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gta5按q:寻访遇罗克的足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6:03:25
傅瑞德
几年来，那张削瘦而镇定的带着方框近视眼镜的脸时常浮现在我眼前，每每此时，也往往免不了一阵唏嘘。倘若不是那场旷古未有的民族灾难，遇罗克今年应该68岁了，儿孙绕膝，颐养天年，然而，到今年的3月5日，遇罗克已经离开我们40 年了。
瘦高、近视、又有些驼背，这是许多人对遇罗克的回忆，我曾经看过遇罗克的许多照片，总让我觉得很像我的一位同学。是呀，40年前就有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生活在这世上，后来他消失了，尸骨无存，只知道他不是死于疾病、事故或天灾，而是一次犯罪——极权主义对人类良知的谋杀众多案例中的一例；至今只有少数人仍能记得遇罗克以及他的牺牲。
对于多数人，死亡意味着终结，而总有少数人将精神留在世间引得后人共鸣，遇罗克便是这么一位。如果有人问我，有什么人是我最为敬重的，我会告诉他是遇罗克。与遇罗克相识是在两年前，读到余杰所写的《〈我家〉即是千万家》，其中最最使我感动的是遇罗克身体力行地在日记中写到的：“我想，如果我挨斗，我一定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面对80 余次提审（后来我在遇罗锦所写《关于遇罗克几点更正》中才知道这是遇罗克两年牢狱生活的一个月），牢狱的种种酷刑，遇罗克没有说过一句有违良心的话，没有出卖一个人，他甚至将每次批斗后自己节省下来窝头送给难友。初次被遇罗克打动便是这坚强和真诚。
而我，第二天在图书馆里竟然神奇般的找到了《我家》，我想这冥冥中也算是一种缘分吧。“我家”是上世纪中国千万家庭中的一个，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家会因少领一份春节供应品而懊恼，也会因遇罗克在农场带来撑死的填鸭而兴奋。在这个家庭中有6口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的父母带着4个孩子，同许多家庭一样，父母希望4个孩子都能够考上大学，作为老大的遇罗克在1960年第一次参加高考，虽然成绩优异的，但失败却早已注定——1954年遇罗克升入初中，在履历表的家庭出身一栏中填写了母亲为资本家，之后操行便由优变为良，1957年父母划为右派后，操行又变成了中——那一年遇罗克班上除了他只有一个有偷窃行为的同学没有收到录取通知。
1962 年遇罗克与叶式生等人再次参加高考，尽管成绩优异，但仍未被录取。一年后，金博士在“自由进军”中发表了著名演讲，其中说到：“我梦想有一天，我的4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在中国“家庭出身”便是一种“肤色”，是“红”和“黑”的界限，是“革命小将”与“狗崽子”的界限，无法逾越，“黑五类”出身的遇罗克，酷爱读书，却不能获得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其实遇罗克能读到高中也是因为他生活在北京的缘故，在当时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甚至不能读中学），这促使他走上了最求平等权利的道路，1966年8月14日夜，遇罗克完成了引得杀身之祸以及使他成为民间思想家的著作《出身论》的初稿。在遇罗克生命的最后关头张朗朗问他，为了一篇《出身论》付出生命是否值得，遇罗克回答到：“我值得……这次《出身论》的发表，也许是我们这类青年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了。它甚至比我想像的还要强些。我很有满足感，我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在那个年代，遇罗克便清醒地认识到，出身问题的受害者并非只有他一人，而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涉及到无数个人和国家前途的问题，他无不沉重地写道：“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正因受到侮辱和损害，正因受到非理性的对待，遇罗克愈加的以平等和理性精神，写出了饱含对众生关爱的时代的最强音。
遇罗克热爱读书。小学时代的他便有“博士”外号，中学之后更是开始涉猎中外名著，第一次高考落榜，遇罗克主动报名奔赴农场，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坚持读书。为了节省时间遇罗克曾在后来租住的小屋里写下：“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他说，不论谈笑鸿儒，还是往来白丁，耗费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无暇多顾了。为了读黑格尔和康德遇罗克深入的钻研数学，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奥尔科特，遇罗克都有深入，他也帮助别人，曾经给遇罗锦列过几十本外国名著，在农场时设法为大家办来了大学毕业才能申请的借书证。直到被捕前几天，他还为自己列出了新年要读的105本书。
遇罗克热爱自由。监狱里，遇罗克每次放茅总是挤到窗口，贪婪地向外望去，一次他把手伸出窗外，笑着对张郎郎说，我的手自由了。他常常与狱友交流，各学所长，使自己可以畅游在思想之中。他用写“思想汇报”攒下的纸编了一部诗集，从屈原的《渔夫》到谭嗣同的《绝命诗》收录了三五百首，在狱中悄悄流传，成为一种小小的奢侈。
遇罗克喜欢开玩笑，他时时能保持乐观。 遇罗克到农村后给家里写的第一封信便打趣到：“来到农村，一切尚好。夜间出门，谨防狗咬。”监狱里的“学习会”枯燥无味，惹得人头昏脑胀，遇罗克发言说： “我想，凡是存在的便是合理的……”立即引起上纲上线的围攻，然后遇罗克才不紧不慢的说道，这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论证过的。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审讯员警告，再给他最后两分钟考虑后果，遇罗克对喝问他的军代表说：“请你告诉我家给我送一支牙膏来。”幽默是人在最无力时候的一种反抗，但此情此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正是这种幽默使遇罗克在文革中诸多的殉难者中，成为数不多的在最后关头仍然保持神志清醒的。
遇罗克也爱较真。上中学时，遇罗克便对大炼钢铁发出质疑，为此遇罗克受到了班里的批判。最让他无法接受的就是社会上对出身不好青年的种种歧视，1966年，红卫兵打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时，因出身两次落榜又目睹红卫兵种种罪行的遇罗克坐不住了，他利用当时社会的缝隙开始了大声的呐喊，他说：“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无数次提审中遇罗克也绝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以至于在后来讨论遇罗克死刑的《通知》中，提到：“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然很嚣张。”
遇罗克关心家庭。遇罗克领到第一份工资便要把钱全部交给母亲，也时时刻刻的关心着弟弟妹妹，监狱中的遇罗克也很少向家里索要物品，临刑前遇罗克把新背心留给了弟弟，穿着破背心去往刑场。
这是一个真实的人，有血有肉，却以疯狂年月中难得一见的理性和罪恶中持久的坚守完成的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思考，这让我怎么不追寻呢？27岁的生命成为永恒，跨越时代与今天这个年轻人在灵魂上相伴。如今，我们已经踩在遇罗克的肩上去思考更深刻、更宽广的问题，但这不代表遇罗克就没有了意义，他独立思考又肯博览百家的精神，勇于质疑、大胆说真话的精神，时时刻刻关注广大被侮辱、被损害群体的的精神，不妥协、不屈服、坚持理念的精神，在今天同样显得格外珍贵。在距离遇罗克牺牲40年还有百日的时候，我独自前往北京寻访遇罗克的足迹。感伤之余也觉得渺茫，40年前北京工人体育馆中7万人挥舞着拳头将遇罗克送入死亡的深渊，40年后，人们对遇罗克一无所知。而我想，今天我们纪念遇罗克既是对前辈的敬仰也是对后辈的激励，既是对过往的反思也是对未来的思索。人类追求平等和自由的道路上，有无数人为之付出和牺牲，遇罗克是其中的一位杰出的代表。在未来，我们需要无数的纪念碑来纪念以往的殉难者，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树起纪念碑，毕竟自由不是从天而降，只有每个人都把它植根于心中，并在生命中时时维护，才可能持久下去。
文革期间，对国民的阶级出身进行等级式划类是一个显著的特点，由半遮半掩的档案内部划类，走向赤裸裸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麻五类”等公开的侮辱性分类。这种出身论直接导致的后来文革中最极端悲剧。
文革期间，北丨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的对黑五类及其家族进行的大屠杀，甚至吃人的历史都显示了这一点。譬如，在当局怂恿下，红卫兵在北丨京大兴县杀死300多位“四类分子”，最年长者80岁，最年幼者竟是38天的婴儿。1967年，广西诞生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满门杀戮“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在1966年北丨京的“红八月”中，北丨京市第六中学的校舍变成审讯室，墙壁上就有用人血狂书“红色恐怖万岁！”整个中国因追究阶级出身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在中国血流遍地、哭声震天的时候，遇罗克站了出来，公开发表了长篇论文《出身论》，对反人权的血统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同时提出民丨主和人权诉求。遇罗克也因此成为反思文革历史时不能不提的一个悲剧性人物。
遇罗克（1942年—1970年3月5日）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杀害的人权思想家，出身北丨京资本家，品学兼优，因他的父母留学过日本，两度报考大学都被拒于门外，发生在他身上的悲剧自 1966年因写出《出身论》一文开始。
1966年2月13日，遇罗克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初期，红卫兵响应毛丨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挥舞铜头皮带杀向全社会。遇罗克再次公开发表了长篇论文《出身论》，对反人权的血统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也因此赢得千百万人的强烈支持，但同时也因此冒犯了文革当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流行的一幅对联，被称为“血统论”。这也使得很多人仅仅因为出身的问题就受到残酷地迫害。遇罗克以他的《出身论》直指这一影响着当时整个中国这种“血统”论调。他在文中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他的另一文章《谈鸿沟》中，他更是明确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文章的核心宗旨清晰明确，呼唤平等与尊严，吁求基本的人权。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离经叛道的。
虽然毛丨泽东及其文革小组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而批判了“血统论”，但那仅仅是权宜之计。当时绝对不允许像遇罗克的《出身论》这种从根本上颠覆阶级斗争理论的人权思想流传的。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遇罗克同时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宿命。他进监狱后对难友说：“何为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人的共鸣。”他深知为真理而献身的代价，但其中并不包括自己的尊严。他说：“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审讯当局向遇罗克宣布将被处决的消息，问他最后还有甚话要转达给家人时，他挖苦地说：“我想要一枝牙膏”，把主审气得脸色发青。在临刑前夜，遇罗克跟死囚牢里的难友们“举办”了一次特殊的“晚会”，各自在单人牢房里，唱起了自己喜爱的歌，有合唱也有独唱，唱了整整一夜，互道珍重，说了许多勉励的话。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丨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27岁。
遇罗克在狱中的时候，有个名叫张郎郎的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问他：“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回答：“值得。”他对张说： “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
“我永远忘不了，有姐妹俩哭著找到我们，一再说：‘收下我们吧！哪怕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为了他们，值得死。”
1979年遇罗克获得平反。他也因此与顾准、张丨志新等人一起因为他们在那个特殊时期对思想解放的认知和牺牲得到了重新认定。粉丨碎“四人帮”后，他与顾准、张丨志新一起，被人们并称为“极左路线”下思想解放的先驱。
遇罗克（1942年5 月1日－1970年3 月5日）[1]，男，北丨京人。生前是北丨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由于写下《出身论》等文章，于1970年3月5日和另一批“死刑犯”被中丨国当局处决。
目录
* 1 生平
* 2 被判死刑的主要原因
* 3 家庭
* 4 纪念
* 5 参考文献
* 6 参考
* 7 参见
* 8 外部链接
[编辑] 生平
遇罗克家庭出身为资本家，父亲为工程师。生前是北丨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
1957 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因此他高中毕业后不被准许进入大学。
1966 年2月13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遇罗克于1966年下半年写下了著名的《出身论》一文，激烈批判中国共丨产党当权以来一直是控制社会的主导思想的血统主义，亦即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提倡民丨主和人权。该文被广为传播，影响很大。
1967 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
1967 年夏，《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热闹，遇罗克在长春车站发武器时获得了手榴弹，不忍心丢掉带回北丨京，后被发现。[2]
1968 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
1970 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遇罗克在北丨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27岁。
1978 年冬天，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找到《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希望帮助为遇罗克平反。[1]
1979 年11月21日，北丨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编辑] 被判死刑的主要原因
表面原因：根据《遇罗克·遗作与回忆》记载，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原因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丨泽东。(来源于判决书)[1]
主流印象是：遇罗克因《出身论》一文，为当权者所不容。
另一种观点：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发表在《文汇报》的《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1][3]
[编辑] 家庭
父：遇崇基
母：王秋林
妹妹：遇罗锦[4]
弟：遇罗文、遇罗勉。
[编辑] 纪念
2009 年，有人在通州的宋庄美术馆树立起遇罗克半身像。揭幕仪式上有罗克雕像发起人、《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前民间诗刊《今天》编辑徐晓、罗克雕像作者郑敏、遇罗克弟弟遇罗勉，还有遇罗克生前好友、认同遇罗克理念的朋友约二十人。[5]
',1)">
几年来，那张削瘦而镇定的带着方框近视眼镜的脸时常浮现在我眼前，每每此时，也往往免不了一阵唏嘘。倘若不是那场旷古未有的民族灾难，遇罗克今年应该68岁了，儿孙绕膝，颐养天年，然而，到今年的3月5日，遇罗克已经离开我们40 年了。
瘦高、近视、又有些驼背，这是许多人对遇罗克的回忆，我曾经看过遇罗克的许多照片，总让我觉得很像我的一位同学。是呀，40年前就有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生活在这世上，后来他消失了，尸骨无存，只知道他不是死于疾病、事故或天灾，而是一次犯罪——极权主义对人类良知的谋杀众多案例中的一例；至今只有少数人仍能记得遇罗克以及他的牺牲。
对于多数人，死亡意味着终结，而总有少数人将精神留在世间引得后人共鸣，遇罗克便是这么一位。如果有人问我，有什么人是我最为敬重的，我会告诉他是遇罗克。与遇罗克相识是在两年前，读到余杰所写的《〈我家〉即是千万家》，其中最最使我感动的是遇罗克身体力行地在日记中写到的：“我想，如果我挨斗，我一定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面对80 余次提审（后来我在遇罗锦所写《关于遇罗克几点更正》中才知道这是遇罗克两年牢狱生活的一个月），牢狱的种种酷刑，遇罗克没有说过一句有违良心的话，没有出卖一个人，他甚至将每次批斗后自己节省下来窝头送给难友。初次被遇罗克打动便是这坚强和真诚。
而我，第二天在图书馆里竟然神奇般的找到了《我家》，我想这冥冥中也算是一种缘分吧。“我家”是上世纪中国千万家庭中的一个，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家会因少领一份春节供应品而懊恼，也会因遇罗克在农场带来撑死的填鸭而兴奋。在这个家庭中有6口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的父母带着4个孩子，同许多家庭一样，父母希望4个孩子都能够考上大学，作为老大的遇罗克在1960年第一次参加高考，虽然成绩优异的，但失败却早已注定——1954年遇罗克升入初中，在履历表的家庭出身一栏中填写了母亲为资本家，之后操行便由优变为良，1957年父母划为右派后，操行又变成了中——那一年遇罗克班上除了他只有一个有偷窃行为的同学没有收到录取通知。
1962 年遇罗克与叶式生等人再次参加高考，尽管成绩优异，但仍未被录取。一年后，金博士在“自由进军”中发表了著名演讲，其中说到：“我梦想有一天，我的4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在中国“家庭出身”便是一种“肤色”，是“红”和“黑”的界限，是“革命小将”与“狗崽子”的界限，无法逾越，“黑五类”出身的遇罗克，酷爱读书，却不能获得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其实遇罗克能读到高中也是因为他生活在北京的缘故，在当时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甚至不能读中学），这促使他走上了最求平等权利的道路，1966年8月14日夜，遇罗克完成了引得杀身之祸以及使他成为民间思想家的著作《出身论》的初稿。在遇罗克生命的最后关头张朗朗问他，为了一篇《出身论》付出生命是否值得，遇罗克回答到：“我值得……这次《出身论》的发表，也许是我们这类青年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了。它甚至比我想像的还要强些。我很有满足感，我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在那个年代，遇罗克便清醒地认识到，出身问题的受害者并非只有他一人，而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涉及到无数个人和国家前途的问题，他无不沉重地写道：“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正因受到侮辱和损害，正因受到非理性的对待，遇罗克愈加的以平等和理性精神，写出了饱含对众生关爱的时代的最强音。
遇罗克热爱读书。小学时代的他便有“博士”外号，中学之后更是开始涉猎中外名著，第一次高考落榜，遇罗克主动报名奔赴农场，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坚持读书。为了节省时间遇罗克曾在后来租住的小屋里写下：“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他说，不论谈笑鸿儒，还是往来白丁，耗费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无暇多顾了。为了读黑格尔和康德遇罗克深入的钻研数学，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奥尔科特，遇罗克都有深入，他也帮助别人，曾经给遇罗锦列过几十本外国名著，在农场时设法为大家办来了大学毕业才能申请的借书证。直到被捕前几天，他还为自己列出了新年要读的105本书。
遇罗克热爱自由。监狱里，遇罗克每次放茅总是挤到窗口，贪婪地向外望去，一次他把手伸出窗外，笑着对张郎郎说，我的手自由了。他常常与狱友交流，各学所长，使自己可以畅游在思想之中。他用写“思想汇报”攒下的纸编了一部诗集，从屈原的《渔夫》到谭嗣同的《绝命诗》收录了三五百首，在狱中悄悄流传，成为一种小小的奢侈。
遇罗克喜欢开玩笑，他时时能保持乐观。 遇罗克到农村后给家里写的第一封信便打趣到：“来到农村，一切尚好。夜间出门，谨防狗咬。”监狱里的“学习会”枯燥无味，惹得人头昏脑胀，遇罗克发言说： “我想，凡是存在的便是合理的……”立即引起上纲上线的围攻，然后遇罗克才不紧不慢的说道，这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论证过的。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审讯员警告，再给他最后两分钟考虑后果，遇罗克对喝问他的军代表说：“请你告诉我家给我送一支牙膏来。”幽默是人在最无力时候的一种反抗，但此情此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正是这种幽默使遇罗克在文革中诸多的殉难者中，成为数不多的在最后关头仍然保持神志清醒的。
遇罗克也爱较真。上中学时，遇罗克便对大炼钢铁发出质疑，为此遇罗克受到了班里的批判。最让他无法接受的就是社会上对出身不好青年的种种歧视，1966年，红卫兵打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时，因出身两次落榜又目睹红卫兵种种罪行的遇罗克坐不住了，他利用当时社会的缝隙开始了大声的呐喊，他说：“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无数次提审中遇罗克也绝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以至于在后来讨论遇罗克死刑的《通知》中，提到：“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然很嚣张。”
遇罗克关心家庭。遇罗克领到第一份工资便要把钱全部交给母亲，也时时刻刻的关心着弟弟妹妹，监狱中的遇罗克也很少向家里索要物品，临刑前遇罗克把新背心留给了弟弟，穿着破背心去往刑场。
这是一个真实的人，有血有肉，却以疯狂年月中难得一见的理性和罪恶中持久的坚守完成的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思考，这让我怎么不追寻呢？27岁的生命成为永恒，跨越时代与今天这个年轻人在灵魂上相伴。如今，我们已经踩在遇罗克的肩上去思考更深刻、更宽广的问题，但这不代表遇罗克就没有了意义，他独立思考又肯博览百家的精神，勇于质疑、大胆说真话的精神，时时刻刻关注广大被侮辱、被损害群体的的精神，不妥协、不屈服、坚持理念的精神，在今天同样显得格外珍贵。在距离遇罗克牺牲40年还有百日的时候，我独自前往北京寻访遇罗克的足迹。感伤之余也觉得渺茫，40年前北京工人体育馆中7万人挥舞着拳头将遇罗克送入死亡的深渊，40年后，人们对遇罗克一无所知。而我想，今天我们纪念遇罗克既是对前辈的敬仰也是对后辈的激励，既是对过往的反思也是对未来的思索。人类追求平等和自由的道路上，有无数人为之付出和牺牲，遇罗克是其中的一位杰出的代表。在未来，我们需要无数的纪念碑来纪念以往的殉难者，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树起纪念碑，毕竟自由不是从天而降，只有每个人都把它植根于心中，并在生命中时时维护，才可能持久下去。
文革期间，对国民的阶级出身进行等级式划类是一个显著的特点，由半遮半掩的档案内部划类，走向赤裸裸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麻五类”等公开的侮辱性分类。这种出身论直接导致的后来文革中最极端悲剧。
文革期间，北丨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的对黑五类及其家族进行的大屠杀，甚至吃人的历史都显示了这一点。譬如，在当局怂恿下，红卫兵在北丨京大兴县杀死300多位“四类分子”，最年长者80岁，最年幼者竟是38天的婴儿。1967年，广西诞生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满门杀戮“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在1966年北丨京的“红八月”中，北丨京市第六中学的校舍变成审讯室，墙壁上就有用人血狂书“红色恐怖万岁！”整个中国因追究阶级出身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在中国血流遍地、哭声震天的时候，遇罗克站了出来，公开发表了长篇论文《出身论》，对反人权的血统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同时提出民丨主和人权诉求。遇罗克也因此成为反思文革历史时不能不提的一个悲剧性人物。
遇罗克（1942年—1970年3月5日）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杀害的人权思想家，出身北丨京资本家，品学兼优，因他的父母留学过日本，两度报考大学都被拒于门外，发生在他身上的悲剧自 1966年因写出《出身论》一文开始。
1966年2月13日，遇罗克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初期，红卫兵响应毛丨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挥舞铜头皮带杀向全社会。遇罗克再次公开发表了长篇论文《出身论》，对反人权的血统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也因此赢得千百万人的强烈支持，但同时也因此冒犯了文革当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流行的一幅对联，被称为“血统论”。这也使得很多人仅仅因为出身的问题就受到残酷地迫害。遇罗克以他的《出身论》直指这一影响着当时整个中国这种“血统”论调。他在文中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他的另一文章《谈鸿沟》中，他更是明确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文章的核心宗旨清晰明确，呼唤平等与尊严，吁求基本的人权。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离经叛道的。
虽然毛丨泽东及其文革小组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而批判了“血统论”，但那仅仅是权宜之计。当时绝对不允许像遇罗克的《出身论》这种从根本上颠覆阶级斗争理论的人权思想流传的。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遇罗克同时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宿命。他进监狱后对难友说：“何为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人的共鸣。”他深知为真理而献身的代价，但其中并不包括自己的尊严。他说：“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审讯当局向遇罗克宣布将被处决的消息，问他最后还有甚话要转达给家人时，他挖苦地说：“我想要一枝牙膏”，把主审气得脸色发青。在临刑前夜，遇罗克跟死囚牢里的难友们“举办”了一次特殊的“晚会”，各自在单人牢房里，唱起了自己喜爱的歌，有合唱也有独唱，唱了整整一夜，互道珍重，说了许多勉励的话。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丨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27岁。
遇罗克在狱中的时候，有个名叫张郎郎的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问他：“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回答：“值得。”他对张说： “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
“我永远忘不了，有姐妹俩哭著找到我们，一再说：‘收下我们吧！哪怕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为了他们，值得死。”
1979年遇罗克获得平反。他也因此与顾准、张丨志新等人一起因为他们在那个特殊时期对思想解放的认知和牺牲得到了重新认定。粉丨碎“四人帮”后，他与顾准、张丨志新一起，被人们并称为“极左路线”下思想解放的先驱。
遇罗克（1942年5 月1日－1970年3 月5日）[1]，男，北丨京人。生前是北丨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由于写下《出身论》等文章，于1970年3月5日和另一批“死刑犯”被中丨国当局处决。
目录
* 1 生平
* 2 被判死刑的主要原因
* 3 家庭
* 4 纪念
* 5 参考文献
* 6 参考
* 7 参见
* 8 外部链接
[编辑] 生平
遇罗克家庭出身为资本家，父亲为工程师。生前是北丨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
1957 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因此他高中毕业后不被准许进入大学。
1966 年2月13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遇罗克于1966年下半年写下了著名的《出身论》一文，激烈批判中国共丨产党当权以来一直是控制社会的主导思想的血统主义，亦即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提倡民丨主和人权。该文被广为传播，影响很大。
1967 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
1967 年夏，《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热闹，遇罗克在长春车站发武器时获得了手榴弹，不忍心丢掉带回北丨京，后被发现。[2]
1968 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
1970 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遇罗克在北丨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27岁。
1978 年冬天，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找到《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希望帮助为遇罗克平反。[1]
1979 年11月21日，北丨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编辑] 被判死刑的主要原因
表面原因：根据《遇罗克·遗作与回忆》记载，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原因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丨泽东。(来源于判决书)[1]
主流印象是：遇罗克因《出身论》一文，为当权者所不容。
另一种观点：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发表在《文汇报》的《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1][3]
[编辑] 家庭
父：遇崇基
母：王秋林
妹妹：遇罗锦[4]
弟：遇罗文、遇罗勉。
[编辑] 纪念
2009 年，有人在通州的宋庄美术馆树立起遇罗克半身像。揭幕仪式上有罗克雕像发起人、《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前民间诗刊《今天》编辑徐晓、罗克雕像作者郑敏、遇罗克弟弟遇罗勉，还有遇罗克生前好友、认同遇罗克理念的朋友约二十人。[5]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