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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中的零度抒情与现实关照

(2006-07-04 14:09:48) 转载▼分类： 在词语中挣扎【文论】     诗歌中的零度抒情与现实关照

                       赵鸿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时常追问自己，如果李白和杜甫生活在今天他们会写什么、怎么写？如果屈原和苏轼生活在当代他们会写什么、怎么写？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他们还会写诗吗？
      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永远处于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联中。人们也许不再轻浮的断言诗歌是现实的反映，但人们却隐约希望诗歌是一种见证，希望诗歌在我们混乱的生活处境中能带来一种心灵的秩序。见证，作为一种（并非全部）隐约的写作期待与阅读期待，也见证着诗歌自身。作为对意识形态与政治宣传的一种反拨，九十年代以来的诗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诗歌应该怎么写的问题。但是，技艺向度的“怎么写”不能成为遮蔽价值向度上“写什么”的理由。时代永远更需要那些关怀现实境况的艺术作品，时代呼唤着那些能够锲入当下中国生活之血脉与灵魂的切肤之痛的诗歌。
      这样说并不是反对在诗写过程中探索“怎么写”的诗歌技艺。事实上，对诗歌技艺的忽略曾经把诗歌扭曲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曾经只关注“写什么”的宏大题材已成为假、大、空的代名词，它伤害了诗歌，但它代表不了诗歌。它只是用诗歌的形式在作意识形态的事情，是权力对诗歌的霸权，其结果是伪诗歌统治诗坛，必将被很快遗忘，成为笑谈（这种笑谈并不轻松，它关系到一段历史中诗歌的地位和尊严）并作为历史可能重演的警示。相反，如果对价值向度上“写什么”的忽略也可能把诗歌变成某种花边新闻式的娱乐，变成某种逃避的冠冕的借口。因此，诗歌写作者必须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两极上取得微妙的平衡。本文截取技艺向度上的“零度抒情”和价值向度上的“现实关照”这两个侧面，希望能抛砖引玉，和大家一起探讨诗歌创作的形式与内容的辨证关系。
     零度抒情是诗歌写作的技术问题，作为当前诗歌创作中的关键词，顾名思义，是一种悬置了价值判断的冷静的抒情。零度抒情并非是当代诗人的创造，当代诗人只是对之作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并把它提高到理论的角度进行思考。零度抒情在创作中理性的应用是有其当代文化背景的，它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的特殊表述方式。“月落鸟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整首诗除一个“愁”“满”字有情绪表达外，算是零度抒情，但是，它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的写作，张继所生活的宋朝诗歌语言有它当时特定的语言环境。唐宋诗歌中用画面中的色彩、场景、物象来传达感情，是一种成熟而又有效的技巧。“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两个黄鹏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以及元曲中的名篇《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种客观描摹和零度抒情是有所不同。尽管在这种客观描摹中诗人的情感没有直接倾诉给读者，但长期以来的欣赏习惯和词语惯性所塑造的情绪是明确的，枯藤、夕阳、瘦马，这样的词孤立存在都有其明确的涵义，即这些词它本身具有的抒情性被借用，它具有零度抒情写作的许多特征，但它和零度抒情的刻意性又有所不同。零度抒情则自始至终有意识的隐藏诗人的感情，回避使用在汉语语境中这种特殊的语言特点。这是零度抒情和古典的传统抒情所不同的，零度抒情必须寻找新的表述方式和词汇来寻求诗艺上的突破，从而建构当代诗歌抒情新标准。
      零度抒情并不是不抒情，而是不明确的表达诗人的抒情情绪，通过一系列的取舍、剪接、勾画、概括等手法呈现一种状态，将阅读者的感情激发出来。由于人生的阅历、文化、信仰的差异，在阅读时不同的读者获取不同的信息，给再创造的过程留有足够的空间。让阅读者有更自由的再创造状态。零度抒情在诗歌创作中被广泛的应用，甚至可比说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宋红丽》这首诗是一首典型的零度抒情特点的诗，整首诗都是纯客观的描摹，宋红丽短暂的人生经历通过诗人的剪辑呈现给读者。
《宋红丽》
    “宋红丽,女，26岁，1979年出生/河南省鹿邑县宋楼村人，小学文化/身份证号码不明/1998年来京务工，当过洗碗工/广告员，在路边卖过假烟和盗版盘/擦过皮鞋，哭过，偶尔笑过，想过死（不止一次）/后到亚运村某工地做炊事一年/欠薪10个月，离开/01年在北京站做两个月票贩子/羁押15天后释放（无记录），录像厅里/结识了四川仔王小峰（她曾经的男朋友）/02年8月两人同居,/两个月后怀孕流产/又过了两个月/，再怀。再流。半年后，第三次怀孕
王小峰人间蒸发/宋红丽咬牙切齿要把孩子生下来/03年8月，宋红丽花70元买下一辆/二手板手，晃悠在通州东关一带/捡垃圾，那里许多住户都认识她-/--大肚子河南女人宋红丽/04年4月18日，宋红丽在潞河医院/顺利产下儿子宋小小/4月23日之后换到姚家园市场继续捡垃圾/（其间5天时间为产后休息）/受人蛊惑，曾偷偷到燕莎附近站马路牙子/感染过轻度性病（后治愈）/宋红丽发誓痛改前非/捡一辈子垃圾也不再干这丢人的事儿，累死苦死也要把小小养大/2005年1月16日上午9时23分/宋红丽怀抱小小，身背纺织袋/横穿京哈铁路时不幸被一辆飞驰而来的/货运列车拦腰撞飞（像一只鸟/并当场断气/目击者称，断了气的宋红丽/血肉模糊，但左手死抠着胸前的小小，/右手抓住背上的纺织袋/几个人都不能掰开。/她的板车就停在铁路对面，/（到记者发稿仍停在那儿）/估计是要赶着把捡来的垃圾送过去/希望大家一定汲取血的教训，/过马路要格外谨慎，/尤其不要带侥幸心理，/警方欢迎有爱心的人联系小小的收养事宜/垂询电话85895982/手机13900066667”
    这首诗在描绘一个底层生存者的生存境遇时，那种不带情感的冷色语调基本实现了价值判断的“零度”悬置。但是，这种零度抒情并不指向对现实的逃避和遗忘，恰恰相反，“怎么写”这个问题实现的是诗歌与现实的更为深切的关联。在阅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在不动声色的描绘背后体会到的是对现实的某种痛心疾首，也就是说，诗歌中零度抒情的技艺并不是指向封闭的词语内部的狂欢，而是指向价值向度上对现实的关照。这首诗对“宋红丽”个体命运的勾画让我们悟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现实的无奈、生存的艰辛、底层人们生活的凄苦，这样的个体具有当下生活的普遍性，她或许就是我们的邻居或亲人，诗人的感情不是在文字的表面，而是通过剪辑之后的客观呈现，以真实感人。为了强化宋红丽人生遭遇和命运对读者心灵的冲击，作者的叙述和记录让人感觉冗长，而又缺少一点诗性，作者语言的概括和凝练在作品中被彻底的放弃。这种题材如果用传统的抒情方式作者对现实的思考就会让本文留下一个可能的风险，因为生活教会了人们如何隐藏自己的内心。技术的进步不仅仅解放生产力也解放生产工具。零度抒情的反传统首先表现在它的刻意性，对抒情客体尽量保持客观，通过对客体的呈现，而不是塑造。通过呈现来表达作者的美学观点和价值取向。在取材上极少宏大叙事的主流立场，并坚守边缘化的民间态度，这就很具有后现代特色。
     但是，零度抒情是如何抒情的呢，它和传统的抒情方式有什么不同呢？首先，诗人是方向性的指引、布置，而不是在场带路，同阅读者保持一定的距离，让读者有明确的自由的欣赏状态。诗人远距离的在同读者交流且不时的变换角色，与读者形成互动。它是对传统抒情方式中直抒心意、登高望远、导师式、压迫式的抒情方式的反叛。传统抒情方式中，诗人只是一个表达者，在创作时没有给阅读者留有更多再创造的空间，使读者进入诗歌的角度单一。比如“漓江的山来漓江的水分，祖国的笑容是多么的美”，我们姑且不谈作者写于1959年，改于1962的时代背景，人间的疾苦和政治的盲从。这样的诗，一开始就引导着读者的思维定向，无论读者是否接收他的信息，他就象一个布道者，滔滔不绝按自己的方式表达，把读者甩在后面，密集式的抒发，推山倒海的空洞地语言，与读者造成的压迫。无论抒情主体观点是否正确，情绪是多么的饱满，必然造成隔膜从而减弱抒情性。以这种宏大题材的抒情诗作为范本，在一定时期内它对文学造成的伤害，就是它背离了文学创作的规律，让意识形态直接在诗歌中发言，文学成为了政治的附庸与影子。而零度抒情并非没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它是将自己的价值隐藏在零度当中，让读者去悟。
     新诗百年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由于受众的不同，表达方式也会有差异。但是探讨诗歌的抒情性问题就是解决一个传达的问题。所谓传达就是诗人用文字的组合和构成把内心的情绪表达出来让读者接收的过程。任何抒情都要能够有效的传达，否则就失去写作的目的。对有效性的探索是诗人对本民族语言发展的贡献。诗歌中的零度抒情是如何传达的呢？下来以一个诗歌文本为例来探讨零度抒情的传达途径。
《观察:在夜晚写信》
在夜幕的掩映下,他写信,写给另一个人
因此你有足够的理由让他宁静地面对内心
沉默的欲望。台灯亮着,他的脸上洒满了
光。还有信笺铺在柔和的光下,亮着
像春天的嫩草地,也许,更像一张洁净的床

“你好”，在平常的问候里他保持着一种礼貌
与节制,并藉此确认两人的关系以摆脱孤单
但写下“你”时,脑海中浮现的是记忆中的场景
还是想象中的面孔仍是一个谜。这其中的暧昧
不言而喻——用整个夜晚来虚构一个你,一个整个的你

接下来,是把琐碎的生活吐露,还是把通彻心扉的痛
藏在纸后,是完成一次促膝的谈心还是针锋相对的
争吵。这决定于两人的过去与隐约的未来
只有笔和纸的关系是确定的,倘若墨水
流淌成问号的旋涡,信笺的主动权便是保持沉默

最后落款的是他孤单的姓名,就像写完一封长信后的他
仍然孤独地坐在夜幕里。一切都没变——的确,
这是一个多么微不足道的事件。从台灯的背影里看过去
(如果足够细心)就会看到,就在他叠起信纸的那一瞬
他的生活也添了一道小小的褶痕,掩隐进夜色里

     这是诗人田一坡的组诗《观察》中的第一首，“在夜晚写信”是我们都司空见惯的场景，一个人在夜晚写信在诗歌的题材里“是一个多么微不足道的事件”。事实上，这首诗的叙述者的确是一个冷眼旁观者，诗歌的叙述推进也是一个隔岸观火者的漠然冷眼。很难说作者是用什么人称在叙述，“因此你有足够的理由让他宁静地面对内心”，“你”是指读者，而这个“他”是诗歌中正在写信的人，“宁静地面对内心”是不需要读者“有足够的理由”的。诗人非常轻松的将读者带进现场，让写信的人成为自己熟悉的人，让读者生活中的场景和诗人描述的场景叠加，巧妙的利用了读者的人生经验。诗人并没有为这个在夜晚写信的人浪费笔墨以引起读者的关注或者塑造一个可亲、可敬的美好形象来讨好读者，而是让读者进入“现场”。冷静而不带感情色彩，纸、台灯、背影、墨水、洁白的床、客观物体的组合中呈现诗人的情感，作者时隐时现。角色的不断变化也是让情绪暗藏在文本中。诗人对叙述物的推进，细腻而精准，让平常演绎亲切。“最后落款的是他孤单的姓名/就像写完一封长信后的他/仍然孤独地坐在夜幕里”“就在他叠起信纸的那一瞬/他的生活也添了一道小小的褶痕/掩隐进夜色里”这是非常抒情的，孤单的名字和孤独的人在一封长信后隐在夜幕里，对生活场景的静态观察轻松地推导出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纵观全诗，诗人没有激情澎湃地抒发，而是理性的告知和客观的抒情。叙述时向叙述对象的内部层层推进，不断的解构，让叙述的过程纯客观化。由于情绪的传达是用名词的组合形成的，在文字的表面没有留下痕迹，在诗性的体验上也更加宽泛。但这种方式对读者的要求也更高，读者因无法和诗人进行直接的感情交流，只能以自己的词语经验去捕捉诗人的内心体验，这就改变了读者欣赏习惯。
     零度抒情由于在传达过程中语言情绪的不明确，需要读者捕捉、联想，而从不知不觉中对词的原意义进行改变、放大或是错位理解，这就让词语带上读者的时代徽记。零度抒情最显著的特点是消灭形容词，让名词自己说话。使句子更具有硬度，在名词转换的过程中语言更有张力。选用非常理性化的词语，避免人们习惯性的词汇，因为某些词意会强行进入读者的思想，比如，太阳、青春、人民等，会造成理解的错位。
     如果从文化的深层去考察零度抒情这一现代诗歌的技艺，就会发现零度抒情是和后现代思想相呼应的，一方面，它追求的是语言传达的过程，即语言在文字的传输过程中的信息符号化——符号的多解和不确定使欣赏过程的情感时间拉长，从而将感情转化为理性的思考，将叙述过程细化或肢解，并达到多重性的效果。另一方面，零度抒情方式处理的往往是非中心、多元性和边缘化的素材。零度抒情与客观描摹有所不同的是：它不仅仅是一种观察角度和表述方式，而是一种根本的认知态度和世界观，它的着眼点不仅对描述物本源深度的挖掘，同时是对多义性的解构，也是对描述物与诗人和读者之间的多边关系进行疏理，为探索不可知提供线索和方法，这种抒情是为读者提供全新的阅读经验，并把经验上升为理性。
零度抒情属于“怎么写”的诗歌技艺范畴，但我们在以上的探讨中发现，即使是对价值的“零度”悬置最终指向的仍是对价值的肯定。也就是说，“怎么写”终将面对“写什么”的问题。没有“写什么”的价值向度与精神立场作为支撑，“怎么写”的精湛技艺终将沦为玩物丧志。所以，零度不可能是绝对的零度，诗歌也不可能是绝对的纯诗。回顾现代文学的历史，文学所负载的从来就不是“纯文学”的责任。因此，（正如赵寻所说）如何在充分考虑文学的文学性的同时，重思文学的政治性与现实关怀，从而深化文学超越政治控制的问题，需要几代写作者的共同努力。而其中，诗歌对现实关照是需要写作者尤其注意的。
      这里所谓的“现实关照”是指诗人要以现代人的眼光对现实的生存环境进行感悟，并表达我们内心对生活、命运、大自然的思考，为未来的人类保存我们今天思考的信息，和今天的作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沟通。诗歌的功能不仅仅是教化和审美，长期以来，诗人成为教化功能的代言人，而当代诗人却逃避这种布道者的角色，在现实的诗歌环境中，已很难看到那些关怀现实生存环境，关注大众命运的作品了，诗人纷纷躲进了自己内心的象牙塔。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诗歌虽呈空前繁荣的态势，流派纷呈，旗号林立，但在语言的先锋探索中，却封闭了与大众的交流之门。诗歌如果仅仅是自己的喃喃自语，技术只会成为枷锁，成为交流的障碍，成了遮蔽眼晴去探索与发现的幕布。这不是诗歌的进步，而是退化。
       因此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我们缺乏现实观照的作品？诗人到底在回避什么？在对技术的迷恋中是否迷失了诗人的情怀？诗人内心的个性化的思考虽然也是时代的缩影，但需要在个性中呈现共性，诗人的七情六欲，生老病死和大众没有两样，为什么写不出现实生存语境下我们共同的感受，是技术成为桎梏吗？不是。是大众读不懂诗歌了吗？也不是。当前诗歌缺乏了什么？我觉得是缺少了心灵通向嘴巴和眼睛的神经。因此患了失语症和白内障。当代诗歌中充满了小资情调的个人独白，这种小资是没有根的，它缺乏宏大背景下个体命运与现实生存环境的必然因果。生活的艰辛、现实的苦难、未来的不可知是我们生存的真实语境。但这样的题材在当代的诗人笔下是如何呈现的呢？杜甫《石壕吏》是客观的叙述在石壕村的见闻，它不是宏大叙事的题材，但它对当下民众的生活状况的记录和诗人的价值取向成为一代史诗典范。这难道不应该引起当代诗人的思考吗。我们只需记录当下的真实，我们的价值取向在“零度”中得以保存，在未来中解冻。
      零度抒情是诗歌的一种现代技艺，现实关照是诗歌的一种古老责任。我把两个概念连在一起是想让大家看清新诗的现实语境——当前新诗创作真的缺乏现实关照与人文关怀。即便是具有现实关照的价值取向，它的价值都深藏在零度之中，零度抒情更不应成为我们不关注现实生存语境的理由，诗人的良知和责任不仅仅肩负对语言探索的任务，同时应该担当起对现实的责任。诗人不仅仅是生活在想象中，他是现实生存的民众中的一员。当代诗人的历史方位不仅仅在诗歌技术层间中去寻找，更应该在作品的内容上凸现自己的向度，对技术的探讨不应成为对心灵的回避。零度抒情只是用来隐藏，而不是彻底的迷失。当价值引领技艺，技艺向心灵敞开时，我们的诗歌就可以打开今天的窗子，透进历史的曙光，我们的诗人才可能从当下去进历史。文字留下的灾难这种记忆是深刻的，它深入每一个握笔者的骨髓。当良知和恐惧交替在睡眠深处，抒情的折中道路自然产生了，一种理性的抒情技术逐渐成熟并秘密的倾诉诗人内心的情感时，我们同时也将对这种技术保持应有的警惕。当我们重读历史和文学，真应该好好的体悟美丽的语言之后艰辛的生存背景。认真领悟任何一个文学现象和技术的出现都有其现实根源，只要我们用心去感悟历史烟尘，就能和任何一个诗人成为那个时代的当代人。作为当代的诗写者，如果只是沉迷于语言技术的玄机而不能用文字去承担我们当下的现实，那他还配做今天的中国诗人吗。这样的话，我们还不如去读杜甫或者帕斯捷尔纳克，因为经典不会浪费我们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