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提前签收如何投诉:“韩松落”专栏文章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21:58:32
加拉泰亚是一张纸，一块泥，一个可写性文本，即便是同一个加拉泰亚，在不同男性的凝视和塑造之下，也会被染上不同的颜色。
9月11日下午15点30分，贾樟柯与赵涛同时更新微博，宣布结婚，并附上在威尼斯拍的婚纱照。之所以选择威尼斯，是因为马克·穆勒执掌的威尼斯电影节，是两人的福地，二人合作的《三峡好人》曾获得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而几天前，第六次参加威尼斯的赵涛接受记者采访，大方地说：“我非常幸运的是遇到贾樟柯导演”——十年来，类似的表态已有多次。
如果赵涛没有遇到贾樟柯，现在的她，会是什么样的?这已无法设想。她二十出头毕业回到家乡在太原师范学院当舞蹈老师，完成老师生活的样板：“大学生活非常安逸稳定，把人磨砺得像个圆球。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想象力，就是按部就班工作回家，把人的斗志完全磨掉。”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她这么说。
“幸运的是遇到贾樟柯导演”。贾樟柯到赵涛所在的学校，为自己的电影《站台》选演员，看中赵涛，坊间传说是，赵涛当时满怀疑虑，经过游说方才同意。《站台》拍完，赵涛的生活开始改变，她大量看电影，逐渐适应演员这个角色。整整5年时间，她试图平衡演员和老师关系，边拍戏边当老师。到了《三峡好人》，她作为电影演员的生活前景已完全明了，她离开了学校。
外界对她的态度，同样小心翼翼。她会否是下一个魏敏芝，生活轨迹只是被电影改个道?她被打量揣测着直到她主演了安德烈·赛格亚的《我是丽》，直到意大利帕多瓦市市长称她为“属于威尼斯的中国女神”，她走红毯时终于被媒体评价为“惊艳全场”。她不再是地下的、前景未明的，人们开始探讨她的演技，以前夸赞过张曼玉、林青霞的同一批人，开始认为她“美”、“有气场”。
然后，是来自威尼斯的婚讯。
这是另一个加拉泰亚的故事：希腊神话中，擅长雕刻的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爱上了自己倾注全部精力雕塑出的美丽少女加拉泰亚，每天凝望、痴守、倾注爱慕，终于感动爱神阿芙洛狄忒，她于是赋予雕像生命，让加拉泰亚成为皮格马利翁的妻子。这个故事的潜台词是，一个人对自己塑造和影响的结果产生了感情，当然，这种塑造和影响，也未必是单向的，赵涛对贾樟柯电影气质的影响，也在同步发生着，所以她也有底气，拒绝被当做贾的“御用演员”。
电影导演，都得有一个或者几个加拉泰亚。如卓别林和埃德娜·普尔维安斯、宝莲·高黛，她们同时是他电影和生活的女主角;还有让·吕克·戈达尔和安娜·卡莉娜，特吕弗和芳妮·阿尔丹。他们让她们，变成了我们看见的样子。电影提供了塑造的理由，监视器改变了观看的方式，在监视器后那个人的gaze之下，她们的某些特征被放大，他们的想法被植入，所以，精神分析学家D.W.温尼科特曾提出一个问题：“我发现了你，还是我创造了你?”
加拉泰亚是一张纸，一块泥，是一个受体，是一个可写性文本，即便是同一个加拉泰亚，在不同男性的gaze和塑造之下，也会被染上不同的颜色。这种关系里，强弱关系始终存在，有依附、有恩惠、有仰仗，皮格马利翁一旦撒手，加拉泰亚往往惶然四顾，甚或万劫不复，就像离开区丁玉的陈慧娴，被陈佳明避之不及的许美静，他们一撤退，她们的偶像表皮立刻开始剥落。
更触目惊心的例子，是伊迪·塞奇威克，在她成为安迪·沃霍尔的“工厂女孩”，给沃霍尔的事业填上一个深艳的形象后，她遇到了鲍勃·迪伦。要知道，安迪·沃霍尔是借助她来实现自己的性魅力假想，就像东方不败借助诗诗实现自己的身体幻觉，这个幻觉一旦濒临破灭，她的功用也就完全消失，安迪·沃霍尔立刻冷峻撒手，她随即堕入深渊。
凝望和塑造不只有这一种形态，加拉泰亚也有好多种。姚晨，就是另一个加拉泰亚，商业的力量让她成为微博大佬，她在微博上为自己遭遇强拆的亲人声张，多次发表与时局有关的言论，为动车司机潘一恒鸣不平，则让她被另外一些力量选中，她得到鼓励、赞赏，她成为柴静的谈话节目《看见》的嘉宾，成为“公民姚晨”。毫无疑问，她将成为一个目光深邃的加拉泰亚。
女文青
刘若英宣布结婚，人们最关心的是她丈夫钟小江的富有程度。最后，从各种传闻里拼凑出的结果是，钟小江任职财经界，拥有长三角实力最强的物流公司。但争论并没因此结束，接下来的重点是，此人到底有多少钱?结论是，在盛产大鳄的江浙，他并不在最强之列，人们于是松了一口气。
女明星最后好像都嫁给了富豪，但人们并不是对所有女明星都怀有这种期待，去年到今年结婚的女明星里，有那么三位，人们希望她们更有追求：林嘉欣、刘若英、莫文蔚。她们是女明星里独特的分支：文青式女星。
而她们最终也不负众望。林嘉欣的丈夫袁剑伟，比林嘉欣大近10岁，在加拿大修过电影和心理学课程，1991年进入香港无线电视台，后来拍广告、MV，1999年又和友人一起成立广告公司，业绩不俗。 莫文蔚的丈夫，是她的初恋男友Johannes，德国人，1987年两人在意大利读语言学校时结识，后来因为莫文蔚回港而分手。2003年6月，莫文蔚到柏林拍电影，在同学会上和Johannes重逢，此时，他已是三子之父，在德国的金融业任职，两年前两人复合，Johannes向莫文蔚求婚，今年10月，他们结婚。
三件婚事的关注要素都不是金钱，男方虽然富有，却也不是那种遮蔽其余一切条件的富有，并且都有些文艺特长：袁剑伟曾是导演，钟小江喜欢摄影。这个结果，和三位女星此前的择偶标准保持了高度一致，林嘉欣的绯闻名单上多半是才子，莫文蔚的情史里，周星驰和冯德伦赫然在列，刘若英的名字，则曾和陈升、陈国富拴在一起。
三个女星的形象要素也非常接近，立身的资本不全是相貌，都拍过文艺片，受电影奖项青睐，有创作才华。莫文蔚专辑《拉活》由她自己作曲，刘若英的新书《我的不完美》此刻正在畅销书榜前几位，而林嘉欣在加拿大和法国学过摄影及建筑，对陶艺兴趣浓厚。
明星研究学者理查德·戴尔认为，明星其实是一个文本，创造一个明星的方式，和创作小说没有什么两样，他甚至曾用亨利·詹姆斯和E·M·福斯特的小说理论去解读明星。但当她们向着女文青的方向做出自我呈现的努力，她们就终将成为她们要成为的那个人，哪怕，只是在一个文本的层面上。
从理论上来说，女明星都应该是女文青，但女明星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机会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文艺青年。这个定义里，包含了文艺鉴赏能力、创作能力，以及和世俗保持距离的能力。上世纪90年代，台湾60年代国语流行乐最知名的几位女歌手复出，在电视台做专题，整个节目，是在主持人夸张地抚弄嘉宾的手和大腿以及打情骂俏中完成的。在娱乐圈完全是江湖的时代，在邓丽君、苏芮、赵晓君还需要在夜总会登台的时代，娱乐圈不可能有女文青容身之地。
变化慢慢到来，以台湾为例，民歌运动和文学运动，改变了娱乐圈女星的来源和构成，电视台演播厅和体育馆成为演出场所，使明星和观众之间有了距离。第一代女文青张艾嘉、蔡琴开始出现，甚至苏芮也成功转型，稍后，杨慧珊转身做琉璃，伊能静在做偶像的同时开始写小说，女明星从以前的飘浪之女，向着与这个世界有斡旋和商讨余地的职业女性靠近，她们甚至有了余兴余绪，可以写写画画。
她们成了新身份的象征，她们和金钱、和男性的关系(哪怕是以歌曲和电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是这种身份最重要的内容。刘若英出演过陈国富的 《征婚启事》，片中的杜家珍在男友销声匿迹后，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征婚启事：“生无悔，死无惧，不需经济基础，对离异无挫折感，愿先友后婚，非介绍所，无诚勿试。”这个启事里，所有的元素都有了，人们需要文青式的女明星们做些什么，需要她们弘扬些什么，也非常清楚了，她们其实得是这样一群人——她们独立，她们和世俗保持距离，她们在资源日益匮乏的时代，抢在新《婚姻法》强调女性的分享者地位之前，率先放弃分享权。
漩涡
在迈克尔·杰克逊刚去世的时候，有件事就可以预料，他将被视为谋杀，关于他死亡原因的探讨将久久难停。两年后的2011年，这些都正在进行之中。
被指控与杰克逊的死亡有关的，是杰克逊的私人医生康拉德·莫瑞(Conrad Murray)，这位被杰克逊当做“世界上数一数二”、“可以托付终生”的医生，因为杰克逊的死，成了过失杀人嫌疑人。2010年8月23日，洛杉矶最高法院宣布，对莫瑞的过失杀人指控不成立。结果宣布之后，杰克逊的父亲乔·杰克逊对媒体说：“我们需要公正!”杰克逊的二姐拉托亚·杰克逊马上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她确信莫瑞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参与了对迈克尔·杰克逊的谋杀。
这还不算完。康拉德·莫瑞后来还在接受过庭审调查，2011年9月8日，他还将以同样的罪名受审，审判持续4到6周，这可能会影响到由杰克逊的母亲凯瑟琳·杰克逊和4个子女组织的一场纪念音乐会，因为，杰克逊的另外两个兄弟表示，演唱会举办时，对康拉德·莫瑞的审判还在进行，他们觉得，一边鼓歌，一边寻求公道，很不妥当，应该是“正义和公正”更重要。
声誉欠佳的二姐拉托亚·杰克逊更是“谋杀说”的主要发言人，她上电视、接受采访，认为有一群人用力道极大的精神药物控制了杰克逊，最后害死了他，目的是想从杰克逊的财产里分一杯羹，杰克逊早就觉察了这一点，曾多次告诉她，有人想要谋杀他。在杰克逊去世两周年的时候，她接受CNN访问，重申这一观点，她还补充说，杰克逊的许多珠宝首饰都被人拿走了，他之所以签下在伦敦的五十场演出，也是因为被人胁迫。
是不是很眼熟?拿破仑死后，人们认为他是被毒杀的，他的遗嘱被公布后，更加深了人们找到证据的决心：“我即将过早地离开人世，我是被英国的寡头统治者及其雇用的刺客所谋杀的”，各种据称来自拿破仑遗骸的头发，被送到世界各地的实验室，曾担任拿破仑助手的某位先生却嘲笑说，这些头发，足够织成地毯铺满凡尔赛宫了。 猫王死后，人们认为，他是被谋杀的，迫切地想弄清楚，1977年8月16日，在“优雅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玛丽莲·梦露去世后，人们也认为，她是被美国情报机构暗杀的，前苏联间谍、神秘日记、神秘录音带，相继出现。张国荣去世后，人们认为，他肯定是被人从楼上推下去的。还有黄家驹、邓丽君，在传说里，都是某个谋杀案的受害者。人们不会对一个巨星的死忍气吞声，被谋杀，是人们免费奉送给早逝者的最凄艳的鉴定报告。
和“谋杀说”一起出现的，还有各种自动附着上来的传说和搅水者。杰克逊去世后，许多男女表示和他有过一段情，许多年轻男女声称，自己是他的私生子或私生女，主动求验DNA，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甚至说自己是迈克尔·杰克逊与医生芭芭拉·罗斯·李(女歌手黛安娜·罗斯的姐姐)的私生女，结果遭到无情否认。由CNN电视台制作的迈克尔·杰克逊纪录片《Inside Neverland》在全美播放后，观众竟从某个持续不过两秒的片段里，找到了一个疑似杰克逊的鬼影。
所以，不会有真相了，即便有，也不是最初的那个真相了。这是个漩涡，是人和事在各种作用力驱动下，出现的神秘区域，每个人只贡献了微薄之力，最终却启动了风暴眼，有关人等全部卷入，事物的本来面目被蛮横地扭曲，人们看待和诠释的方式也被控制，人们在漩涡制造出的混沌世界之中，丧失了原有的秩序。伊藤润二就曾画过一个叫《漩涡》的漫画，故事发生在黑涡镇，整个镇子，突然被“漩涡”控制了，人们迷恋漩涡，制造漩涡图案，最后以各种与“漩涡”有关的方法死去，最后，连那小镇，都被漩涡连根拔起。
将人和事变为漩涡的决定性因素，有两个：时间和足够多的登场人物。美国法医学领域的作家科林·埃文斯在他的《证据》一书里，描绘了大量的类似事件，少年杀人凶手，因为笑容灿烂，被群众判定无罪，穷凶极恶的凶徒，因为女记者激愤的报告文学，被粉饰成了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其中最著名的，则是辛普森案，这个案子引发了加利福尼亚历史上最漫长的审判，耗资超过2亿美元，制造出了5万多页审判记录，150名证人出席，但最后，陪审团却在5个小时里，做出了无罪判决。科林·埃文斯认为，主要因素，是辛普森有钱，而且有很多的辩护时间，“法庭会被窒息，而陪审团则会被麻痹到只会做出无罪判决的地步。一些看上去无懈可击的法医学证据被人类情感的原始力量给摧毁了。”
总之，决定因素，还是那些“情感的原始力量”，而不是理性，和让事物绝对明晰的决心。我有个警察朋友，在钱云会死亡事件后说，这事一定会变成“十二宫”和“黑色大丽花”那样的千古谜案，无论如何也不会有真相，因为各路心怀目的的豪杰、各种自有所图的力量都搅和其中，他们是在表达，却是在表达自己，是在陈述，却不过是自我目的的陈述，这些力量，使它吸附了越来越多的杂质，越来越混沌，最终，它只是成为一个供整个时代的肖像登场的舞台——一个混沌世界里，混沌的舞台。
雷霆
当一个人到达巅峰，也就走上了钢丝绳，时有坠落的危险。最近复出的毛阿敏，或许对此格外有感慨。1989年3月，《哈尔滨晚报》报道了毛阿敏偷漏税事件，春节期间，她在黑龙江演出5天，赚了6万，偷漏税近4万，轰动全国，出道四年的毛阿敏，跌入人生谷底。
这事没完，在那么一个环境下——正如当时文章所说：“比毛阿敏财路更粗、出手更凶、办法更‘野’”的明星大有人在。很快，国家税务总局向社会宣布，毛阿敏自1994年1月到1996年3月，在多场演出中有偷漏税行为，中国税务出版社随之推出《失落的天使——毛阿敏税案实录》一书。1996年10月，她的事业伙伴野绍铎自缢身亡。几乎同时，毛阿敏离开中国。
2000年毛阿敏回国，她的归来像一个实验，说明了四年时间不足以成为记忆上的淡忘期。她在韩城的演出，音箱出现问题，观众归咎于她，数千人在她住的宾馆聚集，要讨说法。随后，张勇回国，出版《我理想搁浅的沙滩》，详述他和毛阿敏相处的种种。毛阿敏保持了沉默，她以低调换取时间。人们渐渐缓过劲了，她的出现终于被称做“复出”，人们称赞她的台风大气，女王气质依旧。
和她遭遇相仿的，还有韦唯，1991年，在李谷一状告《声屏周报》及记者汤生午侵犯其名誉权的官司里，报社和记者败诉，作为真正核心人物的韦唯从此渐渐淡出舞台。还有刘晓庆，2002年，公司税案爆发，刘晓庆入狱。遭遇这种重创的，还有杨惠珊、王祖贤、赵薇、郑秀文、汤唯、章子怡、张柏芝，华人娱乐圈的顶级女明星，全都没落下，而且，重创一律出现在她们风头最劲时。政治不正确，或者感情问题，突然间击打到她们，让她们蜷缩、苍白，截断众流的锐气全无，随后开始随波逐流。
“军旗装”后的赵薇，落落寡欢，抑郁症困扰的郑秀文，怪象频现，“泼墨门”后的章子怡，逢人就带三分笑。而即将看到后果的，还有张柏芝，复出之后的她，神采远输以往，脸形、眉型和眼神，都在发生变化。和谢霆锋的婚姻大战之后，她还会有什么变化?
她们骤然失魂落魄，像杜拉斯说的：“在风华正茂的时候，遭遇沉重的一推”，像骆一禾的诗：“这一年春天的雷霆，不会把我们轻放过”，而雷霆——中国传说里，精灵在修炼中必然要遭遇雷霆劫，九劫之后，才能位列仙班。
和生活对着干，试图超越平凡，这是必然。当毛阿敏还是上海染化七厂的工人，当韦唯还是呼和浩特铁路局燃料正备工张菊霞的时候，当张柏芝还在龙蛇混杂的旺角成长的时候，不会想到，雷霆已经在什么地方潜伏。这种打击要在多年后才平息，要在年华老去之后才变缓，像回归后的巩俐，人们称赞她演技成熟，赞美她在红毯上的表现远超年轻女星，似乎他们已经这样赞美了很久。这是用各种伤害耗干她们之后的补偿机制。所以活到一定年纪的女星，都有一种普遍的神情，眼神斜乜，嘴角下撇：我见多了。命运的这一套把戏，我见多了。
但为什么都是女星?顶级男星，却从来不会经历同样的遭遇?她们的同案犯梁朝伟和陈冠希，却夷然自若?因为，时代，总是最先在女性身上有所动作。国家打算用道德之手控制家庭，首先得确立几位贞妇，“文革”的非正常生活形态下，打击奇装异服，首先从女性的裙子开始，女性会因为穿露背装，在街头被带走和判刑，而刘晓庆税案，也被兴奋地认为是税改的前奏。女性，从来都是杀给时代看的鸡，是大变革之前的献祭，出头椽子如果有性别，多半是阴性。
但我们也终究难免。那日，在西牛贺洲灵台方寸山上，孙悟空向须菩提祖师学长生术，祖师告诉他：“此乃非常之道，夺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玄机。丹成之后，鬼神难容。”所以，“五百年后，天降雷灾打你，须要见性明心，预先躲避。躲得过寿与天齐，躲不过就此绝命。”修真之路上，时不时地，就会这么来一下，天雷，或者心火，外力，或者自己的错失。
所以时不我待，不是因为我们得赶在生命终结之前有所成就，而是因为，你我得在雷霆到来之前有所交代，雷霆留下的平静期，一向不会太多，雷霆过后，生命就已进入漫长的迟暮。
慢半拍有两个张浅潜，一个是朋友所知道的张浅潜，这个张浅潜，总是抢着埋单，特别大方，朋友送给她的礼物，不论贵贱，她转眼就送给别人，这个拒绝接受，就找下一个——总之，一定要趁热送出去，要趁热；演出的时候，她的手在面前的乐谱架上翻动着，先报出歌名，随后否决，“我唱另一首吧”，“这首的歌词还没写好”；吃饭或者聚会的时候，她惦记着回家的路，那段路远，而且黑，但马上她又不担心了，她拿出一瓶酒，号召大家一起聊天到天亮。还有，我为她担任过一次暖场嘉宾，结束的时候，她一定要从门票分成里拿出钱来给我，说“这是规矩”。但还有一个张浅潜，是别人知道的那个张浅潜，总是要从演出中逃跑的张浅潜。2011年春节前，朋友发起“张浅潜的流年簿”十地巡演，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兰州、西宁，其中有一半场次，她或者没能到场，或者在演出中途消失。有人说，她像个古代人。“古代人”可以做两重理解，一重是赞美，意味着热情、忠诚、坦荡、亮烈，所有这些现代人身上不多见的浓稠感情，另一重，意味着散乱、落伍、执拗，以及不合时宜。
有段时间的张浅潜，曾经不那么像古代人——在后一种意义上。1988年从青海省艺校毕业，南下广州，成为摄影模特，起点是“美的电器”平面广告，几年后她以女画家身份去北京开画展，和赵半狄合作，稍后转型成女歌手，签约红星。2000年是她成功学意义上的黄金时代，她获得MTV最佳摇滚女歌手奖、最佳编曲奖，然后是Channel V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奖、最佳摇滚人奖。她交游很广，她的好朋友是张亚东，她和他组成“Z2”组合，是广告宠儿罗湘晋，她称她为“我的小罗”。她不是不能，她能，或者说，曾经能。
但突然间，什么地方神秘地“咯噔”了一下——这种情形通常发生在那些有天分的人身上，突然间，“咯噔”来了，他们像是过了十二点，得忠诚于自己，不要天上掉的鞋子了，要做回那个灰颓的、哀伤的捡豆子的姑娘。2003年后的张浅潜，成了后一种古代人。一种说法是，情感问题导致了抑郁，另一种说法是，她从上一个唱片公司时代，骤然穿越到现在，不能适应新的转速，那个时候，一切都有人打理，而现在，唱片业的覆巢之下，已经放不下一个安逸的琴盒。她感觉到了，但却不愿细想。最能帮助到她的张亚东，谈起“Z2”的没能继续，是因为“对唱歌完全没兴趣。”她的说法是：“张亚东人是非常不错的，但他更注重用音乐赚钱，而我认为音乐是一种心灵的沟通，是我与人交流的一种语言，我们对音乐的态度是不同的。”
或许，也不单纯因为她个人的际遇。如果把这张音乐版图再拉远一点儿，我们会发现，这种合并了两重意义的古代人，盛产于西北。苏阳、赵牧阳、吴吞、马木尔、吴俊德、张玮玮、张佺、小索、洪启、“花爵鼓”的刘潼、“六个国王”的李东，再延伸出去一点，向着别的领域，还有写阿勒泰的李娟，写河西的雪漠，都是西北人。他们热情、亮烈，却又远不及东边的人手爪利落，和西北的天光一样，他们总要慢半拍，2005年后，流行音乐和民谣露出社会化的迹象，东部的民谣歌手们敏锐地觉察，迅速跟进，西北民谣版图上的歌手们，还是不动声色，和张浅潜一样，他们唱的还是“天空”、“大地”、“星斗”、“理想”、“爱情”。他们得仰仗、等待别人对着一切产生兴趣。丹纳《艺术哲学》里的理论始终正确，地理性格决定了艺术家的性格。而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经典事例：2005年，西北L城有个寺庙决定放河灯，那天，全城倾巢出动看灯，导致全城交通瘫痪，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不得不辟出许多专版来刊登走失孩童的照片，这是一个会为20盏河灯沦陷的地方，温暖而幽闭的家。
也正是这落后的半拍，造就奇异的审美。这可能才是2003年后民谣复兴的原因。必须有一些人，比我们慢半拍，比我们固执，供我们回望，成为乡愁的实体，成为业已消失的田园牧歌时代的落难贵族，惨烈，但却美，身上有过去时代的蠢蠢祟动。越是激烈的时代，这种寻找慢半拍者的愿望也越强烈。而他们一旦成为景观，也就意味着被固定在原地，被过塑，被嵌入符号。无数次演出，张浅潜问台下的观众：“你们想听什么？”台下的回答往往是：“《倒淌河》”、“《另一种情感》”，张浅潜不满了：“难道我只有《倒淌河》和《另一种情感》吗？”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标志性的作品一样，也被神秘地固定在原地，他们没有固定住所，没有财富，生病的时候得用义演解决费用。人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赞美，并且鼓励，鼓励他们做那个哀伤的桃花源，记忆里黑漆漆的屋宇上的白月亮，让他们戴我们曾经向往但却绝不肯戴上头的荆棘冠。每个时代都是如此。
但只有慢半拍者，才会对这一切有切身感受而不仅仅是找替身帮助自己遥望：旷野中的河流，晚风吹着树影，独自在草滩上晒太阳。像萧红的诗：“我的胸中积满了沙石，我所想望着的，只是旷野、高天和飞鸟。”那是给所有慢半拍者的馈赠。。
玩偶谷 始是真的。
上世纪80年代，TVB某著名男艺人遭遇“捉黄脚鸡”（包括不正当的性关系、捉现场和勒索等要素），该先生报警，勒索者落网，为维护他形象，媒体报道称之为“X先生”。明星丑闻报道的字母人物传统由此开启。“字母先生”之后，“字母小姐”登场。一位名叫钱志明的男子，在数年时间里，披挂皮条客、电影编导、富家公子等身份利诱女艺人，女艺人和他发生性关系后，还被拍下裸照并遭勒索，1990年8月13日，终有受害女艺人报警，为保护受害人，六名女证人被称为A、B、C、D、E、X小姐。
后来慢慢变成真假参半的。2008年，陈冠希隐私照事件，是“字母明星”由真及假，由娱乐新闻变成文学创作的转折点。隐私照事件给围观者的震撼与启示是，明星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密不透风的关注中，居然还能培育出另外一种人生，另外一段隐情。对狗仔的信任开始崩塌，明星双重生活的能力开始被夸大，想象力毫无节制地介入。两岸三地略微有头有脸点的女星，都被影射与陈冠希有染，她们以剪影人物+绰号的形式，出现在媒体上，引起全民大竞猜。
影射是中国人的常用表达，既逃避了打击，又使领会者暗笑。明星丑闻报道，经历了2008年的洗礼，在全民竞猜狂热中尝到甜头后，开始向影射传统靠拢，在“真事隐”和“非假拟妄称”中间寻找落脚点，越来越趋向于文学创作，乐于综合多个人物特征，选取娱乐圈高概率事件，塑造出各种经典的人和事，“字母（绰号）明星”于是大量出现。
2009年，苑琼丹生动讲述了一位“魔术咸猪手”的事迹，他常常“借表演魔术，对女艺人袭胸”；同年，一位TVB的幕后工作人员，向《忽然一周》杂志大爆电视台有“八大荡花”和“六大咸猪手”；2010年，投资专家兼社评主笔周显，提出四位与富商性交易的香港女星，并将她们称为K、C、S、T小姐；台湾的资深娱记许圣梅，每每在上通告时，绘声绘色讲述各种秘闻，这些秘闻，有的疑似来自天涯论坛，有的则隐秘到除非讲述人有隐身衣与穿墙术才能获知，但配合了她笃定的神色，以及嘉宾们的一惊一乍，却也显得毋庸置疑。他们是我们时代的说书人，只是，他们的讲述对象，不再是格萨尔王或者岳飞。
影射的好处终于被内地报刊再度发现——之所以说“再度”，是因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内地娱乐新闻就曾凭借影射完成了在新闻雷区的游走，只是那时为的是不招惹官司，这次为的是模糊焦距。香港《3周刊》爆出男艺人Y患艾滋的消息后，立即在内地惹起狂欢，这个弗兰克斯坦式的人物的好处在于，他能将25位男星纳入影射范围。食髓知味后，“字母（绰号）明星”迅速有了本土化版本，孙兴吸毒事发，一张即将被警方采取行动的30位吸毒巨星名单开始流传，其中包括“王牌天后和老公、玉女导演、卷发导演、摇滚老炮、东北歌后、摇滚帅哥、妇女主任”，尽管那名单来自天涯老贴。
罗兰·巴特把文本分为“可读性文本”和“可写性文本”，我们时代的明星，已经成为彻底的“可写性文本”，可以涂改和覆盖，他们仅提供一个形象，供各种后续的书写附着上去。2008年后的字母明星新闻，娱记杨慧子的娱乐圈小说《我的前夫》、《九千公尺》、《大腕的秘密》和《将爱》，香港记者刘孝伟用杨千嬅为主人公写的四部曲小说“爱藏”，宋祖德的爆料博文，都是这种“可写性”的结果。在“爱藏”中，刘孝伟以杨千嬅男友身份自居，并满怀激情地写下“千嬅扑进我的怀内，我紧紧抱着她，她也紧紧抱着我”这种句子。
所以，杰奎琳·苏珊会给她那本写明星世界的超级畅销书起名为《玩偶谷》——他们都是任人打扮、书写的玩偶，至于那些与他们有关的消息……“连这一点你都相信，你必定无事不信”，安妮·普鲁这么说。
在新一届“快乐女声”开始的时候，回顾一下“快女”（前身是“超女”）领域的成就是有必要的，尤其是，2009年的“快乐女声”，推出了一个江映蓉，一个有别于多数“快女”的、成人化的性感偶像，这种形象，不但“快女”里少见，在内地娱乐圈也属罕有。在她成为全国总冠军后，天娱迅速开始了对她商业价值的开掘，他们给她的定位，是女版迈克尔·杰克逊，其实，她的形象更接近麦当娜或者布兰妮，这种对母本性别的有意扭曲，说明了天娱最初的顾忌——强调才艺，与逝去的男性巨星的舞艺歌艺进行对接，而回避性别对接之后，与性有关的一切联想。最初的小心翼翼，已经说明了挖掘这座性感之矿的路上，太多暗影，两年过去了，这位性感偶像的进展如何？
对于内地人来说，性感偶像，其实可有可无，但又必须要有，这就好像一个“像样的”城市必须要有麦当劳和肯德基。性感偶像，舞台形象倒在其次，那只是一粒珍珠中的沙砾，包裹在外面的珍珠质，才是珍珠之所以成为珍珠的部分，性感偶像的珍珠质，是持续不断的爱情、绯闻、充满淫靡气氛的小道消息，是索尔斯坦·威布伦所说的“摆阔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天降般的来历不明的财富、挥霍和浪费。而这都是城市的要素，城市，得是开明的、开放的，容得下各种欲望、各种人际奇迹，城市，还得是远离劳动的，城市神话，就建立在以较少的劳动和不劳动就可以维持一种体面的生活上。性感偶像正肩负此责，他们得像伊丽莎白·泰勒那样不断奔赴下一段爱情，又要像章小蕙那样拼命花钱。他们是多余的，又是必须要有的，对于一个像样的城市，或者一个正在城市化进程上狂奔的国家来说。
但对内地娱乐公司，创造性感偶像，难度不亚于仓颉造字。问题不在于什么样的性感是有效的，而在于什么样的性感是安全的、能通过审查的。
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性感女星没法学，她们多半成名于风月片，外形上，“或者潘金莲款，或者爱奴型，风骚挂相，刻薄入骨，嘴角还要点上黑痣算做盖章论定。”性感女神们一律粗、矮、胖，而且臀位低，“不是坐着也像是坐着”，完全不符合新时代形体要求。八九十年代的邱淑贞、李丽珍、舒淇和钟甄式的性感，也没法参照，因为不可能有影像作品的支撑。倒是2000年后的性感偶像如林熙蕾、Maggie Q、麦家琪，大可以效仿，她们统统高大茁壮、正大仙容，神情冷峻，绝不存撩人之态，还往往有欧美生活背景，正是崛起的大国所需要的性感，江映蓉于是应运而生，她高、大、眉眼立体开阔，性格爽朗，而且还是在部队大院长大。
天娱选择这种性感表达，是必然的。内地的现实是，一个以清纯为特征的女明星，可以走光，可以贩卖隐私，然后再躲回清纯的壳里去，在这种拉锯战中使自己的形象张力最大化，一个以性感为帜的女星，反而不能过分张扬。湖南卫视和天娱的微妙地位，“快女”的未来，也让他们必须小心行事，他们不可能捧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艳星，江映蓉提供的，是一种正经的、健康的、帝国女郎式的性感，她有清白的出身，被阳光晒出来的健康肤色，得努力参加公益活动，而绝少渲染情事，更不能有负面新闻，只在歌里“野”一把。和阿朵、巩新亮一样，这是一种形式上的性感，衣服穿少了，妆化得浓艳了，但骨子里照旧戒备森严。
这是性感偶像的内地现状：绝大多数只能存在于平面上，一旦出现在电影里，就像《非诚勿扰》里的性感女秘书那样，只能一闪而过，而不管依附于什么平台，她们都徒具形式，像是一个有麦当劳标识却没有鸡腿汉堡的麦当劳。对性感偶像的需求，于是再度被挤压到情色片已经萧条许久的香港去。萧若元父子出品的三级片《肉蒲团之极乐宝鉴》和新一代艳星就此登场，但，吊诡的是，扮演铁玉香并一举成为香港新晋性感女神的蓝燕，不但来自内地，还一度是新版《红楼梦》里林黛玉的候选人，电影开拍不久，她立刻抛出与唐季礼的露骨情事，在面对记者时，她的表现，几乎可以成为心理分析的范本，镜头前，她垂下浓妆的睫毛，然后淡然说出：“我不想破坏我和他之间的——”，随即又扬起眉头，用一种刻薄而不耐烦的语气说：“友谊”。她成功地扮演了一个狂躁的、性感的坏女人，说明内地女星完全可以胜任性感偶像——这个城市神话的全部职责。
这也正是内地城市化的映射，我们有城市的一切，甚至能满足保尔·J·蒂利克对城市的要求：“大都市应该提供人们只有在旅行中才能得到的东西，那就是新奇。”可从神髓上，它距离大城市还很远，有种种限制，种种羁绊。但它的成员，却已经准备好了，一旦脱离它规定的语境，就能迅速成长。
听过龚琳娜演唱的人，老要用两个词说明自个的感受：“热泪盈眶”和“鸡皮疙瘩”。她的作品，大可据此分类，《忐忑》 （以及那个穿睡衣演唱的《梦中忐忑》）属于“鸡皮疙瘩”类，《相思染》、《静夜思》、《你在哪里》、《黄河船夫曲》是“热泪盈眶”类。当然，两种类别也常有交叉，《你在哪里》一开始，让人脊背为之一麻，接着听下去，却又深陷其中。她的现场，有点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气功师的带功报告现场，她在台上唱到入魔，观众在台下卷入情绪的漩涡，一场演唱会，是一次情感的动员和洗劫。
这能量是她的演唱带来的——她真唱，她投入全部感情，声音、表情、眼神、身姿都达到一个演唱者所能达到的极致，她像地下某处一个气囊的气嘴，不断地往她所在的空间充气，让还没苗头的滋长，让已经露头的膨胀，这能量还来自她身后的创作者，她的丈夫、来自德国的音乐人老锣（Robert Zollitsch），他从1993年开始，就来中国的音乐学院学习民乐，却没沾染中国民乐的官气庙堂气，始终在找一个他要的那种发声者，这个发声者，原来是内蒙古女歌手乌仁娜，他曾是她的丈夫，为她组建乐队、创作歌曲，后来是龚琳娜，2002年，他和龚琳娜认识，2004年，他们结婚，2006年，他即兴创作出 《忐忑》，2010年，这首歌成为网络神曲。后面的事，我们都知道。
有人认为，她是故意的，是在谙熟传播学的高人指点下，以引起争议、激发戏仿的方式来引起注意，《忐忑》是她的自我牺牲，相当于芙蓉姐姐的S身段照、凤姐的前后300年言论，《相思染》才是她正常的一面。其实，龚琳娜的演唱和表情动作，都在向着巫的一面靠近，她要的不是节制的美感，而是可怕的感染力，为此她宁愿放弃所谓的体面。《忐忑》不是噱头和牺牲，和《相思染》一脉相承，都是巫的歌。
巫是艺术的老祖宗，歌也好，舞也罢，都曾是巫术的语言表达。龚琳娜接的是巫的衣钵，她催眠之前先自我催眠，她凝聚全部愿望意图引雷上身，她挤眉弄眼、失魂落魄，根本不怕观众非议她的抬头纹。《忐忑》唱的是梦境与惊魂，如夏树森林所说，是一个大卫·林奇式的饱和度过高的梦魇，她填词的《相思染》，看起来是情歌，其实是招魂歌，唱的是生生世世、沧桑大地、“天地转日月换”、“天下一场血泪雨”。像上古的那些歌谣，即便唱的是爱情，也充满祈愿，动不动呼风唤雨、上天入地。
但巫的传统后来没落了，文明意味着克制，而且是不断地克制，我们距离巫的精神——全情投入越来越远。英国心理学家菲利克斯·波斯特博士的困惑，因此有了答案。他曾按现代精神病理学的分析方法，对历史上的许多文艺名人进行分析，结果是，从瓦格纳、柴可夫斯基、普契尼，到凡·高、毕加索、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海明威，都有精神疾病，而现代社会的文人艺术家中，精神不健康者却明显减少，波斯特的解释是，现在的人们较为现实，不会为理想奋斗，因此也不大容易失常。
真相恐怕要从知识分子的来历里找。巫师是知识分子的原型，巫师除了主持巫教和巫术活动，也是当时文化的保存、传播和整理者，天文、地理、历法、术算、军事、历史、乐舞、医药，都和巫术有关。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血管里，一度流的是巫的血，全情投入是传统，失控、错乱是大概率事件，当巫的传统被阻断，全情投入不被提倡，他们自然得像多数现代人一样，日渐正常起来。
克制，以及对克制精神的欣赏、效仿，需要环境支撑，安稳的、平和的、再无新事的环境，类似刘瑜说的“历史的终结”那样的环境。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获得了这种环境，他们能够与世界同步，欣赏一切体现克制精神的文艺产品，比如好莱坞电影，那种以白、亮、艳、洁为风格，乐于进行粗浅的人性展示，缺乏情感浓度和厚度的电影。但更多的中国人所在之处，却还是个生死场，分配给他们的一切，连形式上的精致都还不具备，是粗的、简陋的、奇惨离奇的，歌曲得做出网络歌曲的效果，才能在他们中间得到传播。断裂如此巨大，落差如此巨大。所以中国影人没法拍电影，小说家没法写小说，他们身处两难——你站谁的队？
龚琳娜就在这个时候出现，我们不知该如何评价她，因为她不在我们的评价体系里。在我们看来，她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如此粗暴、如此滑稽，明明拥有克制的能力，却任由感情泛滥，我们不知她到底是想站谁的队。我们没能看出，她是在向那个全情投入的人类童年靠近，也始终没有注意到，她和另外几位女歌手建立的民歌小组，叫“声灵”。
宋丹丹小品里，夫妻俩调情，女人指责男人尽给她看鬼片，“吓得我直往你怀里钻”——这可能是恐怖/惊悚片选择跨年档和情人节档期的动机之一，当然，真实的原因是，恐怖/惊悚片是少数能够盈利的电影品种，怎么着都得放个好档期，暑期档是禁 区——要保护青少年，只有放在跨年档和情人节了。那么，中国人不忌讳吗，大过年的放这个？因为，我们的恐怖片里，不会有鬼。
轻度的、可控的恐惧，未必是居家旅行必备良品，却也是不可或缺的生活调料。《恐怖：起源、发展和演变》里说，恐惧感来自扁桃体中神经细胞间微小的纤维链扁桃体，扁桃体“确如轮轴一样是恐惧之轮的核心”，一个人，如果老是天不怕地不怕，多半是因为患有扁桃体反应缺乏症。这么说来，恐惧是天赋的，由身体里的硬件造成，天然合法。合法的情感，当然需要激活，需要释放。恐怖片正担此任。
我们从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恐怖片，但，恐惧情绪必须要有个纾shu解的渠道，于是，上世纪80年代，恐怖片通过两类电影，体面地借体还魂，其一是“反特片”，恐怖片里应有的一切，这里都有：女尸、惨叫、雷雨之夜、扑在窗子上的黑影、黑色橡胶雨衣、口罩后的眼睛、黑洞洞的枪口、阴森森的古刹、幽暗的地道。另一种，是以公安干警破案为主题的“惊险片”，故事动机，往往是夺宝或者寻找动乱年代的余孽，这类电影里，最经常出现的反面形象，不是走私集团头子——大部分时间他们伪装得很好，而是医生或精神科医生，他们常常在雷电交加的晚上，用给牲口打针的特大号针筒，给受害者打迷药。精神科医生昂秋青和舒伟洁后来合写了一本名叫《恍惚的世界》的电影书，大力谴责这种妖魔化。
这时候的恐怖片，处处都有现实的烙印，恐怖得太老实了，恐怖得太此时此刻了，人们渐渐不满足了，转而追求更具普遍意义的、更空灵些的恐怖，1989年，《黑楼孤魂》出现了，以现代社会为背景，而且当真有鬼。给它撑腰的，是80年代后半段的狂欢气氛，那些直接以录像带形式发行的影像制品里，什么都有，鬼怪、连环杀人狂、色情。在《红楼梦》里演过探春的东方闻樱，一走出大观园，立刻投奔怒海，或监制或出品，炮制了许多录像片；范美忠从前供职的光亚学校的校长卿光亚，提起自己的发家史，也并不隐瞒——拍录像片，“半裸的野人跳啊跳那种”；我的朋友H至今也对他看过的两个国产录像片津津乐道：一个讲的是落到地球丛林里的半裸的女外星人，用安装在头上的激光发射装置，消灭迫害她的野人的故事，另一个是一个野人和警察在火山口烤骷髅头。现代社会的电影里应该有的，在彼时的录像片里全都出现。
没猖狂多久。90年代旋风一般地来了，90年代，是光洁整齐的乌托邦，有大量光洁整齐的高楼为证，80年代的这些事，立刻成了语焉不详的史前文明，鬼怪更是庞杂污秽的东西，没能进入这个光洁的时代。《电影管理条例》、《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里，暴力、恐怖、灵异，都是必须要删减修改的元素。
恐怖片还是要有的吧，既然不能闹鬼，内地拍的，或者进入内地的恐怖片，只好闹人，或者是装鬼，或者归为幻觉、梦境、精神疾病。闹钟响了，或者医生冷冷地说“你该吃药了”，成为最经常的结尾。
《闪灵凶猛》、《凶宅幽灵》在极尽铺张的鬼影重重之后，都给出了现实的解释，而彭氏兄弟的《见鬼2》，在香港上映时是有鬼的，内地上映的版本里，被修改为心理问题，此外还有徐克的《深海寻人》，精神问题解释了一切。怪力乱神电影，由此成为一种智力考试，像一种酒桌游戏，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说“你、我、他”，影人要在不能说出那个字的情况下，制造恐怖，像在没有鸡蛋的情况下，做出一碗鸡蛋汤。
不过，又何必看恐怖片呢，要释放恐惧情绪，我们的社会新闻，是更好的地方。新疆黑工厂，远比《得州链锯杀人狂》要恐怖，所以，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当社会问题无法管理的时候，就得着重管理情绪，既然没可能刮骨疗毒，剪掉箭尾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