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life 数码体验馆:许倬云谈话录

 
  　　第 1 章 许倬云谈话录
  　　我这一辈子，是在不断的变动中。出生那时，“九·一八”事变，七岁时，抗战军兴，随后十五年，战争不断。同时，国共内战与抵抗外侮的战争，纠缠在一起。1949年国家分裂，至今两岸仍在对峙之中。自己的生命，在时代巨变之中，残疾之身躯，随同父母，不断迁徙。二十岁前，未尝宁居，中年时，离台来美，不觉又已四十年，一生之半，在海外度过。一转眼，已是八十岁，眼看要终老异国。这几十年来，也曾数度回乡，然而不但人事全非，故居也已荡为平地，改建为象征权威的庞然巨物。即使经常回台湾，同样也是人事全非，风景亦改变，而且统独内外之争，我辈竟是“外”人！庾信诗赋，哀动江关，今日谈之，感同身受，展卷之后，每每中途掩卷！有时午夜梦回，常常不知身在何地！乡关何在！   　　从另一方面看，我这一生，又目睹人类历史上空前迅速的变化与发展。在新颖事而言，我这一生中，出现了抗生素、雷达、喷射机、飞弹、宇宙飞船、原子弹、核能、电视、计算机、基因研究、复制生命……种种划时代的发现与发明。同时，我们见证了国族强权的摧残个人及侵略他人，资本主义的起伏与调节，社会主义的挫折与转型，工业化与都市化，创造了人类前所未见的生活方式，也加速破坏了我们最后托身的大地故乡。   　　在如此不断的巨变之下，一己的离散丧乱之苦，竟似洪流奔腾中的水面泡沫。是以，我们这一代的经历从长程历史的观点，毋宁充满了惊诧和兴奋。八十年间，人类文化的发展，速度与幅度，超过了数千年累积的总和！如果不计较过去，而瞻望未来，则这一辈子的际遇，还是难得的机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下面的岁月，人类将发现与缔造更多的新事物。在我的稚孙长大时，他的生活方式，将与我这一代最后一段的生活，又有极大的改变。本书叙述的一切，在他们那一代，可能归入古代历史之列。也好！因为在十年前，我曾在山西的东南角，看到农耕的工具，与我在幼年所见内地农具，完全一样，也与我所知的汉代农具，基本相同。我还曾见过中国士大夫家族的族规和邻里乡党的人际关系，也可与汉代以来的传统相连接。因此，我有幸身跨两代与今天，甚至可说由过去，一步跨进未来。这一本小书，是一个身处巨大变化的小人物，将他所见所闻，留下一个记录，让他的三岁稚孙长大时，可以知道祖父时代的生活和观念。   　　承蒙张充和女士为本书题署书名，她是我的长辈，九十多岁高龄，笔力依然如此劲秀！可佩！对她老人家赏赐墨宝，光宠篇幅，我谨致谢忱！   　　许倬云序于匹兹堡 2009年9月6日
   　　我的父亲   　　我们许家是士大夫世家，在乾隆年间从福建搬到无锡，一代代都有读书人。太平天国之时，许氏大宅被太平军据为王府，家境一落千丈。我祖父艰难困苦地挣扎，出去做“幕”，就是师爷，维持生活。   　　我父亲伯翔公（讳凤藻，1891—1953）出生时，家庭贫穷，十四岁时考上南洋海军学堂，这是曾国藩在南京按英国制度办的学校。我父亲读书时，每次暑假就把用剩的蜡烛头带回家里用，每个月的膏火资，都省下来贴补家用。   　　我父亲受到英式的海军教育，十八岁一毕业就做炮艇副长。船在武昌城下时，辛亥革命爆发。他们几个年轻的军官，对清朝政府不满，武昌枪声一响，就归属革命了。那时海军奉清政府之命，萨镇冰带船往长江上开，准备到武昌去。武昌附近的江防舰队通知萨镇冰：“我们都是你们的学生，你们的部下，我们在上游，你们在下游，如果放鱼雷顺流而下的话，情况不妙，请你们不要上来。”萨镇冰就不上来了。   　　我父亲二十岁时就在民国的海军工作，一直工作到1928年左右。我父亲一生有两桩很得意的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他带一条小军舰，缴了德国人在青岛的两条军舰。因为德国人回不了家，再这么耗着也没辙，他就缴获德国军舰，不让海盗抢走。另外，一条海参崴俄国军舰带了若干财富逃亡，他在海上拦截住了。所以，他用一条小船替海军挣了三条船，这算有胆有识了。   　　我父亲虽做武官，却有文人修养。一方面受到家里的传统教育，一方面受到英国绅士风度的熏陶，所以他的人文学术素养很高，历史、地理、文学功底都不错。   　　孙中山先生将总统位子让给袁世凯了，他说要巡视江防，就是坐我父亲的大船。船名为“联圻”，我父亲是副长，因为舰长请假，所以我父亲陪着孙中山先生，上游到宜昌，下游到浙江海面，东边到连云港，陪他看江山的形势，指点江山！我父亲向孙中山先生建议：海军的基地不能像北洋军队那样布置，要设在浙江的海外，就是象山港，那里港阔水深，岛屿很多，扼守长江口，南下可以制约南洋，北上可以制约北洋。后来孙中山先生写《建国大纲》，就将海军基地选在象山港。   　　孪生兄弟   　　北伐胜利之后，海军等于半独立的形式，司令部放在上海，也不南，也不北，不给军饷，得自己想办法筹饷。以前有一个筹饷的办法，把将官分配到海军掌握的第二等的海关，第一等的海关由英国人掌握，不让中国人插手。我父亲就被派到厦门任海关监督，厦门收到的“关余”，就是缴付对外赔款数额后的余款，用来维持海军的费用。我在厦门出生就是这个道理。1930年，我在鼓浪屿出生，出生的房子就是现在厦门大学的宿舍。我三岁就离开厦门了，没有什么印象。后来，我回去看过，房子比原来差远了，住太多人，糟蹋掉了。我出生的医院也找到了，是传教士的医院，就在渡口旁。   　　我出生时手脚是弯的，成长后肌肉不发达，需借助双拐行走。孪生弟弟许翼云则健全。双胞胎这种例子太少，现在有一种假定：胎儿在发育过程之中，如果母亲的营养不够或者健康不佳，某一个阶段该发展的东西不能发展，我就是在一个阶段肌肉没有得到发展。因为两个人拿一份营养，胜者拿大部，弱者拿剩下，所以我不够，我弟弟够。上帝的安排很好，两个人至少有一个得到健全。我和弟弟出生时，我父亲三十九岁，我母亲章舜英三十八岁，双胞胎这样也是高龄产妇的缘故。   　　我还有两个哥哥，大哥十五岁死了，二哥许庆云比我大九岁，现在住在无锡。   　　我的孪生弟弟许翼云后来在台湾大学读化工，留学美国，曾是台湾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管台湾核能的事情，现在住在马里兰，他本来是马里兰大学的教授。我们小时候很像，后来环境改变了，就不太像了。人的像与不像，不是体形和面貌，是神情。为什么有夫妻脸？因为夫妻生活环境一样，所以夫妻越来越像，不是面貌像，而是神情像。我和翼云声音很像，人家听起来常常以为是一个人。他的文章写得不错，退休以后自己学写旧诗。他完全按照规律做诗，我跟他讲：要讲意境，不要规律。我本来可能是学数学，因为我在中学喜欢数学，但是后来我不能做实验，所以就投靠文学。如果我们易地而处，他会学文，我会学理。   　　旁观者   　　1935年，我父亲调到湖北荆沙关，这是一个内关。从三峡口到九江一带，长江支流的水道都由他负责，荆江大堤就是他帮忙修缮的。   　　我真正有记忆，忽然从小娃娃变成有悲苦之想，就在抗战时期一批川军赶赴前线时。我弟弟在上学，我不能上学，我母亲带了许多女工烧开水给川军喝，我坐在门口的抱鼓石上，望着不见边的军人。他们说：“这些人一个都回不来的。”那时候我七岁左右，有悲苦之想不容易，我想一般人七岁时不会这样想的。因为我一辈子不能动，不能跟人家一起玩，所以永远做一个旁观者，这跟我一辈子做历史研究有相当的关系，历史学家也做旁观者。   　　抗战是我非常重要的记忆，看见人家流离失所，看见死亡，看见战火，知道什么叫饥饿，什么叫恐惧，这是无法代替的经验。   　　抗战时，经常要逃离日本人的侵犯，因为我父亲做经济委员会委员，工作就是供应军粮民食，所以不能离前线太远。八年抗战除了最后一年多在重庆安顿以外，都是跑来跑去，因此，我幸运地看到了中国最深入内地的农村，看见最没有被外面触及的原始原貌，不但是山川胜景，还有人民的生活。作为旁观者，我常常被摆在一个土墩上、石磨上，搬个小板凳，看着人家工作，所以我对农作的每个细节都可以细细地看。   　　所经各处都有许多故事。因为我不能离开父母旁边，所以我父亲有时候会告诉我一些故事。后来在重庆一年多，我的兄弟姐妹都不在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父亲在第五战区和李宗仁的关系搞坏了，被调回重庆，赋闲在家。他老人家念书，我在旁边跟着念，有时他也讲一些事情给我听，有时他跟母亲谈话，我也可以听到一些。因此，我一路旅行、逃难所经各处，和后来我看的《三国演义》就连在一起了。那些都是三国战场，荆州本来就是战场，鄂北一带就是新野，我们走的路就是三国时期的路，对我很有帮助。后来我念历史就反刍，比如从荆州往北，就是上千年青石板的官马大道，旁边有亭子，里面有行人可以喝茶的地方，挂有草鞋，行人可以取一双草鞋走，但是当自己有钱的时候，要贡献一些，这是全国通例。茶都是当地老百姓奉的药茶，一个茶桶，一个竹勺，两个土碗，在夏天放了药，又能解暑，又能防疫。官马大道边两排高高的枣树，青石板上千百年来大车轧的痕迹都是清清楚楚，这些当时没有人告诉我，后来回想就明白了。   　　在抗战逃难中，我是被背着走的，在湖北是背在背上，在四川是背在背篼里，我父亲单位里总是有身强力壮的人背我。在湖北逃难时，有一次我们在船上，日本人扫射我们的船。在湖北靠近南阳的路上，看见日本人赶着大群的难民，扫射难民。在那种经验里长大的孩子，心里快乐不起来。   　　我父亲那时候已经转为文职了，我们听到前线讲的许多事情。我们在荆州时，前面江防断了线，日本军队上不来，中国海军沉船阻挡日本海军上来。能上来的都是比较小的船，中国海军已无船可用。我们住在江防司令部的所在地，这里的几个年轻海军军官带着炸药，准备划条小渔船半夜出发，连人带船去炸日本的军舰，悄悄地摸到日本军舰的后面，小船拴上军舰，一起爆炸。我们为军官送行，半夜三更起来，说是廖队长要走了，母亲来送他，父亲以将军的身份向他行军礼，壮士一去不复返！这种经验，安然逃到重庆的人没有，余英时在安徽山里也没有。所以，我恨日本人。但是，我反对战争。   　　抗战期间在中国各处行走，对我后来研究历史非常有帮助。譬如我写《汉代农业》，真正农业的操作，一般读书人不知道，因为我看懂了，反刍。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我当时看到的农村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就交通而言，日本人占领了东南，我们最西的一条铁路是平汉路、粤汉路：北平到汉口，汉口到广州。这条路以西，只有一小段铁路。我父亲原来在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组织运输网，今天没有办法理解：他要花很大力气去编组有橡皮车带的大车队，将旧胎翻新重做，设计得像火车一样拉成一串，没有汽车的时候，可以套牲口，也可以由人一前一后拉着走。这种设计使运输量比普通的独轮车、牛车、马车、驴车要高。   　　我看到了农村的社会组织，华中一带宗亲组织不是很强，每一个地方，大概有一户强大而有势力的人家。这一带从湖北、湖南到四川、陕西，袍哥的组织很强，地方的自卫队力量也很强，像河南的红枪会，湖北北部也叫红枪会。所以我对传统社会相当清楚，因为亲眼看见过。而我父亲知识面非常广博，对我教育，其实就在日常的谈话。   　　救亡与启蒙   　　在那个时代，救亡压倒了启蒙。在日本加紧脚步欺负我们的时候，救亡占第一位，国将不国，不能谈别的，所以抗战时大家愿意接受蒋介石一人的领导，也是为了集中力量抵抗敌人，一切都放后。那时候左倾的年轻人往延安跑，也是希望国家可以很快统一强大，在我同时代、比我稍大的人，死心塌地接受毛泽东的领导与社会主义，为什么？为了“中国”这两个字，杨振宁就是这种心态。房子起火的时候，救亡是第一。   　　当时一切以救亡为主，日本飞机“轰轰轰”天天在头上。我逃亡的经过，没讲得很惨，再讲我自己会哭。火光血影，流离失所，生离死别，人不像人。有一些人为了生存，像野兽一样，我们恨他气他看不起他，但不忍心责备他，他困兽犹斗，为了保全自己。还有一些卑鄙的人，发国难财，我们恨他，但他也是出自野兽的本能。许多人把国家放在前面，其实，也是兽群合作抵抗的心态。   　　八年抗战，除了第一年半吃饱饭以外，后来就吃不饱饭了。四川一省要负责全国军民的食用，因为其他省份生长不够。我们配给是一个月二十七斤，得剔除小石子。每天早晨母亲做活，教我拣清楚米，我能拣出八成就不错了，另外两成是不能吃的东西，不是生产过程故意的，是国家不够用，掺了杂。蒋介石枪毙无数粮官，每两年枪毙两个，像曹操，借人头，没办法。每个人都吃不饱，野菜、玉米秆、番薯，都是粮食。现在流行有机食物，番薯还是很有营养的。   　　当时的学校，老师黑板上写，学生底下抄，刻钢板油印讲义，没有蜡烛，没有电灯，只用小油灯看书。铅笔要用到极短，后面拿竹竿插铅笔头。如果没有铅笔，拿一块木头、竹子，削得尖尖的，烧一烧。写字都用灰灰黄黄的再生纸，最好的纸是竹皮纸，舍不得用。街上每天印的报纸是黑色、灰黄色的纸头，看不清哪个是字哪个是纸，油墨不是现代油墨，而是桐油加炭。我们这辈人眼睛都坏，鼻子不通。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闲心去做什么启蒙？   　　整个时代的风气完全是为了生存。在沦陷区里，战争很快就过去了，资源还在，租界里过得比我们好多了，所以纸醉金迷。张爱玲的小说还敢存在，她的书里看不见救亡。   　　惨烈的胜利   　　战前至少十年时间，百姓只想救亡，来不及启蒙，中国是在和亡国的时间赛跑。   　　从“九·一八”开始，中国就知道日本一定要打来，每年有几个事件，日本人搞点小花样。蒋介石部队在江西打了胜仗，日本人就搞出是非，部队赶快调到北边去，让江西喘口气。不止长征以前，八年抗战，亦复如此。   　　中国还要付外债，甲午战争、庚子八国联军都有大量赔款，这赔款是向银行借的，不因国体改变就不用还债。我父亲收的关余，十块钱的关税，关余只有八毛，九块二毛由洋税务司收后汇到伦敦去，零头才是中国政府的收入。   　　蒋介石极盛时代能够掌握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他要和北方军阀打，必须借助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蒋介石追共产党的长征部队，为什么不能追下来？贵州的军阀不要蒋介石进来，帮红军走，四川军阀给红军枪粮，一路放行。这一路两万五千里长征，其实没有打几场硬仗。   　　等到蒋介石进了四川，四川军阀有可佩之处。台儿庄战役时，四川军队徒步赶到台儿庄去堵敌人，一个军堵上了缺口，全员殉国，这就是经过我们沙市家门口，我母亲领许多老百姓给他们煮开水喝的部队。这些人没一个回得了家乡，所以我心里常常流泪的是，我们得到了没有凯旋、没有还乡的胜利。   　　电影《乱世佳人》的伤兵一幕，仿佛我亲眼所见。伤兵在我们村子广场上，第二天死掉一半，第三天又死掉一半的一半，没有药，医生忙不过来，高粱酒喷上去，叫伤兵喝一大碗高粱酒，就截肢了，鬼哭神号。每次我看这部电影就心里难过。   　　抗战八年，我们得感激四川人，四川人空出房子给我们住，四川人送孩子上前线，力保全国。每年日本人两次侵犯湖南、湖北的产粮区，搅乱农耕；也在河北扫荡，“三光”破坏农村。日军是坦克大炮，我们是步兵，两三个人一杆枪，子弹只有身上背的两条带子，只能拼刺刀杀敌。八年里，国军将官死了约一百八十人，士兵死了三百万到五百万。广西部队在安徽、湖北守卫前线，这是后方正门第五战区，是我父亲所在的战区。我父亲的工作是负责这一地区的经济。为了接济部队粮食，仿造驿站的办法，一路递送，人夫不离本地，由下一站接运，如此把粮食、给养运到桂军的门口。这种方式，人夫不会被军队扣留当兵。同时，蚌埠是敌人与我们的交界处，畸形繁荣。李品仙的部队，包庇走私。我父亲抓走私。他们是正规军，我父亲是缉私队，他们把缉私队缴了械，还说我父亲贻误军机，把他押到重庆。湖北、河南在重庆的人士联名请愿：“许某人是好官，救了我们多少次。”后来，军法审我父亲无罪。当时，沦陷区过日子比较安稳，也能吃饱饭，但是心里委屈。因为走过城门口，要给日本人鞠躬，要搜身，日本人要摸小姑娘脸蛋，受了侮辱，也不敢说话。胜利后我回到无锡，亲友们还哭诉亡国奴的痛苦。   　　我的岳父孙文光故乡在威海卫的乡下，孙家疃，疃就是“海边的田”的意思。孙家疃是一个小村庄，都是渔人，因为日本人侮辱了村里女孩，他们十几个青年组织游击队，在日本人回家的路上干掉他们。他是一个富农，衣食无忧，在他们自己村子里组织游击队。这些敌后的游击队，要么向国民党残余的部队靠拢，要么被共产党的部队收编。以我岳父的这种生活经历来讲，可以理解多少人受屈辱。那时候大家都往租界逃，租界里面不受屈辱。太平洋战争以后，在租界里就是晚受点屈辱而已。所以要拿当时的时空来想，为什么我到五十岁才能原谅日本人？我不原谅日本军阀，我原谅日本人。日本人也苦，日本壮丁几乎打光了，日本三百万兵员，回家的不到一百万。   　　最苦是百姓   　　宁汉分裂时，汪精卫是属于武汉一派，他跟蒋介石本来就有竞争，所以貌合心不合。但他代表的是国民党的老力量，都是孙中山的嫡系，蒋介石则是枪杆子出身。汪精卫讲话煽动性很强，也有组织能力，但是能不能真正办事，从来没试过。他做蒋介石的副手是心不甘情不愿，所以从南京第一次撤退到武汉，接着撤退到重庆，在武汉的短暂的时候，他就讲和平，要谈判。打不动，在谈判的时候拖出时间来建国，叫“低调俱乐部”，胡适先生都是“低调俱乐部”的一员。   　　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民穷力尽，真的是已经打不动了。汪精卫认为，再打下去我们国家会亡，不如忍一时屈辱。所以汪精卫自愿讲和，不是蒋介石派他去的，蒋介石没有这个能力，两人没有这份交情。汪精卫以为，日本也打得很苦，也试探和平。日本的意图是腾出这部分的力量，加上中国的资源，打太平洋的海上战争。汪精卫是笨，他没有料到签的是完全卡得死死的条约，他以为可以像南宋偏安之举，等到条约签出来，他悔之晚矣。陶希圣看了这个条约，甩手就走人。汪精卫不能逃，他手上就是陈公博这几个人，所以后来他的政府班底没有人，是日本人给他组织的，还不让他管华北。他甚至于管不着苏北，郝鹏举这些地方武力有时候投中央，有时候投日本，有时候投伪军，有时候和新四军合作，郝鹏举占了半个苏北，新四军占了半个苏北。   　　老实讲，汪精卫大概也不想做汉奸，他可能以为替国家留一些余地，挣取一些时间。汪精卫苦心，他不是为自己的权力，他以为可以像南宋一样。南宋偏安是高宗的主张，我们不能全怪秦桧。古今差别是金兵没有占临安，而日本人占了南京。第二个差别，日本的军队是现代军队，金人的军队跟南宋差不了多少。南宋的局面，政府指挥不了四大将。四大将都是军阀，军队都不是国家给的，都是自己招来的。岳飞以宗泽手下一个小的部队，打其他地方武力。每一次平伏地方武力，他拣精锐编入自己的军队，拿地方武力收罗来的财富做军用，他是靠这个壮大。因为他有富足的军饷，军队是精选出来的，所以岳家军军良饷足，政府指挥不了他。   　　回到抗战来讲，冯玉祥、宋哲元、张自忠都尽了力。傅作义最后跟共产党在北平签了合约，但是在抗战期间，傅作义的军队孤身苦守在陕北和内蒙古，他挡住了日本人，保护了陕北；张自忠自杀殉国；冯玉祥的军队打得不赖；也有赖的，像孙殿英等人，投降日本，做了皇协军。李宗仁的军队守了大门口八年；阎锡山的部队不出山西，守住了山西，阎锡山跟日本人半打半和，跟共产党半打半和，却不许国军进山西界。还有国共之间的矛盾，彼此不能齐心打日本。中国的军事力量，其实非常薄弱。   　　珍珠港事件对整个战争的影响巨大。因为单单中国在打的话，要拖得无限长，日本还可以继续在中国战场熬。美军一参战，日本的势力在太平洋上就消耗光了。日本以为珍珠港毁掉以后，美国海军力量被消灭，事实上，美国没有那么差。日本人的计算，往往是计算小的清楚，计算大的糊涂。   　　日本人没有想到在中国要打八年，以为三个月就打完，这是自大的问题。日本人做中国的调查工作非常细密，许多汉学家都是满洲铁路调查员。我们后来看了他们出版的资料，调查详细极了，一个小镇有什么资源、交通情形、桥梁、住宅，清清楚楚。但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中国的民族气氛算错了。日本一直在各个军阀、国民党之间想办法离间，拉拢。可是中国人的民气，撑了一口气不投降，却是日本人没看到的。   　　日本军队住在沦陷区，军人想孩子了，看见中国娃娃，拿糖给他吃，照个相，说“日支亲善”。那个日本兵本身是真心的，这是个别问题，一到战场上就不一样了。日本国内也是穷，吃不饱饭。有理性的日本人，也反对军人专政，反对战争，很多自由分子，在军人发动的政变中被杀了，被关了。我有个日本朋友是吾妻洋教授，比我小一岁，他的祖父、父亲都是自由分子。他祖父在明治维新时讲“天皇机器论”：天皇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天皇不是人，不是神。这个犯大忌讳，军阀把他关起来。因此，日本国内没有反战的声音。日本人几乎都被军阀架住了。日本有非常好的汉学传统，像内藤湖南对中国了解之深，对中国之友善，确实可佩。但是在抗战的第二年，日本要让汉学家都承认自己对中国友善是错误的，所有的汉学家都经过这个改造程序。我的朋友西岛定生是东京大学的教授，他也经过这种改造，改造方法跟中国一样，没日没夜地开会。   　　到今天，日本的当权者始终还是大财阀、政客和军人，他们不肯承认父兄犯的罪。而且，日本被原子弹打败，不服气。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宣传机器告诉他们的是“日支亲善”，告诉他们的是中国人欢迎日本军队进城，没有告诉他们日本人在外面残暴，没有告诉他们日本人奸淫掳掠。日本人逼迫中国人拿着灯笼在路边欢迎，照相时，只照排的队，不照悲苦的面貌。日本的靖国神社是个忠烈祠。明治维新不是和平的，维新前后都有战争。从明治维新的几次战争，到日俄战争，到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死亡者都奉祀在里面。我去看过，不单靖国神社，每个县都有个神社，也都有牌位，这么小，写名字。这是他们的忠烈祠。因为里头有经过国际法庭审判是战犯的人，既然是犯人，是负战争责任的人，去祭拜就等于承认战争是对的，所以每次祭拜都引起一片哗然。为什么日本法庭不肯裁判南京大屠杀呢？他们说战争是不能以常理论的，是作战双方的死亡；他们不承认南京屠杀死亡的老弱妇孺，所持的理由是当时中国政府说“全民皆兵”。
  　　无锡社会网络   　　少年时代，我走过很多地方。抗战期间，湖北、湖南、陕西、河南、四川都住过，旱路、水路都走过，看见很多地方。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了家乡无锡。   　　我母亲章舜英也是出身无锡世家，也是在太平天国时遭遇家道中落。最惨的情形是太平军要将江南的财富搜刮而去，将江南的男丁通通抓去做搬运夫，在他们耳朵上打一个洞，穿根绳子，一串十几二十人，背着东西走。我有一个祖辈，他眼看自己的亲人被串走，自己心狠，扯断了耳朵，逃到水里，那一批出去五个叔伯兄弟，只剩他一个。那时候男丁损失极大，女子上吊投井。东南处处有啼痕，此话不假。   　　无锡从宋朝开始富足，不是靠农田，是靠外贸，丝绸瓷器都是从这一带出口，跟东南亚以及西方贸易。宋朝以后，丝绸之路从海上运到达今天的波斯湾，上岸后就到欧洲或中东。江南致富的一个原因是靠生产丝绸。   　　中国的士绅通常是农村起家，住在城里，从明朝起就是如此。乡下一个老家，城里一个家，所以他们是城居与乡居双重性的，变成政治权力与农村社会的连接点。他们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成员，也是官员的候补人，也可以经过亲戚故旧的网络，将政治的消息传播出来。   　　在现代西方，中产阶层上升，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1930年以后，从美国开始，接着欧洲，高税使得托拉斯不集中，上面的财富分散，中层企业的人员变成中产阶层，经济愈发达，中产阶层愈大，所以才有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这个结构不算稳定，比较稳定的是金字塔结构。中间这一批是中坚分子，下面是劳苦的大众，没有知识，没有力量，要靠中间的领导，这批人是上面与下面的联系点，也是上面意图的缓冲点，支持上面，领导下面，也依靠下面，抗衡上面。中间的阶层不会造反，造反的是底层和边缘人，洪秀全就是边缘人。曾国藩就不会造反，因为他是权力阶层的一分子。不单中国有金字塔结构，任何现代社会都是金字塔结构。   　　士绅阶层和中产阶级不一样，现在所说的中产阶层是在欧洲的城市资产阶级。都市化只是城市历史，资产阶级不是工厂主，也不完全是地主，财产可能是少部分农产，农田支持着城里过日子，或者是城里有工厂，有商店，有资产，收入不是薪水。无产阶级则是靠工资过日子。中国城市的工商业，在明代以前跟士大夫是分开的，明代以后跟士大夫合流。   　　江南士绅阶层的顶尖是士大夫，但通常也维持不了三代。江南的士大夫，一般是州县官的家庭就算不错了。我们迁到无锡，第一代的祖宗是安徽布政司，最后奉派担任湖南巡抚，可是圣旨到时他已经死了两天。那时淮北水灾，他七十二岁了，日夜辛劳救灾，累死在任上。他在无锡之后的三代都是道府州县官，在无锡算是不错的一家了，但财产不多。江南一个州县官的背景可以维持两代的话，在地方上算不错了。如果自己没有做官职，前两三代有官职，或是家室结婚谊，门当户对，耕读传家。有些人在乡下种田，但一定都读书，族里一定有学校，家里一定有私塾。私塾不一定只收自己家的子弟、亲戚的子弟，邻居的子弟，都可以招收，这种私塾的老师都不在举人以下。   　　在无锡，亲戚朋友之间有小型的文会，谈谈说说，喝喝酒。太湖边的鼋头渚、万顷堂就是地方文会之处。十天或者一个礼拜聚会一次，随便谈说，讨论时事，会写诗的比比诗，哪篇文章好的在那儿念念，谁家里有字画的拿来欣赏欣赏，有诗人、画家、文人朋友，带去和大家见个面。   　　新公园是无锡的一个小公园，里面有个茶馆，是士绅喝茶的地方。最里面的一间十来个人，是头一等的领袖，县长每天要到那里喝茶。外间是一般的士绅，人不定，有的来，有的不来，三五十人。外面大间坐的是商店、银行的一般人，要有所请托，到这儿来。这里是权力机构，消息在这里传播，决策在这里决定。里面的十来个人听外间的三五十人传来民间想法，告诉县长，该怎么办，这是不正式的议会。每人吃碗面，洗热水脸，喝茶，到上午11点回家。我们地方上有个善堂，是救济院，有托婴堂，这都是士绅的钱办的。托婴堂门旁边有个洞，洞里边有摇篮。父母在墙外面掀开盖子，把娃娃摆进去，里面垫着草，铺好被单，一拉铃，从里面掀开盖子，抱走娃娃。里面不看是谁摆的娃娃，不能问父母，通常是贫寒人家无力抚养的孩子，也有一些是私生子。孩子大了，在堂里上学，之后看性情能力，男孩子送出去做学徒，或培养他们上学校，女孩子做女工，或者由媒人说合嫁出去。   　　红卍字会是地方上的宗教性慈善团体，全国都有。我祖母就是无锡红卍字会副会长，她们要捐钱、捐衣服、捐粮食、接济当地的孤寡穷困，冬天给寒衣，新年给粮食，夏天施药。我祖母带红卍字会的人在家里聚会，我都看见过。   　　抗战胜利以后，我父母住在上海、厦门，我住在无锡，就要遵照惯例，按时送礼。我们家有老佣人，他会记得清清楚楚，谁家亲戚婚丧喜庆，他就提醒我要送礼了。更亲近的人家我要亲自上门。老佣人不记得的话，城里有个人会记得，这个人知道全城的社会关系，他是专业的，有个本子，负责联系菜馆、乐手、搭棚子的、租家具的、煮茶的。这个人就是社交行的头头，哪家人做婚丧喜庆，他会替人家包这个业务，同时负责告诉谁是你家的亲戚，什么关系，会负责帮你通知，人家会送礼。士绅阶层靠这样子的网络维持，不只是考科名、任官职而已。无锡的士绅，在明清以后，会有一个儿子读书上进，其他的儿子如果不喜欢读书，便做生意，宦与商分不开。我们家在太平天国后死了一大堆人，二十六个男丁剩下五个：两个大人，三个大小孩。我的曾祖父等人要过日子，就不能靠读书，我有一个曾祖父的哥哥做了仓厅的提调，地主农夫收了粮，卖给仓厅，钱存在仓厅，需要钱时问仓厅拿钱，像银行一样，等于存粮取钱。其他钱放出去做资本，收利息，这是商业行为。我祖父做了幕府，我父亲是为政府服务，我二叔在银行工作。但是我父亲薪水较高，跟我二叔联合起来投资，创办了一家绸缎店，在无锡由我祖母的内侄经营。我二叔自己又和几个亲戚合开了一家电影院，官商并不分开，不止我们一家，无锡家家如此。   　　钱锺书的伯伯和爸爸是双胞胎，他的爸爸是文学家、学者，他的伯伯是商会会长。钱锺书是他伯伯教大的，不由他爸爸教。他伯伯没做过官，但学问底子很好，一辈子在各种行业里投资，股份也不大。他这个无锡商会会长等于士绅的领袖，他也是江南总商会的会长。这对弟兄，两个职业，在别处想象不到一起，但在无锡是很自然的事。   　　这种现象用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很简单，就是资源的控制，控制人的资源，控制财产的资源，婚丧喜庆，亲戚世家，构成网络。婚姻是一个长期的网络，婚丧喜庆的交往，是时时刻刻提醒网络的存在。到了1940年代末，无锡的社会网络变化不大，因为这个阶层根深蒂固，而且枝丫拉得非常宽。   　　东林遗风   　　在明朝时，江南士大夫的力量很强，看不起中央政府，对王朝政治非常不满，所以把书院作为针砭时政的地方，也可以在邪恶的世界里砥砺对方成材。东林书院是宋朝杨时先生南渡设立的，但真正兴盛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当年东林书院可以住上两三百个学生。后来东林书院只剩了一个祠堂，辅仁中学就在祠堂的侧面。   　　东林书院的旧址里有一块不太大的地方，两幢房子，一边是高中，一边是初中，今天都归到东林书院里面去了。无锡政府按照东林书院的原图修复，恢复了当年的四分之一吧，花了点心思，考查各处明清的建筑材料，门、石头、牌坊都是各处拆了房子搬过去的。我们家的宅子被征收，拆了，一对抱鼓石就放在东林书院门口。   　　抗战胜利之后，江南一带的教育很现代化，都是好的学校，好的学生。从宋朝起，东南就富庶，教育程度就高，明朝时江南地区没有文盲。江南的教育很特别，除了苏州是文人聚居以外，别处不太走科举制度，都做实学，尤其是无锡、常州，王阳明门下的子弟有“实学派”。苏州是文艺中心，写诗、小品文、散文，文人很多。无锡的风气却是经世致用为主。西潮东来，上海有了江南制造局，讲求新学，打开许多新的窗口。在上海西方传教士发行的刊物，也传播到周围。无锡首当其冲，风气大开。   　　辅仁中学是由四个在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无锡人回家办的，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但这四个人不是教会的人。我们两百个学生基本上都是江南师生。江南的士大夫跟别处不一样，我祖父会演算代数，即中国的天元术。从南宋起，无锡数学就好，华家、秦家、孙家，世世代代互相教数学，传统数学和西洋数学混在一起。辅仁中学的老先生也教我们实学，譬如教国文的老师，要花很长时间考证一个词给你听。我们最注重的是经世致用之学，江南制造局第一批翻译数理科学的人中有不少无锡人。   　　我们学校一直保持小规模。上海印刷局提供教科书，英文教科书是从印度运到上海来的。留洋外国，广东人多于江苏人；回来服务，在本乡传授西方教育，江苏人多于别处。无锡人读了英文以后，到上海出洋留学，做贸易，做银行。   　　我们家族里一直有几十亩田的收成属于家族的公款，用来供祭祀、济寡妇、供学费。我们每个孩子上学都有学费拿，我上辅仁中学时，还拿了学费，等于是奖学金，叫“膏火资”。以前不敢想象我能到学校读书，因为我的手脚情形那么坏，上海一般的中学都是楼上楼下，而且我的知识程度乱七八糟。回到无锡以后，父母亲说去试试看，我两个哥哥都在辅仁中学读过，学校离家只有五分钟路。我父母从来不为自己孩子上学去交涉，这是他们第一次为孩子找学校：“我们的儿子是特殊的情形，不能剥夺小孩子读书的权利。”小学校就很容易商量，让我去试试看，但是有一个条件：第一学期就要及格。   　　我们读的教材跟教会学校的教材几乎一样，一半的课程是英文教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都是英语教材。我是用英文读数学的，这是很奇怪的做法。辅仁中学师资非常好，1950年以后，很多老教员被分配到大学教书。当时江南好学校不少。从扬州的扬中，上海的上中，到苏州、无锡、常州、太仓、江阴，每个县都有优秀的中学。最近南京大学的朋友告诉我：全中国的院士人数，北京第一，上海第二，无锡第三，苏州第四，无锡一个地方出六十个院士，辅仁中学出十二个。这就是江南的教育。   　　在读辅仁中学之前，我受的教育不在系统知识范围之内，随机抓到什么读什么。辅仁中学对我的帮助极大，学校里最好的学生组织小班，选课制度不像现在一年级选课用一样的书，是跳跃的。他们把我分到小班里，抽调最好的学生彼此学习。但是这个小班不是因我而设，本来就有了。我们小班十来个学生，我进去时程度最差，因为我底子一直不好，由他们带我到一定地步，很快我也跟得上了。高中三班，淘汰率很高，等到考大学时进的都是全国最好的大学。语文和数学只要摸上路的话，很容易学，天下最容易学的就是数学，因为数学没有例外，最怕的就是有例外。像化学、物理也有例可循，也很容易学。在学校里，班上办壁报，有补白的地方，就让我去写。我们几个同学都会写，我会写并不稀奇。辅仁中学使我从不成系统的学习，变成有一套系统，只有自由制的中学才可以这样。以前看到翼云能去读书，我当然很羡慕，进入辅仁中学，我也如愿得偿，心里好过多了。   　　在辅仁中学时，沈致平先生、裘维霖先生给我印象很深，我当年受这两位先生益处甚多。我们的老师都能兼教别的课，堪称全能，真是了不起。他们有能力在大学任教，但是他们宁可留在无锡教家乡的子弟，真是全心全意奉献。   　　杂读群书   　　我小时候读书甚杂。我父亲读什么书，我就跟着读什么书，像宋朝的名臣奏议《东莱博议》。开头莫名其妙，慢慢也就看懂了文言文，我父亲把文章分析给我听，对我很有帮助。我最早看的书是武侠小说，因为我舅舅在看，我和我弟弟也拿来看。武侠小说是碰到机缘就看，著名的武侠小说，我没看的不多。我十来岁就开始读《史记》，父亲说：“你别老看武侠小说，好好看看《史记》。”《史记》写得很好，有感情，司马迁是“一家之言”。《史记》里加了很多合理想象，《左传》更是如此，哪里有夫妻夜里商量事情，作者都知道？不但中国史书如此，西方英雄传也是如此。   　　抗战时，我读了一批报刊，像《大公报》、《观察》、《时与潮》，还有旧的《东方杂志》。巧得很，我们在重庆住的地方是申新纱厂的产业，舅舅住在楼下，书房有很多杂志，有整套《东方杂志》，也有梁任公的全集。我有父亲和舅舅的书报可读，从那时候起，我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   　　我父亲也不是有系统地教我，其实是随机指点，比如他听BBC，了解欧洲的战局，会讲给我听，因为我听不懂英文。他把地图挂在墙上，告诉我战争打到哪里了。他要找听众，我是唯一的听众。   　　我父亲完全是受英国教育，我的英文不是他教的，是到了辅仁中学才学的。之前我只懂ABCD，辅仁中学英语教法真是好，有一半教材是用英文写的。沈致平老师教得好，他不背文法，不背课文，讲句子结构，讲文章结构。他一上课，在黑板上写一个字，随意点了学生，从一个学生一个名词，再到一个学生一个动词，加个形容词，加个副词，一路就衍生成一篇文章，一堂课可以教出很多东西。对话无所谓，我们是阅读和写作为主，一般阅读的是翻译本，像莎士比亚的、傅雷译的东西，非常自由，顺着你的性子自己发展。我们十个人的小班，某一个人有哪一项强项，他要负责教别人。我们高二时，老师就晓得：你们这几个人已经超过高二的程度，暑假时就做高三的功课。我始终觉得高中教育要不了三年，怎么与人相处，怎么与人合作，这是最要紧的，知识方面其实很容易。现在的教育有点本末倒置。   　　我对历史一直都有兴趣。我在学校里，老师说，你的历史、地理、国文知识基本不错。我读了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裘维霖老师就推荐我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这些使我的兴趣越来越深。那时候我的强项是理科，很快我的数学就上去了，我一直想学理科，可是我在化学实验室，试管拿不稳，几乎引发火灾。从此，我打消了学理科的念头。学校的安排，本来一年级在一楼，二年级、三年级都上二楼；为了我的方便，安排我们班一直在一楼上课，我非常感激学校。   　　新文学我基本都看，我看书速度很快，所以没落什么东西，我一辈子没有背过书。因为我从小读书一个人自己瞎读，所以口音不准确，从字义上下一琢磨，懂得它的意思，可是发音不会，至今还常念白字。   　　在辅仁中学，我们用无锡话教书，所以外来的老师很辛苦，讲的是文白交杂的蓝青官话，因为学校的孩子都是本地人。我本来会四川话，天下最好学的话是四川话和湖北话，属于中州音，真正的中州音就是湖北北部的话，所以后来我学普通话也不难。   　　我没有读过小学、初中，直接上了高中，这种例子也不少，那时候很多人因为抗战在四乡八镇自己读书，抗战胜利回到城市有可能直接读高中。而且，那时候读大学可以凭同等学力，不管你的文凭，现在不可能了。现在学制死死板板的，没有多大弹性。   　　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受正规的教育，我弟弟，还有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在抗战期间都是住校，十一、二岁的娃娃就住在学校里。我几个大的姐姐都在大学住校。我大哥早死，是辅仁中学学生，二哥许庆云也是辅仁中学学生，他是抗战时期成都的金陵大学毕业的。我弟弟在中央大学附中，我姐姐在南开大学，我叔叔的儿子老九凌云，读的是无锡中学。   　　我的三姐许有榛是西南联大毕业的，在鹿桥《未央歌》写到的学校。《未央歌》不提学生生活辛苦，其实，那时全中国的学生都很辛苦，都是一个人只有一套衣服，都吃不饱。公务人员也吃不饱，所以我们这一代人都长得矮，营养不良。   　　我们这一班，在高中不用读三民主义，到了考上台湾大学，民国三十七年行宪，命令刚刚到台湾，我刚刚进入台大，也不用读三民主义。等到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以后，在我下一班开始又恢复读三民主义，所以我那时候没有读三民主义。   　　当时我手脚还是不好，我父母在厦门或者上海，我在老家跟老九一起住，雇了一位男工，既做车夫，拉人力车，也照顾我们两个孩子的起居生活。当时父母讨论过，假如那种生活维持下去，我恐怕不方便到外面读书，就在无锡读书算了。当时钱宾四先生在无锡，荣家办了一个江南大学，他做文学院院长，我父母打算我将来读江南大学。如果没有后面我逃难到台湾，宾四先生没有逃难到香港，我就可能做宾四先生的学生，结果可能不坏。   　　无锡人都很佩服宾四先生，他是自己学出来的，真是聪明，当然西学的东西不多。《国史大纲》是民族史观。我的《万古江河》是从他那里完全离开了，是世界史观，这本书跟以前的通史不一样，之前不管海峡两岸，写的都是民族史观。在抗战时期，救亡是最大的主题，我要到五十岁才能够静下心来说：日本人的罪状不是日本民族的罪过，是一批日本军阀的罪过。要到五十岁才能摆开这个仇恨，你想想看，多难啊！   　　人心思变   　　抗战胜利以后，我父亲的工作是做全国引水委员会的主任，清理各个航道的漂雷和障碍，可是只清理了上海的航道，内战马上打起来了。等到我父亲退休了，可以在海关领到一笔丰厚的退休金，但是货币改革，发行金圆券，他全数兑换，后来金圆券变成废纸。老人家一生辛苦，完全白费。   　　抗战以后的无锡大不如前，日本人占领时没有建设，没有更新，还是小巷子，还是茅坑，闻起来满城都是臭味。小河里的船可以到后门口靠住，我们家二三百年祖宅，前后三进，前面是街，后面是河，跟周有光家的房子一样。许家在无锡不算大家庭，人数不多，而且我们是外来的 “客许”，我们隔壁有“本地许”。   　　无锡的经济有丝绸、纺织、机械厂、交通中心。内战对无锡没有损害，没有打仗。内战时，我不在国内，我父亲的理解，这仗根本不能打，共产党输了就谈判，一赢就不谈判。那个时代，由于经济混乱，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蒋介石用了特务组织来控制，更是自由分子受不了的。生活上，抗战第一年大概马马虎虎过日子，第二年就不行，第三年以下就越来越穷了，拿薪水过日子的人都过不下去。胜利后，好日子也没有几天。不过，国家替大学、中学设立公费，养活青年学生，功劳不小。陈立夫是蒋介石的宣传部长，负责宣传，骂他是“四大家族”之一，其实他没有贪污。他建议：“给我两个师的费用，我替国家保持学术香火不断。”因为生活艰困，加上特务，大家都很气恼，当时也有发国难财享福的人，有奸商，也有权贵，所以一定有对政府的批评。年轻学生干脆就往延安跑，去了一看，像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发现延安是阶级森严的地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王实味写得很有意思：“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有些学生投了延安又回来了，有些学生就无回头路了。当年在新四军的地方，比在延安要好，新四军没有那么阶级化。   　　在国家受敌人侵犯的时候，百姓总向往有一天建国，国家强起来，为了“中国”两个字，什么都不要了。很多年轻人，抱着理想，以为天下不平事，莫过贫富差距太大，立志要铲除不平。在共产党宣传的时候，这些大中学生大多没有真正在农村待过。中国农村的地主不是他们形容的那个样子，像收租院的故事，不是真的，白毛女的故事，也不是真的。但是大中学生理想很高，觉得将来要过一个平等的世界，当然对旧社会非常仇视了。国民党是有资产阶级，也有地主，有些农村来的人，到政府工作，到学校念书，是地主的子弟，比一般城市的穷孩子生活得好，所以就说这些地主的孩子带着钱过日子，大家要革命。最要紧是“中国”两个字，要中国站起来。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了百年屈辱。太平天国是代表基层要以西方的方式来革中国命，但是这个“西方”是非常虚假的，实际上是一个旧的帮会。紧接着的是维新，包括湘军、淮军将军们在东南各省的维新和建设。这还不够，于是一方面就有义和拳，另外一方面又有辛亥革命，都是民族主义的诉求。孙中山革命是驱除鞑虏、平均地权，革命分子以为，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执政的是外来者，满人的帝制。在日本，帮孙中山的人一部分是自由分子，一部分是帮会，帮会是希望笼络孙中山，借孙中山帮助他们进行东亚圣战，但是自由分子帮孙中山完全是思想的共鸣。孙中山下面一步是蒋介石，再下面一步是毛泽东，所以一系列下来五个阶段，都是一贯的民族主义。   　　我们那时候大多数的学生是左派的，很多人到了高二变成地下党了，晚上活动，不让我知道，因为我不能活动。那个时代左倾是一种时髦。   　　在抗战之后，我们晓得要有大变了，因为在大战之后，师老兵疲，人无斗志，人人只想回家收拾家园。大家对内战非常厌恶，希望早日过去算了。当时有一句话是“穷则变，变则通”，而事实变成穷则变，变则不一定通。大家对共产主义有期望，宣传很重要，内外都是如此，西方来的记者像斯诺、白修德，到了重庆不能理解中国会撑下去，一到延安，就觉得中国的希望在那里。   　　蒋介石孤立得很，手上的军阀都不听他的话了，冯玉祥老早跟他翻脸了，张学良关起来了。广西部队放在湖北，他管不住。云南龙云根本就不听蒋介石的话。老蒋这个人性格很自负，也很倔强，他不是想到自己反省，反倒运用特务，加强了控制。这是错误的，只是引起更大的反感。   　　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占了北方若干基地，南方除了新四军以外，基本上没有基地。国军厌战，老百姓盼望平安，没有人愿意打，士无斗志。国民党第一次法币改，第二次金圆券，整个经济崩溃，这两次使得民心尽失。那么，知识分子推波助澜，自己的怨愤之气，转化成要求国家改革。   　　我天天看报纸，一天出两三版的和谈消息。我们希望两边谈出结果来。共产党间谍工作做得非常好。美国的马歇尔被玩弄股掌之上，司徒雷登被玩弄股掌之上。   　　1946年2月政治协商，周恩来、邓颖超、吴玉章等七个人签了字。这是国民党自己提的议案，反过来要求共产党执行，党退出军队，党退出学校，全民选举，议会政治，共产党控制地区编入独立的师，国民党控制地区编入独立的师。若干年的军队国家化，也许情形会有变化。我父亲当时觉得留在大陆肯定活不成，因为他的官阶比较高。他的海军教育是英式教育，自己在意识形态上是英国的自由主义，如果不做军人，不做官，做学者，比我好。
  　　从外文系到历史系   　　我二姐许婉清和她丈夫李模都学法律，李模在南京起家，二十三岁就成为大律师。他们知道不能留在大陆，因此请调到台湾做法官。1948年底，二姐和二姐夫从上海带我和许凌云到台湾。我们坐海船过来，走了一天一夜。我父母跟老六、老八来得很晚，1949年几乎最后一班船才到台湾。我大姐许留芬和她丈夫王纯一已经在台湾了。我姐夫王纯一在糖厂工作，我们就住在糖厂宿舍。王纯一的孙子就是今天的歌星王力宏。   　　我们作为流亡学生征选去插班，我插到台南二中，读高三下，三个月就毕业了。那个学校程度跟辅仁中学差太远了。   　　1949年考台湾大学时，方东美的太太替我报了名，因为她的儿子跟许翼云是中央大学附中的同学。我弟弟在南京上高中，他正常上学，比我高一班。读外文系不是我志趣所在，方伯母的想法是：“许倬云手脚不好，读外文，将来在家里翻译也可以过日子。”她出自好意。我上过方东美先生的课。方先生是桐城方家人，非常严峻，没有亲和力，讲课是不大管学生听不听得懂，一辈子没有教过什么真正成材的学生。他的学问自成体系，是杰出的哲学家。我跟他家里来往不多，因为我们不大敢去他家，他的孩子跟我们很熟，他的孩子也怕他，方伯母也怕他。方伯母是非常善良的母亲，对学生很慈爱。   　　因为我知道辅仁中学是好学校，当时在江南地区，辅仁中学的学生没有考差的学校，都是北方的北大、清华，南方的交大、中大，所以我相信我会考上大学。但是没有料到，我的数学考了一百分。考前，我拿了一本蓝皮的数学题解，躺在草地上像看小说一样看。我的文科成绩，也引起老师、校长的注意。   　　台湾大学成立之时，台北帝国大学留下的教室和设备都在。此前台北帝国大学规模不大，是日本人在台湾的孩子上的学校，台湾子弟能上的要算“皇民”家庭的子孙，是日本殖民社会的精英。台北帝大在当时日本大学当中，只能算二三流。台北帝大的特点是：医学院小而好；还有一个研究室，后来成为文学院的基础，就是南洋研究，那批材料真好。其他方面，台北帝大只能算是不错的小型大学。等到日本人撤退，学生送回日本，教授除了五六个留下来以外，其他全回去了。我们到今天还纪念这五六个留下来的人，有植物学的教授，有医学的教授，都是好教授。   　　当时台湾大学文学院除了空房子以外，什么都没有，要重新建设，幸而有大陆来台湾的学者填了空缺。台大外文系的教授是杂凑班，既非北大，也非清华，英千里是辅仁大学的，钱歌川是中央大学的，梁实秋后来到师大去了。中文系有台静农和两三位老教授，1946年就到台湾了。哲学系有名的是方东美。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的教授，则是北大、清华、中大的教授们。   　　台湾大学的学风好。第一，学生的基础好。第二，学生少，老师多，所以很多时间可以跟老师交往。老师也没有外务，住在学校附近，师生关系很密切，我们晃悠晃悠就到老师家里去，和老师聊天，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时候图书馆跟现在不一样，是封架式，要到阅览台上写我们想要的书名，在卡片抽屉里找出书名、编号，馆员到库里拿了书交给我们，就在书桌上看。我们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我们可以在图书馆坐到晚上11点。   　　在台湾读大学，我们那个时代基本上不用花钱。除了不缴学费以外，一张公费条子就过四年。不过，伙食的量不够，菜也只有一样，没有油水。大家吃的饭很差，一直是半饥饿状态。我第一年在外文系读书，老师中英千里最高明，英文不错，几个修女和女传教士教我们会话，我得她们益处很多。英千里教的是英国文学史，讲得非常有意思，大陆有一个话剧演员英若诚，就是英千里的儿子。英千里的爸爸是英华，这是满族名字，不是汉名，辛亥革命之后，“英”变成他们的姓了。当时英若诚没有跟英千里去台湾，也是时代的风气所然。许多人的孩子都留在大陆，欢迎新中国，胡适、李济的儿子都留在大陆。胡思杜后来批判爸爸胡适，当然不是自己的意愿。   　　中文系台静农先生跟刘崇鋐先生一样，是无为而治。台先生是北京辅仁大学的底子，发展中文系的基本路线是朴学，他自己不做朴学，而研究文学史，书法写得好。他是鲁迅的学生，一直胆怯，怕政府搞他，他对政府也一直不喜欢。董同龢先生教语言学，一直做得不错，出了不少好学生。文学方面是戴君仁先生和郑骞先生，在台湾古典诗词教育方面的功劳很大。叶嘉莹是辅仁大学出来的，跟他们做同事，受二老的影响很多。叶嘉莹在台湾被关起来是因为丈夫的关系，这就是白色恐怖。另外一位张清徽，跟叶嘉莹教授是同时代的才女。   　　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入历史系。因为我入校的国文、历史成绩引起阅卷教授的注意，拿我的卷子给傅斯年校长看，傅校长说：“应该去读历史系。”当然别的老师也知道了。那时候我的院长、系主任兼教务长、校长三个人都让我转系，我还有什么话说呢？转到历史系以后，我照旧上外文系主要的课，像散文、英国文学史。   　　名师云集   　　“中央研究院”带去的人马都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兼课。我从大二开始，基本上就和“中央研究院”结缘了。我到二年级以后，就到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我在本科的时候是历史系为主，考古系为副，到研究生的时候就跨足两系了。我是文科研究所的第一个文科研究生。在台大，我兴趣广泛，选课加旁听，跨了四个系：历史系、外文系、考古人类学系和中文系。   　　从大二开始，我上李宗侗、董彦堂、李济之、凌纯声、劳贞一等老师的课，常常一个人一班，他们都是一流的老师。说是特别照顾，其实也相当累，因为上一人班连打瞌睡的机会都没有，进度比较快，要念的书就比较多。我跟这几位老师，受他们的提拔、训练，至今感激师恩。   　　李济之先生是第一等聪明人。上课细密精致，纯学者的风度，做事和研究一样，一板一眼，行政能力强，井然有序，做得非常好。   　　沈刚伯先生也是第一等聪明人。沈先生是道家，看事情清楚；淡泊宁静，看上去好像是不在乎，但是有自己的原则。沈先生在学术上没有做研究，他教书真好，演讲口才真好，做行政是无为而治，但是大节绝不含糊，任了二十几年文学院院长，稳定而进步，这就了不起了。当时行政上的事情也不少，对教授的聘用，对学生衣食住行的安排，对教员宿舍的安顿，都是麻烦事。他和国民党若即若离，使国民党没有办法。他不耐烦做细致的工作，述而不作，一辈子就写了三两篇文章。跟他一起开会，要言不烦，你满堂议论，他两句话就摆平了。   　　董作宾先生是另外一套的学者，我没有跟他学甲骨文，是学年历。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纯粹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整出十个卜辞断代规则，使得我们对甲骨文的研究有迹可寻，而又从时间轴上，整理成年历，这是了不起的功夫。董先生的甲骨文研究当然不错，书法秀丽。甲骨以外的事情，他是不管的。他是“四堂”之一。“四堂”各有所长：罗雪堂是收集东西，认若干字，了不起；王观堂了不起，一点小线索能写一大篇文章来；郭鼎堂是在日本拿来主义来套出一个架构，这个架构在今天看来是不对的；董彦堂是真正掌握实际发掘出来的东西，而且从中间理出一个线索，可以驾驭这批材料，重建古史的功劳很大。傅斯年先生走了以后，是董先生做史语所所长。不久，李济之先生接掌所长。   　　李宗侗先生是法国训练出来的，学早期的文化人类学，他对比较文化研究很有独到之处，选他课的学生不多。他不想在学校上课，就派三轮车把我接到他家去，我常常一个人去他家，李卉有时和我同去，一部三轮车就坐两个人。李宗侗先生出身世家，是高阳李家后人。他从法国留学回来后，一面在中法大学教书，一面做故宫博物院的秘书长，后来就发生了故宫盗宝案，冤屈了他。这本来跟他不相干，纯粹是国民党里的权力斗争。他是一个温厚的长者，学问很好，当然后来他就钻到中国古籍里面，把在法国学的东西摆在一边了。但是法国受的教育对他有影响，法国那时候是社会演化论，他的想法是每一个文化现象代表人类文化进展的一个阶段。这个单线演化论，我有些保留，不很同意。最近，我介绍中华书局出李宗侗先生文集，最有趣的是他的家传，还有李鸿章跟俄国签密约的文件，这是他家族的资料。他不太谈家事，但是我因为跟他的关系很深，所以知道一些。他有一个儿子在东北，当时也没有到台湾。   　　劳幹先生很聪明，世俗事务是不懂的。他记忆力强，悟性高，可读书以外的事务他没有机会学，也没有机会管，他觉得没有得到机会，所以遗憾。他的《居延汉简考释》是破空之举，编成一套套可用的材料。他研究汉朝典章制度，既宏大又细密，对小物件的考证是了不起的。他的古诗写得多极了，文章写得好。   　　刘崇鋐先生是谦谦君子，温和善良，在美国读了硕士，没有读到博士，后来一直做行政工作。他是一个长者，人也公正，所以在清华时代就做系主任，在台大做系主任、教务长，后来东海大学创立，请他做教务长。他们家是林则徐的亲戚。   　　凌纯声先生是搞地理学的，做出中国第一部民族学的调查，调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这部书是典范著作。后来他在西南领导史语所的民族组，做西南民族调查。但他自己最大的贡献是到台湾以后，对环太平洋文化的整体观察，张光直的东亚文化的连续性，是受他的影响，环太平洋从中国到美洲，有若干共同之处，源头在中国的荆楚地区。可惜后来没有发扬光大，我一次次地催我们考古的同仁做这个工作，现在有点眉目。   　　芮逸夫先生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跟凌纯声先生做助手，慢慢学出来，十分用功。在西南地区民族研究里，苗区的研究是他的功劳。后来他就做民族学的研究，可是跟凌先生不一样，他做“民族志”，不做“民族学”，他的记载很细，不是传播论，是多线演化论，所以后来跟凌先生两个人有想法不一样的地方。后来，凌先生带了一批人去成立民族学研究所，可是芮先生留在史语所，这是很可惜的事。   　　凌纯声先生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出身，李宗侗先生是演化论，李济之先生是实证主义，所以摆在一块，我可以受到平衡，不拘受哪一派的牵扯。这就和大陆后来一个人跟一个老师不一样，我们一个人跟很多老师。我的幸运就是在读大学时碰到这些第一等的老师，那时候学生少，老师多，他们几个人可以一起训练我。我到芝加哥大学也是非常有运气，有很多老师教我，所以我杂凑的东西很多，不是中国研究。杂学无章，却受益良多。   　　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楷模让我去仰慕，我也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个人对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傅斯年   　　我的老师们都是聪明人，傅斯年先生也是聪明人，但是傅先生比所有的聪明人还要高一截。他人都是分门别类去做一件事情，提纲挈领是他老人家自己来。他总是想摆脱行政以后，自己做综合的工作，对西周历史、商周的国城研究有个交代，对中国文化有一个综合的研究。他能作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他办行政，权术也会玩一点，不是那么单纯的人。可惜天不假年，未尽其才。如果他在，会有另外一番面目。我在重庆就知道傅斯年是攻下宋子文、孔祥熙的人。一般学者很少像他这样，胡适先生不如他，胡先生不会行政。蔡元培先生是大菩萨，胡适先生是场面上的人物，傅先生却是组织健将，才能结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为一体。   　　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没有明确提出教学思想，但是他透过的方针我们看得出，是在办另外一个北京大学，尽他的力量抵抗政府力量的进入。可是当时国民党的力量控制很强，所以他抵抗得很辛苦。当时台湾也有白色恐怖，国民党的活动在学校里相当多，我们这些人不理他们，我们对跟国民党走的同学是看不起的。那时，我自己没有亲历白色恐怖，但我看见有学校的训导人员接到法院的通知单，跟警察一起来抓人。因为傅校长不准他们随便乱抓人，也有在校门外面被特务抓走的。我同班就有人被抓到火烧岛关了两年——火烧岛就是绿岛。   　　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到历史系，其中一个原因是听了傅斯年的意见。我进台大两三个礼拜，傅斯年就见我了，因为他觉得我的考卷不错。看历史考卷的老师推荐给他，看中文考卷的老师也推荐给他，他就印象很深了。有一次我参加全校作文比赛，得了第一名，他单独找了我一次。另外，他经常巡视学校各处，有时候在校园碰见，他到我们宿舍看我们吃什么饭，叹口气。他和司机在门口下棋，我们围着看。今天没有这种校长了。   　　傅斯年矮矮胖胖，他胖并不是因为吃得好，当时他太穷了，难得吃到一片肉，他的体型，天生如此。他的夫人俞大彩，是俞家的八小姐，俞大纲、俞大维的妹妹。他们先辈俞明震是清朝的清流，跟林则徐和湘军都多少有关系。这一个圈子，门生故吏，亲戚朋友，拉得很大，对清末和民国的文化学术有极大影响力。傅师母脾气不小，她教过我们半年英文，学生很辛苦。傅先生脾气不好，但是爱才，对有才的教授非常器重。傅先生跟陈寅恪先生交情非常好，在德国留学是朋友，寅恪先生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归队，在香港跑来跑去，他说钱不够了，问傅先生要，得遂所愿。但是傅先生对庸才非常不在乎，脾气跋扈，不怕褒贬。他自己做事辛苦，替同仁做事情不遗余力，借钱来给同仁过年节，了不起！   　　太可惜了，傅斯年去世那么早。当时医药不好，他在台湾的省议会里昏倒，现代医疗条件是救得活的。1950年，他被质讯，因为台大的经费是台湾省的，一个议员非常不讲理，问他：“你要这么多经费干什么？”他说：“我要盖房子给学生住。”又问他：“为什么一个房间里只能住六个人？为什么课堂不能白天晚上分两班教？”傅先生回答：“你们能不能把学生当人看？”说完，就倒下了。   　　张光直在自传中，有一段说到傅先生。我觉得要为傅先生说一句公道话。   　　张光直是李济之最得意的学生。在台大时，我和张光直很熟。他父亲张我军是台湾人，在北大教书，在沦陷时期是华北伪政府的教育总裁，所以就列为汉奸。他后来申辩，他是台湾人，所以是日本国民，这不能叫汉奸，后来没有治他的罪，但是他在台湾，终究起不来了。光直因此对国民政府很不满意。后来白色恐怖时期，搜到他手边有共产党的书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因此下了两个月牢。他那时考上台大了，还没有注册进学校，当局对他也没有怎么虐待，问问话，放出来已经耽搁时间，不能入学了，第二年才入学，所以他比我低一班。因为我们老师多，学生少，我们都读古代史，同班上课。   　　当时已经知道的考古收获，最重要的是龙山和仰韶，两大文化系统，一东一西。但是1957年左右，大陆上的考古晓得龙山坐在源头上面，是延续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他就写信告诉李济之先生，李先生觉得多少年来的知识，竟有了大变，两人在这方面有相当的争辩，争辩之后就有点意见。后来李先生到美国来的时候，光直常常成心躲开，两人感情就有疙瘩，但是光直始终是李先生最得意的学生。   　　在白色恐怖时代，傅斯年先生不准军警进学校抓人。他的规矩是：官方必须将学生的罪状告诉学校，学校派人和军警一起，找到当事人，依法交法院。张光直的文章里面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以为傅先生是帮助政府抓人，实际上是挡住政府进来自己抓人。光直判断错误，是因为他自己在牢里，不晓得外面的情况。光直对内地很向往的，在“文革”期间，他还相信官方的报道，以为年成丰收。一个学者的政治警觉性，往往并不是那么敏锐的。   　　终生受用   　　在1950年代初，台湾人相当怀念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的确把台湾建设成一个不错的地方，但是日本人把台湾人当二等公民，台湾人也知道，不在乎。当时在台大，日本教授留下日式的房子，榻榻米后来改成地板。日本人住的话，六个榻榻米就可以住一个人，八个榻榻米住两个人。一个榻榻米三尺宽，六尺长，所以改成地板，放上床，就很挤了。台湾大学的教授们，分配的宿舍，大多在温州街、青田街一带，旧时日本教员的宿舍。   　　当时师生关系比较密切，我们常去老师家请教。学生少，老师的房子离学校很近，我有什么问题，老师就说：“你有空到我家来问话。”这种作风后来没有了，在大陆也不多。同时代的大陆正是乌烟瘴气，就是台大一块安静土，那七八年里，培养了一批台湾人文学科的学者。我1949年进台大，1953年本科毕业，1956年研究所毕业，一毕业就进史语所。第一年在台大外文系时，我也选了很多历史系的课，后来我读历史系，外文系的课照旧听，所以外文系的同班同学开同学会一直都没有丢掉我，最近我们同系同班的学生聚会，还特别凑我在台湾的日子。台大曾经有过研究生，是“*”派来借读的，当时是有研究生而没有研究所，后来办了研究所，我是第一班，学生也就几个人。老师还是原班人马，想选什么课的话，老师可以特别开一门课。   　　我那时候的兴趣是上古史。当时最好的老师都是在古代史，而且我本来就对古代史有兴趣，小时候是从读《史记》开始的。我在研究所已经定下一些读书的方向，比如我拿《左传》几千人中一个人一个人的谱系、经历，等等，通通做了图表。用民族学的眼光去读《礼记》等书，这到今天还是蛮受用的。除此以外，我就往下走，读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那几年工夫，认认真真地读古书：《春秋》是以《左传》为主，《公羊传》、《榖梁传》稍为差一点，也看看，因为我对经文学不怎么赞成，读《公羊传》、《榖梁传》是为对照《左传》而言的；《诗经》我是认真看的；“三礼”以《礼记》为主，《周礼》和《仪礼》辅之；四史是以《史记》为主，其他三史辅之。
  　　顾立雅   　　我在本科的时候没有想过去留学，在研究所第一年也没有这样想，后来考上李氏基金，是在全校各系毕业生成绩最好的同学中选拔，我得了第一名。但我因为身体残缺，不符合李氏遗嘱“身心健全”的条件。台大钱思亮校长不服气，特别给我安排，请胡适先生帮忙。1957年夏天，胡适先生受了钱校长之托，曾四次下乡访问住在纽约郊区的华侨徐铭信先生，劝他在捐给华美协进社的留美奖学金中拨一个人文奖学金名额。这个名额后来就由我取得了。这样我就到芝加哥大学留学。   　　从台湾去美国，我坐了五十六天海船。坐的不是大船，是货船，一般人受不了，我甘之若饴，很喜欢和船员一起过日子。那时天气很热，要从太平洋过赤道，到夏威夷，再到巴拿马，穿过运河到美国。我穿条短裤，过得很舒服，很快乐。   　　在船上，我看小说，晒太阳，黄昏的时候看海景。海上变化宛转，有时候在黑夜里，海藻的萤光会发亮，时而一片蓝光，时而一片绿光，时而一片黄光，时而一片红光，好看得很。飞鱼飞到甲板上被太阳晒成了鱼干，拿来当点心吃。我觉得非常幸运，有机会过这种生活，如果坐飞机过去，就没有这种经历了。   　　芝加哥大学是当时全美国近东考古和埃及考古最强的学校。我在东方研究所，三分之一课程读近东跟埃及的，三分之一读其他乱七八糟学科，三分之一跟顾立雅（Herrlee G. Creel）做独立研究。   　　我在台湾时，对西方学术不清楚，到芝加哥大学才真正得窥门户。也是我自己运气，那时候韦伯（Max Weber）理论刚刚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是介绍韦伯理论的主要基地。因为韦伯理论，我开始关注社会学；因为韦伯理论，我开始注意城市经济学。我住在神学院宿舍里，对宗教理论特别有兴趣，不是我自己发展的，是住在神学院里发展的。这些都是机缘。   　　我的老师顾立雅是第一代的美国汉学家，研究古代金文，学古文从读《孝经》开始，很用功，后来读中国古文基本没有问题。何炳棣说：“他不懂古文，要找我来帮忙。”这是乱说。顾立雅读俄国史出身，后来他到北平留学，到安阳去看发掘，眼光真好，安阳的小报告都还没有出来，他就看出重要处，写出了《中国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a，1936）。但是李济之先生不原谅他，说：“我们报告还没有出来，你就替我们写出书来了。”《中国的诞生》很重要，是西方世界第一本介绍中国第一个考古所得朝代的书。   　　没有安阳发掘，就没有中国的考古学，没有办法知道中国王朝的第一个朝代。到今天，我个人认为夏不是一个朝代，夏是周人的投影，投射过去的，使它自己的政权合法化。诸夏可能有个盟主。商代的发展，是从很粗糙的国家经历逐渐演进的过程。这些东西假如没有安阳发掘，不可能出现。顾立雅的《中国的诞生》是有创见的，还有西周的官制，也有贡献，从经文里拿出材料来。但是，他那时候受时代限制，许多材料没有，到我写《西周史》时，材料多了十来倍。   　　我没有在顾立雅先生身上读什么中国东西，但是他对我非常宽厚，我的论文，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改。我选的课只有一门是中国的历史，这门课基本不用上，就是写阅读报告，所以我读书的自由度很大。顾立雅给我极大的自由，但他又不断启发我接受挑战。比如说中国的“刑名”，中国人不细想的话，会把“刑名”当作是刑法。顾立雅和我第一次见面，问我：“‘刑名’两个字怎么解？”我猛地触动了一下，我讲刑名是法家的意思，他说你讲的是刑法，他解释给我听：一个是形状，一个是名字、名义，就是logic，刑和名就是实和名之间的关系，对我冲击很大。洋人读书不简单，咬文嚼字，比中国人认真。顾立雅对形名的解释，是以数字来管理。   　　顾立雅很矮小，很严谨。他读书很勤快，文章写得极好。他的英文逻辑严谨，文辞优美，不但汉学界里，在美国学界也是有名的好。他没孩子，离了婚再结一次婚，脾气不好。他不是很和善，对学生要求非常严，但他是很公正的人，不会乱搞。   　　在我们今天看来，顾立雅是保守分子，在1930年代到1950年代是自由分子。美国自由分子的定义跟英国当年自由分子的定义不一样，后者主张个人功利，反对国家权力。美国自由分子在1930年代以后，是国家执行社会主义的社会功能，搞社会福利院，等等，这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定义。所以，今天我们所谓的保守主义，不是很精确，左右易位。那么，顾立雅是英式的自由主义。   　　民权运动   　　芝加哥神学院创校比芝加哥大学还早，芝加哥大学成立以后把神学院围在里面。我上课的地方叫东方研究所，就在神学院的对街，我的脚不好，学校就跟神学院商量：“这个学生脚不好，你们有空位的话，就让他住住。”我就住进一楼，我的电车挂根电线就充电，也没有人偷。神学院宿舍大洗澡房温度很高，身体不用擦干，会自然干。大家在洗澡以后，讨论问题，一抬杠就没完没了。这些经历回想起来，真是运气。别人没有这种机缘，跟我同时代去留学的人，很多人一辈子就在图书馆消磨了岁月。   　　我在神学院饭厅包饭。这里的饭菜非常好，学校的老师不少都到神学院来吃饭。在那个饭厅里，任何不认识的两个人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你在研究什么？”一顿饭吃下来，就是谈学问，有学习，有讨论，有批判。这顿饭吃完，临别时说：“明天中午我们再见面。”我在别处没有看见这种风气。一个老教授跟一个年轻学生坐下来，一样对话。草地上，坐下来，晒晒太阳，旁边的人坐下来，就问：“你在想什么？”所以，芝加哥大学跟别处不一样，别处出各种各样的人，哈佛大学出总统，芝加哥大学专出教授，像僧院一样。芝加哥大学跟东部这几个大学都不一样，独树一帜，自成“芝加哥学派”。   　　我在医院里开刀诊治，也有意思。一报到，就做身体检查，检查的医生对我的手脚残缺情形很感兴趣。医生当场就问我愿不愿意在这里治疗，我说：“没钱。”他们说：“钱不要担心，你是我们的研究病人。”我8月份去，圣诞节就开刀，开了五次刀，医疗、吃住，全部免费。   　　我自己经历了考验，几个月躺在病床上，不能动，两只脚轮流，左脚开刀挂左脚，右脚开刀挂右脚，挂着一只脚睡觉，动不了，就是想自杀都不能。我是很痛苦，但是看见别人经历许多比我更痛苦的事情：看见十二、三岁的孩子患血癌，进来活活泼泼的，两个星期就死掉了；看见一辈子长不大的孩子，十七、八岁只有小女孩子那么大，看他们感情的激越和无奈；看见黑人孩子得了黑人一种特殊的血病，进来时瘦弱枯干，却不舍弃他们求生的希望。我看见种种神态，看见生死病痛，这对我帮助很大。   　　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还要管杂务，此时正是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我住在芝加哥神学院里，这是自由学派的神学院，非常有挑战性的环境，里边就有一批年轻牧师，组织了当地附近教堂的年轻人，从事民权活动。我住在宿舍里就卷进去了，开会时去听听，参加发言。我自己开一个小电车，和人家一起去火车站接南方黑人，告诉黑人他的权利在哪里。选举的时候，我跟当地的学生一起去监督投票的情况，到黑人社区解释他们的权利。我们还坐着列车一起深入南方不毛之地，我是华人，他们很多是黑人，我们到那儿去打破黑白界限。
   　　现在的留学生感受不了，当年美国本国学生人人去搞民权。我要不是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跟中国人住在一间房间，不可能卷进去。我后来到哈佛大学去访问，找朋友，他们一个房间里都是中国人，这种日子非常枯燥。他们很多人都在哈佛燕京社，用哈佛的图书馆，别人的课可以不去听，我替他们想，觉得不免很乏味。但是，他们可能因此比我读得深入，不像我读得乱七八糟。   　　美国在二战后，有一些年轻人觉得二战本身是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当权阶层的斗争，而国内有那么多穷而无告不公平的现象。美国是理想主义的青年国家，民权运动是很多牧师做的事情，黑牧师、白牧师都有，黑牧师尤其多。那是一个到处都有人抱持理想的时代。   　　我不是很现实的人，我也觉得美国的民族歧视，有悖公平。林肯解放黑奴，黑人并没有真解放。黑人的日子并不好过，我是亲眼目睹他们的日子怎么过法。从南方上来的男女黑工人，坐火车到芝加哥大学旁边第六十三街下来，就有人在那里招工，登记名字，说：帮你安排住处，帮你找工作。两眼漆黑不识字的黑人，就此上了当。一个房间就可以摆上八个人，仅有地上转身的余地。一层楼面可能是二十个房间，两个厕所，楼梯上的灯是没有灯罩的小灯泡，直上直下，一摔就摔到底。他给你工资，替你保管，你要钱就问他拿。他开赌场，赚你的钱，赌输了就拿你的工资扣掉。   　　我亲眼目睹民主的假象。投票时，黑人不知道有投票权。学生的活动分子告诉他：“你已经到这里三个月了，有投票资格了，我们帮你去登记投票。”“不行，不行，这是主人的事情。”主人，英文叫master。“不对，你也是master。”学生陪着他们去投票所。学生到投票所都要冒生命危险，因为政府与黑社会结合在一起，可以打架，可以杀人。   　　那时戴莱做芝加哥市市长，是民主党人。美国的警察，爱尔兰人居多，美国的政客，也是爱尔兰人居多，满街都是他的人。他控制选票，伪造一批公民名单，所有的警察、公务管理员、卫生队队长，都可以帮他做。没有名字的公民就去抄名字，当地的警察、公务管理员、卫生队队长，跟当地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的老太太、老先生交情好得很，整天在街上打转，接老太太去投票。以前的投票机是手拉的，一拉，咔一声，张三，李四，就记下来了，像赌钱吃角子老虎机一样的，戴莱的人马，赚了许多票。投票比例本来应该是共和党百分之五十五对民主党百分之四十五，他们玩花样，转接机器的电路，将共和党的票转到民主党上，可以把百分之五十五对百分之四十五减低到百分之五十一对百分之四十九。这么一来，他完全控制票数。这是学生活动分子戳穿的。这就是假民主！我在美国看见最底层的生活，看见最丑恶的现象。   　　我在芝加哥读了五年美国社会，不是全在书上读的。我和神学院的朋友们来往，他们觉得也很感动，因为难得有一个外国学生脚上有一个石膏套，撑着两个拐杖，跟他们在民权运动中起哄。芝加哥是自由教会的温床，时时刻刻有一批年轻的理想牧师，从本来的教会里背叛出来了，要自由，要权利，要个人。可是，等到两代以后，新的教会也沦落在旧日的坑里，一样是官僚化，一样是名誉利益被上面的人随便乱用。因为新的教会必有一批热忱的信众，会捐很多钱，钱和权诱惑人以后，叛会者的徒弟就变成像过去他们叛会出来一样了。这些东西，是书上看不见的，要实地介入才会看见。   　　我的日子过得非常丰富：开刀，念书，搞民权，神学院宿舍里聊天。我过得兴高采烈，真是幸福！这是其他学校的留学生不大能碰到的。我的性格比较多面，不愿意居在一个角落里。   　　家书抵万金   　　我在东方研究所，顾立雅不觉得我应该读中国东西，反而劝我去学比较研究，我把主要的力量摆在中东。老师对我好，我在床上开刀，不能下床，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到床边来教我埃及学，他的学生也不多。   　　我在宿舍里自己不能剪指甲，就到医院里找护士剪。伤风咳嗽了，到医院：“我病了。”护士带我到房间，让我在那儿治病，治好了病再走。我是“研究病人”，钱都由基金会出。当然，在宿舍里也想家，每个礼拜给母亲写封信，我晓得她老人家盼我的信，所以礼拜五我一定把信寄出去，下个礼拜六可以收到。我姐姐前几年还跟我讲：“你可知道娘等你的信？礼拜六，老人家10点钟就在门口等邮差。”我说：“我知道。”我五年没有缺过一个礼拜。因为她对这个孩子出国，是很不放心的。   　　我的弟弟许翼云在伊利诺伊大学，相距有一百多里，他也很忙，也没有车。我第一次到芝加哥大学，他来看我。我圣诞夜进医院开刀，第二天早晨，他到病床边看我。每个学期他也会来看我一两趟。   　　刘鎏夫妇、钱存训先生对我照顾很多。刘鎏是台大同学，是因为李氏基金来留学读物理的。钱存训先生在国内的金陵大学做过图书馆代理馆长，在交通大学做过副馆长，后来做过北平图书馆馆员，他到美国去，是押运一批北平图书馆的善本书，从北平押到上海，从上海运到美国，怕日本人拿走，放在国会图书馆。恰好那时候芝加哥大学要找一个懂中文图书的人，所以他做了馆员。芝加哥大学的东亚馆是他一手建起来的，今天芝大东亚馆是美国的大馆。他一面做馆员，一面读博士学位。那时候读图书馆学是时髦，后来我同时代的女生，很多读图书馆学，因为容易找工作。女生到美国，首先考虑将来要有谋生之地。那时候到美国去读书，都是准备不回头的，我回台湾是异数。   　　韦伯理论   　　我在留学时，韦伯的影响已很显著。韦伯对学术界的影响大极了。很多人以为韦伯讲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基督教伦理，以为是讲诚实、勤奋，他们弄错了。韦伯是讲新教对上帝的责任，可说是一种使命感。一个人能成功，即是证明上帝对你的恩宠，所以赚了钱要捐出去，回馈社会。有些资本家老早就这样做了，洛克菲勒、卡耐基就是这样。   　　韦伯的研究方法是设想一个理想形态，举例讲，天下没有一个人叫“人”的，每个人都是理想的人的某一种样子，没有这个理想形态的话，无法理解个别真实的人。同样，没有一个杯子的理想形态的话，无法勾画出这个杯子是什么样子。脑子里建构一个理想的东西，拿这个作为模式，来找出真实世界的特色。为了认识这个理想形态，你必须要从众多个案中归纳，才能勾勒出形态来，所以他做了那么多比较研究，勾勒出冲撞，勾勒出信仰。这个方法学比一般的实证有用。   　　芝加哥大学是韦伯学派进入美国的第一个据点。韦伯与马克斯是两大宗师，马克斯是非常好的社会学家，不要单纯地把他当政治家、革命家看。韦伯是反驳他的，但是韦伯也不是不讲经济学，韦伯一生的第一个课题是德国的土地制度。两个人走了反向路线。平心而论，马克斯作为社会学家，其实贡献很大。马克斯的想法被列宁曲变一次，被斯大林曲变一次，被毛泽东曲变一次，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如果兼用两家的看法，内外比较，我们会看得比较全面。
   　　我在东方研究所，研究的是两河和埃及，使我对于犹太教、基督教两个传统的源头有所了解。我在社会学里的功课尤其集中在中古晚期的欧洲城市，让我理解到中古转变到现在的过程，以及欧洲那个时候的城乡关系，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教会和社会的关系，这些学习帮助我理解到，转换现代最主要的关口——启蒙运动，究竟意义何在。反过来，对我治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帮助。   　　我的博士论文是写《春秋时代的社会变动》。《左传》里的人物，找出每个人来龙去脉，对年代、家世、战争作统计。博士论文答辩是芝加哥大学的特色。那时候我们答辩要在校门口布告栏公布出来，任何人可以去考你，这是欧洲的规矩。   　　我在抗战时期的生活，帮助我理解中国，而且奠定了我对农村、内地的一些直接印象的理解。我在辅仁中学的教育，补足了我本来就缺少的东西，打了起码的基础。在台大七年的日子使我走向了历史研究，尤其是因为有几个老师不同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我可以有所选择也可以有所调和。老师们对我的教导，对我的爱护，给了我方向，我终身感激。   　　我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住在医院里，参加民权运动，使我对于美国的民间、一般人的信仰、现代文化的基础、文化的羁绊如何转变为日常生活里的行为和规范，有了一些观察。这种观察是一般书上看不见的。这是我一生中的机缘巧合，看见一般留学生涯纯粹在课堂、图书馆没有的东西。   　　门外的世界   　　我想，留学是很重要的，因为给你开了门户，让你理解外面一个世界，另外一种文化，也让你接触另外一种思考方式，最重要的就是突破中国中心论。但是，也要看你在哪里留学，学的学科是什么。如果纯粹是去跟他们学汉学，或者是跟China Watcher——观察中国者当助理，替他们找中国材料，这样的学习，看不见世界的另外一面，只能见到你知道的一面，吸收不到新的东西。如果为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到学位，纯粹写老师交代的文章，也没意思。我们看国内很多人到英国去，一年就读了学位，观察中国者只要取得你的资料，不在乎给你学位。学完，除了名片上多个名号，实际上没有得到东西。   　　我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因为考古是和人类学系一块，要读若干理论，比如凌纯声先生、李济之先生写的人类学、民族学著作。我读一些已翻译成中文或者英文的法国古典的民族学著作。在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图书馆有一套史密森博物馆的美洲印第安人的调查报告，共四五十本。写学科研究报告的时候，我也挑了题目，比如婚姻制度、男女的相对关系。为了写几篇读书报告，我把印第安人基本的情况，不能说摸得很彻底，大概摸了一遍，所以这跟一般历史系纯粹读中文古书又不一样。   　　到了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基本上是考古研究所，做的工作是直接到地点去发掘。我们东方研究博物馆等于是一个考古博物馆，有许多重要的文物。有一头石刻的牛，比一般的房子还高，厚度比桌子还厚，这是一个浮雕，切割成一块块带回来，重新拼凑。还有二十来具木乃伊。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河和埃及已经是很丰富的考古源地。更往回追溯，拿破仑的时代，已经兴起了埃及学，欧洲有很长的埃及学的传统，美国晚起，后来赶上，所以在埃及河沿有工作站。在20世纪初，美国刚刚兴盛的时候，就有学者开始在埃及工作。在二战以后，德国一批研究两河和埃及的犹太学者搬到那儿去，因为希特勒把他们赶出来了。他们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编一本《楔形文字大字典》，这个工作编到现在，三代的学者参与，刚刚才完成了初稿。埃及与两河之间的关系互相影响很深，和希腊互相影响也很深，在两河文明的基础上孕育着波斯。我很遗憾的是，关于波斯的衍变我没有多注意。埃及对印度的影响可能是比较弱。中东的古代文明发展，影响了雅利安人，从高加索山底下往西扩散跟往南扩散的过程有很多的关系；它对犹太教的形成有绝对的关系，因此，对基督教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自古便不能独立于世界以外，有两个发明的影响是绝对深远的。第一个是车子，战车本身是一种文化，车子的发明，应当是在亚洲的内陆，可能就在高加索山底下到黑海、里海这一带的地区，跟驯马有关系。但后来它往西传到埃及，往南传到两河，往东传到中国，所有这些地区的车的结构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大影响。第二个是青铜器，何炳棣先生说中国青铜器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这话不对，人家的青铜器比中国至少早上一千年，不一定是他们的技术直接传入，可是他们用青铜的观念，对中国是绝对有影响的。青铜器传播到中国的时间跟传播到印度的时间差不多。这两桩大事情，对人类从新石器时代转换到青铜器时代，是极重要的关口。   　　麦类植物也是从中东传入中国。在中国驯服的食物，北方是小米，南方是稻米。麦类驯服成食用的作物，离现在至少一万年，大米和小米在中国驯服成食物也离现在差不多一万年。但是麦类进入中国不会早于五千年以前，大概五六千年之间。麦类大量进入，可以代替小米，就是很晚了，要到周代了。   　　两河、埃及文明是对思考中国的上古史的参照。它们发展的过程，以及互相影响的形态，使我理解到中国本身不是一片，而是几片。一片是黄河流域，从陕西到山东，这个细分起来是东和西两块。一片是长江、淮河、汉水流域，但是政治上是北方中原，南方荆楚，在文化上就是北方的刚强，南方的柔软，北方的儒家，南方的道家。第三片，是今天的长城以外，草原和高原，这一大片对中国的影响，几千年来一直是威胁，一直是挑战，是新的血液的供给者，也是中国对外通道的中间者，进来出去都在丝路上。第四片，是在第一片黄河和第二片长江融合了之后才出现，就是南方，东南的吴越，西南的西南夷。这都是逐渐由对抗而交换，而互相影响，终于融合。这种形态，我们拿中东地区来讲，埃及和两河就等于我们长江和黄河一样，希腊和波斯是另外两块。印度是遥远的一块，所以，它也是四片东西。四片之外有一些东西，高加索山底下出了雅利安人。所以，假如说，中国长江、黄河之间不是一块比较平坦的小丘陵，而是像埃及、两河之间的沙漠和干旱地带，那中间就隔绝了，可能独自发展了。
  　　小萝卜头   　　1962年，我三十二岁，回到台湾。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我回台湾有几个缘故：我对母亲有承诺，她不放心我，这是其一；其二，我对史语所有承诺，要回来；其三，李氏基金有要求，虽然一般人都是要回来，但所有的李氏基金的人都没回去，我是没得到李氏基金，因为钱思亮校长花了很大力气，帮我找另外的钱，所以我欠钱校长的情。我是三重承诺，家、史语所和台大。一回来，我就在史语所复职，台大合聘，后来在台大做系主任。   　　我毕业之后在美国多待了半年，这半年自由自在，原因是我的奖学金还没用完，顾立雅让我帮他的忙，坐在东亚图书馆，摆个桌子，图书馆正好有块空地，用玻璃圈起来。我的工作是，所有读中国东西的人，要查资料的，搞不清楚的来找我，我会跟他们讨论。   　　回台湾，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重要转弯。当时有很多人就留在美国，我在芝大毕业以后，有五个工作随我挑，包括芝大希望我做历史地理研究，不但是相当广泛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而且是比较研究，这个工作还很少人做，是很有挑战的。但我执意回台湾，就没接受，另外四个工作都是好大学的教职，我也不管它了。如果当时留在美国，我的一生将是另一番面貌。   　　我回到台湾就一头栽进了工作，刚开始情况就非常复杂。我的老师们，一直希望我能在行政和公众事务上帮他们的忙，据说他们从我在学生时代，就有此期许。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我从副教授成了系主任，是个意外。系主任余又荪车祸死亡，院长沈刚伯先生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我，说明天8点钟你到“*”去开会，要接系主任。在南港，我就变成了李济之先生的助手。王世杰是“中央研究院院长”，派我做一些学术外交，要我帮他做院里的涉外事件。钱思亮校长在学校里大大小小的委员会都派我去做过。他们这几个老先生的意思是锻炼我。   　　当时三十几岁的人在台湾算非常年轻，老师辈都五六十岁了，甚至六十多岁了，需要有人接班。这么一来，立刻就引来很多同事的嫉妒。比我大的四五十岁的人，跟我同辈的人，我的学弟，没有出国的人，颇有人不服。这些都使我的日子很不好过。另外一方面，我在芝大民权运动得来的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跟台湾的党专制很不相容。我也是不愿意低头的人，见不平，就抗争。当时国民党的压力过来，我反抗，钱校长帮我反抗。   　　国民党是一党制，要保持专政，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钳制。他们把“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的自由分子当作打击对象，目的是要把台大夺掉，夺给他们相信的人，所以就把钱思亮送到南港，让王世杰辞职。   　　王世杰是一个很能干的公务员，一个很好的学者，做事非常心细，也是非常有骨气的人。他对蒋介石不肯屈服，蒋介石不喜欢他。蒋介石有时候批个东西，他不能接受，退回给蒋介石，蒋介石气得撕掉，他捡起来，贴好了再送回去。蒋介石受不了他这一点。他和“总统府”等于是决裂了，但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能撤掉他的“总统府秘书长”，不能开革他的“院士”。   　　当时撤掉王世杰的理由是特务提供的：航空公司的权力转让给陈纳德，因为那时候飞机在香港打官司，台湾方面在香港的立场不存在了，不能打官司，要陈纳德去打官司。飞机打回来，也没有拿走，二十几架飞机在香港机场烂掉，就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出去了。特务说王世杰贪污，说陈纳德得了一笔财富。其实陈纳德没有得到财富，是民航队得到了航权，民航队没给王世杰一文钱。   　　这些全面性的对抗，就是北大、清华系统转移到台湾之后，和国民党的力量的对抗。从“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到许倬云，从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到沈刚伯到许倬云，我的上面一堆大头，我是底下最小的小萝卜头。但是小萝卜头首当其冲，斗争非常激烈，我三十三岁就血压高了。   　　1960年代的气氛真是令人窒息。学校里铺天盖地都是国民党的成员，也有保护自由分子的人。陈雪屏先生是党部秘书长，他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张群跟陈雪屏私交很好，张群跟王世杰私交也很好。王世杰、张群、陈雪屏几个人结成一条战线，尽量保护自由主义者。   　　台大历史系也有很多分歧，沈刚伯先生、刘崇鋐先生是一批人，思想比较自由。姚从吾、吴相湘是国民党的信徒。李守孔是姚从吾的学生，在台湾大学所谓知识青年党部，就是特务组织的一个分支，他们这批人和国民党的力量常常纠缠不清。姚从吾从外面看来是道貌岸然，白发苍苍，书呆子一个，实际上颇不简单，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已经跟自由分子对着干。西南联大有任何事情发生，他总是在宪兵司令部开会。   　　为此，我不喜欢姚从吾先生。也许有一点偏见，因为我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时忠于国民党，闻一多的牺牲，他要负一点责任。我一直对他不喜欢，他对我也不高兴，因为我看不起他。我觉得他品格有问题，学者不能依附政治力量来做这些事情。他捧李敖，是拿李敖做打手，打李济之，打沈刚伯，他以国民党的立场来打自由分子，他自己没有打人的本事，李敖有。但李敖后来不但打李先生、沈先生，所有人都打。   　　李敖聪明有余，没有章法。我跟李敖之间很不愉快，因为他说谎，偷书。他把姚从吾先生房间的书偷出去，卖掉了，有一个美国的学生在街上找到一本书，有台大历史系图章，送过来给我，说这是李敖卖出去的。等到李敖要毕业的时候，我不盖图章，所以他没毕业。   　　后来李敖和余光中、萧孟能都交恶了。萧孟能先生出国，把保险箱钥匙交给李敖，李敖把萧孟能的画都拿走了。他盖了图章，拿《文星》的版权统统转移给他自己。多年以后，我从美国回台，萧孟能恰巧同飞机，萧先生抓着我的手，在飞机上讲了很久很久。萧孟能捧李敖出来，信任他，当他是朋友，他把朋友家里的字画偷掉。李敖对不起萧孟能。   　　《思与言》   　　从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是完全建立自主性的一个人生阶段。前面所受的训练教育环境，都是为三十岁以后做准备，所以孔子说“三十而立”，有道理。立不是建功立业的立，是求自立的立，不跟着人走。我立的方向，应当和同年龄在台湾一路长大的人立的方向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前面受到一大堆外国思想的冲击和影响，也和许多留学生的立不一样，他们是在学问里立，我在做人里立。我读书以外，做人，处事，关心社会，关心世界，找自己的路。   　　我一回台湾，老朋友胡佛、李亦园就找我，说：我们知识分子在今天应该有所作为，我们不能放任一党的错误方向，我们也不走共产路，但我们都有社会正义、公平的思想。所以，我们就成立了“思言社”。这个社要发表刊物，先成立社，宗旨是在讨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专业工作之中，替中国找一条路。我们五六个核心分子的想法，是要找一个制度下逐步演化的“社会福利国家”，在国共两边争执的部分找到中间点。   　　我们完全自己掏腰包，办刊物，第一期《思与言》的费用是我预支《文星》出版社的两千块稿费。我们当时定下的规矩是，每一期轮流主编，不许延期。一年四期，后来变成两期，每一年两个执行编辑，轮流出，完全不问外面要钱，自己掏腰包。   　　《思与言》的发刊词、思言社的主张大纲都是我草拟初稿，提请大会决定。我们第一次成立大会，来了二十多个人，都是中坚分子，是当时三十来岁的各大学教授。国民党一看慌了。第二次大会，一下进来四十多人，进来的都是国民党有关教授，我们是开放的团体，不能拒绝有意入会的人。好在我们没有不可告人的事。这个杂志今天还在，还是一年两期，还在继续出，变成了介绍新知的刊物。   　　这件事，后来却变成我的罪状。宋时选是蒋经国的亲表弟，那时是青年救国团的主任秘书，青年救国团是蒋经国的组织。1960年代晚期，特务找我的罪名，蒋经国不相信我有问题，就让宋时选查明。宋时选两次要求跟我谈话，我不能不让他来。宋先生告诉我：他们认为李敖不可怕，文章骂人；许倬云可怕，文章不骂人，组织能力特别强，一声号召，几十个人跟着走，这个人太可怕了。这是他们打报告的人说上去的话。所以，他们要挡住许倬云。   　　宋时选问我究竟想干什么，我回答：思言社是搞费边社，想通过学术讨论，理性地为国家找条出路。费边社是英国工党的祖先，费边社和工会运动有关系，和所谓空想社会主义也有渊源，宗旨是以*的过程，和缓地推行社会福利。*在英国待过，可是*主义在英国没有什么市场，原因是英国很快就有一批工会主义者，后来衍生出费边主义，主张经过议会政治，建设社会福利国家。今天西欧各国都是经过议会的社会福利国家。费边社的理想今天慢慢在实现。我今天还是如此想：社会应有公平，但不能以暴易暴，用破坏性特强的革命，来达到社会公平的目的。   　　蒋经国   　　“中央研究院”是“总统府”直属单位，凡是学术涉外事项，王世杰院长自己不愿办，就让我去办。1960年代时，蒋介石已经把权力交给儿子了，王世杰不愿意跟蒋介石谈话，也不愿意跟蒋经国谈话，他跟蒋介石闹翻了，又觉得蒋经国是小辈，不愿意屈尊见蒋经国。据道理就派我们总干事去办，当时总干事是我的好朋友李亦园，王世杰说涉外事项不用李亦园管，由我来代表他。所以，我这个光头副研究员，去和“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打交道，怪不怪？后来蒋经国的位置逐步升高，从“总政治部主任”逐步升“副部长”，“部长”，“行政院院长”，我还是跟他打交道，反正王世杰派我去了。这也有好处，后来特务单位攻讦我很厉害，特务报告都到蒋经国桌子上了，蒋经国说：“这个人我常常接触，他不是你们讲的那样。”   　　老实讲，我佩服蒋经国。这个人在苏俄的管辖之下，读了苏俄的许多书，对苏俄共产党里的虚虚实实很清楚。但是，他是托派，被斯大林打击的对象，托派主张世界革命，也还保存了几分真正左派为人民服务以及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以，他被贬到西伯利亚的工厂里，从小工做起，做到副厂长。他太太是女工。他一个中国青年，在西伯利亚工厂里可以组织报纸，组织小集团。斯大林很气他，又不敢杀他，因为杀了他，会得罪蒋介石。后来，他回到中国，其实还有不少社会主义的思想成分，自由*思想是没有的，可是有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蒋经国的生活非常平民化，人很聪明，他跟你讲话，两手交握，眼睛看着你，不插嘴，听了一段，问：“还有呢？”他有时候会反驳：“我不是这么想，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跟你讲吧……”他讲不同的意见反驳我，可反驳中他也听我的意见。除了公事之外，我跟他讨论的问题相当杂，他问我：美国的社会，工会的力量，*制度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 *的意义，自由的意义。关于*、党外运动，我们也谈过话，我解释：一个水坝，拼命往上筑高，坝堤一决，水一冲击，谁也受不了。坝降低，水流缓下来，松弛堤后面的压力，这个是好事情。至于海峡两岸的事情，开放老兵探亲，是他自己的主意。这一招相当高明，一方面开放台湾内部的党禁，一方面跟大陆重新建立联系。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可是顽固分子跟特务一次一次上呈，请他同意抓人和阻挡，他却不签。党外人士在圆山饭店开会，成立了民进党，特务非常紧张，要求抓人。他一言不发，一字不批。关于党禁的问题，有些学者还说要制定政党法，蒋经国也不理，他说：“政党存在就存在，不要去管他政党法不政党法。”这话是对的。   　　蒋经国跟我的几次谈话，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增进了解。蒋经国不大相信书本，我不能同意他的很多意见，他也不同意我的很多意见，能谈谈话已是很不错了。所以，我在他死了以后，愿意在蒋经国基金会服务，纪念这一位有弹性的人物。   　　殷海光   　　要我评论殷海光，我必须从《自由中国》说起。老实说，这一个刊物，威胁不了老蒋政权，台湾风雨飘摇，老蒋要集中所有力量，在他心目中，一心一意不能有分歧。所以，他叫自由分子包括北大、清华、台大这一系统的人作“异议分子”、“分歧分子”，理由是异议和分歧会使得人心混乱。他最怕的是自由分子，以及本土的力量——后来演变成“*”力量。李万居是当地的力量，雷震和《自由中国》是自由分子力量。实际上，雷震本身不是北大、清华系统下来的人，他原是国民党的人，也很不单纯，这个人不是纯从自由的理念出发。当年在重庆，他和先父及舅舅，都有来往。他可能有另树一帜的企图。他为人深沉，也很有计谋。当年在南京行宪的时候，立法委员跟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多由他挑选候选人。所以，在“立法院”和“国民大会”，他也有一股力量。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比胡适先生复杂多了。殷海光是笔杆子，是雷震用来冲锋陷阵的。   　　国民党是一党专权，要加紧掌握权力，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钳制，殷海光就在这时候倒霉。我教书的时候，跟殷海光来往颇多。他的自由主义，非蒋氏政权所喜，学校训导处不让他上台演讲。有一回，我气不过，自己办演讲会，请他坐在台上替我讲，他的演讲很有煽动力，其实现在讲起来很肤浅。我是尊重他的人品，并不在意他的学问。殷海光的骨气胜于学问，但当时只有他硬撑着一股气，所以大家把他当作自由主义的标杆。我也佩服他的骨气。   　　殷海光一辈子标榜自由思想、自由主义，到了晚年，他受捧之余，不免自负是大师，这是与自由主义矛盾的。他相信一个学说，就相信到崇拜的地步，这也不是学术应该有的态度。可是他与专政做抗争，这是我佩服他的地方。   　　殷海光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不足之处，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有些东西是相当有问题的。他对史料不熟，对发展过程也不清楚。他以为搞数理逻辑的王浩是世界上重要的数学家，佩服得五体投地。殷海光自己教逻辑学，以为数理逻辑是逻辑学的登峰造极，可是他的数学造诣，并不够用，这就是他的盲点。我们不能去责备他，他有他的局限。五四时代，蔡元培先生的“杀君马者，道旁儿”一语，也可用在殷海光的遭遇上。在《自由中国》时代，没有人像殷海光写得这么坦白，他跟李敖不一样，李敖是骂人，殷海光是骂政权。这当然激起很多人的同情和共鸣：“自己不敢说，他替我说了。不是因为他而晓得政府如何如何，而是我自己怎么想，他替我说了。”   　　当时，殷海光身边汇聚了一批学生，像张灏、林毓生、陈鼓应、陈平景等，后来都各走各的路。他对学生很好，学生离开了学校，他也一直跟他们通信，问他们新的知识。他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我写了书评，他很不高兴，我是觉得做朋友应该尽直言的责任。张灏是完全理解我这种心情，张灏对殷海光还是很敬重。   　　殷海光自己的资源根本不够用。但是后来台湾有一批人，打着殷海光的旗号，对他们来说，殷海光就是圣人。他们跟张灏、林毓生又不一样，张、林二位是好朋友，现在走的路又很不同。张灏的文章非常扎实，学养非常好，是非常严谨的人，人也正直。林毓生也是很深思积学的学者。我和陈鼓应不熟，我对道家也所知有限，他后来到北京大学待了一阵子，我记得他是从做尼采开始，再做道家。   　　在1960年代，殷海光等于是软禁，可以进出，但是总有人监视他。他的太太夏君璐对他很好。去看他的人，除了学生以外，朋友很少，我一个礼拜去看他一次。门口有个馄饨摊，是特务摆在那儿看殷海光的。我晓得这个特务是干什么事情的，他也不拦我，看见我这么一个常客，还会笑笑。   　　我到他家看望，他就抱怨，发牢骚。他说：“有什么好书？”我便告诉他。他常用的口头语：“棒不棒？”我回答说：“书没有棒不棒这个事情，每本书都有它的特殊处，也有它的缺陷。”他就是一竿子打到底的态度：一本好书，或者一本坏书。介绍过来的外国思想，他一定佩服。他不喝茶，喝咖啡。他相信“科学”，可是也有矛盾的地方。他得癌症，以为可以靠打坐的功夫来治，他找南怀瑾学打坐、运气。他坐的蒲团都坐破了。这件事，他跟学生不讲的。他好意说：“许倬云，打坐对你的身体有好处。”我说：“对我的手脚没有用处，对一般的身体可能有用处。”他还特别陪我去看南怀瑾，当然南怀瑾也知道，气功治不好我的残疾。不过，我感激他对朋友的热心和善意。   　　南怀瑾是奇人，有一股吸引力，交游广阔，佩服他的人也很多。大概是传统严谨的学问，大家觉得太枯燥，他讲的有许多很方便的途径。他叫弟子在浙江修铁路。*属下的苏志诚是南怀瑾的徒弟，经过南怀瑾跟大陆的高层来往。南怀瑾写的东西，常常留下余地给人讨论：用外传、外说、他说，不一定正说。殷海光陪我去看他，他就说：“许先生，我们的路子不一样的，我是另外一条路。”他跟我说这句话，意思是关门不谈，至此为止。他清楚得很，聪明人。他身体的确真好，那时候我见他的时候，我三十多岁，他五十来岁，身体健康的情形如同二十来岁。   　　打坐本身是有用。我也静坐，我的静坐功夫不是外界教我的，是我自己悟出来的。呼吸，我可以脑子一片空白，一般初学打坐的人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在芝加哥开刀的时候，自己学出来的一道功夫。这说来话长，有个新西兰人在芝加哥教体育理论，他要研究一个人脑波显示跟行动的关系，就找我，因为我是病人。我一辈子不能跳，不能跑，他要看我脑子想的跳和跑，脑波显示是什么样。说出来容易做出来难，没有可以观察的底线，怎么做？我们俩就一直在搞这个底线，搞到后来是用慢板的音乐，排除脑中的杂念。最慢拍子的音乐是《圣母颂》。我们先由《圣母颂》开始，再减到打拍子：哒哒哒。然后简化到“天下太平”四个字：哒哒哒哒。只要我一想到“天下太平”四个字，呼吸自然就静止，脑中就空了。这一套是打坐的人做不到的。等我的脑中到了底线，他再衡量我的空想跑跳动作的曲线。我和打坐的人讨论这个问题，也和医学界的人讨论这个问题：脑子静空半小时绝对是好事情。你的所有思维排空，脑子可得到休息。至于丹田呼吸，那是腹部用横膈膜鼓气，是帮助小肠蠕动，能帮助排便。脑子静空半小时，肚子蠕动半小时，排便顺畅，脏东西出得快，身体越来越好，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曼丽是我的救星   　　三十二岁到四十岁之间，我在台湾很辛苦，经历惊涛骇浪。我母亲常常不放心，觉得我在外面会一下失踪掉。那个时候特务不得了，无所不在，拆我的信，跟踪我，我到殷海光家，我跟曼丽交往，他们都盯着。   　　在台大，人家都看得出钱思亮校长是在培养我。钱校长是聪明能干的人，用心教导我，让我在不同的委员会历练。基本上，台湾的大小事情我都摸出来了。有一次他跟我讲：“你是不错，我们都欣赏你，喜欢你。但开会时，你要记住一点，你别一开口就把结论讲出来了，三个钟头绕完了绕回来还是一个结论，没有人喜欢你。等人家讲完一半，众说纷纭，然后你把结论理清头绪，每人都佩服你。”这一教诲，我谨记在心。   　　当然，有些同事的心里不服。王世杰、李济之、沈刚伯几位长辈也明白，枪打出头鸟，乃是人之常情。嫉妒不但是因为位置，我平常做事太直率，被人家说成是异类了。   　　由于我常被上司派遣，参与国际学术合作事务，外国朋友不免视我为同等的工作伙伴。这些人物，大多年辈较高。在国际场合，他们也会与我平等起坐。在别人眼里，尤其在同辈的中外学者眼里，不免以为我是过分僭越。有些年岁较长的学人，更是心有不平。这一类的事，今天都已过去，但在当年，却可以引发风波。总之，我的师长们好意栽培，我却必须承受“揠苗助长”的后果。往事如烟，今天不必再提。只是，我当时的日子，其实不好过。   　　我是酒肉不来，麻将不来，闲谈不来，别人以为高傲，其实是我不喜欢这些东西，我不会喝酒，不喜欢应酬吃饭，我的手怎么搓麻将？我办院里、系里的事，两边够忙了，白天办那些事情，晚上要看书。时间根本不够用，哪来时间应酬？   　　我的薪水在史语所拿，台大是兼任，这叫合聘制，当时合聘制者只有李济之等人，年纪轻的就只有我一个。在史语所里，李济之先生非常器重我，但是得罪了屈万里，他本来是李先生的副手，那时候没有副所长，李先生托他办事，我一回去，李先生就让我办事了，他一直心有不爽。后来我出国，屈万里接任所长以后，名里暗里，常有令李济之先生不舒服的动作。总之，那几年内，我的情形，外面风光，内里有苦说不出。
   　　1968年，我才跟孙曼丽交朋友。曼丽比我小十二岁，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是我的学生，当时我们还没有交往。和曼丽谈恋爱以后，我的日子有了希望。本来我母亲非常担心我，但是我认识曼丽以后，有伴儿，我母亲放了心。1968年以后，我就有了这么一个守护天使。1942年，曼丽在山东出生，那时候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三角战争，我岳父孙文光站在国民党这一边，所以抗战胜利以后打内战，共产党占领了威海，他在青岛就跟着国军撤出去。曼丽跟她的妈妈、哥哥、弟弟都留在家乡，一直等到1952年才从威海坐火车到上海，再由上海坐火车到香港。香港的很多警察都是威海卫人，帮助她们从铁丝网下面爬过去，再从香港到台湾找到我岳父。她的祖母，在他们逃走后就被害死了。   　　曼丽在高雄读女中时和孙康宜是同学。后来，她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我教过她上古史的课，当时班里有三十来个人，也没有特别跟她来往，但是我晓得她是班上很能干的学生，她不是死读书的人，读书很宽，对文学的兴趣大于历史。毕业之后，曼丽教过一年书，又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工作两年。   　　我伤残，可我不是自卑之人，所以我坦荡荡地在大学照样交女朋友，但是到了最后一道关口，必定过不去，有的是自己的感情不够，有的是对方家长不通过。我跟曼丽谈恋爱以前，至少有两次相当深入的恋爱，不太深的交往也有两三回，每回都是无果而终。我心里并不在乎，但还是有疙瘩。曼丽是我学生，但我不让自己逾越师生关系。因此，我对自己的学生，画了一条界限。她当时已经订了婚，我到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她跟未婚夫发生了问题，才发现彼此其实并不了解。她写信问我怎么解决，学生在学习上、生活上请教老师，这是常事。这么一谈，忽然发现我跟她之间，凡事都谈得拢，从哈佛回去，我们就来往了。她的父亲反对，但她不在乎，她说：“我喜欢，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好手好脚的人要撞了车怎么办？”她很坚定，性格开朗，是醇厚高洁的人，所以她能突破这些困难。这也是我的幸运，因为伤残本身竟是预设的过滤网；如果没有伤残，有些人可能不会从我的性格了解我。我这个伤残的过滤，让她选了我的性格和内心，她跟她父亲讲：“再苦，我愿意。”1969年2月9日，我们结婚。   　　我们儿子只有八个月大就到美国来了。我太太对我非常重要。在美国，我不会开车，她开车送我，她一个人独担我所有的事务，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她带孩子、扫雪、剪草，一切都包下来，她无怨言。我们大小问题也商量，思想问题可以讨论，带孩子的方针可以讨论，对朋友的选择彼此尊重，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她懂得我这个人，懂得我的脾性，懂得哪些人我不喜欢，哪些事情我不愿意做。她从来不在乎我的生活起居宽裕不宽裕，穷过穷日子，宽裕不浪费。母亲和她是我一辈子最大的支撑。
  　　许倬云先生对我说：“你们做的新闻是短历史，我们学的历史是长新闻。”那一年，我正对新闻充满怀疑，对历史常感困惑。一见如故之后，我多次向许先生问道，既没有究天人之际的雄心，也没有通古今之变的壮志，而是如沐春风地听一家之言。   　　许先生自认做了一辈子的“旁观者”，我有幸做了他一阵子的“聆听者”。在许先生的慧眼里，看见烽火连天，看见生离死别，看见牛鬼蛇神，看见英雄豪杰，看见左右摇摆，看见*自由，看见明枪暗箭，看见妒忌仇恨，看见同情宽容，看见悲天悯人。讲者动情，听者会心，相激相荡，常常碰撞出火花。   　　我常想，以许先生的身体，生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是历史的弱者，但是他从不肯松一口劲，终成人生的智者。许先生的书名喜欢用“江”字，他的人生就如同在万古江河泛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在如椽健笔下，成了历史长卷。我在江河入海的旅途上，幸运地乘搭了一小段轻舟，听许先生指点江山，笑谈风云。   　　下篇 江上闲思   　　变是不变的常态   　　2006年11月8日，我第一次到南京访问许倬云先生，半天畅谈好像一场思想盛宴。别后数月，我常在回味。2007年9月出版《访问历史》时，许先生的访问稿自然放在第一篇。在自序里，我写了一段文字，便是许先生给我思想震撼的结晶：我乐此不疲地访问大文化人，源于好奇，也抱敬意，了解之后渐懂同情，更深一步就想让自己进入这一代人的历史世界。我的访问对象是深受五四文化影响的一代，胡适称五四运动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那我就一厢情愿地称他们为“中国文艺复兴人”吧。这一代人成长在传统文化尚未人为断裂的时代，国学根基深厚，而其中又有不少人留学海外，经受欧风美雨洗礼。不管身在何处，他们的心灵总在高处相逢，为科学的思想播一粒种子，为千锤百炼的中文留一点尊严，为浮躁骚动的人心写一片空灵，真是足以复兴中国文艺的一代。然而，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时局的变化常常出人意表。国家多难，民生多艰，美梦多碎，变局之中，但见有人迷惘，有人痛苦，有人超然，惟无数知识人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许倬云认为“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变的“常态”，通古今之变后关怀的是全人类与个人的尊严，使我如醍醐灌顶。处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代，我丝毫不敢取笑前辈们在其历史世界中“真诚的幼稚病”，相信我的“幼稚病”也会付诸后来者的笑谈中。   　　就在那时，我酝酿已久的美国之行日见成熟，访问名单的斟酌遴选，许先生出力最多。2007年秋天，我如愿以偿飞往美国东部，访问了十五位文化界前辈，其中余英时、张灏、张充和、孙康宜、马大任、李华伟诸位与许先生渊源颇深。余英时先生和许先生为同年好友，赴美之前，我写给余先生的信第一句便提到许先生的引见，到普林斯顿访问余先生，果然一见投机，畅谈了五天三夜。其间恰巧许先生从台湾打电话给余先生，事后余先生告诉我，他在电话里还提到和许先生介绍的年轻人相谈甚欢。张灏先生是许先生几十年的老友，在访谈中，我发现一位是安徽滁州人，一位是江苏无锡人，却都出生于厦门鼓浪屿，后来分别向他们提起，都说是奇妙的巧合。许先生早在留学芝加哥大学期间，便通过钱存训先生认识了张充和女士，许先生夫妇喜欢昆曲，欣赏书法，对充和女士的造诣景仰不已，彼此虽然不能时常相聚，心灵却遥遥相通。孙康宜教授是许太太孙曼丽的中学同学，也是充和女士在耶鲁的挚友。孙教授从中玉成，充和女士欣然题写“许倬云谈话录”。马大任、李华伟二位先生，则是许先生热情介绍我去访问的，使我对美国的图书馆了解更深，两度进入国会图书馆，受益匪浅。   　　2009年夏天，我的台湾之行十分顺利，同样得许先生教益良多。我访问的前辈中，李亦园先生和许先生从大学时代就是学术上相切磋、生活上相扶持的挚友，许先生上台阶时，总是由李先生帮一把，一直到结婚后才由许太太接替。李先生说：“不过许先生刚结婚不久，我与曼丽有时候还要抢这个差事！”余光中先生是许先生的老友，大学时代便有诗文唱和。白先勇先生醉心昆曲，一谈起许先生，顿时肃然起敬。黄进兴先生曾是许先生的学生，王汎森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奉许先生为“长老”，陈永发先生则是许先生在“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口述历史的访问人。重寻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旧迹，我仿佛更清楚地看见许先生走过的脚印。   　　这几年来，我常常在想，在南京的那年深秋，许先生和我谈话本属偶然，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前后三次专程到南京访问许先生，时间更为从容，题目更为开放，世间变幻，人生无常，仿佛就在谈话中。   　　风声雨声读书声   　　2008年初，我退职家居，读书写作。上半年自己给自己唯一的工作是到南京访问许先生。长谈之后，我拜别许先生，开始漫长的江南之旅。2008年6月9日，无锡烟雨，我在东林书院旧址盘桓了一个下午，眼前景与心中景相融，顾宪成的对联更觉亲切：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许先生当年读的辅仁中学与东林书院颇有渊源，校址旁边便是东林书院。许先生回顾“祖德宗风”时云：“锡邑科名，不如苏常之盛，苏常为省会府治，读书人好举子业，于制艺一道，夙有传统，无锡风气则不然；明代东林书院，以性命为本，经世为用，是以学者多喜于理学心学，不少学者投入更为实用的科目，尤其医学与数学，在锡邑先贤之中，颇多健者。”东林旧迹至今犹在，然而我游览无锡，不免有物非人亦非之感。我手执一张现在的无锡地图，再也找不到许先生的故居所在。许先生也不无感慨：“至于原在东河头巷祖宅，原审定为文化古迹，应予保护，竟于1996年被拆，改建为崇宁路无锡市检察院大楼。先人遗宅，从此只能在记忆之中而已！”   　　闲谈家乡时，许先生说：“无锡今天不如以前，衰败下去了。当年出了很多学术界人物。吴稚晖很有名。钱锺书是后来才出名。钱锺书博闻强记，没有思想出来。”恰巧在游览东林书院后，第二天风雨交加，我在钱锺书故居待了一个下午，竟不见别的访客。   　　许先生回忆钱穆先生：“他搬到台湾去，我常跟他来往。凡是回台湾，我一定会去素书楼请安讨教。我们语言相通。他第一次到美国去，由我翻译他的演讲，因为别人听不懂他的话。他讲国语有很重的口音，他家乡在苏州和无锡交界的地方，一般人真听不懂。”钱穆先生一百岁诞辰时，许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双周会演讲中说：“我读钱先生在新亚的演讲时，就想起钱先生跟我在素书楼的谈话，他在演讲中，与我多次在素书楼听到的教训，没有分别。孔子的儿子叫孔鲤，人家问鲤，你父亲有没有教过你一点东西，我们不知道的，鲤说没有。我不是钱先生的学生，更不是他的儿子，他爱护我，当作同乡的后辈，我从他书斋中零零碎碎地听到的话，跟他在新亚演讲中说的话一样。可以见到他尽量将自己的想法，在个人对话中交代出来，在大庭广众的谈话中也交代出来。他总是将心放开，这也是他理想知识分子的模样。”2009年5月17日，我伫立在台北素书楼门口，不免浮想联翩。罗忼烈先生告诉我：台湾政局变幻之后，那些政客说钱先生的素书楼是公家产业，勒令搬迁。钱先生搬走后，身体就变差了，不知何故，不能说话了。后来陈水扁向钱太太道歉，钱太太说：“人都死了，道歉有什么用？”金耀基先生在1990年9月14日深夜写的《怀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中则说：“近二三年来，钱先生健康明显差了，记忆力也消退了，我已再享受不到与宾老昔日谈话之乐了。倬云兄去年在见钱先生后跟我说：‘一位历史巨人正在隐入历史。’诚然，宾老不死，只是隐入历史。”   　　历史是长新闻   　　我在赴台湾之前，曾向许先生请教过好几回。有一次，许先生说：“你可以先去找找几个报人，会大有帮助。台湾有两个政论家，一个是张作锦，一个是南方朔。张作锦和我交谊很深，他的文章不仅文笔好，而且找的题材也好，切入角度更好，能直接从一个别人想不到的角度切进去。南方朔相当渊博，书读得不少。高希均是事业家，他的组织能力很强，办杂志相当能干，文章则在经济方面。”   　　我到了台北的第二天中午，便由张作锦先生引见，和高希均先生共进午餐。和两位先生一席话，使我对台湾文化界的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几天后，我坐在南方朔先生家里，听他针砭时事，评点人物。南方朔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台湾是我最早引进的。美国有个教授在圣地亚哥教书，他的名字叫雅各比（Russell Jacoby），是他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很多人讲这个词，却不懂他的书真正的脉络。他认为古代知识分子除了会讲几个基本原则，什么都不懂，这种知识分子随着时代改变不行了，将来的知识分子谈的问题一定不能有乌托邦思想，也不能太近视。所以，他提出两个名词，一个是乌托邦知识分子，一个是现在各国都存在的只看小问题的知识分子——近视眼知识分子。这两个都不对。乌托邦知识分子会给社会造成重大灾难，近视眼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基本结构看不到，所以需要实事求是、知识很广泛的公共知识分子。”南方朔也痛骂现在台湾和大陆学术界的人忙着去应酬，开座谈会，不太有时间搞学问。“在美国，当一个教授，两三年就要写一本书，人家很用功。我现在读国外的书，多数是教授写的书，美国出版界有个情况是中国人不了解的，美国每年出书大概五万种，里面有百分之十五是教授写的书，了不起。”   　　在听到这些话时，我更加明白许先生推荐我去访问他们的缘故。   　　许先生人生中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报章杂志写文章。在1970年代，他有五六年花了大力气写时论文章。他回忆：“为什么《联合报》、《中国时报》两边都找我？因为我写文章不辣，让人抓不着毛病，但是我的要点是开放，是自由。我的文章出来不会得罪人，国民党看了也无可奈何。”   　　“几十年来了，我等于是半个记者。尤其在台湾的改革开放时期，我花了很大力气参与改革开放的舆论鼓吹工作。两大报做主体，我、杨国枢、胡佛等人，整个队伍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大概我是其中写得最多的人之一。张作锦他们碰到哪个课题，第一个让我冲关，但是，这篇文章后面跟着其他几篇文章，一波又一波地推动*开放。这用余纪忠先生的话叫‘顶天花板’，天花板在那里，要找个人顶开天花板。我的文章写得委婉、温和，是《大公报》的调子。《大公报》的文章写得温和，不激烈化。所以，余纪忠先生常常派我去做‘顶天花板’的工作，若干文章用社论的名义发，不是用我的名字发的，我都没收进书里。”   　　许先生在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江水系列”丛书，书名都带一个“江”字：《倚杖听江声》、《江渚候潮汐》、《江心现明月》、《江口望海潮》。许先生说：“我写乱七八糟的小东西，可以分成几类：政论、社论、时论、文论。书名都是‘江’字，和《万古江河》呼应，中国文化中的潮流，一步步走，最后走到江口来了。”我说：“您的‘江水系列’中，很多文章以前我都不知道，我的读后感是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记录了您当时对台湾政治与社会的想法。”许先生说：“对，是时代的反映。书里有些时论，今天看来没意思，但摆在一起看，可以看出台湾近代发展的线索来。如果你将那些时论按照年代排下来，看得更清楚。单从序文里，就看得出思想改变的路程。这工作，参加过的人很多，我没有全时间地留在这个圈子里面。余外，我还是照写我的专业文章，不会把自己溶淡掉。”我说：“您的文集里有那么多种文类，这在纯然学者里面并不多见。”许先生说：“我兴趣广泛。到了后来，我不甘于只是做学术性的工作，我愿意让多种兴趣自由发展。但是，我最大的精力还是放在学术工作上。可是在为台湾的*开放的工作上，我的确花了很多时间。”我颇感兴趣：“在美国，大学者为《纽约时报》等报刊写文章的例子多吗？”许先生有些黯然：“很少。克鲁格曼是经济学家，他为《纽约时报》写经济专栏，余外，大学者当然没有怎么在报纸上写东西。在美国基本上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已经非常淡薄了。”我问：“为什么会发展成这种情况？”许先生说：“工作专业化的缘故。中国也老早这样子了。台湾非常可怜，等到蓝绿对决以后，两极化，没有人有中间立场。任何人只要有中间立场，总有一边的人会骂他。”我不无伤感地说：“很多学者并不耐烦做学术普及工作，他们只看重自己的名山事业，不愿意写对大众有启发性的小文章。我特别期望学者有兴趣把自己学术研究的心得，以浅白易懂的文字写出来。这种小文章对普及学术思想与推动社会进步大有好处。”许先生说：“这就是中国儒家基本的使命感。为生民立命，就是为世界帮忙，这是儒家的本分。我将《万古江河》写得很浅，就是为了这目标。还有一本《史海巡航》，那是我应中学老师要求而写的。阳春白雪也应当能教育年轻学者，或者让同行分享，刺激同行。我现在越来越把精力放在教育年轻学者上。”   　　许先生说：“对历史，我不仅拿它当史料看，也将古人当作我的朋友，至少是我的采访对象。”而他的“新闻是短历史，历史是长新闻”的妙句则常在我脑海里飘过。细读他数十年来的时论文章，我偶发奇想：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机缘巧合之下，也许他会是一个难得的报人。在写报人余纪忠的《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葩》一文中，许先生说：“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梁任公与张季鸾二位前辈的文章，均独步当时，而余先生挟其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素养，巨笔如椽，也不让二公专美于前。在余先生的熏陶下，《中国时报》环境中，不少中青年的新闻从业人员，耳濡目染，不仅学到了写文章的能力，也学到了经营事业的本事。今日台湾新闻界中，出身《中国时报》的人才特多，其中不少卓越之士，已是独当一面的领袖人。”   　　许先生近来每隔一段时间到南京，最重要的缘故是应老朋友余纪忠生前之托。余纪忠先生是中央大学校友，创办“华英基金会”，资助母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培养人才，请许先生任董事。余纪忠先生去世后，许先生依然不负老朋友嘱托。   　　2009年6月8日，王汎森先生邀我共赴台湾“中央大学”的“余纪忠讲座”，聆听了“中央研究院院长”翁启惠演讲《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拜访了余纪忠先生的女儿余范英。回来的路上，我们在探讨台湾报界现状，颇似诸葛亮《后出师表》所提的人才凋零与资源损耗，又感慨一代报业巨子余纪忠开创的《中国时报》易主旺旺集团，可谓世事无常。   　　乡关何处   　　背井离乡，难忘乡愁。一首《乡愁》几乎成了余光中的名片。隔海峡相望，其情眷眷如是，远在大洋彼岸生活的华人情怀，就更能理解了。我读钱存训先生的*《留美杂忆》，觉得这一段颇堪回味：“我们一家在1959年加入美国国籍，因为过去承认‘双重国籍’，并没有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一直到最近在国内某些刊物发表论文，发现在我的姓名前加注‘美国’字样，才知道中国政府因为某些原因，已不承认‘双重国籍’。可是在国外的华人不管是否加入外国国籍，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看你也是中国人，而中国人却认为你是外国人，觉得十分可笑。”   　　钱存训先生一家加入美国国籍时，许先生正在芝加哥大学读书。许先生为《留美杂忆》写的序里说：“我曾在钱先生与钱师母的庇荫下，度过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五年。自从1957年至今，我认识二老已有半个世纪，可以说是亲炙身教的后辈，所见、所闻、所感受，能够十分体会到钱先生和师母爱人如己的德行。”而谈到“双重国籍”的问题，许先生说：“以色列人在美国，很多人跟我一样‘双重国籍’。很多以色列的子弟拿以色列护照，也拿美国护照。我拿美国护照和‘台湾护照’。”   　　有一次，我问许先生：“中国留学生当年留在美国不能回中国了，为什么很多人的乡愁那么浓烈？”许先生说：“文化问题。在外面是弱者，或者说孤立，就怀念在家乡如鱼得水的状态，而在外面孤立无助。很多老一辈的留学生，在系里永远打不进去，永远交不到真朋友。我在学校上课，还有老太太们来听课，跑来问我：‘你是开洗衣店出身，还是开餐馆出身？’因此，你理解杨庆堃、杨振宁的感觉吗？我常常跟英时说：比我们早十年的人，替我们扛下了许多过去的艰困，替我们打了天地。早我们十岁的有几个做成教授？学历史的都不教历史，学历史教中文。杨庆堃先生那么能干的教授，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说：‘我们欢迎你来，你一定以哥伦比亚为荣。’杨庆堃不干了，他说：‘我要哥伦比亚大学以我为荣！’他在岭南大学时已经是系主任了，有美国正经八百的学位。这些使他们受到刺激，跟自己说：‘我们黄人受欺负，必须自己国家强起来，我们才不受欺负。’所以，我屡次跟你讲，你要把你摆到他的时空里去想。”   　　我喜欢杂读*。黄仁宇先生今天在大陆读者如云，可是我读他的*《黄河青山》，几次忍不住要掉眼泪，没想到他在美国竟如此不得意，难怪王汎森先生告诉我：《黄河青山》就是一本《华工血泪史》！许先生说：“黄仁宇的文章写得不错，他太太帮他忙的。他讲课不行，口音太重，湖南话。他是很可惜的，原来是国军的一个军官，比我们岁数都大，可他是余英时的学生。所以，我们理解他为什么思乡？他寂寞！为什么爱国？他委屈！”   　　回望在1970年代，杨振宁和何炳棣等人从美国回到中国访问时的一些言论，我深感困惑。许先生说：“杨振宁我能解释，何炳棣我也能解释。杨振宁是年纪小就离开故乡，后来的所见所闻影响他。他学的是很具体的东西，不易介入人性。物理、数学不能成为人性的学问，那是专门的知识，没办法转化成人性。所以，他以眷念故国作为他的依靠。可他是非常善良的人。他回中国来了，知道被欺骗。起先不知道，后来知道了。杨先生是很单纯的爱国主义。何炳棣有一种依附的意思，何先生自认学问是当今第一，到九十岁了还不能免除这一番自豪自傲。他有他的贡献，因此他认为自己的文章是天下第一，他老师雷海宗是天下第一。他往左靠，人倒是不来‘中央研究院’开会了。后来发现北京和台北有和好的可能，他又转弯了，开始回南港来了。他对隔一代的人很宽厚，特别是威胁不到他的人。”   　　我谈起2007年到美国访问老一辈华人学者时，听说了许多人在美国受洋人气的故事，而一些外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时，也闹了不少笑话。许先生接话：“不过，也不能轻视老一辈研究汉学的美国学者，像史华慈，他超过中国人的研究很多很多。”我说：“我到波士顿访问林同奇先生，他就对史华慈迷得不得了。张灏先生则说自己是‘殷门余孽，班门弄斧’——‘殷’是殷海光，‘班’是‘班老师’史华慈。”许先生笑道：“班老师确实是学问大！”   　　观察大陆学界的情况，我提到一个学术上“隔代遗传”的问题：大陆上与许先生同一代的学人，最好的年华都在运动里，没有机会在最有创造力的时光潜心学问，殊为可惜！比许先生前一代的学人，在五四时代到抗战前成长，不少人国学根底深厚，又留学海外，经受欧风美雨洗礼。而比许先生晚一代的学人，则有幸在改革开放后读大学，许多人又有机会到海外访问进修。因而，1980年代成长的学人，常常跳过上一代，直接继承了1930年代的学术传统。许先生说：“这个断层很可惜。大陆跟我同辈的人，身受的苦处，我们为之同情，我们也为之悲痛，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受过这个折磨，不是肉体的折磨，是心智的折磨。他们的遭遇太可怜了，承受多少压力，多少苦难，我不忍再说什么了。所以，现在三四十岁的人才极其珍贵，中国不会没人，因为中国的人以统计数字来说是很大的，一定有大量人才出现。你们这一代很努力，台湾跟你们同辈的人没有你们努力，台湾六七十岁的人曾经跟你们一样努力。两边如果合在一起，可以互补，中间的断层慢慢修补，但是时间不够了，像我们这些七十多岁的人都快离开了。”我说：“有时候，苦难是可以产生哲学家、思想家的。”许先生说：“折断的树枝太多了。在大陆，大家常常称赞顾准，他们说顾准是一个非常渊博的人，我看他不太渊博。顾准对希腊研究也不太透彻。但是我们不能苛求，要怜悯。我常常跟美国的朋友讲，你不要怪大陆的学者那么没骨头，易地而处，我做得可能比他们更差，所以，要有怜悯之心。”   　　在抗战时代，许先生从地理书刊中逐渐知道中国边疆上外人屡次侵略的路线，以及中国人抵御的方式。他常玩一个“游戏”：在中国的北方边疆地图上，一次次设计纸上作业，在那些地方抵御苏联的侵略。他也曾有野心，梦想今生能够派遣一支舰队开到泰晤士河口，要求英王出来道歉。我问许先生：“您到了五十岁，为何理解到多少罪恶是以国家之名在进行？”许先生说：“国家作为一个政体，假如这是一个机器，到了不同的人手里就会有不同的情形。到了一些错误使用国家机器的人手里，国家就变质了，牺牲了人民，也牺牲了国家存在的目的。所以，以这种方式来说，一个国家本身作为被忠爱的对象，就没有意义了。”   　　在现实世界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百年来连绵不断，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许先生说：“我们这一代我能理解。因为我们这一代在战争中长大，看见过日本人打中国人种种的事情，我们看见过战争里产生许多的灾害，许多的悲剧，惊心动魄，刻骨铭心。日本人一个炸弹丢下来，毁掉半个城，中国人逃难路上身体衰了就倒毙，旁人走过都没有时间埋葬。我们这一代的爱国情绪是很自然的。但到我五十岁以后，警觉到不能盲目地爱，套用白桦的话：‘你们爱祖国，可是祖国爱你们吗？’许多老百姓，他为国家做了多少牺牲，国家为他做了什么？毛泽东说中国人站起来了。这句话是反映了许多中国人的心理，但到后来，在这种前提下，牺牲了多少人？我不能随便爱。所以，最后我是爱全人类，我尊敬每个个人。不同的国有不同的定义，从部落国到联邦国，是不同的国。国对老百姓的关系，有不同的方式。国的疆域，每个时代、每个民族有不同的边界。你不能拿国作为一个永远神圣的东西。”我问：“美国的爱国主义情绪有那么高涨吗？”许先生说：“有。美国人的爱国情绪，等于一种宗教的情绪，说美国的自由*制度是完美的，是人类最后达到的最高境界。所以，要爱惜这个东西。还有，美国是移民的国家，移民丢弃了一些他觉得不好的东西，寻找他认为好的地方。在寻找以后，他才会珍惜，会护卫这个国家。”我又问：“美国制度真的如他们想的那么完美吗？”许先生说：“不是。这是美国的一些知识程度比较差的人，将宗教信仰和政体之间画了等号。像这次总统选举，麦凯恩就是将爱国主义打出来，结果得到很少的票。奥巴马将人的自主权打出来，将社会公义和公道打出来，他得的票就很高。所以，将来美国的路线逐渐会走向社会福利国家的方向。国家的角色是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对外求光荣。麦凯恩对外求光荣，是帝国主义的做法。”我笑道：“这次总统选举您投票了吗？”许先生说：“我走以前就去投了，我预先将选票封在信封里，寄到那里保存起来，到开票的时候一起开。在美国，制度如此。”我说：“来南京看您的临行那天，我打电话给余英时先生，他正在看总统选举的电视，我问他投给谁了，他说投给奥巴马。您也是吗？”“当然是。麦凯恩是帝国主义！”我脱口而出一个天真的想法：“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能不能找到一种对未来有启示的制度？”许先生说：“将来会变成什么模式，不知道，但将来一定会变。我们下一代严肃的任务，就是大家要想：怎么才是人类居住在一起的最好的合作方式？不能教条主义，也不能心里有一成不变的理想。”   　　教徒当如王小波   　　许先生常说自己一辈子幸运。出生时手脚是弯的，成长后肌肉不发达，需借助双拐行走，这固然是天生的不幸。然而，身体因素使他的求学经历异于常人，在辅仁中学、台湾大学、芝加哥大学，受到师辈无微不至的照顾。如今许先生年近八十，依然在美国和中国台湾、大陆奔波，最重要的缘故是回报师辈们的恩泽：“我肝胆涂地，尽量地做事，就是不要辜负斯人！”我曾经向许先生提过，他写的悼念文章可以集成一本《师友杂忆》。李济之、沈刚伯、王世杰、杨庆堃、钱穆、严耕望、张光直……重温这些风流人物的旧事，可见中国百年学术史的侧影。有一次我随口说：“您写的悼念文章真好。”许先生即刻说：“我悼念他们每个人时，都是用最真诚的感情来写的！”而他最不愿意写的《忆王小波》一文，力透纸背，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感，泪水全流在心里。许先生回忆师生二人在研究室漫无边际闲谈的日子，王小波不受专业课题的拘束，东提一问、西提一问的风格，对此感念不已。
  　　在大陆，我常常遇上“王小波门下走狗”，最常听的一句话是：“你采访的王小波的老师许倬云很有学问。”而当我到台湾时，见到许先生培养的学生，常听他们问的一句话是：“许先生的学生王小波在大陆是不是影响很大？”印象颇深的是和王汎森先生、陈永发先生吃饭的那次，大概他们二位都没怎么看过王小波的作品，因而问得比较仔细：何以从大陆来台湾访问的人竟会称王小波为“当代文学第一人”？我尽我所知相告，却自知未解王小波文章之万一，便以“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起手，以“一个自由主义的人”总结。   　　当然，在台湾谈王小波，我想最直观的方式是提起《联合报》文学奖。1991年，许先生跟《联合报》同仁讲：“我不是作家，我破个例，推荐一篇文章给你们。”王小波在《黄金时代》获《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得奖感言中说：“感谢我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推荐了这篇小说。”这笔丰厚的奖金使王小波从此退职家居，用许太太的话讲，就是“他成了个体户”。   　　《王小波年谱简编》中记载：“1984年，三十二岁。赴妻子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1986年获硕士学位。开始写作以唐传奇为蓝本的仿古小说，继续修改《黄金时代》。其间得到他深为敬佩的老师许倬云的指点。”   　　王小波在《生命科学与骗术》一文中说：“身为一个中国人，由于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很难理解科学是什么。我在匹兹堡大学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曾说，中国人先把科学当作洪水猛兽，后把它当作呼风唤雨的巫术，直到现在，多数学习科学的人还把它看成宗教来顶礼膜拜，而他自己终于体会到，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后来我在网络上看到李银河接受媒体访问的一段话：“小波特别佩服的老师没有几个，许倬云是他最最推崇的。他经常在文章中提到‘我的老师’，就是指许倬云。许倬云是个很有才华很有成就的人，而且文笔特别好。小波在他的文章中提道：我的老师告诉我应该怎么看科学。中国人一开始把科学看成怪物，洪水猛兽；后来又把它当成神灵，偶像，盲目崇拜。许倬云认为，科学是个学习的过程，中间有乐趣。许倬云的好多思想对小波启发挺大。小波刚写完《黄金时代》初稿时，是给许倬云看过的。许倬云提的意见，其中有一句比较厉害的话是说，你还得炼字炼句。小波当时的文字功力，用许倬云的标准来看，还不够好。这对小波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鞭策。他听了许倬云的评价以后，确实下了一番大功夫。”   　　有一天下午，许先生突然对我说：“现在大陆上老谈文艺复兴的问题。我举个例子，王小波所代表的现象。同时代的作家，到今天还被那么多的年轻人喜爱怀念的不多。对不对？他死了，今天还有那么多人怀念他。为什么？他提出自由主义。这自由主义是中国向往的，对不对？”不知何故，我一时无言以对。   　　那天晚上，许先生欣赏的学生陆远带我在南京大学旁边的咖啡馆泡到深夜，话题重心是许先生已经逝去的老师和学生。我们聊得最深的是文化思想传承的问题。陆远兄在评《访问历史》的文章开头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愿留心文化老人去世的消息，一俟发现讣闻，就立刻转在自己的博客里。有一次，一个研究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博士发现了我的博客，留言里撂下这么一句话：你心理怎么这么阴暗，尽关注这些死人的事？我甚至有点‘因其彷徨’了，对自己说：这些人真的不再属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了吗？”   　　敬畏和悲悯   　　1957年圣诞前夕，许倬云被推进手术室，准备接受第一次矫治手术。主治大夫是美国骨科名医赫却医生，他穿扎得只剩两眼露在外面，走到许倬云的麻醉房，一面找手套，一面和许倬云握手，俯着瘦长的身子对许倬云说：“我不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宗教，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愿意相信有一位主宰的存在。你如果信教，可以向你的神祈祷，我呢，也向我的神祈祷。我将以全力为你矫治，但是我不说有百分之一百的成功机会。”后来在住院期间，许倬云又一次和赫却医生谈起宗教，尤其是他的“主宰”。赫却医生说自己的“主宰”是医药科学上过去所有摸索得来的知识和理智的能力，但是知识与理智还仍在摸索的路上，因此他才说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他始终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只在医药科学已知的知识，还在于那股向前摸索的力量。   　　半个世纪以后，我问许先生：“您是基督教徒吗？”许先生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是听基督教的道理的。但后来我在芝加哥的神学院里面住了五年，一半在神学院宿舍，一半在医院，我得到机会，将基督教的思想重新整理一遍。所以，后来我就不信基督教了。但是，我和曼丽结婚的时候，在台湾一个教堂里行礼。因为那个教堂里的牧师是非常自由主义的老牧师，他认为我比一般的基督徒还基督徒，他愿意替我们证婚。”   　　我请教关于宗教的问题，许先生说：“这是人类学上研究的课题。人有宗教情绪，是一个天生的东西，无法躲开的。因为人对天地的大变化、日月的运转、命运、生死等大问题都不可知，谓之于天，谓之于神。看见疾风暴雨，看见天光云影，人都有一种情绪，忽然改变于力量之下，欣赏于伟大之下。这不仅是宗教本身的起源，也是许多思想家提出终极关怀的重大课题的原因。所以，宗教情绪自然存在人性里，我想，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就是因为这种情绪。在智慧上、情感上，人要提出一些大问题，如果人不提出大问题，浑浑噩噩，比猴子高明不了多少。宗教情绪是一种敬畏，一种怜惜，一种悲悯，一种无可奈何之中的仰望。”我说：“小时候读牛顿的故事，不明白他晚年为什么不停地证明上帝是存在的。”许先生说：“牛顿不是晚年才这样，他一直就这样。你要知道，科学背后是自然律，假如没有一定可以追溯的常规，无法搞科学。有一定的规则和线索，才能追溯，如果混沌一团，怎么追溯？自然律的后面就是神的律。我们往往说，宇宙如此，自然如此，再追问一句：谁给的？宗教家说：神或者天使。在中国，就是人心，但为什么人心有这个念头？这又是一样问不到头了，到最后就是莫名其妙的神秘的力量，人格化，就变成白胡子的天神了，变成手里拿着雷电的天神了，就变成摩西到山里去，只听见声音看不见人的天神了。爱因斯坦也相信宗教，相信天地之间有一种简洁而美的解释方法。”我接话：“我到普林斯顿，余英时先生夫妇带我看了爱因斯坦原来住的地方。陈之藩先生最佩服他，文章里写了许多爱因斯坦的故事。爱因斯坦的谈话里总给听众一个印象，他的贡献不是源于甲，就是由于乙，而与爱因斯坦本人不太相干似的。”许先生说：“没有一种学问是一个人独创的，都是在前人的累积上，多走一步路。这一步路往往不是往前走，而是综合起来提出一个更周严的涵盖而已。天底下的学问就像数学一样，数学追根究底就是几何学，追根究底到几个原理，到最后就追根究底到有空间，有时间，如此而已。基本上，我们没有太多创新的东西，只是许多东西累积，再进一步地阐释而已。所以，爱因斯坦这句话是合理的。”   　　想到今天的世界又热又快，我颇有感触：“现实环境造成专家越来越多，通才越来越少，在这个时代，还能产生哲学家、思想家吗？”许先生说：“从19世纪以后，世界上哲学家就寥若晨星，专家遍地皆是。生活改良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并没有提升，我们的眼界没有提升，我们的智慧没有提升。20世纪里，完全找不到哲学家。在美国也找不到，美国学术圈找不出几个能够思想的人。现在美国没有知识分子，只有专家。本来享受了比别人更多的优待，就有责任付出更多，可是这批人没有自觉的责任感，也没有自觉的意识。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批判，批判与创造是两条腿，有一批人创造，有一批人批判。没有批判，这个社会就静止了。所以，知识分子要有自觉。不自觉，他就以专门的学问去换功名利禄。美国的专家就是换功名利禄，换讲座教授，换专利权，换公司里的大职位。今天生存不是两碗饭的问题，是有房子住，有汽车开，有一个中等阶级的生活标准。他的标准极高，需求大，欲望大，依附在给他利益的一个团体上，需求愈大，愈不敢批评。在希腊时代，就有一批人属于犬儒，又有一批人无欲则刚。国王说：‘我能帮你做什么事？’他对国王说：‘你让开一点，你把我的阳光挡住了。’他无欲则刚，可以批判。今天，无欲则刚很难做到，因为欲太多，生活水平提高，不可能不依附。以前可以：一把锄头，一片空地，足以生活。现在哪里找锄头？哪里找空地？今天的所有职位都是大团体拥有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我想着自己的能力高，不必向你求，要自由：‘老子不干了！’能够说‘老子不干了！’这句话，你就有自主权。所以，越来越少‘老子’。我这话讲得很冷酷。”   　　环顾思想界，许先生不无忧思：“我们读到中国的《论语》、《孟子》，李白、杜甫，这书本上的东西，民间没有了。中国的五伦在某种打击之后不存在了，读经的人是在寻找认同，不是在寻找内涵，所以，全世界是一片价值的空白。倒是*世界坚守他们的价值……”针对病象，许先生追溯历史长河的源流：“孔、孟、老、庄这四个人，都是以人为本，孔孟积极地以人为本，老庄宁静淡泊、以人为本，但那个宁静淡泊是对个人的尊重，比孔孟是更为积极而不是消极。孔孟有一级一级的群体，从个人，一圈一圈同心圆，扩大到亲属、家族、邻里、乡里、族群、国家、全人类，一圈圈顺序是有次序可走的。而老庄，个人尊严是最重要的，为人顶天立地。所以，这四个人的思想配合在一起，应该对未来世界补充空白有极大意义。”   　　江河入海   　　我访问过的学者都抱有深切的中国情怀，尽管表述的方式不同，但是每一位都希望中国变好。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多次阐述“历史三峡”之说。2007年11月28日，我到美国新泽西访问唐德刚先生，此时唐先生已经中风，谈兴却浓，漫谈了半天，当我提到中国何时走出“历史三峡”的问题，唐先生兴致更高：“三峡是长江的一段，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段峡谷组成，现在建大坝，江面就宽了，三峡的地质就发生变化。我讲‘历史三峡’，中国历史从古代一路走到清朝末年，到了三峡，这里惊涛骇浪，过了三峡就风平浪静了。中国历史有几个阶段，走到鸦片战争的时候，就*了，*一百八十年，就风平浪静，所以叫做‘历史三峡’。现在这个‘历史三峡’还没有完全通过，有运气的人，刚好碰上了，这是历史定命论。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都改变不了，但他们有运气碰上。中国从初民社会到封建社会，一下子到封建完了，风平浪静，那是中国民族的将来。这是我的观点，有人看透，有人没看透。这是我个人的谬论，我也不敢讲我个人就是对的。我没有想到大陆上有人同情我的讲法，三峡什么时候出口，我也不知道，通过了，就见不到惊涛骇浪，‘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早在1999年，唐德刚先生在人笔双健之时，就发表了文章《走出历史三峡需时两百年》，按唐先生的算法，这两百年是从1840年到2040年。对此，许先生说：“不要以机械的数目字来算。中国一百多年转转折折是一贯的。这一百多年的挣扎，终于走出一条路来，这条路还没走完。”而许先生把中国历史比作长江黄河，这在《万古江河》中早有精妙的论述。我问：“您的书名为什么喜欢用‘江’字？”许先生说：“我在江边长大。我一辈子跟江产生相当深的关系，尤其抗战期间，常在江边。历史是流水，没有比长江更浩浩荡荡的流水了。你到美国去看密西西比河，没有这浩浩荡荡的感觉，尼罗河也没有这浩浩荡荡的感觉。”   　　放眼天下，但见全球化的浪潮此起彼伏，江河似乎正在奔向水域相通的海洋。时值变化莫测的时代，许先生伫立江口，顾盼生辉。2008年5月7日，许先生在新作《江口望海潮》序中说：“回顾人类的文化之旅，从人类有了农耕开始，人类已有了将近一万年的流程，这一历史长河，曾经不断扩大，也不断改变，累积了不少智慧，并且以此撑持无数生命的成长，也使个别人生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都具有意义。历史长河终于汇入大海。那些累积的经验，是否在大江出海后，竟也消失？抑是在巨漫大洋中，转化为新的价值观念，及与此相应的人生意义？我衷心祈求，我们已发展了数千年的文化，不是从此礼坏乐崩，而是又绽现一番鱼跃鸢飞的美丽新世界。”   　　如今，许先生依然醉心在知识海洋中泛舟。我问：“您觉得著书立说的乐趣何在？”许先生说：“在它的过程。有些人喜欢下棋，有些人喜欢打麻将，都是过程。我喜欢研究工作的过程，我想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喜欢过程。诚实的研究人员一定会说：我这个过程是到现在为止暂时得来的结论，这个结论还可以往前推，还可以改变，还可以修正。假如一个人说：我这结论一定是对的，没有再改进的余地了，这个人的学术生命就到此为止了。”我笑道：“一辈子有一本书或者几句话能留下来，就很难得了。”许先生说：“不必求这个东西。江山代有才人出，一定将前人的作品改变到更合理更周严的地步。李白几句话留下来，苏东坡几句话留下来，那是天籁。天地间最好的结合，他偶然碰到了，抓住了，留下了，就是天籁。音乐家贝多芬那几首曲子，几个旋律，是天籁。画家达·芬奇把几种颜色配得那么好，是天籁。做学问，天籁的机会不多。”我问：“回顾学思历程，您跨过的学科有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对观察这个世界有什么帮助？”许先生说：“我学了一辈子的目标，就是不糊涂。我想我做到七八成，没全做到。但是，不糊涂很痛苦，不糊涂是咒诅。看到许多人盲目地跑来跑去，做各种奇怪的事情，爱莫能助，心里难过。不糊涂并不是聪明，是自己不蒙蔽自己，自己不欺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