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最高级among:中国核潜艇的诞生与发展

装上“核”心向大洋-中国核潜艇的诞生与发展

台风

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再从有到不断壮大。经过40余年的艰辛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核潜艇部队已成长为共和国的铁臂铜墙。中国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建设了一支能够有效地巩固海防、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统一的核潜艇部队，举世瞩目。事实上，中国正是由于先后拥有了原子弹和核潜艇，才在国际上奠定了大国地位，从而在国际事务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发言权。本专题根据海内外媒体的报道以及公开资料整理撰写而成，旨在全方位展示人民海军核动力潜艇（包括攻击型核潜艇和弹道导弹核潜艇）的诞生和发展历程，供读者朋友们参考。

中国海军核潜艇的诞生与发展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长卷，开卷阅读使人激情振奋，掩卷沉思让人久久不能平静。核潜艇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完全依靠新中国科研人员自身的力量一步一个脚印地摸索着设计和建造出来的。

图1：中国海军“汉”级核潜艇
 ■“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海军及潜艇部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直接推动下得到了迅速发展。1950年，毛泽东主席赴苏联与斯大林谈判，尽管当时我国经济还十分困难，但毛主席还是迫切地向苏联提出了关于海军装备购置的要求。1953年2月19日是中国海军值得牢记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在武汉登上人民海军的战舰进行考察。毛泽东在舰上与水兵们共同生活了6天，期间，毛泽东5次挥毫写下了那句后来广为传颂的话：“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国家领导人在战舰上作这么长时间的考察。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像这样连续5次写下同样的一句“题词”也绝无仅有。这次视察不但给人民海军、也给毛泽东自己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经过半年多的深思熟虑，毛泽东在1953年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为中国海军建设制定了总方针：“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早在1950年8月，解放军海军提出的建军方针就明确指出：以现有力量为基础，重点发展鱼雷快艇、潜艇和海军航空兵等新力量（简称“空、潜、快”），逐步建设一支强大的国家海军。选择优先发展潜艇力量，对人民海军来说无疑是英明之举，这也是看到了外国海军潜艇在二战时的突出表现之后做出的重大抉择。1951年4月20日，海军选调275名干部、战士组成潜艇学习队，到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驻旅顺老虎尾的潜艇分队学习。1952年5月，第一个潜艇基地在青岛开始修建。1953年8月20日，海军潜艇学校在青岛成立。

1953年夏天，苏联海军赠送了一艘C级旧潜艇给我国海军，就是这艘“缺胳膊少腿”、根本无法航行的潜艇成为了人民海军历史上的第一艘潜艇。1954年6月19日，海军以旅顺潜艇学习队为基础组建了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海军独立潜艇大队。同年6月24日，海军独立潜艇大队接收了2艘苏联M级老式小型潜艇，分别命名为“新中国11号”和“新中国12号”，排水量大约200吨。7月，又接收了2艘苏联“斯大林”级（C级）中型潜艇，排水量860吨，分别命名为“国防21号”和“国防22号”，并开始执行远航巡逻警戒任务。1955年9月，独立潜艇大队改编为潜艇第一支队，1958年底扩编为3个支队。

自此，人民海军拥有了自己的潜艇部队，随后不久我国便开始了常规潜艇的仿型设计和建造工作。尽管当时我国连常规潜艇的仿制都还比较困难，然而设计和建造核动力潜艇的想法却已开始在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的脑海中酝酿。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们为人民海军核潜艇的研制倾注了大量心血。1958年6月，我国第一座实验型原子能反应堆（核反应堆）开始运转以后，一直致力于国防工业科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从国外零星分散的信息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核潜艇将成为未来世界霸权主义的战略武器；也只有核潜艇才能遏制世界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对世界军事动向极端敏感的聂荣臻元帅立即请来海军政委苏振华、海军副司令罗舜初、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和副院长王诤以及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与他们一起商讨我国核潜艇的研制可能性。

这是一次极其机密的会议，也是我国制造核潜艇的第一次会议。会上，大家就国产核潜艇的研制进行了座谈讨论，并就研制原则、进度、任务分工、组织领导、总装厂建设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议决定由聂荣臻元帅以自己的名义亲笔起草一份《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这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报告于1958年6月27日报到中央，其核心内容是“中国的原子反应堆已开始运转，在国防利用方面也应早作安排。根据现有的力量，考虑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看了报告后，露出了赞赏的微笑，然后作了如下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央党委批准，退聂办。”第二天，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怀着与周总理同样的心情作了下列批示：“拟同意。并请主席，彭总阅后退聂。”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国防部长也随即同意了这一绝密报告。

就在中国决定研制导弹核潜艇不久的1959年9月30日，前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来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典。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再次让毛泽东“最后考虑”苏联舰队利用中国沿海基地和联合建立“长波电台”（核潜艇只能用“长波”与岸上联系，因为短、中波均无法深入海底40米）一事。毛泽东的回答是：不行。当时赫鲁晓夫指指下面游行的民兵队伍“惋惜”地说：这些通通不过是核武器下的一堆肉饼罢了！接着他面色阴郁地告诉毛泽东：苏联已经决定，撤走所有援华专家。

周恩来、聂荣臻、罗瑞卿等领导人在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都提出，希望“老大哥”不要中断1957年由聂荣臻、陈赓、宋任穷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签订的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技术方面援助中国协定所规定的项目，并提出核潜艇技术问题。赫鲁晓夫却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苏联有了核潜艇，你们就有了，我们可以组织联合舰队。”

面对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的轻视，面对赫鲁晓夫以组建联合舰队为筹码给予帮助的条件，中国决策层发怒了，毛泽东主席发怒了。毛泽东主席十分气愤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毛泽东如此重视核潜艇，并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争气”所能解释的。这里有毛泽东对前苏联已经成为一种全球霸权力量的警觉，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看来，核潜艇是一种“水下永动机”，如果艇员体力能够支持，核潜艇能在水下几年、几十年航行，航行距离几乎是无限的，并且它具有其他任何兵器无法比拟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核潜艇不仅仅是军事史上的一次革命，而且它是“世界航运史上的伟大革命”，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国家能不能真正“走向海洋”的关键。

面对当时的世界局势和海军发展的最新动态，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高瞻远瞩，认为核潜艇将成为未来霸权主义的战略武器，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潜艇才能以威慑对付威胁。中国的核潜艇事业自此白手起家，成立了由刘华清将军任院长的“国防部第七研究院”（舰船研究院）。研制核潜艇同研制原子弹一样被列为国家最高机密，代号09工程。中国有关部门以09作为这项工程的代号意味深长，因为当时09是中国大陆城市火警的报警电话号码，也就是说中国研制核潜艇已是十万火急，刻不容缓。
■ 研制计划一波三折

1958年底，我国原子能反应堆的和平利用研究取得了成果。在中国核科学首次取得突破的基础上，海军和第二机械工业部立即携手组织人力进行核潜艇的研制工作。经协商，这一工作具体由当时的海军科学技术研究部部长于笑虹少将负责。根据钱伟长、汪德昭等科学家的建议，于笑虹将军组建了六大研究所，分别负责和承担舰船与动力装置的总体设计研究工作，鱼雷、水雷、扫雷、防潜等研究工作，水声研究工作，海洋科学和航海设备研究工作，海军重大工程研究工作，海军医学研究工作等。

正当中国科学工作者满怀信心全力研制核潜艇时，一个早有所料但极不愿其发生的事件终于成为事实：苏联于1960年8月开始撤走在华专家，并撕毁了全部协定，到1962年，所有的原子能专家全都撤离了中国。此时中国大地上又发生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政策上的失误，国民经济建设处于最困难时期，国家已经没有力量同时支撑原子弹和核潜艇两个摊子。聂荣臻根据当时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状况，确定了国防科研工作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经全面权衡，把研制原子弹、氢弹放在第一位，让包括核潜艇在内的其他项目下马。尽管反复审核，尽管欲罢不能，但最后几乎所有的共和国元帅都怀着痛苦的心情，不得不在核潜艇暂时下马的报告上签了字。就这样，核潜艇工程刚开始几年就被迫叫停。

1964年10月，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人民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中国爆炸原子弹，前后只用了6年时间，耗资仅28亿人民币。其后仅用两年零8个月又成功爆炸了氢弹。在“两弹”东风的鼓舞下，核潜艇项目又提上议事日程。1965年春节前一天，于笑虹和六机部部长方强、舰船研究院院长刘华清一起开会。散会时刘华清对于笑虹说：“我们是个大国，有着广阔的海域，海岸线长达18000公里，沿海岛屿有6000多个，没有航速高、航程长的核潜艇，无论如何也是不行的!这些年，我们欠下了海军这笔帐，真叫我们时时惶恐不安哪!”

经海军、二机部、七院等有关业务部门的再次全面论证，专家们认为全面研制核潜艇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1965年3月14日，第二、第六机械工业部联合向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委呈交了《关于成立核潜艇总体研究机构的报告》。周恩来看到报告后很支持，但又考虑到国家经济刚刚复苏，遂先后召开了多次中央专委会议。经过大家的多次研究、讨论，中央专委基本上同意了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建议。中央决定核潜艇研制工作全面上马，并同时要求研制核潜艇的有关单位遵守如下三个原则：一是认真执行大力协同的方针；二是立足于国内，从现实出发，分两步走，先于1972年前研制成功反潜鱼雷核潜艇，然后在反潜鱼雷核潜艇的基础上研制导弹核潜艇；三是要求第一艘核潜艇既是试验艇，又能在主要战术技术性能上相配套，并作为战斗艇交付使用。中央还明确规定了核潜艇研制的步骤、基本建设、经费和协作项目的安排。

■ 艰难起步、摸索前进

核潜艇研制计划重新启动后，黄旭华——这位经历了战争年代的共产党员担负起技术总负责人的重担。当时，我国核潜艇设计者手中除了两张不清楚的外形图外，又多了一件从西方儿童玩具商店买回的核潜艇模型。这个纯粹的儿童玩具成了我国核潜艇研制者研制中国核潜艇的第一个模型。他们认为，核潜艇模型起码在外表上与真正的核潜艇相近。西方的儿童玩具把核潜艇“建造”成酷似水滴状，这引起了核潜艇总体所副总工程师黄旭华的深思。

尽管黄旭华内心深处已千百次地将水滴型艇体定为中国核潜艇艇型，但正是这个儿童玩具才使他下了最后决心。1965年6月，核潜艇总体研究所上马，一支几百人的队伍静悄悄地从北京来到四川境内的青衣江畔，开始了中国第一座1：1的潜艇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的建设。通过模型试验，最后终于定下了适合我国船员身高、操作习惯的水滴型核潜艇艇体。

为了确定水滴线型的可行性，黄旭华和同事们在实验室里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正是在这些不眠之夜里，黄旭华他们解决了水滴线型的艇体在水下潜航时操艇的机动性和稳定性问题，并在模型试验中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这之后，科技人员又围绕着新式潜艇的15个难题展开了攻坚战，最后这些难点又综合为七大技术关键。这些攻坚战打得十分漂亮，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先后取得了成功，其中一些成果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我国科研人员解决问题的办法确实原始，在核潜艇研制的几年中，负责设计的专家经常要到元配件制造厂去弄清每个设备的重量和重心，在这些设备上装艇体之前，还要对照原制造厂提供的数据进行核查，核准之后，将各元配件数据（重量和重心）记录在案，并将安装过程中切下的边角余料及过剩的管道、电缆进行过秤、计算，最后算出潜艇艇体的重心。我国核潜艇设计师就是用这种“粗笨”、“原始”的办法，加上合理的配置，使中国核潜艇的稳定性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后来的事实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当中国核潜艇在水下发射武器时，艇身的稳定性几乎与在陆地上发射一样。

然而核潜艇项目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热浪席卷全国各地且越来越烈，核潜艇研制工作也受到冲击。1967年6月20日，担负着核潜艇工程主要任务的研究所、生产厂家的领导和技术人员参加的核潜艇研制工作协调会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当时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冲击，但刚正不阿的聂荣臻元帅毫不畏惧，掷地有声：“同志们，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一项关系着国防建设的重要工程！任何人也没有资格、没有理由让它半途夭折！毛主席关注着这项工程，中央将一如既往地全力以赴支持这项工程！同志们，我们在困难面前，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当有科学工作者提到造反派对核潜艇工程研制工作横加阻挠时，元帅发怒了：“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核潜艇工程我也抓定了！”

确定水滴型艇型及攻克设计技术难关后，我国第一个核潜艇制造厂在辽宁葫芦岛开始兴建。1968年11月，第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艇开工建造。建造工作较为顺利，到1970年初就已完成主体工程。1970年4月20日，10名工程技术人员和21名水兵钻进密不透气的舱室，进行21天的潜艇密闭舱生存试验。核潜艇长期在水下游弋，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保证人的生命，除了食物和淡水，最要紧的就是洁净的空气，否则核潜艇就是一堆没有用的废铁。为此必须研制出一套海下生命维护系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制造出能产生氧气、净化空气和分析监测空气成分的一系列仪器设备。这些设备在装备实艇前必须先进行大量综合性密闭舱室考核试验。

密封舱内的人员先进行常温试验之后，很快转入高温试验，室温一下子升到45摄氏度，再加上模拟核潜艇水下航行的噪音，参试人员一个个汗流浃背，心情烦闷，挤在狭小的舱室里坐卧不安。伙房师傅做的美味佳肴从窗口送进来，没有一个人动筷子。核潜艇第一任政委崔桂江不得不在舱室外对参试水兵下达命令：“把吃饭当作战斗任务来完成！”研究所领导也动员科技人员“为了完成试验，必须吃饭，谁不吃就出来。”到5月10日，残酷的密闭试验终于结束。试验表明：中国核潜艇的空调设备可以依赖，潜艇可以长时间在海底执勤，完成各项战斗使命。
 ■ 中国核潜艇驶向大洋

核潜艇完成了核能发电试验之后，于1970年7月18日18时开始作启堆试验。启堆试验成功与否，决定着核潜艇研制的成败。试验厅内，工作人员全神贯注地记录各种试验数据，整个试验大厅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内，面色严峻的周总理一连10多个小时守候在电话机旁，每隔一会儿就给试验场挂电话询问情况。排除了几个小故障之后，启堆试验终于获得了极其满意的结果，参试人员及远在中南海的周总理的脸上终于露出笑容。

核潜艇下水的日子终于来临。早在潜艇下水之前，总体建造厂就为这个庞然大物建造了下水的船坞，并设计了工作步骤：先把核潜艇举起来，从大跨车间拖移到外面的船台，再从船台移到船坞的浮箱上，再把浮箱上承载的核潜艇横移到船坞间把艇漂浮起来，开到海里。就这三步走的下水方案，是当时核潜艇下水的一线指挥长王荣生带着设计人员攻关了一个多月才确定下来的。1970年12月26日，某海港码头，“下水开始！”艇体开始缓缓移动。突然有人报告：有一小段铁轨被压断。王荣生扫了一眼重量曲线，最重的一段艇体尚未通过，便立即下令：“停下！”抢修班立即冲了上去，半个多小时后铁轨修复。核潜艇继续向船台伸出，艇体也越来越长，但3个小时一共才前进了100米。一个个巨大的浮箱被水泵灌满积水，被平坦、稳定地移到船坞浮箱上。核潜艇保持绝对稳定，与浮箱彻底脱钩，浮在了水上。“核潜艇浮起来了。”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

图2：在基地中披着节日盛装的“汉”级核潜艇

不过，核潜艇下水只表明完成了主体建造工程，下水后即开始了码头安装设备的工作。与其他舰艇相比，核潜艇各个系统和设备的安装要复杂得多。据不完全统计，各种仪表设备有几百吨，各种电缆管道综合长度达100多千米，大小系统的工程项目有几百项，直到1971年4月，各个系统的码头试验才完毕。根据周总理的亲自批示，全艇联合试验分码头、水面、浅水、深水四个阶段完成。期间，核潜艇共出海20余次，试验项目200个，累计航程6000多海里。1972年，为了减轻周总理的负担，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具体负责核潜艇的研制工程。同年3月21日，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等同志听取了关于反潜鱼雷核潜艇航行试验的情况汇报，并观看了现场拍摄的影片。影片一放完，叶剑英元帅第一个站起来鼓掌，高兴地向在场的科技人员说：“核潜艇搞出来，人民感谢你们！”

1974年8月1日，这个中国军人值得永远自豪的日子，中央军委将我国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正式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从此，人民海军进入了拥有核潜艇的新阶段，中国也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当年8月19日，朱德总司令在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陪同下，驱车来到码头，稳健地登上我国自行研制的导弹驱逐舰，代表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检阅核潜艇。朱老总问：“这完全是自己制造的吗？”肖劲光自豪地答道：“艇上所有设备没一件是进口的！”
■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970年8月，也就是我国第一艘“汉”级核潜艇反应堆启动成功之后的第二个月，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建造工作也在葫芦岛造船厂开工上马。当时中央的精神是先解决“有无”的问题，再解决“良莠”的暇疵，故决定在“汉”级鱼雷核潜艇的基础上直接发展“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不进行重新设计，所以从外形看，“夏”级主要是在“汉”级攻击核潜艇的中部加装了12个战略导弹发射管，其它部分两者基本上相同。

当时，苏联的一艘G级（也称“高尔夫”级）常规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刚刚运到，这对“夏”级核潜艇的后续研制工作（尤其是攻克合金材料和船体结构设计的难关）起了很大的帮助。但是苏联人并没有随船提供导弹，在图纸上也作了手脚，留了一手。这使得工程设计人员在水下发射导弹和精确定位导航这两个关键技术上耗费了大把光阴。在导弹水下发射方面，承担研制任务的某专业研究所经过了一系列技术论证和实验，最后选定了燃气动力结合“冷”发射的方案。从1972年项目正式上马，潜艇设计人员励精图治16载才终于掌握了弹道导弹的水下发射技术。同时，导航定位系统也取得了重大突破，研制成功了惯性导航、星光导航和卫星导航三结合的导航系统，使精准的潜艇水下航行和导弹发射成为可能。

图3：“夏”级战略核潜艇

1981年4月，中国第一艘“夏”级战略导弹核潜艇下水，1983年8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但那时核潜艇还没有装备导弹。1985年，“夏”级核潜艇第一次水下导弹试射失败。在对导弹进行多项改进后，1988年8月和9月两次复试均告成功，从而结束了海军“有艇无弹”的历史。前后历经二十多个春秋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导弹核潜艇，使中国终于有了水下核反击能力，真正建立起了“三位一体”的战略核打击力量。

中国海军第一代核潜艇即“汉”级攻击型核潜艇和“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全部完成。由于第一代核潜艇的技术性能与其它大国海军的核潜艇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整体作战实力也比较有限，因此90年代初中国海军又全面展开了两种新一代核潜艇的研制工作，这两种新型核潜艇都预计在21世纪初正式服役。

今天，中国海军潜艇部队已发展成为拥有常规动力攻击潜艇、常规动力导弹潜艇、核动力攻击潜艇和核动力战略导弹潜艇等多种类型潜艇的强大水下突击力量，其中核潜艇的数量和总吨位不断增加，活动范围已逐步扩大延伸至太平洋西部海域和西沙、南沙群岛海域。核潜艇还多次与水面舰船、海军航空兵协同，参加打击敌海上编队、封锁海岛、侦察与反侦察等合成训练，有效地提高了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快速反应、电子对抗、远洋航行、深海攻击、协同作战和后勤保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