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费斯休格兰特关系:“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 - 文学编年 - 国学论坛

“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

-------试评陶潜的饮酒唱诗

逍遥子（银台醉客）





在今人眼里，陶渊明是一个著名的田园诗人。不过在古代人看来，陶渊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咏酒诗人。道理很简单，陶诗几乎“篇篇有酒”。在今存的百二十余首陶诗里，描写田园风光、劳动的，只有十来首；而咏酒的，却有六十多首，占一半还多，其中《饮酒》组诗就有二十首！在他一百一十四首的五言古诗里，酒字出现三十一次、醉字七次、醒字三次、酣字三次、酌字三次、醇字一次。自祭文说：“匪贵前誉，孰重后歌。”挽歌云：“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陶渊明为什么要那么醉心于吟酒？第一个给他编集子的梁朝昭明太子说了一句知心话：“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陶渊明集·序》）意说陶渊明托酒言志，以示人生醒醉。所谓“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者是也。

大凡改朝换代的时期，总是险恶多端、奸佞丛生。陶渊明活了六十多岁（公元365---427年），有五十余年是在东晋度过的，入刘宋不到十年就病故了（晋灭于420年）。所以他“有幸”看到了夺权篡位者的种种丑恶伎俩，看到了世态炎凉、人情曲折的种种变故。这对于敏感而正直的诗人来说，不可能做到心如死水，激不起半点涟漪的。相反，从他出仕那天起，便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和悲哀，以至于后来不得不借酒来浇胸中的块垒。（按：关于陶渊明的生卒年代，是否应为公元367---427年。本文不就这个问题做研讨）

陶渊明喝酒的名气是很大的。他曾以调侃、自嘲的笔调写过一篇叫《五柳先生传》的自传，其中便谈到自己是这样好酒的：“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有人）置酒招之。造（到）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不以为意）去留。”一定是因为他好饮成性，远近闻名，所以才有人时常请他赴宴的。至于是不是像醉龙蔡邕那样经常醉卧街头，不得而知。不过推想起来，必定是常有的事。他的朋友颜延之在他死后的诔文里说：“（渊明）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几百年后欧阳修还记得他是“爱酒又爱闲”的人。酒名借着诗名，越传越神，陶渊明便在后人的心目中飘逸起来了。白居易说陶诗“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宋人陈舜俞《庐山记》又记载了一则民间传说，说庐山栗里两山间有块巨石嵌在其中，很平坦，能坐下十几个人，加上坐石上抬头即可仰视落自崇崖高岭的悬瀑，确是一个壮观奇景的好去处。因为陶渊明常在此“自放以酒，故名醉石”。于是陶渊明似乎成了酒仙，谁也不知道他的本来面目了。

其实，陶渊明并不是天生就那么好酒成性的。他正式开始“酣饮赋诗，以乐其志”的时间，大约是在39岁以后。据考，他那著名的20首《饮酒》诗，是写于39岁那年（403年）秋冬。这一年八月，恒玄自称相国、楚王；十二月初，恒玄篡位野心实现，改晋称楚，贬晋安帝为平固王，迁之于陶渊明的故乡江州寻阳县。陶渊明对这个恒玄是太熟悉不过了。他在其手下曾干了近3年（35-37岁）的镇军参军（军事参谋），对恒玄的篡晋野心早有察觉。现在他干出了这等令天下非之的丑事，陶渊明能不愤懑于怀吗？于是，又是饮酒抒愤，又是赋诗泄忧，诗酒相济，成就了《饮酒》绝唱。诗序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欢，顾影独尽。 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伦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闲居寡欢，长夜难尽，当喻时黑暗；无夕不欢，顾影独尽，盖胸中有一段积郁不得排泄；题数句自娱，以为欢笑，似为无可奈何之自嘲、自慰。”陶渊明觉得自己像一只失群的孤鸟，无枝可依，悲鸣不已：“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急啼）思清晨，远去何所依？因植孤生松，敛翮（整翅）遥来归……（饮酒）诗其四）”。这日暮无着、清晨无去、夜夜心悲的境界，岂不正是阮籍“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诗境的再现！于是，陶渊明开始“痛饮酒，熟读《离骚》”了：“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问候），疑我与时乖。繿缕茅簷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同流合污），愿君鼓其泥（扰浑水）。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诣。纡舆（喻出仕）诚可学，违己岂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诗其九）”以及“有客常同止（行止），趣舍邈（远）异境。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领会、理解）。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较似聪明）。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柄。（《饮酒》诗其十三）”一起饮酒可以，让我违心屈志去同流合污于浊世，万万不可；虽是同行共饮，然而志趣却相去甚远，长醉者自长醉，常醒者自常醒，我说我的醉话，你说你的醉言，相视一笑，到底谁是真醉，谁是真醒？“日没烛当柄”乃是“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继续，都是愤而心死的无奈痛语。这话骨子里乃是屈原回答渔父的两句傲语：“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父》）”陶渊明想努力忘掉眼前发生的一切，借酒逍遥，借酒泯灭物我。结果先是平静冲淡了一时：“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此），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中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一作“还”）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诗其五）”虽然身在世俗间，但是迹同志不同，正如“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一般。之所以能如此，乃是“心远”使之然。

翻阅部分典籍，才明白“心远”二字乃是佛门“心净”的移用。原来东晋人特别欣赏印度在家居士维摩诘，他能做到既信佛，又不断酒肉、妻妾，圆融无碍，处处自由。他的一句明言是：“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维摩诘经·佛国品》）”这便是影响中国佛学达千余年之久的“不二法门”了。逍遥驽钝，方悟身迹是无所谓出家与在家、戒欲不戒欲，关键是心净。心净便到佛国，心不净虽出家无用。所谓“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心动”的禅宗佳话，正是强调心的巨大作用！冥神顿悟，不禁哑笑，试想庄子没有达到这样真正物我混一的境界，所以不敢在世间人境呆着，主张逃到山林里隐起来。原因大概就是怕自己经不助声、色、利、欲的诱惑，废了“童真”之身。倘若庄子有知，是该以逍遥为千年之下一知己呢？还是深恶痛绝之？

东晋以后的玄学家看到了维摩诘的高明之处，因而纷纷佛道同修了，殷仲堪、孙绰、许询都是如此。窃以为，陶渊明并没有例外，这里只不过把“心净”改为“心远”罢了，意思没变，换汤不换药。上面提到的“有客常同止，趣舍邈异境”就是“心远地自偏”的具体表述。同样的酒，喝的人心思不同，其醒和醉也不同。陶渊明自然是虽醉犹醒的。正是由于“心远”，陶渊明才逍遥地采菊花于东篱之下，不经意的悠然间见庐山于南面的。此时陶渊明再不是“已是黄昏独自愁”了，却把夕阳西下的山间景色看得那么迷人，又将那只“日暮犹独飞”、“夜夜声转悲”的失群之鸟，看成找到了归宿----鸟群而欣欣相与（合群结伴）轻飞的鸟！就在一片夕阳、满眼山影、遍地黄花、漫天归燕的大自然里，陶渊明领略了那不可言传的处世妙谛。

诗中没有一个“酒”字，但醉意就在其中。陶渊明采菊花当然不是为了纯粹地观赏，他自有妙用。让我们先来读读下面这首《饮酒》诗：“秋菊有佳色，邑(沾带)露掇其英。汛（泡）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诗其七）”和露摘黄花，原来是为了泡酒的！说它是忘忧物，是因为菊花久被人们看成是可以延年益寿、祛病通神的上品药物。逍遥看过一本《名山记》，书中曾道：“道士朱孺子服菊草，乘云升天。”还记得“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吗？自屈原之后，诗赋咏菊的不断。就魏晋而言，比如正始名士钟会就在其家中种满了菊花，又作《菊花赋》道：“服之者长生，食之者通神。”西晋名士潘尼的《菊花赋》甚至说能赐人寿命的司命神西王母也“接其葩”以求“延期以永寿”！逍遥引这些例证不是宣扬迷信，只是当时的风气由此可见一斑。陶渊明《九日闲居》序说自家有“秋菊盈园，而持醪（浊酒）靡由”。诗中有云：“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说明他对菊性也知道。这东西不象五石散贵得吓人，只有何晏、王羲之等才服得起，喜欢的人尽管吃，家种的、野生的尽是。所以，陶渊明的悠然采菊，有“心远”的成分，更有益寿以忘生死之忧的成份；说“秋菊有佳色”和王羲之爱听鹅叫、王徽之喜种竹说“不可一日无君”是一样的，不纯是赏其优雅，更重要的是乐其可以养生。

但是，陶渊明的身心悠然只能是麻痹性的暂时现象，喝过酒的人都知道，醉酒发昏终究还是要苏醒过来的。这时候更痛苦不堪，于是就有了下面这首诗，他不得不隐隐约约地吐出了喉中的骨鲠：“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其中道理），逝（隐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饮酒》诗其一）”世间的衰落兴荣如影、如泡、如梦、如幻，没有固定不变的。邵生（召平）是秦朝的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史记·萧相国世家》）。由侯王变为布衣，以致穷得种瓜，这其间的变化对个人命运来说，不啻为沧海桑田。这里“秦破”与桓玄使“晋破”正有极为相似之处；陶渊明的欢酒与邵生的美瓜，也是貌合神离的。又《饮酒》诗中“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也是借商山四皓中的黄公、绮里季夏避秦乱不仕而隐的典故，自誓不仕桓玄的楚政权。如此刚烈，逍遥深服。当浮一大白，快哉!

不仅如此，陶渊明还投笔从戎，弃耕出仕，参加了刘裕等发起的征讨桓玄的战争。元兴三年二月，刘裕起兵，陶渊明很快应刘裕的征召，就任这位镇东将军的参军一职。他曾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的诗，记录了从寻阳赴京口上任途中的情况。记得其中有云：“投策命晨装，暂与田园疏”、“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的诗句。意思就是为征桓玄，违心出仕，暂时告别田园，尽管是参加“义军”，但还是满怀惭愧的。所以他在这年春所作的《停云》、《时运》等诗中，表达了对亲友、田园、美酒的思念：“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停云》二）”此情此景，纵是千载之下，逍遥也觉黯然！陶夫子嗟叹八方昏乱，平地成河，欲与亲友共酌一杯，也无缘也。“花药分列，林竹翳如（隐掩貌）。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昏莫逮，慨独在余。（《时运》四）”不由感叹清淳的黄帝、唐尧的时代已逝，清琴浊酒的晏然生活弥足可贵。我看这只是想象之词，此时的他又哪有时间去消遣呢？这年阴雨连绵的时节，陶渊明对雨独饮，不禁又感慨起人生的命运来：“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连雨独饮》）”人有生便有死，自古皆然。都说世上有不死的赤松子、王乔这些仙人，但他们究竟又在哪儿呢？好心的故老赠我酒，劝我饮酒成仙；试酌几口果觉万般情思都去，连杯酣饮忽然间觉得天地也不存在了。但是，天又岂能离我远去！只要任自然、循性而动，便可忘掉一切了。只要我心仍在，身衰体弱又何足挂齿？诗中酒的宣味是很深的。窃以为陶渊明并没有轻信真的有什么神仙存在，他只相信自己的心灵解脱。从这里，隐隐感觉到他决心归隐的意向了。

再提到陶渊明字元亮,明和亮两字是同意。陶渊明后来改名为潜,渊明和潜则意思相反,这表示他要如鱼一样潜藏深眇,但渊明并不是潜藏之所,他改名正是在表明他晚年隐居的心境.在陶渊明41岁的时候（405年）那年的冬天，他放弃了只当了82天的彭泽县令，挂冠抽簪而归了。看表面原因，似乎是他不能像王凝之这班五斗米道徒卑躬屈节、折腰低眉；而真实原由，我认为是象他的《归去来辞》和《归园田居》诗赋中所说，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是“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是世道“真风造逝，大伪斯”。他从自我个性和社会现状两方面都找到了必须归隐的理由。这一点，逍遥非常佩服。依我愚见，陶渊明的归隐绝不同于阮籍、嵇康。在正始时代，阮、嵇的归隐带有全身保哲的政治意味，具有较强烈的抗争意义。在东晋时代，归隐成为一种“时髦”，可以借此买名邀誉、走终南捷径；也是因为名士太多了，朝廷的殿堂太小，容不下那么多的“大贤”、“亚圣”名流；也是士族政治高门大姓互相排挤的结果。对于陶渊明来说，他那已破落的家族已不足以招来政治迫害的危险，不足以使他进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因此，他的归隐，乃是一种人生的选择，乃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这也有抗争意义，是对整个黑暗社会的挑战，而不是具体政治性的挑战。

这样的归隐才是“真隐”，而不是山涛、向秀那样的“假隐”。据说，东晋的隐逸时髦起来之后，隐的名堂、花样也多了起来。依处所而言，有“朝隐”、“野隐”、“市隐”、“通隐”；从态度上讲，有“真隐”、“假隐”、“充隐”；此外还有“酒隐”、“坐隐”等名目。东晋名士是看重朝隐、市隐、通隐的。所谓“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者，一语道破时尚天机。怎么叫“朝隐”呢？《晋书·邓桀传》载，邓桀少与刘驎之、刘尚公隐，后忽然改节应召出仕，有人讥之。邓桀说：“夫隐之为道，朝也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有《世说新语·言语》说：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惔）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这便是风动、幡动、心动的另一种表达了。逍遥曾读释彦琮的《通极论》，把这“朱门”与“篷户”的关系说得非常透彻，不妨节录一段：“原夫隐、显二途，不可定荣辱；真俗两端，孰能判同异！所以大隐则朝市匪（非）喧，高蹈则山林无闷。空非色外，天地自同指马。……发心既是出家，何关落发？弃俗方称入法（门），岂要抽簪！”和尚的教门开得如此之大，门票卖得如此便宜。头发不用剃，官帽不用摘，就可以入法门、出家。哈哈，非是逍遥曲解，如此这般理论比玄学家努力合道、儒为一更省劲。于是东晋的形形色色的隐士们都转向这一“通隐”理论了。

陶渊明当初说“结庐在人境 ”、“心远地自偏”的时候，也没有例外地部分吸取了这一理论“精华”。所以39岁之后的陶渊明只能算个“通隐”于市上的隐士。我看他还好没有“通隐”到朝廷，后来做了些参军、县令之类的芝麻官也算不得“朝隐”。而且他也只是一时达到“通隐”境界，做刘裕参军时那句“望云惭高鸟，临池愧游鱼”，表明他在内心深处并不能将仕与隐的矛盾“通”起来。因此，他很快就从“结庐在人境 ”的市上跳了出来，开始了“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的真隐了。我注意到他这时的饮酒态度、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农人），披草共往来。相见天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他只与素心淳朴的农人相来往，交谈也只道桑麻之事，也不提“有客常同止”、“醒醉还相笑”的那种超脱了。“三径就荒，松菊尤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眇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归去来兮辞》）”既然已经“觉今是而昨非”，那么心情自然宁静多了。人常常是这样的：当他悟不透事理真相时，心情是最彷徨、迷茫的。往往陷入矛盾的痛苦之中。杨朱临歧路而哭，墨子见素丝而泣，都是因为“可以南去，可以北往，可以染黑，可以浸赤”，拿不定何去何从而悲哀的。阮籍穷途而泣，刘伶鹿车任游，则是根本无路可走，故那哀伤则又更深一层。陶渊明则想通了，既然“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学仙）”，那么我就在这平凡的山村里，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喝一口酒，看一眼庭松，玩一番书琴，不也很自然、很惬意吗？这比“以心为形役”不知强多少倍！这样的酒的确是很“平淡”的，并无什么“深味”。我们这位酒酣狂歌的五柳先生把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看得格外亲切，描绘得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後簷，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其一）”“方宅”、“暧暧”两次远写，“榆柳”、“狗吠”两次近描；有红桃白李绿荫的“似枯而实绮”，也有夜静狗吠、晨喧鸡鸣的“似散而庄”。时间、空间、动静、浓淡都是那么和谐地“冲淡”在一起了。这正是此时陶渊明刚刚归来真实的心境写照，这才是他真正归隐后品尝到的人生酒味！

陶渊明从29岁出仕到42岁归来，曾经历了三仕三隐的曲折道路。个中滋味也是一言难尽的。陶一再说自己的出仕是因为家贫，为求口腹之资；又说“质性自然”、“本爱山丘”，才是自己的本来面目。这话看来有真有假，不可全信。谋资是真的。他做彭泽令的目的，就是为了给隐逸做准备。《归去来兮辞》说得就很清楚了：“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据萧统《陶渊明传》说，陶渊明求为彭泽令，还说过“聊欲弦歌，以为三径（隐逸）之资可乎”的话。当了县官以后，又将官俸300亩公田要全部种高粱，“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中梗（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梗”。一个字：强！而正是出仕的积蓄，待他“归来”时，家境尚可；“有童仆欢迎”、“有酒盈罇”。故他能够“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出现在乡村的形象是“待月荷锄归”的悠然。

但是在他归隐后的第三年（408年）六月，一场大火再加上田间虫害猖狂，使陶渊明的生活转入极为贫困的时期，杯中酒自然也时常断顿了。他的《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记载了这一变故。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更是形象地反映了他归耕晚期的贫境：“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生活困窘竟到此地步，“躬耕未曾替”、“浊酒且自陶”的辛劳，取代了“待月荷锄归”的悠然。长期的参与田间劳作，使贫病交加的陶渊明在感情上越来越接近普通劳动人民。同时他在思想上陷入幻想，终于写出千古流传的《桃花源诗并记》。

而说陶渊明自称“性本爱丘山”的话是假的，是因为他的思想感情经历了入仕、归隐、幻想三部曲。青少年时代，他也曾壮志凌云，有着儒家的积极出仕精神。其诗也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种心态：“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饮酒》诗其十六）”此为近40不惑之年的回顾，是饮酒后的醉中真言，一定不是说着玩的。“遂无成”即一事无成的无限感慨，哪里是“性本爱丘山”的恬淡？“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杂诗八首其五）”虽然没有了斗酒等乐事却也很欢畅。为什么？是因为胸有鸿鹄之志！只是岁月的流逝磨灭他的雄心壮志，只是看这“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时局太不不合宜了，只是看到那些你争我杀中的士都是些“冰炭满怀抱”的可怜虫。直到陶渊明归隐后，还以“箪瓢屡空，晏如也”的儒家守穷固贫精神来激励自己躬耕。中晚年之后，陶渊明的思想感情才趋向老庄、道教及佛教，但仍没有完全放弃儒家教导。在杂诗十二首、咏贫士七首、拟古九首、读《山海经》十三首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饮酒时的思想矛盾：未言心未醉，不在接杯酒。（拟古其一）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拟古其七）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拟古其八）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杂诗八首其一）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八首其二）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杂诗八首其四）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咏贫其二）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其四）如此等等。当真是叹无俞伯牙作知音，恨无庄周一起放达；既求仁义，又要“得欢当作乐”，彻底长酣。读此心境，种种矛盾、形形悲苦、色色放达，都寄于一杯酒了。从这些矛盾中可以明了，陶渊明根本就不是“性本爱丘山”的。社会黑暗、人生失意逼得他不得不爱丘山。所以，陶渊明的思想感情经历是这样的：热衷功业而出仕、厌恶时事而归隐、躬耕艰难而幻想（理想）。这三部曲经过了对社会的一次否定和对隐耕生活的一次不满这两层递进之后，把陶渊明从现实中推向了野外，导向了“桃花源”，其人生也就这样地沉醉下去又清醒过来。这其中充满了大乐、大悲！

说陶渊明接受过儒家、道家、道教思想的熏陶，众皆认可。惟独对他的佛教思想有无，学界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争议。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正在酒的问题上。（哈哈）考证陶渊明《形影神》诗大抵写于公元413年前后。当时庐山高僧慧远（412年）在庐山刻石作佛像，413年又写了篇《万佛影铭》，说在石头上刻佛影，最能为万佛传神，把他几年前“形尽神不灭”的理论具体化了。在刻石立铭的时候，他曾邀请了大批社会名流来参加，并请大名士、大文豪谢灵云撰写《万佛影颂》。那排场之大，呵呵。陶渊明正住在庐山附近，同周续之和刘遗民两位佛教徒时有往来，以致有好事者称他们为“浔阳三隐”。陶渊明和慧远一度也结为方外之交。（详见《中国文化通志》）但陶渊明最终没有成为佛教徒，原因和酒大有关系。《莲社高贤传》记载：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于是去了）。忽攒眉而去。众所周知，酒为佛教原始五戒之一，故陶渊明要请求允许他饮酒才肯与慧远交往。敛眉蹙额而去，不知为何；可能是思想上的不合，也可能是那儿根本就没有为他准备酒，他发觉上当了。《莲社高贤传》书出甚晚，其言也不太可靠。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陶渊明的确在酒的问题上和慧远发生过分歧，陶渊明《形影神》诗即有三次提到了酒！

在《形赠影》里，形对影说：刚才我还在人世间，忽然逝去无归期了，你说我该有多悲哀？我没有不死的腾化术，按自然规律是必死无疑的。请你听我一句话，“得酒莫苟辞”，酒是足以消除忧愁的啊。

在《影答形》中，影对形回答：我也很想登上昆仑、华山仙境去学做神仙，但此道又是那么遥远。与你相遇以来，你笑我亦笑，你哭我也哭，“未尝异悲悦”。你死我亦亡，念此五情发热！你不如行善事，留美名于后世。说酒能消忧，比起这行善遗爱，岂不是也太低劣不明智了吗？（“酒云能消忧，方此岂不劣”）！

《神释》中，神对形、影解说道：我与你们虽然不是同一物，但又是“生而相依附”的。你们不是看到了吗？“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寿少夭的都不免一死，贤者愚者都一样。每天喝醉了酒，或可以忘却这种死的悲伤，难道酒是催人短命折寿的坏东西吗（“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影说立善事比喝酒好，谁又为你唱赞歌？过分思虑生死是会劳神伤生的，不如听凭自然的安排，不要喜也不要忧，要死便死想那么多干什么。

这番问答的主题是如《形影神》诗序所说：是“极陈形影（身名）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的。即以玄学自然之道来反驳“形尽神不灭论”。不论陶渊明说的对不对，可以讲，他的确是早发范缜《神灭论》之先声。故陶渊明不是醉得一塌糊涂的，他的头脑很清醒，比那些为名为利不敢喝酒的名士、高僧还清醒！陶渊明是个真正的玄学高手，也是个全面的大思想家！如此喝酒，才不是醉生梦死！才有深味！

诚然，陶渊明也不是没有接受一些佛学思想，前文说的“心远”、“心净”就是《维摩诘经》中的精华。在“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饮酒》其三）”；“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其三）”这些诗句的字里行间有庄周梦蝴蝶、蝴蝶亦梦庄周的宣意。同样也有维摩诘那“是身如泡、如沫、如焰、如电、如梦、如幻、如影、如响……十大名喻”的法味。维摩诘是不主张戒色戒酒的，慧远的什么“三报论”、“形尽神不灭论”是什么玩意儿，破绽百出，还要假惺惺地叫人戒酒！所以陶渊明与他合不来，倒是与这位天竺维摩诘有隔世神交了。

陶渊明半生中爱酒、嗜酒。但酒精没有使他丧失纯洁的心灵，更没有丧失清醒。在他最穷喝不起酒的时候，他可以去向故老乞酒（如《乞食》所写），可以开玩笑地说要戒酒（《止酒》诗所咏）。老朋友颜廷之送2万钱，他收了，但都送到酒家，以便随时可以尽酣；然而檀道济在他贫病交加的时候，送来高粱、腊肉，他却扔了出去，陶渊明讨厌他说什么“今子幸生文明之世”（时在公元426年，晋亡宋立）的话，不肯吃这“嗟来之食”。陶渊明和阮籍一样，也是有一双看了叫人哭笑不得的“青白眼”的。

入宋之后，陶渊明才改名为“潜”的。刘裕屡次下诏征他，陶渊明不但置之不理，还写《述酒》诗隐骂这位皇帝。诗文较长，不再引用了，且引一段前人注解：“晋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恭帝为兰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甖授张祎，使酖王。祎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踰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而以述酒名篇也。（《陶渊明全集》汤注）”原注：“仪狄造，杜康润色之。” 仪狄、杜康，古代善酿者，酒由仪狄造出，再由杜康润色。陶渊明就此传说为喻，说桓玄篡位于前，刘裕弑君于后，晋朝终于灭亡。桓玄鸩杀司马道子，刘裕鸩杀晋安帝，都是用的毒酒啊。所以陶渊明以述酒为题，以“仪狄造，杜康润色之”为题注；这火性如此之烈，把两个野心家一起骂了，嘿嘿，这听的人还不一定能回过味儿来呢。若是陶渊明能做到庾纯那样的高官，说不定也会在大宴上公开骂座。鲁迅先生说陶渊明并非浑身肃穆，而有金刚怒目，大概不专指“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一句诗吧？

酒既有这么大的妙用，可以安身、可以解忧、可以悟理、可以骂人、可以隐逸，所以陶渊明至死也没有抛弃。在他自拟的挽歌中：“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其一）”；“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其二）”；人将死，其言真。陶渊明不负酒，酒也不负陶渊明。在“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的对立中，这位靖节先生的人格就这样突现出来了。如此想来，世人说“难得糊涂”，未必是一句完全消极的话啊。

陶潜的诗缺酒不可，陶潜的诗无酒亦不可。诗酒相济，才各臻其美。忽想到元代马致远“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问我、顽童记者：便道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数语，差可探近渊明的胸怀！


[mp=500,66]http://www.chinakongzi.com/2550/music/download/guqin/meihua3n.mp3[/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