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 update批量更新:费孝通的研究路径、学术贡献、代际传承及其它

　　“两个费孝通和一个中国社会”是我于2007年4月在伦敦政经学院用英文作的关于“中国社会及其机制(What holds Chinese society together?)”的讲座中的一节[1]，5月在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又分别用中文作了同一内容的演讲。我认为，人们一般看到的是一个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著名社会人类学家的“志在富民”的费孝通，而忽视了一个平凡的努力“理解中国社会”的普通学者的费孝通[2]，只有把这两个费孝通的思想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和正确地理解他所献身的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是如何起始于江村的田野作业并根植于其丰厚的理论研究。

　　藉出版此书中文版之机，作者谨将自己对费孝通研究路径的梳理和学术思想的理解，于此自序中对读者作一个交待;在这个过程中，也将结合自己多年的有关研究和背景信息，对费孝通及中国和世界人类学中的地位的基本把握，与读者交换意见，以求为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同行能清晰地看出中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们在人类知识领域的大厦中所添加的一砖一瓦的价值尽些绵薄之力。

　　一、研究路径

　　费孝通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3] (以下简称《重读》) 中根据有限的资料和信息对他的《江村经济》的贡献和局限作了一些解读和推测。他以英国著名的汉学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于1962年在纪念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演讲为切入点展开了全文。该演讲的题目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4]。弗氏在演讲中回应了马氏对《江村经济》的评价 ，说它“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费的理解是，这个里程碑即指《江村经济》开创了一个“从过去被囚禁在研究'野蛮人’的牢笼里冲出来，进入开阔庞大的'文明世界’的新天地”。我认为，费的这个解读使我们对《江村经济》在人类学意义上的认识，从一部经典的民族志或田野调查报告的普遍认识上升到了一个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的高度。

　　(一)

　　这个解读得到了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教授的证据支持。1962年，王斯福正在伦敦经济学院(以下有时会顺着费孝通的用法“伦院”)人类学系读硕士时，亲耳聆听了弗里德曼的上述讲演。他的理解是，弗里德曼认为社会人类学家应该研究象中国这样的大的、复杂的、历史悠久的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或者说对这样的国家和社会的研究应该成为未来人类学研究的方向。这场演讲在英国人类学界掀起了对中国研究的高潮。从30年代到2000年以来伦院人类学系研究生研究中国的题目有两个高峰：60年代一次，如，中国妇女在东南亚的地位，伦敦餐饮业的社会组织，柬埔寨金边的宪法体系华人社区，传统中国社会解决冲突和途径及其来源，还有王斯福本人的中国风水人类学分析等等。可惜由于当时中国的国情关于中国的研究不可能到中国大陆去做。再一次就是2000年以后的研究了。该系自2000年以来已经培养了七名关于中国与台湾研究的博士，现在还有10名在读。在此不赘述[5]。据王斯福介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不仅在英国，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家都把从原始社会和文化研究转向了当地的、深入的研究，包括他们自己所谓的“现代”社会。

　　欧洲启蒙运动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把人类世界划分为野性的、蛮夷的和文明的时代，早期人类学在此基础上遁寻部落社会、古代文明社会以及现代社会的研究路径 (Stocking, 1982, 1987)[6]。始于1935年秋天的费孝通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也是从中国相对原始的瑶寨社会作为起点的。当时在燕京大学社会系就读的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做田野调查，费孝通误入瑶族猎户为捕捉野兽而设的陷阱，在寻求救援途中王同惠不慎坠渊身亡。翌年春天，费孝通来到他姐姐费达生创建蚕丝生产基地的开弦弓村，在疗伤和平抚丧妻之痛的同时作了全面细致的汉族村落的田野调查，其结果便是1939年出版的《中国农民生活》，该书的内页的中文名为《江村经济》。

　　(二)

　　费孝通在《重读》中接着说，“马老师看重《江村经济》的原因，到现在我才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可能是他在我这本书的骨子里看到了一些所希望培育的苗头。也许他曾考虑过，吴文藻老师所带领的这个小小队伍有可能就是实现他的宏图的一个先遣队，为人类学跨过'野蛮’、进入'文明’进行一次实地探索。” 费氏的这一体会可以从马氏的《江村经济》的序言的原文的内容得到印证。马氏说费博士的主要兴趣是在经济和土地方面，他承诺将与他的中国同事一起把“更为丰富的开弦弓的文化、宗教、政治系统，以及更为复杂的祖先崇拜和信仰知识体系呈现给世界”。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费先生本人没有实现这一承诺。但是，在他的间接帮助和影响之下，我有幸将该村的这些民间习俗及其信仰文化等全面记录下来，(见《关系抑或礼尚往来?----江村互惠、社会支持与社会创造的研究》，以下简称《礼尚往来》，第一至八章)。在完成博士论文后我得到了英国学术院资助的关于“政治系统”方面的项目，后来又得到了伦敦经济学院资助的企业家关系的项目。至此，从江村的社会文化生活入手，经由宗教信仰体系、政治系统，最后又回到“江村经济”，算是对费先生的未竟事业做了一项传承性的工作，或曰对开弦弓村做了一项较为全面的“微观社会学”的研究(Sir Raymond Firth 用语)。

　　自从费先生开研究复杂的文明社会之先河以来，他所领悟到的中国人类学先遣队包括外国汉学人类学家及中国研究专家各路纵队为人类学跨过“野蛮”进入“文明“做了大量的探索。[7] 不仅如此，这个对“文明社会”研究的进程中正在产生着一个人类学理论中的与“文化”相匹配的冠以“文明”的新的概念工具。王斯福教授今年3月30日在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作了一场讲演，题为“文明的概念与中国的文明”。他在开场白里说道，“任何人用任何社会科学来研究中国或早或迟得面对一个事实，即他也得是一个历史学家。此后，不管他接受与否，在长期的连续性的和巨大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他将受到一个叫做 '中国文明’的挑战。在我的人类学家的晚期生涯里我提出了这个挑战。” [8]此“代自序”的第四部分和本书“附录”的第三部分和还要回应这个问题。

　　由此可见，费孝通在人类学的研究路径的历史性地位及其深远影响。

　　二、学术贡献

　　费孝通的学术贡献非常广博，从经验研究的民族志、丰富的思想和概念，到理论和方法论，使后来者可以从中吸收并获得大量的信息和深刻的启迪。我本人是通过民间社会支持的安排和地方传统的变迁来研究个人之间、个人与不同的群体或组织、以及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因此直接受益于费先生的“差序格局”。国内对于“差序格局”概念的诠释和理论的研究可谓是见智见仁，有如“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之势，足以汇编成若干本费孝通“差序格局”研究论文选。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是在中国和中国人的范围里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概念或理论就无法成为世界人类学的一部分。在此，仅结合本人的有关研究分别对差序格局的“差”、“序”以及“格局(结构)”这三个方面放在中国人类学和世界人类学的对话框架中加以阐述，并指出其主要贡献及其局限。

　　由于篇幅太长，这部分以“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对世界人类学的贡献与局限”为题作为附录列在书后。我的基本观点如下：

　　(一)、“差序格局”概念的“差”的描述性的功能是普适性的。

　　(二)、“差序格局”概念涵盖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的关系以及维系关系的种种原则。

　　(三)、“差序格局”概念既能分析微观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又能对宏观的研究历史的和当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复杂的关系有着方法论意义。

　　(四)、“差序格局”概念的局限性。

　　我认为“差序格局” 概念精当、理论深刻。从某种意义上说“礼尚-往来”因袭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 的做法，表现在三方面：把费孝通“差序格局”中的“序”的基础 -“礼”这一丰富内涵的作为交往关系的原则;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往的原则及其往来的形式统一起来用“礼尚-往来”一个词来概括;认为“礼尚-往来”这个概念有着广泛的寓意(implications)和方法论意义,如性别研究、国家与村民的关系(见本书“结语”的第五部分)，等等。同时，不能不承认，费孝通早在六十年前提出的“差序格局”存在着若干局限性，即差序格局的“差”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有内及外推出的关系层，差序格局的“序”没有明确的界定其基本的范围，而是散见在不同的文章中，无法直接用来描述或分析，差序格局的“格局”即结构或框架之意，无法表达各种关系的动态性特点，此外，简单地将“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对立起来不利于对东西方文化异同的深层理解，其实西方也有差序格局，中国也存在团体格局，只是比例不同而已。“礼尚-往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上述局限(见第九、十、十一章)。

　　总之，近年来，通过“礼尚-往来”模型的测试与应用，我看到中国社会是由个体、家庭和各种不同的单位为基础的网络所构成，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人情”为基础的，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中国政治体制虽然不是民主制度，但内在体系的灵活性使上下左右各种关系得以沟通，当国家、社会和个人关系发生冲突时，中国特定的人文环境提供某种机制使各方在虚虚实实的磨合中创造出新的机遇。

　　三、代际传承

　　由于费孝通毕业的伦敦经济学院人类系属于世界人类学的大本营，这里所云代际传承虽然围绕该系和英国的人类学与中国人类学之间的关系来展开，但其影响是世界性的。

　　(一)

　　费孝通称马林诺夫斯基为他的导师，雷蒙德·弗思爵士(Sir Raymond Firth)为他的业师，认为弗里德曼是他们的接班人。再往下，如果以在伦院人类学系工作的先后顺序来排当属石瑞，他于1990年在该系获得博士学位，1995年出版了其博士论文(The roads of Chinese childh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年又出版了Separation and reun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并于2003年主编了Living with separation in moder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Curzon。他在汉学或曰中国人类学方面的贡献即前面提到过的提出了“抚养/赡养圈”和“来往圈”，以及“分”与“合”的概念，等等。 石瑞与王斯福联合培养的台湾籍的博士生之一是杨德睿，他现在在南京大学任教。石瑞在2002-05做过人类学系的主任，2005-8任伦院亚洲研究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石瑞本人对自己的定位是有中国和台湾研究特长的人类学家。

　　由于弗里德曼生前的最后五年是在牛津大学度过的，所以，从伦敦和英国人类学及中国研究领域来看，王斯福当为弗里德曼的传人。王斯福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在城市大学教了25年社会学)和中国研究专家(曾任全英中国研究协会主席)。他的学术贡献也分散于这几个领域，如在80-90年代他主编过若干本关于种族社会学和中国改革和经济与社会方面的论文集;在人类学领域里有《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中国风水的人类学研究》，《制造地方：国家项目与地方回应》，以及与王铭铭合著的《草根权威》等。我之所以认为王斯福是弗里德曼的传人，不仅仅是因为他年长石瑞一代，还包括如下原因：早在1973 年王斯福在城市大学工作期间在弗里德曼的鼓励下在亚非学院设立了“伦敦中国讲坛”(The London China Seminar)，每周一次持续了25年， 直到他1998年调入伦敦学院经济学院后该论坛并入了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的论坛。1975在弗里德曼去世后王斯福将弗的约50箱全部藏书收藏到他当时工作的城市大学，每本书都盖有“城市大学弗里德曼藏书”(City University Freedman Collection)的印章;1981年费孝通到英国领赫胥黎奖发表演说后，王斯福代表皇家人类学会致答谢辞;1983年费孝通邀请王斯福到香港参加两岸三地研讨会，此后开始了与费的各种交流。1985 年王斯福成立了城市大学中国研究中心(China Research Unit)，这是英国的第一个对中国做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1991年王斯福与Hugh Baker 共同主编和出版了纪念弗里德曼的文集。还有前面提及的关于社会支持的项目，在申请时得到了当时在伦院访问的费孝通的大弟子沈关宝博士的支持。我本人也有幸加入了这个项目，使后来完成费先生遗愿的江村的微型社会学的研究以及本书的诞生也成为可能。

　　(二)

　　1996年王斯福和伦院人类学的石瑞应邀到江村参加费孝通学术生涯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费孝通学术生涯六十年纪念大会上，王斯福作了题为'费的事业和利奇的游戏(Fei’s calling and Leach’s game)’的发言。这个演讲在与英国人类学家利奇爵士(Sir Edmund Leach)专注于纯学术研究的对比下凸显费先生在学以致用方面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贡献。换言之，与人类学家利奇爵士玩的是学问的游戏相比费孝通的志在富民的事业使他出产了大量的政策性导向的研究。我在帮助王斯福准备这个讲稿中虽然参考了潘乃谷教授寄来的北大学报，上面有费先生对自己学术生涯的概述。但当时在费的汗牛充栋的研究中比较容易感受到的还是他的政策性的研究。

　　虽然我不是费先生的弟子，但在师承费先生的学术传统和社会关怀方面缘分非浅。早在1980年代中期在东北师大受到社会学专业硕士导师东北民盟组织创始人之一丁克全教授的影响系统地阅读了费先生的著作。1986年费先生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演讲中强调公安系统的社会控制职能应从镇压转向管理，之后我成为被选入公大任教的第一位社会学硕士。1991年我到英国伦敦城市大学访问以来接受了王斯福教授的学术指导，并在他的指导下于2004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就在费先生当年就读的伦敦经济学院继续从事中国研究。

　　我与费先生只做过一次交谈，那是在1996年4月上旬，费先生在吴江宾馆会见了我，交谈之后他签名送了我一册他的新作《行行重行行》，并告诫我做学问一定要“进得进，出得出”。我将此富有哲理的方法论般的教诲诠释为“既能进入得了田野又能锤炼得出成果;既能扎在一个点里又能走向全球”。多年来我一直以此鞭策自己，现在终于有望出点成果以告慰先生。虽然我与费先生的交谈只有一个小时，但其意义确实是历史性的。他向我了解了在江村两个月田野考察的情况，我汇报了江村乡镇企业的困境与危机。这次会见的几天后，即4月14日，费先生第19次访问江村时在听取了镇村负责人关于太湖开发情况的介绍后专门访问了个体经营的农户徐林宝家。数月后，费先生作出了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苏南模式”结束了其历史使命的结论，随后江村及其“苏南模式” 覆盖的广大地区顺利地完成了集体企业向民营企业的转制。

　　1998年王斯福调入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弗里德曼在城市大学的全部藏书也随他一起落户到该院的图书馆。我当时在城市大学注册了在职博士生，王斯福则成为我的校外学术指导。在读博期间我从费先生的《乡土中国》中吸收了大量的思想源泉(见上节)。

　　(三)

　　2005年王斯福应邀在悼念费孝通教授和北京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所建所20周年纪念活动中发表演讲，我向他推荐了《乡土中国》的英文版[9]。他的演讲的标题为“社会自我中心主义和个体主义：一位西方的中国人类学家的惊讶与问题 - 费孝通教授中西对比之读后感”。他首先通过译者的介绍把《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结合起来看到了费孝通所作的两个比较：农业与工业社会的比较以及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他的首要惊讶是与他从他的老师弗里德曼所习得的不同，他“亲眼”发现中国学者竟然也会像西方学者一样做比较研究只不过方向正好相反，如费在英国生活了两年、在美国生活了一年并著有《美国人的性格》一书。我之所以说他“亲眼”发现了费的研究是因为王斯福在我之前带的博士生何瑞福做的中国农村家庭网的研究介绍过“差序格局”，我的博士论文中也大量引用了“差序格局”等相关内容，但是在他看来，那些都是一些没有经过经验研究的观点。这次，他首次承认了费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中西方的“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区别的观点是有经验研究作为基础的。很自然，这就是为什么王斯福在为本书作序时会从这里入手。他把差序格局翻译为'社会自我中心主义’。该演讲还把费先生基于“差序格局”的对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关系的思想与西方相关理论进行了比较。[10]

　　2006年伦敦经济学院成立了“中国比较研究项目”，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中国的以比较视角为核心的融教学与学术活动于一体的全球性学术组织，王斯福被任命为主任。该网站的“历史”追朔到费孝通在伦院的读博，此后人类学系70年来的做与中国有关的题目的研究生们可以称之为他的师弟师妹或徒子徒孙。虽然这个跨学科项目产生于人类学系，但它却是学院资源的整合。作为一个学科为导向的大学(discipline-oriented institution)伦敦经济学院不做区域研究，也就是说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研究”不存在于伦院。我们发展出 “中国高等研究” (Advanced studies on China) ，它是有别于 “中国研究”的以学科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关于中国的研究[11]。为了加强伦院的与中国的相关研究我们独创了“中国比较研究” 的视角; 即把中国作为一个参照系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做当代的和历史的比较的、跨学科、跨机构、跨国家, 以及多元合作的研究以丰富和提高人类的一般知识。我们的所谓“中国高等研究”的开发在某种意义上得益于费孝通的政策和问题导向的研究;而前述费先生的比较的训练可能来自伦院的传统，正如他同时代的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比较法也与他在伦院研习的经历有关。

　　在代际传承方面可以说只要在世界上排名前三位的伦敦经济学院存在以费孝通排头的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和“中国高等研究”的族谱就将不断地续下去。

　　四、任重道远

　　英国的汉学人类学(Sino-anthropology)或中国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China)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地位和影响都很小。相比之下中国的中国人类学近年来却发展很快，队伍也很壮大。但是，如何在中国和英国的中国人类学以及世界人类学之间展开对话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可谓任重而道远，但不是可望而不可及。

　　(一)

　　让我们再回到费孝通的《重读》一文中来。他在谈到本地人(native)研究本地人的问题上出现困惑。一方面，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提倡“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民”;另方面，他指出，“Edmund Leach教授在1982 年出版的《Social Anthropology》里明白表示， 他根本不赞成一个初学人类学的人从研究自己的民族入手，就是说他怀疑本民族的人从研究本民族能进入社会人类学的堂奥。”利奇在批评林耀华、杨懋春、许烺光和费孝通的著述时他分别举例讲得很具体，主要问题是本地人对本地的研究很难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80年代也遇到过。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在52年院系调整时被取消了，在70年代末期社会学重建以来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国外的相关研究，在8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术界呼吁在建立“中国社会学”时要'锤炼概念工具’，我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论稿》(1992)一书中专门谈到这个问题。用当时北京知识界流行的说法叫做如何解决'镰刀切不到镰刀把’的悖论的问题，即如何解决在研究自己的社会过程中超越自己的问题。费先生当时主张不要“食洋不化”，要“强化学科意识”，即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实际，再在理论上加以提炼。现在看来，如果不“强化学科意识”根本不可能提炼出概念工具和理论范式。

　　但是当时我在国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有限，现在国内许多同行对此仍有疑惑。恰好前面提及的王斯福在复旦高研院做的“文明的概念和中国的文明”的演讲涉及到这个问题，在此稍微展开介绍。王斯福说人类学的概念必须要包括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研究，还说外来人比本地人研究本地更有优势，因为他们有一定的距离，能够用一个另外的视角，即用西方的文化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把他们在田野里习得的东西翻译过来。我曾经问过王斯福关于本地人在研究本地时的优势和弱势的问题，他说不管是英国人研究英国还是中国人研究中国只要研究者能对研究对象保持距离，其研究的结果就会比较接近客观。从方法论上看即概念的锤炼者的主体位势(subject position，见本书导言的第四节)的独立性与客观性的问题，它直接涉及到锤炼出来的概念是否有普适价值。

　　在评议王斯福的上述讲演之后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虽然中国人作为外国人来研究西方有其优势，但当中国人研究外国时将他们所调研来的资料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术语、理论和思维方式翻译过来的过程中会损失一些内容。如果再把这些东西用西方人熟悉的语言、术语、理论和思维方式翻译到西方去，又会损失一些内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王斯福以为我是在启发听众而没有做答，事后他告诉我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其实，费孝通本人做过的对中国人和西方人加以比较的尝试为我们提供一个较好的范例，至今还刺激王斯福对有些问题的思考[12]。如果费先生能多活几个月来回答王斯福的这些问题，站在中国的中国人类学的立场与王斯福这位英国的中国人类学家在这个领域里展开对话将会更有力地推动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的发展。

　　(二)

　　由于利奇不赞成一个初学人类学的人从研究自己的民族入手，对此费孝通还说“我实在不明白他这种成见是否能说还是欧洲人的种族优越感在作弄他，连人类学者都跳不出这个魔掌”。我曾向石瑞讨教过这个问题，他说人类学这门学科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方面它与社会生活接触得最近，另方面它的学科的门槛似乎又最高。他本人的研究专长是认知理论，他试图把心理学、经济学引进人类学的研究，但是感到非常困难因为受到学科的制约。这次谈话引发了我许多的联想，费孝通所提倡的“强化学科意识”的“学科”的英文为discipline, 译成中文有许多意思：纪律; 风纪; 规定;训练, 锻练; 修养, 教养;惩戒, 惩罚等等。这就是说“学科”的制约性是带有强制性的。记得90年代在伦敦最大的书店Dillons(现在叫Waterstone) 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书是在三楼，而人类学的书摆在二楼，直到近几年才搬到三楼去了。可见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之间的距离有多大。更为“过分”的是“中国比较研究”的硕士点设在人类学系(这也叫因人而设因为王斯福在这里)，他们毕业后可以在伦院的社会学系、社会政策系、政府系、经济史系、国际关系系、国际关系史等系直接读博士，唯独人类学系例外，需要再读一个人类学硕士才可以在该系读博。虽然在伦院8000多名学生中有500名来自大陆，但是读人类学的微乎其微。继费孝通、田汝康、许悢光以至1949年以来从中国大陆到该系来做博士的只有两人：张慧和刘晓茜。从伦敦看，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毕业的人类学博士有王铭铭和刘新(也许后面还有我不清楚)，现在伦敦大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有了第一位来自大陆的博士生叫陈美旋。

　　在英国整个人类学界还没有听说有来自大陆的人拿到了教职，牛津大学的项彪仍然是研究职位。但社会学界已经有了二或三位，诺丁汉大学的宋丽娜和曼彻斯特大学的李姚军都是教授了，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唐柠为高级研究员也兼一点教学。当然，在英国大学里的社会科学包括中国研究有教职的还有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我上述介绍是基于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两个“disciplines”而言。我本人可以说是来自大陆的在英国拿到工作许可在社会学界就职的第一人，但是1998年我试图跟随王斯福转到伦院人类学系读博而被拒，其理由是我必须接受人类学专业的硕士训练之后才能读博，由于当时不明白“discipline”这个硬道理而不愿“下嫁”，至今也不被这个专业所接受，充其量只能算是“汉学人类学者”或中国人类学者，外加社会学者和中国研究专家[13]。

　　我盘点上述大陆在英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人力资源的目的是想说明一个问题，种族歧视不是主要问题因为毕竟有许多大陆来的中国人在英国大学里任教，费孝通说的连人类学者都跳不出的这个“魔掌”其实就是这个学科训练的问题“discipline”。在英国社会学界任教的三位的共同特点在于他(她)们在中国时都曾是大学的英语教师(此外宋丽娜还有在社科院工作的经历)，也就是说在语言、方法、和理论上他们比较容易被西化，一般来说，越是全盘西化，越是训练得地道，越容易被西方学术界接受。王铭铭在“从弗思的'遗憾’和中国研究的'余地’”一文举过王斯福和卡罗尔(Elizabeth Croll)的例子[14]。我再补充一个例子，王铭铭的博导Stuart Thompson 当时不是博士，后来提前退休到山东做田野，大概是2006年才得到博士学位。由此似乎可以说这些训练有素的西方人类学家的学术生涯也不顺利，这就把问题找到与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科及其与之相关的教育体制上来了。这就是为什么王铭铭回国后如鱼得水，刘新到美国加大伯克利也发展得很好。

　　(三)

　　在《重读》开篇费孝通提到的弗里德曼的“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演讲中弗氏还提出了对中国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即研究中国不能仅局限于对村落和社区的研究，要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对中国社会从时间和空间上加以整体的把握并探讨其运作的机制。其实，弗里德曼所倡导的方法论，与中国古代哲学和传统中医的整体性和复杂性的思维方式有同工异曲之妙。我在“附录”的第三部分中已经介绍了费孝通在早在四十年代的《中国绅士》等研究中所做的努力，说不定它还是整体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的另一个里程碑。阎云祥和刘新在博士毕业后很快都能出版两本著作[15]，得益于这种“整体主义”的思维观因为它们都是取材于同一个田野工作的经历。还有马戎在对“差序格局”阐释的大量思想蕴含着相当丰富的整体思维观，等等。

　　我认为，中国不乏整体主义思维观和方法论方面的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缺的是整体主义的向国外介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于1992年翻译成英文版的相关细节，标题是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作者：by Fei Xiaotong, Hsiao-T'ung Fei, 译者Gary G Hamilton (Designer)，Introduction and epilogue by Gary G. Hamilton and Wang Zheng。人们都知道翻译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包装出版一个学术产品亦然。费孝通的《中国绅士》也是经过了西方人(见注释2)再创造后之后在英语世界的中国研究领域为人知晓的。如果没有这些译者的努力，很难想象王斯福能从世界人类学理论的高度来评价费孝通。如果说阎云翔、刘新和王铭铭的成功在于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学术产品推向了国内外学术界，项彪的成功恐怕部分的要归功于他的中文著作被他人翻译成英文[16]所奠定的基础。然而，这种现象比较少见。

　　这本《礼尚往来》优势和弱势都与“整体主义”有关，其出书计划最初分别被美国和英国的两个出版社接受了，一本为“社会支持”，另一本为“社会创造”，但是，几年下来我实在走不出对这个“连体婴儿”分割的手术室。一方面，这样做会丧失其“整体主义”的特性，正如王斯福在本书的序言里肯定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我用“礼尚往来”把以往的研究者对面子(胡先缙)、报(杨联升)、关系(杨美惠)、人情(阎云翔)、感情(Andrew Kipnis)等专项研究整合在一起了，这样才可能看到分开研究所看不到的效果。另方面，还会失去是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对话的机会，本书的成果很难用一份博士论文来涵盖，起初有30万字，压缩到20万，翻译成中文后竟达到四十万字，除了因为它跨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还由于它引用了近百人次的国内同行的相关研究。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的中文版序言答复读过他的英文版的读者批评时说，他的作品当初主要是面对西方的读者, 所以缺乏对国内同行的相关研究的评论。其实，还有一点他也许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国外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一般都限制在十万字左右。博士论文要求七到十万字，包装整理后差不多正好出版。

　　所以，在2005年当周景颢博士从美国发来邮件请我为他的书写序时，虽然我至今未见过其人[17]，但在浏览此书稿时感受到了一个特点，于是，我在序言中写道：“尽管该书主要贯穿的是文献法，作者自觉地应用了大量的中国学者的原创性研究。其数据涵盖乡村妇女、女职工、老年妇女、残疾妇女、下岗女工、打工妹等等;其文献不仅限于西方学者的英文读物还包括中国学者的中文论著。作者不仅援用了大量的经验材料还把许多中国学者的观点推向世界。这种使用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意义不仅限于强化作者对中国妇女的解放的观点的学术辩论，而且也促进中国学者加入全球'中国研究’界的主流。在全球中国研究界的社区里中国大陆的学者可谓是'弱势群体’，大陆学者的著述在海外被接受的也为数甚微。有中英文语言擅长和学术训练的学者们若能不断的把中国学者的中文研究成果介绍到西方学术界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在将中国学者的著述推向国际中国研究界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18]

　　法国社会学家罗兰(Laurence Roulleau-Berger)与李培林和刘世定主编的《中国新社会学》[19]将大量中国社会学者的佳作选编翻译成法文出版，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尝试，此书很得英国懂法文的学者的赏识，王斯福认为如果它能够被译成英文会有更多的受益者。法国社会人类学家于硕2008年曾经将《开放时代》的编者从过去十年来发表的论文精选转我，告知她已经争取到法国梅耶促进人类进步基金会的出版资助，希望我能够在英国组织译者。这些论文都很优秀，这个创意也很好，遗憾的是，英国没有这样的出版经费供翻译之用。如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的英文节译本[20]，是他的大学同学黄如华和她的英国丈夫与帝国理工教翻译老师Nicky Harman花了两年的业余时间翻译出来的，出版社只给200英镑的“纸张费”。

　　据出版界人士介绍，国家现在大力推行“文化走出去”战略，对于研究中国的好的作品可在中国出中文版，然后由中国出版社与外国出版公司签定出版外文版的协议，国家提供出版资助。这实际上等于又纳入了国外的出版机制。此外，最近看到复旦高等研究院的出版经费赞助的广告，这将有助于推动在国内出版中文学术著作，但仍与出版翻译中国学术产品外销的战略无关。

　　复旦高等研究院在将中国社科与世界社科界对话中还创造了一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呼唤的“锤炼概念工具”的实践。其工作坊最近招标有两个相关的项目，一个是“中国学术关键词研究”，另一个为“中国研究领域中的西方学术关键词研究”。从这里可以看到复旦高研院的思路，即从近几十年来国内外的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涉及中国研究的关键词出发，寻找沟通的点并扩展到面。这些关键词与概念有关，也相交叉(keywords, concepts)。所谓中国学术关键词研究如中国的关系、面子、人情、差序格局、礼尚往来、素质、文明等等。可惜，他们没有出版英文版的计划。

　　概念工具的锤炼没有固定的模式。以王斯福现在锤炼的“文明”概念为例。他认为'文明’这个概念不应该仅仅属于历史学或考古学，在人类学的理论中应该提到显著的地位上来。尤其他本人以及他与他的同事们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作业、历史的文献的研究，把对象中国这样的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国度的研究所做出来的不仅仅是一般结论，更应该在理论上得到升华。但是，王斯福的“文明”的概念同时也是“中国研究领域中的西方学术关键词研究”，因为civilization首先是在西方的的概念，他通过评论一系列大师和思想家关于文明的观点来赋予他自己的“文明”的特定内涵，也就是说王斯福是借用西方的civilization 的概念来研究中国的文明。这个civilization翻成中文即文明。但这个文明的概念与中文的文明一词的意思已经不同了。王斯福认为概念(concept)是一种工具，有的有分析功能，有的有描述功能，而他的文明的概念主要是更具有描述的功能。

　　最后，借用费孝通“进得进、出得出”的教诲来说，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既要能大量的“引进”国外相关研究，又要能批量地“推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全球化的第一步和必经之路。全球化的今天，是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者和社会科学者们共同创造中国的学术产品的“中国制造”的时代。这种学术产品开始也许会粗糙一些，但是会越来越好。正如市场经济之初物质产品的“中国制造”只能出现在英国的供应低廉价商品的市场，现在连哈罗斯这样的世界上最高档的皇家商店也有不少“中国制造”。希望这一尝试能够对弗里德曼在近半个世纪以前呼吁的“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到来和中国当下的“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有所推动。

　　[1] 见“中国比较研究网”：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CCPN/newsAndEvents/CCPN.htm#generated-subheading3

　　[2] 费孝通著,惠海鸣译：《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译本的序言，第2页。Fei Hsiao-Tung， Margaret Redfield (Editor), China's Gentry: Essays on Rural-Urb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 1953.

　　[3]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4)。

　　[4] Maurice Freedman, “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1962)”,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p1-19. 1963(I).

　　[5] 见“中国比较研究网”：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CCPN/aboutUs/history_cn.htm

　　[6] Stocking, George W.,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Victorian Anthrop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7.

　　[7] 2007年作者分别访问了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了解到大量的中国人类学的有价值和意义的研究，由于篇幅有限，在纪念费孝通的同时我只能提及我记得的对构筑中国人类学大厦做出了很多贡献的国内的中国人类学家的名字(没排序)，例如，吴文藻、杨堃、林耀华、钟敬文、梁钊韬、陈永龄、宋蜀华、田汝康、王辅仁、陈国强、黄淑娉、王铭铭、赵旭东、周星、蔡华、高丙中、包智明、景军、郭于华、张小军、周大鸣、麻国庆、庄孔韶、杨圣敏、王建民、张海洋、潘蛟、何星亮、纳日碧力戈、罗红光、翁乃群、潘杰、色音、格勒、徐平、胡鸿宝、王筑生、钟年、郭志超、石奕龙、彭兆荣、徐舜杰、秦红增、范可、邵京、杨德睿、张乐天、潘天舒、瞿铁鹏、李友梅、张江华等等，据说还培养了5000-6000人类学工作者。

　　[8] 见中国比较研究网：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CCPN/Word_Fudan_IAS/Fudan%20talk%20final.doc

　　[9] Xiaotong Fei,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and epilogue by Gary G. Hamilton and Wang Zheng,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10] Stephan Feuchtwang, translated by Xudong Zhao, 'Social egoism and individualism -- Surprises and questions for a Western anthropologist of China reading Professor Fei Xiaotong’s contra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11] 见中国比较研究网：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CCPN/LSEChinaRelationsStudies/
ChinaAdvancedStudies/AdvancedStudies/AdvancedStudiesChina.htm

　　[12] 祥见注释11。

　　[13] 读者也许还记得我前面介绍过的伦敦经济学院作为学科导向的大学不做约定俗成的区域研究性的“中国研究”，但根据其特性我们的跨学科、跨部门的比较的中国研究可称之为“中国高等研究”。

　　[14] 关于对王斯福和卡罗尔的介绍和评价中的问题在此暂不作评论。

　　[15] 阎云翔著，李放春 刘瑜 译：《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版;龚晓夏 译《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上海书店2006年版; Xin Liu, In One's Own Shadow,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The Otherness of Self,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

　　[16] 项彪著：《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Translated by Jim Weldon， Transcending Boundaries，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5.

　　[17] 他在国内时看过我的《马克思主义论稿》，出国后又看过我参与主编的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nd Chinese Women. Basingstok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18] 常向群：“制造'地方’与重塑'公共哲学’”，《广西大学学报》，2008年(3)。根据周景颢著作的英文序言翻译改写而成。(Jinghao Zhou, Remaking China’s Public Philosophy and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The Volatile Mixing of Confucianism, Marxism, and Feminism. New York: Mellen Press, 2006)

　　[19] La nouvelle sociologie chinoise，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出版社2008年版。

　　[20] Jinqing Cao, translated by Nicky Harman and Ruhua Huang, China Along the Yellow River: Reflections on Rural Society，Routledge Curzon，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