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gorous的用法:天津租界发展史：五百名人形成“寓公阶层”

2011-03-29 15:08中国文化传媒网

天津租界的总面积不及上海，但是却先后有英、法、美、德、日、俄、意、奥、比9个国家划分过租界。只是美租界在1902年并入英租界，所以人们常说天津有八国租界。天津租界的出现，与中国近代三次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有关。

八国租界的形成

从电视剧《潜伏》到《借枪》，天津的租界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值得专门说说。外国租界是中国城市历史上的“怪胎”，恰恰是这个“怪胎”，使中国的城市发展史有声有色。

现在的人们大多数知道上海的租界，而知道天津租界的人就少多了。其实，近代中国有10个城市曾设立过外国租界，其中只有上海和天津的租界发展最快，对城市影响较大。

在上海，先后有英、法、美三国划分过租界，后来美租界并入英租界，组成公共租界。所以，上海只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个租界，但上海租界的总面积却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天津租界的总面积不及上海，但是却先后有英、法、美、德、日、俄、意、奥、比9个国家划分过租界。只是美租界在1902年并入英租界，所以人们常说天津有八国租界。上海两个租界总面积达48000多亩，而天津八国租界的总面积只有23000多亩。

天津租界的出现，与中国近代三次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有关。1858年，英、法两国组成的联军从渤海湾进入海河，占领了天津，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在条约谈判时，英法两国提出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被清政府拒绝了。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攻占天津，进而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与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中专门有一条规定就是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

开放通商口岸就意味着，签约国可以设立租界。此时，上海的租界已经存在了将近20年，西方人从中尝到了甜头。就在英法联军占领天津期间，两国擅自划分了各自的租界。租界选址在距离天津老城大约2公里的海河岸边，东临海河，西界陆路连接渤海的大沽路。参与划分租界的除了英国领事，还有后来以镇压太平天国而闻名的戈登。他当时还只是一名工兵上尉，勘测土地是他的本行。上海租界的划分是外国领事与清政府海关道谈判的结果，而天津租界的划分，却是西方列强趁军队占领的机会擅自划分的。英国人只是用一纸照会将租界划分的结果通知了清政府，连合同都没有订立。几年后，在英租界的南面又出现了一块美国租界，面积比英法租界小。租界的划分同样也没有订立任何条约或合同。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借战争胜利之机，也在天津划分了他们的租界。他们可能以为与中国人的关系更近，所以租界选在法租界与天津老城之间。随后，德国人借口他们和法、俄两国一起“干涉还辽”有功，也要求在天津划分一块租界。于是，在美租界的南面又出现了德租界。这四国租界都分布在海河的西岸。

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再次占领天津。参加联军的各西方国家又趁机纷纷在天津划分本国租界。此前在天津没有租界的国家，都是将本国军队占领的地方划为租界。俄国军队占领了老龙头火车站(今天的东站)，就在车站周围划分了很大一片地区设立俄租界。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当时还没有奥地利)则把他们的租界设在俄租界的北面。比利时并没有参加八国联军，该国驻华公使也提出在天津设立租界，清政府竟然同意了。于是，在海河东岸，日法英德四国租界的河对岸，又出现了奥意俄比四国租界。而日法英德四国租界也都借机扩大了各自的租界。只有美国，因为政府主张“门户开放”政策，放弃了本国租界，美租界便有条件地并入了英租界。这片被称作“英租界南扩充界”的原美租界，就是现在天津的“小白楼”商业区。

“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

这八国租界都有各自的市政制度和市政机构，也有各自的警察(当时称巡捕)。租界之间有明确的界线，大都形成一条街道。人们平日可以在各租界之间穿行，但是在法律和行政管理上，各租界是独立的。黄包车在不同租界之间拉客，要在每个租界都缴纳车捐。租界巡捕或华界警察不得越界抓人，罪犯逃入租界需要通过引渡程序才能抓捕。于是，就出现了两种现象。其一是，利用租界的特殊环境从事刑事犯罪，作案后跑过一条街就进入另一国租界，巡捕很难及时抓捕。另外一种现象，就是租界成为“政治犯”的避难所。

民国以后，被打败遭通缉的军阀、北洋政府下台的官僚，以及主张复辟的满清亲贵、遗老遗少们，跑进天津租界，如同到了外国，不仅人身安全，更可以恣意享乐，还可以策划阴谋，伺机重新上台。所以，便有了“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的说法。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五大总统、国务总理以及许多总长们、各派军阀头目，大都在天津租界购置房产，甚至不止一处，以备随时进住。当时，北京政局一发生变故，前门火车站就热闹起来，下台的大人物赶紧往火车站跑。如果来不及上火车，就先躲进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离前门火车站很近)，再寻机乘火车逃走。乘上火车，两个小时到了天津位于租界地区的老龙头车站，就保证安全了。同时，会有另一些官僚从租界豪宅走出来，从老龙头车站登车扬眉吐气地到北京上任。

现在到天津转转，会发现这里既有孙中山住过的地方，梁启超的寓所“饮冰室”，也有张勋、溥仪、“东陵大盗”孙殿英隐居的豪宅。据统计，民国时期曾在天津租界寓居的名人多达五百。他们被称作“寓公”，形成了一个“寓公阶层”。

“寓公”们大都把他们当权时攫取的钱财投资租界购置房地产。天津的“小洋楼”实际上很多就是军阀官僚们用“贪”来的钱盖起来的。他们建的洋楼大多不是由建筑公司统一设计，而是请外国建筑师单独设计，独立施工，所以往往标新立异，一幢洋楼一个样，形成了保留至今的天津“小洋楼”。

“寓公”们的投资对租界有利，所以吸引他们投资房地产是各租界当局很乐意做的事。许多租界在最初规划时，也曾划分出外国人居住区，不准华人居住或拥有土地。但是，民国以后这些规定或明确取消，或名存实亡了。“寓公”们不计成本的房地产投资，又有富有商人、买办的加入，使租界得以繁荣起来。

有效规划与管理使租界别具特色

租界繁荣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有效的施政和管理。各国租界往往是按照本国的城市管理模式，再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租界的市政制度和管理方式。因为上海租界形成早，上海租界的管理模式也对天津租界有很大的影响。

天津各国租界的管理方式各有不同。以实力最强的英租界为例。天津英租界实行侨民自治式管理。租界的基本制度遵循的是《市政章程》。这个《市政章程》从1863年制订，以后多次修订，可以说是租界的“宪法”。租界的最高立法机构是“纳税人会议”。“纳税人会议”每年起码要召开一次年会，还可以依法举行特别会议。会议内容是通过投票表决有关租界的“大事”，选举主持日常工作的“董事会”(董事会这个词是早年的翻译，按原意应当是常设“市政会”)。纳税人年会要表决通过工部局的财政预决算，当年的税收多少和如何花的，下一年度如何收税如何使用，这是纳税人最关心的。当时还没有实行普选制，只有纳税额达到一定标准的才有权出席纳税人会议和有表决权。租界日常的行政机构是“工部局”，“董事会”是工部局的领导者，其成员大都是大洋行的经理或能影响租界事务的名人。如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就多年入选董事会并担任主席。工部局的日常工作人员(包括秘书长，或可称租界的“市长”)是用纳税人的钱雇用的，职责就是执行纳税人会议的决议和“董事会”的指示，是“公仆”。《借枪》中出现的法国巡捕就是租界的警察。租界巡捕大都有洋捕和华捕之分。巡捕房的为首者大都是租界本国人，华人往往只能被雇用做最低等级的巡捕。英租界还雇用印度“锡克人”做巡捕，法租界也雇用“安南”人(即越南人，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做巡捕。有效的规划和行政管理，使得各国租界形成了不同的特色。英租界设立最早，面积最大，各大洋行、银行大都聚集在英租界的“中央大道”维多利亚道上。最豪华的住宅区也在英租界，如今天我们称其为“五大道”的住宅区就是。同样成为高级住宅区的还有意租界。这是因为意租界最初规划定位明确，就是要建成上层居住区，为此规定主要道路两旁不得开设商店等，以保证居住环境的安宁。这就吸引了大批民国“寓公”去意租界“隐居”，梁启超的寓所就在意租界。法租界和日租界，由于最早通了电车，与老城区交通便利，吸引了大批本城的中国人，到二三十年代便形成了最繁华的商业区，今天的和平路，就是昔日穿过日、法租界的电车道，商业区形成在电车通过的街道，成就了繁华至今的商业街。法租界连接英租界维多利亚道的大法国路上，是大银行聚集的金融区，最大的华资银行之一——盐业银行，就在大法国路的一侧。

《借枪》主要事件的发生地，设计在法、日租界的交界处。巴尔扎克公寓是虚拟的，日侨俱乐部，按照作者的说法，是假设在位于日租界宫岛街(今称鞍山道)上的“大和公园”。当然，即便从法日租界交界的秋山街(今称锦州道)到“大和公园”，也要隔着四个街区。那条街上也没有很高的建筑，用歪把子机枪是很难打到的。当然，虚虚实实的文学创作，使历史充满了乐趣。实际上，那个年代在天津曾经发生过多次成功的刺杀事件，刺杀的对象多是汉奸，事件发生地都在租界。最著名的就是刺杀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经理程锡庚，刺杀地点在英租界的大光明电影院。这个刺杀案引发了英日之间的外交交涉，案件本身却扑朔迷离，成为历史的疑案。

(刘海岩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