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a5cg:张艺谋背后的神奇人物

张艺谋背后的神奇人物

张伟平：张艺谋背后的电影谋略家

    摘要：张伟平是个商人。地产中介、医药代理、航空食品，再到投拍电影大片，产业交错，家资亿万，但在“谈生意”之前，张伟平习惯先“谈交情”。

    在中国电影圈内人看来，“张艺谋电影”的代名词却是“张伟平”。1997年，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有了《有话好好说》的第一次合作之后，“双张组合”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一对一合作，这种全世界独此一家的合作模式，现在看来还将会继续下去。中国电影在诞生了张艺谋这样的大导演之后，也成就了张伟平这样的“电影大亨”。张伟平更像是站在张艺谋背后的一位导演，悉心经营张艺谋的每一部作品，以及张艺谋三个字，他的原则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坚持多年的拳击训练和10公里慢跑让52岁的张伟平身形矫健、声如洪钟。他讲话的声音可以轻易穿越会议室隔板和复式楼层，到达新画面公司的每一个角落。而在电影上，他的胆量比嗓门更大，一次次标新立异、绝不重复的营销手段成就了今天的张艺谋电影。

    新画面影业公司董事长 张伟平

    三大军区里长大

　　可能是因为属于“半道出家”，张伟平早年的成长经历并不为公众所知晓。因为他在沈阳长大，所以很多人将其归为东北人;因为如今的他一口北京话，又一直在北京工作，所以又被归入北京人的行列。但是，祖籍山东、出生在济南的张伟平还是把自己当作山东人。

　　1958年10月8日，张伟平出生在济南军区的一个军人家庭中，父亲是一名空军技术人员，母亲是名军医，上面还有个哥哥。张伟平一周岁未到，全家便搬到了北京，“从济南军区大院，换到了北京公主坟的空军大院。”张伟平说。

　　到北京后不久，张家又添了个小女儿，身体不好的母亲根本照顾不过来3个孩子。于是，四岁的时候，张伟平被送到沈阳军区的爷爷奶奶那里生活，一直长到十五岁。有人因此笑言张伟平是被爷爷奶奶“当独苗养大的”。事实也确实如此，那些年，爷爷奶奶走到哪里，张伟平便跟到哪里。这样的成长经历让爷爷奶奶对张伟平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父母，“我跟爷爷奶奶的感情特别好，我的性格也特别像我爷爷，不像我父亲。父亲是博士生导师，做学问的，现在拿国务院津贴，属于比较闷的那种，而爷爷是个简单开朗的人，有什么说什么，我也这样。很奇怪，我的身高都像我爷爷，我父亲才一米七四，我一米八三，爷爷一米八二。”

　　张伟平的直率在圈内是出了名的，“我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言无不尽，属于心里憋不住事的那种人，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面对一张虚伪的脸，说言不由衷的话。”

    药剂师跳槽外企

　　读高三的时候，因母亲病重，张伟平回到了北京，不久母亲去世，19岁的张伟平“顶职”进入北京普仁医院，在北京药剂学院学习两年后，他开始了长达9年、平平淡淡的药剂师生涯。对于那段经历，张伟平自己总结为“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非常沉闷。”

　　生活的转变出现在1988年。这一年，张伟平的一个朋友希望帮侄子在外企找份司机的工作，恰好张伟平认识一位在西门子北京公司工作的朋友，于是他亲自带着那个孩子到西门子面试。但事情的发展变得有些戏剧性。

　　“聊了大概半小时，人事部经理突然说公司不需要司机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让我回去考虑考虑。”十几年后，张伟平说起这件事来好像依然有些吃惊，“我当时想，我药剂师工作干得挺好的，我那是铁饭碗呀!所以开始也没当回事。”

　　一个星期以后，西门子公司打来电话询问此事，张伟平推说自己不会外语，没想到对方干脆说：“那我们就给你配翻译，配司机。”之后，西门子方面又反复打了几次电话，最终把张伟平说动心了，他扔了铁饭碗，到西门子北京公司出任商务行政部经理助理。

　　据说，在当时的西门子北京公司，张伟平是惟一不会外语的人，他的工作是推销医疗器械。“到了外企才发现，原来还有这样一个世界，我突然觉得很兴奋，干起事来也挺顺手。”人事部经理的眼光果然不错，半年后，工作业绩出色的张伟平便被提拔为商务行政部经理。

　　“第一个月的工资是380块外汇券，我拿到秀水街一换，变成了760块人民币，而我以前的工资是37块5毛。你想想，那是什么感觉!”张伟平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眼界也迅速开阔，“两年下来，我就知道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了，知道要尽早积累些财富，这样才能做事，西门子的工作已经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了。”1990年前后，张伟平辞掉了在西门子的工作，下海创业。

　　房产起步电影成名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海南是一块创业热土，几个朋友鼓动张伟平一起去海南搞房地产，张伟平于是跟着朋友到海南走了一趟。“在南中国大酒店前面的海边大排档一条街，停着一溜儿大奔，人家就坐在那儿谈房地产生意，让我一下子就产生了‘谁主沉浮’的创业冲动。”刺激之下，张伟平也决定杀入房地产业，“那时搞房地产投资的人不多，拿地不花钱，我和几个朋友一块儿干，把地三通一平之后出手就能赚钱。”

　　张伟平自称性子急，干不了一单生意要做几年的房地产开发，只能做房地产中介。不过，这倒让他快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可以避免陷入房产泡沫之中。除了房地产，张伟平还向其他产业扩展，其中较成功的是为首都机场供应航空食品，做医药代理。“那时候，只要停靠在首都机场的飞机，用的快餐都是我提供的。”而说起医药代理，张伟平笑了，“旧社会说‘三个劫道的比不上一个卖药的’，药不像衣服，贵了你可以不买，人病了多少钱的药都得买，这生意确实赚钱。”

　　1997年，在偶然接触到电影后，张伟平慢慢地将自己的精力和财力都集中在了电影上。如今，张伟平已经彻底放弃了在房地产和医药代理领域的业务，就连稳赚不赔的航空食品业务也处于半退出状态，只是留着部分股份每年分红。

　“我这人喜欢自由，不想为赚钱活得太累，轻松地过就好。”新画面公司成名之后，不少风投机构找上门来，被张伟平一一回绝，“我本来就没想把公司做多大，这样就可以了，能做多大算多大。给别人打工我可不干，还不如留着时间跟哥们儿一块‘混混’。”

　　在张伟平的心目中，朋友的位置至关重要。关于如何拥有以诚相待的朋友，张伟平有自己的一套“道道”。“一个人有再大的能力，也终究是有限的，一定需要一帮铁哥们儿，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是一大帮，而且是各行各业的。他们能不能义无反顾地支持你，就要看你平时如何做人了，你对人家真诚，人家才肯帮你。”

　　张伟平交朋友注重质量——要交那种“义无反顾”的哥们儿。“我现在交朋友有一个诀窍：接触一个人的时候，我看他身边都是什么样的朋友。如果他身边是一些看着热热闹闹、哥们儿长哥们儿短，其实都只是刚刚认识、三天两头换的人，那这个人也只能是作为生意上的朋友、利益上的朋友，关键时刻肯定靠不住;如果他身边都是相处了多年的朋友，那这个人也一定值得交往!”

　　“我和张艺谋合作从不签约”

　　众所周知，张伟平最铁的哥们儿就是老搭档张艺谋。“我们合作了十多年，拍了那么多电影，每次都是几千万、几个亿的投资，但我们两个人从来没签过一个字的合约，我也从来不看剧本。我们这样的合作可能找不出第二例。”在圈内，张伟平“不看本”广为流传：一不看剧本，二不看账本。

　　“一切都靠彼此的信任，艺谋这个人有人品，有艺德，绝对不会耍小心眼，绝对可以信任。当然，我也同样诚心待他，这就叫‘肝胆相照’吧。”张伟平很满意自己与张艺谋的合作互补，“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适合搞艺术，我是一个外向型的人，适合做市场，正好互补。冯小刚就说特别羡慕艺谋后面有我。”

　　可能是与张艺谋的合作太顺心了，在张伟平的眼中已经很难找到其他适合他的合作导演。“在国内真正有市场号召力的导演，我看就是艺谋和小刚两个人，其他人我看不到。”在张艺谋被选定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之后，很多导演找到张伟平，希望能填补张艺谋离开期间的电影市场空缺，结果都被张伟平拒绝了，“我正好休息两年，各干各的，他忙奥运会，我就带一帮哥们旅游去!”

　　张伟平口述实录：关于文艺片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艺谋看到《山楂树之恋》这部小说，看了之后很兴奋。我看了小说之后，没有同意张艺谋，把这个小说压下了。我说先沉淀一下，首先这两个演员会很难找，需要花费时间，如果找得不靠谱，那这个片子就不可能成功。什么时候能找到演员，是一个未知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要选择一个最佳的发行《山楂树》的时机，那么在这之前，你最好休息。要是实在闲不住，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拍的先垫一下。

　　这样一个星期以后，张艺谋跟我商量，说他想拍科恩兄弟的《老无所依》。这个电影我跟几个朋友聊过，就是一个小制作：一名退休老警察追一个罪犯，最后不了了之了，没法儿看啊。但是既然艺谋想拍，对他来说，又是一次新的挑战和尝试，我就让海外代理去谈了。我信任他，这也是我们多年行成的一种默契。

    结果谈了四个月没谈下来，因为这个片子的版权人有十个，有一个不同意就签不下来。这十个美国人在全世界溜达着呢，有一年的时间能凑齐就不容易。所以艺谋有点着急，临时把《老无所依》改成《血迷宫》。作为导演，刚刚导完奥运会，充满光环的时候，拍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得冒多大风险?这些他很清楚。从这点可以看出张艺谋的一根筋。其实我们很多媒体没有看懂这部电影，还没弄明白就开骂了。事实上敢拍《三枪》，本身就是艺谋的一种勇气。

　　坦率地说，他尝试了，他赢了，别的都不重要了。这是真正的张艺谋。后来很多人还猜测张艺谋会不会后悔呀。我心想，你太不了解张艺谋，太不了解导演了。在他的一生中，会发现他什么都挑战过，所以他没有遗憾。多年来藏在心里的一个夙愿，他实现了。被批评和实现自己的心愿比起来，孰重孰轻呢?不光是张艺谋，任何一个导演，包括黑泽明，不也是在国内不断地被批判嘛?这就是艺术家，艺术家一定要不断地面对这个。这就是电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这些年，媒体也好，专家也好，好像都认为张艺谋在《活着》以后，拍了一些商业片，尤其是从《英雄》开始，觉得他变了。很多媒体报道，说张艺谋商业了。其实这是不准确的，或者说这是外行话，首先就不了解导演。全世界的导演，只要他有条件，都希望能够不断变换自己的题材风格，不断挑战自己，就看你有没有这机会，有没有这福气。我相信只要有机会，作为导演，没有一个人不想尝试拍商业大片的。

　　文艺片和商业片的关系，看着好像是矛盾的，实际上不矛盾。观众是会有各种需求的。就像吃饭一样，天天给你红烧肉吃，即不健康，也会吃得反胃。这时候大家渴望的就是白水煮豆腐，既清淡又健康。《山楂树》就是在红烧肉盛行的时候，给大家吃白水豆腐。

　　这么多年来，在商业片泛滥的今天，拍出《山楂树》这样一部片子，是张艺谋的一种时尚的追求。选择商业片还是文艺片，完全取决于观众的需求。观众如果喜欢喧嚣，喜欢坐过山车，喜欢大起大落，找炫的感觉，他一定选择商业片。到了一定时候想要静下心来，看一部真情实感的片子，他一定选择文艺片。很长一段时间，当你走进电影院，看到的几乎是同样题材的片子，到处充斥着的港产片，就是打打杀杀。这样也把观众的胃口，搞得像香港的电影市场一样。现在香港人不看香港电影，这是个事实，香港电影人都跑到内地来拍片了，这也是个事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拍我们主流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像《山楂树》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观众能够感同身受，时代也好，爱情也好——爱情是完全可以超越时代的。

　　这是一种市场把握，不能人云亦云。这个市场导演决定不了，制片人决定不了，专家更决定不了，唯一的决定权在观众。但怎样把握观众的需求呢?我觉得作为制片人，首先不能把所谓电影圈内部的意见看得太重，有时候就不需要听，只需要把自己作为一个观众来感受这个市场。什么是好电影?好电影的标准不是评委定的，不是在哪个电影节上得大奖，就把它定位为好电影。真正好电影的评判权还在观众手里。坦率地说无非是故事打动了观众——好电影应该具备好故事。

　　我觉得张艺谋最好的时代才刚刚开始。他最好的时代一定是在六十岁到七十岁之间，这是男人最成熟的时候，阅历的积淀，经验的积累都达到了一个顶峰。黑泽明的最好的那几部作品都是在他六十岁到七十岁拍的，但作为导演，重点是你心不能老。

　　中国电影的最好时期也没到，因为现在中国电影从市场到创作，好作品太少，能驾驭好作品的导演也太少。中国电影市场现在的品牌导演连一个巴掌(五个)都没有，这是挺可悲的一件事。

　　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像艺谋，坚持到今天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但是今天还有很多人一直怀念那时，你觉得正常吗?新生代就是奇怪，就是没有好作品，没有市场品牌。所以张艺谋这个文化符号才能够享誉全世界。我们没有资金的障碍，我们投资所有的电影，都不需要上市。今天张艺谋的品牌，新画面的营销实力，是被海外金融机构认可的。《英雄》的投资是花旗，从《英雄》之后，我们跟银行的合作有了信誉，《黄金甲》是渣打，《十面埋伏》是汇丰，到《黄金甲》首映的时候，花旗、渣打、汇丰三个公司的投资部的老总全部来到我边上坐着，三个人争。金融机构追着你，他们只要看张艺谋在安贞医院的体检表。只要他在拍戏中间身体健康，不出意外，就OK了。这张提供给银行的体检表比抵押还重要。

　　关注票房市场对每一个电影导演来说是本能。甭管他承认不承认，谁都希望自己的电影在电影院里面人头攒动，座无虚席。但是中国第五代之后，到目前为止，甭管现在是第七代还是第八代了，这些导演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之前看过一个钱学森的采访，他说自己的知识还是三十年代在美国学的，所以他说中国的教育不正常。同样的概念也可以用于中国的电影圈。电影创作追求的不是数量，电影创作追求的一定是质量，全世界一年也只有二到三部精品，中国一年能有一部精品就足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