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just:周汝昌谈书法

周汝昌谈书法
周汝昌谈书法（1）

中国人爱字 

周汝昌

中国人爱字，是民族的天性。老百姓也知道珍重字迹。农民父老不识字，过年也讲究贴大红“年对”，还得找位会写的，不肯“凑合”。现今人更不知的：当初时常可见贴着“敬惜字纸”的“告白”，放个扔废纸的器物，不让带字的纸落到污秽之地。我幼时就受母亲教诫：“字纸”不许作秽物用。

为什么这样？对字特有感情的缘故何在？说法不一。当然又会有批判家说这是“封建思想”……

事实上，汉字本身有其独具的神秘力量。题了字的器皿，比无字的效用大得多，价钱也贵。字有魅力，有“灵验”——贴上吉祥字句的春联，会给家门带来喜气，这是人们的共识。

中国人爱字，是爱自己的文化。人的思想感情，传达、表现，都有赖于字。

一张画，没有字，像人没有眼睛。

字有形象美，声美，组织美，联络美。

中国人爱字敬字，还因为字能生“效”，比如拿现代生活方式和法律观念来作比，一个签字手迹就具有“生效”的作用。这是世俗物质的一个层次。若推之于精神世界、灵慧活动的另一层次，便发生字在那一高层次中的唯一无二、无法仿造的法律上审证的那种“效应”，道理不殊。所以，“字”是一种“通灵”之标记。这一层，因非常人所识所究，故不受重视，甚或被贬为“迷信”之列。

字，里面蕴涵着书写者的精神灵气，俊秀才华，气质风度，这又是真实不虚的道理。

“字”，确实有“繁衍”孳生义，例如“字”的本身“造字”构成，就是一间房屋内有“子”孙。再如，古汉文里女子嫁人，叫做“字”某某。这儿岂不也就是结合、生育的含义。是以，字是生，是活，是发展，是衍殖。

既然如此，要把字学好写好，是每个中国人必须完成的课业，亦即“及格”的国民文化教养。

汉字，有人哂笑是“格子字”，或曰“方块字”。会写字的，一个字笔画再多，也不出“格”，也不显“挤”；笔画再少，也不见单薄，也不显“空”。“方块”是个民族审美“单位”，十分重要。中华的“田”就是方块。建筑也是方块。“四面八方”，“天地六合”，数字八与六也是由“四方”作为基点。“方块字”有何可哂？难道必须改为“洋字”才“进化”了？

诗曰：

中华汉字几人讥，不重东文只重西。

可惜心迷外国好，洋文方是上天梯。

周汝昌谈书法（2）名人札记 2010-03-09 17:26:02 阅读35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习书可晓“写”字义 

周汝昌

据我所闻，若干习书之人，“写”了大半辈子的“字”，并不懂得这个“写”是什么意思。

有一回，我“考试”一位喜爱书法的友人，问他说：“你天天练写字，到底怎么才是‘写’的真谛？”他听了，愣住了，半晌说：“写？不就是用笔向纸上画笔道——写成汉字吗？”

我说：“老兄说了半日，把‘写’说上三遍，还是一点儿也没讲出‘写’是什么，怎么回事。”

他有些“觉醒”了，叹了一声，“哎呀，糊涂人，只知傻练，总不曾去想这个……您给说说。”

以下是我对他说的，大略摘记在此——

要想懂这个“写”，先须懂点中华文字训诂学。今日不想向你引经据典背古书，只须简明一句：“写”，原与“酌”为对，都是饮食之事。酌是液体，如酒浆类，曰斟曰酌——从一器中倒入另一器中之动作也。写，是硬体食物的事，把原盛在一器中之食物倾倒在另器中，这就叫“写”。古礼，尊者赐食，是原器即吃抑或须倾倒在自用之器中方可进食，都有规定。

你看诗圣老杜咏樱桃的诗：万颗匀园……数回细写……那“写”正是说把小樱桃由一个筐筐倒在一个盘中，或须从几种不同盛具中多次倾倒——这叫“写”。

“写”，加“水”边，加强了“流畅”的意义、神情。

字叫“写”，最忌描。小童习字，大戒绝不许描！写坏了不责，一描改就呵斥。

描与写，绝大分别，而今日文艺家动言“描写”，不复理会中华古义了。

描是“依样葫芦”。“描花样子”，是刺绣工序，与“创作”大异。“描眉画鬓”，也可晓知是“化妆”的慢而细、重而复的“涂抹”动作。

这样的“动作”，是书法的大忌，不可！

劣书恶札，如“算子书”，如“痴冻蝇”，如“墨猪”……就都是“非写”，只是“描”、“抹”、“画道道”、“堆笔画”……而中无“写”的用笔之成分在。

当然，“春蚓秋蛇”，缭绕纠缠的假草书，貌似“写”了，而中无笔意使转，抑扬顿挫，那也并非真“写”。

画分工笔与写意。这“写”又进了一步，但关键仍在笔须有“意”。无“意”者还是个“描”，连照猫画虎都不够。即此可悟，学书而首务基本功，基本功有了根底，就要从“写”上开始领会，下功夫了。

写，当然不是“乱来”，无须多赘。

今人恐亦不知，“写”在艺术上不限于书法；吴越古史一段佳话：越王勾践破吴得胜，感念范蠡之大功，命以“精金”（即良铜）写范之状貌！

这就是今日的雕塑——哪个雕塑家还能记得他的“本行”是个“写”吗？

今人奇怪：雕塑讲究肖似，如何是写？

拙见以为，书学专家们，多给爱书而习学未深的新秀讲讲自己笔法上的心得，匡正流行的并不足为训的习气和假相，而不宜太多地述说“常识”、“旧闻”，也不宜只喜撰写鉴定真伪的文字——那会将刊物引向“古董眼光”和文物考辨上去。学人士子，最渴望的是“知识性”以外的更为丰富的实践体会、学书历程、认识的提高、流弊的警戒……这对目前书坛的兴旺与不断前进，会有更大的裨益。

书各有体

周汝昌

中华的文学理论史上，重要的一条就是“文各有体”。晋代陆机作《文赋》，南朝刘勰著《文心雕龙》，都把“文体”的区分和特色放在重点上。专家谓之“文体论”。比如作一篇庄重的颂德碑文，绝不会也不能与逍遥自在的随笔纪事小品写成一般“味道”。它可类推。此理易晓，但也有不大明了的写作者，笔下的文境，千篇一面，难分彼此。所以还可以讲上一讲

其实，艺术也莫不悉然。习书法者，也要知道“书各有体”。

“体”是什么？体裁、体制、体统、体式……场合、对象、功用等等之不同，就约定了“书体”的各异（书体，在此不指篆体、隶体、草体……而言）。

比如，你给友好写一纸书札，不但内容词气，就连字迹也必然与你给某某大厦题个匾额不是同一“书体”。

不只如此，同一个“实物”，拿碑来说，碑额、碑文、碑阴，“书体”即各有其“个性”，不会混而不辨。

这样，就会恍然：给人家写副大对联，不仅仅是晓得须换“大号”笔，也还得明白宜写何等书体。——比方，尽管《兰亭》的行书名垂千古，难以逾越，可是你若将其中选字放大几十倍组成对联悬在大厅正面堂皇之处，却不一定“受看”。何也？因为《兰亭》者，只是一篇诗集的序稿，即席信笔，乘兴而书——那与题联匾是太不“合套”了。

此理虽不难明，“问题”仍然发生：至今仍有人效法清末的“碑派”书家的习气，写个便笺，也是“龙门二十品”的翻版……看了令人实在感觉不大自在。

这类问题，应该与另一桩中华文艺理论传统结合起来思考参会——即艺事有“惊四筵”与“适独座”的大分类。这不是哪个好坏高下的“比较”，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用，是“艺各有体”的道理。

习书之人，若年较少，工力嫩，又想“速成”，便容易走上追求“惊四筵”的路子。大笔一挥，“气势”张皇，若当场表演，便可使“四筵”叫好称雄。这种学书之道，不可为训。

清代宫廷里绝不去“请”郑板桥写大殿上的楹联“秋从夏雨声中入，春在寒梅蕊上寻”。板桥有绝句云：“蝇头小楷太匀停，常恐工书损性灵。——急限彩笺三百幅：宫中新制锦帏屏。”这就鲜亮地道出了“书各有体”的“原则性”。

“惊四筵”的审美享受较难持久，转头已尽；“适独座”的魅力全在味永涵咏愈出。

我作童子时，受板桥影响不小，学他的词，仿他的字；家里的木联匾多是他的佳作。他的字糅合了汉隶、苏、黄，黄的成分尤重，甚至也有石涛题画字的影响。毛病是太作态，“伸胳膊踢腿”过了火，但确有其长处。不可没也。然而不可学，学不好浑身是病。

我自幼习书，学仿的太杂乱了：颜、柳、欧、赵，魏碑名品几乎每品都临过；后来临褚，习唐人写经。最坚持的是学右军的笔法。右军不是“崇拜偶像”，是千古最善于用笔的书家，称之为“圣”，洵不为过。《兰亭》一帖，难望以它来“惊四筵”；但在“独座”之际，爱玩令人忘倦，其笔妙极。但勿忘记：此文稿书体也，右军之兼擅，亦不以一帖为限。

周汝昌谈书法（4）名人札记 2010-03-12 12:11:08 阅读45 评论2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书法与艺术

        周汝昌

    书法是艺术——这还成“问题”吗？标题还在中间加（夹）上一个“与”，此又何也？

    中华文化上的“艺术”涵义与今日的“艺术”（Arts）的概念并不全同。繁引则烦人，今只用晋人夏侯湛为东方先生（朔）所作《画赞》中的话来验证古今异同，他说：“……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阴阳图纬之学，百家众流之论，周给敏捷之辩，支离覆逆之数；经脉药石之艺，射御书计之术：乃所研精而究其理，不习而尽其书；经目而讽于口，过耳而间[闲，娴]于心。”

   请你看看：汉代魏晋这时期的“知识分子”，对“艺”“术”的理解是怎样的！

由这儿就又引出了“六艺”的问题：孔门讲究的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科学术，“书”在六科中位居第五——次于御而先于数计。

    若照西方思维方式来看，“六”就是六，各不相扰，“分”门“析”户嘛！科学精密嘛！

在中华却不那么“严整”，六者一也；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众科各层有个“际”，古往今来有个“变”——要“究”要“通”，不是“死”条条框框。那么，“书”这一科，就不可孤立僵化地看待之、讲论之了。

    比如，礼之与乐，分列二科，其实并不“分家各爨”，二者永远相联：礼必用乐，乐原为礼。不但如此，古代的射，不是千方百计研究如何射死别人，那是一种习练修养，有严格的程式礼仪，似武而又文，与后世人对射的观念不同（清代哲学家颜、李一派还讲古射礼）。同理，御也不是一个“车夫”“马僮”的事情，晋人还讲此道，《世说》中也有痕迹可存。

    因此，要明白为何我说“永字八法”的八个名目与射御有所关联，那绝非偶然的借喻。射御都是一种如何驾驭运用非常复杂的不同走向的“力”的事物的高智高技的修养训练。若不从这种中华文化的高层次造诣的原理来认识问题，势必将“写字”看成“雕虫小技”而“壮夫不为”了。——既愿自作“壮夫”，那又何若执笔而画墨，不是自甘“下流”了吗？

    古代书生，不得志时，常是“书剑飘零”。借此二字，也可另生一义：书法与剑法是外相有别，而“其致一也”。

    此话怎讲？试看习剑之人自明：一是只见“挥舞”，实际每个动作包含着复杂的“力”的控驭运用。二是“一招一式”单看都有一个很美的“亮相”或“塑定”，但精熟的一“路”剑法又是连绵流畅的“运作”。三是并非一个右手执剑的简单“动作”，还有身法、步法、眼法，以及左手的配合姿势，等等，等等。合起来，是一个艺术美——书法也正是如此。

    书法、剑法，有“脉”相通；这完全不属于“亦文亦武”“文武双全”……那种观念范围，是说什么叫“艺”叫“术”。

    当然，剑法学得很好的人不一定就能成“书法家”；但习书之士若懂点儿剑法，必有裨益。诗曰：

学书学剑两无成，

项羽无才乃学兵。

输与刘邦非不勇，

其如蛮劲自家倾。

周汝昌谈书法（5）名人札记 2010-03-12 15:41:21 阅读70 评论1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书法与灯火

周汝昌

本文题目，不是要说习书要“焚膏继晷”，深夜“临池”，是说书与灯的关系。

说起灯火，文化故事太多了。我们中华有燧人氏，希腊有普罗米修斯。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是人类进化的最大关键——熟食、制陶、冶铜……火是“主力”。当然也不能忘记还有一个“照明”的大问题。照明使得漫漫长夜变成可以活动的时空，等于增加了人的寿命。

有了火，很快进化到语言发展和书写记录——“字”出现了，原始陶器上已有文字雏形。

火，本身不是“固体状态”，它的不绝不灭需要有一个“寄体”，就是薪。薪火相传之义，由此而生。

就是说，至少在古代，火是不能离薪而自存的。薪指草木可燃之物，所以也包括油类——即“焚膏”的膏。比如，诗词中的“兰膏”，其实是指油灯蜡烛的美称。

灯火，明也，可以喻哲思道论，圣人、佛祖的精言奥旨，传与门人弟子，遂有薪传、传灯的词义——“传灯”是禅宗所用之词。

那么，中华书道也必然有薪传的源流史印，也有“传灯”的奥旨“秘”言。

所谓“秘”，不是自私、“专利”，不许旁人问津；有两层要义：一，非一般语文“书面”可传，不是简单几句常言所能济事，故有特殊性与珍重义。二是师传弟受，必善择人；轻传妄授，所教者不得其人，没有继美发扬的才德，不但无益，势必多害。

是故，书家也须像禅山五祖传六祖那样——看他的根器灵慧。

巧得很，在书法原理上恰好有一个“拨灯法”。

这确是书法一“秘”。

以往对此名目有不同揣度“破解”。由于古汉字“燈”也写作“镫”，遂生误会——说“镫”是“马镫”（去声。铜制，垂于马腹两边，骑者两足伸入“登”住，并可夹逼马腹使之快行……），作出了一些附会之说。

其实，“镫”即灯（镫即燈的本字），古时油灯是一个锡制的浅碗形的“灯碗”，中置油、芯，燃芯而发光。所以小说戏曲诗词中常见“一盏灯”“灯盏”等字样，盏即油碗也。

“拨灯”者，油芯烧久不亮，则须以小棍拨动灯芯，亮度加强。而这个“拨”的活动是手执小棍儿斜下插入油碗而左右移动——这正好就是书家使用毛笔时是斜下落笔，锋是侧行而左右行笔的动作原理，故以为喻。

这本来不但不“秘”，倒是给学生用当时最常易晓的手势来讲授用笔运笔的道理，既不“玄虚”，也不“神秘”。

可惜后世多为“中锋”假道理所误，将一个真的极普通的原理弄得后生难晓，横生谬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