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战舰世界官方免alt:韩复榘、石友三、孙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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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复榘
韩复榘从1930年起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主政山东8年。在山东民间至今流传的趣闻碎片里，他被描述成一个目不识丁、头脑简单，又喜欢自作聪明的土皇帝加军阀的形象，最后被蒋介石捕杀。其实，韩复榘并不是一个文盲。
不知何为公仆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霸县台山村人，韩家世代酷好读书，历来以书香门第自居，其父韩静原是私塾先生。韩复榘18岁当了县衙贴写，以后为逃赌债离开家乡，在冯玉祥部当了兵。蒋介石、冯玉祥中原大战时，已官至师长的韩复榘叛冯投蒋。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全面胜利后，封赏有功之臣，韩复榘就这样成了山东的“韩主席”。
1931年秋，济南师范学生周顺生从山东省府门前经过，出于好奇，便往里面走去。卫兵喝令他走开，他不听。卫兵报告了值日官。韩复榘见值日官在与一个学生纠缠，因有事，也没细问，便说：“你们不要问了，等我回府我来问。”
韩复榘完事回府，亲自提问周顺生。周顺生振振有词：“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难道省府门前就不让走走，省府门里就不准看看吗？”韩复榘火了：“我是一省主席，才是一省之主，你算什么主人？”周顺生说：“你是公仆，不是主人！”韩复榘更火了，扬手打了周顺生一记耳光，随即将他关押起来。
韩复榘次日要到一个地方训话，令秘书拟好训词草稿。晚上，秘书将稿子送韩复榘审阅。韩复榘见稿子上也自称是“民之公仆”，便不解地问：“白天那学生骂我是公仆，怎么你也说我是公仆？”秘书对“公仆”作了一番解释。
韩复榘恍然大悟，觉得打错了那个学生，连忙派人把周顺生的家长叫来。韩复榘说：“我错打了你儿子，应向你赔礼。或者你打我，或者我赔你500块钱。”周顺生的父亲说：“小人不敢，小人教子无方，惹得主席生气。”韩复榘说：“不！你养了个好儿子，是我不对。你要不打，就快拿钱领儿子走！”这场戏剧性的风波就此结束。
“中山先生没有死”
有这样一则关于韩复榘的笑话，颇能代表他的口碑：济南举行孙中山先生逝世5周年纪念大会，会上由韩复榘领着喊口号。本来拟好的口号是“中山先生精神不死，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结果韩复榘喊成“中山先生没有死，永远活着”。秘书急了，忙在后面小声提醒：“精神，精神，你漏了精神。”他听到后，立刻改口喊道：“中山先生没有死，还精神着呢！”
出巡判案
韩复榘时常到各县视察。他下去视察是无所不问，也抓人也判案，也撤官也派官。1934年夏天，韩复榘到潍县视察县政。以往潍县县长厉文礼每遇韩来视察，总是设法于事前出去，以避免与韩见面，少生事故。韩复榘到达后每闻厉县长外出，反而嘉奖他办事勤勉。韩复榘这次到潍县，厉文礼仍然不在县内。韩复榘临走之时，有一老妇拦车喊冤，韩复榘当即下车询问。老妇告她女婿（在县警察局当巡官）不赡养她。韩复榘立即把这个巡官叫来，问他为什么不养他的岳母，这个巡官还没说出所以然，韩复榘就说：“枪毙！”于是拉到沙滩上执行了。这个巡官的女人随即赶来，向韩复榘哭诉她丈夫并非不养她的母亲，实因她母亲平素好赌，好吃懒做，巡官每月挣的薪水有限，不能满足她母亲的要求。韩复榘听了之后，说：“这个老女人，也不是个东西，枪毙！”于是把这个老妇也枪决了。
这女人见她的丈夫和母亲片刻之间都被韩复榘枪毙，大哭大闹，拉住韩复榘的衣服说，我的亲人都被你枪毙了，我现在一个亲人也没有啦，我跟着你吧！韩复榘无法处理，十分狼狈。县警察局局长胡鼎三把这个女人拉到一边，再三劝说，最后给了1500元，韩复榘才得以下台了事。
打韩警察升官
韩复榘经常微服出游，查访官吏是否守法。有一次，他穿便服戴礼帽，溜到商埠的日本洋行买了1元钱的海洛因，一出门就被一名便衣警察抓住了。这是个新警察，根本不认识他，抓住就拖他走。他从口袋里掏出10元钱往警察口袋里塞，要求放了他。谁知警察不但不放他，反打了他两拳，说：“你老实跟我走。”不久就到了纬五路商埠第二警察署。署长出来一看，原来是韩主席。这时那个警察可吓坏了。韩复榘到室内后，署长一再道歉，说：“新弟兄不认识主席，使主席受委屈了。”谁知韩复榘把该警察叫过来安慰说：“你奉公守法，办事认真，做得很对。”随即提升他为警长，并传谕全署警察以他为榜样。
青天大老爷”
韩复榘标榜除暴安良的爱民政治，自称“韩青天”。大家都知道他喜欢过问民情，所以，韩复榘一出省府大门，常常会遇上一些人围拢过来喊冤告状。他就亲自接诉状，有时一次可能接到十几张，内容无奇不有。韩复榘从1931年起，到1936年春天为止，始终亲自审问案件，究竟问了多少起案件，屈杀了多少人，真是不可计数。他完全是以喜怒定生杀，视杀人如儿戏。
1934年，韩复榘审问一件小偷案。司法科科长杨金标宣读案由，念到“这名小偷刚释放3天，又被抓回”时，韩复榘问，为什么放他？杨金标说：“判了3个月苦力，到期释放。”韩复榘说：“枪毙！”又向杨金标说，今后小偷犯两次以上的，一律枪毙！从此，警察局就规定了一个办法，凡遇初犯的小偷释放时，一律在右臂上刺个“一”字。
韩复榘喜欢人喊他“青天大老爷”。喊他“青天”的案犯，往往能“逢凶化吉”。有一次，警察局抓了一个吸大烟的老年妇女。韩复榘问到此案时，这个老妇走路哆哆嗦嗦，嘴里叨念：“都说韩主席是青天，我也没见过，这一回我可看看俺那青天。”韩复榘听到这些话，很顺心，就向司法科科长说：“抓她干什么？把烟灯给她送回去。”这个老年妇女不但没受责罚，而且从此公开吸大烟。
被蒋介石诱杀
抗日战争爆发后，身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司令的韩复榘不思守土抗战，一心保全实力地盘，于是弃守黄河天险，放弃济南，一路南逃，经泰安、兖州、济宁，竟又舍弃津浦路，向鲁西曹县撤退，致使我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山东大部沦落日寇手中。正当此时，韩复榘接到蒋介石要他到开封参加重要军事会议的通知，韩复榘颇犹豫，经派专人请示李宗仁后，方决定偕心腹爱将孙桐萱赴会。
韩复榘于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声色俱厉地斥责了韩复榘，他说：“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个重大的责任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我们高级将领中间，怀着一种保存实力的卑鄙心理，不顾国家的存亡，不顾民族的生死，就是望风退却，带了部队步步后撤。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大城市，使日军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当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我们如再不铲除这种保全实力的落后思想，洗刷这种卑劣无耻的亡国心理，还要拥兵自卫，就一定要踏着东四省伪军的覆辙，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比奴隶牛马还不如！”接着蒋介石即怒气冲冲地直接质问韩复榘，“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是你负担！”韩复榘一向以土皇帝自居，养成对任何人都不屑一顾的习惯。当下他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上去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负的责任呢？”意欲与蒋针锋相对，一争高下。但是，韩复榘的话尚未说完，蒋介石就严厉地截住韩复榘的话说：“现在我问的山东，不是问的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复榘正想开口再行反驳，可是坐在他身旁的刘峙，拉着他的手说：“向方，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先到我办公室里休息一下吧！”于是刘峙拉着韩复榘从会议厅边门走了出来。蒋、韩正面口舌交锋告一段落，韩复榘却不知自己正一步一步地迈向死神。
刘峙装着很亲热的样子，握着韩复榘的手走到院子里，早有事先预备好的一辆小汽车，刘峙手指着车说：“坐上吧，这是我的车子。”韩复榘哪里知道这小汽车就是逮捕他的工具！于是从容上车，刘峙说：“我还要参加会议去。”说时已把车门关上了，韩复榘顿成瓮中之鳖。这时汽车前座上两个人爬到后车厢里来，左右坐在韩复榘的两侧，出示预先写好的逮捕令给韩复榘看，并说：“你被逮捕了。”韩复榘起先还以为前座上两个人是刘峙的随从副官，看见了逮捕令，方恍然大悟，才知道那两人是军统特务。韩复榘再向外面一看，沿途布满了宪兵岗哨，于是只好束手就擒。汽车飞快地驶到火车站月台上，由两个特务拉着韩的双手，并肩登上了预先备好的一列待发的专车，直达汉口车站，又转轮渡到了武昌，把韩复榘交“军法执行总监部”关押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旁边一座二层小楼上。这时已是
韩复榘戎马一生，没有丧命于军阀混战，没有丧命于日寇的炮火，然而，却死在了战时首都（一说武汉）的一座二层小楼上。蒋介石捕杀韩复榘，起因深远，放弃山东只是借口而已，但在当时来说，对韩复榘的严厉处分，确使抗战士气为之一振。据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回忆，当时韩复榘所统率的“集团军自韩氏伏法，士气振奋，即以一部确实占领孟灵山、李家宅、安兴集之线，以第八十一师直取汶上，第二十二师进攻济宁……激战数日，敌我短兵相接，肉搏巷战，非常壮烈”云云。
蒋介石处死国民党高级将领韩复榘内幕
1938年1月，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在武汉被国民政府军委会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处决，这是抗战中第一个被军法处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是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按军法处死的军衔、军阶最高的国民党军将领。
数次开罪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后，韩复榘(字向方)看出蒋介石宁可屈辱求和，也不想和日本人打仗，于是便借机扩充军队，加强自己的实力。他首先把他的五师一旅补足兵员，又办起了地方武装，同时健全了地方行政机构，统一了政令。为使财政不虞匮乏，他又办起了民生银行和平市官钱局，进而掌握了山东全部地方金融。
韩复榘是国民党中委和山东省党部常委，但他不是借党自重，而是党同伐异。1931年春，他把国民党沾化县党部常委马丹亭装入麻袋扔到海里淹死。及至南京方面查询，他迁罪于山东省党部常委CC分子刘涟漪，并把刘逮捕后驱出山东。接着，他借口山东是日本人的敏感区域，解散了反日会，取缔反日宣传；后又借口财政困难，拒绝执行南京政府收回地方银行纸币的通令，并两次截留中央税款，控制南京设在山东的税务机关；不久又停发了国民党各县党部的经费，并勒令解散，停止活动。
韩复榘这一系列举动令南京政府非常恼火，但因九一八后华北多事，又因冯玉祥此时寄居泰山，韩冯亲近，南京政府对韩复榘只好暂时隐忍宽待，没有过于追究。
然而韩复榘开罪南京，却令日本人大为高兴，他们认为韩复榘可以利用，想抓住他再树起个“第二满洲”。从此，日本人像韩复榘的影子一样，缠着他不放。
但九一八事变后，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和南京政府的丧权辱国，让韩复榘有了一些感触，一是人民明辨是非：爱国，人民就拥护，辱国，人民就反对；二是南京政府不仅不抗战，而且还要借战争消灭异己。而这后一点感触对他影响尤大，促使他牢牢地掌握着军队。
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被调驻福建，这令该军将士反蒋情绪日趋强烈。
韩复榘十分希望闽变成功，他与寄居在山东的前北平市长何其巩秘密商议，由何拟稿，以韩的名义向闽变中的人民革命政府发电祝贺和响应。而这更加深了蒋介石对韩复榘的猜忌。
1935年6月中日签署《何梅协定》，日、蒋、伪逼着宋哲元和萧振瀛搞华北妥协，华北特殊化，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国民党中央在华北的机关全部撤走。在这种情形下，日本人感到山东介于华北和南京之间，韩复榘举足轻重，韩向北倒，“华北五省三市自治”有可能实现；韩向南倒，必然会阻止华北形势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日本人看清了这个形势，指示驻济日方人员对韩复榘进行拉拢；韩复榘也看到了这一形势，他狡猾地和日方敷衍着，想用这张牌既稳住日本人，又挟制南京，使蒋介石不敢向他立即下手。
在济南，日方出面同韩复榘勾搭的是驻济南武官花谷中佐，他频繁地在山东省政府出出进进。最初韩复榘还是当众接见花谷，后来就是到密室会谈。韩复榘还特别邀请了一个叫朱经古的日本通来参加他们的会谈。朱经古是济南私立东鲁中学的校长，很受日本人器重。据朱经古透露，花谷要求“山东独立”，韩不答应；要求山东参加“华北五省三市自治”，韩表示可以考虑。花谷得意洋洋地认为，韩复榘基本应允了，可能留有条件，他在山东已掌控了韩复榘。1935年8月，花谷同日本军部两名军官到济南拜访韩复榘，邀请韩复榘去天津洽商要务。韩复榘推托公务太忙，不能脱身，有事可在济南商谈。于是，日本政府派出以浅沼为团长的5人经济考察团到济南，住在日本领事馆。西田领事设宴邀请韩复榘在领事馆会面，同时被邀请的还有程希贤、葛金章、过之纲、韩多峰、闻承烈、王守德等人。另外东鲁校长朱经古，校董丰田(日本人)，驻济日本武官石野、花谷等也被邀参加。
客人到齐后，花谷把韩复榘拉到一旁坐下，取出一张地图铺在桌子上，并指指点点，小声说着。后由朱经古翻译，大意是黄河决口，已将山东和南京隔开，你这里通电独立，南京也无奈你何。韩复榘模棱两可。西田恐把宴会搅乱，当着代表团的面不好看，就请韩复榘和花谷两人入席。席间，浅沼大谈中日亲善的好处。正说着，花谷突然神经质地站起来忿忿地说：“什么中日亲善？这是瞎说，是胡说！中日不会亲善的，要亲善只有打，一打就亲善了。甲午年、庚子年，中国打败了，亲善来了，这是中国人的脾性！”花谷这番话，不仅令在坐的中国人不满，连浅沼等日本人也认为花谷失态。为顾全脸面，西田只得用日语制止他。这时韩多峰向韩复榘请示说：“我说几句吧？”韩复榘说：“秀岩(韩多峰字)谈谈吧。”
韩多峰请西田翻译，然后说：“浅沼先生说中日亲善是很对的。但要真亲善，日本应当帮助中国富强，而不是像
韩多峰接着说：“我是个军人，当然离不开打仗。多年来使我认识到中国兵书上‘佳兵不祥’那句话。兵力强，装备好，即使打了胜仗，也搞个民穷财尽，得不偿失，结果是两败俱伤。
韩多峰话音一落，大家纷纷鼓掌，结束了这个窘局。
虽然闹了这么一场“逼宫”似的丑剧，但日方尚未在山东寻衅，所以山东一直平安无事。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到山东，韩复榘看了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内容，又同何其巩商议，仍由何拟稿，于
1937年3月驻华北日军派坂垣带参谋花谷大佐乘飞机到济南接韩复榘到北平开“五省会议”，预谋以韩复榘为首主持华北自治。韩复榘恐背上汉奸骂名，仍与日本人虚与委蛇。尽管如此，韩复榘与日本人频繁联系的情报还是源源不断地灌入蒋介石的耳中，使蒋对韩的疑惧越来越深。
擅自撤退成导火索
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任命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定宋哲元、石友三、韩复榘部归其指挥。
然而此时，韩复榘却与偷偷来到济南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搞了个秘密协定：山东保持中立.土肥原走后，韩复榘召集师长们开会，把土肥原要山东独立，至少要中立，要韩部不抗战，不让中央军过境，不在山东作战，日军保证不打山东，不轰炸济南的话说了一遍。然后他说：“我想答应他们，发个通电表表态，你们看如何？”师长们一时鸦雀无声。待了一会儿，孙桐萱对韩复榘说：“主席真这样做，恐怕第三路军官兵不同意，跟主席走的就不多了。”
韩复榘听了，心中既惊又喜，随即又问其他人：“你们怎么想的？”大家都注视着他，没人吱声，可表情上似乎都同意孙的意见。
会议表面上没形成一致意见，但却使韩复榘感到满足。他觉着这些跟他多年的部下还没有抛弃他。
消息传到冯玉祥那里，冯紧急密电蒋介石。蒋介石一面派蒋伯诚驰往济南安抚，一面急调广西部队5个师集中徐州，准备应变。
同时南京政府为激励韩复榘的抗敌决心，委任韩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并仍兼山东省政府主席，还拨款400万元防务建筑费，要韩复榘负责黄河以北防务。
9月下旬，津浦前线阴雨连绵，敌我双方隔砖河相持，战况沉寂。此时，冯玉祥决定以奇兵制敌。但韩复榘未作积极响应，失去歼敌良机。
11月初，冯玉祥派吴青旺携亲笔函去济南见韩复榘。信中勉励韩复榘要做民族英雄岳飞，流芳千古。冯还在其日记中写道：“复榘，复榘，你是好孩子，要做民族英雄，要为抗日而死！”可见冯玉祥对韩复榘的关心和期望之深。
同月，日军香月清司部准备向山东大举进攻，韩复榘知道不打是不行了。于是他下令把省府迁往宁阳，以免遭日机轰炸。他的妻子高艺珍及次妾都不愿远去，只好暂送曹县，而其妾纪甘青被送到银川。
11月中旬，韩复榘反攻德州。兵到济阳即与敌遭遇，手枪旅仓促应战，抵挡不住退了下来。韩复榘率贾本甲团不过百人，在一个村庄里被敌包围，几乎被俘。贾团长腿断致残，卫队长牛耕林当场阵亡，其他卫士伤亡殆尽，韩复榘奋力突围穿越济阳县城甩脱敌人，逃回济南。
日军随即追至黄河北岸，占据鹊山，并不时炮轰济南。韩复榘为防日军过河，将黄河大铁桥炸毁。
日寇打到黄河北岸后，韩复榘修书一封，派一个副官送到曹县妻子高艺珍处。此信为毛笔书写，后被其家人作为遗书保留下来，原存高艺珍处，高1956年去世后由其女保存。十年浩劫，此信因抄家遗失，但其子等曾各录一份副本留念，使信的原文内容保存下来。
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大姐(据韩复榘次子韩子华说：我母亲长我父亲两岁，所以父亲称其为大姐)：
我部这次与日寇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必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请大姐再勿为我操心，只要把孩子们照顾好，教育好，我即感激之至。现派人送去伍千元作为今后之家用，望查收。
致安好！向方”。
不久，日军运来远程大炮威胁济南，千佛山也成了日寇炮击的目标。蒋介石曾允诺增调大炮支援黄河南岸守军，但没实行，还反将已在黄河南岸的大炮调走，这使韩复榘甚为恼火。
前不久，在徐州的司令长官李宗仁曾来济南与韩复榘商计第五战区作战计划。拟好的计划是要三路军退到沂蒙山区，使日军不敢急速南进。韩复榘当场表示反对，说：“南京不守，南路日军快打到蚌埠了，北路日军再过黄河，南北一挤，我军没有接挤，没有给养，想把我们送礼，叫我们吃‘包子’呀！”韩复榘情绪激动，冲口而出，令李宗仁非常尴尬，闹了个不欢而散。
韩复榘料想济南不能长久支持，遂令后勤部门将军需物资向南阳运送。战区截留未成，蒋介石来电也未能制止。李宗仁电令韩复榘不要把后方放在第五战区以外，韩复榘傲慢地在来电上批道：“现在全面抗战，何分彼此。”秘书照批作复，李宗仁接电后极为震怒。
1937年12月22日夜日军从清河镇以南渡过黄河，谷良民部退至周村。韩复榘决定将省府再迁曹县，命令向黄河以北发炮百余响，并留十二军军长孙桐萱断后，将省府各要害机关房屋烧掉，向南撤退。
得知韩复榘要撤离，蒋介石急电韩复榘死守济南，不要撤退，但韩接电时已到泰安。李宗仁来电要韩复榘守泰安天险，韩复榘回电称：“南京不守，何守泰安？”蒋介石再电韩复榘死守泰安时，韩已退到济宁了。李宗仁接电后，认为韩复榘无视军令，不顾国家大体，擅自撤退，破坏抗战，心中异常恼怒，遂向蒋介石建议严办韩复榘。此时，蒋介石也觉得韩复榘这个人靠不住，他既和土肥原有勾结，又和刘湘有联系，外传他还想撤到汉中，再联想到韩对闽变和西安事变所持的态度，更觉韩复榘实在可疑、可恨，便存心要处置他了。
被诓开封命陨武昌
撤到济宁的韩复榘心烦意乱，他令省府再迁宁陵，并把总指挥部参谋长等人赶到巨野，部队分布到济宁、兖州、嘉祥、邹县一带，自己带着一个通讯队留在济宁。通讯队长是个女的，回民，曾获山东武术比赛优胜，兼作韩的镖师。
听说韩复榘前去开封参会，总指挥部的幕僚人员大吃一惊，急忙乘车追赶拦阻，然而此时韩复榘的车队已出省界，追赶的人只得怏怏而回。
抵达开封后，韩复榘受到河南省主席刘峙、武汉来的白崇禧和徐州来的李宗仁的热情接待，他的卫队也安置在了他住的地方。韩复榘见此情形，心中安稳了许多。然而，蒋介石最后还是将韩复榘扣了起来，并随即解赴武汉，押在武昌市平阅路33号内院一座小楼上，此处在“委员长武昌行营”斜对过，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所在处。
不久，武汉的报纸根据法庭的公报，堂之皇之地报道了大审韩复榘的消息。可此时韩复榘却还什么也不知道，他并未出庭，也没人要他出庭。最后，法庭经过研究来了个缺席审理，给韩复榘定了十大罪状，判处死刑。
这十大罪状是：一、违抗命令，擅自撤退；二、按兵不动，拥兵自保；三、勾结日寇，阴谋独立；四、收缴民枪；五、纵兵殃民；六、派销鸦片；七、破坏司法独立；八、擅征和截留国家税款，破坏税制；九、侵吞国防经费；十、扰乱金融。
韩复榘便由楼上走下来。刚走到楼梯底，身后忽然枪响，韩复榘一惊，大呼：“有，有刺客！”接着又是一枪响，韩复榘立定不动，随即枪声再响，他倒了下去。
韩复榘死时48岁。
高艺珍在漯河听说韩复榘被扣解往武汉，便预料韩此行不吉，痛哭了一场后，打算亲自到武汉探望韩。还未成行，驻军河南的郑洞国忽差人告知，明日来看望她。高艺珍想，韩复榘和郑洞国一向没来往，这次来可能是要抄她的家。于是，她召集随她来漯河的卫士连连长窦来庚及副官、家人等在一起商议，决定次日郑洞国来之前，将所有带来的箱子都打开，放在屋内靠墙边，卫士连带来的武器也都拿过来堆在桌子上。
次日上午，郑洞国带着卫士乘车来到漯河与高艺珍相见。高艺珍说：“向方犯罪，郑将军来此，想必奉命查抄我家。喏，这是我的全部财产，卫士连也集合在院子里，武器在桌子上。郑将军，请验收吧。”
郑洞国一见这阵势，赶紧说：“哪里，哪里，请您别误会。韩主席获罪，自有公论。我是奉蒋委员长电话之命前来慰问您的。您有什么要求或缺什么，请告诉我，我代转达。”
高艺珍说：“我有几点要求，请将军转告委员长：一、我想去武昌探望向方，是否可以？二、我今后无需人保护，这个卫士连并非一般的卫队，他们是山东国术界名手，连长窦来庚原是山东省国术馆馆长。现在他们一致要求回山东参加抗战，请批示。三、我们用不着武器，卫士连如果回山东，他们也不带武器走，这些武器是国家的，请收缴。”
郑洞国说：“您的这些要求，我现在还无法答复。等我回去转请蒋委员长批示。如果您没别的话说，我就告辞了。”
隔了一天，郑洞国又来了。他对高艺珍说：“委员长对您的要求回了电话。关于去武昌的事，您不便去，可以派一个副官去看看他；卫士连可以回山东，武器可以缴上来。还有，委员长为照顾您全家的生活，已令山东省民生银行拨给您十万元作家用。”
高艺珍为了探听韩复榘的生死，便嘱咐一副官去武昌探监。副官到了武昌，恰巧碰上了由银川赶来的纪甘青。原来纪甘青听说韩复榘被扣押武昌行营，便多次和马鸿逵商量办法，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于是纪甘青决定亲自走一趟，马鸿逵这才用自己的小车把她送到武昌。
此时，韩复榘已被处决。法庭批准纪甘青和高艺珍派来的副官前去看尸。看到棺木，纪甘青泣不成声。看守打开棺盖，纪甘青见韩复榘安祥如旧，不像受过刑，情绪这才稍定。军法官通知纪甘青，明日韩复榘的灵柩将被安葬在豫鄂交界处的鸡公山墓地。
次日，纪甘青带着副官坐火车赶到鸡公山基地，在那里等候灵柩到来。安葬韩复榘的墓穴已经修好，并有一块石碑立在一旁，碑上刻着“韩复榘之墓”5个大字。
韩复榘安葬后，纪甘青哭祭一番，仍乘原车返回银川。解放后，纪曾到北京探视过高艺珍，并祭扫了韩复榘之墓(1954年韩复榘的灵柩经人民政府批准，由其子女迁往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安葬)。
探视韩复榘的副官待韩的灵柩在鸡公山安葬后返回漯河，向高艺珍汇报了此行详细情况。高艺珍得知韩复榘已被处死，十分悲伤，子女们也都悲痛万分。特别是其长子韩嗣燮(字伯阳)因受刺激，导致精神错乱，以后住进北京精神病院，后来死在那里。
高艺珍离开漯河时，韩复榘的小妾“红菊花”对高艺珍说：“主席已死，大姐一人肩上的负担很重，我不会做什么事，今后我不愿再拖累大姐了，我想仍回山东老家。嗣蟥是主席的骨肉，请大姐抚养他成人吧。” “红菊花”年纪轻轻，高艺珍本不愿留她同自己过以后的日子，既然她本人提出，便送她走了。
韩复榘共育有4子，高艺珍为他生育了3个：大儿子韩嗣燮；二儿子韩嗣燠(解放后考入军政大学，毕业后参加抗美援朝，复员后在兰州电力技工学校教书)；三儿子韩嗣烽(曾在四川军校受军事教育，解放后在陕西某交通部门任职)；四子韩嗣蟥(曾留学奥地利，后定居国外)。
蒋介石如何诱杀对日不战而逃的军阀韩复榘
抗日战争爆发后，身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司令的韩复榘不思守土抗战，一心保全实力地盘，于是弃守黄河天险，放弃济南，一路南逃，经泰安、兖州、济宁，竟又舍弃津浦路，向鲁西曹县撤退，致使我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山东大部沦落日寇手中。正当此时，韩复榘接到蒋介石要他到开封参加重要军事会议的通知，韩复榘颇犹豫，经派专人请示李宗仁后，方决定偕心腹爱将孙桐萱赴会。
韩复榘于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声色俱厉地斥责了韩复榘，他说：“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个重大的责任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我们高级将领中间，怀着一种保存实力的卑鄙心理，不顾国家的存亡，不顾民族的生死，就是望风退却，带了部队步步后撤。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大城市，使日军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当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我们如再不铲除这种保全实力的落后思想，洗刷这种卑劣无耻的亡国心理，还要拥兵自卫，就一定要踏着东四省伪军的覆辙，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比奴隶牛马还不如！”接着蒋介石即怒气冲冲地直接质问韩复榘，“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是你负担！”韩复榘一向以土皇帝自居，养成对任何人都不屑一顾的习惯。当下他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上去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负的责任呢？”意欲与蒋针锋相对，一争高下。但是，韩复榘的话尚未说完，蒋介石就严厉地截住韩复榘的话说：“现在我问的山东，不是问的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复榘正想开口再行反驳，可是坐在他身旁的刘峙，拉着他的手说：“向方，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先到我办公室里休息一下吧！”于是刘峙拉着韩复榘从会议厅边门走了出来。蒋、韩正面口舌交锋告一段落，韩复榘却不知自己正一步一步地迈向死神。
刘峙装着很亲热的样子，握着韩复榘的手走到院子里，早有事先预备好的一辆小汽车，刘峙手指着车说：“坐上吧，这是我的车子。”韩复榘哪里知道这小汽车就是逮捕他的工具！于是从容上车，刘峙说：“我还要参加会议去。”说时已把车门关上了，韩复榘顿成瓮中之鳖。这时汽车前座上两个人爬到后车厢里来，左右坐在韩复榘的两侧，出示预先写好的逮捕令给韩复榘看，并说：“你被逮捕了。”韩复榘起先还以为前座上两个人是刘峙的随从副官，看见了逮捕令，方恍然大悟，才知道那两人是军统特务。韩复榘再向外面一看，沿途布满了宪兵岗哨，于是只好束手就擒。汽车飞快地驶到火车站月台上，由两个特务拉着韩的双手，并肩登上了预先备好的一列待发的专车，直达汉口车站，又转轮渡到了武昌，把韩复榘交“军法执行总监部”关押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旁边一座二层小楼上。这时已是
韩复榘戎马一生，没有丧命于军阀混战，没有丧命于日寇的炮火，然而，却死在了战时首都(一说武汉)的一座二层小楼上。蒋介石捕杀韩复榘，起因深远，放弃山东只是借口而已，但在当时来说，对韩复榘的严厉处分，确使抗战士气为之一振。据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回忆，当时韩复榘所统率的“集团军自韩氏伏法，士气振奋，即以一部确实占领孟灵山、李家宅、安兴集之线，以第八十一师直取汶上，第二十二师进攻济宁……激战数日，敌我短兵相接，肉搏巷战，非常壮烈”云云。
不抵抗将军—韩复榘被处决的真相
众所周知，韩复榘是抗战期间被蒋介石枪毙的最高级别的将领和官员，其主要罪行是在1938年台儿庄会战前期不战而退，并一度造成会战战略被动的严重后果。但目前史料上枪毙韩复榘的时间多为1938年11月，这是错误的。其实真正枪毙韩复榘的时间在1940年11月份，其枪毙的原因除台儿庄不战自退外还有另外更为严重的罪行。我想现在应该是可以公开实情的时候了，故特撰文揭示当时的事实真相。
一、张治中奉命治丧察疑惑。
张治中来到宜昌之后，首先以中国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着手主持操办张自忠的丧事，由于张自忠在抗日期间战功卓著，现在突然牺牲的消息使朝野震惊，不仅国共两党和以蒋介石、毛泽东为首的党政军各政要都发来悼电，而且全国各地的社会各界和名流均纷纷送来花圈或发来悼电、悼讯，所以葬礼办得异常隆重。稍后，武汉、重庆、广州、延安都相继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展现了中华民族对一名著名的抗日将领为国捐躯而举国同悲、山河共哀的空前壮观，其规模之隆重已超过了抗战期间阵亡的任何一位将领。
其次，张治中通过与统帅部的反复沟通协调，妥善地处理了因延误救援战机而已被督军蒋鼎文撤职查办的七十四师师长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副总司令王耀武。同时，为继续保持右翼兵团的战斗力，特提请中国国民军最高统帅部正式任命了冯治安将军为兵团总司令和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并提升了第七十四师的主力团三0五团长张灵甫为七十四师代师长。为安抚张自忠将军遗孤，又特将原三十三集团军的主力五十九师改编成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二教导大队，大队长由张治中兼，而张自忠的侄子张居远为副大队长，这使五十九师这支杂牌军正式一举转成为中央军（姚景川骑兵团除外）。
同时，张治中还着手对韩复榘召开的那次军事会议进行了初步调查，又很快就掌握了许多可疑之处。主要有：首先这次会议仅是一般性的军事会议，张自忠曾三次请假，但韩复榘却反常地强令张自忠一定要亲自参加；其次是韩复榘还专门亲自下达了命令，严令第五战区各部在会议期间未经战区司令的同意军队不得随意调动，违令者依军法处置，此乃是造成张自忠遭伏击后得不到及时救援的根本原因；再加上韩复榘向统帅部谎报，称接到张自忠求救电报后曾立即派兵增援，但这件事韩部其他军官竟无人知消；至于日军骑兵231联队机动深入国统区，并在南瓜店精确伏击张自忠及警卫营，特别是时间、地点十分精确等反常情况就更令人惊呀。所以初步怀疑张自忠的死可能与这次军事会议泄密有关。
二、戴雨农查实韩复榘勾日罪证。当张治中把自己调查的结果单独向蒋委员长汇报后，立即引起了委员长的高度重视，为了进一步查清张自忠之死的事实真相，蒋竟破例地指派了军统戴笠立即亲自前往，并限期调查清楚。
戴笠虽仅挂军统少将衔，但由于其统率的军统特务遍布朝野，常直接受命于委员长而其行动不受常规制约，赫然是当时威振国共两党之人魔。如今他身为军统统帅亲自现场办案，其人一到第三集团军司令部就引起了韩复榘及其军官们的高度恐惧，大家都清楚：戴笠是为张自忠之死而来的，谁都不想成为殒葬品，谁也都怕成为殒葬品。所以，司令部中不论军官职位高低对戴笠的调查工作均自觉配合，有问必答、如实相告，谁也不敢待慢和得罪这位仁兄，因为大家都深知戴笠的利害，谁都不想在调查张自忠死因的这件事上跟戴笠过不去，而且韩部多数军官本身就对张自忠多次求援而按兵不动的做法十分不满。
戴笠真不愧为特工专家。他首先很快就查清了韩复榘在接到张自忠的求救电报后，根本没有派兵增援的事实，并取得了不允许韩复榘狡辩的铁证。所谓的接到电报之后曾派兵增援，但遭到日军阻击后才退回的说法，完全是韩复榘自己编造用来混淆视听的谎话。
戴笠查实韩复榘的谎言之后，并没有就此结束。他接着又亲自到邮电局调查电话记录，果然又被他查出：长期以来，第三集团军司令部竟与日本特务机构土肥原部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韩复榘召开军事会议期间双方并没有电话来往，但就在会议结束前，第三集团军司令部曾与日军土肥原部通过一只神秘的电话。戴笠根据这个电话的时间，再返回到第三集团军司令部进一步追查打该电话的人，最后终于查清：打这个神秘电话的人就是韩复榘的一名贴身副官。
戴雨农何等人也？至此，他已经完全清楚了我国著名的抗日英雄张自忠将军为何会遭到日军如此精确伏击的原因了。韩复榘勾结日军，泄露张自忠行动秘密，导致日军偷袭成功、张自忠牺牲的罪状已经得到确认。
三、韩复榘欲除掉张自忠之动机。韩复榘虽身为山东省主席，二级陆军上将，拥兵10余万，并兼第三集团军司令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等高职，在第五战区和山东地盘他是政府的象征、法律的化身，军队的统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由于韩复榘其实早在张作霖遭暗杀的事件后就十分恐惧日军，特别是经沪淞、南京二次会战中国大批中央军精锐部队均遭惨败的结局，就更觉得日军是不可战胜的了。所以长期以来，韩复榘一方面以高调的抗日姿态扮演着山东的抗日英雄，以争得国民政府与全省民众在政治上的信任拥护和经济物质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却在暗中与日方经常保持着联系，以期一旦中日双方军队在山东开战，可先获信息免遭一举全歼，最终达到保持实力的目的。
但韩复榘这种体面的形象随着徐州会战的暴发而遭到破坏，
1940年5月，宜枣战役即将开始，韩复榘借机召开战区军事会议，驻守在宜昌的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发现日军近期调动频繁，必有军事行动，所以曾先后3次向韩复榘会议请假，建议由副司令冯治安将军全权代表参加，不但未得到韩复榘的同意，反而强令张自忠必须亲自参加。会议前期，韩复榘与日军也加强了秘密联系。而日军的频繁调动其实是为机动准确地伏击张自忠所积极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四、韩复榘枪毙贴身副官灭活口。韩复榘与其他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一样对军统特务组织是十分害怕的，这次军统的最高长官少将戴笠竟不请自来，深入到第三集团军了解有关军务本身就使韩复榘感到十分不安，虽然都已临时布置了假口供以应付，但这又如何能骗得了军统高手戴笠。第三集团军的许多下级军官本已都准备了假口供，但一旦站到“戴老板”面前，心就已经虚了三分，一开口后早就将假口供忘了，只好以实言相告，这样戴笠就很快掌握了许多实情，已徒使韩复榘背如蜂芒、坐立不安。
首先，戴笠查实了韩复榘派兵支援张自忠之说纯属谎言，更使韩复榘感到十分难堪。为此，韩复榘曾硬着头皮亲自向戴笠专门解释这件事：张自忠之死实在事出意外，自己身为第五战区司令，深感责任之重大，而又无法向世人交待，所以只得以此谎言挡塞。对此，戴笠则回以不知可否的微笑，这一高深莫测的微笑使韩复榘也深为恐惧。
当韩复榘得知戴笠已进一步查获自己贴身副官在会议结束前与土肥原部电话联系后，就知道大事不好，自已与日本情报部门勾结的事实必将得到严肃治理。但为了转移视线和丢车保帅，韩复榘只好枪在戴笠亲自审问该副官前先下手为强，违心地将自己的贴身副官秘密枪毙以灭活口。并以此又向戴笠专门汇报自己认真组织追查，终于查明了泄密的原因。为严肃军纪、清理门户，自己已下令枪毙了泄密的凶手，为张自忠将军报了仇。妄图达到让戴笠查到最后仍死无对证的目的。
但戴笠对韩复榘的这付出了重大代价的最后一招根本不屑一顾，反而将其作为证实通敌的又一表现和加重罪行的又一证据，因为他已经充分掌握了韩复榘勾通日本特务，暗算我著名抗日英雄将令的事实。于是，戴笠就立即回广州，亲自向蒋委员长作了专题汇报。
五、蒋委员长痛下了除韩决心。长期以来，对韩复榘与日军特务机构来往的情况社会上早有所闻，但韩复榘一直声明“仅仅保持在应付与周旋为目的”的范围内，并且还不时地拿1935年9月他勇闯山东济南日本领事馆的故事吹嘘自己如何不买日本人的帐，大有在山东要与日本人抗拒非我韩复榘莫属之势。但实际上在整个山东的抗日战争过程中，很少看到有韩复榘率部与日军激战的场面，而喊山东抗战却是韩复榘叫得最响。
蒋介石也早就对韩复榘常摆老资格，长期以来目无中央、不服从指挥、独断专行的做法很有意见。特别是徐州会战初期，韩复榘竟不战自退，放敌长驱直入，造成会战前期的十分被动局面，本来早就该对其实施惩罚，但当时考虑大敌当前、团结一致对外为重，所以当时尚未予追究。但这次张自忠之死非同小可，国人极为关注，现在戴笠已经查实了韩复榘通敌、出卖张自忠的罪证，那么二罪并罚是到了该下决心的时候了。因为这也是保持在抗日持久战争中的优势，清理门户，防止其他高级将令投日通日事件的继续发生的需要。所以这次蒋委员长终于痛下了处决韩复榘的决心。
同时，统帅部认为当前经戴笠现场调查之后的韩复榘已成惊弓之鸟，如立即对其采取措施反而可能促使韩复榘受激而公开投敌，所以没有马上采取行动，而是先积极周密做好准备。所以直到年底时才正式通知在开封召开“东北抗日高级将令会议”，以先诱捕韩复榘，再公开其罪状，然马上枪毙韩复榘，以达到杀一儆百的肃奸目的和效果。并具体商定：会议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宣布议程与纪律，由军委政治部主任张治中上将通报对张自忠遭受伏击的调查结果，由军统少将戴笠揭发韩复榘的投敌证据和罪行，最后由最高军事法庭审判长何应钦上将公布最高军事法庭审判决定。
六、逮捕韩复榘开封上演假空袭。诱捕韩复榘也确实让戴笠的军统组织大动了一番脑筋，首先由总统待从室名义向各路东北抗日将令下达于
当21日上午，当韩复榘及他的警卫团专列刚刚驰进开封火车站尚未停稳的时候，开封市的防空禁报骤然响起，车站上的人群争相疏散，就在韩复榘等正不知所措之时，一辆轿车和一辆军用卡军驰进了站台，车上跳下一名军事统帅部作战厅的高级侍从副官向韩复榘敬礼报告：日军已得悉开封会议而即将对开封实施大规模空袭，蒋委员长接到防空禁报后，十分关心韩主席的安全，特派专车前来接韩主席，请韩主席和警卫排赶快上车，同时请警卫团随军用专列立即开至城外先躲避空袭。韩复榘至此也只好服从安排，跳下火车换乘轿车，身后临时拉出一个警卫排乘军用卡车，一前一后迅速驰离车站，而警卫团的军用专列只好冲过车站，到城外去躲避空袭了。
而这时蒋介石、何应钦、李宗仁、张治中、蒋鼎文、俞济时、戴笠及大批国军将令早已在开封城外组成车队等候。当韩复榘及警卫排的车子开到面前时，蒋委员长把手一挥，向韩称：为躲避空袭，会议由河南开封转移到湖北武汉召开。话毕，车队启动，韩复榘及警卫排的车就汇入到整个车队的中央。车队开出开封城很长一段路，大家都从原先的高度紧张转为成十分惊讶，怎么开了那么长时间，还没有听到日军轰炸开封的爆炸声呢？当时在现场的张居远曾就此向同车的张治中询问，张治中含笑而曰：如果不是这样，你能将韩复榘的警卫团甩掉吗？张居远这才有所感悟：其实这只是蒋介石为逮捕韩复榘的而专门上演的一出假空袭而已。
车队到达武汉已经是22日的半夜，韩复榘与警卫排被单独安排在一个独立的大宅院内住下，周围由第九战区长官薛岳派一个团担任警卫，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是还给了韩一个警卫团，让韩主席的安全保卫级别不变。
七、武汉会议韩复榘受军法处制。第二天上午正式开会，但会议的安全警卫竟破天荒的全部由戴笠所率的军统人员负责，并规定全体将令进入会场都不得携带武器，这陡使会议增加了几分神秘的气氛。
会议由蒋介石亲自宣布开始，当蒋委员长神色异常严肃地宣布完会议议程和纪律时，与会的众将领这才惊奇地发现：会议已由原定的“东北抗日将令会议”改成为高级军事审判会议了。那么谁将是今天会议的牺牲品呢？直吓得众将令心里发毛、头上出汗，大家都小心地反省和回顾着自己曾经有过的过失，掂量着这些过失的分量，心里祈求着千万与已无关。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张治中上将首先上台通报：关于对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张自忠上将在南瓜店遭敌伏击牺牲事件的调查报告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但对一个在大半年前就已经清楚的事情怎么到今天还要来通报而感到迷惑？而唯一明白其中利害的东北军官就是韩复榘了，至此他才明白蒋介石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周折到武汉来开会，也估计今天自己可能完了。当众将令听完了张治中关于伏击事件的通报之后，才知道韩复榘通敌泄密是造成张自忠牺牲的罪魁祸首，引起了众将令的共愤，纷纷予以谴责。而韩复榘则以证据不足而大喊冤枉，然后又对通报的某些内容提出诸多质疑，极力为自己推脱罪责而狡辩。
接着是军统局局长戴笠少将上台宣布：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司令，陆军二级上将韩复榘犯有通敌、违令、出卖抗日将令三大罪状。罪状1、韩复榘身为山东省国民政府主席，本人及下属长期与日本特务机构保持着电话、书信、人员的密切交往，交往内容涉及到大量的中日双方政治、军事、经济秘密，通敌罪行十分严重。罪状2、韩复榘身为陆军二级上将，竟多次违反统帅部的命令擅自行动，造成严重后果。如在徐州会战初，韩部在得到日军将发动全面进攻的禁告之后，竟违背战区司令部的统一指挥，面对日军进攻不战自退，连续放弃济南、泰安、曲阜等战略要地，造成会战前期被动。宜枣战役中，在张自忠将军遭敌伏击，蒋委员长电令就近各路部队迅速组织增援时，韩部不但违令不予增援，而且还编造曾派兵增援遭敌阻击后退回的谎言。该两次违令后果特别严重。罪状3、韩复榘身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却勾结日本特务机构，竟出卖本战区右翼兵团司令张自忠将军的秘密行动情报，造成抗日英雄张自忠在南瓜店遭敌伏击后牺牲。在张自忠遭受日军伏击之际，韩不但自己未派兵求援，而且还预先有令在先未经韩复榘本人同意不准其他军队随便调动。根据事后的调查表明，此令乃是致张自忠于死地的真正元凶。戴笠对这次公布的罪状准备的十分充分，每公布一项罪状后即能出示证明罪状成立的证据，主要是一些当时人的笔录。如此这般宣布罪状，竟使韩复榘心口诚服而哑口无言。
最后，由最高军事法庭审判长何应钦上将现场争求韩复榘对调查报告和宣布罪状的意见，由于调查的证据充分、罪行确凿，韩复榘对以上调所查报告的事实与所宣布的三大罪状均予承认不讳，但态度仍极为骄横。最后，竟在会上当场向审判长厉声反问：蒋介石身为国民政府委员长，竟在“九，一八”事件中向张学良下不达予抵抗令，请问该当何罪！此举竟逼得何应钦不敢当即宣布对韩执行枪决的最高军事法庭判决令。
散会后，众将令纷纷乘车离去，只有韩复榘孤身无车送行，还是何应钦用自己的轿车将韩复榘送回大宅院，何应钦还特意随车送行，并在车上奉劝韩复榘应承认现实，要主动认罪，以免得蒋委员长发脾气把事情搞疆。劝他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当晚，蒋介石、何应钦、张治中、蒋鼎文、戴笠等又进行了紧急商榷，最后决定于次日由何应钦审判长正式宣布最高军事委员会关于判处韩复榘死刑的命令。由戴笠亲自率小组前往现场执行。另根据张治中建议，由张居远上校赴刑场监督执法。现已身为黄浦军校第二教导大队副队长的张居远上校本无参加这次会议的资格，由于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枪毙韩复榘，所以被张治中临时专门叫来，其实就意味着为张自忠报了仇的时候，让张居远能以张自忠的家属代表在现场作一个见证。
八、戴雨农奉命赴现场执行枪决。
军统戴笠当即带领六名持双枪的特务乘两辆轿车前往大宅院执行任务，张居远随车同往。车到大宅院门口经向警卫通报，由警卫打开宅院大门，这样两车就直接开进大宅院墙门，戴笠等在车上见院内走马楼上警卫排布置有序、戒备森严，所以也不敢盲目乱闯。就先派一名特务下车向众警卫大声喊道：“奉蒋委员长命令，前来接韩主席赴会”！楼上警卫也接着将此令逐层唱将进去，直至韩复榘房间处。
此时，在床上一夜没睡安稳的韩复榘也正在讷闷：今天怎么没人来叫他开会了？蒋介石等到底准备把自己怎么样？会不会枪毙？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了。现听到蒋委员长派车来接，就急忙地从里楼赶了出来。好个韩复榘，为装成没事似的一手拿着水烟枪，两脚拖着一双踏平了后跟的布鞋，嘴里还哼着小曲故作镇静，大步流星地从里楼出来，见委员长竟派了两辆轿车来接自己，心里原先十分紧张的心情又松弛了几分，急忙走下楼梯往车前走来。
就在韩复榘刚走到车前之时，两辆轿车的所有车门都同时突然打开，车上的人全部走下车来，并将韩复榘团团围住。张居远正好坐在第一辆车，所以一下车就刚好站在韩复榘面前，韩复榘见张自忠的侄子张居远从车上下来可吃惊不小，问：“你来干什么”？张居远冷笑地答曰：“随戴将军前来执行任务”。韩复榘再一看周围：只见军统少将戴笠戎装笔挺，双手戴着白手套，其他特工不但全副武装而且每人腰间都插着两支张大机头的驳壳枪，这不分明是执行军法前来取我性命也！当下那手上的水烟枪已发出了微微颤抖，脊梁骨间也透出了一丝冷气，但韩复榘还强作镇静地大声发问：“雨农老弟，这是什么意思”。戴笠神色肃穆，用戴带白手套的右手从上衣口袋中取出一张析叠的最高军事法庭判决书，展开判决书后就长话短说地大声宣读：“经中国军事委员会最高军事法庭判决和蒋委员长批准：陆军二级上将韩复榘卖国投敌证据确凿，罪恶极大，给党国造成损失巨大。特判处死刑，就地正法”！
韩复榘起先还对最高军事法庭存有一丝幻想，当听到“特判处死刑”时，连忙转身就往回走，等戴笠读完“就地正法”时，韩复榘已经走上了第二档楼梯，戴笠连忙用嘴一歪示意手下赶快动手，“啪、啪”，旁边一位早已等待命令的特工拔出驳壳枪伸手就给了韩复榘两枪，只见那身材魁梧的韩复榘受了两枪之后并没有倒下，也没有哼声，只是步伐略停顿了一下后继续向楼梯上部走去。“打要害”！戴笠再向特工小声命令道，“啪、啪”，另一名特工也举枪向已经走到楼梯上部的韩复榘背部又开了两枪，只见身中四弹的韩复榘依然没有倒下，反而走上了楼梯在楼梯口站稳，竟回首向戴笠等特工狠狠看来。这一眼直瞪得戴笠和众特工们毛骨悚然。
这回首一看，也使在楼梯上值勤的警卫排士兵发现韩司令受伤未死，大家就“哗啦”一声将子弹推上镗，一部分准备向特工们开枪掩护，另一部分准备上前扶持韩主席。
戴笠觉察到警卫排士兵有所动作，如不制止可能会导致双方火并，就立即躲到轿车后隐蔽，同时并大喊一声：“警卫排注意了，今天我戴笠奉令执法，仅针对韩复榘本人，与警卫排兄弟们无关，请大家在原地勿动，防止发生误会”！警卫们听最高军事法庭判决令在先，现再加戴笠的禁告，就不敢再擅自行动了。
韩复榘也听到了，但至此他已遭枪伤重创不能发声，眼见众警卫既不开枪掩护自己，也没有人上来扶自己，气得在心里直骂娘。就在戴笠等众人正等着韩复榘枪伤发作慢慢倒毙之时，只听得“咣镗”一声，韩主席丢掉了手中的水烟枪，不但没有倒下，反而强忍着剧痛、酒醉般地在走马楼上奔跑起来，这实在是韩复榘眼见卫兵不敢上前营救，只得拼自己最后的力量快速逃脱以免军法制裁。戴笠见韩复榘在身中四弹后竟不可思议地还能健步如飞，觉得其确实非同一般而感到十分震惊，而此时奔跑中的韩复榘躯体已受走马楼的木扶栏保护，就违反常规地对下属命令：“快！快打头部，不要让他跑了”。“啪、啪”，第三位特工抬手向已跑出
见韩断气后，戴笠又从特务手中取来上有审判长何应钦、委员长蒋中正亲笔签名的判决书，覆盖在韩复榘尸体的脸上，至此，最高军事法庭的特别判决令已执行完毕。张居远在见证韩复榘确实已死后，就下楼在天井中朝东南方向跪下，大哭了三声，又叩了三个响头，然将蒋委员长已下令枪毙了韩复榘的消息告之张自忠在天之灵。戴笠则现场叫来韩复榘的侍卫长吩咐交代后事。后众人立即乘原车返回会场向蒋介石、何应钦交差。
九、戴雨农办事粗糙受到蒋训责。蒋介石、何应钦听了戴笠已经完成任务的简捷汇报，何应钦立即在会上向全体东北将领宣布：最高军事法庭关于枪决韩复榘的特别判决书已经顺利执行，通敌、违令、出卖抗日将令犯韩复榘已被正法。会场端时议论纷纷起来。
大部分将领对统帅部这次果断处决通敌的高级将领表示理解和拥护，而且要求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肃奸的力度。但也有少数平时与日军来往密切的军官受到强烈震憾，虽在口头上也高声附和表示拥护，但心底里则暗暗地关照着自己以后可要小心提防，尽量减少或断绝与日本人的接触，特别是千万不能让戴笠的军统抓住把柄，以免遭杀身之祸。
就在何应钦在会上向大家宣布韩复榘已被正法之同时，在这次会议中出了大力的军统首领戴笠却意想不到地受到了蒋介石的训责。戴笠被蒋介石单独叫到一个房间内对这次执法行动进行了询问，并对两件事情表示很不满意：首先是枪毙韩复榘那么简单的事，为什么要连续开了七枪才打死；其次是韩复榘为陆军二级上将，虽然罪该万死，但你为何违反常规打碎其头颅。而这两点且且是戴笠自己很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这次执行任务的六名特工都是戴笠亲自精心挑选的神枪手，所带武器都是崭新的德国造烧蓝20响驳壳枪，其杀伤力是短枪中最大的。但连打七枪才将韩复榘打死，实在事出大家意外和不可思议，戴笠现在想来也还有点害怕，这到底是韩复榘那近200斤体重块头还是练就了气功，这已经成了无底的谜。下令枪打其头颅也是当时为了防止被韩逃脱所逼。而最使戴笠感到可怕不是蒋委员长对这两件事的责备，而是自己刚刚在大宅院内解决了韩复榘，就立即乘车回到会场，自己向蒋、何汇报时只表示已完成了任务，而没有讲具体的细节，但实际上蒋介石已经知道了枪毙韩复榘的整个过程。蒋又是怎么知道真相的？戴笠觉得这才是一个更可怕的谜。
这时，何应钦进来向蒋介石汇报外面会议差不多了，枪毙韩复榘对广大东北将领们很有教育和威慑作用，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杀一儆百目的。是否在会议最后再请委员长给大家讲两句。蒋就又回到会场特就韩复榘枪毙事件向众将领训了话。大致为：目前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相持阶段，侵华日军已受重创，加上战线太长，兵力分散，军事补给困难已元气大伤，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已改“速战速决”为“持久战略”和“不扩大占领区”的战略。对我国军主力，在实施有限的局部进攻和打击的同时，还大势推行诱降、怀柔政策，实施“以华治华”方案。在座的各位东北将领都是党国精英，不为敌诱所动，在东北战场上与日军大小战斗数百次，至今仍在与敌抗拒。但也有少数国军将领丧失斗志，为保存实力而消极避战。甚至打“忠义救国”和“曲线救国”旗号，投降日军成了——皇协军，此乃军中败类，人人皆可消灭之。韩复榘虽然未公开投降日军，但早就与日勾结，这次竟出卖情报，造成我抗日名将张自忠的牺牲，此乃党国和抗战之重大损失，中正对不起荩忱哪！韩复榘罪不容忍，死有余辜，统帅部下决心将其枪决，实在已经是处制太晚了。
今天会议结束以后，大家又要回到前线去了，本委员长要求各位在前线：一是绝对要服从统帅部命令，英勇战斗；二是要提高对日本“怀柔政策”的警惕，小心上当；三是各部将领要精诚团结相互支援，共同对外。云云，言毕散会。众将领均从会场鱼贯而出，大家相互打过招呼后，各自登车奔赴抗日前线而去，每个人心里都在暗暗地说：快！以最快速度离开这个枪毙韩复榘的是非之地。
十、为维护党国颜面保留实情。由于韩身为陆军二级上将、第三集团军司令、山东省主席，如对外公开投敌之实情，有损我国威、军威，所以对外统一以违反军令罪、不战自退罪而受处决。次日，全国各大报纸都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国民军事委员会以通敌罪枪毙了韩复榘的报道，但对其通敌泄密而导致张自忠遭敌伏击身亡的事实则未予公开，这既是有防被敌军讥笑而削弱我军斗志，也是为了避免国人和舆论的无情鞭挞，更是为了维护国民政府和中国军界的颜面。
石友三
石友三（1891年—
石友三幼年家境贫寒，父亲靠给地主家赶大车维生。石友三在一家粮店做学徒，幸得雇主少主毕广桓资助，得入长春东关龙王庙小学，在商震教导下就读。石友三于1908年从军，入清朝新军第三镇吴佩孚部下，驻河北廊坊。不久，第三镇兵变，石友三流落北京。
一投再投冯玉祥
1912年，石友三再度从军，投入冯玉祥部下，任其马夫、亲兵，后随冯逐渐升迁，石友三曾经任营长,1924年，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便提升石友三为第八混成旅旅长驻防包头，任包头镇守使，成为其十三太保之一。1924年，冯发动北京政变，成立国民军，石友三任第六军军长兼第六师师长。1926年，国民军遭到奉系、直系和晋系的围攻，石友三负责对晋系的军事行动，由于晋系的指挥官恰是其师商震，两军达成停战协议，故石友三部在国民军全面溃败之时居然实力反而扩大，有了三个师的规模。1926年3月，冯玉祥通电下野离包头赴苏联考察后，石友三在晋军的拉拢下在包头宣布投降晋军阎锡山，编为十四师，仍驻包头。
结果
投蒋叛蒋
1928年，国民政府对各路部队进行整编，石部被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4师，驻河南信阳。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冯玉祥摇摆不定，先命石友三进军襄樊支持桂系，桂系失败后又命石友三进军武汉拥护蒋介石。5月，蒋冯战争爆发，石友三在蒋介石收买下叛离冯玉祥，
投张叛张
1930年，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合反蒋，石友三于是重回冯玉祥麾下，参加中原大战，受命率10万大军进攻陇海线。
投日抗日
1932年，石友三秘密离开山东，前往天津与土肥原贤二接洽，在日本支持下在河北东部组织军队。1933年5月，中日签订塘沽协定，石友三在日本支持下出任国民政府冀北保安司令。
联共反共
1938年，山东被日本占领后，石友三奉命留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石友三为保存实力，遂转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希望在其支持下确立对山东的控制，邓小平、杨秀峰曾到石友三部工作。同年底，升任39集团军司令。1939年4月，蒋以主政华北为条件，密令石友三反共，石友三的立场立刻转为彻底反共，要求所部官兵全部加入国民党，并与八路军不断发生冲突。1939年我党干部从石友三部撤出。不久，石友三被委任为察哈尔省主席。
再度投日
1940年4月，石友三在冀南战斗中遭到八路军的毁灭性打击，遂转而投靠日军，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并准备在联合消灭八路军后向日军投降。石友三的结义兄弟、部下高树勋不愿做汉奸，遂密谋暗杀石友三。
三次背叛
1926年春，奉军、直军、直鲁军、晋军联合向国民军发动进攻，石友三奉冯玉祥命令进攻晋军，在雁门关受阻，部队伤亡较大，石友三通过与晋军前敌总指挥商震的师生关系，达成休战协议。后冯玉祥赴苏联，南口大战国民军溃不成军，由于石友三与晋军早有妥协，反而收容了许多散兵，石友三的第6师增编为3个师。国民军撤至归绥、包头后，代理指挥张之江等决定进入甘肃，石友三不愿西行，便联络韩复榘，投降阎锡山。
同年9月，冯玉祥回国，表示概不追究，石友三便离开晋军，跪在冯玉祥面前，痛哭流涕地悔罪。旋即被任为第5路司令，1928年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
1929年3、4月间，蒋桂战争爆发，双方都想拉拢冯玉祥。5月，冯玉祥通电反蒋，命令各部暂往西撤。
1930年春，冯、阎酝酿讨蒋，拉拢石友三。石友三又一次回到冯玉祥的麾下。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阎军呈现败势。
冀南第一次反击石友三部战役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2月，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第129师一部在河北省卫河以西巨击顽军石友三部的战役。
1940年1月，石友三部先后将第129师东进纵队两个连、青年纵队1个排包围缴械，并围攻东进纵队第3团及清江、清河两个县大队，将清河县大队大部消灭。为了自卫，第129师趁顽军朱怀冰部南撤、顽军高树勋部尚在卫河以东之际，决定集中冀南，冀鲁豫、冀中军区部队，歼灭顽军石友三部及孙良诚部于卫河以西地区。
火烧少林寺
民国十七年三月，建国军樊钟秀乘冯玉祥的国民军后方空虚，夺占了巩县及偃师县，但不久被冯部将领石友三夺回。樊钟秀南撤，转攻登封县城，其司令部即设在少林寺内。石友三部向南追击，至辗辕关(十八盘），少林寺僧助樊狙击，终不敌而溃。
人物评价
石友三一生中投机钻营，反复无常，脚踏两只船。曾先后多次投靠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日本人和中共，而又先后背叛之，被时人称为“倒戈将军”。 对我国的佛教事业，以及文物造成巨大的损害，河南登封少林寺就是被他几乎焚毁殆尽，历史责任不容推卸。
受石友三节制的新8军军长高树勋，因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石、高矛盾激化。石友三第69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与高树勋策划，寻机杀掉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投敌只是时日问题，臧伯风、毕广垣、高树勋决心赶快下手。他们请出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由他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以消除两人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出面邀请，便表示同意。
孙殿英
孙殿英，行伍出身，1928年投靠国民党，任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因在河北马兰峪盗掘清东陵而闻名。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反蒋，失败后为张学良收编。抗战爆发后，历任冀察游击总司令、新五军军长，1943年在河南对日作战时被俘，旋投汪伪任“豫北剿共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打内战。1947年被俘，病死。
孙殿英（1889年—1947年），中国河南永城人，国民革命军中将，是民国时期的军阀之一。早年入毅军。1926年任直鲁联军第十四军军长兼大名镇守使。北伐战争中，被国民革命军打败，所部改编为国民军第十二军，仍任军长。1928年驻防河北蓟县马兰峪，盗掘慈禧和乾隆陵墓。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时，依附阎、冯，任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省长，败后入张学良部，任师长。1933年奉命赴热河赤峰（今内蒙古赤峰市）抗日，相持七昼夜。继任青海西区屯垦督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任冀北保安司令。1943年投敌，所部被汪精卫改编为新编第五军，任军长。1947年被人民解放军俘虏，死于狱中。
孙殿英祖上是明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明末时率家人及全城居民守城抗满，终因满兵势众，城破孙家满门老小和全城百姓被满人屠杀干净。只有孙承宗四子孙镐一支在城破时逃出一个保姆，带出了个男婴。
起身发家
孙殿英，乳名金贵，字魁元（科元），河南省永城市马牧乡孙庄村人，另因出过天花而得外号“孙大麻子”，其父亲为乡里出头与旗人争执而入狱，当日被打死于狱中。
孙殿英自小性格豪放，行侠仗义尝与市井游侠儿为伍，颇有游侠之气。长大以后行走江湖，并加入河南西部的民间组织庙会道，凭着过人的机灵逐渐混到庙会道的头目。因肯下血本各方打点，他贩运各种商品于上海，获利极丰。孙殿英出身贫寒，闯荡江湖，广结流氓恶棍、军警胥吏。
投靠军阀
早年，孙殿英投靠盘踞于安徽省亳州城的姜桂题部下。后来，他率部流窜到豫西巩县、宝丰、鲁山一带，投奔“庙道会”会首李凤朝门下，两年后自己成为“庙道会”会首。
1922年，他拉着一批道徒投入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从副官升任机关枪连连长。挂名当了营长之后，他独立山头，成为土匪头子，搜罗教匪，扩充队伍，自称旅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驻豫西直军开赴前线，利用这个机会，孙殿英独立出来并招兵买马，队伍扩大至数千人。
1925年春，镇嵩军将领、豫陕甘剿匪副总司令憨玉昆与国民军胡景翼部爆发大战，孙殿英部被憨玉昆收编，编为第五混成旅，孙殿英任旅长，驻防密县。不久，憨玉昆战败，孙殿英改投国民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任旅长，不久改称第二师升任师长。随后，国民三军由河南开赴陕西，孙殿英不肯离开。孙殿英率部在豫西、皖北一带到处攻城略地。军阀孙传芳、安徽省督军陈调元对他追缉。1925年秋，孙殿英率部流窜到山东济宁后，被直系军阀张宗昌收编为第三十五师，他任师长。在改编为“直鲁联军”时，改称为第五师，委为第五师师长，下辖两下旅共五六千人。
1926年春，孙殿英率部在河北沧县一带参加了张宗昌与李景林联合向国民军反攻的战斗，孙殿英袭击了国民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宗昌立下了第一次战功。事后，张宗昌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不久又扩编为第十四军，孙殿英任军长。1927年春，孙殿英在直隶军务帮办徐源泉的指挥下，在南京附近参加了孙传芳对北伐军的战争。不久，又调往直隶大名，兼任大名镇守使。这年秋天，孙殿英又被张宗昌派往豫北，与冯玉祥部交战。不久，奉军与直鲁联军被国民革命军打败，向北溃退。孙殿英率残部退往天津，后又退往蓟县、马兰峪一带。这时，何成浚奉蒋介石之命策动孙殿英投降。1928年5月，奉军和直鲁联军阻止不住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等军北进，全线败退。孙殿英率部退至蓟县和遵化一带，被蒋介石收编，委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
盗陵窃宝案
盗宝背景
1928年春，原奉军收编之积匪马福田率部叛逃，直奔清东陵旁的马兰峪，蓄意长期挖坟盗宝。当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已进入河北地区，奉军北撤，而冀东一带散匪非常多，异常肆虐。在这种情况下，国民革命军派出孙殿英部前往剿抚。路途中，孙殿英屡见东陵殿宇富丽堂皇，为了筹措剿匪资金，起了盗墓的想法。接着，他得知马福田进驻马兰峪准备掘陵的消息，马上命令第八师师长谭温江连夜率兵前往，赶跑了马福田。同时，为遮人耳目，他们到处张贴布告，声称部队要搞军事演习，开始计划盗墓行动。
1928年夏，军阀孙殿英在河北省遵化县成功的完成了盗陵。所盗的两座墓葬中，一座是清朝乾隆皇帝的裕陵，一座是慈禧太后的东陵。然而，当时的动乱年代中，照旧领兵当官， 而且日后步步高升，直至升到先遣总司令；所捕获的重犯谭温江也被保释出狱， 继续当他的师长……这种反常现象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孙殿英是河南省永城人，本名孙魁元，号殿英，人们大都叫他孙老殿。
民国初年，军阀连年混战，割据为王者比比皆是。孙殿英也乘势而起，纠集队伍，称雄一方。为谋取更大的势力，孙殿 英先后投奔过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国民军长叶荃等人，后又转投胡匪出身的张宗昌，深受张的赏识，被任命为师长。孙殿英摇身一变，通过种种手段，将自己的部队发展成为一个军事集团。后来，孙殿英率部与国民党作战，开始很有利，后来见形势不妙，便投降蒋介石，被任命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在河北遵化一带驻防。1928年夏，孙殿英率部驻扎蓟县马伸桥，这里与清东陵只有一山之隔。
垂涎已久
对于孙殿英来说，清室皇陵无疑是他垂涎已久的一块大肥肉。清室皇陵共有五处，三处在辽宁省，两处是满清入关后在河北省遵化县和易县的东西二陵，这是清陵的主要部分。乾隆时期是满清最鼎盛的时期，慈禧太后则是满清掌权者中穷奢极欲者之一，所以，这些陵墓也以乾隆皇帝及慈禧太后的陵墓最为奢侈，里面放置了无数稀世珍宝。
当年清室让位时，东陵不仅设有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而且还有旗兵、绿营兵驻陵守护，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承担陵寝一切事务。但是随着世事的变迁，东陵渐渐脱离清室的掌握，落入北洋军阀手中。护陵大臣名存实亡，常不在官署，不仅不能有效保护陵墓，反而串通他人，倒卖财物。于是，对东陵的破坏与日俱增，直至有人企图全面挖掘偷盗，大发横财。
准备就绪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成功。其时，孙殿英率部驻防在蓟县的马伸桥，此地离清东陵仅一山之隔。当时有个惯匪马福田，探知东陵地区无人看守，就伙同其他匪徒窜到东陵盗宝。孙殿英闻讯，抓住这个时机，调动一团兵力，开到马兰峪，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了马兰峪东陵，打跨了马匪后，把东陵三十里内戒严，顺势掘东陵。
7月上旬，孙殿英部以军事演习施放地雷为名，驱走全部守陵人员，封锁关隘，实行戒严，大肆洗劫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由于封锁严密，所以外界虽有传闻，却不明真相。在动手盗陵的第三天，谭温江前往北平晋谒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打探风头，一见风平浪静，次日马上返回东陵，放手盗掘。盗墓之前，孙殿英先致函遵化县知事，以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为由，要求遵化县代雇骡马车30多辆，以便从其他地方装运军粮。就这样，孙殿英便为转运盗墓财宝铺好道路。
盗宝过程
当年留下的照片表明：起初，匪兵们并不知道地宫入口，而是遍地开挖，宝顶上、配殿外、明楼里都留下了他们挖掘的痕迹。1928年7月盗墓队最终找到了地宫入口。原来，在高大的明楼后面，有一个“哑巴院”，传说招募的工匠都是哑巴，以防止工人泄露工程的机密。
在哑巴院北面的琉璃影壁，影壁之下就是地道入口。清东陵的陵寝结构大同小异。琉璃影壁下正隐藏着地宫入口。如果从正面横向挖掘，会遇上条砖砌死的隧道；如果从宝顶上垂直往下开掘，则会增加多倍的距离；而如果从琉璃影壁下直接坠入，便能就近打通金刚墙，从最短途径进入地宫。能找到这个捷径的人，恐怕熟知内情。慈禧陵和乾隆陵稍有不同，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限制，慈禧陵没有哑巴院。在明楼底下进入古洞门，过道尽头则是一道内部浇铸了铁筋的墙壁，它的里面就是“金刚墙”。地宫的入口就在这金刚墙下。东陵修建得十分坚固，要完全刨开地砖不是件容易的事，匪兵们盗宝心切，便动用了炸药。在硝烟弥漫的残砖断石中，再向下深挖数丈，终于呈露出一面汉白玉石墙，它就是金刚墙。从墙中间拆下几块石头，露出一个黑森森的洞口。一进宫门，匪兵们便被宫中金碧辉煌的建筑迷住了，他们疯狂地抢掠着，从脚下的金砖到天花板上的金龙，无不被他们夺走。而谭温江此行的最大目标是要找到慈禧的地宫。入地宫的路径非常隐秘，匪兵们一时无法找到。一位曾在这里建陵的老人，说出了地宫的门路。地宫的入口找到了，但十分坚固，普通器械根本无法打开，最后，他们搬来炸药，这才打开入口。
孙殿英炸开慈禧太后的定东陵，得慈禧叶赫那拉氏之尸，虽历经十数年而不腐。孙部从金椁内棺盗窃了大量稀世珍宝。但他仍不满足，再掘乾隆皇帝弘历的裕陵，他亲自进墓点视宝物，得珍珠、翡翠、玉石、象牙、雕刻、字画、书签、宝剑等无算。装了四五十箱，加封盖章后拉回军营。后来他回忆说：“乾隆的墓堂皇极了，棺材内乾隆尸体已化，只留下头发辫子。陪葬宝物不少，其中最宝贵的是颈上的一串朝珠，一百零八颗中最大的两颗是朱红色，和一柄九龙宝剑，剑鞘面上嵌了九条龙，剑柄上嵌满了宝珠……”
从清内务府的《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和李成武的《爱月轩笔记》所载，可见慈禧墓的随葬品之巨，价值之连城。关于乾隆裕陵中的宝物，因无详细记载可查，仅能根据发现的赃物及孙殿英部盗墓时所用的车辆之多来推算了。早在盗陵之前，孙殿英就曾以“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为名，向遵化县征调大车30辆，可想而知这30辆大车要装多少宝物。
另外，从截获和上交的盗陵赃物也可看出。孙殿英、谭温江等盗掘东陵后急于想销赃，四处活动国内外有关人士。谭温江等人潜入北平（今北京），暗中委托古玩商黄百川代销珍宝，被卫戍司令部截获。
盗宝案影响
孙殿英掘墓盗宝被发现后，满人哗然。部分旗人团体，以及逊清皇室，包括居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园)的溥仪等满人上告到蒋介石那里，要求严惩。此事一时轰动全国。
然而，就在政府大员调查之时，孙殿英却坦然自若，竟以十二军军长和案情以外的“第三者”身份，向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递交呈文，为盗陵的要犯、第八师师长谭温江辩护，罗列谭与盗陵案绝无关系的种种理由。徐源泉看了孙的呈文，叫人捎信给孙，给孙指点迷津：你孙殿英这次办事太过莽撞，冒天下之大不韪，各方已经大哗，我也难以一手遮天，进行庇荫。可是有关关键人物你们都要设法疏通，行与不行，看你们的手段。你们这回掳获不少，外人传说有几万万，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想把风浪平息下来，你们要下大本钱。甚至各军团长、各军长门前也要设法打点，只要他们不群起而攻之，民众方面是可以压服的。孙殿英心领神会，连忙从东陵赃物中挑选一批珍贵的，其中一柄九龙宝剑，剑面上嵌有九条金龙，剑柄上嵌有宝石，孙托戴笠送给了蒋介石；另一柄宝剑托戴笠送给了何应钦。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据说是代表十八罗汉，是无价之宝，那最大的朱红色的两颗，孙在天津时送给了戴笠；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孙托戴笠送给了宋子文；慈禧嘴里含的一颗夜明珠最为珍贵，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孙将这件宝物也托戴笠送给了宋美龄。孔祥熙和宋霭龄见后十分眼红，孙便又挑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并将价值50万元的黄金送给了阎锡山。
孙殿英辩解说：“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 并说：我发掘满清东陵，有3个好处。第一，满清入关之时，大兴文狱，网杀士人，象吕留良，戴名世这样的人，都被开棺戮尸，我虽不才，亦知道佛经有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第二，满清统治三百年了，搜刮的财帛不知多少，今天我发陵，是为通天下财货，收运转之利，丰藏国库。[1]
自东陵被盗后，清室遗臣多次到卫戍司令部要求严惩盗陵凶犯，但要犯谭温江却被保释出狱，其他盗陵人犯又多逃出北平。各界人士纷纷电请政府，要求从速秉公处理，北平总商会请求组织特别法庭审判此案。不得已，阎锡山电令卫戍司令部从速组织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由商震上将任审判长。迫于舆论，陆军监狱马上将保释在外的谭温江重新收押，听候审判。与此同时，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也将谭温江以前呈报所谓马兰峪剿匪所得的东陵珍宝加封保存，移送卫戍司令部，并向外界表示对部下决不宽贷。东陵盗案于1928年12月中旬由军事法庭开庭调查，此后即归于沉寂。直至次年4月20日方开庭预审，至
军事法庭上报几个月过去了，因案情盘根错节，难以判决。这时孙殿英已率领军队到陇海线上与阎锡山、冯玉祥取得联系，又在嵩山附近民军中收抚了两万多人，深得阎、冯的器重。经孙殿英与阎锡山交涉，谭温江亦被释放。以后孙殿英不断加官进禄，提任安徽省主席、暂编第五军军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庞炳勋投敌组织新五军。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为“曲线救国”的“忠臣”，被委派为先遣军总司令，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河南汤阴的战役中，这个20多年来一直逍遥法外的盗陵主犯，终于被解放军生擒，后死于战犯收留所中。
参与战争
参与中原大战
1930年春，在中原大战酝酿期间，孙殿英依附于冯、阎。被委任为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孙殿英叛蒋而改投冯、阎，令所部开赴豫东、皖北布防，自率一部进驻亳州。中原大战开始后，蒋介石派出大军八九万人向孙部防区进攻，4月，亳州城被围，孙殿英一边抵抗，一边向冯、阎求援，冯玉祥派孙连仲率五个师驰援亳州，至7月，亳州被解围，历时九十余日。亳州解围后，孙殿英率部退至朱仙镇。不久，所部被蒋军击溃，逃往黄河。不久，张学良率部入关，冯、阎失败，孙殿英率部退到山西，驻防晋城一带，张学良将孙部改编为第四十师，孙殿英任师长。
参与“四马拒孙”战争
1934年春，孙殿英率部向西北推进。当时，青海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都不愿孙殿英染指西北，他们联合起来，发起了“四马拒孙”之战。四马联军约4万余人,孙殿英兵力约7万人。孙殿英久攻宁夏城而不克，旅长杨干臣、于世铭等阵前倒戈，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阎锡山又出兵断其归路，蒋介石又趁机明令撤销其本兼各职，孙殿英被迫东撤，于4月初返抵包头，后前往太原晋祠暂时隐居，残部被阎锡山收编。
参与抗日战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殿英升任第四十一军军长。1932年2月，日军三万余人向热河进攻，孙殿英奉张学良之命率第四十一军由山西驰援热河，向赤峰前进。当时，驻守热河的东北军汤玉麟部和万福麟部与敌一触即溃，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孙殿英部进抵赤峰，即展开阻击战，相持达七昼夜，后退往猴头沟门，继续与敌作战十余日，最终战败而后撤察哈尔。他的部队虽在抗战中受到很大损失，但他吞并了汤玉麟的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团以及其他义勇军，依然保存着一定的实力。为了扩大影响，抬高自己的地位，他请出进步人士李锡九为高等顾问，韩麟符为政训处处长，中共党员宣侠父为秘书长，还吸收了不少中共党、团员和左派青年到部队。
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孙殿英防地与同盟军的防地接壤，冯玉祥派人与孙殿英接洽，争取他加入抗日同盟军。蒋介石也派人以察哈尔省主席为饵唆使他攻打同盟军。孙殿英左右为难，对双方也不表态。蒋介石为了杜绝他和冯玉祥的联合，任命他为青海屯垦督办，令其部离开察哈尔，前往边远的青海，准备在中途将其全部解决。
1936年2月，在冀察地区的宋哲元，邀请孙殿英到北平，任命他为察北保安司令，但不过是空衔而已。1937年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又加委他为冀北民军司令。孙殿英设司令部于房山县城，大批收容由北平溃退下来的士兵、警察、土匪，很快即由一个“光杆司令”发展到三四千人马。其后，孙殿英撤退到冀南山区，队伍又发展到一万多人。1938年夏，孙殿英在武汉经戴笠引荐见到蒋介石，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暂编第五军的番号，孙殿英感激得称蒋为“再生父母”。1939年，孙殿英由冀南撤至豫北林县一带，所部改为新编第五军，以邢肇棠、康祥为副军长，归庞炳勋指挥。孙殿英利用庞炳勋的保护，避免与国民党嫡系部队直接冲突；利用邢肇棠和八路军的关系，从八路军处解决一些服装、弹药。孙率其新五军在河北、豫北多次与日军作战。同时，他又和日本人也有来往。在他的新五军军部附近，他开设了三个招待所，分别招待国民党将领、八路军和日本人，可谓“狡兔三窟”。
1943年4月，日军出动二十万人进攻太行山区。
参与解放战争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孙殿英又向蒋介石投诚，摇身一变，变为“国民党先遣军”，被改编为新编第四路军，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打内战。 调动京汉线新乡至安阳间牵制八路军。这段时间，孙殿英利用国民党控制运输飞机的要员，大做黄金买卖，发了一笔财。全面内战开始后，孙殿英部改编为第三纵队，驻防汤阴。孙殿英抓民夫，拆民房，构筑工事，积极为蒋介石打内战卖力。
死亡
1947年春，解放军围攻河南汤阴，孙殿英据险抵抗，
后人
孙殿英之子
孙殿英之子孙天义 男，1931年6月生，教授，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黄帝陵基金会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无党派。1952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1957年以后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工作，1986年至1998年9月担任西安外国语学院教授、院长。1994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兼任中国黄帝陵基金会会长。孙天义同志在担任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期间，该校同国外二十多所大学、学术机构建立交流合作关系；他大胆改革争取开设多种应用型专业，并为西安外国语学院争取一项世界银行贷款。由于他的努力和成功改革使西安外国语学院成为陕西省高等教育改革的试点单位之一，并实现了与原陕西省外国语师范专科学校的合并，为陕西的高等教育和中国的外国语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主要业绩
孙天义学术造诣深，外语理论知识渊博，在教学上硕果累累，科研成果甚丰。管理业绩突出，是一位有突出
在孙殿英的老家-----河南省永城市马牧乡孙庄村仍保存有三间高大漂亮民国式的祠堂建筑，这是当年孙殿英当了军长之后回家盖的，每年都有许多全国各地的历史爱好者前去探访凭吊 。
故居
坐落地点： 和平区睦南道20号
建造年限： 20世纪30年代
建筑结构： 砖木结构
建筑风格： 英式建筑
级 别：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已修缮 已挂牌
孙殿英故居坐落在和平区睦南道20号。该建筑建于20世纪30年代，当年对外声称是他的驻津办事处，可是根据历史记载的史实，此处实际上是他在天津行销毒品、经营军火、贩卖假钞票的据点。该故居为英国古典式建筑风格。整个建筑物的外型高低错落有致，别具一格，在私人别墅里是比较考究的。它共有四层楼，二楼的平台有八棵白色的立柱直顶到三楼，显得古朴典雅，三楼的中间四个房间朝南处有四个门通向平台，四楼的东西两端各有一个平台。该故居现为长芦盐务局所使用，被列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