不相信深圳用收容创收。当我告诉他，光我们湖北在深圳被收容的人至少有100万人时，这位负责人问我是不是在写科幻报道。并表示不敢刊登我写的《请不要到深圳》，当然，2003年春，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在广东因无“暂住证”被查证保安打死之后，这位负责人一定会很愧疚。

走投无路之下，我又返回深圳。我不忍丢下那些在收容所渴望生命，渴望自由的人不管。

当我在福田区车公庙工业区和许多打工仔商讨如何防止收容时，被天安派出所以无“暂住证”为由，再一次送到了银湖收容所——揭阳收容所。

2001年5月初，揭阳收容所通知我出狱。出门一看，一位30多岁的妇女站在狂风暴雨下望着我，是她给我交了赎金，而我完全不认识她。

“你为什么要顶着狂风暴雨，坐一整天汽车，到这偏远的地方来，并且还要花800元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我问她。

我听说，你现在专门在拯救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所以，我要让你早点出来继续与收容作斗争。再说，我对揭阳熟。

据这位妇女讲，她在深圳18次被收容，18次卖到揭阳，收容使她失去了青春，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为了躲避收容，她已搬到了关外西乡镇打工。

深圳的收容已泛滥成灾，到了2002年已是全民皆兵，除了公安、保安可以抓人外，当地居民和有“暂住证”的人也可抓人。

我又想去找深圳市人大代表，其实，深圳很早就有人大代表呼吁，停止收容。然而，事与愿违。收容越发厉害了。

2003年春天，非典来临前夕，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举将全国的收容所彻底铲除了。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在广东和深圳，许多沦为难民的游客、大学生、打工仔终于获得自由。

六、悲惨命运
虽然，广东与深圳的“暂住证”仍像“良民证”一样在使用，毕竟，收容所变成了救助站。于是，我回到了湖北仙桃市。

家中，卖房子建起来的猪厂已彻底倒闭。三十万元化为灰尽。儿女已辍学，并接受不了一下子沦为穷人的事实。由于自卑，儿子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四年来，一直四处求医。今年到武汉精神病医院去治疗，医生要求住院，每月需7000元住院费。最后，只住了一个星期就回去了。现在，每月靠90元低保生活。这就是深圳给我全家带来的灭顶之灾。

其实，我个人的遭遇只不过是被深圳收容的一个缩影。而那些靠收容升官发财的老爷们至今仍逍遥法外。金钱美女，高楼洋房，权利至尊，尽情享受。就说深圳和揭阳，收容了我三次，当我找他们要一张收据时，他们说我居心不良，想秋后算帐，说要收据是不想活命了。他们把无辜的人们用囚车拖到各收容所倒卖。说成人才交流。使无数男女沦为苦力和佣人。

因此，我建议遭深圳收容的同胞们团结起来，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直到那些将收容所变成集中营的刽子手们绳之以法。并采取如下措施：

1、加大宣专力度，不要去深圳。

2、发现深圳来内地招聘打工人员，应及时报警，并采取一切措施制止。

3、不使用深圳制造的任何产品。

4、要求深圳市政府向全国人民道歉，并公布银湖收容所当年收容的名单和数额。

5、对死难者和受害者作出赔偿。



湖 北 仙 桃：向  世  统

二 O O 八 年 二 月 十 五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