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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没有不对的孩子，只有不对的方法（四）

卢勤作品集 《没有不对的孩子 只有不对的 2010-08-03 20:03:15 阅读3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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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愉快 的 没有不对的孩子，只有不对的方法（四）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6)

    进了大学后，陈忠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这个专业所学的课程，他毫无兴趣，每次进实验室都是一种痛苦。同时他还发现，他根本就不是搞科学研究的料，因为他几乎无法忍受每天关在实验室里的那种枯燥、单调的生活。他渐渐地看清了自己，渐渐地明白了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渐渐地知道了自己最适合做什么。   

    陈忠发现，在过去的日子里，由于背负着高考的压力，由于父母的管制，他的天性有意无意地被压抑了，他成了一个听话的、循规蹈矩的乖孩子。可是那个好动的、喜欢追求新鲜刺激生活的天性，其实仍一直在他的身体里蛰伏着，当高考的压力释放了，当远离了父母的管制和束缚，那种一直蛰伏的天性便苏醒了。天性苏醒后的陈忠发现，他最喜欢、最愿意学的专业是市场营销，他最适合做的工作是市场策划。可是，当他发现了这个真正的自我时，当他真正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时，已经是大二下学期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他为自己当初轻率的选择痛悔不已，为自己要白白浪费四年时光痛悔不已。因为他已决定，一出校门就改行。那么，这四年的学习就几乎是无意义的了。已经上大三的陈忠说他不会中途退学，他说他无论如何也要坚持混到毕业，因为出校门后改行，大学文凭仍是一块敲门砖。没有大学文凭，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从湘西一个小镇来的打工仔。在学非所爱的大学生中，类似陈忠这样糊里糊涂进错了门的人还真不少。一些大学生是走进了大学以后，才真正明白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是什么，自己的理想是什么。因为在大学，他们不再像在中学时那样背负着高考的压力、无暇或无心去观看教室外的风景，他们看到了一个精彩的、热闹的，充满了各种各样机会的世界，他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人生的路，重新开始给自己的人生定位。可是这时他们发现，白纸黑字填写的志愿，已经使他们几乎失去了重新选择的可能性。   

    糊里糊涂进错了门的学生，还有的是缺少信息，缺少指导。招生学校提供的信息和介绍大都简短而空泛，要么是笼而统之、充满溢美之词的介绍资料，要么是简单的、没有专业介绍、只有招生人数的招生计划。不了解详情的学生，就只能将自己的命运像掷骰子一样抛出去。撞对了，是运气;撞错了，也许就错了一生。   

    某大学一位在读的研究生，当初考大学时填报的专业令他自己也啼笑皆非。   

    因为家庭贫困，他填报了一所师范院校，这所学校设有几十个专业，填报哪个专业呢，他拿不定主意。他很想了解各个专业的情况，填报一个适合自己的专业，可是招生资料上没有这方面的介绍。后来，他看到招生计划中有一个“特殊教育”专业，这“特殊教育”是干什么的，他一无所知。于是他就想当然地认为，“特殊教育”会比一般的教育更有学问，会比一般的教育更有发展前途。于是，便在志愿表上填写了“特殊教育”专业。进了大学他才知道，这个“特殊教育”专业并不是特别有学问、特别有发展前途的专业，由于它针对的是一群非正常智力儿童的教育，所以才冠以“特殊”二字。得知真相，他仿佛掉进了冰窖。他无法想像自己一辈子要去跟一群痴呆的、自闭的孩子打交道，不是他缺少爱心，而是他的性格根本就不可能干好这一行。   

    调换专业的可能性为零。他要么退学，要么硬着头皮念下去。好不容易才考出来，好不容易才摆脱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无论如何他不能再回去了，即使能让他第二年重新参加高考，谁又能保证一定能考得上呢?他只能选择后者，虽然这种选择太痛苦、太无奈。学“特殊教育”专业的大都是女孩子，五大三粗的他坐在她们中间，连他自己也觉得别扭。最令他难堪和无奈的是去这种“特殊”学校实习，面对那些无法正常交流的孩子，他觉得自己很笨拙很无能，他无法进入角色，更无法走进那些孩子的心灵。   

    四年的学习是痛苦的。更让他痛苦的是，毕业后他果然去了一所这样的“特殊”学校，做了一群弱智儿童的老师。他本不想去，但是他所学的专业限制了他的选择，他的就业方向在学这个专业时似乎就已经确定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错误的“志愿”会影响自己的一生。他在那所学校痛苦地呆了一年后，决定报考研究生。这也许是改变命运的惟一机会和惟一途径。经过一年的准备后，他如愿以偿，改学了一门自己喜欢的专业。   

    在走了一段对于他来说是错误的航程后，虽然他终于抓住机会改正了错误，驶进了一条自己重新选择的新航线。但是，他为那个错误付出的代价毕竟太大了，那是整整六年啊，那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是本应该快乐地学习和工作的一段人生。而且，那次错误的选择给他带来的痛苦和身心折磨，又怎会说忘就忘了呢!   

    学非所爱，带来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它还给本就短缺的高等教育资源带来一种浪费，造成了一种隐性的低效率、低回报。因为，如果有40%的大学生在痛苦地或无奈地学习，那么，用于这40%大学生身上的教育资源，所得到的回报率实际上是较低的。   

    据一位教育专家估计，大学毕业后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人只有50%左右。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因为不喜欢本专业而改行的。对于这部分用非所学的人来说，国家投入在他们身上的培养经费是低回报的，而他们为了改行重新学习，又造成了国家在教育经费上对同一个人的复投入。另外，尽管一些不喜欢所学专业的人走出校门后仍在从事本专业工作，但他们中，真正学了这行渐渐爱上这行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也许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能改行。这些想改行而没有能改行的人，如果仅仅将工作视作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而缺少工作热情，缺少创造冲动，那么对于社会来讲，这实际上仍是一种低回报。

志愿上什么大学，志愿学什么专业，本应是一种自觉的、快乐的选择，它不应该是一种苦涩、一种无奈，更不应该是一种痛苦。要达到这种美好的境界，需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科学、真正合理，并能充分激发每个人创造性的教育体制，只有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学生才会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选择和选择的能力。要达到这种美好的境界，需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科学、真正合理，并充满人文关怀的高等教育招生体制，只有在这样的招生体制下，“志愿”才能回归真实，才能真正体现本人意愿。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目前有的学校开始允许学生跨系、跨专业选修课程;有的学校开始实行双学位制，允许学生在学习一个专业的同时学习一个新的专业。有的学校开始打破壁垒，允许少数学生转系、换专业。这些措施在专业的壁垒上凿开了一条缝，在专业的鸿沟上搭起了一座座可以通行的便桥，给一些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更广阔的学习空间、更自由的学习环境，给那些有意或无意报错了“志愿”的学生，提供了改正“志愿”的机会。   

    但是，面对近40%学非所爱、希望调换专业的大学生群体，这种改革目前仍是有限的，这种改革的步子仍是迟缓的。在许多大学，专业之间的流动、院校之间的流动仍步履维艰;转系、改换专业仍困难重重。即使是在一些已有松动的学校，受名额限制，因经济原因，大部分有此愿望的学生仍望门兴叹，难以如愿。   

    因为学非所爱，学习便成了一种负累，因而变得索然无味。然而，这并不是一些大学生逃出或想逃出大学的惟一原因。记得那天小路骑自行车到报社来找我时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之所以愿意见我，是因为我是第一个关注到他们这个群体的记者。当他说出“我们这个群体”时，我心里曾暗暗吃惊，我一直以为逃出大学的小路只是一个个别案例。可是当我走进大学校园，走近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群体，我发现，这些经历了炼狱般的苦难好不容易挤过独木桥的大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并没有胜利者的喜悦，许多人心里充满了失望和迷茫。   

    我缺乏灵魂上的导游者，我们的大学教育者从来就没有被赋予灵魂导游者的使命无意间，我读到了一位大学生的自述。自述者是2000年从某著名高等院校计算机系毕业的许知远———   

    我对于1995年的9月印象深刻。那是个不太炎热的秋天，19岁的我背着一个破烂军挎书包在第三教学楼里乱窜。这时候，我刚刚成为不可一世的大一新生。因为第一个月没有安排正式课程，于是，我开始在三教里寻找消遣。我无比怀念那时候自己拥有的勇气和热忱。我常常是上课时间在楼道里逡巡，一双拖鞋和我左摇右晃的身体完美地搭配着。我会一个教室挨一个教室地观察授课教师的样子，让人满意，我就会摇摇晃晃地推门进去，直挺挺地坐下来开始听课。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听了十几门课程，其中涉及了文学、历史、政治、法律、计算机，甚至还有一门有机化学。当然，大多数课我都没有听完，我常常是在把凳子坐热之前就离开。这些课程，让我生硬地知道了一些名词，听到了一些朦胧的概念……   

    我怀疑，这一个月耗尽了我对上课的所有热忱。因为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上课只给我带来了无休止的厌倦与疲惫。我和宿舍里的同学们，积极去抢占教室的最后一排位置，然后通过睡眠与交流色情笑话熬过漫长的50分钟。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干脆逃避上课。我总觉得，讲台上那个正说话的人，与我缺乏关联，他讲的东西只是为了帮助我通过考试，获得某项资格证书。   

    一种致命的平庸与现实感死死地围困着我，周围的同学要么疯狂地学习，努力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生;要么就终日无所事事，通过玩电脑游戏消磨时光;还有一少部分乐此不疲地加入以舞厅与录像厅为核心的社交场所……   

    快结束大学生活的时候，我阅读到阿兰?布鲁姆的一段话，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认为，作为老师，他得到的最大奉承，是他最欣赏的一个学生在游历意大利时寄给他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你不但是一个政治哲学教授，而且还是导游。”阿兰感慨道:“作为一个教育者，没有什么比这能更好地表达我的动机。他认为我已经给他的所见所闻作好了准备，然后他可以独立地思考了……在我们的时代，教育应该去发现学生们渴望完美的任何东西，重建一种知识体系，能让他们自发地去追求完美。”   

    这段略嫌口罗唆的话精确地说明了我厌倦的原因———我缺乏灵魂上的导游者。我回忆起入学的第一个月，如果说得夸张与抽象一点，那应该是颗充满稚气的灵魂在三教里游荡，它本能地在寻找着一些东西，它渴望与某些目标发生亲近。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执著地在三教里游荡的一个主要原因，源于对大学的幻觉。   

    对于样子懵懂的19岁少年来讲，前方的道路光明却无序。他希望在这充满分岔的路口寻到一条归属自己双脚的路。而在此之前，我阅读到的一切书籍都向我暗示，大学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有许多充满智慧的长者，向你传达他们积累多年的经验，帮助你辨明方向。他们可以激发出你的热情，激活你的心智。我怀疑，我不知疲倦地在三教里乱窜，正是出于这一本能性的渴望。   

    可是，我渴望寻找方向的灵魂遭受了粗暴的冷遇。我的老师似乎更习惯于让我的大脑塞入各种公式数据或者理论，他们没有热情或者没有能力赋予这些公式数据理论以意义，更糟糕的是，他们似乎压根看不出台下那群头发乱蓬蓬、满脸一触即发的热情的家伙们，是一颗颗灵魂，而这些灵魂是如此渴望被引入某种奇特的旅行之中……   

    我不知道阿兰?布鲁姆是如何去充当这个灵魂的导游者的。但是后来，我读到一本有关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德勒的书。这位教授的授课方式是这样的，他每周布置一本经典著作让学生阅读，在下周的课堂上，将就这本书展开讨论。每个学生都必须阐述其独特的观点，而艾德勒像一位窥视者一样，深入每一个发言者的内心世界，逼迫它进行更深入地思考，诱导他进入一个更宽广的空间。于是，每一次讨论都演化成了一次心智上的格斗。   

    这是一种怎样的高峰体验。我甚至可以猜想出，那些与我年纪相仿的家伙，如何在课堂上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气急败坏，时而不知所云的模样。但正是在这过程中，他们最大限度地探索了这种可能，让自己的思维在不断撞击中成熟起来。这也正是阿兰?布鲁姆所说的让   

    他们获得思考的能力。当然，我并非奢望每一位老师都能具有艾德勒的这种能力。但是，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我们的大学教育者从来就没有被赋予灵魂导游者的使命，他们更多地从事的是知识的灌输者。于是，一届届的学生茫然走进大学校园，然后更加茫然地走出大学校园;在进入大学时，他们怀着某种渴望，走出校园时，却带着深深的失望。   

    我无法忘记我第一次进入大学时的奇特，南门那两排黑压压的树给我扑面而来的压抑感。那是一个有着小雨的天气，在通往南门的那条主干道上，我看到一片红旗招展，上面写着各个系的名字。我看到一群和我一样茫然多于兴奋的孩子，他们来自全国各个角落，正在有点慌乱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队伍。我置身在喧闹的人群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恍惚感，这种恍惚感甚至在整整一周之后还没有消除，它让我睡在六个人一间的拥挤的宿舍里有点不适应。   

    然后，我就被人流带到了教室，令人厌恶的课程不由分说地拥挤到我面前，看着我周围的同学每天定时去上自习，钻研四级的考试，显然他们已经把中学生活带到了这里。我们的课程表里除了数学就是物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是否现在的生活就已经是我向往已久的大学了。这里似乎并没有孕育着某种伟大的情感，也没给我带来特别的兴奋。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7)

    英国著名教育学家怀特海说:“在中学阶段，学生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面望去。”   

    可是走进大学的我们，仍然在伏案学习，因为没有人扶我们站起来，我们既没有站起来   

    的能力，更没有眺望的能力。我们过早地就经历了专业的折磨。从高中起，大多数学校已经实行文理分科，在思想成之前，我们的视野就被局限在狭窄的一块小天地上。在进入大学之前，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了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目标是什么，许多人在父母与老师的“帮助”下，选择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专业。进入大学以后，我们的课程仍按照文理科被严密地切分开了。在大学里，文科生与理科生被显而易见地区分着，即使在纯文科或纯理科之内，也很容易察觉到那条深深的鸿沟。除了英语，本科生之间几乎缺乏任何共同的科目。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说:“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晓的小小世界之外还存在着更为广阔的天地，亲自领略它的乐趣，充分汲取知识的营养，以支撑自己去征服那片注定要穿越的知识荒漠。”   

    可是，我们从来就缺少这种意识，也从来没有人引导过我们。从小学到中学，我忙于如何成为一个大学生。而进了大学，我又在忙于应付各种课程，或者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材。我的课程里缺乏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我们的人生意义先是被强行地与空洞的目的联系在一起，当这种大而空的话变成一种谁都明了的滑稽之后，我们就变得茫然无措甚至玩世不恭。   

    在大学教育中，我们的灵魂是被忽视的，大学缺少基本的人文精神。它已经沦为一种技术教育和工具教育，一些针对就业开展的训练。许知远的自述，强烈地震撼了我。因为他就读的那所大学是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地方，它曾是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曾是中国百年“民主与良心”，曾是思想最活跃、最能畅所欲言的地方。他的自述是一个学子对“大学是什么”的一种质疑，一种追问。“大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蔡元培先生曾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   

    可是在许知远的笔下，今天的大学校园，却缺少灵魂的导游者。这位学子也许是失望之极，又写了一篇《乏味的大学》:我走在世纪末的校园里，呼吸着北京日渐污浊的空气，痛楚地看着我身旁那些和当年的孔庆东们一样年轻的生命已经不再“好玩”。一位师姐曾经感慨道:现在的校园不比从前，放眼一望，学子们个个山清水秀，走在一起分不出赵钱孙李，很像是批量生产出来的，花色品种变也变不到哪里去……大学越来越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同样的产品，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的同时，我们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分数、出国、赚钱，现在的学生的道路似乎被限制到如此狭窄。他们日益繁忙，却不知道为何繁忙，我们过多地把大学看成一个学习知识的地方，死亡的知识拥挤着我们充满活力的心灵。大学也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学习机构，我们在这里寻找到生存的技巧而不是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以我们越来越被要求去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保持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让自己有趣味。趣味需要的是自由，而这种自由和趣味又可以增加个人本身的抵御力……大学本来应该成为发挥个人独特性的场所，在这里，年轻但是充满激情活力的生命不会遭受太多的损害。读牛津剑桥大学的校园文章常令人心驰神往……剑桥大学的莘莘学子以对待科学研究同等认真的精神来玩耍，甚至是胡闹、放肆的程度。科研圣殿三一学院的门楼上，站着创建者亨利八世的雕像，左手托球，右手握节杖。50年代在一次学院的晚会上，闹疯了的学生大概为抒发对亨利八世曾砍掉剑桥大学校长费雪脑袋一事的愤慨，想出了一个荒唐无比的恶作剧:竟然爬上了“伟大之门”把皇帝老子的节杖扔掉，换上一截破椅子的木腿。从此，满脸庄严的万岁爷便拿着破椅子的木腿站着，一站就是几十年。   

    这种自由甚至疯狂的氛围其实是每一所推崇“独立健全人格”的大学的共识。但是这种气氛在目前的中国大学极度欠缺。“现在的校园气氛一点也不好玩，学生都挺傻的。”一位外校的大学生在闲聊中说道。在他的记忆中，9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越来越像中学生，除了脸上稚气未脱，在思维上也呈现出幼稚的倾向。功利主义的盛行使得校园日益变得枯燥，物化的需求和各种压力冲淡了学生本来应该“务虚”的青春。没有理想，不会胡闹，不会浪漫，在这个最应该放肆的年纪，我们的心灵却自觉地禁锢起来，生命力的活跃是大于任何实用知识的掌握的，因为我们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或许我真的就该纵情声色之中，就如拜伦勋爵多年前在剑桥的荒唐一样。   

    刚刚走出大学的许知远，回望身后，有许多感慨，有许多惆怅。在这种感慨和惆怅中，他追问和思考着:那个19岁时背着书包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见教室就钻，见课就听的年轻人，为什么会丧失上课的热情?那个希望在充满分岔的路口寻到一条归属自己双脚的路的年轻人，对大学的幻想是怎样破灭的?他的追问和思考不仅仅是对某一所大学的，更多的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追问和思考。

一份来自校园的调查也许能说明这种追问和思考的重要性。据这份调查指出，在大学校园里，已出现了一群“逃课族”，大学生逃课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经调查统计，基础课逃课率在25%以上，专业课逃课率在20%左右，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公共课的逃课率在50%以上。   

    大学生费尽心机逃课，到底都去了哪里?据调查者在部分高校调查的结果:47%的同学在图书馆自习，16%的同学在上网，11%的同学在忙着找工作，20%的同学在外兼职。而真正因为贪玩贪睡逃课的同学只占6%。   

    好不容易走进大学校园，本应该珍惜时光好好学习的大学生为什么要逃课?   

    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同学都抱怨老师上课的内容和形式太死板，课堂气氛沉闷，学生就像抄笔记的机器。   

    有的说:“老师上课内容太老套，很多课只要考前背背笔记就搞定了，所以，不如多花点时间看自己喜欢的书。”有的说:“本以为到了大学，上课会有趣一些，结果很让人失望，还不如自学。”   

    在调查中还发现，教材陈旧也是大学生逃课的原因。大学课本大多是80年代的产物。如现行的《古代汉语》是1981年4月第2版、1998年4月第27次印刷;《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是1984年3月第1版，1998年5月第17次印刷。而大学里选用的计算机教程更是跟不上计算机日新月异的发展。虽然有部分高校已开始引进国外最新原版教材，但能学习这种教材的大学生毕竟仍是少数。   

    在逃课的大学生中，还有一类人是“缺乏灵魂的导游者”。一位大学教授指出:“在现行教育体制中，应试教育仍占据主导地位，升学是学习的惟一动力。部分学生进大学后，没有了原来的支撑点，新的目标又没有确定。在这个空档里，他们学习松懈，没有寄托，不知何去何从。”   

    因为没有“灵魂的导游”，他们找不到方向，没有学习目标，没有学习激情，便成为了逃课一族。   

    每天都跟大学生打交道的杨东平，说他在与一些大学生的交谈中发现，不少学生走进大学后都有类似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在重点大学的学生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且越是优秀的学生，这种失落感越强烈。他说，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大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过去传统的延续，死记硬背、以考试为中心、读死书、理论脱离实际、教学内容和方法陈旧落后等现象十分普遍。而我们长期提倡的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以及国外那种以解决问题为主、鼓励不同见解、极具挑战性的研究型学习基本还没有确立。这种工厂化的、大规模培养标准件的人才培养方式，对那些具有创造潜质的优秀学生是一种伤害。在目前高校教学尚未大面积改善的情况下，他认为至少有一件事是可能做到的，这就是:为学生留下更多的时间，给他们自我发展的空间。大学本科教育应该更强调基础性、通用性和综合性。大学之大，原本意味着广博、综合、自由开放，在大学的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学习领域，而不应将学生的知识和视野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专业领域之内。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的名言之一，是告诫新生不要说自己是某某学院的学生。每一个进入哈佛的学生都是哈佛大学的学生。   

    真不好意思，我是研究生   

    一位研究生投书一家报社，标题是《真不好意思，我是研究生》:   

    我一直都不太愿意提起我的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学位。这不是谦虚，是有点儿心虚。我是国家计划内招生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可在实际工作中，我感觉不到自己这个硕士比人家本科生高明到哪里去，虽然学校给我们制订的培养目标是本专业内的高级人才。回想起研究生期间的学习，有很多遗憾。   

    在读研之前，我对自己的研究生生活满怀憧憬:即将就读的学校和学科在国内很有名气，拥有一流的专家学者队伍;研究生的学习非常自由，我可以大量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拓展知识结构;可以彻底摆脱记笔记、背笔记、考笔记那种学习模式的折磨，跟讨厌的考试、分数说“拜拜”。   

    可是一周的课上下来，我感觉又回到本科时代。按规定，读研的三年里，我们要修满58个学分。可是在这期间，有一个学期要实习，最后一年要做论文找工作，也就是说，大部分学分要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修完，这就意味着我的时间几乎要全部用在上课上。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五十多个学分几乎都是必修课。对这样的培养计划，导师们也意见很大，认为课程太多，学生根本就没有时间读书、做研究。可是意见归意见，想法归想法，培养计划不变。第一门课是公共课。我以为老师会布置一些书目，大家回来自己读书。一上课，发现还是老师讲、学生记的老套路。看着老师在讲台上讲得口干舌燥，同学在下面低着头匆匆记录，与读本科时并无两样，我感觉又回到了本科时代。对专业课我也深深失望。首先，专业课课程设置和本科大量重复，没有拉开差距，连课程的名称都差不多。本科学的是中国新闻史，现在叫新闻史研究;本科时叫新闻编辑学，现在叫新闻编辑学研究。虽然后面加了“研究”，但内容没有多少差别，只不过细化了些。比如，新闻摄影研究，老师讲的还是照相机的结构、成像原理、感光片的种类这些基础知识。中国新闻史研究，老师居然从新闻的起源讲起。且不说我这种专业出身的，就是那些跨专业学习的同学经过入学考试，对这些内容也已经烂熟于胸。   

    不但如此，授课内容陈旧、老化，跟社会现实几乎没什么关系。人类已进入21世纪，闻传播业已进入一个巨变的时代，可是学的课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课程还在重复那些讲了几十年的东西。新闻评论学研究，关注的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政论家和他们的作品，时代背景、作品风格、写作特点、主题思想不厌其烦。梁启超的评论确实写得漂亮，我们应该有了解，可是花大量的时间去总结、记忆他的作品有什么特点、是什么风格，有多大的实际价值呢?更何况，这些知识在新闻史的课堂上，在任何一本研究梁启超的著作里都有论述。这种重复学习又有多大必要呢?新闻评论和时代是紧密联系的，为什么我们不去研究一下当代新闻评论新的发展趋势和其承担的功能呢?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8)

   现在连中小学都提倡研究性学习，我们的大多数课却还是以老师讲授为主。有一门课主要是介绍名记者和他们的报道作品，按说，这门课完全可以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记者进行研究，然后互相交流心得和成果，再一起研讨，既锻炼大家的科研能力，又有思维的碰撞和交流。可是，这门课的教授方式还是老师介绍、学生记录，考试考笔记。   

    这种课听起来不但乏味而且收获甚少。到了第二学期，逃课的同学越来越多。大家各忙各的，“出国派”时间用在考托考G上，“实践派”整天忙着在外面兼职打工，既锻炼实践能力，又解决生活费用。少数立志搞学术研究的同学，精力也没放在课堂上，而是转移到了图书馆。我开始失望，我问自己，读研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仅是为了一纸文凭，浪费这三年的时光值不值得?   

    导师是什么，导师应该是引导我们走进学术研究之门的人，应该是经常能给学生以指导的人，应该是经常与学生进行学术讨论、学术切磋的人。可实际上，又有多少人能从导师那里得到切实的指导呢?且不说导师自身的研究水平和能力如何，导师有没有时间和学生交流探讨都成问题。我的大学同学晓寒，在读研究生的三年里，和导师的每一次交流都是逢年过节在饭桌上进行的。晓寒的导师带了一群研究生，自己又有行政职务，根本就无暇顾及每个学生。有时候在外面遇见学生，拍着学生的肩膀连声说“你好，你好”，却叫不上名字。   

    我有幸遇到了一位认真严谨的导师，还不时地抽查我的读书笔记，或是要我汇报生活和学习情况。不过，他老人家也经常感慨:“哎，事情太多了，没有多少时间管你，主要靠你自己学。想当年，我带你大师兄时，每两个星期就要谈一次话。”最近，打电话问候导师，导师抱怨说，他现在带的学生比我那时多了一倍，“到毕业的时候，连每个人的论文认真看一遍的时间都不够”。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招生人数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可是研究风气淡薄，研究生的思考能力普遍下降，却已是不争的事实。   

    按照培养计划，每个学年我们都要写一篇学年论文，这是培养科研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可据我所知，我们班有一半同学的学年论文都不了了之。我恰好当时帮老师做了两个课题，最后就当做了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应该是检验学生是否达到培养目标的重要依据之一。   

    可是现在，毕业生论文大都是粗制滥造之作，既无新的创见，又无学术价值。我一位师姐关于第四媒体的硕士论文被答辩委员评价甚高。你知道她用多长时间写的吗?一个星期。她一直忙着联系出国，哪有时间专注于论文，她是在网上找的资料，“再找一个巧妙的角度，把材料组织好”。   

    这位师姐说，“答辩委员都是我导师亲自请的，能为难我吗?”她还说，“他们都不太了解因特网。”   

    那时，我对师姐的话半信半疑。直到自己走过一遍后，才知道，硕士论文，真的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   

    到了研三，大家忙着出国、忙着找工作，论文只能凑合。在校图书馆，我查阅了不少学长的论文，有的水平真不敢恭维，简直就是资料的堆砌，有些连错别字都没有改过来。尽管如此，绝大部分论文都能顺利通过。没有哪位导师会卡自己的学生。论文的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一般都由导师选定;答辩时，答辩委员们也会提一些问题、挑一些毛病，但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同意授予某某同学硕士学位”。在外面等候的导师也就进来表示感谢，然后大家共赴学生准备好的宴席，皆大欢喜。   

    说实话，我们也想好好做一篇论文，毕竟是对自己三年研究生学习生活的总结，可确实身不由己。我的论文着手比较早，开始也下了一些功夫。研三暑假一开学，我就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也做了一些调研。但一个半月之后，随着校园招聘会的开张，我就踏上了求职路，论文只好暂时放下。12月份，在导师的催促下，草草列了一个提纲，做了开题报告，但元旦前后正是招聘高峰，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应付大大小小的招聘考试上，论文再次搁置。   

    春节之后，工作还没有着落，只好一边参加各种考试，一边写论文，直到四月中旬才把论文初稿交上去。这在我们班还算是比较早的，有位同学五月份才动笔，论文的质量可想而知。   

    回想我的研究生生活，要说一点收获都没有也不客观，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还是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自认为和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距离很远。我有自知之明，反正我不是什么高级专业人才。   

    读了这位研究生的信，人们不能不追问:大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给予学生的应该是什么?无庸置疑，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但它应该是富有想像力地传授知识，而决不应该是批发知识的场所。大学给予学生的应该是能激发人创造力的知识，而决不应该是陈旧知识的拷贝。正是由于缺少这种富有想像力地传授知识的环境与氛围，大学成了令许多年轻人失望的地方。他们怀着热望走进大学，潜心地寻找理想并时刻准备实现它，但是他们从教师那里得不到多少有益的启示，于是，他们中有的人感到理想的缥缈和希望的破灭以致无所适从，有的人则随波逐流、玩世不恭。   

    有人尖锐地抨击目下大学生是“有智商，没有智慧;有前途，没有壮志;有雄心，没有烈胆;有文化，没有教养;有知识，没有思想;有眼光，没有见识”。而“硕士不硕，博士不博”，也似乎不足为怪。   

    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硕士学位本身已不再是学术有造诣的标志，而仅仅意味着能过上一种收益可观的生活。这无疑是高等教育的退化和悲哀。   

    今天，不难看到，在一群又一群应试高手和创新低能儿被批量生产出来的同时，大学教育所固有的理念和初衷也正在遭到破坏。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博士生，他们又有几人能无愧地说“我是合格的毕业生”?也许，他们谁都不想这样混日子，谁都不想做一个腹中空空的人。但是为什么大学校园里会弥漫着这种浮躁、浅近、轻飘的学风?为什么偌大的校园难以放下几张平静的书桌?   

    那位学新闻的研究生羞于自己是研究生，一位刚走出大学校园的理工科学生却羞愧自己所受到的大学教育。

他说:“我的大学是一所理工大学，尽管校方在介绍里称之为综合性大学，事实上是，我们除了应付考试，文、史、哲、经、法的书籍一概拒之门外。大学‘重理工轻人文’的程度远超过我的想像，而且从校方到学生似乎也没人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回想我四年的大学生活，实在令我惭愧得无地自容。每一天都在愚蠢地打发时间:背烂了的英语单词一个也没记住，寒冷的夜里无休止地自习却依旧什么也不懂。身边的人更使我打不起精神来。几乎没有人读过《唐诗三百首》，也不曾读过诸子的任何一家，尽管他们都有很高的GPA;没有人看过《莎士比亚戏剧》，也没有人看完过《悲惨世界》，尽管他们的‘寄托’（GRE，TORFL）都考了很高分;没有人看过《资本论》的一页，也没有人读完只短短几十页的《共产党宣言》;没有人倾心于安娜的高贵和反叛，也没有人为玛格丽特黯然神伤。我羞愧我所受到的大学教育:它不是塑造灵魂的教育，年轻的心根本无处探索闯荡，更谈不上具备独立的人格自由地观察世界、思考世界。我只是被当做流水线上的一个产品而整齐地按统一规格打造。年轻的头脑毫无例外地被圈禁直到麻木，丧失激情。我终会离开我的大学，而同样的事情还在发生，同样的悲剧还在继续。”当明白不能学到多少真本事时，他们走出了校园   

    每个星期，易民都要去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上两天班。他像那些上班族一样，一大早就起来，匆匆赶到车站去挤公共汽车。易民是某大学在读研究生，学的是会计专业，他上班的地方在亚运村附近。这种半工半读的生活，他是从研二上学期开始的。易民的本科是在东北一所大学念的，学的也是会计专业。毕业那年，易民本打算找份工作，可是心里却有点虚，因为他觉得学了四年，虽然书也读了不少，考试成绩也都说得过去，但对这门专业似乎还是雾里看花，懵懵懂懂。   

    考研的决定是在大四上学期做出的。他说，我不想报考本校，在这所学校呆了四年，我已知道，即使在这里再呆三年也学不到什么东西。那里的学术空气太沉闷，而且那些老师思想陈旧、知识老化。举个例子吧，有一位在专业领域颇有声望的老师，居然连上网查资料都不会，他给我们上课时，拿出的参考书还是80年代的版本。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9)

    易民决定报考北京的一所学校。他认为，北京是中国教育、文化的中心，是专家学者云集的地方，思想一定更活跃，学术空气一定更浓厚，视野也一定更开阔。经过几个月的拼搏，易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北京一所大学，开始了他的研究生生活。   

    可是进校没多久，易民就失望了。研究生的课程与本科生的课程并没有大的差别，没有应该有的梯度;老师还是那样照本宣科地满堂灌，学生还是那样记笔记背笔记考笔记。让易民失望的还有带他的导师。他的导师是在这所学校一直读到博士、后来留校的新秀。按说，这样的导师应该有真学问，有真见识，应该思想活跃有创见。可是易民听他讲课，常常觉得一堂课下来所获甚少。导师上课时，要么是先吹嘘一通最近有哪家哪家公司请他做顾问，他最近又会见了中国经济界或金融界某某名人，或与某某名人一起共进晚餐。要么就是一上来就讲一通经济界或金融界的轶闻趣事，博得满堂笑声。往往讲完这类“课”，一堂课就过去了一多半，接下来的时间基本上是念教材。   

    这一届，导师共带了五名研究生。开学没多久就是国庆节，导师将他们都喊到家里，师母做了一桌色香味美的饭菜，大家围桌而坐。席间，导师对他们说:“最近我接了一个活儿，是编写一本教材，你们一人编写一章，最后交给我，由我来统稿。”   

    “我们行吗?”一位师妹问导师。   

    “怎么不行?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编写了好几本书。资料可以去图书馆或网上找。”   

    易民和他的同学接受了任务后，就泡进了图书馆。他们将有关资料都检索出来，然后复印、剪贴、装订，一本所谓的新教材就编写好了。他们将“书稿”交给了导师。不久，那本书果然出版了，编写者的名字是导师和一位他们不知道的陌生人。易民和几个参加编书的同学每人拿到了300元报酬。   

    按培养计划规定，在校期间，易民他们必须有两篇论文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否则不能拿到学位。研一下学期，易民想写一篇论文，确定题目之前，他很想得到导师的指导。可是他几次打电话给导师，导师都说没空。   

    一天，易民拿着论文提纲终于在教学楼里堵住了导师。导师将他的提纲草草看了看后说:“你要注意两点:论文的角度要巧妙，不要嚼别人嚼过的馍;所引用的资料要新，要去网上找。”说着，导师将提纲塞到他手里匆匆地走了。易民愣愣地站在原地，想想导师说的那两点意见，是没错，是很有道理，但是，那两点意见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说了等于没说，因为他并没有就易民的论文提纲提出任何意见和看法。易民很失望，也很苦恼。他觉得如果这样学下去，到毕业时，除了一张研究生文凭，除了装了一脑袋死知识，很难有能在社会立住脚的真本事。读了研究生，他不但没有成为研究型人才，出去后，恐怕连一般的会计、出纳的事都做不了。   

    易民从即将毕业的师兄师姐们口里得知，他们中有不少人一直悄悄在外面兼职，以锻炼自己的能力，也为将来就业积累资本，因为用人单位一般都比较看重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经历。他还得知，这种在外面兼职的现象，不但他们这个专业有，其他专业也有，研究生中有，本科生中也有。这在校园里已是公开的秘密。   

    一位师兄告诉他说:“如果你去中关村找工作，那里的老板不会问你的成绩怎么样，而会问你会干什么，以成绩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师兄还告诉他说:“大学已越来越成为一种光环，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本事，那个光环很快就会破灭，很快就会消失。”师兄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易民觉得，与其在学校死啃书本，学一些没有多大用处的死知识，还不如走出校园，在实践中学习。   

    在师兄的介绍下，易民去了这家会计师事务所。开始，易民是以实习的身份去的。去了后，也就是跑跑腿、打打杂、接听一下电话什么的，虽然如此，易民却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是一家业务量比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每天工作纷繁复杂，在这里工作不但需要娴熟的业务，更需要有与各种类型客户打交道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学校学不到的。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易民无比惊讶地发现，他们正在学习的一些知识其实已经过时，已经被淘汰，而一些已为社会运用的新知识却迟迟未能进入大学教材，他们不但没学过，有的甚至没听说过。   

    有人作过估计，大学生学完四年课程走出校园时，所学的知识有70%已成为无用的知识。在这个知识大爆炸大裂变的时代，新知识每时每刻都在涌现;新领域一片又一片地被发现，被急速地打开。可是大学的教材却仍熟视无睹地多年不变。一位教育界人士无奈地说，现在学校用什么教材有上面管着，不但有统一的教学大纲，甚至还规定统一的教材，不但教师没有权利更改，连学校也无权自己选择教材。如果想动一动教材，要经过一条漫长的审批之路。   

    可是，这种僵化的大一统，这种麻木不仁的低效率，所付出的代价却是:让成千成万的年轻人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去学习一堆无用的知识。   

    易民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还发现，书本知识只能给人以营养，却不能给人以能力，大学缺少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如果说本科四年主要是学习知识、开阔眼界、打好基础的时期，那么作为研究生，就应该是术业有专攻的时期，应该是具有动手能力的时期。可是易民惭愧地发现，读了一年多研究生课程，他仍只有本科生的眼界，本科生的水平，更别说能力。   

    三个月后，易民结束了“实习”期，成了这家会计师事务所的一名准职员。他说，他现在每周用30%的精力学习他不得不学习的课程，为的是那张文凭，但他却用70%的精力学习和培养自己的能力。他还悄悄告诉我，除了去会计师事务所上班，他偶尔还去给成人大专班讲课，从研二开始，他就经济独立了，不但没找父母要钱，存折上还有了五位数的存款。   

    我问他:“你在外面兼职，上课怎么办?”他一脸坦然地说:“能逃就逃，能混就混，只要考试能拿60分就行。”   

    在大学校园里，像易民这样逃出校园的“打工族”并不在少数。有的人是急功近利，有的人是对学习的厌倦，有的人是想练一练工作能力，有的人是对外面世界的好奇，还有的人是为了寻找一个多样发展的空间。大学生变相逃离校园的现象，也许并不能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学校。在这个充满了诱惑，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浮躁的社会里，年轻的心很容易被校园外的喧嚣吸引，很容易被急功近利的机会诱惑，要守住一张平静的书桌，需要有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平常心，更需要有一种能抵挡种种诱惑的坚毅。但是，大学生变相逃出校园的现象，使我们不能不对目前的高等教育进行反思:学校的教育模式和专业设置是不是太僵化和死板?学习内容是不是太陈旧而缺乏创新?教学方式和方法是不是太落后以至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激情?我们的大学不能不反躬自问:我是否缺少足够的吸引力?我是否给了学生面对社会竞争所需要的能力?我是否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能让他们多样发展的空间?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指出:“由于教材更新速度太慢，学生从课本中学到的知识和实际脱节，这使他们不愿为那些陈旧的知识费功夫，他们更愿意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和社会接触紧跟社会发展，这种取舍是明智的、合理的。”当综合素质已成为用人单位的选择标准时，当社会越来越看重一个人的实际能力时，大学生逃出大学，在校园外学习动手能力、社交能力、创新能力，不能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只有当教育赋予人更强的自我选择、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从而赋予人更多的自由、自主和自尊，才会从根本上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前不久，我从外地出差回来，打开电子信箱，发现了小路母亲发来的邮件:   

    “小路已于9月1日去了巴黎，开始了他的电影学习。你的那篇文章我已看到（指2001年6月13日《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我为何逃出大学》），是小路的同学告诉我的。”小路走了，带着对大学的失望，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留给我们的却是沉重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