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cell pak c18 mgii:[理论研讨]大一统的罪与罚（经济的角度）

 [理论研讨]大一统的罪与罚（经济的角度）点击：1649  回复：50 作者：风破楼  发表日期：2009-10-9 19: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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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思考一下：一个人，在没有得到其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如何去统治一万个人？这个问题也可以这么问，一万个人，怎么就让一个人给统治了？即使这一万个人一点也不乐意。
　　
　　我在想，即便是希腊第一勇士阿基琉斯再世，若有10个普通人一起对付他，恐怕他也招架不住。因此一个人若要统治一万个人，首先不能让这一万个人联合起来一起对付你。把这一万个人分散，不让他们形成合力，只要你强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你就可以各个击破，将他们一一驯服。但是如果你并不是那一万个人里面最强的，又该如何呢？很简单，不仅仅让那一万个人分散，无法联合，还让他们相互争斗，彼此牵制，然后你可以从中渔利，利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统治他们，借力打力。
　　
　　以上所说的方法，其实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叫做分而治之，马基雅维利叫“divide and rule”。用这样的方法，一个人可以统治一万个人，同样，也可以统治一个具有亿兆人民的大帝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分”，即“divide”。让我们来看看混一天下的中国皇帝是如何“divide”的吧。首先是郡县制，用官僚统治取代贵族统治，将治下土地分成无数的小块，并由官僚管理。原来的贵族分封制下，贵族在土地上世代经营，势力庞大，几乎可以与君王分庭抗礼，甚至造成“诸侯大而王小”的局面。而官僚呢，只是帝王的雇员，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不可能世代经营，所以很难形成与中央抗衡的地方势力。其次是编户籍民，保甲连坐，把人民绑在土地上，世世代代不得随意迁徙，国家权力延伸到社会最底层，直接到每一个人头上，不让民间有自我组织的机会，秦国甚至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亲人间的容隐。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是非常彻底的，甚至试图打散最原始的家族联系，让每个人单独地面对强大的皇权。如此单薄的个体，是不可能形成任何足以抗衡皇权的力量的。于是整个国家可以让帝王如臂挥使，运用自如，秦始皇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可以征发百万人民，修建长城、宫殿，其对整个社会的驾驭控制能力，可以说是世所罕见。
　　
　　有人说中国人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意思并不是说民间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而是说，民间根本不能自我组织。我想造成一盘散沙局面的，正是这种统治方式。这种统治方式几乎打散了所有的自发的社会组织，让人民像一颗颗毫无联系的原子一样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权力，也让人民失去自我组织的能力，几乎被钉在土地上，与其他人老死不相往来。事实上，要维持一个这样的大帝国，严防各种组织、民间势力的形成是头等重要的事，《商君书》云：“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而最容易联合起来，形成合力，对皇权构成威胁的，正是皇帝的雇员——官僚。汉朝的察举制度，造成士族的形成，士族世代为官，经营一方，当士族势力膨胀失控的时候，造成了汉末三国时的军阀混战，汉朝的灭亡。而科举制度，以考试选拔官员，正是为了防止士族形成，可以被看做是以平民制衡士族，于是皇权专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汉朝桑弘羊的除秽锄豪，盐铁官营，都是为了不让民间形成足以抗衡皇权的势力。又如王安石以“抑兼并，均贫富”之名，打击民间的豪强巨族，让“阡陌闾巷之贱人”，不得“与人主争黔首”，达到“利出一孔”的目的。
　　
　　其上是强大、无所不在、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的权力，其下是一盘散沙，无法自我组织、被牢牢绑在土地上的亿兆人民，这样的大帝国在这个世界延续了2000多年，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
　　
　　英国的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说中国在6-17世纪时，科学技术发明几乎占全世界的54%，而到19世纪，竟剧降为0.4%。我想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在18、19世纪变笨，发明创造速度大大减缓，而是西方在突飞猛进的时候，我们依然在原地踏步。那么西方为什么在当时突飞猛进呢？当然是由于举世闻名的工业革命。那么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发生在欧洲，而没有发生在中国呢？这又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比起李约瑟难题来说，其古老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工业革命最大的两个特点就是自由贸易以及工业化大生产，自由贸易推动分工，分工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工商业者势力强大之后，推动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者的立法，于是资本主义的普罗米修斯总算解开束缚，开始重塑这个世界的面貌。但是，工业革命的左膀右臂——自由贸易与工业化大生产，与中国古老的帝国体制，是完全不兼容的。
　　
　　首先说自由贸易，即商业。商业的一大特征就是人员与物资的流动，而这种流动，对一个视稳定为第一追求的农业大帝国来说，是一种不稳定因素。而商人，其智识与手中的资源，对“务在弱民”的统治者来说也是一种威胁。《商君书》云：“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恳矣”。所谓“重农抑商”，与其说是一种价值观，不如说是统治的需要。而编户齐民的制度，大大阻碍了人员与资源的流动，是商业天然的阻碍。即便是现在，我们对户籍的控制力度，都超过了英国17世纪时的水平。因此除了西汉初年以外，中国商业最发达的时候往往是乱世末世，即帝国统治权力松懈的时候，如战国末期、唐末、南宋、元末、明末、清末以及民国。
　　
　　对人员流动的强硬控制，地区间的分割以及各种人为设置的障碍，妨碍了商业的发展，没有商业的繁荣，社会分工也无从进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首篇就以别针的制造为例子，说明分工对生产效率的促进。可以这么说，社会分工是促进技术进步，生产发展最重要的力量。没有社会分工，裁缝得自己去烤面包，面包师得自己做鞋子，爱因斯坦就不能以思考为职业，而只知道做螺丝钉的工人将被饿死，技术进步以及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当然无从谈起。
　　
　　频繁快速的人员与资源的流动，一个富有且具有智识的阶层在民间崛起，都是与这个老大帝国的统治模式不兼容的，这些事物必将破坏帝国统治的根基。因此晚清以来，中国在追赶世界的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与波折，却始终无法跟上世界的步伐。我们这持续了2000多年的帝国体制，与西方世界发生了剧烈的排异反应，这个过程无比痛苦而漫长。更可怕的是，国家权力是中国社会唯一的组织力量，当这个力量被腐蚀削弱，社会将失去秩序的来源，陷入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但当这股力量健壮强大的时候，又将完全窒息这个社会的活力，于是我们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尴尬抉择之中。
　　
　　罗马帝国强盛的时候，工商业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因为罗马建立了稳定的秩序，帝国之内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大一统的情况下，一个消除国界的大市场的形成，最能促进工商业的繁荣，文化、技术的交流也大大促进生产的发展。这是大一统的一大好处。但我们只在汉朝初年看到过这样的盛况。我们得到了大一统的所有坏处，即窒息地方活力，却从未得到大一统的好处，即一个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即便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
　　
　　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水平恐怕连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都不如，别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我们是一国之内。就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户籍制度对人员流动的限制水平大大超过欧盟国与国之间的，如英国规定，欧盟成员国公民只需在英国居住2年，就可以申请英国国籍，而非欧盟国家公民，需在英国工作6年。英国国籍申请难度恐怕大大小于广州、北京、上海户口的申请难度。我们的对户籍控制的严格程度甚至远远超过300年前的英国，而当时，英国的户籍管理被亚当斯密控诉为“不人道的制度”。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户籍制度对中国现代的经济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如何塑造了产业形态，珠三角民工工资十几年没变是否与此相关？由于本人掌握资源的限制，不能做详细的研究，因此只能做一些缺乏依据的猜测。以珠三角为例，我们让民工在当地工作，却不让他们定居下来，因此他们不会在工作地消费，至少大部分的薪水他们将不会在本地花掉，如此，将造成和他们的消费相关产业的缺失。由于民工只是“暂住”，一个城市的各种公共设施相比于正常情况来说，也将严重缺失，也将影响工人素质的提高，工人素质的无法得到提高，也将延缓产业升级的速度。由于工人居住在集体宿舍，珠三角地区容纳了超出正常情况下过多的人口，造成长时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将大大压低劳动力价格。正常情况下，经济发展必然造成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富余，劳动力的相对稀缺将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劳动力价格提升后，将促使资本自动寻找劳动力的价格洼地，因而促成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动，减少地区间的差异。而原来的地方，由于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企业主将会增大资本投入，由此促成当地产业升级。但我们在珠三角地区却迟迟看不到这种现象的出现。各种猜测缺乏依据，但户籍制度的取消，我可以肯定，必将重塑中国产业形态，至少对产业形态造成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决策者们总在倡导产业升级，他们难道不知道，企业主加大资本投入的动力来自于人力成本的提高，如果廉价的人力可以搞定一切，为什么还要添置昂贵的机器设备。人为压低农民工的工资的竞底策略，将使企业主失去利用新技术的动力。
　　
　　同时，各地政府对各自辖区内工业的干预，恐怕足以引发其他国家之间的关于自由贸易的诉讼。就说中国的汽车业，我们从南到北有好几个汽车生产基地，长春、北京、十堰、重庆、上海、广州等等等等，北美一个底特律就积聚了三大巨头，可以为全世界生产汽车，而我们却遍地开花，山头林立。汽车是最能够体现规模效应的行业，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生产才最有效率。我想，如果我们每个汽车产业基地都达到最优规模，恐怕能为火星人生产汽车了。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任由资本自由流动，这些汽车基地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至少也不可能这么多。而汽车行业的特征注定了其中的一些汽车产业基地在低效运转，也注定其绝无前途和希望。它们的存在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妨碍资源的优化与整合，阻碍市场寻找到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
　　
　　我们说全球化最大的好处就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各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内享受全球分工带来的好处，可惜的是，积极参与全球化的中国，连国内资源自由流动，各省之间恰当的分工都做不到，这不能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由于专制权力严防民间组织的形成，人民几千年的原子化生存造成了我们组织能力的匮乏。直到现在，各种民间组织也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中。而这种组织能力的匮乏，使我们社会的管理成本、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也使我们很难诞生世界级的大企业，除非政府扶持。陈志武先生说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打破家族之间的界限。我理解他的意思，无非是家族血缘观念过于狭隘，阻碍了中国人的组织与合作。但他的话绝对有问题，事实上，家族血缘关系是中国民间除了政府以外唯一的组织资源，而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对豪门巨族保持警惕，秦国更是强制分家，鼓励告亲，拆散家族组织，以免形成抗衡皇权的力量。据秦晖先生的研究，清末民国时珠三角、江浙一带经济繁荣，就是因为其还保留着宗族组织，还能够起到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作用，而宗族势力在中国的传统语境里，一直是一个贬义词，代表一种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因此陈志武先生的话应该这样说：我们应该找到除政府、家族之外组织社会的资源，否则他的话无异于为专制代言。几千年的专制造成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使社会自发地组织合作面临巨大的困难，这也是大一统给我们留下的一大难题。
　　
　　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个大一统的国家，究竟在大一统上取得了怎样的好处呢？或者，我们只是像汤因比先生说的那样，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幻影所激动。不要问为什么去构建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因为大帝国存在的本身，就是目的。
　　
　　ps:观点不成熟，希望能从诸位砖头中获得些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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