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iper ssg 5 sh:权谋术--韩非子

权谋术     韩非认为：聪明的领导者，应该“背法”“处势”“执术”，“法”即法令规章，“势”是权力，“术”是权术。“法”“术”“势”三者统一起来，相互配合，就能居万人之上，维持统治秩序。    驾驭活动的成功与失败，不在于驾驭者本人德能的高低善恶，而仅仅在于是否具有权力。    领导者的驾驭之权，简者言之，无非是四项：任、免、赏、罚。    聪明的领导者，总是十分注意，是否发生了权力旁落的现象，是不是有人在侵权。一旦发现，立即禁止，保证属于自己的权力，牢握在手，不致他移，即大权在握。    既能掌握对下属的统御之权，又不致于陷入事务堆里，这样的领导者是最高明的。    先秦时期的商鞅就说过，英明的君主，总是处箪席之上，闻丝竹之声，驱使天下百姓，指挥千军万马，如翻覆手掌之功。    无数事实都证明，领导者超脱一些，悠闲一些，轻松自如地驾驭下属不是不可能的。其办法就是，在保证大权在握的前提下，将不必由自己掌握的权力，交给下属，授权下属，即有所不为。    领导者要牢握驾驭的大权，顾名思义，是指关系全局的、举足轻重的主要权力，而不是所有的权力。    任何一个群体，都有几个影响较大的核心人物。领导者要想赢得群众支持，首先要征服那些核心人物，获得核心人物的信任和支持。    有的领导者履行现职不久，羽翼未丰，众望未归，因此号召力和影响力较小。他们需要借助一定的外力，方能服人。领导者可以借助的外力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众望所归的权威人物的力量。    信仰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信仰对象的思想和“指示”至高无上，不可违背，必须身体力行。既然信仰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那么，领导者们就应抓住不放，为己所用。    孔子说：“临之以庄，则敬”。意思是说，领导者不要和下属过分亲密，要保持一定距离，给下属一个庄重的面孔，这样就可以获得他们的尊敬。    戴高乐说：“不神秘就不会有威信，因为熟悉会增加轻蔑，凡是宗教都有神龛，无论是谁，在他的贴身仆人眼里都不是英雄。”“没有威信就没有权威，不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就不会有威信。”    巧妙地运用暗示，可使下属积极接受领导的意志和命令，迅速行动，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起到其它方法所不能取代的作用。    韩非主张，君主在听取臣属谈话时，要采取“去好去恶”的方术。“去好去恶”的意思是，静静地倾听，不要显露自己的主观好恶意向。    韩非说：“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    不露主观好恶，包括多方面内容，一是不轻易用语言直接表态，二是不从一频一笑的表情和举手抬足之间表露意向，领导的言谈举止，具有暗示作用，下属对此极为敏感。    先秦儒家创始人孔子对领导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特别重视。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意思说，领导者的所作所为就象风，臣属的行为举止如同草，风向哪里吹，草向哪里摆，领导怎么做，臣属就怎么做。    孟子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的话告诉我们，首先使自己成为内行和明白人，是引导别人的先决条件，也是一种驾驭之方。    尼克松说：“我所认识的领导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求知欲强、爱读书。今天，在电视机前着迷的青年，不会成为明白的领导者。”    古人云：“成于信，毁于随。”说到做到，不放空炮，遵守信誉，待人信诚，这是领导者影响、号召下属的方略之一。    孔子认为得信于民是领导者站住脚跟的最要紧的东西，举足轻重，至关重要。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王安石）    绝不要应允任何自己不能兑现的事，并确实使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你从不许诺任何不能兑现的东西。    老子有一句名言：“不敢为天下先”。意思是，领导者不要同下属争夺名利，名利之前后退一步，不要抢先。    帕金森说：“我们是有人性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发怒的时候。但是，一个豁达的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心情不好；一个更加冷静豁达的人知道，在自己感到不适的时候决不采取任何行动。因此，要等待，直到你能够对自己和自己的难题付之一笑。那么你将会有一个妥善处事的极好时机。”    西方管理学界有一个“数六十下”的方法。当遇到下属的刺激怒不可遏，话欲出口的时候，先数六十位数字。几秒钟的数数，可以阻止领导说出或做出以后非常后悔的事情。    领导者不妨一试：“无论遇到多么令人发怒的事情，数六十下。”    历史证明，领导活动的顺利进行，必须借助于信息方法，尽可能迅速、广泛、准确地传达指令，以便统一下属的意志和步调。    慎到说过：“凡治天下，必因人情”，意思是说，要治理天下的臣属百姓，就必须依照、满足他们的本性需要。现代管理专家哈利·欧弗垂说：“要首先引起别人的渴望。凡能这么做的人，世人必与他在一起，这种人永不寂寞。”可见，满足需要是中外古今思想家一致公认的驾驭术。    雨果说：“世界上最浩瀚的是海洋，比海洋更浩瀚的是天空，比天空还要浩瀚的是人的心灵。”    渴望赞赏和表扬，是人的天性。    正如美国管理学家玛丽·凯说的：“赞美是一种有效而且不可思议的推动力量。”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是领导者驾驭下属的基本方法。先秦时期的荀况就认为，用不疑是最大的智慧，“知莫大于弃疑。”    领导者以礼对待下属，下属方能为领导办事；领导以贤下士，才能调动下属的积极性。    俗话说：“将军额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领导者们，应该努力成为这样的将军和宰相。    聪明的领导者，无论如何艰难，总是采取公正对待的方略。所谓公正，是指在驾驭下属的实践中，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无论亲者、疏者、贱者、贵者，一律平等对待，一视同仁。    大凡一个人要想做好一件事情，首先得有必胜的信心，有敢作敢为的勇气。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勇气，自卑、胆怯、缺乏必胜的信心，势必一无所成。    权力是具体的。法家强调的权力的具体内容是刑德二柄，生杀予夺之权，即赏和罚。君主手握生杀予夺之权，如果臣属按着自己的意志办事，就奖赏之；反之，就惩罚之。一正一反，一软一硬，从而迫使臣属为我所用。    “行其所恶，致其所欲”，这是先秦时期商鞅的驾驭术。意思是，以满足臣属的需求和愿望为诱饵，驭使百姓去做那些领导者希望他们做，而他们本身最不愿意做的事情。    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必勇，勇民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    “使贫者富，富者贫”，这也是先秦时期商鞅的驾驭术。这一方术，旨在注意保持下属需求的欠缺，从而获得长久的工作动力。    斯金纳说：“受过惩罚的人，并不会因此就改弦易张，不再我行我素了，他充其量也不过学会了如何免于惩罚而已。”    以力服人是先秦法家的治国大略。欲使以力服人的方略得到贯彻执行，必须坚决彻底地实施惩罚，该罚一定罚，该惩一定惩，说到做到，毫不含糊。    韩非主张“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    在西方管理界，“热炉法则”被视为最高准则，唯有依此准则而行，方能树立领导者有效的权威。    “热炉法则”，意思是说，当你碰触一部烧热的火炉时，您会受到“烫”的处罚，这种处罚的特点在于：    1、即刻的：当您一碰到火炉时，立刻就会被烫。    2、预先示警的：火炉是烧红地摆在那里，您知道碰则会被烫。    3、适用于任何人：火炉烫人不分贵贱亲疏，一律平等。    4、彻底贯彻的：火炉烫人绝对“说到做到”，不是吓唬人的。    “赏不逾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奖赏不要过了时间，该赏的时候不赏，以后就没有劲了。 历代臣属运筹术类举    1、借刀杀人，以大压主
    结交某一个外在力量，一个领导者不得不服从的外在力量，要挟领导者，满足自己的要求，这是一个极其阴险可怕的手段。    2、刻意谦恭，居心叵测    3、栽赃陷害，嫁祸于人    4、布下陷阱，请君入瓮    阴险狡猾的人，常常埋好一个陷阱，然后引诱你主动地走到陷阱里去。    5、虚张声势，暗中夺权    6、挑拨离间，坐收渔利    无事生非，挑拨离间，制造事端，从中渔利，是一切阴谋分子的惯用伎俩。    7、制造谎言，混淆视听    阴谋和谎言是分不开的，玩弄阴谋的人，常常用谎言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8、诱惑以美色    美女和金钱，历来是阴谋野心家手里的法宝。    依据领导者的爱美之心，用美色去吸引、耗费他的注意力，使之无暇顾及现实，丢掉理性判断，进而混水摸鱼，捞到好处的办法，向来是一个有用的伎俩。    9、贿赂以财物 喜怒不形于色
作者：王山
    原文：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妄举，则事沮不胜。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群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齐桓公妒外而好内，故竖刁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燕子哙好贤，故子之明不受国。故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矣。故子之托于贤以夺其君者也，竖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哙以乱死，桓公虫流出户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则群臣为子之、田常不难矣。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大蔽矣。《韩非子、二柄》大意：要选用人才时，领导者常常会为两个问题烦恼。如果任用有能力的人，担心那些有才能的人会威胁到领导者的地位；可是，如果良莠不齐一同任用，工作又不能顺利地开展。如果领导者积极表示要任用有才干的人，部下就会表现出超过实力的样子，以迎合领导者。这么一来，部下的实力无法正确，而不能正确掌握部下的实力，如何能辨别他是否有才能呢？ 　　越王勾践喜欢勇者，于是，国内不断出现可以轻言抛却性命的人。“楚王好细腰，宫中多瘦死。”楚灵王喜欢细腰美女，一时之间，国内为减肥而饿死的女人不绝于后。齐恒公好女色，嫉妒心又强，结果坚刁自行去势（也就是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够狠啊！），终于得后宫的管理职位。恒公喜好山珍海味，知此情的厨师易牙，将自己的长男熏烤献给恒公。燕王子哙闻贤者之名便加以重用，了解了这个状况的重臣子之，便假装自己为贤士，扬言国家让给他他也不接受，子哙信以为真，便把国家让给子之。不料，国家一让出，子之不但欣然接受，还夺走了整个国家。　　所以清楚了解领导者讨厌什么时，部下就会将这些缺点掩饰起来，而领导者若表明自己喜欢什么，部下也会为了迎合、假装自己有如此能力，（换句话说，领导者的好恶感情若表现出来，部下便会加以利用，以获得机会。）　　如前所述，子之知子哙喜欢贤士而谋取夺其领导地位，坚刁与易牙知桓公好色，好吃山珍海味而夺其实权。结果，子哙在叛乱中被杀，而齐桓公死后，连蛆虫都爬满整个房间，尸体却未被掩埋。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这是因为领导者让部下看到了自己的真意。部下未必真心爱戴领导者，可能是为自己的利益才工作的。如果领导者未掩饰自己心中的真意，只要表露出一点点，部下便会乘机要挟领导者的地位，下属成为子之或田常是非常容易了。　　有句话说：“领导者不表现好恶，部下便露出真面目，部下露出真面目，领导者便不致于被蒙蔽。”　　读书体会：　　韩非的文章是在讲为君之道，举的例子结果是相当惨痛——国破家亡。现在的职场做领导虽没有丢性命的危险，但下属阳奉阴违的情况还是有的。我们都在唱“让世界充满爱”，韩非却在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感觉阴暗了一些，但确实是事实。这也正是韩非的理论不容易所谓的正道流行的原因。在职场上由下看上者，看得很清楚，由上看下者就不是如此了。　　这种说法很多人都知道，但作为领导者又有多少在注意这个问题呢。　　现在很多企业的所谓“企业文化”就是领导人的文化，我见过不少企业家，企业不大，历史也就5年左右，企业就将老板的一些讲话整理成文，也就称为企业文化，更有甚者将自己的话变成了《某某语录》让大家跟着学，而且写体会，上下和谐景象，领导看着很舒服。有人说企业就象人一样是有性格的，企业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应该明确的表现出来。确实，对于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对于一些常规的问题，明确企业家的态度是应该的。而且统一思想是降低企业内部沟通成本的方式。但当问题还不够明确，或者需要下属提建议来明确方案的时候，领导者表示自己的态度就有问题。我们见过不少的诸葛亮会，不同意见交锋碰撞，很是热闹，但大家往往有意无意的将耳朵都朝着老板方向，等着领导的声音。只要领导一表态，其他的人便附和，或补充，论证……大家都舒了一口气，方案便向着老板的方向发展。　　正确掌握部下的真实状态，是维护领导者地位安全的关键。要如何遵守此一目的呢？就是绝对不能表露出好恶的感情，这是《韩非子》的主张。“喜怒不形于色”一词的意思就是不显露出喜怒哀乐的表情与态度，经常维持稳定的情绪。《韩非子》的主张与这句话的意义颇为相近。不轻易表达自己的好恶，不是故做神秘，应该是领导者的基本素质。  【宋洪兵文集】韩非“势治”思想再研究  提要：
    韩非认为“势”作为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权力形态，是一切政治运作必须具备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势”的强制性及不分善恶地发挥作用的中性特征，决定了“势”既可造福万民又可为祸天下的品格。围绕着如何确保“势”的运用符合为天下人谋利益的正义标准，韩非具体分析了通过“势位”归属的正义性，即通过“贤人”的道德人格和内在修养来节制权势滥用的方法。他强调，在无法始终依靠“贤人”来确保权力运用正义性的情况下，必须关注在君主世袭时代绝大多数情况下君主为“中人”的现实，从权力行使规范角度，即以“法治”，来确保权力行使的正义性。他认为从权力行使规范的公平和正义而非“势位”归属正义性角度来思考政治问题，更能实现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约束、限制权力，使其行使符合为天下人谋利益的正义标准，最终实现天下大治，是先秦诸子共同的政治理想，法家及韩非亦不例外。  关键词：    韩非势治贤势关系权力行使正义性 
    “势治”思想在韩非政治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学界对此问题已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然而，就其基调而论，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对韩非的“势治”思想采取批判态度，诸如“推尊暴君”、“极端的王权论者”、“绝对君主专制”等。 对古人思想包括韩非思想进行评论甚至批判无可厚非，问题是，倘若忽视韩非言论特定的历史语境，忽视韩非与儒家在政治理想、政治价值方面存有的政治共识，一味以“后见之明”的价值预设强调韩非政治思想实践的预期后果，不足以称对古人具有“了解之同情”。本文尝试重新梳理韩非“势治”思想的基础内涵，分析韩非“势治”思想由政治理想递进到政治策略的务实品格，解决“贤势如何不相容”的理论难题，进而凸显韩非“势治”思想的政治正义性与理论正当性。 一、“势”的客观性、强制性特征 　　 
    先秦时期的“势”写作“埶”，“势位”是其基本内涵。《礼记•礼运》：“在埶者去。”郑玄注：埶，埶位也。音世，本亦音势。《慎子•威德》：“势位足以屈贤也。”《韩非子•难势》（下引该书只注篇名）也引慎到之言曰：“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可见，“势位”是先秦时期“势”的通行观念。从哲学意义上讲，“势”是“事物由于相互之间的位置而引起的变化趋向”，“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对位置”构成“形势”，“由此等相对位置而引起的变化趋向”构成“趋势”。 也就是说，“势”产生的前提必须首先存在给定的差异性位置关系，只有满足这一条件，才有“形势”，而“势位”就是在认清“形势”的前提下确认的最有利于事物发展“趋势”的某一个位置，即“优势地位”。“优势地位”一旦确定，就意味着一事物对另一事物具有了某种控制权势，从而拥有了对他事物行使“权力”的资格。可见，先秦时期的“势”具有“势位”的基本内涵，并由此衍生出“权势”、“形势”、“趋势”等含义。    “势”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形态，并不因人们的情感好恶和价值倾向而转移。在自然界，高山相对于深渊，长矛相对于短刀，大海相对于小溪，都因各自的位置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势”；自然万物处于优势地位，就会在优胜劣汰的自然竞争中占据有利形势。对此，慎到、韩非都有清楚明确的论述。《慎子•威德》篇云：“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也。”韩非子在《难势》篇转述慎子思想时也有相似表达。腾蛇飞龙之所以能够遨游天际，不是因为他们本性能够展翅飞翔，而是善于利用云雾位置的变化而找准“势位”的缘故，是“用势”、“乘势”的结果。《功名》篇亦曰：“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下临千仞之峪，材非长也，位高也。”一棵小树的本性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棵小树，但如果利用高山与深谷之间的“势”，以高位为“势位”，就能优先享受阳光的照耀、雨露的滋润。在社会领域，“势”同样是一种客观存在，其社会学依据就在于人类个体因力量、性别、年龄、习俗不同而形成的社会地位及社会威望的等级差别，等级差别是人类社会形成“势”的根本前提。马克斯•韦伯从历史本体论的视角得出结论，社会及家庭权威的支配权力，其信仰基础乃是自远古以来即被视为当然的恭顺关系。 这说明，蕴涵支配权力的“势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服从和恭顺关系，乃是人类源自社会习俗与生活经验的一种“自生自发”的客观存在。“势”在政治领域主要体现为政治等级结构的历史客观性，属于“政权”范畴，是政治运作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 在君主制时代，“势”即代表着君位的权威以及因此而蕴涵的最高政治权力。    慎到、韩非充分意识到了“势”的客观性及强制性特征。《难势》篇引慎子云：“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这充分说明了“势”的客观性。《功名》篇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五蠹》也谓：“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不敢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固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从情感方面说，韩非未必认同鲁哀公依靠权势使孔子屈服的政治现实，但是从政治领域的客观现实而言，“势”的强制功能和中性特征确实广泛存在。在韩非看来，“势”之所以能够不分是非善恶地发挥作用，其秘密就在于“势”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且具有强制特征的权力形态，也即《八经》所谓：“势者，胜众之资也”。 
    需要特别指出，慎到、韩非之所以突出强调“势”的客观性、强制性，全都属于政治领域的事实分析，没有预设的价值倾向和情感色彩，其用意在于凸显“势”乃所有政治运作必须具备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因为无论掌控“势位”的君主是善是恶，其所代表的政权是正义还是非正义，都无法逃避“势位”决定政治统治能否得以进行这一政治学“铁律”的规范和制约。既然慎到、韩非以不预设前提的社会学视角来分析“势”，那么又该如何看待慎到明显具有价值判断色彩的“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慎到“势治”思想是否隐含着某种“非道德主义”倾向？    事实上，后人也的确据此批判慎到否定了儒家贤人政治及“德治”“仁政”的价值和意义。要澄清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儒家的贤人政治理论是否只要“贤智”不要“势位”。显而易见的是，儒家从来就没有否认过“势”的重要，也没有说过只要“贤智”不要“势位”，他们之所以提倡贤人政治，只不过格外强调权势运用的正当性与正义性而已，主张唯有仁者宜在高位。《孟子•离娄上》说：“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荀子•正论》篇也说：“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可见，儒家是在承认“势位”重要性的前提下强调应该由“贤智”之人占据“势位”，人们从中不能得出儒家“贤人”政治理论只要“贤智”不要“势位”的结论。既然如此，慎到将“贤智”与“势位”对立起来的做法就不太可能是针对儒家政治思想而提出的批判观点。那么慎到到底想通过“贤智”与“势位”的对立说明什么政治道理呢？    其实，慎到将“贤智”与“势位”放在一起对比，根本意图只是想更加鲜明地凸显“势位”在政治领域的极端重要性，并没有批判“贤智”的意味。慎到主张：如果治国只能在纯粹的“贤智”与纯粹的“势位”二者之间选择一个的话，应该选择“势位”，因为简单的政治学常识告诉人们：“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当一个人只有“贤智”而无“势位”时，根本无法完成治理国家的任务。显然，慎到此举只是想通过“贤”、“势”之间“纯粹对立”的假设来强调“势位”作为国家政权实行有效统治的首要前提和必要条件在政治领域应该引起统治者充分的重视。需要强调，慎到这么做仅仅是一种逻辑推理和概念假设，至于“势位”与“贤智”在经验事实面前是否“纯粹对立”的问题，则需要结合其整体思想来分析。慎到政治主张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君主应该以法治国。慎到说：“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慎子•君人》）。又云：“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慎子•逸文》）。（2）君主应该无为而治，“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巳。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慎子•民杂》）。（3）强调法治的公平和公正，反对君主“舍法而以身治”（《慎子•君人》）。“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4）治国应该因天道，顺人情，“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慎子•因循》）。（5）确立君主权力行使的正义性标准在于为天下人谋福利，“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慎子•威德》）。就政治价值而言，儒家“尊贤”主张和“民本”思想，似也不能高出这样的政治诉求。显然，在权势运用问题上，慎到非常强调君主“用势”的正当性与正义性，并不认为君主只要拥有“势位”就可以治理好国家，此与儒家的“贤人”政治思想没有本质区别，不同之处仅在于，慎到强调在依靠外在的法律规范就能确保权力行使符合正义标准的前提下，并不十分依赖儒家提倡的“贤智”来实现权力的正当行使。然而，不十分依赖“贤智”并不等于否定“贤智”，故慎到的“势治”思想没有提倡一种“非道德主义”主张当无疑义。    总之，慎到、韩非对“势”的分析和认识立足于社会历史的客观事实，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强调“势位”在政治领域的极端重要性，分析了“权势”的强制性和排他性特征，强调拥有“势位”是治理国家的物质基础和客观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