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in mind单词表:论《金瓶梅》语言的多层寓意

《金瓶梅》“借宋写明、借世情写政治、借家庭写国家”，这种特殊的多层故事结构，必然决定了它在语言的运用上也具有多层寓意。一方面，作品的大多数人物表面上都是市井俗人和下层社会女子，他（她）们的语言绝不能太典雅庄重，所以，作者使用了大量的方言、口语和俗谚，这非常贴合他们的身份，语言风格显得十分活泼酣畅。另一方面，作者又要在“风情故事”的背后揭示重大的社会政治主题，故作者只能采用“太史公笔法”，以隐笔、曲笔的形式，达到“指桑骂槐”的目的。这两种语言风格，在《金瓶梅》中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至于前者，“金学界”多有论述，此不赘。

　　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生活琐事，作者在叙述时往往都不单指某一点，而是指称多个方面。这种叙述语言的“不确指性”，使读者感到模棱两可、捉摸不定，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恐怕说得都有道理。时至今日，学界对《金瓶梅》的认识，在许多方面分歧很大，甚而截然相反，譬如它的作者、成书过程、主旨、反映的时代等，都未能达成共识。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外，语言的多层寓意，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①。当然，作者在关键的地方还是有所界定的，这种“界定”表明了作者的创作主旨及作品反映的时代。

　　（1）历史事实叙述的多层寓意

　　《金瓶梅》第四十八回，“蔡太师奏行七件事”，其三“更盐钞法”：

　　切惟盐钞乃国家之课，以供边备者也。今合无遵复祖宗之制盐法者。诏云中、陕西、山西三边，上纳粮草，关领旧盐钞，易东南淮浙新盐钞。每钞折派三分，旧钞搭派七分。今（令）商人照所派产盐之地，下场支盐。亦如茶法，赴官秤验那息，请批引，限日行盐之处贩卖。如遇过限，并行拘收，别买新引。增贩者俱属私盐。如此，则国课日增，而边储不乏矣。

　　蔡京这段话中的“盐钞”一词是宋时的，它指的是盐商缴款后领盐运销的凭证，明代间或用之。其他如“三分”、“七分”、“淮浙”、“边储”等词语，《宋史·食货志》中常见，《明史·食货志》中亦常见，是宋、明杂出。作者经常使用这种“指桑骂槐”的不确指语言。

　　从史实上看，宋初有折中法，后又有盐钞法和引法。宋庆历八年（1048年）范祥为制置解盐使，始行盐钞法。据《宋史·食货志》载：“陕西盐钞出多虚钞，而盐益轻。”《事物纪原》载：“兵部员外郎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至解池，请任私卖，得钱以实塞下。行之既久，盐价时有低昂，又于京师置都盐院也。”其后，东南盐也实行盐钞法。崇宁以后，宋朝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普遍推行这种盐钞法。又据《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蔡京传》：“（蔡京）尽更盐钞法，凡旧钞皆弗用，富商巨贾尝赍持数十万缗，一旦化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缢死。提点淮东刑狱章縡见而哀之，奏改法误民，京怒夺其官。”[1]（P10620）蔡京的“更盐钞法”，显见是在侵夺民财。这种状况，明正德、嘉靖时也普遍存在。正德元年二月己巳，户部集廷臣再议盐法：

　　祖宗设立盐法，专以备边、赈济、……今山、陕岁饥，……帑藏空虚，边储无积。若买补之害不除，则盐法之坏益甚。官课何从变卖，粮草何从措办？一有急用，何以应之[2]（P0318—0319）？

　　《明史·食货志》四“盐法”，大略谓：

　　武宗之初，盐法日坏，私盐通行，弊端百出。世宗登极，法禁无所施，开中不时，米价腾贵，私盐四出，官盐不行，而边饷日虚矣。……二十七年，令开中者，止纳本色粮草。三十九年，……盐场淹没，边储多缺[3](P1294)。

　　明王朝从太祖朱元璋始就曾规定：“商人输粟边仓，给引盐以尝其费。”但基本上是在朝廷的控制之下进行的。到了后来，那些权豪势要之家，为了获取巨额厚利，往往置皇朝命令于不顾，私行开中，大大破坏了官盐的正常销售。食盐实际上已完全被官僚、权贵等大盐商所垄断。而一般盐贩、盐商只能从这种“囤户”手中分销获取余利。《金瓶梅》第四十九回，西门庆通过蔡御史的关系，开中了三万盐引，轻而易举地赚取了三万两银子的缎绢货物。而一般商人，如有的根本就买不到盐引，即或弄到盐引，也不能及时支盐，有守支数月数年者，甚至“祖孙相代不得者”。这些商人，由于下场支盐旷日持久，不仅无利润可图，而且，肯定还会亏本。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蔡京奏本中涉及到的史实，宋、明两个朝代都存在，甚至连词语的使用也相同。但作者并没有明确界定他指的是宋还是明。不过，蔡京影射的是严嵩，这是“金学”界的共识。作者既抨击蔡京，同时也就等于在抨击严嵩。

　　作者的意图恐还不只如此。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三十九年，明世宗说：“盐法久弛，非极力整顿不可”，于是命都察院左都御史鄢懋卿，清理两淮、两浙、山东、长芦、河东等处盐法。这位鄢懋卿属严嵩一党，他并不以百姓利益为重，而是“苞苴无虚日”，“以牟大利”，“甚至劫估舶，诬以盐盗而执之”。但就是这位鄢懋卿，他的建议，被嘉靖帝不折不扣地采纳批准了。你说，作者抨击的矛头是不是也指向了明世宗嘉靖呢？上例是宋、明杂糅，作者“一石三鸟”的用意较明显，因为写宋的目的是为了写“明”。即使完全是在明时发生的事，也往往是如此。第六十四回，李瓶儿死后，薛内相和刘内相前来吊唁，两个在席上说话。薛内相说：

　　刘哥，你不知道，昨日这八月初十日，下大雨如注，雷电把内里凝神殿上鸱尾裘（震）碎了，唬死了许多宫人。朝廷大惧，命各官修省，逐日在上清宫宣精灵疏建醮，禁屠十日，法司停刑，百官不许奏事。……昨日立冬，万岁出来祭太庙，太常司一员博士，名唤方轸，早辰直着打扫，看见太庙砖缝出血，殿东北上地陷了一角，写表奏知万岁。……刘内相道：“你我如今出来在外做土官，那朝里事也不干咱每。俗语道：咱过了一日是一日。便塌了天，还有四个大汉。到明日，大宋江山管情被这写酸子弄坏了。王十九，咱每只吃酒。”

　　雷震殿堂，各史“五行志”都要记载下来。查《宋史·五行志》，宋徽宗时无雷震宫殿鸱吻、鸱尾的记载。由此可以断定，这段话完全是指“明”的。又查《明史·五行志》，从洪武到嘉靖四十八年，共发生六次大的雷击殿阁事件：洪武十三年五月；正统八年五月、九年闰七月；天顺二年六月；嘉靖十六年五月、二十八年六月。上述记载并不全面，《实录》中写到的次数更多一些。如《明武宗实录》载，正德元年，“灾异叠出，郊坛太庙奉天殿鸱吻兽脊，俱为震雷所击”，“戒饬群臣痛加修省”。但《金瓶梅》上限在明武宗，故正德之前的雷击事件都应被排除。

　　上文“凝神殿”（见《宣和遗事》）即“谨身殿”的谐音，“身”“神”同音，“凝”“谨”声、韵相通，鸱尾也就是鸱吻。戴不凡先生《小说闻见录》“金瓶梅零扎六题”认为此处影射嘉靖时事，是一种借古喻今的写法，可惜未能提出证据。笔者认为，这里最重要的是雷震鸱尾的时间。小说中写的是八月初十日，前边还特意加上一个指示代词“这”字。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其用意是什么？查《世宗实录》，明世宗生于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日，谜底就在这里。因为按《金瓶梅词话》编年，第六十四回叙述的是九月间的事，但这里特意点明“昨日是八月初十日”。“八月初十日”在这里是界定词，表明作品写的雷震殿阁事件指的是嘉靖时期而不是别的时期，尽管作者并未具体指明是哪一年哪一次。《金瓶梅》中用真实历史人物王相来充当“说唱艺人”，作者之用意肯定是多层的而绝非是单一的。最明显的一点是，“说唱艺人”向为传统社会所不齿，这样的“贱民”却恰恰又被安置为嘉靖皇帝的亲家，作者之讽刺意图，实在是明显至极。不过，因“王相”是个通名，他至少又起到了掩体的作用，避免了株连九族之祸。御史王相，其职责是“弹劾倡言”，结果被“逮系诏狱”；而编修王相是位“哭谏”之人，调子“弹唱”得更高，结果被廷杖而死。御史也好，编修也好，他们都是西门庆的“优儿”，我觉得，这两个王相在作品中暗示了西门庆的身份绝非是一个普通商人，而是一位皇帝。还有，这几个王相都是明武宗、明世宗时人，他们表明了作品所写的时代是正德、嘉靖时期，而不是别的时期。

　　（2）生活琐事叙述中的多层寓意

　　《金瓶梅》的表层是一个家庭风情故事，生活琐事是其叙述的主体，所以，作者往往在平淡无奇的叙述中，借用口语、俗谚或插入“笑话”、或引用“剧曲”等，达到其“指桑骂槐”、由此及彼的目的。

　　第三十五回写西门庆与应伯爵、谢希大、贲四等一起饮酒，为活跃气氛，“各人要骨牌名一句，合着点数”，否则，或唱曲、或讲一个故事，两者都不会，罚大杯酒。轮到贲四，不会唱，只得讲一个故事。贲四说道：

　　一官问奸情事。问：“你当初如何奸他来？”那男子说：“头朝东，脚也朝东奸他来。”官云：“胡说。那里有个缺着行房的道理。”旁边一个人走来跪下，说道：“告禀，若缺刑房，待小的补了罢。”

　　贲四讲这个笑话，本出于无心。但作者充分利用汉语谐音的特点，转用它意，故意造成误会。“刑房”，本指衙门中掌管刑名诉讼的吏房，又与上文“行房（谓性交）谐音”。而此时的西门庆正是做着管刑名的官，好像贲四是有意要替补西门庆似的。故反应敏捷的应伯爵赶紧插嘴说：“好贲四哥，你便益不失当家。你大官府又不老，别的还可说，你怎么一个行房你也补他的。”应伯爵的话是“一箭双雕”，表面说的是“刑房”，而实际说的又是“行房”，一是暗指贲四的老婆（叶五儿）已被西门庆占有，二是你贲四怎么敢去占有西门庆别的女人？话中有话，这正是《金瓶梅》的特点。应伯爵到底利用了这个笑话，狠狠地敲了贲四一次竹杠。第二天，贲四果然封了三两银子，亲到伯爵家磕头，事情才算了结。

　　本回应伯爵也讲了一个笑话：

　　一个道士，师徒二人往人家送疏。行到师主门，徒弟把绦儿松了些，垂下来。师傅说：“你看那样，倒像没屁股的。”徒弟回头答道：“我没屁股，师傅你一日也成不得。”

　　这个笑话的用意也是“一石三鸟”，表面说的是师傅，实际指的是西门庆喜好“男风”，暗寓对西门庆的讽刺之意。

　　《金瓶梅》中不仅男性喜好讲笑话，女性也是如此。有些笑话针对性极强，而且有多层寓意。如第二十一回，王姑子讲了这样一个笑话：

　　一家三个媳妇儿，与公公上寿。先该大媳妇递酒，说：“公公好相一员官。”……次该二媳妇上来递酒，说：“公公相虎威皂隶。”……该第三媳妇递酒，上来说：“公公也不相官，也不相皂隶。”公公道：“却相个甚么？”媳妇道：“公公相个外郎。”公公道：“我如何相外郎？”媳妇云：“不相外郎，如何六房里都串到？”

　　“外郎”，指的是衙门中的佐吏。他需要到吏、户、兵、礼、刑、孔目六处办事房办理文案，故云“六房都串到”。而西门庆的妻妾恰好是六个，他又居着官，为非作歹，如同虎狼。所以说，作者选择这个笑话，是具有多层含义的。

　　《金瓶梅》的作者还常常利用言语的多义性来刻画人物性格。如第七十三回，写孟玉楼生日，一家为其庆寿宴饮，叫两个小优儿来助兴。吴月娘吩咐让唱《比翼成连理》套曲，西门庆却让他们改唱《忆吹箫》。《忆吹箫》是一首怀人之作，《词林摘艳》卷七收录。注“明陈大声散套，‘秋怀’代人作”。显见西门庆是思念故去的李瓶儿之意。当唱道“他为我褪湘裙杜鹃花上血”时，潘金莲“在席上故意把手放在脸儿上，这点儿那点儿羞他，说道：‘……一个后婚老婆，又不是女儿，那里讨杜鹃花上血来？好个没羞的行货子。’”“杜鹃花上血”是一语双关，潘金莲的话，显示了其性格的直露和尖刻。西门庆假装不明白，说道：“怪奴才，我只知道[听唱]，那里晓的什么。”后来，孟玉楼问起这两个唱曲的姓名：西门庆道：“他两个，叫韩佐，一个叫邵谦。”月娘道：“谁晓的他叫什么谦儿、李儿？”不防金莲慢慢蹑足潜综，掀开帘儿进去，教他暖炕儿背后便道：“你问他，正景姐姐分付的曲儿不教他唱，平白胡枝扯叶的教他唱什么‘忆吹箫’、‘李吹箫’，支使的一飘个小王八子，乱腾腾的不知依那个的是。”

　　西门庆无意的一句回答，却引起了吴月娘、潘金莲两个女人的醋意，并把两人各不相同的性格引逗出来。作为主妇，吴月娘虽有妒意，但不像潘金莲那么直露，她只是把李瓶儿之“李”与李子之“李”混淆了，并且还藏在一个似乎毫无意义的语词后缀里[5](P87)。而潘金莲则把吴月娘这隐含的妒意挑明，使之与西门庆呕气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金瓶梅》中像这种借助语言的多层含义来刻画人物性格的高超技艺，确实是很多的。

　　借助俗谚、口语表明真实意图也是作者常用的手法之一。笔者在拙著《金瓶梅发微》中曾反复强调过这样的意思，西门庆的原型就是明武宗，他是“皇帝”，而绝非是一般的商人和官僚，但作者偏偏选用那些描写皇帝的话加在他的身上，这是在“明糊弄人”，可人们反倒不相信了。《金瓶梅》中借用俗谚直指西门庆就是“皇帝”，最典型的是第二十五回，来旺扬言要杀西门庆和潘金莲，竟然说出“破着一命剐，便把皇帝打”这样表面愤激的话，许多人都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比喻，表现了草民蔑视皇帝“天威”、敢于反抗的大无畏精神。其实恰恰相反，作者正是利用俗谚这种大家常常用的“比喻意义”，返归它的本义，直指西门庆就是皇帝。作者生怕读者不明白，特意又在第三十八回、第四十三回三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第三十八回写韩二捣鬼指着西门庆送来的酒说：“等什么哥，就是皇帝爷的，我也吃一钟儿。”第四十三回写吴月娘初会乔太太，说道：“寒家与亲家那边结亲，实是有玷。”乔五太太道：“娘子是甚怎说话，想是朝廷不与庶民做亲哩？”同回，潘金莲对西门庆说：“可就不是做皇帝，敢杀下人也怎的？”这几句话都不是狂言或愤激语，而是正话反说，实际意思是：“酒就是皇帝的”、“朝廷也与庶民结亲”、“做皇帝就敢随便杀人”。真可谓一书之中“三致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