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景色的诗句有哪些:谈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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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季羡林先生谈学问人生
(2009-01-26 19:58:56)
两年前，83岁高龄的季羡林提出“重塑文化，整理国学”的口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响应。今天，他还是一如往昔地耕耘着。最近在95. 5期《十月》和95. 5期《收获》上分别看到他的散文作品《听雨》和《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两篇文章的确写得老到隽永，不必说了。这次采访前，我给他打了电话，意外的惊喜中，我冒着灰蒙蒙的小雨骑车出发了，因为他居然说可立即见我。
我在楼道口放好车子，顾不上喘气就敲起了门，是他的孙子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开的门，但是季老居然在门后迎候着，连说:“进来，进来。”
一落座，我们象老朋友一样拉开了话匣子。季老还是那么朴素，戴着农村老人常戴的那种尼龙帽，穿着对襟小夹袄，一点也不象一位学者。我不禁想到流传到北大的那个小故事。大概是五六年前吧，一位刚入校的新生从接待车上下来，他见到一位农村老人站在不远处，以为是校工友，便走到旁边让他看着行李，自己则去报名处看看。大概过了半个钟头，这位学生回来时，老人仍低着头看着他的东西，便轻松说了声“谢谢”走了。隔了几天，他在新生开学典礼上竟在主席台上看见了这位老人，原来是副校长季羡林大师。不能埋怨那位学生，如果不认识季老的话，谁都或许会那样做的。季老太朴实了，朴实的让你不忍心。比如，在短短两个钟头的采访中，来拜访季老的不下十人次，而每一次季老都是热情接待，临走是必送到门口的。想一想，象他这么85周岁高龄的人，即使对来访者坐在椅上点点头都不会有人介意的，可他非要来去都起身，对年纪长的，对年纪轻的，一视同仁。
季老讲他正在写一篇千字文，内容是人生怎么去对待。他说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搏斗。每个人都是被动的产物，连出生都这样，皇帝圣人无不如此。人的一生一定会遇到许多问题，包括困难，包括烦恼。没有烦恼的人是没有的，保守讲，恐怕极少极少。即使皇帝那么了不起吧，也有烦恼，象争夺皇位和与外域的斗争，等等，不一而足。李世民和武则天费尽心机坐了皇位，可又出现了新的烦恼，都想长生，秦始皇汉武帝求仙药不必说了，连李世民都是吃了印度进献的不老药死的，毒死的。武则天到晚年，明白了要死时，还有烦恼，传位是子还是侄还要问大臣狄仁杰。她拿不定主意，一面怕这，一面怕那。一个人欲望没有止境，所以如此。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有愉快的时候，也有烦恼的时候。谈到这里，季老指着自己说，80多岁的老人如此，又指指我，“20多岁的小伙子也如此。”我们情不自禁相视而笑，我心中的不安渐渐释放干净。季老接着讲，面对困难，不要低头。这是老生常谈，却很难做到。首先要积极，思想上认为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不怨天不尤人，想办法解决。人生许多问题90%都能解决，实在解决不了当然就有自杀的方式，不过还是尽量别这样作。思想上认为困难不可避免有好处，如果认为没有就是怪事，很麻烦。
话越来越自然，季老朝刚才开门的那个小孩的屋子一指，提到孩子们看电视爱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的问题，指出人的一生怎么去对待也面临这一问题:做好人，还是坏人?季老觉得世界就有两种人，没有中不溜儿的。他区分好人坏人的标准是:替自己着想，还是替别人着想。清教徒没有，50%替别人着想算及格，50%以上的层次更高，没有百分之百的是替别人着想的人。曹操有一句话“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是典型的坏人的话。完完全全替自己着想的人是有的。当然《三国演义》是拥刘反曹的，曹操具体到历史上还不是的，如果他真要那样的话，就没有那么多人拥护他。一个人尽量莫做对不起人的事，特别是耍手腕，玩弄欺诈之术，那样就是坏人。好人坏人为什么会有，有的人就狡猾，有的人就老实，不好讲。中国有句古话“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例如，鲁迅和周作人，一个“横眉冷对”坏人，一个做汉奸，两个人的早期经历完全相似。所以后天环境影响不能否认，先天的秉性也不能来否认。人贵有自知之明，但是有的坏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他们缺乏文化。而且，好人和坏人不是不变的，象汪精卫，他早年是个好人，曾经舍命要杀摄政王，写了首五律诗，“慷慨歌燕市, 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后来变了，人民公敌。因此，一个人还能改变，而且能变得从南极到北极。
不知不觉，一个钟头过去了，季老突然问我知道不知道“百忍家声”的说法，我摇了摇头，他说这是唐朝一个姓张的宰相的话。当时，张宰相家有百余口，却都相濡以沫过得十分恬淡，以致皇帝到他家后很惊讶，因为此时皇帝正为宫中不睦的事忧心，便问其家政怎么如此好，张宰相就写了这四个字。大概人都要忍，多替别人着想，不要无限要求。以“忍”为上，我们又回到了开头的话题，怎么样对待人生中的问题，特别是困难。话虽散，主旨却紧凑。季老把人生的问题分两种，一种是物质上的，一种是精神上的。他认为物质上的问题首先要忍，然后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例如他在德国留学期间，一月才120马克，房租约占40%多，吃饭差不多，手中几乎没有余钱。他在德国住了很久，也没旅游，一则因为“阮囊羞涩”，一则想多念一点书，靠着“忍”和自己力量，一切都过去了。精神上的问题，得首先承认人的一生不是永远顺利的，既然如此，心情就得舒畅。那些自杀的，有的不过是神经病，例如梵高和尼采，年青人最好莫效仿。佛经讲“人生无常，人生皆苦”，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出家，其实出家也解脱不了。季老比较赞成道家的人生哲学“顺其自然”一说，说着吟了一首古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多独虑”，大概是一句偈语吧。另外，他很欣赏儒家的思想，“尽人事而听天命”，一边讲一边在我递过的本子上写了这七个字，字体开朗大方，端庄俊靓。我仿佛看见了他挑灯夜读，穷尽文山书海的景象，不禁肃然凝起了双眉。季老接着打了个比方，如追求一个女孩，虽然用尽心力，可人家主观上就是不同意，有力量也没法施展，只能听天由命，别勉强了。说着，我们都提到陈岱老当年三人，都这样，至今独身，这就叫顺其自然，做得很见大学者的风范，体现了一代大师的文化修养。
我看时间不多了，赶忙问了一个自己很关心的话题，大概是看了他的《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吧，我问他对青年人寄予什么心声。季老笑了。他说他不服老，虽然人家认为他老了。他一直关心青年人，对他们的情况能算得上了解。他强调指出，一个人生活，不是有钱和享受就有价值和意义。现在，的确有一股不太正的风气，拜金热似乎一浪高一浪，很多年轻人卷人了吃喝玩乐的暗流中。为此，他告诫人们，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不能靠这些人，还得靠少数能抵抗物质诱惑的“好人”。在眼前，能做到这一点很难，得忍受住贫困和怨言闲话的干扰。他认为范文澜老先生的对联依然有用，“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句话到今天还有用。我们国家的希望不在大款身上，大款是昙花一现的，说不好听的，要有“粪土”他们的气概。社会需要文化，民族需要文化，大大赞美那些支持文化的大款，例如邵逸夫等少数人，替中国的文化立了功，大大呼吁那些不支持文化的大款，不支持文化是大过。鲁迅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一文曾提到过“中国的脊梁”一词，现在还需要“脊梁”，希望青年人珍重。我知道季老说这话的含义，他的忧患并不是无的放矢的，虽然现在是高科技时代，我们依然面临许多影响人类生存的大问题:人口爆炸，大自然污染，生态平衡失调，粮食生产有限，等等，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已与人类的生存相连，季老以他文化人的敏锐洞察力看到了。这位八十五岁高龄的人的确没有老，他的内心涌满了怀抱世界的激情和对人生的关注。
（本文最初发表在1996年6期《中国人才》杂志，荣获该刊年度二等奖，偶然找到，不胜唏嘘。）
浅谈学问
类别：百家杂谈 作者：少陵散客 [个人杂文集] 日期：2011-11-13 18:51:05
编者按：文章开篇揭示了“学者”的含义，揭示了学者的本质特征。接着联系现实，分析了今天中国所谓“学者”们的现状。文章以钱学森和李开复为例，说明了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揭示了中国环境对教育的制约。文章表达出的忧思，也是对现状的鞭挞。
求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
李政道与青少年谈学问
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什么样的做学问之道？这是每个热爱科学的青少年都感兴趣的话题。
6月14日下午，北京市青少年科学俱乐部的50多名中学生有幸聆听了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关于学问的"秘诀"。在中国科技馆，李政道和青少年科学爱好者进行了短暂的交流。在回答了一些提问之后，73岁高龄的李政道教授拿起笔在白纸上写下他的学问之道--
"求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
12个字，非常简练。李教授解释，这几句话中包含4个"学"字，3个"问"字，1个"答"字。这就是学问的奥妙所在。
李政道教授对青少年提出的问题表示欣赏。
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介绍，李教授在29岁就完成了为他赢得诺贝尔奖的主要成果，30岁就成为教授。不断地刨根问底，是他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张东操）
《中国青年报》 2000年06月16日
梁漱溟谈学问
一说到学问，普通人总以为知道很多，处处显得很渊博，才算学问，其实就是渊博也不算学问。什么才是学问？学问就是能将眼前的道理、材料系统化、深刻化。扼要地说，就是“学问贵能得要”，能得要才算学问。如何才是得要？就是在自己这一方面能从许多东西中简而约之成为几个简单的要点，甚至只为几个意思变化起来，就让人家看着觉得无穷无尽。所以在有学问的人，没有觉得学问是复杂的，在他身上没没有觉得有什么，很轻松，真是虚如无物。如果一个人觉得背了很多学问的样子，刚这个人必非学问家。学问家以能得要，故觉得要，故觉轻松、爽适、简单。和人讲学问亦不往难处讲，只是平常地讲，而能讲之不尽，让大家看来很多。如果能得要，将所有的东西记下来，则你必定觉得负担很重，很为累赘，不能随意运用。所以说学问贵能得要。得要就是心得、自得!
再则学问也是我们脑筋对宇宙形形色色许多材料的吸收消化。吸收不多是不是行，消化不了更不行。在学问里面你要能自己进得去而又出得来，这就是有活的生命，而不被书本知识所压倒。若被书本知识所压倒，则所消化太少，自得太少。在佛家禅宗的书里面，叙述一个故事，讲一个大师对许多和尚说：“你们虽有一车兵器而不能用，老僧虽只寸铁，便能杀人。”这寸铁是他自己的，所以有用，别人虽然眼前摆着许多兵器，但与自己无关，运用不来；这就是在乎一自得，一不自得也。问题来了，能认识，能判断，能抓住问题的中心所在，这就是有用，就是有学问；问题来了茫然地不能认识问题诀窍，不能判断，不能解决，这就是无学问。
谈学问
高尚玉
(2011-08-07 15:25:50)
俗语说，某人真有学问，意思是说某人知识真渊博。学问就是知识。“学问”这个名词很有意思，它是由两个动词构成的，“学”和“问”。就是说，人所具有的知识是靠勤奋地一学、二问得来的。
学——人的一生，从幼儿、小学、中学到大学很多的时间是听老师讲课，听讲课是学知识极端重要的方面，必须认真听好每节课；再就是苦读；其次是实践中学，不实践不动手，掌握不了真知识。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张颔只有小学毕业，上学很少，但他靠苦读和艰苦地实践成了大学者。他读了很多书，也能背诵很多书。他说背书的秘诀是“死功夫、硬功夫、苦功夫”。记忆也一样，“用进废退”，记忆的知识越多，记忆能力就越强。
问——就是不懂的问题，要问老师、问同学、问同事，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吾师。多问会使你更快地理解问题，更快地掌握知识。但“问”往往被人们忽视。不少年轻人自己不懂的问题，不愿问人。喜欢自己看书，喜欢自己独立思考，觉得问人不光彩。浪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哪能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呢。其实“问”与“学”是同等重要的问题。问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往往一个不懂的问题，看几遍书，几十分钟，甚至几小时都不懂，问问人几分钟就懂了。上大学时，我班有一个同学，智商并不高，但每次考试，分数都是班里最高的。此人最大的特点是“问”。不懂就问，走到哪里，问到那里。问老师、问同学，不放过一分钟地问。课间休息时，他一个人把老师佔住了，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问，别的同学没法提问题。上答疑课时，老师的大部分时间也被他佔用。当然平时他也苦读，不苦读也不会有问题。他“学”、“问”兼顾，掌握得很好，尤其充分发挥了“问”的效果。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有价值”。也可以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有价值，因为首先发现问题，才能提出问题。发现了问题,不提出来也没用。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都是极端重要的！尤其应当及时提出问题！如何发现和提出问题呢?多学习,多实践，多观察,多思考都是发现和提出问题的关键。“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发明与创新，来源于大脑的思考。
伟人毛泽东特别强调“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也是“问”的过程。强调走到哪里，就调查研究到哪里。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学问，没有学问的人怎么能有发言权呢？
什么是知识，世界名人培根说过：“世界上的一切知识都只不过是记忆”。世界上的伟人和大学者，记忆能力都很强，记忆了很多很多知识，解决起问题来得心应手。学也问了，问也问了，但是什么都没记住，脑中一片空白，这算你有学问吗，当然不算，学问仍然是别人的。所以，一学、二问、三记住，才算你自己有学问。 2007年6月作
朱光潜《谈学问》
2008-07-07 10:00:17 来自:尘
这是一个大题目，不易谈，因为许多人对它有很大的误解，却又不能不谈。最大的误解在把学问和读书看成一件事。子弟进学校不说是“求学”而说是“读书”，学子向来叫做“读书人”粗通外国文者在应该用“学习”（learn）或“治学”（study）等字时常用“阅读”（read）来代替。这种传统观念的错误影响到我国整个教育的倾向。各级学校大半把教育缩为知识传授，而知识传授的途径就只有读书，教员只是“教书人”。这种错误的观念如果不改正，教育和学问恐怕就没有走上正轨的希望。如果我们稍加思索，它也应该不难改正。学是学习，问是追问。世间可学习可追问的事理甚多，知识技能须学问，品格修养也还须学问；读书人须学问，农工商兵也还须学问，各行有各行的“行径”。学问是任何人对于任何事理，由不知求知，由不能求能的一套工夫。它的的范围无限，人生一切活动，宇宙一切现象和真理，莫不包含内。学问的方法甚多，人从堕地出世，没有一天不在学问。有些学问由仿效得来的，也有些学问是由尝试、思索、体验和涵养得来。读书不过是学问的方法之一种，它当然很重要，却并非唯一。朱子教门徒，一再申说“读书学者第二事。”有许多读书人实在并非在做学问，也有许多实在做学问的人并不专靠读书，制造文字——书的要素——是一种绝大学问，而首先制造文字的人就根本无书可读，许多其它学问都可由此类推。子路的“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一句话本身并不错，孔子骂他，只是讨厌他说这话的动机在辩护让一个青年学子去做官，也并没有说它本身错。
一般人常埋怨现在青年对于学问没有浓厚的兴趣。就个人任教的经验说，我也有这样的观感。平心而论，这大半要归咎我们“教书人”。把学问看成 “教书”“读书”一个错误的观念如果不全是我们养成的，至少我们未曾设法纠正。而且我们自己又没有好生学问，给青年学子树一个好榜样，可以激励他们的志气，提起他们的兴趣。此外，社会上一般人对于学问的性质和功用所存的误解也不无关系。近代西方学者常把纯理的学问和应用的学问分开，以为治应用的学问是有所为而为，治纯理的学问是无所为而为。他们怕学问全落到应用一条窄路上，尝设法替无所为而为的学问辩护，说它且“无用”，却可满足人类的求知欲。这种用心很可佩服，而措词却不甚正确。学问起于生活的需要，世间绝没有一种学问无用，不过“用”的意义有广狭之别。学得一种学问，就可以有一种技能，拿它来应用于实际事业，如学得数学几何三角就可以去算帐、测量、建筑、制造机械，这是最正常的“用”字的狭义。学得一点知识技能，就混得一种资格，可以谋一个职业，解决饭碗问题，这就是功利主义的“用”字的狭义。但是学问的功用并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学问的最大功用并不在此。心理学者研究智力，有普通智力与特殊智力的分别；古人和今人品题人物，都有通才与专才的分别。学问的功用也可以说有“通”有“专”。治数学即应用于计算数量，这是学问的专用；治数学而变成一个思想缜密、性格和谐、善于立身处世的人，这是学问的通用。学问在实际上确有这种通用。就智慧说，学问是训练思想的工具。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必定知识丰富，思想锐敏，洞达事理，处任何环境，知道把握纲要，分析条理，解决困难。就性格说，学问是道德修养的途径。苏格拉底说得好，“知识即德行。”世间许多罪恶都起于愚昧，如果真正彻底明了一件事是好的，另一件事是坏的，一个人决不会睁着眼睛向坏的方面走。中国儒家讲学问，素来全重立身行己的工夫，一个学者应该是一个圣贤，不仅如现在所谓“知识分子”。
现在所谓“知识分子”的毛病在只看到学的狭义的“用”，尤其是功利主义的“用”。学问只是一种干禄的工具。我曾听到一位教授在编成一部讲义之后，心满意足地说：“一生吃着不尽了！”我又曾听到一位朋友劝导他的亲戚不让刚在中学毕业的儿子去就小事说：“你这种办法简直是吃稻种！”许多升学的青年实在只为着要让稻种发生成大量谷子，预备“吃着不尽”。所以大学里“出路”最广的学系如经济系机械系之类常是拥挤不堪，而哲学系、数学系、生物学系诸“ 冷门”，就简直无人问津。治学问根本不是为学问本身，而是为着它的出路销场，在治学问时既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得到出路销场后当然更是“得鱼忘筌”了。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我们如何能期望青年学生对于学问有浓厚的兴趣呢?
这种对于学问功用的窄狭而错误的观念必须及早纠正。生活对于生之伦是唯一的要务，学问是为生活。这两点本是天经地义。不过现代中国人的错误在把“生活” 只看成口腹之养。“谋生活”与“谋衣食”在流行语中是同一意义。这实在是错误得可怜可笑。人有肉体，有心灵。肉体有它的生活，心灵也应有它的生活。肉体需要营养，心灵也不能“辟谷”。肉体缺乏营养，必自酿成饥饿病死；心灵缺乏营养，自然也要干枯腐化。人为万物之灵，就在他有心灵或精神生活。所以测量人的成就并不在他能否谋温饱，而在他有无丰富的精神生活。一个人到了只顾衣食饱暖而对于真善美漫不感觉兴趣时，他就只能算是一种“行尸走肉”，一个民族到了只顾体肤需要而不珍视精神生活的价值时，它也就必定逐渐没落了。
学问是精神的食粮，它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肚皮装得饱饱的，是一件乐事，心灵装得饱饱的，是一件更大的乐事。一个人在学问上如果有浓厚的兴趣，精深的造诣，他会发见万事万物各有一个妙理在内，他会发见自己的心涵蕴万象，澄明通达，时时有寄托，时时在生展，这种人的生活决不会干枯，他也决不会做出卑污下贱的事。《论语》记“颜子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赞他“贤”，并不仅因为他能安贫，尤其因为他能乐道，换句话说，他有极丰富的精神生活。宋儒教人体会颜子所乐何在，也恰抓着紧要处，我们现在的人不但不能了解这种体会的重要，而且把它看成道学家的迂腐。这在民族文化上是一个极严重的病象，必须趁早设法医治。
中国语中“学”与“问”连在一起说，意义至为深妙，比西文中相当的译词如learning，study，science诸字都好得多。人生来有向上心，有求知欲，对于不知道的事物欢喜发疑问。对于一种事物发生疑问，就是对于它感觉兴趣。既有疑问，就想法解决它，几经摸索，终于得到一个答案，于是不知道的变为知道的，所谓“一旦豁然贯通”，这便是学有心得。学原来离不掉问，不会起疑问就不会有学。许多人对于一种学问不感觉兴趣，原因就在那种学问对于他们不成问题，没有什么逼得他们要求知道。但是学问的好处正在原来有问题的可以变成没有问题，原来没有问题的也可以变成有问题。前者是未知变成已知，后者发现貌似已知究竟仍为未知。比如说逻辑学，一个中学生学过一年半载，看过一部普通教科书，觉得命题、推理、归纳、演绎之类都讲得妥妥贴贴，了无疑义。可是他如果进一步在逻辑学上面下一点研究工夫，便会发见他从前认为透懂的几乎没有一件不成为问题，没有一件不曾经许多学者辩论过。他如果再更进一步去讨探，他会自己发见许多有趣的问题，并且觉悟到他自己一辈子也不一定能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得妥妥贴贴。逻辑学是一科比较不幼稚的学问，犹且如此，其它学问更可由此类推了。一个人对于一种学问如果肯钻进里面去，必须使有问题的变为没有问题（这便是问），疑问无穷，发见无穷，兴趣也就无穷。学问之难在此，学问之乐也就在此。一个人对于一种学问说是不感兴趣，那只能证明他不用心，不努力下功夫，没有钻进里面去。世间决没有自身无兴趣的学问，人感觉不到兴趣，只由于人的愚昧或懒惰。
学与问相连，所以学问不只是记忆而必是思想，不只是因袭而必是创造。凡是思想都是由已知推未知，创造都是旧材料的新综合，所以思想究竟须从记忆出发，创造究竟须从因袭出发。由记忆生思想，由因袭生创造，犹如吸收食物加以消化之后变为生命的动力。食而不化固然是无用，不食而求化也还是求无中生有， 向来论学问的话没有比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两句更为精深透辟。学原有“效”义，研究儿童心理学者都知道学习大半基于因袭或模仿。这里谓“学”是偏重吸收前人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思是自己运用脑筋，一方面求所学得的能融会贯通，井然有条，一方面由疑难启发新知识与新经验。一般学子有两种通弊。一种是聪明人所尝犯着的，他们过于相信自己的思考力而忽略前人的成就。其实每种学问都有长久的历史，其中每一个问题都曾经许多人思虑过，讨论过，提出过种种不同的解答，你必须明白这些经过，才可以利用前人的收获，免得绕弯子甚至于走错路。比如说生物学上的遗传问题，从前雷马克、达尔文、魏意斯曼、孟德尔诸大家已经做过许多实验，得到许多观察，用过许多思考。假如你对于他们的工作茫无所知或是一笔抹煞，只凭你自己的聪明才力来解决遗传问题，这岂不是狂妄?世间这种“思而不学”的人正甚多，他们不知道这种凭空构造的“殆”。另外一种通弊是资质较钝而肯用功的人所常犯的。他们一味读死书，古人所说的无论正确不正确，都不分皂白地接受过来，吟咏赞叹，自己毫不用思考求融会贯通，更没有一点冒险的精神，自己去求新发见，这是学而不思，孔子对于这种办法所下的评语是“罔”，意思就是说无用。
学问全是自家的事。环境好、图书设备充足、有良师益友指导启发，当然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些条件具备不一定能保障一个人在学问上有成就，世间也有些在学问上有成就的人并不具这些条件。最重要的因素是个人自己的努力。学问是一件艰苦的事，许多人不能忍耐它所必经的艰苦。努力之外，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认清方向与门径。入手如果走错了路，愈努力则入迷愈深，离题愈远。比如学写字、诗文或图画，一走上庸俗恶劣的路，后来如果想把它丢开，比收覆水还更困难，习惯的力量比什么都较沉重，世上有许多人象在努力做学问，只是陷入“野狐禅”，高自期许而实荒谬绝伦，这个毛病只有良师益友可以挽救。学校教育，在我想，只有两个重要的功用：第一是启发兴趣，其次就是指点门径。现在一般学校不在这两方面努力，只尽量灌输死板的知识。这种教育对于学问不仅无裨益而且是障碍！
（《朱光潜全集》第四卷）
王蒙：谈学问之累
2011-11-26 22:24:07 来自:草莽生
“知识愈多愈反动”的说法自然不对。“书读得愈多愈蠢”云云，在特定的条件下，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我国戏曲舞台上，话本小说里，口头传说中，书呆子的形象为人们所熟知所嘲笑，当然不是没有来由的。总括起来这些受书害的人们的特点是，瘦弱，不能吃苦，不能稼穑，胆小，见到美女神魂颠倒却又不敢追求，常需要小丫环的提挈栽培，遇事没有主意，遇到恶人就吓破了胆，酸文假醋，该断不断；另一方面却又优越得不行，一朝得中状元，翻脸不认糟糠之妻与贫贱朋友。他们的形象真叫够可以的。
书是教人学问、教人聪明、教人高尚的，为什么书会使某些人蠢起来呢？因为书与实践、与现实、与生活之间并非没有距离。人一辈子许多知识是从书本上学的，还有许多知识和本领是无法或基本无法从书本上学到手的。例如：游泳，打球，太极拳，诊病把脉，开刀动手术，锄地，割麦，唱歌，跳舞，拉提琴，恋爱，靠拢领导，团结群众，与对立面斗心眼儿，申请调动，申请住房，增加收入……直到写小说。书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但书未必都很实在。书要比口头语言的传播精密得多、负责得多，但也常常经过太多的过滤和修饰。还有许多题目题材尚未形成可以成书的原料与动机，有些事理太鄙俗、太丑恶，书本上不肯写。例如没有一本书教人们如何“走后门”，但事实上“走后门”的愈来愈多。换一个角度想，即使为了加强廉政建设，也需要更好地研究开后门与走后门的林林总总，但如果当真撰写出版一本“后门大全”，则很可能起到消极的教唆的作用。这也叫两难。有些事理太高妙、太精微，许多艺术上的感觉、激情直到技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可通过书本来传授——即使是烧一碟好菜，也不是光靠读菜谱能做得到的。还有些事理太重大、太根本，与之相比，书本的分量反而轻了。比如一种人生观，一种主义一种信仰，往往是一个人的全部经验的总结，全部人格的升华，全部知识的融会，它来自生活这部大书的因素超过了某几本具体的书。如果某几本具体的书起了关键作用，也是因为符合了该读者的生活经验与生活需求。例如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便去参加革命，首先是因为生活中的革命要求已经成熟，而这种革命要求已经酝酿在、躁动在这位读者的心里、梦里、血管里、神经里。再比如说道德，至少在我们这里绝无仅有哪一本书告诉人们可以不道德与教导人们如何不道德，亿亿万万的书教导人们要道德、要道德、要道德，但不道德的人和事仍然是层出不穷。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书的局限性、书的作用的局限性这一面。
有许多许多的好书我们还没有读或我们还不知道它的存在。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伪书、谬书、坏书。特别是有许多陈陈相因的书。创造性的书难找，照抄或变相照抄的书易求。读书、抄书、注书，遂也写出了书再供别人去抄去注，去改头换面，在书的圈子里循环，在书的圈子里自足自傲，被书封闭在一个缺少现实感也缺少生活气息的狭小天地里，最后连说话也都是书上的话、现成的话、见×书第××页的话，这很可爱、很高尚，也很误事、很可怜，办大事时候就更麻烦。所以毛泽东主席当年大声疾呼地反对“本本主义”，还说过教条主义不如狗屎，说过读书比宰猪容易得多的一类话。年轻时我曾拜访求教过一些前辈学者，获益良多。但确实也碰到过这样的人，除了背书、引书、查书、解书以外，他回答不了你自己琢磨提出的任何疑问，他从不把书本知识与生活现实做任何的比较联系，他从来不发表任何原生的（即出自他自己的头脑与经验的）活泼新鲜独到的见解。
泛论暂且按下，这里只抽出一个问题探讨一下：学问与文艺的关系到底如何？七八年前我在《读书》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此文的主旨是针对“我们的作家队伍的平均文化水平有降低的趋势”的，我提出：“我们既提倡作家不应与学者离得那么远，作家也应严肃治学，又不能要求作家普遍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学者。也许从反面更容易把话说清：即作家绝不应该满足于自己的知识不多的状况，作家不应该不学无术。”
很可惜，大概一些朋友并没有读我的这篇文章更没有弄清我的这一段概括题意的话就认定并传开：某某写文章了，某某提倡作家要“学者化”了。认为谈得好者、响应者有之，认为是制造新的时髦浮夸、乃至认为此后创作中出现大量名词术语洋文假洋文旁征博引的始作俑者就是提倡作家“学者化”的某某人者亦有之。既然谈了“非学者化”并有所忧虑，那当然是叫俺们“学者化” 了，这种非此即彼的想当然倒确实说明了一点粗疏简单。
反求诸己，那一篇文章中我强调了作家努力地严肃地治学求学乃至“争取做一个学者” （是争取，还没到化的程度）的必要性，却没有谈够另一面的道理，即学问和文艺，特别是和文艺创作与鉴赏，有相通、相得益彰的一面，也有相隔乃至隔行如隔山的一面的道理。这样，一面说“争取做一个学者”，又说“不能要求作家普遍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学者”，就没把道理讲明讲透讲痛快。这样，引起某种片面简单化的理解，责任就不能全推出去。
学问与文艺有相通的一面，所以在那篇文章里我强调了作家要加强学习特别是文化知识的学习。但学问与文艺，毕竟也有不同的一面：前者相对地重理智、重思维、重积累、重循序渐进、重以公认的标准与手段加以检验而能颠扑不破的可验证性；后者则常常更多地（也不是绝对地）重感情、重直觉、重灵感、重突破超越横空出世、重个人风格的独特的不可重复性无定法性。
例如，甲先生是那样的懂文学、懂文论与文学史，读过那么多文学读物，谈起文学来是那样如数家珍，为什么他硬是搞不成创作呢？（毛主席就批评过：中文系的毕业生不会写小说……试答如下：只是喜爱文学的人最好去教文学讲文学论文学；而只有既喜欢文学更热爱生活执着生活并能够直接地不借助于现成书本地从生活中获得灵感、启悟、经验与刺激，从生活中汲取智慧、情趣、形象与语言的人才好去创造文学。）生活是文艺的惟一的源泉，文学本身并不能产生文学，只有生活才能产生文学。这些都是我的一贯信念。作家应该善于读书更需要善于读生活实践的大书、社会的大书。学者当然善于读书，如能通一点大书（不一定同时是实行家）也许更好。换一个说法，作家多少来一点（不是全部绝对）学者化，学者多少来一点生活化，大家都学会倾听生活实践的声音，如何？
或又问，乙先生是那样的学贯中西、文通古今、读书万卷、著作等身，为什么听他谈起某个作家作品却是那样博士卖驴不得要领，或郢书燕说张冠李戴，或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使生动活泼奇妙紧张的艺术鉴赏的痛苦与欢欣，淹没在连篇累牍而又过分自信的学问引摘里？
试答：学问也能成为鉴赏与创作的阻隔。已读过的书可能成为未读过的书的阅读领略的阻隔。已经喝过太多的茅台、五粮液，并精通“茅台学”“五粮学”，不但无法再领略“人头马”“香槟”，不但无法再欣然接受“绍兴黄”“状元红”以及“古井”“汾酒”，甚至也不再能领略茅台酒与五粮液。因为对于这些人，新的茅台五粮液引起的不是精密的味觉嗅觉视觉的新鲜快感，而是与过去饮用茅台五粮液的经验的比较，与先入为主的“茅台学”“五粮学”的比较。已有的经验起码干扰了他的不带成见的品尝。所以几乎中外所有的老人都常常认定名牌货一代不如一代，都认定新出厂的茅台掺了水。经验与学问的积累、牵累、累赘，使他们终于丧失了直接去感觉、判断外在的物质世界的能力，甚至丧失了这方面的兴致。当然，这种学问（经验）的干扰不一定都是否定意义上的。如果新的文艺接触恰恰能纳入先前的学问体系之中，如果某个文艺成果恰恰能唤起已有的但已逐渐淡忘模糊的学问经验，它也能激起一种特殊的狂喜，获得一种一般人难以共鸣的“六经注我”的心得体会。这里的主体性是自己已有的包括已忘未忘的学问经验，而不是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最后，不但六经注我，生活也注我，宇宙也注我，“我”只能不断循环往复，而不注我的也就只能置若罔闻了。实实的可叹！
举个例子。偶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二百八十九页《与高阳书》中，这位大学者是这样说的：“我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差不多没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话……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地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此外，我没说一句从文学观点赞美《红楼梦》的话。”胡适接着写道：“老实说，我这句话已过分赞美《红楼梦》了。书中主角是赤霞宫神瑛侍者投胎的，是含玉而生的——这样的见解如何能产生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小说！”
（王某忍不住插话：是您给《红楼梦》戴上自然主义的帽子，后来发现它的脑袋号不对，所以“不能赞美”脑袋，却必须坚持帽子的价值的无可讨论与无可更易。削头适帽，确与削足适履异曲同工。）
胡适自我感觉良好地说：“我曾仔细评量……我平心静气的看法是：雪芹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的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的修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能够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前函讥评的“破落户的旧王孙”的诗，正是曹雪芹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也不过如此。”
胡适接着举“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静的……”为例，指出“作者的最文明见解也不过如此”，更举贾雨村的关于清浊运劫的“罕（悍）然厉色”的长篇高论，指出“作者的思想境界不过如此……”我想，我从未怀疑过胡适是有学问、颇有学问的人，我对他的学问不乏敬意。而且我知道胡适写过具有开创意义的新诗集《尝试集》，虽然其中的诗大抵中学生水准，在当时能带头用白话文写诗，功不可没。但看了他对《红楼梦》的评价，我颇怀疑他是否有最起码的文学细胞和艺术鉴赏细胞。这位大学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未免太缺少一种纯朴、敏感的平常心、有情之心了！他老是背着中西的学问大山来看小说了，沉哉重也！什么叫“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呢？把曹雪芹送到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或高尔基文学院去留留学如何？什么叫“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是指他没有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过话还是指他没有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什么叫博士，胡当然是知道的，什么叫大作家，知道吗？曹雪芹的价值在《红楼梦》而不在他的学历和论文。更不在他的背景，我们叫做“阶级出身”的。如果曹雪芹的“背景”不是“破落户的旧王孙”，而是洛克菲勒家族或牛津、剑桥的曾获诺贝尔奖金的学者之家，他还是曹雪芹吗？他写出的还能是《红楼梦》吗？曹雪芹的见解、思想境界也许不如杜威或者萨特高明，所以他没有贡献出什么什么主义，正如那几位大哲学家没有贡献出《红楼梦》一样。而《红楼梦》的价值，当然不在于表达曹雪芹的“修养训练”“发展思想”“见解高明”（这些都适合于要求博士论文而不宜于要求“亘古绝今第一奇书”——蔡元培语——的《红楼梦》）。《红楼梦》的价值在于它的原生性、独创性、生动性、丰富性、深刻性。人们面对《红楼梦》的时候就像面对宇宙、面对人生、面对我们民族的历史、面对一群活灵活现的活人与他们的遭遇一样，你感到伟大、神秘、叹服和悲哀，你感到可以从中获取不尽的人生体验与社会经验、不尽的感喟、不尽的喜怒哀乐的心灵深处的共振，也可以从中发见、从中探求、从中概括出不尽高明的与不甚高明的见解。《红楼梦》的价值在于它创造了一个世界而不在于去解释这个世界。“天何言哉”？“天”创造了四时万物，对四时万物发表见解则是真正聪明与自作聪明的亚当夏娃的后代们的事。《红楼梦》的价值还在于它的真切与超脱，既使你牵肠挂肚又使你扑朔迷离、怅然若失。只有丧失了起码想象力的博士才会认为有必要指出曹雪芹的缺乏妇产学知识，他竟然认为宝玉是神瑛侍者投胎与衔玉而生！这使我想起我在“五七干校”时学的批判材料，材料说：“明明蔬菜是我们贫下中农种的，作家却说是兔子种的，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指那个家喻户晓的“拔萝卜” 的故事。）原来教条主义也是不分“左”“右”地亲如同宗的噢！
这不过是一例，学问家以己之长，攻创作家之短，或自以为是创作家之短。而这一例竟然以一般的学问标准——修养训练呀，发展机会呀，背景呀见解呀什么的——去攻创作的奇才、天才、无与伦比的曹雪芹。伟大的作家恰恰在这一点上与一般学问家不同，他不仅是修养训练的产物，更是他的全部天赋，他的全部智慧、心灵、人格、情感、经验……他的每一根神经纤维和全身血液的总体合成。文学系多半培养不出创作家来，医疗系倒“培养”出了许多大作家——鲁迅、郭沫若甚至俄国的契诃夫。诸如此类的事实，不能成为贬低文学科系或反过来贬低作家的理由，也不能成为视医学训练为作家之必需的理由。
反过来说，作家当然也不该忽视自己的修养训练。其实曹雪芹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受过许多修养训练的，否则他哪儿来的那么多文化知识与生活知识？特别是他的语言积累，难道不是“当然”使博士惭愧？他的“女权主义”思想可能确实“贫乏”，他的知识特别是不见于经传的知识却实在丰富得很。而作家的创造性得之于不见经传的知识、得之于生活这本大书的要比得自康奈尔、哥伦比亚图书馆的更多也更重要。他的这方面的“背景”独特而且源远流长，没有这样的背景而换成博士可能认为绝不贫乏的希腊罗马文艺复兴产业革命的背景，曹雪芹就不是曹雪芹而是曹尔斯特博士、曹尔斯特教授、曹尔斯特院士了。这样的教授院士说不定还有人可以替代，而曹雪芹与《红楼梦》，却是无可替代的惟一。
希望学问多一点灵气。希望创作家多一点学识，却不要因学识而“戕宝钗之仙姿”又“灰黛玉之灵窍”。学问家也不要因灵气而想当然地信口开河，随意指点，甚至一口一个当然，就像王善保家的论搜检方案，一口一个“自然”其实远不自然当然一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们的学问，我们的创造力，究竟涵盖了多少对象，又有多少（不应是多少而应是多得多）对象，还处在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悟性灵性所远远没有达到的黑洞里啊，谁又可以高高在上地摆出全知全能的架势来呢！
作者附言：给《读书》撰文谈读书的局限性，令人歉然。笔者其实一直是提倡读书、提倡学问、决心拜学者前辈们为师的。但事实确也有另一面的道理。不能轻视也不能迷信学问。天下的事，常常需要讲两句话，“既要……又要……”的句式虽然俗，却是必要的。有什么法子？打油一联曰：既要又要全必要，求知疑知近真知。
(2009-01-26 19:58:56)
两年前，83岁高龄的季羡林提出“重塑文化，整理国学”的口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响应。今天，他还是一如往昔地耕耘着。最近在95. 5期《十月》和95. 5期《收获》上分别看到他的散文作品《听雨》和《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两篇文章的确写得老到隽永，不必说了。这次采访前，我给他打了电话，意外的惊喜中，我冒着灰蒙蒙的小雨骑车出发了，因为他居然说可立即见我。
我在楼道口放好车子，顾不上喘气就敲起了门，是他的孙子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开的门，但是季老居然在门后迎候着，连说:“进来，进来。”
一落座，我们象老朋友一样拉开了话匣子。季老还是那么朴素，戴着农村老人常戴的那种尼龙帽，穿着对襟小夹袄，一点也不象一位学者。我不禁想到流传到北大的那个小故事。大概是五六年前吧，一位刚入校的新生从接待车上下来，他见到一位农村老人站在不远处，以为是校工友，便走到旁边让他看着行李，自己则去报名处看看。大概过了半个钟头，这位学生回来时，老人仍低着头看着他的东西，便轻松说了声“谢谢”走了。隔了几天，他在新生开学典礼上竟在主席台上看见了这位老人，原来是副校长季羡林大师。不能埋怨那位学生，如果不认识季老的话，谁都或许会那样做的。季老太朴实了，朴实的让你不忍心。比如，在短短两个钟头的采访中，来拜访季老的不下十人次，而每一次季老都是热情接待，临走是必送到门口的。想一想，象他这么85周岁高龄的人，即使对来访者坐在椅上点点头都不会有人介意的，可他非要来去都起身，对年纪长的，对年纪轻的，一视同仁。
季老讲他正在写一篇千字文，内容是人生怎么去对待。他说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搏斗。每个人都是被动的产物，连出生都这样，皇帝圣人无不如此。人的一生一定会遇到许多问题，包括困难，包括烦恼。没有烦恼的人是没有的，保守讲，恐怕极少极少。即使皇帝那么了不起吧，也有烦恼，象争夺皇位和与外域的斗争，等等，不一而足。李世民和武则天费尽心机坐了皇位，可又出现了新的烦恼，都想长生，秦始皇汉武帝求仙药不必说了，连李世民都是吃了印度进献的不老药死的，毒死的。武则天到晚年，明白了要死时，还有烦恼，传位是子还是侄还要问大臣狄仁杰。她拿不定主意，一面怕这，一面怕那。一个人欲望没有止境，所以如此。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有愉快的时候，也有烦恼的时候。谈到这里，季老指着自己说，80多岁的老人如此，又指指我，“20多岁的小伙子也如此。”我们情不自禁相视而笑，我心中的不安渐渐释放干净。季老接着讲，面对困难，不要低头。这是老生常谈，却很难做到。首先要积极，思想上认为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不怨天不尤人，想办法解决。人生许多问题90%都能解决，实在解决不了当然就有自杀的方式，不过还是尽量别这样作。思想上认为困难不可避免有好处，如果认为没有就是怪事，很麻烦。
话越来越自然，季老朝刚才开门的那个小孩的屋子一指，提到孩子们看电视爱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的问题，指出人的一生怎么去对待也面临这一问题:做好人，还是坏人?季老觉得世界就有两种人，没有中不溜儿的。他区分好人坏人的标准是:替自己着想，还是替别人着想。清教徒没有，50%替别人着想算及格，50%以上的层次更高，没有百分之百的是替别人着想的人。曹操有一句话“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是典型的坏人的话。完完全全替自己着想的人是有的。当然《三国演义》是拥刘反曹的，曹操具体到历史上还不是的，如果他真要那样的话，就没有那么多人拥护他。一个人尽量莫做对不起人的事，特别是耍手腕，玩弄欺诈之术，那样就是坏人。好人坏人为什么会有，有的人就狡猾，有的人就老实，不好讲。中国有句古话“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例如，鲁迅和周作人，一个“横眉冷对”坏人，一个做汉奸，两个人的早期经历完全相似。所以后天环境影响不能否认，先天的秉性也不能来否认。人贵有自知之明，但是有的坏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他们缺乏文化。而且，好人和坏人不是不变的，象汪精卫，他早年是个好人，曾经舍命要杀摄政王，写了首五律诗，“慷慨歌燕市, 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后来变了，人民公敌。因此，一个人还能改变，而且能变得从南极到北极。
不知不觉，一个钟头过去了，季老突然问我知道不知道“百忍家声”的说法，我摇了摇头，他说这是唐朝一个姓张的宰相的话。当时，张宰相家有百余口，却都相濡以沫过得十分恬淡，以致皇帝到他家后很惊讶，因为此时皇帝正为宫中不睦的事忧心，便问其家政怎么如此好，张宰相就写了这四个字。大概人都要忍，多替别人着想，不要无限要求。以“忍”为上，我们又回到了开头的话题，怎么样对待人生中的问题，特别是困难。话虽散，主旨却紧凑。季老把人生的问题分两种，一种是物质上的，一种是精神上的。他认为物质上的问题首先要忍，然后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例如他在德国留学期间，一月才120马克，房租约占40%多，吃饭差不多，手中几乎没有余钱。他在德国住了很久，也没旅游，一则因为“阮囊羞涩”，一则想多念一点书，靠着“忍”和自己力量，一切都过去了。精神上的问题，得首先承认人的一生不是永远顺利的，既然如此，心情就得舒畅。那些自杀的，有的不过是神经病，例如梵高和尼采，年青人最好莫效仿。佛经讲“人生无常，人生皆苦”，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出家，其实出家也解脱不了。季老比较赞成道家的人生哲学“顺其自然”一说，说着吟了一首古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多独虑”，大概是一句偈语吧。另外，他很欣赏儒家的思想，“尽人事而听天命”，一边讲一边在我递过的本子上写了这七个字，字体开朗大方，端庄俊靓。我仿佛看见了他挑灯夜读，穷尽文山书海的景象，不禁肃然凝起了双眉。季老接着打了个比方，如追求一个女孩，虽然用尽心力，可人家主观上就是不同意，有力量也没法施展，只能听天由命，别勉强了。说着，我们都提到陈岱老当年三人，都这样，至今独身，这就叫顺其自然，做得很见大学者的风范，体现了一代大师的文化修养。
我看时间不多了，赶忙问了一个自己很关心的话题，大概是看了他的《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吧，我问他对青年人寄予什么心声。季老笑了。他说他不服老，虽然人家认为他老了。他一直关心青年人，对他们的情况能算得上了解。他强调指出，一个人生活，不是有钱和享受就有价值和意义。现在，的确有一股不太正的风气，拜金热似乎一浪高一浪，很多年轻人卷人了吃喝玩乐的暗流中。为此，他告诫人们，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不能靠这些人，还得靠少数能抵抗物质诱惑的“好人”。在眼前，能做到这一点很难，得忍受住贫困和怨言闲话的干扰。他认为范文澜老先生的对联依然有用，“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句话到今天还有用。我们国家的希望不在大款身上，大款是昙花一现的，说不好听的，要有“粪土”他们的气概。社会需要文化，民族需要文化，大大赞美那些支持文化的大款，例如邵逸夫等少数人，替中国的文化立了功，大大呼吁那些不支持文化的大款，不支持文化是大过。鲁迅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一文曾提到过“中国的脊梁”一词，现在还需要“脊梁”，希望青年人珍重。我知道季老说这话的含义，他的忧患并不是无的放矢的，虽然现在是高科技时代，我们依然面临许多影响人类生存的大问题:人口爆炸，大自然污染，生态平衡失调，粮食生产有限，等等，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已与人类的生存相连，季老以他文化人的敏锐洞察力看到了。这位八十五岁高龄的人的确没有老，他的内心涌满了怀抱世界的激情和对人生的关注。
（本文最初发表在1996年6期《中国人才》杂志，荣获该刊年度二等奖，偶然找到，不胜唏嘘。）
浅谈学问
类别：百家杂谈 作者：少陵散客 [个人杂文集] 日期：2011-11-13 18:51:05
编者按：文章开篇揭示了“学者”的含义，揭示了学者的本质特征。接着联系现实，分析了今天中国所谓“学者”们的现状。文章以钱学森和李开复为例，说明了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揭示了中国环境对教育的制约。文章表达出的忧思，也是对现状的鞭挞。
求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
李政道与青少年谈学问
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什么样的做学问之道？这是每个热爱科学的青少年都感兴趣的话题。
6月14日下午，北京市青少年科学俱乐部的50多名中学生有幸聆听了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关于学问的"秘诀"。在中国科技馆，李政道和青少年科学爱好者进行了短暂的交流。在回答了一些提问之后，73岁高龄的李政道教授拿起笔在白纸上写下他的学问之道--
"求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
12个字，非常简练。李教授解释，这几句话中包含4个"学"字，3个"问"字，1个"答"字。这就是学问的奥妙所在。
李政道教授对青少年提出的问题表示欣赏。
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介绍，李教授在29岁就完成了为他赢得诺贝尔奖的主要成果，30岁就成为教授。不断地刨根问底，是他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张东操）
《中国青年报》 2000年06月16日
梁漱溟谈学问
一说到学问，普通人总以为知道很多，处处显得很渊博，才算学问，其实就是渊博也不算学问。什么才是学问？学问就是能将眼前的道理、材料系统化、深刻化。扼要地说，就是“学问贵能得要”，能得要才算学问。如何才是得要？就是在自己这一方面能从许多东西中简而约之成为几个简单的要点，甚至只为几个意思变化起来，就让人家看着觉得无穷无尽。所以在有学问的人，没有觉得学问是复杂的，在他身上没没有觉得有什么，很轻松，真是虚如无物。如果一个人觉得背了很多学问的样子，刚这个人必非学问家。学问家以能得要，故觉得要，故觉轻松、爽适、简单。和人讲学问亦不往难处讲，只是平常地讲，而能讲之不尽，让大家看来很多。如果能得要，将所有的东西记下来，则你必定觉得负担很重，很为累赘，不能随意运用。所以说学问贵能得要。得要就是心得、自得!
再则学问也是我们脑筋对宇宙形形色色许多材料的吸收消化。吸收不多是不是行，消化不了更不行。在学问里面你要能自己进得去而又出得来，这就是有活的生命，而不被书本知识所压倒。若被书本知识所压倒，则所消化太少，自得太少。在佛家禅宗的书里面，叙述一个故事，讲一个大师对许多和尚说：“你们虽有一车兵器而不能用，老僧虽只寸铁，便能杀人。”这寸铁是他自己的，所以有用，别人虽然眼前摆着许多兵器，但与自己无关，运用不来；这就是在乎一自得，一不自得也。问题来了，能认识，能判断，能抓住问题的中心所在，这就是有用，就是有学问；问题来了茫然地不能认识问题诀窍，不能判断，不能解决，这就是无学问。
谈学问
高尚玉
(2011-08-07 15:25:50)
俗语说，某人真有学问，意思是说某人知识真渊博。学问就是知识。“学问”这个名词很有意思，它是由两个动词构成的，“学”和“问”。就是说，人所具有的知识是靠勤奋地一学、二问得来的。
学——人的一生，从幼儿、小学、中学到大学很多的时间是听老师讲课，听讲课是学知识极端重要的方面，必须认真听好每节课；再就是苦读；其次是实践中学，不实践不动手，掌握不了真知识。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张颔只有小学毕业，上学很少，但他靠苦读和艰苦地实践成了大学者。他读了很多书，也能背诵很多书。他说背书的秘诀是“死功夫、硬功夫、苦功夫”。记忆也一样，“用进废退”，记忆的知识越多，记忆能力就越强。
问——就是不懂的问题，要问老师、问同学、问同事，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吾师。多问会使你更快地理解问题，更快地掌握知识。但“问”往往被人们忽视。不少年轻人自己不懂的问题，不愿问人。喜欢自己看书，喜欢自己独立思考，觉得问人不光彩。浪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哪能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呢。其实“问”与“学”是同等重要的问题。问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往往一个不懂的问题，看几遍书，几十分钟，甚至几小时都不懂，问问人几分钟就懂了。上大学时，我班有一个同学，智商并不高，但每次考试，分数都是班里最高的。此人最大的特点是“问”。不懂就问，走到哪里，问到那里。问老师、问同学，不放过一分钟地问。课间休息时，他一个人把老师佔住了，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问，别的同学没法提问题。上答疑课时，老师的大部分时间也被他佔用。当然平时他也苦读，不苦读也不会有问题。他“学”、“问”兼顾，掌握得很好，尤其充分发挥了“问”的效果。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有价值”。也可以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有价值，因为首先发现问题，才能提出问题。发现了问题,不提出来也没用。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都是极端重要的！尤其应当及时提出问题！如何发现和提出问题呢?多学习,多实践，多观察,多思考都是发现和提出问题的关键。“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发明与创新，来源于大脑的思考。
伟人毛泽东特别强调“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也是“问”的过程。强调走到哪里，就调查研究到哪里。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学问，没有学问的人怎么能有发言权呢？
什么是知识，世界名人培根说过：“世界上的一切知识都只不过是记忆”。世界上的伟人和大学者，记忆能力都很强，记忆了很多很多知识，解决起问题来得心应手。学也问了，问也问了，但是什么都没记住，脑中一片空白，这算你有学问吗，当然不算，学问仍然是别人的。所以，一学、二问、三记住，才算你自己有学问。 2007年6月作
朱光潜《谈学问》
2008-07-07 10:00:17 来自:尘
这是一个大题目，不易谈，因为许多人对它有很大的误解，却又不能不谈。最大的误解在把学问和读书看成一件事。子弟进学校不说是“求学”而说是“读书”，学子向来叫做“读书人”粗通外国文者在应该用“学习”（learn）或“治学”（study）等字时常用“阅读”（read）来代替。这种传统观念的错误影响到我国整个教育的倾向。各级学校大半把教育缩为知识传授，而知识传授的途径就只有读书，教员只是“教书人”。这种错误的观念如果不改正，教育和学问恐怕就没有走上正轨的希望。如果我们稍加思索，它也应该不难改正。学是学习，问是追问。世间可学习可追问的事理甚多，知识技能须学问，品格修养也还须学问；读书人须学问，农工商兵也还须学问，各行有各行的“行径”。学问是任何人对于任何事理，由不知求知，由不能求能的一套工夫。它的的范围无限，人生一切活动，宇宙一切现象和真理，莫不包含内。学问的方法甚多，人从堕地出世，没有一天不在学问。有些学问由仿效得来的，也有些学问是由尝试、思索、体验和涵养得来。读书不过是学问的方法之一种，它当然很重要，却并非唯一。朱子教门徒，一再申说“读书学者第二事。”有许多读书人实在并非在做学问，也有许多实在做学问的人并不专靠读书，制造文字——书的要素——是一种绝大学问，而首先制造文字的人就根本无书可读，许多其它学问都可由此类推。子路的“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一句话本身并不错，孔子骂他，只是讨厌他说这话的动机在辩护让一个青年学子去做官，也并没有说它本身错。
一般人常埋怨现在青年对于学问没有浓厚的兴趣。就个人任教的经验说，我也有这样的观感。平心而论，这大半要归咎我们“教书人”。把学问看成 “教书”“读书”一个错误的观念如果不全是我们养成的，至少我们未曾设法纠正。而且我们自己又没有好生学问，给青年学子树一个好榜样，可以激励他们的志气，提起他们的兴趣。此外，社会上一般人对于学问的性质和功用所存的误解也不无关系。近代西方学者常把纯理的学问和应用的学问分开，以为治应用的学问是有所为而为，治纯理的学问是无所为而为。他们怕学问全落到应用一条窄路上，尝设法替无所为而为的学问辩护，说它且“无用”，却可满足人类的求知欲。这种用心很可佩服，而措词却不甚正确。学问起于生活的需要，世间绝没有一种学问无用，不过“用”的意义有广狭之别。学得一种学问，就可以有一种技能，拿它来应用于实际事业，如学得数学几何三角就可以去算帐、测量、建筑、制造机械，这是最正常的“用”字的狭义。学得一点知识技能，就混得一种资格，可以谋一个职业，解决饭碗问题，这就是功利主义的“用”字的狭义。但是学问的功用并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学问的最大功用并不在此。心理学者研究智力，有普通智力与特殊智力的分别；古人和今人品题人物，都有通才与专才的分别。学问的功用也可以说有“通”有“专”。治数学即应用于计算数量，这是学问的专用；治数学而变成一个思想缜密、性格和谐、善于立身处世的人，这是学问的通用。学问在实际上确有这种通用。就智慧说，学问是训练思想的工具。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必定知识丰富，思想锐敏，洞达事理，处任何环境，知道把握纲要，分析条理，解决困难。就性格说，学问是道德修养的途径。苏格拉底说得好，“知识即德行。”世间许多罪恶都起于愚昧，如果真正彻底明了一件事是好的，另一件事是坏的，一个人决不会睁着眼睛向坏的方面走。中国儒家讲学问，素来全重立身行己的工夫，一个学者应该是一个圣贤，不仅如现在所谓“知识分子”。
现在所谓“知识分子”的毛病在只看到学的狭义的“用”，尤其是功利主义的“用”。学问只是一种干禄的工具。我曾听到一位教授在编成一部讲义之后，心满意足地说：“一生吃着不尽了！”我又曾听到一位朋友劝导他的亲戚不让刚在中学毕业的儿子去就小事说：“你这种办法简直是吃稻种！”许多升学的青年实在只为着要让稻种发生成大量谷子，预备“吃着不尽”。所以大学里“出路”最广的学系如经济系机械系之类常是拥挤不堪，而哲学系、数学系、生物学系诸“ 冷门”，就简直无人问津。治学问根本不是为学问本身，而是为着它的出路销场，在治学问时既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得到出路销场后当然更是“得鱼忘筌”了。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我们如何能期望青年学生对于学问有浓厚的兴趣呢?
这种对于学问功用的窄狭而错误的观念必须及早纠正。生活对于生之伦是唯一的要务，学问是为生活。这两点本是天经地义。不过现代中国人的错误在把“生活” 只看成口腹之养。“谋生活”与“谋衣食”在流行语中是同一意义。这实在是错误得可怜可笑。人有肉体，有心灵。肉体有它的生活，心灵也应有它的生活。肉体需要营养，心灵也不能“辟谷”。肉体缺乏营养，必自酿成饥饿病死；心灵缺乏营养，自然也要干枯腐化。人为万物之灵，就在他有心灵或精神生活。所以测量人的成就并不在他能否谋温饱，而在他有无丰富的精神生活。一个人到了只顾衣食饱暖而对于真善美漫不感觉兴趣时，他就只能算是一种“行尸走肉”，一个民族到了只顾体肤需要而不珍视精神生活的价值时，它也就必定逐渐没落了。
学问是精神的食粮，它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肚皮装得饱饱的，是一件乐事，心灵装得饱饱的，是一件更大的乐事。一个人在学问上如果有浓厚的兴趣，精深的造诣，他会发见万事万物各有一个妙理在内，他会发见自己的心涵蕴万象，澄明通达，时时有寄托，时时在生展，这种人的生活决不会干枯，他也决不会做出卑污下贱的事。《论语》记“颜子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赞他“贤”，并不仅因为他能安贫，尤其因为他能乐道，换句话说，他有极丰富的精神生活。宋儒教人体会颜子所乐何在，也恰抓着紧要处，我们现在的人不但不能了解这种体会的重要，而且把它看成道学家的迂腐。这在民族文化上是一个极严重的病象，必须趁早设法医治。
中国语中“学”与“问”连在一起说，意义至为深妙，比西文中相当的译词如learning，study，science诸字都好得多。人生来有向上心，有求知欲，对于不知道的事物欢喜发疑问。对于一种事物发生疑问，就是对于它感觉兴趣。既有疑问，就想法解决它，几经摸索，终于得到一个答案，于是不知道的变为知道的，所谓“一旦豁然贯通”，这便是学有心得。学原来离不掉问，不会起疑问就不会有学。许多人对于一种学问不感觉兴趣，原因就在那种学问对于他们不成问题，没有什么逼得他们要求知道。但是学问的好处正在原来有问题的可以变成没有问题，原来没有问题的也可以变成有问题。前者是未知变成已知，后者发现貌似已知究竟仍为未知。比如说逻辑学，一个中学生学过一年半载，看过一部普通教科书，觉得命题、推理、归纳、演绎之类都讲得妥妥贴贴，了无疑义。可是他如果进一步在逻辑学上面下一点研究工夫，便会发见他从前认为透懂的几乎没有一件不成为问题，没有一件不曾经许多学者辩论过。他如果再更进一步去讨探，他会自己发见许多有趣的问题，并且觉悟到他自己一辈子也不一定能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得妥妥贴贴。逻辑学是一科比较不幼稚的学问，犹且如此，其它学问更可由此类推了。一个人对于一种学问如果肯钻进里面去，必须使有问题的变为没有问题（这便是问），疑问无穷，发见无穷，兴趣也就无穷。学问之难在此，学问之乐也就在此。一个人对于一种学问说是不感兴趣，那只能证明他不用心，不努力下功夫，没有钻进里面去。世间决没有自身无兴趣的学问，人感觉不到兴趣，只由于人的愚昧或懒惰。
学与问相连，所以学问不只是记忆而必是思想，不只是因袭而必是创造。凡是思想都是由已知推未知，创造都是旧材料的新综合，所以思想究竟须从记忆出发，创造究竟须从因袭出发。由记忆生思想，由因袭生创造，犹如吸收食物加以消化之后变为生命的动力。食而不化固然是无用，不食而求化也还是求无中生有， 向来论学问的话没有比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两句更为精深透辟。学原有“效”义，研究儿童心理学者都知道学习大半基于因袭或模仿。这里谓“学”是偏重吸收前人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思是自己运用脑筋，一方面求所学得的能融会贯通，井然有条，一方面由疑难启发新知识与新经验。一般学子有两种通弊。一种是聪明人所尝犯着的，他们过于相信自己的思考力而忽略前人的成就。其实每种学问都有长久的历史，其中每一个问题都曾经许多人思虑过，讨论过，提出过种种不同的解答，你必须明白这些经过，才可以利用前人的收获，免得绕弯子甚至于走错路。比如说生物学上的遗传问题，从前雷马克、达尔文、魏意斯曼、孟德尔诸大家已经做过许多实验，得到许多观察，用过许多思考。假如你对于他们的工作茫无所知或是一笔抹煞，只凭你自己的聪明才力来解决遗传问题，这岂不是狂妄?世间这种“思而不学”的人正甚多，他们不知道这种凭空构造的“殆”。另外一种通弊是资质较钝而肯用功的人所常犯的。他们一味读死书，古人所说的无论正确不正确，都不分皂白地接受过来，吟咏赞叹，自己毫不用思考求融会贯通，更没有一点冒险的精神，自己去求新发见，这是学而不思，孔子对于这种办法所下的评语是“罔”，意思就是说无用。
学问全是自家的事。环境好、图书设备充足、有良师益友指导启发，当然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些条件具备不一定能保障一个人在学问上有成就，世间也有些在学问上有成就的人并不具这些条件。最重要的因素是个人自己的努力。学问是一件艰苦的事，许多人不能忍耐它所必经的艰苦。努力之外，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认清方向与门径。入手如果走错了路，愈努力则入迷愈深，离题愈远。比如学写字、诗文或图画，一走上庸俗恶劣的路，后来如果想把它丢开，比收覆水还更困难，习惯的力量比什么都较沉重，世上有许多人象在努力做学问，只是陷入“野狐禅”，高自期许而实荒谬绝伦，这个毛病只有良师益友可以挽救。学校教育，在我想，只有两个重要的功用：第一是启发兴趣，其次就是指点门径。现在一般学校不在这两方面努力，只尽量灌输死板的知识。这种教育对于学问不仅无裨益而且是障碍！
（《朱光潜全集》第四卷）
王蒙：谈学问之累
2011-11-26 22:24:07 来自:草莽生
“知识愈多愈反动”的说法自然不对。“书读得愈多愈蠢”云云，在特定的条件下，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我国戏曲舞台上，话本小说里，口头传说中，书呆子的形象为人们所熟知所嘲笑，当然不是没有来由的。总括起来这些受书害的人们的特点是，瘦弱，不能吃苦，不能稼穑，胆小，见到美女神魂颠倒却又不敢追求，常需要小丫环的提挈栽培，遇事没有主意，遇到恶人就吓破了胆，酸文假醋，该断不断；另一方面却又优越得不行，一朝得中状元，翻脸不认糟糠之妻与贫贱朋友。他们的形象真叫够可以的。
书是教人学问、教人聪明、教人高尚的，为什么书会使某些人蠢起来呢？因为书与实践、与现实、与生活之间并非没有距离。人一辈子许多知识是从书本上学的，还有许多知识和本领是无法或基本无法从书本上学到手的。例如：游泳，打球，太极拳，诊病把脉，开刀动手术，锄地，割麦，唱歌，跳舞，拉提琴，恋爱，靠拢领导，团结群众，与对立面斗心眼儿，申请调动，申请住房，增加收入……直到写小说。书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但书未必都很实在。书要比口头语言的传播精密得多、负责得多，但也常常经过太多的过滤和修饰。还有许多题目题材尚未形成可以成书的原料与动机，有些事理太鄙俗、太丑恶，书本上不肯写。例如没有一本书教人们如何“走后门”，但事实上“走后门”的愈来愈多。换一个角度想，即使为了加强廉政建设，也需要更好地研究开后门与走后门的林林总总，但如果当真撰写出版一本“后门大全”，则很可能起到消极的教唆的作用。这也叫两难。有些事理太高妙、太精微，许多艺术上的感觉、激情直到技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可通过书本来传授——即使是烧一碟好菜，也不是光靠读菜谱能做得到的。还有些事理太重大、太根本，与之相比，书本的分量反而轻了。比如一种人生观，一种主义一种信仰，往往是一个人的全部经验的总结，全部人格的升华，全部知识的融会，它来自生活这部大书的因素超过了某几本具体的书。如果某几本具体的书起了关键作用，也是因为符合了该读者的生活经验与生活需求。例如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便去参加革命，首先是因为生活中的革命要求已经成熟，而这种革命要求已经酝酿在、躁动在这位读者的心里、梦里、血管里、神经里。再比如说道德，至少在我们这里绝无仅有哪一本书告诉人们可以不道德与教导人们如何不道德，亿亿万万的书教导人们要道德、要道德、要道德，但不道德的人和事仍然是层出不穷。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书的局限性、书的作用的局限性这一面。
有许多许多的好书我们还没有读或我们还不知道它的存在。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伪书、谬书、坏书。特别是有许多陈陈相因的书。创造性的书难找，照抄或变相照抄的书易求。读书、抄书、注书，遂也写出了书再供别人去抄去注，去改头换面，在书的圈子里循环，在书的圈子里自足自傲，被书封闭在一个缺少现实感也缺少生活气息的狭小天地里，最后连说话也都是书上的话、现成的话、见×书第××页的话，这很可爱、很高尚，也很误事、很可怜，办大事时候就更麻烦。所以毛泽东主席当年大声疾呼地反对“本本主义”，还说过教条主义不如狗屎，说过读书比宰猪容易得多的一类话。年轻时我曾拜访求教过一些前辈学者，获益良多。但确实也碰到过这样的人，除了背书、引书、查书、解书以外，他回答不了你自己琢磨提出的任何疑问，他从不把书本知识与生活现实做任何的比较联系，他从来不发表任何原生的（即出自他自己的头脑与经验的）活泼新鲜独到的见解。
泛论暂且按下，这里只抽出一个问题探讨一下：学问与文艺的关系到底如何？七八年前我在《读书》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此文的主旨是针对“我们的作家队伍的平均文化水平有降低的趋势”的，我提出：“我们既提倡作家不应与学者离得那么远，作家也应严肃治学，又不能要求作家普遍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学者。也许从反面更容易把话说清：即作家绝不应该满足于自己的知识不多的状况，作家不应该不学无术。”
很可惜，大概一些朋友并没有读我的这篇文章更没有弄清我的这一段概括题意的话就认定并传开：某某写文章了，某某提倡作家要“学者化”了。认为谈得好者、响应者有之，认为是制造新的时髦浮夸、乃至认为此后创作中出现大量名词术语洋文假洋文旁征博引的始作俑者就是提倡作家“学者化”的某某人者亦有之。既然谈了“非学者化”并有所忧虑，那当然是叫俺们“学者化” 了，这种非此即彼的想当然倒确实说明了一点粗疏简单。
反求诸己，那一篇文章中我强调了作家努力地严肃地治学求学乃至“争取做一个学者” （是争取，还没到化的程度）的必要性，却没有谈够另一面的道理，即学问和文艺，特别是和文艺创作与鉴赏，有相通、相得益彰的一面，也有相隔乃至隔行如隔山的一面的道理。这样，一面说“争取做一个学者”，又说“不能要求作家普遍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学者”，就没把道理讲明讲透讲痛快。这样，引起某种片面简单化的理解，责任就不能全推出去。
学问与文艺有相通的一面，所以在那篇文章里我强调了作家要加强学习特别是文化知识的学习。但学问与文艺，毕竟也有不同的一面：前者相对地重理智、重思维、重积累、重循序渐进、重以公认的标准与手段加以检验而能颠扑不破的可验证性；后者则常常更多地（也不是绝对地）重感情、重直觉、重灵感、重突破超越横空出世、重个人风格的独特的不可重复性无定法性。
例如，甲先生是那样的懂文学、懂文论与文学史，读过那么多文学读物，谈起文学来是那样如数家珍，为什么他硬是搞不成创作呢？（毛主席就批评过：中文系的毕业生不会写小说……试答如下：只是喜爱文学的人最好去教文学讲文学论文学；而只有既喜欢文学更热爱生活执着生活并能够直接地不借助于现成书本地从生活中获得灵感、启悟、经验与刺激，从生活中汲取智慧、情趣、形象与语言的人才好去创造文学。）生活是文艺的惟一的源泉，文学本身并不能产生文学，只有生活才能产生文学。这些都是我的一贯信念。作家应该善于读书更需要善于读生活实践的大书、社会的大书。学者当然善于读书，如能通一点大书（不一定同时是实行家）也许更好。换一个说法，作家多少来一点（不是全部绝对）学者化，学者多少来一点生活化，大家都学会倾听生活实践的声音，如何？
或又问，乙先生是那样的学贯中西、文通古今、读书万卷、著作等身，为什么听他谈起某个作家作品却是那样博士卖驴不得要领，或郢书燕说张冠李戴，或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使生动活泼奇妙紧张的艺术鉴赏的痛苦与欢欣，淹没在连篇累牍而又过分自信的学问引摘里？
试答：学问也能成为鉴赏与创作的阻隔。已读过的书可能成为未读过的书的阅读领略的阻隔。已经喝过太多的茅台、五粮液，并精通“茅台学”“五粮学”，不但无法再领略“人头马”“香槟”，不但无法再欣然接受“绍兴黄”“状元红”以及“古井”“汾酒”，甚至也不再能领略茅台酒与五粮液。因为对于这些人，新的茅台五粮液引起的不是精密的味觉嗅觉视觉的新鲜快感，而是与过去饮用茅台五粮液的经验的比较，与先入为主的“茅台学”“五粮学”的比较。已有的经验起码干扰了他的不带成见的品尝。所以几乎中外所有的老人都常常认定名牌货一代不如一代，都认定新出厂的茅台掺了水。经验与学问的积累、牵累、累赘，使他们终于丧失了直接去感觉、判断外在的物质世界的能力，甚至丧失了这方面的兴致。当然，这种学问（经验）的干扰不一定都是否定意义上的。如果新的文艺接触恰恰能纳入先前的学问体系之中，如果某个文艺成果恰恰能唤起已有的但已逐渐淡忘模糊的学问经验，它也能激起一种特殊的狂喜，获得一种一般人难以共鸣的“六经注我”的心得体会。这里的主体性是自己已有的包括已忘未忘的学问经验，而不是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最后，不但六经注我，生活也注我，宇宙也注我，“我”只能不断循环往复，而不注我的也就只能置若罔闻了。实实的可叹！
举个例子。偶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二百八十九页《与高阳书》中，这位大学者是这样说的：“我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差不多没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话……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地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此外，我没说一句从文学观点赞美《红楼梦》的话。”胡适接着写道：“老实说，我这句话已过分赞美《红楼梦》了。书中主角是赤霞宫神瑛侍者投胎的，是含玉而生的——这样的见解如何能产生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小说！”
（王某忍不住插话：是您给《红楼梦》戴上自然主义的帽子，后来发现它的脑袋号不对，所以“不能赞美”脑袋，却必须坚持帽子的价值的无可讨论与无可更易。削头适帽，确与削足适履异曲同工。）
胡适自我感觉良好地说：“我曾仔细评量……我平心静气的看法是：雪芹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的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的修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能够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前函讥评的“破落户的旧王孙”的诗，正是曹雪芹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也不过如此。”
胡适接着举“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静的……”为例，指出“作者的最文明见解也不过如此”，更举贾雨村的关于清浊运劫的“罕（悍）然厉色”的长篇高论，指出“作者的思想境界不过如此……”我想，我从未怀疑过胡适是有学问、颇有学问的人，我对他的学问不乏敬意。而且我知道胡适写过具有开创意义的新诗集《尝试集》，虽然其中的诗大抵中学生水准，在当时能带头用白话文写诗，功不可没。但看了他对《红楼梦》的评价，我颇怀疑他是否有最起码的文学细胞和艺术鉴赏细胞。这位大学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未免太缺少一种纯朴、敏感的平常心、有情之心了！他老是背着中西的学问大山来看小说了，沉哉重也！什么叫“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呢？把曹雪芹送到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或高尔基文学院去留留学如何？什么叫“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是指他没有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过话还是指他没有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什么叫博士，胡当然是知道的，什么叫大作家，知道吗？曹雪芹的价值在《红楼梦》而不在他的学历和论文。更不在他的背景，我们叫做“阶级出身”的。如果曹雪芹的“背景”不是“破落户的旧王孙”，而是洛克菲勒家族或牛津、剑桥的曾获诺贝尔奖金的学者之家，他还是曹雪芹吗？他写出的还能是《红楼梦》吗？曹雪芹的见解、思想境界也许不如杜威或者萨特高明，所以他没有贡献出什么什么主义，正如那几位大哲学家没有贡献出《红楼梦》一样。而《红楼梦》的价值，当然不在于表达曹雪芹的“修养训练”“发展思想”“见解高明”（这些都适合于要求博士论文而不宜于要求“亘古绝今第一奇书”——蔡元培语——的《红楼梦》）。《红楼梦》的价值在于它的原生性、独创性、生动性、丰富性、深刻性。人们面对《红楼梦》的时候就像面对宇宙、面对人生、面对我们民族的历史、面对一群活灵活现的活人与他们的遭遇一样，你感到伟大、神秘、叹服和悲哀，你感到可以从中获取不尽的人生体验与社会经验、不尽的感喟、不尽的喜怒哀乐的心灵深处的共振，也可以从中发见、从中探求、从中概括出不尽高明的与不甚高明的见解。《红楼梦》的价值在于它创造了一个世界而不在于去解释这个世界。“天何言哉”？“天”创造了四时万物，对四时万物发表见解则是真正聪明与自作聪明的亚当夏娃的后代们的事。《红楼梦》的价值还在于它的真切与超脱，既使你牵肠挂肚又使你扑朔迷离、怅然若失。只有丧失了起码想象力的博士才会认为有必要指出曹雪芹的缺乏妇产学知识，他竟然认为宝玉是神瑛侍者投胎与衔玉而生！这使我想起我在“五七干校”时学的批判材料，材料说：“明明蔬菜是我们贫下中农种的，作家却说是兔子种的，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指那个家喻户晓的“拔萝卜” 的故事。）原来教条主义也是不分“左”“右”地亲如同宗的噢！
这不过是一例，学问家以己之长，攻创作家之短，或自以为是创作家之短。而这一例竟然以一般的学问标准——修养训练呀，发展机会呀，背景呀见解呀什么的——去攻创作的奇才、天才、无与伦比的曹雪芹。伟大的作家恰恰在这一点上与一般学问家不同，他不仅是修养训练的产物，更是他的全部天赋，他的全部智慧、心灵、人格、情感、经验……他的每一根神经纤维和全身血液的总体合成。文学系多半培养不出创作家来，医疗系倒“培养”出了许多大作家——鲁迅、郭沫若甚至俄国的契诃夫。诸如此类的事实，不能成为贬低文学科系或反过来贬低作家的理由，也不能成为视医学训练为作家之必需的理由。
反过来说，作家当然也不该忽视自己的修养训练。其实曹雪芹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受过许多修养训练的，否则他哪儿来的那么多文化知识与生活知识？特别是他的语言积累，难道不是“当然”使博士惭愧？他的“女权主义”思想可能确实“贫乏”，他的知识特别是不见于经传的知识却实在丰富得很。而作家的创造性得之于不见经传的知识、得之于生活这本大书的要比得自康奈尔、哥伦比亚图书馆的更多也更重要。他的这方面的“背景”独特而且源远流长，没有这样的背景而换成博士可能认为绝不贫乏的希腊罗马文艺复兴产业革命的背景，曹雪芹就不是曹雪芹而是曹尔斯特博士、曹尔斯特教授、曹尔斯特院士了。这样的教授院士说不定还有人可以替代，而曹雪芹与《红楼梦》，却是无可替代的惟一。
希望学问多一点灵气。希望创作家多一点学识，却不要因学识而“戕宝钗之仙姿”又“灰黛玉之灵窍”。学问家也不要因灵气而想当然地信口开河，随意指点，甚至一口一个当然，就像王善保家的论搜检方案，一口一个“自然”其实远不自然当然一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们的学问，我们的创造力，究竟涵盖了多少对象，又有多少（不应是多少而应是多得多）对象，还处在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悟性灵性所远远没有达到的黑洞里啊，谁又可以高高在上地摆出全知全能的架势来呢！
作者附言：给《读书》撰文谈读书的局限性，令人歉然。笔者其实一直是提倡读书、提倡学问、决心拜学者前辈们为师的。但事实确也有另一面的道理。不能轻视也不能迷信学问。天下的事，常常需要讲两句话，“既要……又要……”的句式虽然俗，却是必要的。有什么法子？打油一联曰：既要又要全必要，求知疑知近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