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属于应用语言学吗:加强战略规划是为了不打仗

加强战略规划是为了不打仗

　　美国和日本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近成立战略规划部之举，给予高度关注。据报道，国外情报分析报告指出，战略规划部并非仅承担智库的职能，而是临战前夕成立的一个执行机构，旨在协调好包括二炮在内的各军种核导弹部队。报告认为，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成立战略规划部，则军委甚至中共中央也会设立一个安全领导小组，协调军事、外交、安全、经济等部门。该领导小组需要一个执行机构，负责军事工作，所以总参成立战略规划部。

　　报告声称，战略规划部成立以后，将加强对各军种的协调，以提高情报、资讯和指挥的效率。结论是解放军近期内将在南中国海、东海方向採取新动作，云云。

　　台湾媒体披露，台湾战略家认为解放军设立战略规划部是为了因应日后台海局势的变化，依据是“解放军现代化主要是以台湾问题为切入口”。结论则是此举当为解放军因应南中国海、台海安全情势的重大举措。

　　实际情况与上述分析南辕北辙。军委批准总参成立战略规划部，恰恰不是为了要打仗，而是为了不打仗。当前中国崛起正处于关键时刻，战略机遇期的维护和经营需要精心运筹，而保持稳定发展并避免成为各方矛盾的焦点，是确保中国自身发展进程不被外力中断的关键。鉴此，北京加强战略规划，宗旨是确保“不战而屈人之兵”。

　　况且，境外对中共中央刚才成立了安全领导小组的报道是错误的。早在2000年，中共中央即已成立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以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各个部门。又何至于直到总参战略规划部成立的前后，中共中央方才成立安全领导小组呢？

　　当初中共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与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的成员组成是相同的，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凡是中央领导小组，负责该小组具体运作的班子是其办公室。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秘书长由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即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兼任。于是，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服务于外事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领导小组。

　　关于由总参战略规划部牵头协调解放军各军种核导弹部队的研判，更是捕风捉影。总参赋予该部的使命同核导弹部队的指挥、控制，风马牛不相及。至若军委另行设置更高一级的战略规划机构，叠床架屋，显系不经之谈。

　　由此可见，外媒报道同真实情况出入甚大。至于总参成立战略规划部是为了打仗的结论，同实情背道而驰。  外界过度解读 　　总之，总参成立战略规划部，外界过度解读，无异隔靴搔痒。此举无非是为了适应全球军事革命的浪潮而进行顶层设计的一个重要步骤，仅体现为北京倍加重视战略规划而已。

　　中国党、政、军三条渠道从事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本身需要重叠，以保证多样性。在军队系统，在大战略层面，则以军科院、总参情报部（二部）、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等提出的政策建议比较受到重视；至於一般战略层面或者战役层面，在决策过程中，则以总参作战部（一部）、情报部、技术部（三部，职司电子侦察、侦听）、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四部）等提出的报告为主。涉及国际危机处理，军队系统提交的战略规划报告往往在决策过程中起着一锤定音的作用。

　　若论大战略，以党、政战略规划为杰出。总参成立战略规划部，以弥补过去军队系统对大战略规划之不足，宗旨即确保“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为了加强战略规划，以维护周边稳定。中国军方希望以常规威慑为利器，以核威慑为后盾，谋求与各方相周旋时，能收到“双重威慑”的效能，主旨还是为了确保在国家崛起的关键时刻，避免打仗。

　　从中外历史演变着眼，国家兴衰往往决定于战略思维的正确与否，战略思维是决策艺术的最高境界。若论军事力量之犀利无双，民主体制之合乎民心，决策机制之科学合理，财经、科技、教育、工农业之雄厚发达，当代应该数美国为最，环球无出其右。上世纪末，美国国力傲视世界，举世莫与匹敌。不足十年，美国在国外苦于反恐战争迟迟不能结束，在国内患于经济欲振乏力。客观要素并无变化，造成变局的亦即当年华府战略评估上的缺失。

　　又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例。英国战胜了中国，原因恐怕不全是“船坚炮利”而已。概言之，英国工业生产能力，尤其是观念及社会形态，已经比中国人超前数个时代了。当年英国国力处于上升过程中，百业振兴，精英群体是带着世界视野看待国际事务的。而清朝早过了康、乾盛世，发展停滞，君臣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存在隔膜、代沟，遑论以世界视野看待国际事务？

　　康熙朝之后，君臣及民间均缺乏忧患意识，满朝官吏文恬武嬉。士大夫自诩居于康乾盛世之后，犹有余荫可庇。清廷缺乏忧患意识，近代工业付诸阙如。中西军事差距急剧扩大。烽火突起，清军岂是英军虎狼之师的对手？战争之结局，不待智者而决矣。

　　即如明末引进西洋大炮、开花炮弹，明、清双方在战争中频频使用。及至康熙朝敉平内乱以后，不但不购置新型号，而且把现有的都搁置不用了。左宗棠西征新疆时，在陝西凤翔发现了明末开花炮弹存货，不禁感慨万千：“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如今北京加强战略研究，若能有助于扭转周边不利的态势，称得上低代价、高效益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