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网火车票预订:毛泽东的斗争策略是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关键

毛泽东的斗争策略是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关键
作者：刘仕雄 文章来源：论文网 点击数：95 更新时间：2011-3-13 13:22:16

摘要：遵义会议的召开有一个曲折的蕴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起了关键的决定作用。毛泽东虽然受到排挤，但他并没有停息共产党人为理想而奋斗的脚步。他一方面忍辱负重，冷静思考，避其锋芒，保存自已；另一方面暗中积蓄力量，通过与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交换意见”，揭露“左”倾路线的错误，提高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认识，在“左”倾错误已充分暴露的时候，抓住机会，勇敢地站出来，强烈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把“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掌握红军领导权的博古、李德等人“赶”下台，从而使中国革命和红军长征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关键词：毛泽东；斗争策略；遵义会议；关键
　　收稿日期：2010-10-23
　　作者简介：刘仕雄（1963-），男，四川长宁人，中共长宁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最光辉的里程碑，其深远意义已为世人共知。但这次会议为什么能够成功召开？笔者认为：应主要归功于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斗争策略。
　　一、韬光养晦，留住“青山”
　　1933年秋，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苏区，被党中央总书记博古捧为“太上皇”，军事问题全由李德说了算，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长征。此时的毛泽东几乎已没有什么发言权，但他心里完全清楚李德、博古等人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他采取“静观”的态度，没有公开与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对“左”倾领导者的排挤，毛泽东忍辱负重，他以革命利益为重，不意气用事。他知道，在党内“盲崇”共产国际盛行的情形下与打着共产国际招牌的李德正面交锋是“鸡蛋碰石头”。此时的红军广大指战员还未真正认识到“左”倾路线的实质和危害。
　　毛泽东是坚定的革命者，没有因为被冷落而当旁观者，他在不断地思考着红军的前途和命运，但他的正确主张如果直接向博古、李德提出，就会因他们的偏见和嫉妒而不被采纳。因此，他往往是通过与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交换意见，由他们提出来研究，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左”倾路线给红军带来的损失。毛泽东在沉默中谋划着与“左”倾路线斗争的策略。“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1]（P.82）由于毛泽东的“冷静”，使其有效保存实力，青山依旧在。
　　二、避其锋芒，蓄积力量
　　伟大的遵义会议，从酝酿、准备到召开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在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起了谋划和推动的作用。但是，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是不行的，毛泽东的杰出作用，离不开他的亲密战友的合作，离不开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的认识，离不开广大红军战士的觉醒。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遵义会议前夕，毛泽东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做了很多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毛泽东要首先争取“实力”人物的支持，他不断找党性强，作风正派，处于中央核心领导层的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党和军队高级干部交换意见，提出自已的正确主张，指出博古、李德的错误和危害。长征途中，毛泽东始终与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因为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书记处书记，王稼祥任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显然，这是毛泽东的有意为之，他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者”。[1]（P.151）“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中央领导上的错误，我（张闻天）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王稼祥在革命战争的烈火中，在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重要职务上，逐步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以崭新的姿态开始向成熟的马列主义者奔进，这是毛泽东对他积极影响的结果”。[2]（P.207-209）李德后来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对博古说：“（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们接受他的思想。”但博古已“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这三个老资格共产党领导人分开”。[1]（P.151）同时，毛泽东针对累战累败的惨痛教训，紧紧抓住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能够取得胜利？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这样一个大家都有切身感受，又容易反思出道理来的问题，作为攻击“左”倾路线的突破口，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进行引导，使其认清在“左”倾路线领导下的红军必将走向灭亡的命运的道理，这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遵义会议后，吴黎平曾问毛泽东：反“左”倾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泽东回答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错误路线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早一二年前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集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3]（P.320）
　　三、抓住“战机”，一锤定音
　　要变更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绝非易事，必须要等待有利时机。在到达遵义前，由于毛泽东的耐心细致的“解释”和王稼祥、张闻天等的积极工作，毛泽东的作战思想逐渐占据上峰。相反，在李德、博古等人的指挥下，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人减少到只有2万多人，“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危害已充分暴露出来了，红军中不满情绪达到了极点，并觉悟到这是排斥毛泽东同志正确意见的结果。在血的教训面前，广大指战员已认识到，只有毛泽东出来指挥战斗，才能使红军打胜战。
　　这时的毛泽东已41岁，是人生中最风华的阶段。沉稳、睿智，“出招”犀利、果敢。此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王明等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不能打着共产国际的指示遥控指挥，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已解决自已问题的最好时机。“毛泽东一直等待的那个有利契机终于出现了”。正是这一点，李德表现得痛心疾首，几十年后，他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回忆到：“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为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4]（P.221）因此，毛泽东强烈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军事上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稼祥找张闻天……接着，他又找了其他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2]（P.207-209）“我（王稼祥）先同张闻天谈了，后来又取得周恩来同志的同意，这样，会议（指遵义会议）顺利召开”。[5]（P.223）遵义会议“无疑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共同商议的结果”，“他们甚至就谁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讨论了很久”。[1]（P.241）由于会前做的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得遵义会议上绝大多数人公开表明支持毛泽东同志。以后在常委分工会议上，毛泽东坚决地对博古说：“你考虑的不是继续当总书记问题，而是把职务交出来的问题。”毛泽东毫不留情，不给“左”倾错误领导者一点回旋的余地。
　　四、高瞻远瞩，善谋团结
　　为了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使其红军更加团结，不出现分裂。会议只讨论当时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达到坚决解除博古和李德两人的军事指挥权的目的，以挽救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的红军。领导权解决了，其他事情以后自然就能解决。张闻天曾说过：“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6]（P.38）如果此时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将会陷入纠错的“沼泽”，打击一大片，出现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给党和红军造成重大的损失。
　　此时，毛泽东的威信在全军已树立起来，并得到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军队高级领导人的支持，完全可以一步到位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但毛泽东拒绝了，他让作风民主的洛甫（张闻天）担任总书记，这样既避免授人以柄，认为是毛泽东在夺权，又能使自已的正确主张能够得到实施。同时，又容易让共产国际接受。毛泽东说：“这个时候还是洛甫合适……他是从莫斯科来的，他负责好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第三国际那里也好交待。”[7]（P.194）“会上，要我取博古而代之，不行呀，还有斯大林在莫斯科，不能叫我毛泽东代替博古，我说让洛甫来……”以后到了苏区，时机成熟了，“个别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毛泽东）说‘好，就是我’，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8]（P.151-216）。1938年9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最终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