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前置过滤器:肛门期系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讨论

原文：
[讨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文化的深层结构
孙隆基
在这个序言中，作者得面对这些问题。首先，我必须对“深层结构”这个概念予以进一步的澄清。 这个概念的运用并非指中国历史从无出现变化，而是辨认中国历史 上由古至今比较稳定的某些规律，它们是使“中国”在历经变化后仍保持它自身特殊认同的因素。因此，它可以比拟作河床的底部岩 层，纵使河流本身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显然，在历史思考中应 用“结构”这个概念，不该是用来论证黑格尔哲学传统里“东方社会”或者“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类先天上固定的本质。它应该是用来指示某一个历史时段内相对稳定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之间又出现相互联系性，可以让我们用“结构”的概念去综括之。“历史”本身就代表变化，没有概念的魔术师能改变这个事实，然则，历史如何被“结构”这个观念取消呢？
用结构观念研究历史的佼佼者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他用史料论证：在整个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人地关系呈现出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这个结构既不同于15世纪也有异于17世纪，自然也使它不同于其他地区。但这个16世纪只是一个“时段”，如果我们想论证地中海这个大区在整个近代初期都具自身特色，令它与其他地区判然有别，我们不妨把“时段”拉长，进一步探讨该区在15、16、17世纪这三个时段间的共同关联性，归纳出这个更长“时段”里的相对稳定的因素。如果我们想论证地中海区由古至今都有自身的特色，在理论上是可以设想一个极长“时段”作为操作单位的。
当然，把中国上下三千年当作一个“长时段”的，并无人尝试过。它是否为人接受，该视其有否说服力，而不该是理论上的一种绝无可能性。从理论上对它作出本能式的排斥者，是出于把历史时序和逻辑时序两者混淆。
这个混淆，也出现在历史学是否可以像自然科学般作出预测的论争里。历来都有人具历史学可以预测未来的信念，但他们是混淆了两种时序。自然科学式“预测”所赖的因果关系是出现在逻辑时序中的。例如说，1605年英国天主教徒在国会的地道中埋藏炸药行刺整个王室的案件，如果得逞，造成划时代的大案，我们该如何做出因果关系的解释呢？物理学家会说导因是火柴，化学家会说导因是火药，而历史学家如果也想诉诸自然科学式的因果律，则会考察人文因素：有些史家会说导因是宗教改革后英国的国教政策，而马克思主义史家会认为是封建残余对新兴资产阶级的反扑，其之所以失败亦有其“必然性”、无论如何，如果这几种说法都设定在任何时空底下凡出现相同的因就会有同样的果，其解释的架构都是逻辑性的，是超越任何特定时空的因果关系之先后排列。
但是，职业历史学家所处理之对象无一例外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序(historical　timeline)；它是必须标明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某人物的叙事形式。这个时序——典型的例子是五经中的《春秋》——只是在时间中发生的事件的一个进程，并没有普遍性的意义。但历史学家如果要解释某一事故的“前因后果”，就必须把该特殊事故纳入上述那种具普遍意义的因果律的框架中。也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只能“解释”已经发生的，而不能预测未来。他如果把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序和因果关系的逻辑时序混淆的话，则会把自己变成“灵媒”，亦即是在某一特殊时地的事故发生后，去预测另一个特殊时地的事故必然会随着发生，而其假冒的逻辑必然性则会堕落为活神仙式的“宿命论”。
本书中谈的“深层结构”显然并非历史时序，但也不属于普遍适用于任何时空的因果关系范围，确切一点，该说是一种针对特定范围——中国——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设定。书中无疑举了许多历史例证，但是处理方式并不同于一般职业历史学家，而是把它们归入我所谓的“表层结构”现象，亦即是属于特殊领域。书中的“深层结构”概念既然是一种相对稳定性的设定，而不是一种“亚细亚”式的先天不变性，因此，并不存在它是否在“将来”甚至在“现在”会遭改变的问题。
“深层结构”在理论上是可以被全面解构的。但我既然是把它设定为“中国”在历经变化后仍保持它自身特殊认同的因素，因此，在可见的将来，仍预想这个相对稳定性的某一程度之持续。有了这个新的体会，才为新千年版写出如下的新结论：
在本书里，中国文化以十分负面的形象出现，那是因为它被放置入一个由他人缔造的“现代”世局中，一切条件对它来说都是不利的，用来衡量它的所有标准也必然是异化的。但这个“现代化”该不断被重新定义。中国文化的“文法”规则能否在新的世局里创造出簇新的佳句妙句，我们将拭目以待。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旅美学者孙隆基先生的代表作，是作者对自身文化“硬心肠的”反省的结果。原计划是探讨中国人“现代化”的问题，因此书名原定为《中国人与现代世界》。但是，深入探讨的结果，发觉固有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特色并不因“现代化”而减灭，反而是有加强的倾向。遂醒悟到：“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不一定能够成立，而所谓“现代化”可能只是表层的现象，至于一个文化则有其不变的深层结构。
肛门阶段
显然，中国人缺乏人格发展的观念，然而，不管文化的程序设计如何对一个人施暴，他在生理上总是要成长的。因此，每一个人自然都成长成人，不过却保留许多在孩提阶段未能解决的问题。
例如，一些在大陆普遍性存在，在香港与台湾也仍然可以见到的现象——随地吐痰、土口水、擤鼻涕、当众挖鼻屎、搓身上的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饭时将骨头吐在桌上（在公众食堂则吐在地上）、将公众场所当作随便可以丢垃圾以及倒污水的地方、不守时间、不守规则、没有排队的习惯、对身体的动作失去控制（随便撞人、抖脚）等等——一都是在孩提阶段没有训练好的结果。
在人格成长阶段中，口腔期以后，就是肛门期，也就是将婴儿的注意力转向对排泄的训练之上。与西方人比较起来，中国父母对孩童的排泄训练很随便。在传统时代（今日的农村中可能仍然如此），一般让孩子常穿“开裆裤”，可以随时随地大小便，根本不是像西方人那般，训练小孩由自己控制，按时按地大小便，养成有规律性的排泄习惯。
然而，在排泄训练方面，中国人除了造成孩儿“一人”缺乏自制自律习惯之外，还往往加多了一个由“二人”去从事他制他律的措施，那就是由一位“阿姨”用嘘声催促孩童大小便——这显然是不按个人内在的需要，不由个人决定的排泄。这种措施，除了养成“他制他律的人格”之外．还在成长之后造成公私小分的概念——自己最“私”的事也必须由别人去管，同时个人分内应做的事也靠别人，靠集体、群众或组织。
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养成自制自律的肌肉动作之时，就是他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之时。然而，中国人在肛门期养成的那种可以将排泄物随意地放人外在世界，以及可以让外在的意志任意地加在自己身上的习惯，则仍然保持了口腔期的“人我界线不明朗”。因此，当西方孩童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的阶段，也正是中国人训练孩童不要有“个性”的时刻。换而言之，从“人之初”，中国人就设计了由“二人”定义“一人”的局面。
的确，中国人对在这个阶段上的孩童所要求的，并非是自治、自制和自律，而是如何与人保持“和合”。因此，中国小孩虽然不被严格要求守规律、排队、控制身体排泄物等习惯，却被训练如何与他人保持适当之关系，那就是按照长幼之序、亲疏之别去“做人”。总之，中国人也很讲究规则与秩序，只是不在“一人” 守时、守则、维持洁净方面，而在如何保持“二人”之间的秩序与 关系方面。既然后者是将人的情感渠道化之措施，因此，在这个 阶段上，孩童被训练的显然是另外一种控制，那就是要求他不要 大声喊叫、发笑，养成不随便表露情感的习惯，特别是禁止公开 表示爱憎之情。
这种训练，一方面使中国人养成抹掉“自我”的倾向，于是，在自己必须“做人”的场合中，遂出现处处以对方为重，由“鉴貌辨色”监察到对方的需要，以及急人之难诸般“美德”；在另一方面，则造成没有棱角的个性，因此，在“做好人”之时表现的“好”也是没有七情六欲的、无知无欲的“好”，有不少人甚至被搞到木口木面。于是，对喜欢的异性也就往往不懂得表达爽朗的热情。自然，在应该是很兴奋的时刻也不会欢呼、狂叫、起舞。此外，就是对人与事物的爱憎不分明，亦即是说：对自己喜爱的人物缺乏强烈的冲动去表达，对自己不喜爱的人与事则倾向于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不懂得明朗地告诉自己与别人：有些条件是自己能够接受的，有些条件则是自己不能够接受的。因此，就很容易出现让人随意轻视的倾向。既然对自己的权利也感到麻木不仁，自然也很容易出现不注重别人权利的倾向。
此外，中国人的父母虽然不注重孩童的排泄训练，也不严格要求孩童自己控制身体的动作，却很注重用外力来约束孩童的动作，那就是不许他们“乱动”，以防止他们长大后太顽皮。在过去，有些父母甚至还有用带子将孩童的四肢束缚的习惯。这种做法，自然养成了中国人好静的性格，并且认为“动”是不好的——例如，中国人恒常地把“动”与“乱”连在一起，形成“动乱”的观念。
因此，中国人对待年轻人的态度也是：认为他们整天固守在书桌旁就是“乖”或“听话”的，过分摆动身体则是“恶形恶状”的。国民党用来束缚青少年心身的“读书救国论”，实渊源于此。这股倾向在大陆“文革”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更为显著，年轻人显得死气沉沉，与老年人差不多，尤其是男性，除了在肉体上几近蓬首垢面之外，在精神面貌上也是垮垮的。
然而，中国人虽然整个人被弄得一潭死水一般，在身体动作方面却很少顾及不相识的人，除了将身体排泄物与抛弃物乱放人身外的环境中之外，还随便撞人、推人，排队时抢在别人前头，与别人并坐时乱抖动脚，等等。此外，将“粪便”任意地倒入客观世界的倾向还包括：在公众场所中（排队时、在马路上、公共汽车上），动辄就毫无制约地将火气、怒气、怨气、敌意发泄在陌生人身上，以及一种克制不住的欲侮辱别人的冲动。
这类倾向，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也大量存在。即使在今日，走路时撞到了陌生人很少道歉、撞跌了对方手中的东西很少帮其捡起来，在人多的地方要通过，多半也不会开声请求让路，而是将整个身体撞过去。而且，似乎很矛盾地，中国人在平时虽然没有随便表露情感的习惯，但是，有些香港的店员、公共机关服务员在面对顾客时，总是一副“面臭臭”的表情，而且动辄怒气上升，面色铁青。这种反应，可以说是既没有强烈个性表现也没有自制的人的嘴脸（这里已经牵涉到中国人“治”与“乱”的两极化——详后）。此外，到这类机关中去购物（例如邮票）或缴费时，服务员往往有将找换或收据大力地拍击在你面前的倾向。
以上种种现象，都是中国人肛门化倾向的表现。对西方人来说，如果一个人在人格组成中有着过多的肛门期的遗留，就往往表现为对洁净过分执着的病好。然而，中国人在肛门期的训练既然不同于西方人，因此肛门期遗留的形态自然也不同于后者。而且，中国人的人格发展是受阻滞的，亦即是从不承认一个“人”可以发展至以“性”为注意对象的成人阶段，因此，对中国人来说，肛门期的遗留与口腔期的遗留一般，都不是个例的情形，而是泛民族性的倾向。
中国人的“个人”既然从未全面盛开，清晰的“自我”疆界从未浮现，因此才会出现“人我界线不明朗”的倾向，而这股倾向却也具有“口腔化”与“肛门化”的内容。其口腔化的内容即表现为：个人的单薄感，并且常常需要“吸食”别人的照顾，因此，对中国人来说，“人情”才会表现为一种“味”。至于肛门化的内容，则一方面表现为“他制他律的人格”。亦即是在能制约自己的人面前十分礼让，十分会“做人”，并且往往会逆来顺受，以至没有“个性”；在另一方面则出现如儿童一般浑然不顾及陌生人的身体动作与情绪反应——如果一个人在走路时，在搬运东西时，不是自觉地控制肌肉的动作去避免碰到别人，反而要整个外在世界负责去避开自己，或者，可以随意将身体的排泄物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外在世界身上，由别人去负责清理；或者，可以随意将火气发泄在别人身上，那么，这不是“人我界线不明朗”，又是什么？
口腔化与肛门化倾向在中国人身上交叠出现的状态，使中国人一方面很有彼此照顾的“集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却存在一个不受控制的“私心”；一方面也很有“听话”或受制于人的倾向，在另一方面却又有不守规则的表现。然而，无论是哪一方面，都与一个发展了的“人”无关。
事实上，中国人的“无私”精神，往往只限于一个家那么大小的群体，或者是“自己人”这个圈内，超出这个范围的话，就无法维持秩序。因此，中国人的口腔化倾向也往往表现为将公家的东西“独食”，至于这种行为对自身以外的世界会产生什么效果，则是一副浑然不觉的态度，因此这同时也是一种“拆烂污”的态度，亦即是不能自制地放出“粪便”，由别人去承担清理。
这类不良倾向是潜伏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它们时大时小，却总不会消失。在国难当头时．在建国初期．中国人有将“自己人”这个圈子扩大到全民的倾向。因此，曾在广大的十部与群众范围内发动了“良知系统”中的“无私”部分，但是却不能根除上述的不良倾向，而只是将之掩盖起来——因为，这类倾向与“无私”一般，都是同一个“深层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文革”以后的今日，这类倾向又再次地全面浮现。
一段时期，执政当局有不断提倡学习各类英雄之举。这些要求全国学习英雄的运动，只是把中国人整个不发展的人格中“无私”的一面孤立出来，希望能将之化为现实。这种说教，就如同中国人父母教导子女处处以他人为重，却同时使子女的“自我”意识难以形成一般，不会真正地奏效，最终是使一个人在听话状态下保持“无私”，但同时却保持自我组织的付之阔如。于是，终归又要发动“文明礼貌活动”，去针对随地吐痰、丢垃圾、对人粗暴等问题。
口水、鼻涕之事。在孩提阶段就应该训练好，而不应在成年以后由政府去代替父母的功能——这种越俎代庖，仍然是不可能解决父母未能完成的任务．它只有加深了成人的“儿童化”，因此是一个彻底的恶性循环。
今日中国的局向，则是一方面由政府主张搞“无私”，使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基本权利在哪甲，对别人的轻视和侮辱遂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甚至浑然不觉；在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以外的世界采取以邻为壑、竭泽而渔的态度。既然除了自己及“自己人”小圈以外的世界就是可丢垃圾的地方，整个社会自然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于是，又必须由国家去组织社会，在一片汪洋大海的“私”的头上强罩上一层“大下为公”——于是，中国人的“公”与“私”，就不是一个自我组织的人格中由本人决定的两个截然分判的领域，而是“他制他律的人格”与集权主义体制之间一场两败俱伤的拉锯战。
中国人一直都有自己“无私”而西方人“自私”的神话。这个神话实根植于由对“人”的不同定义而引起的语义学混淆。中国人必须由“二人”去定义“一人”，因此任何自我定义的“个体”都 是“自私”的。中国人的“个人”比较单薄，常需受到社群的温暖照顾，西方人对别人既然摆出一副“贵客自理”的态度，自然就是“自私”。中国人的“心”比较发达，常需要与人“感通”，而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似乎是一种绝缘体，自然也是“自私”。此外，中国人必须“做人”，而西方人则“是”（to be）人，一个只“是”他自己而不肯在别人面前去“做”的人，当然更是“自私”。此外，双方对“团体精神”（communal spirit）的理解也不相同。对新教文化的西方人来说，“团体精神”的意思是指彼此尊重对方的权利以及遵守公共秩序。对中国人来说却是在“自己人”之间不要斤斤计较，不应分你的与我的，在“自己人”圈外就毋须这样“有心”地去“做人”，因此也是同样地不讲权利，不过内容却变成了抢在对方之先。因此，中国人只有在必须“做人”的场合中才是“无私”的。然而，西方人却在中国人认为应该“做人”的场合中也与对方算得清清楚楚——这种“难看”的动作自然也显得很“自私”。凡此种种，中国人恒常以含贬抑性的“个人主义”称之。
然而，令人混淆的是：在中国大陆，随地吐痰，丢垃圾，对陌生人野蛮粗暴，一度也被冠以“个人主义”一词，并且还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相反面。因此，“文明礼貌活动”的理论根据就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奠下基础，言下之意等于是说：中国人的劣根性是“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残存表现。然而，在五十年前，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也针对过同样的问题，而其理论根据则为：现代中国人已丢掉了古代的“礼义廉耻”，因此必须恢复之。一个说是为未来奠基，另一个则云要恢复古代，但是两者所回避的都是眼前的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个人”之不发展。的确，在“个体”发达的西方，反而是没有这些问题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人那种开裆裤式的“无私”人格。
在比较“现代化”的国外华人社会中，情形自然没有像“文革”以后的中国大陆那般糟糕，然而，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仍然相当完整地在发挥作用。例如，只要“有一口饭吃”，即使没有基本的民主权利，甚至受外国人统治，都无所谓——这是“口腔化”的人格之表现。至于“肛门化”的倾向，则表现为只搞“自己人”这个圈子的各“圈”自扫门前雪的态度，对待自己“圈”外的世界，与对待压在顶上的政府一般，都是一副不理会的态度。因此，就导致了对政治的冷感，以及社会行动的相对不发达。的确，中国式的社会只可能是“一盘散沙”的状态，很少能够组织起来采取共同行动，为自己争取民主权利，或者为自己的民族争取“人格平等”。事实上，像香港这样的社会，基本上仍然如是。虽然，在60年代以后，不排队以及对陌生人粗暴的习惯已经少见，但是，随地丢垃圾，晾衣服将水滴在路人头上，将汽水瓶从楼上丢在别人头上，仍时有所见——像这样的社会，内在凝聚性自然也不可能高到哪里去。至于东南亚的中国人，也是只要“有一口饭吃”，就从不过问当地的政治，自己人内部也仍然要照籍贯搞更小的“自己人”圈子，因此仍然是一盘散沙的状态，结果待排华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就被逐个地收拾。然而，在搞“个人主义”的美国，在越战期间，却出现一百万人在首都游行反对本国政府侵略越南的情形——这个现象是认为西方人“自私”的中国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的。
的确，中国式的“社会”是一个无力作自我组织而必须由国家去组织之物。对“身体化”存在的中国人来说，哀确实莫大于“心”死。的确，中国人的团结振作．似乎总少不了“心”的因素。因此，在国难时期，在国势上升时期，中国人似乎又总会暂时地超越“身体化”的存在，而出现“万众一心”的局面。然而，中国人的这种“人心”表现，顶多导致“爱国主义”与“统一运动”，而不能导致“个人”权利的确立。
中国人的人情味
中国式的烹调术是用“合二为一”的原理去制造“味”的。至于中国人的“人情味”也是用同样原理产生的，亦即是使我之中有你，你之中有我。因此，中国人对“人”的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亦即是必须用“二人”才能去定义任何一“人”。
这种二人对应关系就是心意的感通。唯有这种“感通”才能克服分离人与我之界限，造成一个包容人与我的感情磁力场。因此，中国人的“个体”并没有清晰明朗的“自我”疆界。 事实上，在日常待人接物的态度中，中国人就不喜欢过分地划清人与我的权利界限——这样做是会被认为“很难看”的。因此，如果双方一起出去吃饭，就会由衷地或仪式性地争着付款结账；如果双方一起乘车，就会由一方先付全部的车资，下一次再由对方替两人付出车资；如果一方托了另一方代购东西，想清还时，另一方也必须仪式性地表示：“算了！”
的确，中国人不喜欢在自己与亲属、朋友之间划分清楚的界线（与不认识的人，又当别论——详前）。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只是“很难看”，而且是“小气”、“自私”、“个人主义”，简言之，就是“不会做人”。
相形之下，西方新教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士之间的人际关系，就比较淡薄得多。家属成员在下一代成长以后，或各自独立之后，叶以多年不见面。如果他们之间感情特别好，则又当别论，但是这是由个人自己选择的，而不是由于一种未生下来之前已被固定了的承担义务。换而言之，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与出身的家庭不再发生任何关系，而凭本身的喜恶去重组自己的人际关系。不过，文化中既然缺乏强制性的感情设计，“人情味”就不可避免地淡薄得多。
笔者在居美多年以后发现：有些美国人即使在自己选择的朋友之间，也是将界线划得清清楚楚的。他们往往把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人情开始的时候先搞得清清楚楚，以免在不知不觉间会做出令对方不愉快之事，干扰对方的神经。因此，他们交友的方式是“大小人后君子”，其友情也多半维持在“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状态。
反观中国人的交友方式，则是尽量替对方的需要着想（姑勿论是真心的抑或为了是“做人”）。既然双方都不喜斤斤计较，因此彼此多吃一点亏也无所谓。但是，偶尔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因为人我界线不清楚，有时会踩在别人的脚趾上而浑然不觉，对方开始时也会隐忍不发，口头上甚至还说无所谓，结果日久积怨，反而“以君子始而小人终”。
这种情形，充分反映出：在中国文化中，个人没有，也不希望有牢固的自我疆界。他们宁愿让人与我之间相互渗透，彼此依赖。因此，中国人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倾向。这与西方加尔文教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是刚好相反的。后者强调的毋宁是“上帝只能帮助自助的人”。
这当然并不意味美国人是完全不肯帮助别人的，只是比去中国人来罕见得多，而且，他们对别人的帮助，必须由施恩惠者自己作主，而不是一种身不由己的、反射性的、不经疑问的、外加的承担义务。而且，这种偶一为之的施恩，往往是作为自己对入有好感的一种表示，而不是替别人代劳。因为，一来，他们很忙 别人利用．认为别人过分地依赖自己就是一种“剥削”；二来，自己过分地去照顾别人．也会被认为是对别人自主能力的一种侮辱，而且有用“人情债”去控制别人的嫌疑。因此，他们一般为人的原则是尽量少管他人的事务，在自己这一方则尽量做到以依靠自己为三，非到万不得已不去求人，甚至还以开口向人求助为耻。实在必须去打扰别人时，他们往往会这样问：“我能向你要求一个小恩惠吗？”（Can I ask you a small favor?）或者：“你能腾出几分钟吗？” (Can you spare a few minutes?）并且在事后总是要道谢。
如果中国人这样去要求自己的熟人，就会被认为是“见外”。的确，当笔者在大陆时，受熟人帮助后加以道谢，就受到“见外”的责备。他们认为：这样才是“做人”最起码的道理。因此，国内确实具有一种海外所没有的温情脉脉的气氛。
然而，这种“做人”的方式，在其他文化中就不一定吃得开。有些中国人到了美国，以为主动地替别人办事，就可以赢得别人的好感，以及多交朋友。然而，过分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作风，反而会引起对方的怀疑，认为这样不近人情的行为一定背后藏有动机，例如用“人情债”来将自己绑住之类。因此，为了避免失去对自身行动的决策权，一般美国人多半会躲避这样的“好意”。偶尔，在某些情形中，也会出现接受了“好意”而没有“礼尚往来”的例子。
中国人的这种人情味．在国内比在海外的华人中还要显著。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正是躲避了冷冰冰的现代法权关系，尽量保持传统人情味的制度。
的确，大陆人士熟人间古道热肠、急人之难的倾向，有过于港台的中国人。不少大陆的人仍然保持“鉴貌辨色”的古风。例如，有时候我只是闲谈中说起自己需要的东西，是漫不经意地提到的，事后就忘记了，但是在下次见面时对方却竟然已替我办妥。的确，中国人对陌生人虽然很粗暴，但是在需要“做人”的时刻却是“仁至义尽”的。有些时候，我拿了介绍信去另一个城市办事川文介绍信的人即使帮不上忙，也在大热天跑老远路来到宾馆中找我，而不要我本人出动。此外。还有这样的情形，只见过一次面的人，连名字也记不起．但是在公共汽车上碰到时却抢着替我购票。我在大陆时．偶尔也会与同一幢留学生楼内住的美国友人外出，有一次在上车后我立不稳，一时找不出钱买票，他却自顾自地只为自己买了一张票。因此．两者的态度形成很鲜明的对照。
将成人当儿童
一位法国的教育家认为：中国人将儿童当作成人，却将成人当作儿童。确实，在传统教育下，当儿童还是很小的时候，就要他们读圣贤之书。这些书，当然只有到了成年才能理解的，因此就要求儿童先去死背下来再说。然而，当一个人长大了以后，却又将他（她）当作是一个“不道德的主体”地处处去看管着他（她），连婚姻也没有选择的自由，因此基本上仍然将他（她）当作是不能自主的儿童。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种颠倒错乱的做法，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当儿童的心灵还很脆嫩的时候，就给其灌输“阶级仇恨在心里长了根”或者是盲目拥护一类东西。而当一个人长大了以后，又从多方面的安排，强烈地暗示他（她）是一个没有独立判断力的人，基本上将其当作是一个“性”还没有萌芽的儿童，因此连谈恋爱也诸多阻难。此外，还培养人用“类型化”而不是用具有“个体化”深度的方式去看人看事。因此，在“成人”看的小说与电影中，都一律搞黑白分明，一开场就知道“好人”是谁，“坏人”是谁——如此，可以省掉了十岁以下的儿童在电影开场时常要询问父母的问题。
然而，说中国人将成人当儿童则可，认为他们将儿童当成人，则牵涉到定义问题了。强迫儿童去接受他们的心灵发展阶段还未能吸收之事物，自然也可以算作是把儿童当作成人。然而，这并不意味去灌输他们“人格平等”的观念。因为，中国人既然将成人“儿童化”，搞到连成人的人格尊严都没有，还怎样去培养儿童的人格尊严。
因此，要儿童去吸收超出其理解力的事物，只是替未来将成人“儿童化”铺路。这种用外力强加的办法，正是为了去培养“他制他律的人格”的。换而言之，就是不要让内省式的“自我”基础出现。
在传统的私塾中，儿童必须去背诵其不理解的东西，自然使其对这种枯燥与阴郁的教育心怀恐惧，兴趣索然。因此，塾师的唯一方法，就是一个“严”字。他必须经常板起面孔来威吓学子们，而且多半还备有一根可以伸到教室中每一个角落的长竹竿，随时对以对不听话的或背不出书的学童敲下去。所有的这一 切，对儿童的。已身发展都是不健康的。
在今日的中国，当然已经不再存在这种情形。然而，为了不让内省式的“自我”浮现，因此在一个幼儿还未能选择之时，就灌输其某种思想的做法，却仍然是一种常情，如我参观幼儿园时看到他们唱颂伟人之歌。因此，这仍然是一种将“良知”国有化的程序设计。
至于中国人的传统家庭教育，也是朝着同一个方向。中国人要求父母们达到的理想标准是“严父慈母”。因此，母亲扮演的角色，必须是慈祥的，对子女纵容的，而父亲要扮演的角色，则必须是严厉的，对子女威吓的。一般来说，在五六岁以前，儿童是在“慈母”的纵容之下度过，五六岁之后，就处于“严父”的教鞭底下了（因此，在这里，“养”与“教”似乎也有一个形式上的分工）。
然而，不论是在谁的塑造下，都不是朝着“个体”的人格成 的方向发展。在中国这个没有个体“灵魂”的文化中，每一代训练下一代的“人格”，都是去符合“二人关系”创人格，必须在别人面前“做人”的人格，因此，也是“他制他律的人格”。“个性”既然无从出现，每一个人生活的意向遂集中在大家一样的“身体化”的需要之上，至于超乎自己的“身体化”需要的道德生活的主要内容，则表现为对别人日常生活——起居饮食——的关怀与照顾之上。这种建筑在“身体化”需求之上的“心意”，甚至还渗透到中国人的政治行为中。例如，中国人左派的统战方式，就是用“关心群众生活”的方式去使对方“交心”。因此，中国人的“大同”境界，也只能是具有“亲民”基础的集权主义。
在家庭中，“慈母”对子女的照顾，一般来说是“养”，但也只能涉及“身体化”的需要——饮食、穿衣、睡眠——其中义以“饮食”为主要内容。本来，世界各地的父母对幼儿也只能照顾到这一个地步，因为“人格”之形成乃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是不能代劳的。然而，中国人对下一代的教养，并不着重发展“个性”，而只是要其去迎合别人，亦即是培养“和为贵”与“息争”的态度。而且，中国人对子女的感情训练，也不是准备使其独立，而是使其永远地对自己依附。因此，就将这个以满足口欲为主的“身体化”阶段无限地延续下去，亦即是永远将其当作是只处在一个阶段的人。一个人即使到了三四十岁也好，在“慈母”眼中，却永远将其当作是一个必须常常用食物填塞的“小宝宝”，而不是当作是一个“性”已经萌芽了的成人——在这一个方面，上一代永远是采取讳莫如深之态度的。因此，中国人不论在思想感情方面，抑或是身形体态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非性化”倾向。
这种永远将儿女当作是“小宝宝”的作风．可以用鲁迅的一段话下评语：“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鲁迅：《热风》．人民又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页。）“二十四孝”中“老莱娱亲”的故事，就很明显地表达了一个人在父母面前的永恒童年状态。
中国社会要求“严父”做到的，义是另一种任务，那就是“教”。如上所述，中国文化注重培养的，是一种“他制他律的人格”，因此必须把每一个“个人”都当作是“不道德的主体”，而不是一个用内省的方式作自我决定的“良知主体”或“权利主体”。因此，就不去训练每一个人用“选择”或“批判”的方式去接受社会的规范，而必须像驯服野兽一般，用外力将它制服。“严父”为了完成这一项任务，就必须用威吓的手段，甚至出手到“打”。即使一个人的气质是不严厉的，在子女面前也必须装出这副面孔，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害了下一代。正如《三字经》所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严父”既然是用驯兽的方式去“教养”子女的，因此。在对即使已经成年的子女施以打骂时，就往往以“畜牲”称之。然而，假如驯兽师的电鞭没法除净狮子与老虎体内最后剩余的一点兽性，那么，中国人的这种“他制他律”的方式，除了在人格的主要内容方面造成没有个性，没有尊严，逆来顺受的态度之外，也是没法子除净人的最后一点“私心”的．就如同在“天下为公”的国有化一统体制底下，永远也没法子铲除“自留地”一般。然而，这个“私心”是没有合法地位的，而且是不知道如何由自己去控制的，因此，一有机会就会在公众头上倒屎倒尿。（详下“中国人的'私心’”这一个分节。）
因此，中国人遂永远地被保持在一个“他制他律”的童年状态中。鲁迅说得好：中国人“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鲁迅：《热风》．人民又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页。）
不敢让自己太有吸引力
当一个西方人受到别人的称赞时，他总是说：“谢谢广亦即是接受的意思。而当一个中国人面临同样的场合时，却总是赶紧地连声说：“我不行！我不行！”
后一种情形，可以只是一种谦辞，听的人往往心里很受用，但是在表面上总要谦虚一番，因此并没有妄自菲薄的意思。然而，对很多人——尤其是青少年——来说，却是出自真心的惊然，因为中国文化没有促使个人对自己有太高的估价。
的确，中国人一代对一代的教养，只是使人“快高长大”，并没有让他去形成坚强明确的“自我”，反而是教他如何在别人“面”前不要过分表现“自我”。于是，在“羞耻感文化”作祟下，就不只是听到别人当“面”称赞自己时，会“脸”红，即使是偶尔“面”临“对方”自夸的场合，也会替他“脸”红，热血会冲到耳根子里，甚至背发冷汗。因此，如果有中国人像美国总统候选人那样公开地说：“我将是你们选出来的最好的总统，请投我一票！”就真正是“晤怕面增”。
因此，中国人不是互相铲平的话，就是白我铲平，即使在家庭内，如果子女当众说自我欣赏的话，上一辈就会作出做人要谦虚一点的告诫，或者，掉过头来，如果母亲当客人的“面”称赞自己女儿，后者亦会急着抗议：“阿妈啊！……”
一个人如果不具备制造吸引力的心理化学，即使穿上华服或抹上浓妆，也是无补于事的。不论一个人如何妆扮，无知无欲的儿童化心理状态、中性化的外观与体态、不见七情六欲的“好人”表情，或因“非性化”而造成的不愉悦表情——无论是“嬲爆爆”、“面臭臭”，抑或“吃冷猪肉”——都会破坏整个美感效果。一般来说，香港人的衣着比美国人还要讲究，有的还引进“名牌”欧洲时装，然而，因为身上缺乏鲜明的“性格”轮廓，因此并不能达到法、意人士同样的效果，反而会给人一种着在空架子上的感觉。
外形的美感往往是“性格”的表现，因此，不一定要华服与盛装，更主要的因素是符合自己的个性。例如，在美国校园中看到一些从乡下来的女学生，一年级时还穿得很整齐，但也很“土”，上了二三年级后，她们就让自己的“个性”发挥出来了，有时梳起个非洲发型，穿起比较不整齐的服装，反而更胜于前。因此，如果不具备心中挥洒自如这个“个性”的因素，那么，即使学别人身上穿着好看的衣服，面上涂上化妆品，也不见得创造了什么美感。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大陆，女的几乎一律是“清汤挂面”，男的则一律被搞到像“霉干菜”一般，再加上黯淡的建筑物，结果，灰色就成为了人文景色的主调。这基本上是一种反对生命的气氛。因为，连懂得一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如果将一个人放在五颜六色的百花圃中，他的心理景色也必定会被照亮起来，人也跟着“活”起来；然而，如果将他放在一个四面灰墙的斗室中，他的心理景色也势必变成灰色，而人的精神也会“沉”下去。
有人认为，这是大陆当时经济落后的结果。笔者绝对不同意这种看法。一来，80年代以前的大陆服装，为了将人的线条掩盖起来，往往就用掉过多的布料。例如，男装的裤．除了裤管过于宽大之外，还将束腰的地方定在肚腹之上，而不是像国外那般定在腰下。因此，如果不是为了“道德上”的原因，就至少可以 省下十亿尺布。此外，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就没有如汉族那样搞到“霉干菜”一般。笔者到过新疆，发现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的服饰就很鲜艳，女的全部带耳环，而且，他们穿的其实也不算什么民族服饰，反而有点接近苏联境内以及中东的土耳其人西式服装。然而，在这些地区，凡是汉族气氛所到之地，就是灰压压的一片。
此外，也不能说这是“封建残余”，因为，这个铲掉“个人”吸引力的“存天理，灭人欲”倾向，只有到了建国以后一个特定的时期，才发扬至最高峰，而且还在群众性的广大范围内展现。这是典型的中国人“良知系统”的表现，而不是什么“封建社会”的表现。今日处于真正“封建社会”下的阿拉伯人，反而产生了比西方男士更具雄风的男性，他们懂得如何去制造自身的魅力，就如同游牧民族懂得如何去培养良马的鬃毛色泽一般。至于中国的男性，则往往是垮垮的。
这个由“死亡崇拜”造成的灰色景象，其实只是不生不死状态在外形方面的一个表现。这个状态，一方面保证每一个人的生物性的生存（亦即是“身体化”的需要），另一方面却不让整个生存具有太大的吸引力。这种心态，往往还反映在其他方面。例如，当时有中外合资拍电影之举，在剧本方面总因浪漫情节过多而屡遭中国方面要求删改，因此，外国电影丁作者就说：把情节弄得越乏味，中方就越容易接受。
显然地，一个人在一方面不让自己有吸引力，在其他方面也不会注重吸引力的，而且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因素存在。当时有一位替公司常驻北京的美国旧同学告诉我：她曾经将一个样品交付大陆的工厂试制，同时也将同一样品交托其他国家试制，这种试制是竞争性质的，看谁试制得最好，就将这个产品交 给它去生产。然而，当时中国公司将试制品交回来以后，却走了样，她去询问，得到的答案却是：“你们的要求太高！”使她对中国人缺乏“优胜”的观念感到大惑不解。
确实，一个使自己也不具有吸引力的人，又怎会去考虑到其他事物的吸引力。中国文化搞“自我压缩”的“死亡崇拜”，的确也做到了对好的与坏的感觉都麻木的状态——它是生中之死，换而言之，是一种慢性死亡。
到目前为正，“人”的状态并不是顶理想的，他还可以朝更好的方向进展，因此尼采认为“人”是一个必须被超越的东西。
存在就是“胃”感知
王绍培
存在就是被感知，这是英国哲学家贝克莱的著名短语，也是他的哲学意见。这当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换个角度去看，他的话其实比较近情近理呢。
或者说比较近中国人的心思。王阳明的《传习录》中有这样一段：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林语堂也是感官至上或者肉体至上主义者。他说：
鬼魂或者天使，如没有肉体，真等于一种可怕的刑罚：看见一泓清水，没有脚可以伸下去享受一下；看见一盆北平或长岛的鸭肉，却没有舌头可以尝它的滋味；看见烘饼，却没有牙齿可以咀嚼；看见我们亲爱的人们的脸蛋，但我们无法把情感表现出来。
王阳明的话比较诗意。林语堂的话比较“食意”———因为他两度说到吃。写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孙隆基多次说到中国人之爱吃、善吃，确是世界第一。比如，他说，先是在香港、后来在台湾，都看见一层又层的酒楼，这是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的现象。在日本，倒是有一层又层的书店，也是世界仅见。孙隆基写到：
在美国人的文化潜意识中，对过分强调“吃”存在着一种恐惧感。在清教徒文化的深层，恍惚隐约地会意识到：贪饕是一个人不会“得救”的外在行为密码。
日本人按说更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对“吃”的态度更像清教徒，他们食物的量总是那么不足。在宫崎骏的动漫《千与千寻》中，千寻的父母一开始就因为状如饕餮之徒大快朵颐而变成了猪——这个意象看来也是意味深长的。
孙隆基看见的酒楼连城的现象，现在也在深圳以及其他经济富裕的地方出现了。“食街”显然是城市中最具扩张性的空间，它迅速地进入每一个社区。在食街，永远车如流水马如龙。
你可以从老百姓的话里知道，吃其实就是我们的终极价值或谓终极关怀。当听说某人去世，有人问，他吃没有吃过，喝没有喝过？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这个问话的人就会说，那就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如果这个人要表达一下他的存在观，那应该是：存在就是“胃”感知。
中国文化与政治的渊源
如果按人口基数的比例，全球拥有６０亿人口，中国拥有了１３亿，占全球人口的２１％，再怎么样摊上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概率不至于为“０”吧，但事实上，我们的确为“０”，究竟是何原因促使它为“０”呢？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想探个究竟。
文字做为文明的标志，现在有史考证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甲骨文，然甲骨文的成形源于最初人类在生产实践活动中，通过眼睛对外界事物的映象，并通过大脑思维的加工，整合成一个象形的标记表达在特定范围内人个体从印象认识到抽象认识的一个符号。
然做为中国第一次“文艺复兴”的“春秋战国”为什么能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文艺百舸争流的格局？刚开始，我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尝试着用“五·四”来解释这一现象，倒还可以行的通，难道历史真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是一段诸侯割锯的历史，也是社会转型的过度阶段，在那物资匮乏的特定时空，吞并与反吞并，凭借的是武力悬殊的对比。而此期间中国的文艺也正上演着兼并与反兼并的思想撞击，这种环境正是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温室和成长周期。后来秦赢政干掉了其他６国，完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割锯的整合，建立起第一个王朝。中国的文艺也开始由“双百”的局面逐暂被老孔的“一'支’独秀”所代替，并渐渐地成为中国封建贵族的文化干流。中国文艺也从学术流派的对垒演变成政治的附属物。
在隋朝中，中国文艺虽谈不上有什么建树，但可以说它是一个聚结的阶段，为唐朝文艺鼎盛养精蓄锐。但好景不长，这“流光溢彩” 唐文艺很快就被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艺截流”——“梵书坑儒”所摧残，中国历史上出现第一次明显的用政治手段干预文艺悲剧。从而使着中国文艺陷入了低谷。这一点也可从中国文艺的传承方式得到一些应证。从“唐诗――》宋词――》元、明曲” 其表现手法上是越来越隐晦、委婉。到了清朝曾有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的句子，而走上了断头台，用政治手段干预文艺走向了极端，但也在这期间出现了《红楼梦》、《西游记》这样表达迂回却不乏抗争的巨著。
到了近代，中国第二次“文艺复兴”的“五·四”，促成其形成的社会环境和春秋战国并没有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只不过是时空上的不同，其社会背景与政治气候是相同的。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较量，以春秋战国比起来揉合进去了很多政治成份。
到了现代，“文革”是中国历史的第二次文艺截流，这一次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来的彻底和惨绝人寰。这一场浩劫已经把中国仅存的文艺化整为零，虽然只有１０年，但它的出现形成了整个中国文艺的断层带。
自从文艺与政治揉合到了一块时，文艺就成了政治的附属品，这决定了必要时它必须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似乎奠定和贯穿整个封建王朝的政治格局。中国文艺是中国政治的附属物，这使着中国文艺被局限中国政治的框框内，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发展势态。由于组成中国皇权政治是一个具有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型结构，而这种结构也影响了中国文艺，这就好比中国政治是一棵树，中国文艺是这棵树众多支干的一个分支，不管支干如何成长，它还是立足于这棵树。
政治与中国文化关系就是“父子关系”，而这关系就决定着中国文艺受制于政治，那么，老子打小子是理所当然，也是老子教化小子的途径（手段），因为老子是为小子好“望子成龙”嘛！；小子对老子偏激、出格或表现有所反逆，这还了得，这不是挑战权威！对老子不敬！立即遭到扼杀和压制。所以，在中国你不必惊慌，“道德完人”和“刽子手”可以是汇聚一身于一人。
但中国政治又是怎么样？中国的官员为什么对“父母官”的称呼乐此不疲？，喜欢把自己当成是人民的“父母官”，这里也就折射出中国王朝政治的一个深层结构问题：虚化自己对公共资源的占用，强化自己对民众的作用，按照立法原则“权利＝义务”，官员享用公共资源，那么就必须为民众提供服务，这是体现“权利＝义务”，但“父母官”的出炉，适合中国人的习惯思维，那么官员享用公共资源是应该的，教化他的子民也是应该，但从不体现义务，这样说有点抽象，打个比方吧，我们叫我们的官员为“父母官”这无形中就体现了官与民是“父子关系”，“父亲”的名字子民是不能随便乱叫的，这样就勾勒出“金字塔”型政治构筑的基本原理。而这此，在西方你根本找不到，而是老子叫小子是直呼其名，或小子叫老子也是直呼其名，这体现西方政治范畴是以一种平等关系为基础的。
虽然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按理说，文艺应该从政治上被剥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干流，可惜的是我们身上流淌的血液已经被原来的运作思维所渗透和定格。但多年来我们业已形成的一个文化体系是与中国政治为基础向外的辐射型，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极为平常，因为它已经溶入到我们的血液中。打个比方，我向你问路，我该怎么称呼你？叫'同志’？（这话要在广东立马遭白眼，其实这词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歧义了）那么用“喂”，对方会不会认为你没大没小的，而不于理睬你的问题？这么一来“大伯、大哥、叔叔”就理所当然成为了首选了，或许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感觉这很正常，但只要你静下来好好地想一下，那就是极不正常了，这也折射出我们的政治是一种亲族关系的政治。原本我和我问路的对象是一组陌生的关系，可这么一叫，这询问者与被询问者的关系是不是马上出现了一种“层递关系”，虽然我们在潜意识中并不一定完全这么认为，但实事上这样的表达方式就是一种层递关系，因为我管我询问的对象叫“大伯、大哥、叔叔”，是不标志着我们的关系已经晋级？你是我的长辈，我在“金字塔”构筑的体系中，把你往我的上游放，使你成为我暂时的“大伯、大哥、叔叔”那接下来的逻辑是不是你该回答我的问题？这就是政治派生出来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社会观念里始终是把亲族关系放在了第一主体，然后围绕这一体系延伸出去，由亲疏来决定对人的态度，这就是中国文化与政治联婚而产生了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畸形。
比如再看看我们的司法结构，在我们传统的法律观念里头不存在不讲情面的这个原则，所以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就成为了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独特的“杂合词”（为什么叫“杂合词”因为我也分不清它到底是属于词类的那一种［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所以我自己管它叫“杂合词”）中国的法官要权衡的一个很大成分叫“情理”，而这些在西方的法官看来，是太不可思议了，因为他们所尊循的是一种契约关系，比如一个家伙上国道上抢劫，在中国非严打期间和严打期间，法官的量刑是绝对不一样的，这里面所涉及的还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严打期间犯事，那就是“顶风作案、影响恶劣”，那什么又是顶风作案和影响恶劣呢？因为作案者挑战的是权威嘛！所以本来判２０年的案子，在严打期间就有可能被拉出去“砍”了，这在西方法官系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因为这法律的弹性和可拉伸的幅度太大了。
中国皇权政治体系中还有一条主线也一直贯穿始终，并延续至今。这种奇特的皇权政治的派生物也是中国社会独特的，绝无仅有的。比如我们的父母常用“听话”来评价孩子好坏，我们的某些上级官员也用“听话”来评价一个好下属，这是政治范畴里的尽忠问题，是否尽忠被当成判断一个人价值的标准，并成为单位领导选拔的一种依据。这都是中国政治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有文化”。
发展建立一个健康的文化体系，就必须把文化从政治中剥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干流，如果不能改造深层结构的问题，那就不必指望能拥有一个健康的文化体系，因为这些东西已经成为我们根深蒂固价值观的一部分了。
不要害怕批评，社会总是在批判中成长，绝对不是在一片歌功颂德中壮大。受伤的心灵需要的是倾诉的对象，堆积的熔岩寻找的是岩浆的出口，这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历史的进步。
大约在十七八年前，有一本书悄悄地在大学里流传，与其说书，不如说是一份复印本，篇名叫“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名为孙隆基，一个大家都不熟悉的名字。据说他是香港人，而且到美国留的学。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份复印本，书角已经卷起，字迹模模糊糊，不知道已经是原本的第几代曾孙，上面还布满了各色各样的手印、油迹和警句式的批注——我已记不清有多少人曾经向我借阅过，虽然不是禁书，但毕竟是港台出版物，物以稀为贵。
那个时候，正是“文化热”如火如荼的时候。文化人见了面，就要谈文化。书也是这样，只要染上“文化”二字，就立即洛阳纸贵，印个四五万册，是家常便饭之事。在这本书里，孙氏不仅谈文化，而且还是文化的深层结构，这就不能不撩拨起大家的好奇心了。
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运动，如今的正式学名叫作“新启蒙运动”。在那场运动中，有两个热中之热，一个是中国文化热，另一个是深层结构热。那个时候，改革阻力重重，知识分子相信，之所以如此，乃是中国的国民性有问题，中国文化有问题，一言以蔽之，民智未开。故此，知识分子乃重祭五四之大旗，继续前辈启蒙之大业，深入揭批传统中国文化。恰巧，文化热中，有两位西洋学者在中国红得发紫，一位叫弗洛伊德，另一位是列维·斯特劳斯。弗洛伊德告诉大家，不要看文明人模狗样的，其实人的意识有表层、深层之分，那深层的潜意识里，不知道埋藏着多少弑父情结，可怕得很。斯特劳斯又将这表层、深层推演到了文化身上，拼命挖掘文化的深层结构。
于是，大家相信，人性也好，文化也好，原来都有其不可告人的深层结构，启蒙就是将深层发掘出来，让被二千年专制迷魂汤灌昏了的平民百姓幡然醒悟。就像刘心武当年那篇脍炙人口的小说：《醒来吧，弟弟！》。
是啊，永远敬爱的鲁迅先生不也借狂人之口，横竖睡不着，索性起来翻圣人之书，最后从书缝里面读出两个字：吃人？吃人的文化，吃人的国民性。那就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那本传阅得已经破破烂烂的复印本，颇得鲁迅之遗风，通篇揭露的就是中国文化的吃人本质。我后来才知道，孙氏对鲁迅颇下研究苦功，又是史学出身，所以，挖起中国的祖坟来，可谓快准狠。当年，风靡一时的港台作家，李敖、柏杨之辈，再加上这位孙隆基，都有史家背景，疑古疑古再疑古，揭批揭批再揭批，将五四时期胡适提倡的捉鬼精神大大发扬光大了一番。
1980年代，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也是一个无知者无畏的年代。文化，对于今天的文化人，已经变成一块敲门砖，是为稻粱谋的饭碗。而对当年的启蒙者来说，却是一部真诚与之作战的风车。当时光流逝，风景不再，回眸当年的唐·吉诃德精神，不能不忆起这本《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几乎与李敖、柏杨作品齐名的战斗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