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商务管理就业方向:方绍伟：中国崛起是不是“书面崛起”？

　　中国人从“秦汉唐宋”以来的“面子情结”，在元清和近代受到了重创，所以数百年来，可以说中国人一直都怀有“复兴之心不死”的志向。但是，在各大文明的全球化浪潮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历史博弈中诞生的“华夷秩序”已经不复存在，此“天下”确实已经非彼“天下”。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复兴不是个人或家族的复兴，它是一种潜意识中的“大一统”的复兴，即是民族和集体的复兴。民族复兴的难点是“集体政治意志”，只有统一有效的“集体政治意志”，民族复兴才有可能。

　　按照这个分析，中国的复兴就不是简单的“内因决定”的孤芳自赏，全球化的“新天下”争的不单是实力，而且是价值。而在内部，戊戌变法以来，中国政治精英就认识到“器物-制度-文化”的层次关系。只是，中国的复兴从来不是按照一种书面上的构想来实现的，中国的复兴从来都是各种“集体政治意志”的斗争和一种“集体政治意志”的得势的结果。所以，体制外设想的“应然复兴”就可能完全不同于体制内致力的“实然复兴”。

　　在另一方面，体制内的“实然复兴”则由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而产生“书面复兴”与“实际复兴”的差别。也就是说，由于体制内的“面子情结”、甚至是一般中国人的“面子情结”，大家所愿意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中国复兴，其实只是一种“书面复兴”而不是一种“实际复兴”。

　　“华夷秩序”意义上的中国复兴早就不可设想了，在新的“全球秩序”中则根本不存在中国复兴这个问题。所以，中国崛起本质上是一种“重新定位”，是一种“追赶”，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种“后来居上”。但是，中国的“书面复兴”除了有这个“华夷秩序”与“全球秩序”的误置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中国存在一个“政治-道德-经济”的综合难题。

　　在政治上，用“限任制”改良后的“新党国体制”取代了传统的“家族政治模式”，有效地维护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但是，“中体西用”的“新党国体制”的“文化有效性”，一直面临着一种“价值有效性”的挑战，所以，对任何一个诚实的分析者来说，“新党国体制”的“政治有效性”无论如何不能被夸大。

　　实际上，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遏止，本质上就是从“新党国体制”的“价值有效性”到“新党国体制”的“政治有效性”的遏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党国体制”本身就是“中西结合”或“低度西化”的产物，所以，在现实逻辑上，“新党国体制”所面临的根本挑战不仅是它本身的“制度稳定性”，而且是它内含的“价值意向性”以及这种“价值意向性”所要求的“程序确定性”。我们在2011年的中东民主浪潮中已经看到，“低度西化”政治体制的“制度稳定性”，并不必然能够压倒其内在的“价值意向性”和“程序确定性”要求。

　　因此，当前中国国内的“左右之争”，归根到底是“新党国体制”的“制度稳定性”与“价值意向性”自我冲突的表现。在这场冲突中，“程序确定性”更多地被体制内的“潜规则惯性”给取消了。尽管有人认为这是“实质民主”对“程序民主”的取代，可问题的本质，其实只是中国传统的“书面文化”对“现实文化”的粉饰和遮盖。所以，“新党国体制”的“制度稳定性”和“政治有效性”可以被归结为一个“文化有效性”的问题。这当然也是中国与中东的区别。

　　不幸的是，政治上“书面文化”对“现实文化”的粉饰，反过来也强化了中国社会上“书面道德”对“现实道德”的遮盖。所以，中国的“书面复兴”除了有“华夷秩序”与“全球秩序”的误置之外，中国“书面复兴”的另一层含义，就是 “书面道德”背后“现实道德”的无情堕落。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在近几十年来无数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作奸犯科、冷漠粗鄙等故事中体会到了。

　　我们经常说，西方文明的兴起是在“对内道德与对外缺德的相对失衡”中实现的。中国的“书面崛起”也有相映成趣的一面。中国的“内外”不是“国内外”而是“圈内外”，中国人的“圈子”可以是“亲友”、“故知”、“集团”、“政党”。当然，中国的“双轨道德”还是不同于西方的“双轨道德”，即便在同样的范围内，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情感程度也明显不同于西方人。所以，中国特色的“亲情道德”对“契约道德”的优势，就必然使实际的中国崛起变成一种极不均衡的崛起，它是一种“书面文化”的崛起，它是一种“亲情文化”的崛起，它是一种“权贵文化”的崛起，它总之是一种“书面崛起”。

　　这就是为什么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飙升，中国的结构落差(基尼系数)、环境质量、道德质量甚至于人均收入的世界排名都反而恶化了。所以：“照现在的比较增速加近年汇率变动趋势简单外推，中国的GDP(还是照国际汇率而不是照物价加权后的汇率)最早6年最多9年就会赶上美国。然后，把增速减掉三分之一，再过最多10年，就是说在2030年以前，中国一国的GDP就能赶上美国加欧盟”(见刘学伟的“西方还来得及遏止中国的和平崛起吗?”)，这在我看来正是“书面崛起”的一种正常和普遍的冲动。

　　中国经济的“债务和结构危机”也同西方的“债务和福利危机”相映成趣。中国的经济危机是一种“内部化”危机，是人力、土地和资本的“国家内部化”的危机，中国的债务危机则是“政治单一制”、“财政准联邦制”和“地方短期政治行为”的制度结果。西方的经济危机是一种“外部化”危机，是民主自由通过“伴随性和非市场化”的“经济外部化”突破“群己权界”的结果，是表现为“财政责任外部化”和“金融风险外部化”的制度危机(欧元的危机则是“财政责任外部化”和“货币与财政政策不对称”的双重危机)。

　　所以，在“华夷秩序”之后的“全球秩序”中，中国的“追赶”和“重新定位”是一种奇妙的“国际博弈”：西方的“将牌”是它的“精神价值”，西方的“短板”是它的“外部化危机”，而西方的国际货币地位则是一把可以伤人伤己的“双刃剑”;中国的“将牌”是它的“市场价值”，中国的“短板”是它的“内部化危机”和“契约道德危机”，而中国“新党国体制”的“制度崛起”则是一个“文化有效性”和 “价值有效性”的“矛盾体”。

　　“韬光养晦”之所以一直是中国外政的主旋律，那仅仅是因为中国自己的“短板”确实比较短。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也一度头脑发热地认为，中国独特的文化可以使中国成为未来“全球秩序”中的“唯一整合力量”。汤恩比显然漏读了中国的“双轨文化”，“亲情道德”可以是“契约道德”的补充，却决不可能是“契约道德”的替代，更谈不上什么整合。如果“全球秩序”注定是一个多元秩序，中国崛起的含义首先是一种“多元意义”和对“契约道德”秩序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