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语从句最高级用that:扒着门缝看历史

　　第一部分

　　曹操之骂汉献帝

　　毛泽东喜欢三国，人所尽知。其对三国人物，多有研究，且有主见。比如，对曹操，他一贯主张要给曹操“平反”。据说，毛泽东年轻时十分推崇曹操，并曾与罗章龙(曾任中共领导人)于1918年8月作《过魏都》联诗一首，凭吊曹操，可见其心志。中间的两句，便是毛泽东写的。

　　横槊赋诗意飞扬，

　　自明本志好文章。

　　萧条异代西田墓，

　　铜雀荒伧落夕阳。

　　建国后，毛泽东多次论及曹操。他说，曹操这个人，懂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当然，最有意思的一段，还是曹操骂汉献帝。

　　比如，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召集各大协作区领导开会。他在会上说：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感情会起变化，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毛泽东以这则故事来告诫领导干部千万不要脱离群众。

　　最近，新华网有文章，论及干部子弟的教育培养问题，也提到了曹操骂汉献帝。这段话，据说是毛泽东同当时的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同志说的。毛泽东同志说，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

　　汉献帝，名刘协，字伯和，籍贯不详。生于公元181年，卒于公元234年。公元189年，汉灵帝崩，董卓立陈留王刘协为帝。董卓等人作乱，汉献帝采取以虎驱狼之法，利用曹操保驾却被曹操控制。汉献帝虽不甘为曹操控制，也有公元200年的“衣带诏”事件，以及公元214年欲联合刘备孙权反曹操之举，都因事情败露而致使亲信和宗族百余人丧命。公元220年，汉献帝禅位曹操之子曹丕，被封山阳公。据说，汉献帝在山阳隐居并以卖药和替人医病为生，长达十四年。汉献帝之所以没有作为，究其原因，就是同其从小娇生惯养有关，空有心志，却无治国安邦之能耐。到其任山阳公之时，一切都晚了。

　　其实，“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句话，并非曹操原创。《荀子。哀公》篇就有说法，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寡人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在这段话的后面，荀子借圣人之口，说出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并因此得出著名的“水则载舟，亦能覆舟”的重要论断。晚清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也曾在他的《人间词话》中，评价曾经当过皇帝的诗人李煜先生，说起过“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话。显然，家国天下，要想长治久安，从小的艰苦磨历是相当重要的。

　　因此，中共建政之后，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教诲是铭记在心的。一些干部子弟，其优秀者和佼佼者，无不曾经在最基层最艰苦的地方锻练过。生于深宫之中，却不长于妇人之手。前些时候，看凤凰卫视，曾经看到过一位新任的中央领导同志在陕北农村的务农经历，篇幅虽少，却感人至深，很有感触。一个人的成长，若是一帆风顺，不经历风雨，肯定是有问题的。至少，在毅志、定力、坚韧等方面，会欠些火候。

　　由此想到孟子，他曾经说过一段有名的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

　　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历史告诉我们，国家昌盛，盖因人，即天降大任之人;亦盖因其阅历学识，及其忧患意识也。

　　权臣霍光之祸根(1)

　　前些日子，读张居正，莫名地想到西汉重臣霍光。盖因霍光，也同张居正一样，死后亦遭到无情清算。其后人，惨到连一张吃饭的嘴都没有留下的地步。但凡权臣，其之祸，都是在权高位重之时埋下的。

　　霍光，班固《汉书》说：“字子孟，票骑将军去病弟也”。他是西汉著名将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之弟。其父霍仲孺曾在平阳侯曹襄府中为吏，与平阳侯的侍女私通生下霍去病，后归家娶妻生了霍光。有一点是霍仲孺想不到的。这位卫姓侍女，后来不仅有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妹妹，即卫子夫(汉武帝庞幸封卫皇后)，还有一个弟弟大将军卫青。霍去病则因这层人脉而得汉武帝刘彻赏识。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19年)，霍去病以骠骑将军之职率兵出击匈奴，路过河东，方与其父相认，并为其购买了大片田地房产及奴婢。霍去病得胜还京之时，遂将11岁的弟弟霍光带至京都长安，将其安置于自己帐下。从此，霍光亦飞黄腾达。短短几年，便官至奉车都尉，负责保卫汉武帝的安全。汉书说霍光“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皇帝身边之人，二十余年，居然“未尝有过”，没有任何过失，不简单。伴君如伴虎，可见霍光为官之精到。

　　霍光历经武帝、昭帝、宣帝三朝，权倾一时。不过，汉武一朝，他还是夹着尾巴做人的。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武帝悉心培养的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被逼自杀。汉武帝将幼子刘弗陵立为太子，并将其母钩弋夫人处死，以绝母后专权之患。汉书说：“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刘彻环顾群臣，似乎只有霍光可辅佐刘弗陵。因此，他命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背负周成王的画赐予霍光。其意甚明。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春，汉武帝病死，霍光受遗诏，与金日磾、上官桀等人共同辅佐朝政。从此，霍光掌握了汉朝的最高权力。“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这个“一”字，用之绝炒。

　　霍光当权，自然有政敌。霍光的办法，就是诛杀怠尽。汉书记载，有一个右将军叫王莽(与后来专权的王莽同名)，他有个儿子叫王忽，任侍中。其曾说汉武帝遗诏可能有假，他说：“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遗诏封三子事?”霍光因此深责王莽，逼人家毒死了自己的儿子。当年辅佐昭帝之人，还有上官桀、桑弘羊等人，自然不满霍光一人专权，便联合燕王刘旦密谋“共执退光”。汉书说，昭帝听闻燕王书奏，既“不肯下”，而且“上不听”。似乎想说明，昭帝虽年幼却有主见。但是，昭帝年仅十四，凡事霍光做主，他又能干什么呢?有一句话，昭帝倒也实在：“将军为非，不须校尉”，你霍光要造反，还需要密谋组织吗?连禁军校尉都不需要的。因此，我怀疑，所谓燕王刘旦、上官桀、桑弘羊等人谋反之事，可能是有人罗织出来的。此事的结果，如汉书所说：“光尽诛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盖主皆自杀”。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被诛族，长公主、刘旦亦先后自杀。其结果是“光威震海内”，几乎无人可及了。

　　元平元年，汉昭帝亲政一年即驾崩了。汉昭帝卒时22岁，竟然无嗣。这也是奇怪的事情。野史对昭帝之死，深有怀疑。毕竟，日渐年长的皇上，对霍光肯定是一个巨大威胁。这个皇帝，据记载身材魁伟。他五六岁即“壮大多知”，“武帝常谓类己”，“始冠有八尺二寸”。应该身体不错。《汉书•外戚传》说：“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绔，多其带，后宫莫有进者。”霍光大权在握，甚至管到了皇上的房事。其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外孙女上官皇后“擅宠有子”。《剑桥中国史》说：“年轻的皇帝死时只有22岁，死得可疑;他显然还没有子嗣。他是否流露出什么迹象，致使霍光或其他人希望把他除掉，则不得而知。”昭帝无子，是不是拜霍光之赐?

　　权臣霍光之祸根(2)

　　昭帝崩，既无嗣，当然要另觅新君。汉书说：“武帝六男独有广陵王胥在”。汉武帝六个儿子，只剩广陵王刘胥。但是，这个人，“光内不自安”，霍光不满意。理由也是简单的。“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不过，我以为，霍光真正不安的，仍是刘胥早已成年，将来是不可控制的。于是，霍光便将目光扫向汉武帝的孙子辈了。最终，他锁定刘彻之孙昌邑王刘贺。在霍光看来，刘贺年方十九，又是纨绔子弟，胸无大志，正是他利用控制的对象。可是，这个刘贺，仅仅当了27天的皇帝，又被废了。其原因，汉书里写了一大堆。无非是找女人奸宫女之类，经常从宫外私自买东西进来吃，“常私买鸡豚以食”等等，鸡毛蒜皮之事耳。其实，霍光最不满的，乃是刘贺滥封属下官职之事。这个刘贺，进京之时，带了二百多人来，个个封官许愿。刘贺受玺二十七日，竟发诏封官“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显然，他也是一个敢作敢为之人。这样下去，怎生了得?于是，霍光上奏年仅十五岁的太后，当着百官的面，立即废除皇上。刘贺带进京的二百余人，除两人外，其余皆被诛杀。其权之大，可见一斑。

　　刘贺既废，谁来继位?于是，霍光思来想去，找到一个汉武帝的后代。此人即为卫皇后曾孙、废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当时，刘病已正流落民间。“巫蛊之祸”时，刘病已的祖父、太子刘据和父亲刘进均被杀，年幼的刘病已也被投入牢。后因群臣据理力争，才保住刘病已的性命。刘据案平反之后，刘病已寄居在祖母史良娣娘家。他就是汉宣帝。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即位前受过牢狱之苦的皇帝。汉宣帝即位后，即改名刘询，其理由是“病已”两字太常用，怕臣民避讳不易。霍光荐刘病已，目的也是清楚的。这个皇帝，从小依倚祖母娘家，外戚之中，均为没落士人，将来不会影响其执掌大权。霍光的愿望，依然是想把汉宣帝当作傀儡皇帝。汉宣帝即位之后，霍光夫妇又做了两件不光采的事。汉书均有记载。一是将女儿霍成君嫁给皇上，二是将汉宣帝在民间所娶的皇后许平君毒死了，使他自己的女儿成了皇后。

　　有一点，霍光至少是看走眼了。汉宣帝饱受磨难，又深知民间疾苦。他显然是一个有抱负、也有城府的皇帝。汉书说：“光自后元秉持万机，及上即位，乃归政。上廉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汉宣帝处处表现出对霍光的敬重，不擅权不用权。尽管是装出来的。霍光去世之时，汉宣帝还“车驾自临问光病，上为之涕泣”，掉了不少的眼泪。他知道，皇帝报仇，十年也不晚。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汉宣帝即宣布亲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逐步开始剥夺霍家人的政治权力。此时的霍光一脉，在朝廷已盘根错节，势力强大。汉书云：“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甚为形象。汉宣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削弱霍光家族军权。他任命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大司马，霍光侄孙霍山为尚书，削其实权。最关键的环节，就是将“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亲信”，换成了自己的人。第二步，则下诏封原皇后许氏所生之子刘奭(shì)为太子。

　　这一切，自然令霍家人坐立不安。霍禹、霍山等人，甚为恐惧。汉书记载，他们梦见“井水溢流庭下”，“灶居树上”，家里老鼠“暴多”，与人相触，以尾画地，“鸮数鸣殿前树上”，“第门自坏”，等等。显然，都是凶象。于是，霍氏决定冒险。汉书说：“谋令太后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邓广汉承太后制引斩之，因废天子而立禹”。这是说，他们想让霍皇后下毒酒，毒死汉宣帝，然后由霍禹做皇帝。然而，此时的汉宣帝早已羽冀丰满、成竹在胸了。公元前65年，汉宣帝一举将霍家及其余党一网打尽。汉书说“禹要斩，显及诸女昆弟皆弃市。唯独霍后废处昭台宫，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可怜霍氏一族，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活口。霍光的老婆儿子被腰斩后，甚至还被弃尸街头，唯一活下的人，是霍皇后，在冷宫终其一生。霍氏一家，真正算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直到汉成帝之时，霍氏家族才得以抚慰。汉成帝刘骜时，仅仅为霍氏一家所置的坟头便有百余处，并“吏卒奉词焉”。霍氏一脉，毕竟为汉家天下立有汗马功劳，也算是皇恩浩荡了。

　　史书有云：“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霍光威震四海、自以为光宗耀祖之时，也给霍家埋下了祸根。这也是定数。另有史家评价：“骄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

　　唉!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当亲情遭遇政治(1)

　　俗话说：虎父无犬子。不过，也有例外。明朝开国功臣，李文忠英勇盖世，他的儿子李景隆却实在不咋样。比起徐达之子徐辉祖，无论气节、还是英武，都差远了。

　　李文忠(1339-1384)，明朝开国元勋。明史有《李文忠传》，不妨抄录：“李文忠，字思本，小字保儿，盱眙人，太祖姊子也。年十二而母死，父贞携之转侧乱军中，濒死者数矣。逾二年乃谒太祖于滁阳。太祖见保儿，喜甚，抚以为子，令从己姓。”这就是说，李文忠是朱元璋姐姐的孩子，外甥也。后被朱元璋收为养子。据说，当年李文忠在战乱之中浪迹两年，终于在滁阳见到了舅舅，悲喜交加，抱头痛哭。从此之后，李文忠随朱元璋征战南北，屡立战功。其地位，恐怕只在徐达、常遇春之下，最后被封为曹国公。

　　关于李文忠其人，史书口碑极好。称其好学问、通韬略、交儒士、严治军、临阵奋勇，战功卓著。明史说：“文忠器量沉宏，人莫测其际”，还说其“临阵踔厉历风发，遇大敌益壮”。最为突出的是，李文忠可能是朱元璋手下大将中唯一读过书的人。“颇好学问，常师事金华范祖干、胡翰，通晓经义，为诗歌雄骏可观”。说他文武双全，恐不为过。李文忠还是一位忠厚儒雅之人。也许，他是朱元璋外甥兼养子，身份特殊，因此是敢于向皇帝老爸直言的。史书说，他曾劝过朱元璋几件事。比如，朱元璋攻占应天(南京)之后，曾以“军兴不给，增民田租”，李文忠曾“请之”，最后“得减额”。

　　但是，他没有想到，即使是外甥，说到朱元璋的痛处，也是会有麻烦的。史书说，李文忠“劝帝少诛戮”。众所周知，朱元璋杀功臣，天下无出其右者。李文忠既有学问，也是正直之人。他对朱元璋的作派，亦是十分不满的。他在被释兵权之后，在家闲赋待客，曾对人议及此事。朱元璋耳目众多，岂能不知?心中不爽，是肯定的。后来，李文忠又在上谏中提及此事，朱元璋当然相当愤怒。明史说“以是积忤旨，不免谴责”。李文忠万万想不到，朱元璋本就是一个六亲不认之人。他的生命，也就活到头了。明史说：“十六年冬遂得疾。帝亲临视，使淮安侯华中护医药。明年三月卒，年四十六。帝疑中毒之，贬中爵，放其家属于建昌卫，诸医并妻子皆斩”。这段记载，令人生疑。李文忠生病，朱元璋派淮安候华中“护医药”，病没有看好，短短几个月李文忠就去世了。这位淮安候华中(注：他老爸也是被朱元璋杀掉的功臣之一)也够倒霉的，不仅全家被贬流放了，连替李文忠看病的医生及其家人，也一并被朱元璋杀光了。因此，史界历来有怀疑，李文忠就是被朱元璋毒死的。毕竟，李文忠是外甥兼养子，朱元璋在处置方式上，不得不有所顾忌。

　　其实，朱元璋对这个外甥一直有戒心。李文忠既有武功之才，也有文治之象。在他看来，一个功臣武夫，已够麻烦了。李文忠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他有声望，还特别“宽仁爱民”，得到拥戴，这还了得吗?李文忠兼管国子监，他自己有文化，身边有一批文化人，一旦蓄势得志，至少朱元璋的儿子孙子是玩不过他的。最可恨的是，李文忠在家闲居，居然还广蓄门客，“家故多客”。一个退休在家之人，养门客干什么?待到天下人都感激爱戴李文忠了，朱明王朝岂不要改姓了?因此，朱元璋杀李文忠，肯定是迟早的事情了。

　　当亲情遭遇政治(2)

　　李文忠死后，被追封岐阳王，配享太庙。他的儿子李景隆继承爵位。不过，这个儿子，显然是个不成器的家伙。对李景隆其人，明史有一段话，甚有意思：“长身，眉目疏秀，顾盼伟然。每朝会，进止雍容甚都，太祖数目属之”。显然，这是一个白面书生，外表甚为英俊潇洒，连朱元璋见了，都不免要多看上几眼。李景隆于洪武十九年(1386年)正式袭爵，官至左军都督府事、太子太傅。然而，此人实际是一个大草包。

　　建文帝即位之后，李景隆甚受信任。在朱允炆看来，名将之后，自然会有遗传的。燕王朱棣起兵造反，长兴侯耿炳文与燕兵作战失利，建文帝便封其为大将军，率几十万大军与燕兵交战。对此，朱棣很高兴。他曾对手下人说：“李九江，纨绮少年耳，易与也”。意思是说，此人太好对付了。果然，不懂兵法，又妄自尊大的李景隆，指挥无方，且在关键时刻弃营逃跑，致使明军大败。黄子澄、方孝孺等人“请诛之以谢天下”，建文帝竟然不允。更糟糕的是，待到朱棣兵临南京城下，建文帝仍然没有醒悟。居然还让李景隆和谷王朱橞同守城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李景隆不仅没有守住，反而干脆打开城门，迎其四表叔朱棣进城了。可惜的是，遥想当年，朱元璋将外姓功臣几乎统统杀完了，连个像样的可用之人都没有给孙儿建文帝留下。“蜀中无大将”，李景隆之辈，只好拿来用了。朱元璋地下有知，不知该作何感想?!

　　朱棣夺位之初，对李景隆还算关照。比如，“授景隆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增岁禄千石”，“朝廷有大事，景隆犹以班首主议，诸功臣咸不平”，可谓风光一时。毕竟，朱棣还算念亲情，以及他的“开门揖客”之功。不过，朱棣毕竟比建文帝眼光要准一些。他知道，李景隆这个人，显然是用不得的。更何况，建文一朝为官之人，他朱棣杀了多少啊。这些人，统统该杀，一个也留不得的。

　　明永乐二年，周王朱橚首先跳出来告发李景隆受赂。这个周王，显然有点报私恨的味道。当年建文帝削蕃，就是派李景隆查办的周王，并将其流放至“烟瘴之地”。同时，也有刑部尚书郑赐等人劾其包藏祸心、蓄养亡命、谋为不轨。朱棣明白，若就此查处，恐天下人有说辞，自有不便。不过，一旦机会来了，朱棣也像他老爸朱元璋一样，是决不手软的。

　　明史说：“已(事过不久)，成国公朱能、吏部尚书蹇义与文武群臣，廷劾景隆及弟增枝逆谋有状，六科给事中张信等复劾之”。朱棣立即“诏削勋号，绝朝请”。不过，还给他留了点面子，“以公归第”。可是，又没过多久，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复言：“景隆在家，坐受阍人伏谒如君臣礼，大不道;增枝(李景隆弟)多立庄田，蓄僮仆无虑千百，意叵测。”这些问题，都是属于礼数方面的错误，比如，让仆人行君臣之礼，他的弟弟也不过多了点田地，多养了点人。说白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朱棣借题发挥了，“夺景隆爵，并增枝及妻子数十人锢私第，没其财产”，将他们的财产没收了，一家老小统统关了禁闭。

　　有意思的是，这个李景隆直到此时，才有了一点“气节”。他居然在家里绝食了。或许，他是气坏了。在他看来，他对明成祖朱棣是有贡献的，当年若不是我打开了城门，你四表叔可以登上皇位吗?时至今日，你怎么可以如此待我??他当然想不通。不过，这个所谓的绝食，绝了“旬日”都没有死。“旬日”，至少也有十来天吧。那个时候可不兴打针吊水的玩艺儿，想必他也不想真死吧。上吊抹脖子，都是随便之举，何致绝食呢?唯一的原因，就是李景隆还有念想，泣念四表叔动恻隐之心。这个李景隆，一直活到了永乐末年，才在幽禁中去世。

　　李氏父子，不管是虎是犬，似乎都看不懂一件事：亲情一旦遭遇政治，便是毫无价值的。以亲情自恃，更加危险。

　　“糊涂”立命之汤和(1)

　　明朝洪武年间，做官可能是“高危行业”。

　　历经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明朝被杀官员多达三万余人。洪武开国功臣，几乎被一网打尽了。徐达、常遇春等人，若非早死，恐怕也难逃灭门之灾。然而，也有一个名人，位至信国公，一生富贵，亦一生谨慎，最后得以“功名终”。这个人叫汤和。

　　汤和(1326-1395年)，字鼎臣，濠州(今安徽凤阳)人。《明史》《汤和传》说;“与太祖同里闬”。这个“闬”(读HAN)字的意思是“门”，这里则指里巷之门。也就是说，汤和同朱元璋不仅是同乡，而且在一条小街上长大。汤和“幼有奇志，嬉戏尝习骑射，部勒群儿，及长，身长七尺，倜傥多计略”。这段话，至少说明几层意思：一是汤和从小有抱负;二是善骑射、会武功;三是有领袖欲，是个“孩子王”;四是高大英俊且有智有谋。显然，这是一个不同凡响之人。

　　据说，汤和还是明太祖朱元璋先生参加农民革命的引路人。郭子兴起事之时，胸有大志的汤和已“帅壮士十余人归之”，他因作战勇敢而得升一小官，“以功授千户”。此时的朱元璋，仍然呆在皇觉寺里当小和尚。汤和念及旧情，曾写信给他的“发小”朱元璋，请他出来共谋义举、同享富贵。然而，《明史》之中，却没有提及此事。《太祖本纪》只记载了朱元璋“卜神”之事：“太祖时年二十四，谋避兵，卜于神，去留皆不吉，乃曰：‘得毋当举大事乎?’卜之吉，大喜，遂以闰三月甲戌朔入濠见子兴”。意思是说，那年，朱元璋正在皇觉寺，思量去他乡躲避战乱。于是，他在菩萨像面前占卜。可是，去和留的卦相皆不吉利。怎么办?朱元璋自言自语：“难道是要我干一件大事吗?”于是再卜，结果是大吉签。当晚，朱元璋便投奔了郭子兴的起义军，“子兴奇其状貌，留为亲兵”，朱元璋从此发迹。呵呵，这样的描写，无非是想说明，朱元璋参加农民革命，完全是自觉的哦。

　　不过，史料之中，还是留下许多有意思的细节。比如，《汤和传》记载：“从取和州。时诸将多太祖等夷，莫肯为下。和长太祖三岁，独奉约束甚谨，太祖甚悦之”。朱元璋受郭子兴重视，其原因仅仅是“奇其状貌”也。看来，郭子兴也是一个会看相的人，他后来居然还将自己的养女嫁给了朱元璋(即马皇后)。但是，诸将根本不服。唯有这个汤和，自有先见之明，似乎早已看出这个家伙将来是要做皇帝的料儿，“独奉约束甚谨”。朱元璋自然十分高兴。对汤和的诸多好感，估计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从此，汤和鞍前马后，为朱明天下汗马一生。以汤和之功，位列徐达常遇春之后，功莫大焉。对这位功盖一时、且资格最老的大功臣，朱元璋怎么就放下一百个心了呢?史书说他为人低调、小心谨慎等等。也有人说这是性格决定的，他不贪功、不图利、识相知趣等等。但是，这些说法都不准确。依我之见，汤和之善终，盖因其做人的大智慧。

　　其实，汤和是何等聪明之人。他从小有雄壮志，也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洪武一朝，功臣纷纷被诛杀，特别是胡惟庸案发，牵连无数，令汤和前胸冷后心凉。他知道，朱元璋的最大心病，乃功臣手中所握之权。于是，他做出重大决定，主动辞官，回家养老。明史记载说：“帝(朱元璋)春秋浸高，天下无事，魏国(徐达)、曹国(李文忠)皆前卒，意不欲诸将久典兵，未有以发也”。于是，汤和“以间从容言：‘臣犬马齿长，不堪复任驱策，愿得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帝大悦”。照理说，朱元璋应该有点挽留之意才是。毕竟，既是儿时伙伴，又是“革命引路人”。他的反应是大悦，然后“立赐”，居然立即准奏了，马上在凤阳替他修建府第，予其赏赐。在朱元璋看来，还是汤和小子拎得清。如果满朝功臣，都如汤和一般，还用得着我痛下杀手吗?

　　“糊涂”立命之汤和(2)

　　不过，朱元璋仍然是猜忌心很强的人。洪武一朝，告老还乡之人，依然有人逃不脱被杀的命运。因此，处处尽忠，处处小心，仍然是回家养老的基本原则之一。验校出没，又有谁逃得出朱元璋的视线呢?因此，聪明的汤和，辞官之后，仍然处处约束自己，最终令朱元璋解除了警惕之心。《汤和传》说：“和晚年益为恭慎，入闻国论，一语不敢外泄。媵妾百余，病后悉资遣之。所得赏赐，多分遗乡曲，见布衣时故交遗老，欢如也”。他从不以功臣自居，束缚子孙家奴，遵守法纪，避免授人以柄。对朝廷之事，他也守口如瓶。特别是其“妾百余”，他重病之后，全部给钱遣散回家，所得的朝廷封赏，也分送乡亲。最最重要的一条，据史料记载，汤和回乡之后，信守一条准则：从不结交地方官员和过问政事。他的生活，就是整天喝酒下棋，游山玩水，含饴弄孙，给人一种只贪图安逸、百事一概不问的印象。这一点，朱元璋非常满意。

　　汤和毕生好酒。自古以来，酒可乱性，酒可坏事。史料之中，曾多有记载，说汤和“颇有酒过”。不过，汤和喝酒，虽常有过，但有些事似乎是刻意装出来的。《汤和传》曾记有一事：“守常州时，尝请事于太祖，不得，醉出怨言曰：‘吾镇此城，如坐屋脊，左顾则左，右顾则右。’太祖闻而衔之”。这件事，史家们似乎都是为了印衬汤和之过而写的。殊不知，此时的汤和，脑子清醒得很呢。当时，汤和镇守常州，曾经有事请示朱元璋，没有得到批准，郁闷之中，他照例是要喝酒的，然后说出了这一段怨言。以汤和之功大，何须主动表功之?我是怀疑的。其实，汤和的用意是清楚的。他只是想向朱元璋表明，我汤和不过是一个胸无大志之人，为一点小事，可以酒后胡言，而且酒话中要争的，仅仅是一点点功劳而已。

　　有一个傍证，似乎可以说明问题。常州民间，有个“人口团子”的传说。大抵与此事有关。当年，汤和镇守常州，其时朱元璋诛杀功臣，人心惶惶。大将汤和也感到自危。因此，汤和常常借酒自隐。他往往酒后理政，错杀无辜。汤和的副将为避免错杀，便做了几个假人头，染上血色，每当汤和酒醉发怒要杀人时，便把假人头当堂一献。汤和醉眼惺忪，掀鬓大笑，第二天便把事情全忘了。即使看到他要杀的人，也无事一般。因此，其副将暗暗传令，家家都用米粉做几个假人头，以防被汤和错杀，保人口平安，因此称“人口团子”，并流传为过年的习俗之一。汤和之所为，想证明什么?无非是想说明，他是一个酒鬼，是一个糊涂之人耳。

　　对汤和之醉酒，朱元璋是不是看透?恐不好推断。不过，朱元璋乐得顺水推舟。当年论功行赏之时，他还将汤和之过拿出来说事儿，居然找碴，故意贬其功。其他的人，封为公爵，汤和只得了个侯。“伐蜀还，面数其逗挠罪”。数年之后，汤和被封为信国公，朱元璋还不忘此事，历数其过失，并将其镌刻在免死铁券之上。这种做法，上海话叫“牵头皮”。其实，朱元璋此举也是做给其他人看的。以汤和功劳之大，我朱某尚且可以如此，况乎他人乎?汤和怎么办呢?他更聪明，“顿首谢”，一付战战兢兢、自我反省的样子。汤和和朱元璋一块长大，多年共事，知之深恐无出其右者。但是，既然看透了，汤和还决不能让朱元璋有所洞察，糊涂就要糊涂透顶，这才是最高的境界，可见其心智之高了。汤和告老之后，曾应朱元璋之请，重新出山在东南沿海“备倭”，共筑卫城计59处，使“倭寇多年不敢轻犯”。他在此期间，汤和为官，亦在地方之上留下诸多名声。但是，事情一完，他即回家，决不恋栈。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初一，汤和上朝给朱元璋拜年，突得急症，不能言语。洪武二十七年，汤和病重，估计是好不了。此时，朱元璋听闻之后，自然感慨万千。明史说：“帝思见之，诏以安车入觐，手拊摩之，与叙里闬故旧及兵兴艰难事甚悉。和不能对，稽首而已。帝为流涕。”朱元璋命人将汤和送到南京，手执汤和而抚摸之，不禁谈起儿时的情景，以及兴兵起事时候的艰难之处。此时的汤和，早已不能说话，只是点头。“糊涂”了一辈子的汤和，既使有什么肺腑之言，恐怕也说不出来了。其心之痛，只有他自己知道。之前，他的长子汤鼎随沐英入滇平乱不幸战死，其长孙汤晟、曾孙汤瑜皆死;他的老部下颖国公开国功臣傅友德也刚刚被朱元璋赐死，汤和同傅友德可是儿女亲家啊。他还能说什么?!朱元璋也是老泪纵横。儿时伙伴，故旧之人，杀得杀，死得死，只剩下一个汤和了。这份伤感，可以理解。可是，这又是谁人之过呢?!世上之人，似乎都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也是人之天性使然。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八月二十八，汤和死去，享年七十。朱元璋追封其为东瓯王，谥襄武，埋葬在凤阳曹山(今属蚌埠市龙湖公园)。汤和墓面对龙子河、背负曹山峰，水光山色，交相辉映，是一个好风水的地方。观汤和一生，总算以其智慧，以糊涂人生，换得了一个好归宿。

　　徐达忠则子孙福乎?(1)

　　读《明史》《徐达传》，有一句话，颇费思量。“洪武诸功臣，惟达子孙有二公，分居两京”。此句字面，当好理解。当年协助朱元璋打下大明天下的诸功臣，只有大将军徐达的子孙，承袭魏国公和定国公。其他的功臣，大抵都是被朱元璋杀的杀了、贬的贬了。其后人，当然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因此，有人说，朱明王朝恩泽徐达子孙，盖因徐达之忠也。

　　徐达忠则子孙福乎?我不敢苛同。

　　徐达(1332-1385)其人，明史说：“徐达，字天德，濠人，世业农。”濠是指濠州，他是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也就是说，他是朱元璋的同乡。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徐达追随郭子兴造反，结识朱元璋，并在其隶属之下。他为人宽厚，深通兵法，历数十役，战必胜，攻必取，智勇兼备、屡建功勋，是明朝开国首屈一指的最大功臣。但是，徐达为人低调、小心谨慎、常以忠心待主，绝无居功自傲之心。

　　明史记载，朱元璋对徐达，可说是极其信任、亲近倍至，经常“赐休沐，宴见欢饮，有布衣兄弟称，而达愈恭慎”。朱元璋曾说，“徐兄功大，未有宁居，可赐以旧邸。”他甚至还将他住过的旧邸赐给徐达。但是，徐达坚决不要，“达固辞”。还有一次，朱元璋与徐达一块饮酒。好酒量的徐达被刻意灌醉，他居然盖着皇上的被子倒头睡着了。待到醒来，徐达大惊失色，“惊趋下阶，俯伏呼死罪”。显然，朱元璋是在有意试探徐达的忠诚。看到徐达的表现，朱元璋当然龙颜大悦，“表其坊曰‘大功’”。徐达是大将军，可说是威风凛凛，但在朱元璋面前，他已到了“恭谨如不能言”的地步，似乎连话都不会说了。

　　观野史，甚至还有“胜棋楼”的故事传世。足见徐达之忠心。有一次，朱元璋召见徐达下棋，并要求徐达不能让棋，认真对弈。据说，这盘棋从早晨一直下到中午，仍然未分胜负。待到终盘之时，徐达突然不再落子。朱元璋错谔：“将军为何迟疑不前?”徐达乃跪倒在地，答曰：“请皇上细看全局。”朱元璋这才发现，棋盘上的黑子已被摆成“万岁”二字。朱元璋大为高兴，便将此楼、以及莫愁湖花园一并赐予徐达。这就是“胜棋楼”的来历。

　　众所周知，大明开国之后，朱元璋对诸多功臣怀有强烈之戒心。那些从小与他一起长大的大臣们，大都居功自傲，甚至极为放肆。再说，太子朱标生性柔弱，据说颇有“唐虞之风”、“不嗜杀戮”。朱元璋最担心之处，当然是太子朱标将来镇不住这些叔叔伯伯辈的人。因此，朱元璋自坐上皇位之后，就已暗下杀心，决定替儿子“清理门户”，以保大明江山稳固如山。大明的功臣，几乎全被他杀光了。连李善长、刘伯温等人，后来均难逃厄运。唯有徐达，却让他始终下不了决心。因为，徐达的表现太好了，让他几乎没有什么借口。坊间传说的“功臣楼”事件，朱元璋显然对徐达网开一面了。朱元璋曾评价徐达：“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

　　然而，徐达依然是莫名地去世了。明史记载相当简单：“达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达长子辉祖赍敕往劳，寻召还。明年二月，病笃，遂卒，年五十四。”民间有朱元璋赐徐达烧鹅的说法。这一点，似可信，但无依据。徐达背生毒苍是事实，朱元璋赐死之意，却是后人想像的。徐达英年早逝，后人当然是要浮想连翩的。以朱元璋的无赖为人，这是不奇怪的。徐达去世，朱元璋甚为悲痛，明史说：“帝为辍朝，临丧悲恸不已。追封中山王，谥武宁，赠三世皆王爵。赐葬钟山之阴，御制神道碑文。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一。”

　　徐达忠则子孙福乎?(2)

　　以徐达之功，大明王朝当然要厚待徐达之后的。徐达共有四子三女，四子即辉祖、添福、膺绪、增寿。其女也分别嫁朱家人，或成皇后，或成王妃。他的长女甚至成了明成祖朱棣的皇后。但是，他的两位封候晋公之子，却根本没有好下场。这两个人，均圈入建文初年的“靖难之乱”。一个因忠诚而被囚致死，一个则因亲情而被杀。

　　他的大儿子徐辉祖，承袭魏国公。明史说其“长八尺五寸，有才气”，颇有其父风采，也是一位对大明王朝忠心耿耿的人。朱元璋之孙建文帝朱允炆继位之后，因削藩而引发燕王朱棣造反。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靖难”。明史有简单记载：“王将起兵，高煦方留京师，窃其善马而逃。辉祖大惊，遣人追之，不及，乃以闻，遂见亲信。”这段故事，其实是曲折的。话说建文帝削周王、齐王、湘王、岷王、代王等藩，便将矛头指而燕王。以燕王性格，自然不从，便决定起兵造反。但是，朱棣起兵之时，也用了缓兵之计。他听从谋士言，遣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同往南京请安，“以为礼”，可使朝廷不疑。朱棣的儿子们到了京师，便有人进谏，建议将燕王之子拘为人质。“拘留三子，亦与拘留燕王无异”。然而，建文帝毕竟年轻，缺乏政治经验。他的回答是：“拘留非礼”，“无罪而拘留之，则燕王之举兵有辞矣”。

　　然而，徐辉祖不认同。尽管，燕王之子，论亲情，还是他的外甥。他们三人进京，也住在舅舅徐辉祖府中。徐辉祖特别担心的，是燕王次子朱高煦。他认为此人“勇悍无赖”，便密奏建文帝：“燕王久蓄异志，今遣三子来，实天夺其魂。陛下留而剪除之，一武士力耳;若纵归国，必贻后患。”他还说，次子朱高煦“勇而且悍，异日不独叛君，抑且叛父”。这话说得太绝了。预言此人不仅会反皇帝，还会反他父亲的。徐辉祖甚至建议，若要放回朱棣之子，也必须留下次子朱高煦，“可剪燕王之一臂。”但是，建文帝踌躇不决，最终还是决定“旨着三子还国”，下决心要放他们回去了。这个朱高煦更是生性狡猾，他听闻消息，居然盗了舅舅徐辉祖的一匹良马，“假说入朝”，掉头一路绝尘，跑了。徐辉祖着人想追，也追不回来了。

　　燕王起事之后，徐辉祖也奉旨出征。他有智有勇，曾“师援山东，败燕兵于齐眉山，燕人大惧”。燕王率军渡江，徐辉祖亦“引兵力战”。建文帝兵败，朱棣进占南京，徐辉祖仍保气节，“独守父祠弗迎”。他呆在徐达王府里，拒不出迎。这个父祠，就是南京秦淮河边的白鹭洲，在印月桥西南堍处，史称徐太傅园、徐中山园、也叫东园。当年徐达的王府。这个地方，我曾去过。后人曾在此地建徐辉祖雕像，以示纪念。朱棣当上永乐皇帝，自然火冒三丈。可是，要杀他也不易。其一朱棣的皇后是徐辉祖的妹妹，其二，朱元璋曾颁给徐家免死铁卷。朱棣无奈，只好把徐辉祖终身监禁于此，五年后去世。明史说：“成祖大怒，削爵幽之私第。永乐五年卒”，一代名将徐辉祖至此再未走出白鹭洲。徐辉祖的长子徐钦虽袭承了爵位，永乐十九年则因故触怒朱棣而被“罢为民”。看来，朱棣是一个记仇的人。

　　徐达的小儿子徐增寿官至左都督，也圈入“靖难之乱”。他至少做错了两件事。第一是给朱高煦通风报信，直接导致其逃遁。第二，在建文帝面前，力保燕王朱棣，竭力主张放朱棣三个儿子归国。当建文帝征询他的意见时，徐增寿竟然顿首说：“燕王先帝同气，富贵已极，何故反!”显然，这个徐增寿是特别念亲情的。自己姐夫、自己外甥，他当然是要力保的。但是，燕王毕竟还是反了。待朱棣渡过长江，兵临南京城下之时，建文帝当然要拿徐增寿兴师问罪。明史记载说：“帝召增寿诘之，不对，手剑斩之殿庑下”。徐增寿当然是哑口无言，建文帝气极，竟当场拨剑将其杀了。徐达特别渴望其增寿的小儿子，竟然命断皇宫，也是他万万想不到的。朱棣攻入皇宫之时，徐增寿的尸体仍横在殿上。他曾抚尸痛哭。徐增寿因此被明成祖朱棣“追封武阳侯”、“封定国公”。他的儿子徐景昌嗣袭爵位，但是徐景昌后来也因为“骄纵”而被“夺冠服岁禄”。

　　由此看来，什么友情、亲情、感情，碰上不讲人情的政治角力，都是苍白无力的。只可叹，徐达英雄盖世，四个儿子，长子徐辉祖、四子徐增寿，死于非命。他的次子徐添福也早早夭折。仅有三子徐膺绪曾授尚宝司卿、中军都督佥事、世袭指挥使等职，得以善终。仅此而论，朱明王朝岂敢称恩泽于徐达后人乎?

　　徐达死后，葬于今南京市太平门外板仓村。至今其墓仍在，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墓碑也是明朝诸功臣中最大的，碑文亦由朱元璋亲撰。此碑奇特之处，仍是碑文中竟然有标点(即句读)，堪为罕见。朱元璋曾评价徐达：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

　　然而，墓独大有何用?口碑又有何益?

　　刘伯温烧饼歌做人诀

　　这些天，中央电视台8套正播连续剧《传奇皇帝朱元璋》。剧中，有关刘伯温的描写，充斥其间。因此，常有朋友问及刘基其人其事。历史人物之中，我对刘伯温颇有好感，其思想品行，亦深有感悟。学界称其“千古之人豪”，毫不为过。

　　小时候，读《古文观止》，名篇《卖柑者言》，便出自刘伯温笔下。文章记录了一位杭州“卖柑者”，说他“善藏柑”的经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亦成为一句传世的经典名言。同时收录的刘伯温文章，尚有《司马季主论卜》，其思想和才华，亦可见诸文字之间了。

　　刘伯温(1311-1375年)，名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刘基不出名，刘伯温则名满天下。

　　刘伯温自幼聪颖，天赋极高。从小好学深思，熟读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此外，其对天文、地理、兵法、术数潜心研究。他记忆力好，读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文笔精彩，非同凡俗。14岁学读《春秋》，17岁师从名士郑复初。元统元年(1339年)，考取进士，进入仕途，但先后辞官，回青田隐居。1360年，朱元璋两次邀请隐居青田的刘伯温出山。刘伯温深思熟虑，决定辅助朱元璋，并提出“时务十八策“。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大明王朝，改元“洪武”。刘伯温作为开国元勋，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刘伯温料事如神，深知“伴君如伴虎”，因此毅然选择激流勇退，于洪武四年(1371年)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洪武六年(1373年)，政敌胡惟庸指使别人诬告刘伯温，朱元璋听信诬告(其实，这只是史家说法，对刘基其人朱元璋本来就是不放心的)并剥夺其封禄。刘伯温非常惶恐，亲自回南京向朱元璋谢罪，并滞留南京不敢回，终于一病不起。洪武八年(1375年)，刘伯温因病回家，不久忧愤而死，终年65岁，谥为“文成”。刘伯温是一位谋略大师，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文人，流传于世的有《郁离子》10卷和《诚意伯文集》20卷。刘伯温死后，葬于浙江青田武阳夏山。1780年，胡惟庸垮台之后，朱元璋为刘伯温平了反，并赐刘氏家族金书铁券。

　　刘伯温曾被称为“活神仙”，他能“前晓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其中，有关《烧饼歌》，更被后人津津乐道。据说，刘伯温的《烧饼歌》，是一首甚为准确的预言。1368年的一天，朱元璋在内殿吃烧饼，只咬了一口，更听到内监报刘伯温进见。朱元璋想测试刘基，于是便以碗盖着只咬了一口的烧饼，问伯温：“先生心明数理，可知碗中是何物件?”伯温掐指一算，对曰：“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朱元璋哈哈大笑。于是，引发了朱元璋与刘伯温的一段诗话。这个刘伯温，不仅预言了明清两朝的兴替，还说到了公元2000年后的中华民族之运势。据说，他成功预测了其后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综观刘伯温的预言，有一点是还没有应验的。据其之说，1981年1月21日出生的某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80后”吧，他可能是影响当代中国的另一位伟人。此说怎样，也只有刘伯温和老天爷知道了。不过，有一点，我是不怎么明白的。这位老兄，一直将“天机不可预泄”挂在嘴边，居然嘴无遮拦，不慎将天机泄了出来了呢?!

　　刘伯温还明事理、善做人。比如，他强调修德隐退。他说，胜天下之道在德;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宏不能使人安;得民心者得天下。他还说过很多的警句名言。比如：

　　善扑火者不迎其烟，善防水者不当其急。

　　鱼无定止，渊深则归;鸟无定栖，林茂则赴。

　　士有悍妇，则良友不至;国有妒臣，则贤士不留。

　　海纳污然后成其大，君纳众然后保其荣。

　　愚人畏病而常病，智士防危而不危。

　　以杀止杀，圣人之不得已;以暴易暴，悍夫之无所成。

　　刘伯温深知朱元璋“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一退再退，最后连回家隐退都不敢了，干脆退到了朱元璋的脚下，以求自保。他对做人的道理，曾有过著名的“做人诀”，也算是至理名言。

　　刘伯温的“人有四戒”，极富人生哲理。

　　勿夸夸其谈;

　　勿好为人师;

　　勿轻言人短;

　　勿斤斤计较。

　　至今读来，仍然精辟至致。做人真要做到这个境界，亦实为不易。这个做人要诀，我是常常对照检讨的，却仍深感欠缺，应当多多努力才是。

　　解缙之死(1)

　　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改造我们的学习》。在文中，毛泽东引用了一个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毛泽东以此批评那些“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人。

　　这个著名的楹联，出自明代著名大学者、《永乐大典》总编纂解缙先生笔下。这个楹联，足以说明解缙文才之不凡。然而，也正因为这个楹联，最后令其死于非命。读史于兹，不免痛心疾首。当文人遭遇小人，则注定是一场人生的最大悲剧。

　　关于解缙，正史多有记载，野史亦有说法。解缙生于1369年，卒于1415年。明史有《解缙传》，说其“字大绅，吉水人”。“缙幼颖敏，洪武二十一年举进士。授中书庶吉士，甚见爱重，常侍帝前”。这段文字，说明解缙自幼颖敏绝伦。据说，解缙5岁，父教之书，能应口成诵;7岁能著文，赋诗有老成语;10岁，日诵数千言，终身不忘;12岁，尽读四书五经，贯穿其义理。洪武二十年(1387年)参加江西乡试，名列榜首(解元);次年，赴京会试列第七，与其兄解纶、妹夫黄金华同登进士，选为庶吉士。解缙初人仕时，常侍朱元璋左右，以致于太祖皇帝曾说过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足见解缙出道之早，以及其受器重之程度。

　　然而，古往今来，文人做官，既不可认死理，也切不可恃才，更不可自傲。解缙之错，亦在此。不过，“当年明月”先生似乎对解缙是不恭的。读过他的畅销书的人，也可能会有一个错觉，解缙似乎就是一个喜欢政治投机之人。这一点，我不认同。评价解缙，史学界有四句话是公认的，即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为人耿直，刚正不阿。这似乎才是确切的，这也决定了他一生之坎坷。

　　照理说，解缙侍奉太祖，“义则君臣，恩犹父子”。这层关系，似乎可以飞黄腾达。然而，实话实说，解缙文才出众，做官却是不够老练的。朱元璋说“知无不言”，他居然也信了。这说明他年轻气盛，却有点幼稚。于是，他给太祖皇帝上了一个万言书，慷慨陈词。这篇东西，明史《解缙传》有“转摘”，通读之下，言辞显然是有诸多不敬的。不久，解缙又写了《太平十策》，再次向朱元璋陈述其治国之策。朱元璋的反应是什么呢?“帝称其才”。呵呵，居然是肯定的。但是，这样的文章，这样的辞句，以朱元璋之为人，他居然会高兴，似不足信。不久之后，朱元璋便借口一件小事，责备解缙“散自怒”，将其贬为江西道监察御史，将他从身边赶走了。或许，解缙应该引起警惕了。然而，解缙又干了几件傻事。比如，他居然替郎中王国用捉刀上疏，为韩国公李善长辩冤。这种文章，朱元璋一眼就能看出来。朱元璋滥杀功臣，及致杀李善长，自有其政治心计于胸，岂容你解缙说三道四?于是，朱元璋将解缙之父召进京，说“大器晚成，若以尔子归，益令进。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一句话，将22岁的解缙打发回家了。也够狠的，一批就是十年的“长假”。

　　倘若说，解缙回江西吉水老家，专心闭门著述，说不定其人生轨迹将重写。然而，解缙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文人。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解缙以进京吊丧为名，重返京城，居然就呆在那里不走了。他的目的是明显的：伺机重出江湖。在他看来，以才报国，一展所长，当是人生理想。但是，建文帝对解缙并不太欣赏，加之有人进谗言，说解缙“诏旨，且母丧未葬，父年90，不当舍以行。”古人重孝，这种事，大致属于不孝之为。建文帝便将解缙外放到河州去了(今甘肃兰州附近〉。若不是时任礼部侍郎的董伦为解缙说情，解缙估计也就呆在大西北了，他的才华，也可能埋没在漫天黄沙之中了。建文四年，解缙才被召回京师，任翰林待诏。人生所得所失，都是辩证的，没有好坏之说。

　　因此，“靖难”之初，解缙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朱棣一边。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登基。解缙即受重用。据说，朱棣知道解缙，也是从当年的万言书开始的。重其文才，是朱棣的主要用意。朱棣擢解缙为翰林待读，并与黄淮、杨士奇等进文渊阁参预机务。朱棣派给解缙的第一件事，就是总裁《太祖实录》。这个东西，对朱棣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关于他的身世(如其是否马皇后所生)、以及关于太祖皇帝对其之评价，对他这个篡位之人，显然太重要了。其后，解缙又奉命编撰《永乐大典》，“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最终使其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编纂最早、规模最大、内容最广的一部百科全书。这一时期，实乃解缙人生的辉煌之时。朱棣对解缙的信任，也无以复加。他曾对大臣们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

　　解缙之死(2)

　　明史说“缙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里洞达”。这是他一惯的风格。然而，他也有“善称之不容口”，“无顾忌”。在为官老成、奉事低调等方面，他比同朝为官的杨士奇等人，似乎要差远了。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解缙之败，一般而言，败在立储之事。他持礼数而直言，因而得罪了汉王朱高煦，“遂致败”。当年，朱棣在立长子朱高炽和次子朱高煦为太子的问题上，左右为难。其内心，是喜欢朱高煦的。长子朱高炽形象差，脚又不好，而朱高煦则相反，英武强壮，且有政治手腕。然而，解缙看人还是准的。他认为，朱高炽仁厚，而朱高煦毒辣。这一点，当年朱氏兄弟的舅舅徐达之子徐辉祖也是有评价的。在徐辉祖看来，这个朱高煦，将来连老子也是要反的。这一点，他算是说对了。解缙对朱棣说了两句话，最终决定了长子朱高炽的太子地位。他对朱棣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又说“好圣孙”(你的长孙更好)。自古以来，立长立嫡，是为正统。解缙之举，都是一个臣子的本份。但有人以此推断，说他在太子身上赌博，似乎是欠公允的。这就是解缙的历史功绩，他促使朱棣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也才有了后来明朝的“仁宣之治”。不可否认，朱高炽和他的儿子，都是公认的好皇帝。

　　史书评价，汉王朱高煦本是一个无赖之徒。他若要损人害人，估计谁也逃不了。“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缙”。梁子就此结下。朱高煦对解缙之恨，无以复加。于是，他拿出看家本领，诬陷迫害解缙。有两件事，被朱高煦拿来说事。一是所谓的“泄禁中语”。解缙是内阁之人，自然知道许多事，而皇帝最忌的事情，就是将枢密之事外泄给别人。这种事，就是放在今天，也是犯忌的。党委组织讨论之事，倘若私下外泄，也是违纪之举。但是，朱高煦所说解缙所泄之事，似乎是与他无干的。二是所谓的“廷试读卷不公”。解缙曾主持两次会试，一次是永乐二年，一次是永乐四年。说其读卷不公，永乐二年的会试，似乎还有点谱。因为那一年，解缙选拔的状元榜眼探花，都是江西人。但是，这些人都是人才，这也叫举贤不避“近。”但是，说他永乐四年的读卷不公，则似乎没有什么依据。野史有一种解释，说那一次会试，曾有“天火烧贡院”。由于雷电引起火灾，烧毁了考试场所，把考生的试卷给烧掉了。但是，这也与读卷不公没有关系的。然而，坏话说得多了，朱棣的耳朵也就信了。解缙因此被谪“广西布政司参议”，人都快走了，又有人进谗言，朱棣便将其目的地，干脆改为交阯(今越南)，越送越远了。

　　倘若事情到此为止，解缙似乎还是有出头之日的。毕竟，太子朱高炽对解缙是赏识的。那个在太子身边工作的杨溥，不就是在锦衣卫狱里被关了十年吗?后来他居然熬到朱高炽登基，终于云开日出。可是，解缙却没有这种机会。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奉命进京奏事。可是，待他赶到北京，朱棣已亲率大军远征漠北了。皇帝不在，解缙自然就去朝见正在留守监国的皇太子朱高炽。这种事，于公于私，都是很正常的。皇帝不在，向监国报告，理所当然。再说了，依太子与解缙的交情，仅从文人相交的角度，去他家里走一走，看看“老领导”，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朱高煦却据此向朱棣告状，说解缙“私觐太子”，“无人臣礼”。朱棣归国，正好碰上一件事，滋生对太子不满，便借题发挥，命锦衣卫将解缙从越南抓回，扔进了大牢。

　　解缙之死(3)

　　解缙在大牢里呆了五年。但是，他却没有杨溥幸运。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位叫纪纲的锦衣卫头子。这个人，解缙也是得罪过的。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对子，就是解缙讥讽纪纲的名句：“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他还曾经讥讽纪纲纳妾，有打油诗一首：“一名大乔二小乔，三寸金莲四寸腰，买得五六七包粉，打扮八九十分妖”。纪纲，山东临邑宿安人，自幼习武，最善骑马射箭，武艺超群，他也读过点书。说他一点墨水都没有，也是冤枉的。他是当年朱棣造反之时自愿投军效命的。从此，纪纲在朱棣帐下任亲兵，而且救过主人的命。朱棣登基之后，纪纲就当了锦衣卫的都指挥佥事。纪纲其人，桀骜不训，诡计多端，权焰熏天，害人无数。因此，正直的解缙，曾经数度弹劾纪纲。现在，解缙落在纪纲手里，其结局可想而知了。当然，这个纪纲，后来也没有什么好下场，其人权势过重，得意忘形，终遭凌迟处死，也是罪有应得。

　　明史说，“十三年，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据说，这年正月十三，纪纲向朱棣呈报锦衣卫狱在押人员名单，朱棣看了之后随口问了一句：“解缙还活着哪?”纪纲随之心领神会。看这段历史，一般都以为，杀解缙实乃朱棣之圣意。但是，有些问题，大家想过没有。当年锦衣卫大牢，关了很多人。要送上去给皇帝看，估计也是厚厚的一摞子。为什么朱棣单单说了解缙之名呢?这里，无非是一种情况：纪纲送上去的时候，故意将解缙的名册放在了皇上面前，其可能则有二：一是纪纲公报私仇，可能性很强;二是汉王朱高煦指使纪纲所为。因为朱高煦争储之事，正值猖狂之际，他是容不得太子的任何亲近之人的。

　　后面的情形，明史有一句话记载：“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当时的情景，可以想见。纪纲命人请解缙喝酒。他知道，解缙是好酒的。不多时，解缙已经醉了。既已醉了，纪纲便命人用草席把他卷起来，扔到了城外山岗之上。是夜，大雪纷飞，当年的天子重臣、《永乐大典》的总撰官解缙先生活活冻死了，时年四十七岁。大雪埋忠骨，一片赤诚心。可惜了可惜了。

　　曾在网上读到一首悼念解缙的现代诗。题目叫《风雪解缙》，作者杨继晖。有几句诗，读来感人：

　　风舞雪冻

　　庭院深深

　　流水无声的夜

　　我醉了

　　卧在无边的死寂里……

　　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之后，曾拿着解缙当年所疏示臣子，他说：“人言缙狂，观所论列，皆有定见，不狂也。”《解缙传》亦有一句结论式的话：“后高煦以叛诛。安南数反，置吏未久，复弃去。悉如缙言。”解缙当年所说之事，都不幸言中了。

　　解缙死后，初葬于江西吉水县仁寿乡(距今县城北4公里处)。嘉靖年间，当时的知县罗黄裳因担心河岸坍塌危及解缙墓，遂下令将解缙墓迁移至县城东门外的东山亭。如今，这个地方为江西吉水县气象局的大院一偶。但是，这位历史名人之墓，虽说是省级重点保护文物，但已年久失修，杂草丛生，墓碑之字已斑驳难辩，令人感慨不已。

　　第二部分

　　方孝孺“骨鲠”之余(1)

　　夜读方孝孺，心情是沉痛的，也是复杂的。

　　几百年来，后人对方孝孺的评价是极高的。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称其“天地正气”;黄宗羲说他是“有明诸儒之首”;胡适说他是“为殉道之了不起的人物”;郭沫若则说他“骨鲠千秋”。观方孝孺一生，其可敬可叹之处甚多，我也崇敬万分。然而，其“骨鲠之士”美名之余，亦透出儒学之士的迂腐和固执。

　　方孝孺(1357-1402)，明史有传。其说：“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孝孺幼警敏，双眸炯炯，读书日盈寸。长从宋濂学，濂门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孝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他是浙江宁海人，明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他师从“开国文臣之首”的翰林学士宋濂，是最优秀的学生，深受器重。他从小聪慧过人，六岁能诗，十三岁善作文，千言立就。他很小的时候，每日读书超过一寸厚，且“日坐一室不出门庭，理趣会于心，虽钟鼓鸣、风雨作不觉也”，人奇其才。

　　方孝孺之才能，直到洪武十五年(1382年)经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推荐之后，才引起朱元璋的注意。据史料说，他当时应征至京，在奉天门奉旨作《灵芝》、《甘露》二诗，甚合朱元璋之意。赐宴之时，朱元璋有意叫人“欹斜几具，试其为人”，结果方孝孺“正之而后坐”。朱元璋对其端庄举止和渊博学问，甚为满意，便有“日后辅佐子孙之意”，并“厚礼遣回乡”。此后十年，方孝孺在家读书立说。方孝孺后因人争讼受牵连，官府籍其家，械押至京问罪。此时，还是朱元璋救了他，他在名录中见到方孝孺的名字，“特名释放”，后又被举荐，任建文帝的重要谋臣，明史说：“凡国家大事，(建文帝)常命孝孺就坐前批答”。呵呵，好在朱元璋还一个好记性。否则，那里又有方孝孺在建文一朝的辉煌，又何来其被“株十族”的下场?人生之祸福，真说不清。

　　或许，此时的方孝孺是感恩戴德的。然而，依我之见，方孝孺也许是个健忘之人。他对朱姓皇帝们的认识，显然是有问题的。他的父亲方克勤，几年之前，刚刚死于朱元璋的“空印案”株连之中。所谓“空印案”，是指明洪武年间因空白盖印文书而引发的一起著名案件。如此清官能吏，被莫名错杀，方孝孺也是聪慧之人，他难道看不明白?据《中国通史》说，“洪武八年(1375)，有人诬陷方克勤私用仓中炭苇，方克勤因被流戍。翌年，空印案起，方克勤为吏所诬，遭诛”。

　　关于方克勤其人，为官清正廉洁，史书多有记载。洪武四年(1371年)，方克勤受任为济宁知府。方克勤以民生为念，恪尽职守。他认为，民之为乱是苦于徭役、迫于饥寒;治国之道在举贤才、安人心、黜豪强、除暴敛、明教化。当时朝廷有诏，开垦荒地，免税三年。然而，当地官吏征收税却不等到三年的期限，因此，百姓都说皇帝之诏不可信，纷纷弃田离去。方克勤为此与百姓约定，交税的事情一定按三年期限办，并着官吏不得耍奸，如有违反当日罢免。史料还说，方克勤以德治理作为根本，不贪图功利名誉。他曾说：“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此人还“自奉简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一件布衣穿了十几年，不容易啊。同时，方克勤还是一个慈善好心之人，被贬之人，过济宁地界，他都是要接济的。“太祖用法严，士大夫多被谪，过济宁者，克勤辄周恤之”。方克勤之在济宁为官，老百姓争颂其德。然而，这样一位清官能吏，居然因为小人的几句诬陷之词，就被罢官流放了。第二年，“空印案”发，已不在任的方克勤亦受追究，不问青红皂白被朱元璋抓回来杀掉了。当时，“空印案”被称为明洪武年间的四大案件之一，受牵连人数，有说上万人(如吴晗)，亦有说数百者(如翦伯赞)。连方克勤这样的清官都被杀了，估计人数肯定是不少的。我不知道，方孝孺在为其父守孝期间，不知作何感慨?!

　　建文初，方孝孺任翰林侍讲学士，又“值文渊阁”，无疑是建文帝的重要谋臣。朱棣“靖难”之时，方孝孺自然愤慨，“诏檄皆出其手”，以他之文采，写这种文章，一定是非常好看的。但是，他在处理朱棣叛乱的过程中，却有着极大的失误。儒家理学之知识分子遇事犹豫、当断不断的毛病，毕然而现。

　　方孝孺“骨鲠”之余(2)

　　具体来说，有几件事。一是建文元年燕王反叛之初，建文帝以及方孝孺等人，并没有将朱棣放在眼里。以为燕王一隅之兵，要翻天是件天大的难事。善良又有点迂腐的建文帝朱允炆甚至还给手下授了了一道奇特的口谕，不准任何人伤害他的叔叔朱棣，以免让他担上杀叔罪名。正是这道口谕，燕王朱棣在四年的“靖难之役”中，才敢于亲冒矢石，在两军阵前纵横驰骋而毫发不损。联想到建文初年，徐达之子徐辉祖曾力劝建文帝扣压朱棣之子，建文帝十分犹豫，居然没有同意，结果放虎归山，让朱棣可以无所顾忌了。二是方孝孺向建文帝推荐了平叛的统帅，他的好友、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正是这个浑蛋，既打了败仗，又打开金川门迎贼。在此之前，已有人对建文帝说李景隆有异志，但“帝雅信孝孺，遂不复疑，坐成开门之变，盖不免于误国云”(明姜清《姜氏秘史》)。等到最终方孝孺如梦初醒，强烈要求建文帝杀李景隆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了。三是朱棣军渡过长江，南京危在旦夕之时，方孝孺又支了一个最臭的招儿。其时，“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立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眼看南京不保，有人劝说建文帝暂避，毕竟，大半个中国，仍在建文帝控制之下。好汉也不吃眼着亏嘛。可是方孝孺力主守城，以待援兵。他甚至说：“即事不济，当死社稷”，居然要让皇帝以死酬志，可见迂腐之极。结果是陈碹以战舰降燕，李景隆打开了城门，建文帝也在一场大火之后“不知所终”了。

　　于是，后面发生的故事，千秋传颂。力劝国君“当死社稷”的方孝孺，他没有自行了断，朱棣也没有杀他。因为，他的重要谋士姚广孝曾劝说朱棣，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答应了，“成祖颔之”。毕竟，大知识分子，还是要拿来做文章的。于是，朱棣将方孝孺召来，让他起草登基诏书。然而，方孝孺“悲恸声彻殿陛”。朱棣还算客气，亲自下殿，希望安抚一下，结果引出一段千古对话。

　　成祖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他说他想仿效当年周公之举。

　　孝孺曰：“成王安在?”此处喻指建文帝，他人呢?

　　成祖曰：“彼自焚死。”他烧死了。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建文帝不是还有儿子吗?

　　成祖曰：“国赖长君。”国家应该有个成年人来掌管。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建文帝不是还有弟弟吗?也是成年人啊。

　　成祖曰：“此朕家事。”朱棣耍赖了，这是我家里的事。于是，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孝孺投笔于地，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字，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发怒：“汝不顾九族乎?”你不怕诛九族啊?

　　方孝孺奋然作答：“便十族奈我何!”

　　方孝孺“骨鲠”之余(3)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的株连从此而始，“灭十族”，亘古未有。方孝孺的学生朋友亦受牵连，据说，总计有873人被凌迟处死，另有入狱及充军流放者达数千人。

　　史书对朱棣之凶残，多有表述。朱棣恨其嘴硬，叫人将方孝孺嘴角割开，撕至耳根，孝孺血涕纵横，仍喷血痛骂。朱棣最残忍的一招，就是将方孝孺亲朋好友，当其面一一杀戮，方孝孺强忍悲痛，然始终不屈。特别是其胞弟方孝友临刑之时，方孝孺泪如雨下。其弟方孝友显然也是一位骨鲠之士，从容吟诗一首：

　　阿兄何必泪潸潸，

　　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

　　旅魂依旧回家山。

　　方孝孺亦作绝命诗一首：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唯一庆幸的是，方孝孺没有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子女临刑，史书说：“妻郑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经死，二女投秦淮河死”。他们自知躲不过，纷纷自杀了。

　　关于方孝孺之所为，史书正面评价为主。比如，认为方孝孺之所为，乃事关皇位大统和黎庶福祉，他的死，不是殉于一家一姓，也不是愚忠，方孝孺之死，乃是死于维护成宪，维护制度。但是，也有人对其之举颇有微词，明朝钱士升在《皇明表忠记》中就指责方孝孺：“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他的意思，朱棣之杀戮，是被方孝孺激出来的，此说有一定道理。我在想，若南京城破之时，方孝孺自行了断、以死尽忠，恐怕也不会发生“诛十族”的悲剧吧。姚广孝想救方孝孺一命，最终却害了他的“十族”。也许，方孝孺并没有认识到其父亲之死的真实含义。父子两人，终被朱明父子皇帝害之，既是生命遗传，也是皇权的本质。只可惜，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几个是看得清楚的。

　　方孝孺是最后一个死的。八百多人杀完，才轮到方孝孺，他被凌迟处死，其骨骸亦被拆散，并弃之，没有人敢收。他有两个门人，即当年遭朱元璋杀害的德庆侯廖永忠之孙廖庸和廖铭等人，冒险捡其遗骸，葬于聚宝门山上，结果，这兄弟俩也因此丢了性命。远在宁海县城的方氏族人，也有一个叫马子同的人，冒险收集残骸，投于一井中，后人称此井为“义井”。方孝孺的著作也被列为禁书，永乐年间凡藏其书者皆为死罪，但是仍有人冒死藏之，如《侯城集》等，使方孝孺的文章最终得以传世。

　　方孝孺案，待到明仁宗执政时才有所松动。仁宗诏曰：“若方孝孺辈，皆忠臣，诏从宽典”。明神宗时被彻底平反，然而这已是一百多年之后的事情了。“神宗初，有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辉祖，次孝孺云”，可是，方孝孺已无后。不过，方家仍有余烟，即方克勤之弟方克家之子方孝复曾因此前获罪流放而逃过一劫。另外，坊间说法，称方孝孺还留下了直系后裔，如上海《南汇县方孝孺后裔方德宗家族(余氏家族)》和安徽庐江的《方何宗谱》(28卷)等等，但是，证据似乎不足。

　　方孝孺墓现在南京雨花台。明万历年间，汤显祖为其修墓立碑建祠，清李鸿章在两江总督任上又重修，民国期间再重建。不过，屡建屡毁，均遭战火。方孝孺生前多难，死后亦不安定。现存之墓，乃是1999年重修的。“天地正气”四个字，在墓道牌坊之上俯视路人，让人感慨万分。历朝历代，天地之正气，代价似乎也太大了。

　　心中自有王阳明(1)

　　去年到台湾公干，恰好碰上民进党政府“去蒋化”之高潮。蒋公“中正纪念堂”被正名了，门前牌坊的牌匾“大中至正”四字也被拆了。一般理解，“大中至正”包含了蒋介石先生的名讳。但是，这四个字的出处，乃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王守仁先生。

　　然而，当今许多青年人，却不知王守仁先生为何人也?其实，他另有一个名字，叫王阳明，大名鼎鼎。“大中至正”，则源自王阳明当年弟子所撰的师生论学答问《传习录》。该书有此说法：“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人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可见，这四个字，显然是无辜的。但是，台湾的政客，也是能睁眼瞎编的，其“教育部”说，“大中”和“至正”是二位昏庸皇帝之年号，“大中”是唐宣宗的年号，“至正”是元朝亡末代皇帝元顺帝的年号，如此解释，足见其无知的程度。至于陈水扁先生，更绝，他说，“大中至正”是清朝太监李莲英坟前的对联用词，联想之丰富，让人无话可说。

　　关于王阳明，明史有传，即《王守仁传》。在明史诸列传之中，《王守仁传》的篇幅是较长的，亦可见其历史地位。该传有一段概括性的文字，这也是我见过的、最能准确评判王守仁生平的文字。其实，有关王阳明先生的各类记载和评价，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但是，这段文字，或许是最好的，故转摘如下：

　　守仁天姿异敏。年十七谒上饶娄谅，与论朱子格物大指。还家，日端坐，讲读《五经》，不苟言笑。游九华归，筑室阳明洞中。泛滥二氏学，数年无所得。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朱子《集注》、《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云。

　　读毕《王守仁传》，对王守仁先生应有基本了解。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亦有说法称其祖籍为浙江上虞)，生于1472年，卒于1528年。他早年因被权臣刘瑾排挤，被贬谪到贵州龙场驿任一个小小的驿丞。其间，他曾居住于阳明洞，潜心悟学，自称“阳明子”，世称王阳明，并创立了阳明学派，亦称“心学”。其门生后学遍天下，如王艮、徐爱、方献夫、黄绾、王畿、聂豹、罗洪先、何心隐、李贽等人，也影响了明中后期、清代、民国乃至现代的许多人。王阳明学术及历史地位之崇高，似乎是令人惊讶的。比如，有一个说法，中国有三个人可以称为圣人：孔子、王阳明、曾国藩;也有人说，中国历史之中，文人用兵当以三人为最，一是王阳明，一是清代的曾国藩，一是当代的毛泽东。明史曾说：“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且不论这些说法是否准确，但能与孔子、曾国藩、毛泽东等人相提并论，至少说明了王阳明先生声名高隆的历史地位。

　　然而，有一件事，我曾经疑惑不解。王阳明死后数百年，影响巨大、世人敬仰，一直是后人推崇备至的伟大历史人物。从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到维新派主要人物梁启超，国学大师胡适、再到早年的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以及毛泽东，他们对王阳明先生，均十分敬佩。比如，梁启超先生便著有《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陈独秀也写下《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一文，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因受“知行合一”学说影响，毅然改名陶行知，郭沫若先生也是王阳明的崇拜者，著有《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和《王阳明礼赞》等文。另据王元化先生的说法，早年毛泽东的很多思想本来就同王阳明比较接近。他年轻时曾服膺王阳明，或许同他早年师从杨昌济先生有关，“求是”的思想，原本典出王阳明。可是，1949年建国以后，王阳明的光环，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或许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不知王守仁为何人、王阳明有何思想的原因之一。

　　心中自有王阳明(2)

　　王阳明从天上摔到地上，原因何在?

　　其一、王阳明思想的唯心主义色彩。王阳明自创阳明学派，虽说曾有反对者，但大抵都是在学术范围内的讨论。比如，《王守仁传》就说王阳明“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也有权臣(包括后来的名相张居正先生)，将阳明学说当作“邪说”，也只是说说而已。然而，建国之后，阳明学说被界定为主观唯心主议的学说，完全纳入了政治范畴，这就注定了该学说最终被无情批判的地位。

　　所谓的唯心主义问题，一直是半个世纪来批判王阳明的主要理论依据。过去，我们一直以所谓的阶级分析观点，按照两条路线斗争的立场，以唯心和唯物的标准，划分历史人物和思想。这种方式，其实是简单化的做法。凡是唯物的都是好的，凡是唯心的都是坏的，因此，像王阳明这样的大思想家，尽管他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却也一巴掌被打倒了。我对哲学，虽说存有敬畏之心，却向来没有兴趣，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在《传习录》中的一些话，我是读过的，深受启发。比如，“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为子而傲必不孝，为臣而傲必不忠，为父而傲必不慈，为友而傲必不信”，“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心明便是天理”等等，都是做人的大道理，又何错之有呢?可悲的是，在那些年代，我们的头脑里，缺少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诚如王元化先生所说：“你在认识真理以前，首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以达到‘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必须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赞成’，但是这样一来，你所认识的真理，已经带有既定意图的浓厚色彩了。”

　　历史总是对文化人(尤其是文化巨人)开玩笑，一种残酷的政治玩笑，只是这种玩笑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其二，王阳明曾经镇压农民运动。因此，王阳明一直被认为是“刽子手”。读《王守仁传》，我们可以发现，王阳明的军事才能，除了平息宁王判乱之外，他的军事斗争的对象都是造反的农民或者边民。建国以来，我们的历史评价之中，也有一条简单的划分原则，凡是“农民革命”，都是好的，凡是镇压民农运动的，都是坏的，这显然也是一个误区。其过分拔高了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当然也影响了一批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包括后来的曾国藩。有专家说，这是历史研究的荒谬，同时也造成了荒谬历史的产儿，此言极是。于是，我们看到，当年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也杀人如麻，但他们是农民革命者，其罪过也一笔勾销了，但是，王阳明杀人(战争总要死人)，却被记下深深的一笔。尽管，他是奉命平乱，却被定性为阶段的属性和人格污点。其实，据史料记载，王阳明在处理农民暴动问题的时候，还是十分注重策略的，尽量不杀或者少杀，并努力解决善后问题，仍是他的一贯主张。比如，他解决广西少数民族之乱，便未曾动一兵一卒，也没有杀过一人。这一点，亦是无可争辩的。人的功绩，是存乎民众之中的。我们可以去打听历史，王阳明的口碑，历来不错。

　　其三，蒋介石大力推崇王阳明。我们知道，蒋介石一直被定性为“人民公敌”。这个人，居然一生推崇王阳明，因此，王阳明也就注定没有好的名声了。这也符合“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基本价值判断。按当时的推测，蒋介石崇拜王阳明，就是要学习王阳明镇压农民革命的手段和方法，并消灭所谓的“共匪”;他到台湾后更加专注学习王阳明理论，其根本目的也是“反攻大陆”。显然，这种理论推测，也是可笑的。

　　心中自有王阳明(3)

　　蒋公原名瑞元，学名志清，字介石，后改名中正。蒋公改名，是否与王阳明有关，不太清楚。但是，蒋先生一生崇拜王阳明，却是历史事实。说起来，蒋介石的家乡奉化，与王阳明先生的家乡，乃一山之隔，即四明山。今天，我们从奉化驱车去余姚，即可从四明山翻山而过，二小时车程而已。近年来，《蒋中正日记》解密，学者纷纷关注。从蒋公日记看，他大约从三十年代始，已非常推崇王阳明先生，尤其是对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深为敬佩，并提出了他自己的“力学”主张。1949年，蒋介石兵败逃往台湾，不知何故，他对王阳明的研究愈发痴迷。有一件事，流传甚广，是说他改台北草山为阳明山的故事。比较可信的版本，仍是蒋介石当年侍卫赵秉钰先生的回忆。蒋介石原先住高雄寿山，不久转到台北草山，住草山宾馆。据说，蒋介石初上草山之时，曾问身边人，此山叫什么山，身边人说叫草山，蒋介石当即不悦。其实，他是很喜欢草山的，因为这个地方，很像他的家乡奉化。他唯一不满的是草山这个名字，“草山”，似有“落草为寇”之嫌。于是，他决定将草山改名阳明山，并亲书“阳明山”三个大字。他的用意是清楚的，立志仿照当年王守仁先生贬谪贵州龙场的阳明洞悟道之举，期待东山再起。

　　蒋介石不仅自己研究王阳明哲学思想，还叮嘱两个人要多看王阳明的书。一个人是软禁多年的张学良。蒋介石的书信之中，曾要求张学良多多研读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多看他的书，这一点，张学良先生后来亦有所论及。张学良先生毕其后半生，始终都在研究王阳明，他的研究成果、心得笔记，以及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的研究和野史之类的搜集，颇为丰富。这些弥足珍贵的财产，张学良后来都捐给了台湾东海大学的图书馆。另一个人就是蒋经国。比如，1968年4月15日，蒋经国59岁生日之际，蒋介石从日月潭寓所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有意思，特摘录片断如下：

　　经儿：

　　明日为你50晋9诞辰，明年即为花甲之年，因你公忙，未能同在一处相祝，时用怀念。近日在潭上研究陆象山(九渊)与朱晦庵(熹)二先生学术同异之点，尤其对“无极而太极”之说不同之意见，尚未能获得结论，故不敢下断语，然以现在太空探测所得之经验解之，则太空乃无极之说近似也。今观正中书局印行之本首，有重编宋元学案导言，共为15则，约25页，如能先将此阅读研考，则宋代以来之儒学系统，可得其大概。此乃为研究中国文化来源之不可缺者也。余所重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出于陆象山简易之法，教人以发明基本心为始事，此心有立，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所谓“先玄乎其大者”也。吾国王道之行，自不致有今日人类之悲运，而大陆同胞，更无此空前浩劫之遭遇矣。吾人自当急起直追，以补先哲之缺憾，则几矣。特书此以为尔寿也。(见《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

　　读完这封家信，只要有独立思想的人，都不会从中看出任何“反攻大陆”的意思来。

　　如此等等，王阳明被人批判、然后被人遗忘，也是合乎逻辑的事情了。不过，我小的时候，是读过《古文观止》的，其中，收有王守仁先生的三篇文章。这就是《尊经阁记》、《象祠记》、《瘗旅文》，特别是名篇《瘗旅文》，充满激情，一气呵成，如泣如诉，感人至深。撇开其他不说，单说王阳明先生去给那位素不相识的客死他乡的吏目收尸(“念其暴骨无主，将二童子持畚、锸往瘗之”)，亦足见其慈悲为怀之心，他是一个好人，似乎是不容争辩的。王阳明一生“立德、立言、立功”，他将其视为不朽之境界。他显然是做到了，亦无诲了。

　　明史说：明嘉靖七年(1528年)，“守仁已病甚，疏乞骸骨，举郧阳巡抚林富自代，不俟命竟归。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他像一位终生奔波的旅人，最后病死在江西南安的客船之上，享年五十七岁。据说，他自知阳寿不长，想回到家乡去。临死之时，没有留下遗言，只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死后葬于今绍兴兰亭镇花街村鲜虾山南坡。据说，该墓地是王阳明先生生前亲择的。他为何不葬在余姚而选择绍兴，估计是同其先祖王羲之有关，兰亭是当年王羲之生活过的地方，也是王阳明晚年生活的地方。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曾亲书“名世真才”碑。不过，王阳明墓曾多次被毁，长期荒芜(1989年当地政府修复此墓)。人自有一死，然而王阳明的精神，却是不朽的。

　　诗曰为证：

　　名世真才何处寻?

　　心中自有王阳明。

　　明朝之烂始于朱棣(1)

　　明史有《宦官传》。读罢，徒生想法。明朝之烂，始于朱棣。或许，此说有点大胆。毕竟，大明王朝，至少在永乐年间，还是一派欣欣向荣的。

　　然而，大明王朝，毁于宦官阉党(当然还有党争)，也是事实。史界也有类似观点。一般而论，明朝宦官之害，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这两个人，都是烂掉明朝的重要人物。一部《宦官传》，似乎告诉我们：宦官专权、阉党横行，最后危及皇权社稷，其根结，则是从明成祖朱棣开始的。皇权不慎，则宦官矫狂之。

　　其实，当年朱元璋定天下，对宦官专权是有所警惕的。明史说：“明太祖既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颁《祖训》，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稍称备员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敕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朱元璋汲取前朝教训，其建国之初，鉴于历朝历代宦官误国之经验教训，对宦官限制极严。他曾立下规章制度，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亦不得超过四品等。他甚至还在宫门前挂一块高三尺之铁牌，上面刻有“内臣(即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几个大字。

　　《宦官传》曾记载几件事，说明朱元璋对宦官的严格管制。“有老阉供事久，一日从容语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还乡。”这位太监，只是论及政事而已，朱元璋即大怒，打发其回家了。还在一位叫“杜安道”的御用监，侍候朱元璋数十年，“帷幄计议皆与知，性缜密不泄，过诸大臣前一揖不启口而退”，显然，此人是一位口风极严之人，朱元璋虽说喜欢，“太祖爱之”，但担心他日后“宠异”，将其迁出任“光禄寺卿”。建文帝即位，对太监亦严格管理，明史就说“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

　　然而，到了明成祖朱棣一朝，情况全然改观了。朱棣“靖难”之役，多依赖身边内臣，已是事实;待其大军逼进南京，又有许多建文帝宫中太监投其帐下。明史说“及燕师逼江北，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朱棣夺了侄儿天下，当然也要论功行赏，于是，那些投靠朱棣的太监，也得到了封赏，并被委以重任。当年七下西洋的郑和，原本就是一位太监，其下西洋的真实目的之一，据说就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在此期间，明成祖朱棣还多次委以太监重任，或出使，或为官等等，朱元璋早年定下的规矩，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明史说：“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明成祖朱棣去世后，明仁宗朱高炽继位。但是，仁宗只当了十个月的皇帝即暴病而亡，明宣宗朱瞻基位继大统。众所周知，明成祖的三个儿子中间，朱高煦野心勃勃。我在有关徐达的读史稿中曾有论及，徐达之子徐辉祖亦认为，这个外甥，将来或许是一位轼父夺位之人。宣宗即位之后，叔叔朱高煦果然造反，宣宗依靠“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等重臣，挫败了朱高煦的所谓“清群侧”的谋反行径，并将其废为庶人。在这场斗争中，宣宗也同样依靠了一大批内臣太监，在他看来，唯有身边人，才是最可靠的。于是，在对待太监的政策方面，宣宗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明史说：“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太监本是不许读书识字的，宣宗却允许了，而且派了大学士去当他们的老师。至此，明朝皇宫中的太监们，个个已断文识字、且通晓古今了。这就为他们今后的专权，打下了坚实基础，宦官擅权乱政的条件已然成熟。毕竟，文盲宦官，毕竟干政不易。不过，后来也有例外，比如目不识丁的魏忠贤。

　　宣宗执政时期，有一位失意文人，自阉入宫，明史《宦官传》有记载，他叫王振，通文墨、晓古今之人。显然，他已不是宫中的大学士教出来的文盲太监了。此时，朱元璋的制度已被打破，没有文化的太监们，早已被一大批有文化的太监替代了。王振正是在此大背景下，如愿进入宫中，并有所作为。若按朱元璋的祖制，王振这样的识字之人，怎么可能当太监呢?!

　　明朝之烂始于朱棣(2)

　　明史记载：“王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少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东宫，为局郎”。据说，王振最大的本事，就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王振入宫，宣宗皇帝喜欢他，便任其为东宫局郎，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服侍皇太子，即后来的英宗皇帝。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正月病死，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改元正统。这时，英宗年仅9岁，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太皇太后张氏(英宗祖母)垂帘听政。张太后虽然秉政，并不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处理，这也是明朝的一个传统，使得明朝没有太后专权外戚乱政的故事。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从此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是不例外的。

　　“狡黠”的王振，倾其全力，博得英宗信任。明史说：“帝方倾心向振，尝以先生呼之。赐振敕，极褒美。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正统七年，“翁父”王振，终于熬到太皇太后去世，“三杨”也已年迈，他终于大权独揽了。这位宦官，几乎达到挟天子而令天下的地步。他勾结内外官僚，擅作威福，逐杀正直官员，公卿大臣争相攀附。英宗皇帝已到了言必听计必从的地步。此时，王振还做了一件大事，立即下令将明太祖朱元璋挂在宫门前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了下来。这块牌子，在王振看来，也太扎眼了。随后，他又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还修建智化寺，为自己求福……刚刚经历了“仁宣之治”的明朝，从此注定要开始没落了。

　　王振的最大“杰作”，便是挟明英宗北伐“瓦剌”。明史说：“瓦剌者，元裔也”，即元亡之后的蒙古后裔一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瓦剌大举入侵(据史料说这件事也是王振挑起的)，王振竟然不顾满朝大臣反对，竭力贪图其功，建议明英宗率十几万大军亲征。可悲的是，王振为了让明英宗在亲征过程中，顺便“幸其蔚州宅第”，即邀皇帝去他老家做客，以致不断改变和耽误行程。明史说：“军士纡回奔走，壬戌始次土木。瓦剌兵追至，师大溃”。大军退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时，曾有人劝说英宗皇帝进入附近怀来县城暂避，但王振不允。其原因，就是他有1000辆辎重军车还没有运到，其中有大量拾弄来的细软。于是，大队人马，在没有任何屏障的土木堡高地宿营，结果被瓦剌兵团团围住，全军覆没，英宗亦被俘。王振则被乱军所杀，“帝蒙尘，振乃为乱兵所杀”，杀王振之人，乃是英宗护卫将军樊忠，他万分愤怒，抡起铁锤对准玉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祸国殃民，也是罪有应得。此后，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也被一律处斩，其家产亦被籍没，其余党，也遭致完全的清算。

　　按理说，经王振专权之教训，明朝皇帝应从中汲取教训。但是，那个被俘的英宗皇帝在1457年10月复辟，他不仅没有反思，反而徒生缅怀王振之念。明史说：“英宗复辟，顾念振不置。用太监刘恒言，赐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在明英宗看来，王振也是为国殉死的。于是，明英宗在北京禄米仓胡同的智化寺为王振立像树碑。明万历五年还重修过一次。英宗的这一做法，无疑使宦官专权的做法得以传承，最终产生了另一个臭名昭著的专权太监，一个目不识丁的太监。看来，没有文化的文盲，也是照样可以弄权的。因为，明朝的政治土壤，早已成了滋生专权宦官的极好环境。

　　明朝之烂始于朱棣(3)

　　这个太监，名叫魏忠贤，在明朝未年大名鼎鼎。魏忠贤(1568年-1627年)，原名似不详(也有一说叫魏四)，北直隶肃宁(今属河北)人，其出身于市井无赖，后为赌债所逼，饱受凌辱，一气之下，自行阉割，将老婆改嫁他人，决定入宫做太监。这一点，他是与王振相同的。魏忠贤入宫之后，改名李进忠(其得势后改回原姓并赐名忠贤)，史说：“少无赖，与群恶少博，少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变姓名曰李进忠。其后乃复姓，赐名忠贤云”。魏忠贤因结识皇长孙朱由校奶妈客氏，并与之“对食”而受到皇长孙母亲王才人的重视。所谓“对食”者，就是“相好”而已。应该说，入宫十数年，魏忠贤并没有得到宠爱，也自然没有专权的机会。这位皇长孙朱由校，上有祖父皇帝万历皇帝，中有皇太子朱常洛，对皇长孙而言，其即位的路是漫长的。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万历皇帝去世之后，这个皇太子朱常洛，仅仅做了一个月的皇帝，也一命鸣呼了。朱由校这个还拖着鼻涕的孩子，一夜之间忽然成了皇帝(即天启皇帝)，魏忠贤的命运亦从此改观。毕竟，魏忠贤是一个极尽谄媚之人，他也曾救过小皇帝的命，因此甚得天启皇帝欢心。1620年，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后，魏忠贤也因此升为司礼秉笔太监。从此，魏忠贤一步一步大权独揽，终于从骨子里烂掉了大明王朝。

　　有一件事，似乎正史野史都要说的。明史说：“帝(指天启皇帝)性机巧，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辈辄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据说，天启皇帝明熹宗是个“木匠天才”，喜欢刀锯斧凿油漆的工作，“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他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全神贯注之时，拿着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随口说：“我已知道了，你看着办吧”。于是，魏忠贤逐渐专擅朝政，代为“批红”，以己之见，处置政事。一个皇帝，如此痴迷木工活儿，也是甚为少见的。一个不识字的太监，能从容“批红”处理国家大事，更是旷世罕见。与此同时，魏忠贤还与皇帝乳母客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皇帝是万岁，魏忠贤则被封为“九千岁”，可见其崇高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民间亦“只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他也由此大权独揽、恣意妄为了。

　　可以说，这位“木匠皇帝”执政的七年，就是魏忠贤专权的七年，也正是大明朝迅速烂掉的七年。民怨四起，到处烽烟，明朝之亡，已经无可挽回了。《明史天启帝本纪》评价说：明熹宗“在位七年，妇寺窃权，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1627年，天启皇帝死了。因无嗣，便由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皇帝。尽管，崇祯皇帝登位后立即处置了魏忠贤，将其流放凤阳。但是，一切都已太晚了。

　　据史载，魏忠贤被流放，“行至阜城，闻之，与李朝钦偕缢死。诏磔其尸。悬首河间。笞杀客氏于浣衣局。”崇祯皇帝因听说怒其流放期间，仍结党恣行，于是寻命逮治，下旨派锦衣卫捉其回京。结果，魏忠贤听到消息，自知难逃一死，便在阜城南关的旅舍自缢而亡。其尸体被磔，并悬首级于城头之上。崇祯皇帝当然也不会放过客氏，“笞杀客氏于浣衣局”。魏忠贤的“对食”者客氏，不得善终，自有报应，其家人也难逃株连。宦官阉党，一网打尽，真是大快人心。

　　然而，有一点让人想不通。崇祯皇帝在李自成攻进北京前夕，不知何故，突然想起魏忠贤，在太监曹化淳建议下，收葬魏忠贤遗骸于香山碧云寺。这个地方，曾是魏忠贤当年选定的墓地。直到康熙年间，御史张瑗奉命巡视北京西城，发现魏忠贤墓依然“峻宇缭墙，覆压数里，郁葱绵亘，金碧辉煌”，他据此向康熙皇帝进言，帝京周围不应“留此秽恶之迹”。于是，康熙复旨同意夷平魏忠贤墓，康熙四十年(1701年)，魏忠贤墓终被夷为平地。

　　王振、魏忠贤之流，终究遗臭万年了。然而，又有谁追究过明成祖朱棣的责任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嘉靖不杀海瑞之揣测(1)

　　嘉靖一朝，言路尽绝。这是定了案的。

　　嘉靖世宗皇帝朱厚熜，坚持追尊其生父为皇帝，“议大礼”而我行我素，或以杀或以贬，直至血染“左顺门”。此后一二十年间，朝廷上下，无人敢言，满朝死气沉沉。嘉靖皇帝的原则很简单，你敢言，我就敢杀，谁人奈何我也?然而，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一个叫海瑞的六品官员、户部主事，平地一声雷，给嘉靖皇帝上了一道疏，居然将皇上骂了个狗血淋头。此事若摊在万历皇帝身上，估计也就算了，可是嘉靖皇帝不同，依他的脾气，这还了得?!朝野之人，都为海瑞捏了一把汗。但是，意外出现了。嘉靖皇帝虽说满腔怒火，却没有杀海瑞。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推荐我看一部电视剧，叫《嘉靖与海瑞》，据说有点答案。我不太相信。文艺作品，尤其是电视剧，说实话，我不太信。现在的宫廷戏，戏说的成份太大了。比如，我便听说，该剧说到严嵩之倒台，海瑞也有功等等，呵呵，严嵩倒台，与海瑞何干呢?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读读我的另一篇文章《严嵩其人其事》。仅凭这一点，便可见电视剧之水份。

　　嘉靖不杀海瑞，眼下比较流行的说法，大致有三。一是海瑞的名声。其说海瑞官虽小，却有清正刚直之名，他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救济黎民，有“海青天”之称，深得百姓尊敬与爱戴。杀了海瑞，肯定天下震动。二是欣赏海瑞，以作治贪之利器。此说有一个依据，是说嘉靖临终前曾有诏给裕王(即穆宗皇帝)，其中便有关于海瑞的内容。他谈到海瑞有德，贤者方可得之，并将海瑞留给了裕王，将来或可用，并称海瑞是国之利器。三是嘉靖维护形象说。嘉靖认为，杀了海瑞可消一时之气，但罪同桀纣，而放了海瑞，则可以给天下虚怀纳谏、宽宏大量的气量。因此，嘉靖权衡再三，给了海瑞一条生路。当然，也有人说，徐阶等人求情，也起到了作用，等等。这些说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又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毕竟，嘉靖皇帝的性格脾气，向来独断专行，他杀人无数，比如，杀杨继盛，杀沈炼，又何时考虑过名声的问题呢?再则，嘉靖晚期，一直忙于炼丹修道以求长生之术，天下政事之利弊，他是断然不会放在心里的。至于徐阶说情，更是附会之说，除道士之外，嘉靖何时听得进傍的什么人的意见呢?

　　显然，嘉靖不杀海瑞，定有其他原因。这几天，我将海瑞给嘉靖皇帝的奏疏，反反复复地读了好几遍。每读一次，便会有一种感觉，海瑞的奏疏，虽说直言不讳，却很注意技巧，他骂皇上，语虽刻薄，却足以让人体味出“小骂大帮忙”的余韵。这家伙太有才了。碰上我，我甚至都不想骂他，何况杀乎?

　　海瑞的奏疏，开篇即将嘉靖皇帝比为汉文帝，《明史海瑞传》记载原文说：“昔汉文帝贤主也，贾谊犹痛哭流涕而言”，海瑞自比贾谊，很巧妙。大家知道，汉朝有所谓的“文景之治”，即汉文帝与汉景帝两代父子皇帝。这两个皇帝，均有一位重要辅臣，即贾谊与晁错。两个人，结局是不同的，贾谊忧伤而死，而那个晁错，是被景帝杀掉的。尽管，景帝内心十分不愿意，但也没有办法。海瑞不比晁错，也是有心计的哦。这个贾谊，曾作《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汉文帝是赏识的。于是，海瑞笔锋一转，给当今天子下了结论：“陛下天资英断，过汉文远甚”，哇塞，居然说嘉靖皇帝比汉文帝强多了。这马屁拍的。

　　有此前提，海瑞才列举当今朝政之弊端。有些话，也是不好听的，比如“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数年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最关键的，乃是这一句话：“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何?”天下如此，是什么原因呢?

　　嘉靖不杀海瑞之揣测(2)

　　海瑞奏疏，也要自圆其说，他也要找原因的。既然嘉靖皇帝英明，比汉文帝“远甚”，为什么世道却不及汉文帝“远甚”?于是，他提出：“陛下误举之，而诸侯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谄之甚也”。皇帝是“误举之”，诸候是“误顺之”，问题的关键是臣子们“愧心馁气”，不敢正言提醒，背后却怨声载道。这是大臣们的“欺君之罪”啊。得得。毛病明明是在上面，海瑞却将板子打到了臣子身上。海瑞还用了《礼记》的一句话：“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意思是说，君主有疑则百姓易惑，可是下属的人，若人人奸诈难知其心，君主就要劳苦不堪了。我的理解，碰到如此群臣，你皇帝也真够苦的。至少这一点，海瑞是在睁眼说瞎话。嘉靖在位四十余年，直谏的大臣还少吗?问题是，都被嘉靖皇帝杀净了，也贬光了。剩下的人，也都是敢怒不敢言，只好在背后瞎议论了。“英明皇帝”而罪在他人，这就是海瑞的骂贴之实质。

　　海瑞的奏疏，还提及一件事：斋醮求道长生。海瑞说：“且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斋醮所以求长生也”。这件事，算是说到了嘉靖皇帝的痛处。但是，说得有道理，“自古圣贤垂训，修身立命曰‘顺受其正’矣，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尧、舜、禹、汤、文、武，历朝历代，为政之圣，他们一个个都没有活到今天啊，因此“长生不老”的说法是不存在。另外，自汉唐以来，那些求道的方士，又有谁还活着呢?给您授长生之道术的陶仲文先生，连他自己都已经死了，又怎么能够帮助您长生不老呢?那些道士，经常说有天赐之物，可是，又有哪样东西是上天亲手交给你的呢?呵呵，我估计，在这个问题上，海瑞是个唯物主义者。他的结论是：“此左右奸人，造为妄诞以欺陛下，而陛下误信之，以为实然，过矣”。他忠言相告嘉靖皇帝，这都是他们在骗你啊?对这一条，我估计嘉靖皇帝是有感慨的。是啊，炼丹几十年，身体不仅没有好起来，反而一天天烂下去了。这一年，正好是嘉靖皇帝身体状况最差的一年，一个将死之人，其对生命的欲望和追求，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他是不是也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呢?

　　明史有说法，曾说严嵩常“微触”嘉靖之耻，点到为止，即有奇效。嘉靖毕竟是一个精明的皇帝，人不笨，只是爱面子，自信不凡。但是，凡有台阶可下之事，他都是会做的。海瑞虽说点的重了一点，毕竟还是给足了面子。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特别是奏疏的结尾，海瑞又将嘉靖皇帝与“尧、舜、禹、汤、文、武”并列，只要“陛下一振作间而已”，则“天下何忧不治”?话说得也太大了，依嘉靖之政迹，几无圈点之处耳，海瑞独不见?显然不是，他是在给自己留有余地。尽管，他准备好了棺材，告别妻子，遣散家佣。但是，他认定，这份东西，是不足以让他进棺材的。这就是海瑞的过人之处，他的清正刚直，也是讲究策略的。

　　这份奏疏，嘉靖的第一个反应是“大怒”。毕竟，一二十年间，已没有人敢同他这么说话、摆腔调了。于是，“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可以想像，他当时的震怒之情形。这时，有一个叫黄锦的宦官说：“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童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哦哦，海瑞原来是一个不怕死的人。我估计，这也是嘉靖一时冲动而已，本能反应，性格使然。但事过之后，嘉靖皇帝“少顷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显然，这份东西，他也是读了许多遍的，深感“言俱是”，且有感悟：“此人可方比干，朕非纣耳”。此时，嘉靖皇帝可能已下决定：不杀海瑞。然而，此时偏偏有一个叫何以尚的人，自作聪明，“揣帝无杀瑞意，疏请释之。帝怒，命锦衣卫杖之百，锢狱诏”。他不知道，皇帝最忌的，就是猜透自己的心思的人。白白挨了板子，书呆子而已。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毕生追求长生不老的嘉靖皇帝死了，海瑞仍蹲在大牢里。提牢主事认为海瑞的事情，很快会了结，便置酒菜款待海瑞。海瑞起初以为是“最后的晚餐”，恣情吃喝。最后，提牢主事告诉了实情，海瑞居然将吃下的东西全部吐出，晕倒在地，旋即大哭，且漏夜不断。这段故事，《明史海瑞传》有记载：“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这说明，海瑞对嘉靖是抱有莫大希望的。他写这份东西，对结局也是有信心的。他的内心，是不是希望以此奏疏而引起皇上关注呢?毕竟，他写了一份很好读的东西，可惜的是，这位皇上死了……虽说，后任的皇帝，对海瑞还算关照，却没有给他什么实职实权。徐阶、特别是张居正等后任首辅大臣，均没有真正喜欢过海瑞。是为何故乎?他们也看出了什么端倪了吗?!不知道。

　　上疏之事，让海瑞天下闻名，流芳千古。史说“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海主事也”。当然，海瑞的故事，也被后人拿来说事。“文革”期间，一出《海瑞罢官》初因敢言直谏而被人推崇，同样之剧本，也被人当作大毒草批判，作者吴晗甚至为此死于非命。历史之事，关键在于解读，然而任何解读都是同环境有关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因病死于南京右佥都御史任上。虽说是顾问性质的闲职，他还是办了不少好事，替人出头，代人兴诉，有口碑存世。海瑞死后葬于家乡海南岛琼山，墓前正门石碑坊，有“粤东正气”四个大字。其墓园存有海瑞生前对联：“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常留社稷身”，仅就清廉而论，海瑞依然是无可争辩的。

　　严嵩其人其事(1)

　　严嵩是奸臣。据说铁板钉钉。

　　明史有《宦官传》、《阉党传》，还有《奸臣传》，严嵩便列在《奸臣传》中，与胡惟庸、陈宁等人同列，或许是要遗臭万年了。明清也是笔记小说以及戏曲兴盛时期，严嵩的白脸形象，历经几百年传承描写，亦被刻划得淋漓尽致。然而，夜读《严嵩传》，似乎感觉，其奸臣的结论可能多于“依据”，比如，“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一句话，也算是下了结论。然而，以愚之见，字里行间，所谓的奸臣之罪证，至多也就是争权夺利而已。

　　古人说，君子似水，小人如油。社会万象，大抵是什么人都有的。没有君子，则社稷不正;没有小人，则天下似乎也会变得生硬古怪。社会是混浊的，故有“油水”之说，才真实可信。观严嵩其人，充其量，就是一个“如油小人”也。小人者，不一定坏事做绝，但也肯定不是正直之辈。一般而论，小人既聪明绝顶，又油滑刁钻，自然会以迎奉、钻营为己任。这也是“适者生存”的道理。

　　《严嵩传》说：“严嵩，字惟中，分宜(今江西分宜)人。长身戍削，疏眉目，大音声”，很形象。他是一个粗眉毛、大嗓门、脚长体高、又削瘦的人。其生于1480年，卒于1567年。严嵩号介溪，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后借丁忧之名，称病归里读书著说;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还朝复官;嘉靖七年(1528)，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嘉靖皇帝大喜;先后任吏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以贺万寿节至京师，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宋史编修;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任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后累任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九月，严嵩升任首辅，从此独揽朝政二十余年。

　　这份简历是很有意思的。严嵩四十八岁，方引起嘉靖皇帝的注意;五十六岁，才从南京礼部(明成祖北迁之后在南京留下了一套中央机构)的闲职转入北京任实职;六十二岁，才真正受到重用，并权倾天下。严嵩凭什么引起了嘉靖皇帝的重视呢?明史有说法，即“青词”也。众所周知，嘉靖皇帝热衷炼制丹药和祈求长生，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嘉靖皇帝在其任内经常办祭天仪式，并要焚化一种祭天用的青词。所谓青词，就是道教斋醮时上奏天帝所用的表章，其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名。这是一种赋体文章，辞藻极其华丽，显然，不是一般人能写得出来的。据史载，严嵩幼时聪慧，八岁史成诵，善为文，被人称为“神童”。他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便凭借一首出色的《雨后观芍药诗》。特别是严嵩在故里“钤山堂”隐居生活期间，锐意名山大川，且著述日富，以文自娱，刻有《钤山堂集》存世。当时就有人评价其诗词造诣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严嵩还好书法，据说，现存山海关之“天下第一关”、孔府之“圣府”、以及北京老字号酱菜店的“六必居”，都是他的墨宝。

　　也就是说，严嵩实乃词章和书法皆才华横溢之人。老天注定，他是不会被理没的。其时，嘉靖皇帝经常要求下臣进献青词，但凡中意欢心者，立即加官晋爵。在嘉靖一朝，因进献青词而得宠者，甚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严嵩文笔颇佳，青词之作，更是炉火纯青，他的机会终于来了。嘉靖十七年(1538)六月，“大礼仪”之争到了关键时刻，嘉靖皇帝坚持要称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献皇帝，要“称宗入太庙”，命礼部集议。这时，严嵩刚进京不到两年，正在礼部尚书任上。对这件涉及国本的大事，他察言观色了很久，一直持“骑墙态度”，于是，他写的奏疏都是模棱两可的，为此，专断专行的嘉靖皇帝十分不满，亲书《明堂或问》，警示廷臣，言语犀利，态度坚决。严嵩是聪明人，明史说：“嵩惶恐，尽改前说”，他立即一百八十度转弯，为“献皇帝”太庙配享安排隆重礼仪，尤其重要的是，祭祀礼毕，严嵩进一步发挥其才华，写下了两篇大拍马屁的词赋，文笔绝佳，深得嘉靖皇帝赏识，“又为《庆云赋》、《大礼告成颂》奏之，帝悦”，严嵩从此平步青云。次年正月，嘉靖皇帝举行“尊天重典”，严嵩又作青词颂德，被加太子太保。其实，古往今来，因文章而步青云者，又何止严嵩一人呢?!

　　严嵩其人其事(2)

　　观《严嵩传》，其奸臣之罪名，无非是他整了人、也杀了人。比如，杀夏言，杀沈炼、杀杨继盛等等，还有一长串被整之人的名单，似乎都与其有染。其实，大家都明白，人都是皇帝杀的，也是皇帝谴之的。嘉靖朝，唯一说话顶用之人，就是嘉靖皇帝，任何人，都被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包括严嵩父子。因此，说严嵩“罔利”是实，若说其窃权，则有点夸张了。严嵩唯一做对的一件事，就是他能领悟嘉靖皇帝的“圣意”，“先意揣帝指”，这一点，很多人做不到。这也是严嵩的不凡之处。明史说严嵩经常以微言“触帝所耻与讳”，“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常常转危为安，都是严嵩的过人本事。因为，他对嘉靖皇帝，实在太了解了。

　　严嵩杀夏言，一直被史家拿来说事儿，《严嵩传》亦重点提及。这段文字，我也是反反复复地看了。其实，严嵩与夏言之争，完全是在嘉靖皇帝面前争宠的过程。相比之下，严嵩比夏言更会做人，更能察言观色，更会随机应变、择机而行，更加心恨手辣而已。

　　夏言，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他同严嵩一样，也是“俱以青词得幸”，被称为“青词宰相”。虽说夏言年龄比严嵩小，但其得宠于“大礼仪”之争，坚定地站在皇帝一边，升迁很快，职位远高于严嵩。嘉靖十五年(1536)，夏言已入阁拜相，三年后升为首辅。严嵩任礼部尚书，正是夏言推荐的。史说夏言“豪迈有俊才，纵横辨博，人莫能屈”，他仗着皇帝的宠信，有些骄横，包括在嘉靖皇帝面前。其时，众臣颇有微词，有“不睹费宏，不知相大;不见夏言，不知相尊”之语。相反，严嵩对嘉靖皇帝谦卑忠勤;对同僚恭敬礼让，很得人心。明史曾说：“嵩每被论，亟归诚于帝，事辄已。”严嵩与夏言，形成鲜明对比。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明史说：“帝以奉道尝御香叶冠，因刻沈水香冠五，赐言等。言不奉诏，帝怒甚。嵩因召对冠之，笼以轻纱。帝见，益内亲嵩。”明朝冠服制度，皇帝戴的帽子是用乌纱折巾而成的，称为“翼善冠”。嘉靖皇帝推崇道教，不戴“翼善冠”而戴香叶冠，即道士帽，他还特制了五顶香叶冠分赐给夏言、严嵩等人。夏言或许认为，这不是大臣的正式朝服，不应该戴，因而“不奉诏”，嘉靖皇帝非常生气，严嵩则不然，他在入值西苑、皇帝召对之时，总是特意戴上香叶冠，还在冠上笼以青纱，以示庄重，嘉靖皇帝自然龙颜大悦。另外，嘉靖皇帝还曾命大臣入值西苑时，必须按照道士习惯骑马进出，但是夏言总不理会，依然坐轿进出、放松自若。

　　夏言的言行，既得罪了皇帝，又得罪于道士。据说，皇上身边的道士，说了夏言不少坏话，诚所谓“众口铄金”，夏言失宠，也是必然的事情。这一切，严嵩都是看在眼里的。于是，他一直在找机会向嘉靖皇帝诉说夏言之罪，不久，他借“日食”之天象，诉夏言傲慢犯上。嘉靖皇帝这个人，“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严嵩则顺势为之，“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结果，嘉靖皇帝勃然大怒，罢了夏言的官，严嵩也因此补了夏言的缺。然而，没有几年，嘉靖皇帝又将夏言诏回，重任首辅，其原因，是听到了严嵩父子的骄横之事。夏言回来，自然对严嵩没有好脸色，而且还尽数除去严嵩亲信之人，他还抓住严嵩独子严世蕃大肆贪污受贿之事，准备大做文章。这一次，严嵩再次放下身段，竟然下跪泣求夏言宽大为怀。夏言显然是个耳朵根软的人。“农夫与蛇”的故事，他忘记了。

　　严嵩其人其事(3)

　　夏言再次入朝为官，忙于政事，其原先拿手的青词，有点力不从心。于是，夏言经常找人替工捉刀，来应付皇上。相比之下，严嵩则专攻青词而不懈，文才居然大进。其结果，就是夏言的青词，经常被皇上扔在地上，而严嵩的作品(有不少是他儿子写的)，则被皇帝赞许有加。皇帝的好恶，渐渐分明，嘉靖皇帝对夏言轻谩之。于是，严嵩扳倒夏言的机会到了，嘉靖二十五年(1546)，兵部侍郎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提出收复被蒙古占领的河套地区的计划。嘉靖皇帝向大臣们征询意见，夏言表示赞同，严嵩则坚决反对，严嵩还趁机攻击夏言和曾铣是“擅权自用”、“好大喜功”。这时，恰巧内宫失火，皇后去世，这些变故让嘉靖皇帝十分惊骇;不久，蒙古进扰延安、宁夏等地，严嵩趁机对嘉靖皇帝说，这些都是因为夏言、曾铣要收复河套造成的。嘉靖皇帝对此深信不疑，立即将曾铣缉拿处死，并让夏言再次致仕回家。这一次，严嵩却没有宽大为怀，他怕夏言东山再起，自然要将其置于死地。于是，他又诬蔑夏言曾收受曾铣的贿赂，“是为大罪”，夏言终遭弃市之刑。综观此事，嘉靖皇帝始终是主角，他的好恶，才是决定严嵩夏言之争的唯一砝码。

　　不过，严嵩“虽警敏”，他也难逃“年老昏花”之日。好在他也有一个聪明的儿子，叫严世藩。明史说：“嵩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当其时，朝中有“大小宰相”之说。有人对严世藩的评价是：奸猾机灵，通晓时务，熟悉国典。严世藩也同他老爸一样，颇会揣摩人、尤其是皇上的心思。然而，严世藩虽说聪明，却是一个骄奢淫逸之徒。有此好之人，终竟是要坏事的。

　　明史说：“及嵩妻欧阳氏死，世蕃当护丧归，嵩请留侍京邸。帝许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拟，而日纵淫乐于家。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旨。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经此积失帝欢。”据史载，嘉靖四十年(1561年)，严嵩的妻子欧阳氏去世，严世蕃按旧时礼制应回乡守制三年，虽然皇帝应严嵩的奏请，准许严世蕃留京，但他在居丧期间已不能代父入值票拟。严嵩此时已八十余岁，老朽昏聩，皇帝诏命，他仍然要拿去给儿子解答，但是这个宝贝儿子沉于女色，常常搁之一边，“不以时答”，不得已，严嵩只能自己亲为，然而其所作票拟往往言语不清，前后矛盾。这时，他写的青词也都是别人代写的，因而不合皇上心意。这些事情，自然要传到嘉靖皇帝耳朵里。心生不满、直至厌恶，都是必然的事情了。

　　其实，嘉靖皇帝对严嵩也是有警惕的。《严嵩传》就有这样的话。“然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严嵩得势之时尚如此，一旦生恶，事情就不好办了。这时，当年夏言的门生、次辅徐阶便充当了剪除严嵩父子权柄的主角儿。在我看来，徐阶买通道士，扶乩出“分宜父子奸险弄权”的字眼，以及万寿宫失火，严嵩建议嘉靖皇帝暂住南宫(当年英宗幽锢之所)，都是史官的写法而已。真正的原因，仍是嘉靖皇帝对严嵩父子“有看法”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嘉靖皇帝夺去严嵩一切官职，勒令回乡，严世蕃谪戍雷州卫。本来，事情也就该到此为止了。嘉靖皇帝说了：官也罢了，人也流放了，任何人不许再提了，再提者，杀。毕竟，他还是顾及严嵩老面子的。可是，这个不争气的严世藩，流放途中，竟然跑回了江西老家，而且还不甘寂寞，大兴土木，惊动四里。这一次，嘉靖皇帝才真的大怒。结果是：严世藩被斩，严嵩削籍为民，家产尽数被抄。

　　严嵩聪明一世，也是谨慎一世的。他的治学，他的为人，据说也是有口碑的。比如，严嵩没有纳过妾(旁无姬侍)，不近女色。他为江西分宜老家，亦做过很多好事。史说其贪，似乎也有不同的说法，也有人说，徐阶之辈，可能是虚报了什么东西了。据说，严嵩被抄没的家产，仅有十万两入库，余下的钱，哪里去了呢?嘉靖皇帝也怀疑：“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见《世宗实录》)明史也很有意思，《严嵩传》，并没有提及抄没的家财数目，史说抄出“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这句话，却是放在所附的《严世藩传》里的。这是为什么呢?或许，主编明史的清朝张廷玉也是左右为难，不知道该信何种说法，于是乎，采用了这种漠糊的笔法。毕竟，贪腐纵淫，严世藩都是有份的，这一点错不了。显然，严嵩之败，都败在这个“短项肥体眇一目”的宝贝儿子手里了。

　　史载，严嵩晚景凄凉，孤独贫病。回到老家，他也没有地方去，只得在祖坟旁搭一茅屋，寄食其中，“寄食墓舍”。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四月，严嵩去世，享年八十四，他的孙子严鸿为他送了终。据说，他临死之时，曾写下一句话：“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严嵩的墓，人们一直以为是在分宜老家的白田村。但是，1957年，当时的人民公社社员曾挖开了砖木结构的严嵩之墓，结果发现却是一眼空穴。严嵩是狡猾的，他或许是怕死后不得安宁，便搞了一个障眼法。据说，严嵩老家，当年就曾有“百棺出殡”之传说。

　　聪明的严嵩，留骨不留碑。他将自己的墓地选在了其祖父严驥所葬之地的枣林山之中，其墓无碑，仅有无名石俑留世。

　　清算张居正(1)

　　几年前，读过一本《张居正大传》，有件事，始终是想不太明白的：窥张居正居功之伟，何以身后会被人彻底地清算呢?

　　张居正，明代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字叔大，少名白圭，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其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晚年主持明朝一切军政大事，“当国”十年余。张居正最大的历史功绩，当属其改革之举，甘为明王朝毕生奉献。其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明王朝重获生机，因而被人誉为“宰相之杰”。古人评价：“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

　　万历十年(1582年)7月9日，张居正病故，万历皇帝曾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然而，张居正辞世后第四天，便有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潘晟者，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之官也。于是，清算张居正的斗争开始了。

　　此时，有人呈进了前任首辅高拱的一份《病榻遗言》(注：高拱是被张居正和太监冯保赶下台的)，既为申冤之作，也历数张居正之过。辽王妃王氏也上奏疏，说张居正诬陷辽王，霸占王府(张居正在老家江陵住所即为获罪辽王之府)，司礼太监张诚等人也纷纷出动，攻击张居正之罪。正所谓“墙倒众人推”，万历神宗皇帝，一个尊其为师的人，终于给张居正加上了众多罪状：“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等等。于是，万历神宗皇帝下诏，查抄居正之家，削尽其宫秩，录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其子其弟等等，全部发配“烟瘴地面”。

　　史料记载，万历神宗皇帝清算张居正是惨无人性的。继万历十一年三月，神宗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再诏夺文忠公谥，斥其子锦衣卫指挥张简修为民之后，明万历十二年四月，再“诏令查抄居正家产，司礼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邱橓，及锦衣卫、给事中等奉命前往”。请注意，张诚和邱橓，都是张居正生前的政敌，他们心狠手毒，挟私报复，都是有目共睹的。

　　张居正家远在江陵。四月诏到，当地政府即荆州府、江陵县的大员亲自到张宅封门。遥想当年，这些人吹牛拍马，可以说“视张宅如朝廷”，反差之大，令人嗟叹。张家子女，全部被赶到一个没有食物、甚至连一口水也没有的空屋里，不得出门。直到五月初五，邱橓等钦差大臣才姗姗来迟，打开宅门之时，已饿死十余口人。然后，又是搜检、又是拷问，应有尽有了。但是，邱橓等人还不满意，重刑拷打，非要张家人招出寄存宅外的“子虚乌有”的二百万银两。张居正长子张敬修不堪拷问，自缢而死;张懋修投井不死，绝食又不死，侥幸保一条性命。张敬修自缢前，留下血书一封，洋洋千言，写得人心都碎了：“呜呼，天道无知，似失好生之德，人心难测，罔恤尽瘁之忠”，他指责邱橓等人“含沙以架奇祸，载鬼以起大狱，此古今宇宙稀有之事”，最后直呼“邱侍郎”是“活阎王”，“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而怜之，今不得已，以死明心”。

　　张居正共有六子一女。即：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和静修。其长子张敬修自缢之后，其妻高氏，捶胸顿足大哭，几次上吊自杀未成，后竟然取茶匕，刺伤自己眼晴，左目遂枯瞎。此时，张敬修之子张重辉仅有五岁，后在高氏抚养之下，不到27岁也死了。张嗣修、张懋修等亦被发配到人烟稀少、瘴气充溢之地而死。张居正还有一个儿子张允修，亲见家破人亡、长兄死去，一家人受尽凌辱，亦几次寻死未成，几近疯狂。他曾经脱掉衣服，打着赤脚，在恶毒的太阳底下抱着父亲的遗稿，以及家父给孩子们的尺牍信札号淘大哭。不过，仅有此人，后来活到了八十岁，直到明末张献忠义军攻下荆州城，张允修才绝食而死。也有一说，此为张懋修。

　　清算张居正(2)

　　张居正之被清算，固然有很多原因。比如，有人说张居正“时政苛猛”、“刚鸷”，“执事太严”，他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为原则，雷厉风行，刚正严酷，因而得罪了许多人。同朝的海瑞曾有评价，说其“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是有道理的。也有人说，张居正曾为儿子谋前途，不惜科场作弊，据说其子张敬修和张懋修考进士的策论，都是枪手代笔的。另外，张居正还纵容家奴游七，捐钱买官，谋官得势，“势倾中外”。不过，这些事情，不得其详。再说了，即便有之，也不足以有此下场的。

　　因此，清算张居正，最主要的策动者，就是万历神宗皇帝。张居正“当国”十年，正是神宗皇帝年幼之时。张居正是有“震主之威”的。其所揽之权，当然是神宗的大权，张居正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

　　据说，神宗清算张居正，首先是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张居正是神宗皇帝的老师，从小，神宗就受到张居正的严格管束。实际上，神宗看到张居正是非常害怕，即使在他即位以后，做了皇帝，也从心底里惧怕张居正。当时，太监冯保受命照料神宗的生活，如果神宗不听话，冯保便会去报告慈圣太后，慈圣常说一句话，“要是张先生知道了，你怎么办?”可见，神宗皇帝惧怕张居正的程度。

　　其次，作为首辅之人，张居正却摆不正自己的位置。皇帝的事情，他都是要管的。比如，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张居正居然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甚至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其结果，不仅免除了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了。此后，张居正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连皇帝的御服费用都要省，等等。这种“锱株必较”的态度，尽管“节用爱民”、“以保国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神宗皇帝怎么会高兴呢?毕竟，朕即天下啊。

　　其三，张居正晚年权倾一时，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父亲去世，他可以不守孝，以丧服办公。这在当时，可说是不大敬的事情。但是，张居正不以为然，居然还廷杖、贬斥甚至流放反对其遵旨“夺情”之人。可是，一年之后，张居正又请假回原籍安葬父亲，一走三个月。张居正带随从和护卫还乡，地方大员郊迎郊送，送尽赆仪和奠金，江陵城更是倾城出动，葬礼空前盛大。其回京之时，皇帝和两宫太后，居然都要派员郊迎，其礼数，已不是所谓的恩宠概念了。皇帝嘴上不说，心里则是不悦的。当然，神宗皇帝最爱不了的，就是张居正晚年的干部任用，其升贬官员，多凭个人好恶，不例循旧制，甚至根本不征求皇上意见。这还了得?!

　　不过，张居正活着，神宗心底惧怕，阴影在胸，自然不敢有什么动作。张居正一死，神宗虽说还装模作样地大哭了一场，可是他很快就擦干眼泪，开始报复了。他积聚了十几年的不满和怨恨，突然爆发。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从张居正任用的干部开刀的。什么事儿解恨，他就怎么干。于是，张居正一家就入地狱了。

　　据说，张居正遭清算，整个万历一朝，咸有人为此鸣冤的。仅有一个叫于慎行的大臣，曾给办案的邱橓写书一封，洋洋千言。其中有一段话，很是值得深思：“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其实，历史之遗、官场之中，这种事还少吗?“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政治这种事，大抵都是会玩过头的。

　　有意思的是，于慎行当年是张居正选定的帝师之一，却曾在“夺情”事件中得罪张居正而受到排挤。正是这个人，却敢担生命之虞，不计前嫌，公开站出来为张居正主持公道。此后，明朝又有两个皇帝，“渐进式”地替张居正平了反，这就是天启二年(1622)的明熹宗，以及崇祯三年(1630)的明思宗。而其时主张替张居正平反的大臣，比如，礼部侍郎罗喻义、左都御史邹元標等人，有的受过张居正的贬斥、甚至被张居正打断双腿终生残疾，但是他们都没有公报私仇，依其政治品格主持公道。这样的人，都是值得称道的。

　　张居正一家被清算了四个月。他的家产被没收。仅有其八十老母，据说获空宅一间，田千亩，以此体现“皇恩浩荡”，其被没入的财物，计110抬，全部运送进京。不过，实在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远远不及太监冯保家中查抄的财产。这一点，万历帝也是有点失望的。

　　万历皇帝何以宽待言路?(1)

　　读明史读到《神宗本纪》，顺带着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感触良多。“扒着门缝看历史”，原本不想写任何一位皇帝。毕竟，皇帝一般都是另类的。比较难写，也比较难把握。深宫之中，万人之上，其心谁知耳?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1563-1620)，乃明朝第十三个皇帝，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隆庆二年(1568年)被册立为太子。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病死，朱翊钧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万历。明神宗朱翊钧也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对万历皇帝，历来没有什么好的评价，《神宗本纪》也是有结论的，其说“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其中，史界指责最多的，仍是万历皇帝居然可以不上朝、躲在宫中“罢政”二十七年。

　　对万历皇帝，我从没有什么好感。其实，有明一朝，大抵是没有什么好皇帝的。当年，喜欢读明史的毛泽东就说过一句话：“《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其实，毛泽东的评价，也不见得正确，其中，“稍好”的皇帝，当不该是武宗英宗，而应该是仁宗宣宗，所谓“仁宣之治”也，可惜，他们俩，执政时间太短。最差的皇帝，评判或许比较一致，这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和明神宗万历皇帝。毛泽东曾对嘉靖皇帝不以为然，说他“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呵呵，这个万历皇帝，我看也是差不多的。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读罢明史，我发现，万历皇帝也是有优点的。而且，这个优点，在历朝历代的皇帝之中，似乎都是没有的。这个优点，就是他以宽仁之心对待臣子的言路，其对待群臣进言的独特胸襟，亦十分罕见。史书记载，万历时期，众大臣直谏成风，似乎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纷纷与之抬杠作对，甚至以谩骂的口吻，讥讽皇帝贵妃。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强硬，空前绝后。但是，万历皇帝虽说极其不爽，却没有因进言不当而杀掉任何一人。

　　我们不妨引录一点万历执政期间众臣“批鳞”式的奏疏，看看大臣们的过份言辞。

　　比如，关于万历皇帝的“聚敛民财”，右都御史漕运总督李三才说：“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工科给事中王德完说：“民何负于君?而鱼肉蚕食至于此极耶!”户科给事中田大益痛斥：“陛下驱率虎狼，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穿竭”。关于万历皇帝“装病”不上朝，礼部主事卢红春说：“若真疾耶?则当以宗社为重，毋务为豫乐以为基祸;若非疾也，则当以诏旨为重，毋务以矫饰以起疑”。关于立储之事，御史冯从吾上书：“谓圣体违和，欲以此自掩……天下后世，岂可欺乎?”

　　还有一个叫大理寺左评事(应该是个不大的官员)，名叫雒于仁。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雒于仁上了奏折，居然批评万历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并献“四箴”，希望皇帝检讨并改正。言辞激烈、情绪愤慨，简直是破口大骂了。这种言辞，任何朝代的帝王恐怕都是难以容忍的。万历皇帝也是人，当然也生气。他叫来首辅申时行，发誓要严惩此人。众所周知，这个申时行，本是一个谨小慎微之人，向来以无过为荣、以无为引为政绩。没有想到，这么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也对万历皇帝的决定予以婉拒。可见当时的进言风气，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此事的最后处理结果，仅仅是将雒于仁革职为民，大事化小，草草了事。倘若是太祖成祖在世，这样的人，诛“九族”外加“十族”，都是不过份的。

　　中国的封建王朝，皇帝是九五之尊，朕即天下、朕即真理。万历皇帝却何以如此呢?这是性格温和仁厚、心胸大度?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想想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秋后算账”，也是够惨忍的了，他怎么偏偏就对进谏之臣网开一面了呢?

　　其实，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有原因的。AB型的万历皇帝，自有其做事的性格。有一个人，或许对万历皇帝之“善待言路”产生重要影响，这就是他爷爷明世宗嘉靖皇帝。这个嘉靖皇帝，也是一个另类人物。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乾纲独断”，对待谏言，向来不听，而且，但凡不中听者，格杀勿论，无论是谁，想劝也劝不动，可谓是铁石心肠。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大礼仪”事件。

　　万历皇帝何以宽待言路?(2)

　　明史说：嘉靖皇帝“讳厚熜，宪宗孙也。父兴献王祐杬，国安陆。”显然，他做皇帝，不是“子承父业”的。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死了。这个年号正德的皇帝，乃是明宪宗的孙子，明孝宗的独子，其继大位后荒淫无度，31岁即早逝，且无子嗣。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朝廷依循“兄终弟及”的祖制，想到了远在湖广安陆府(今湖北钟祥)就藩的兴献王之子，也就是明武宗的堂弟兴王朱厚熜。其时，年仅十五岁的朱厚熜匆忙赴京，以藩王身份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嘉靖，即为嘉靖皇帝。其在位45年，也是明朝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

　　按照古代礼制，皇家严格要求过继的子女在观念上要以嗣父嗣母为尊，不能再认自己的生身父母，是为“礼”。因此，已是嘉靖帝的朱厚熜，在礼仪形式上，已是明孝宗的儿子了，也就是说，他得管明孝宗叫爸爸。但是，朱厚熜天性乖张倔强，他才不理这一套儿呢。公元1524年(嘉靖三年)，嘉靖皇帝提出，他要追尊已去世的生父兴献王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将他的生母兴王妃蒋氏尊为皇太后、并为亲生祖母另置宫殿尊养。另外，他也似乎不将先皇帝明孝宗和明武宗放在眼里，以“皇伯考”和“皇兄”称之。这件事，朝野震惊，群臣反对。以老拯相杨廷和其儿子杨慎为首的数百文武官员，集合在皇宫之外，以哭进谏，直哭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然而，朱厚熜不仅不听，还徒生无名之火，他下令，将哭声最大的人，统统逮起来，一下子抓了一百三十四个大臣，第二天，又抓了九十人，这还不算，他下令施以廷杖，要教训教训这批迂腐的大臣，结果有十九人被活活打死了。在历时三年的争议之中，仍有大臣前赴后继，相继进谏，然而，嘉靖皇帝不为所动。他的回应也是简单的：杀头的杀头，罢官的罢官。于是，天下人都知道了嘉靖皇帝的固执，从而“相诫勿言”。此后数十年，竟然到了无人敢于直谏的地步。当时，大臣一言不慎，都是可能招来灭顶之灾的。直到嘉靖末年，才出了一个异类人物海瑞，演绎了一出“海瑞罢官”的故事。此事容另述。

　　后来的后来，嘉靖死了，穆宗即位。穆宗在位仅六年便去世，于是万历皇帝年纪轻轻(10岁)就做了皇帝。万历皇帝小的时候，他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张居正，另一个就是他的生母李太后。万历皇帝，甚至有点怕这两个人。《明史》就说“帝事太后惟谨，而诸内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据史料说，李太后经常教育万历皇帝，教育他千万不要学祖父嘉靖皇帝。显然，李太后是把嘉靖皇帝当作反面教材的，他曾说，不要学你爷爷，不听忠臣之谏，大杀建言的大臣，注定是要落得个谤名恶名于世的。她还建议万历皇帝学唐太宗，要从谏如流，做个明君。或许，海瑞罢官的故事，万历皇帝从小耳熟能详，幼年的教育，或许是可以铭记一生的。因此，在对待言路的问题上，万历皇帝便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了。

　　对万历而言，他在位期间，也发生了一件大事，也是与皇家有关的。这就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所谓“国本”之争。按照中国君主专制时代的规矩，皇帝与皇后生的儿子是嫡子，与其他妃子生的是庶子，嫡长子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如果没有嫡子，则以庶子中最年长者为皇太子。即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万历的皇后，没有生过儿子，即无嫡。万历十年(1582年)，一位王姓宫女生替万历生下了长子，这就是朱常洛。这个故事，“当年明月”先生曾有生动记述，这就是人称“一月天子”的泰昌帝。到了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万历皇帝宠爱的妃子郑氏也生了一子，取名朱常洵，万历皇帝很高兴，立即册封郑妃为皇贵妃。万历的意思是明确的，他想立朱常洵为太子，但是，满朝文武反对。同年二月，内阁大臣申时行等提出册立太子之事。于是，一场皇太子之争，由此拉开序幕。

　　万历皇帝何以宽待言路?(3)

　　照理说，立太子之事，是皇帝自己的事情。他想立谁就立谁。但是，明朝的大臣，似乎都是迂腐透顶的，他们偏要干涉。这事要放在嘉靖皇帝身上，早就龙颜大怒，狂开杀戒了，但是，万历没有。因为他知道，嘉靖的办法是不对的，他从小受的就这种教育。于是，他的办法先是装糊涂，然后是一拖再拖，实在不中听了，火气上来了，他也就是罢你的官而已。于是，明朝群臣们前仆后继，接二连三地上书责问万历皇帝。其结果，仍是不断地有人被罢官，被处置。不过，万历只守住了一条原则，他不杀人。当然，很多人依旧不甘心。最后，万历也觉得，这种不休止的争义，太没有意思了，他也实在懒得同群臣见面了。因此，他采取的办法，就是不上朝，咱不见面、也听不到你等之人说话，不就得了。或许，万历开二十几年不上朝之先例，估计同这件事是有关系的。

　　万历从此躲在深宫之中，既吃喝玩乐，又图长生不老之术，还居然修炼什么“断头大法”，对群臣的种种进言，他一概都是两个字：不发或者不报，有时候，也有三个字：“知道了”。当然，他也不是任何政事不管的，史料记载，万历躲在深宫的长年岁月中，涉及国家的大事，他还是亲手处置的，比如，他指挥的明朝“三大役”，比如，他重用熊廷弼镇守辽东军务等等。在我看来，万历心里最烦的事，就是大臣们的“国本”之争，我喜欢的儿子，不能当太子，我不喜欢的人，你们却偏偏要力捧，这都是什么事啊。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501年)，这场历时十五年的“国本”之争，才有了结果。这一年，万历皇帝因为一些小事，对郑贵妃产生不满，感情之事，向来是最难捉摸的，皇帝也不例外。他最终决定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或许，史官们都是正统之人，他们都想证明封建伦纲之正确，因此编出许多故事，说明万历皇帝立朱常洛乃是天意。比如，有野史说，万历曾为郑贵妃写过立朱常洵为皇太子的字据，并且让她用金盒密封保存，谁知若干年后打开一看，虫子居然把字都吃光了。万历皇帝不由感叹：“这是天意。”这种故事，自然不可信，既然是密封的，虫子又怎么进得去，又活得了?不过，依我之见，万历的最终决定，似乎是错误的，他封的太子，仅仅当了一个月的皇帝，不受节制，天天纵欲，自然一命鸣呼了。当然，他所中意的朱常洵(即福王)，也不是什么好鸟。此人就蕃洛阳，恶名远播，后被李自成所杀，其肉亦被烹，也算是为大明王朝尽了忠。

　　读这段历史，无非是想说明，万历怠政，断送大明未来，是事实;但是万历皇帝前所未有地宽待言路，也是事实。当然，也有人不当引申，说万历皇帝倘若一路“英明”下去，大明王朝有可能开创中国君主立宪体制之未来。这就不是正确之唯物史观了。

　　万历皇帝死后葬于定陵。1957年5月19日，中国考古工作者打开了定陵。据说，万历躺在棺材里的姿式也是少见的，呈北斗七星状。他在追寻什么呢?不知道。不过，这位万历皇帝的尸骨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小将拉将出来，经示众批斗之后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