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选 3月26日，许多媒体报道了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始审判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消息，当看到醒目的标题《陈良宇案昨日天津开审法庭配备医疗抢救小组》，自然使之深思。也许从审判人性化的角度去考虑，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为防止陈良宇上庭后出现身体不适，法庭专门配备了医疗抢救小组”又无可厚非，然而，对于“精神状态良好”的陈良宇进行审判，可以这样关怀备至，对于一般的犯罪嫌疑人、甚至患病犯罪嫌疑人，可没有过这样的特殊待遇，又说明什么呢？再联想到前不久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处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祝均案和美容院女老板杜益敏案的结果差距，又不得不让人深思，提出一个让人费解的疑问：中国的一个官位、乃至犯罪后值多少钱？
中国的一个官位价值几何？时代不同与官阶大小不同，自然有不同的说法。当然，我们这里说的还不包括、也不指官位之灰色收入、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而是一种官位的代换方式。
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祝均一，因收受贿赂166万余元，未经集体讨论安排13亿元社保资金贷予张荣坤；滥用职权导致158.56亿元上海社保资金蒙受重大损失，2007年12月27日，被吉林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8年；浙江丽水美容院女老板杜益敏因非法集资7亿元，于2007年3月21日被浙江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犯有集资诈骗罪，处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当然，从目前刑法规定对集资诈骗罪的最高处罚来看，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杜益敏死刑有法可依；然而，吉林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祝均一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8年，则就有让人质疑之处了。
其一是挪用公款罪。根据刑法规定，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而且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要从重处罚。仅这一条，对祝均一的量刑就可以是无期徒刑。
其二是祝均一的滥用职权罪。刑法第397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三是祝均一的受贿罪。刑法规定，受贿罪有9个量刑档次，其中最重的处罚是：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依据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宣判，祝均一因受贿、挪用公款以及滥用职权三宗罪名成立，其中被认定受贿160万元，如果按数量，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
当然，也许杜益敏案和祝均一案还有不同的情节，而不能以损失、受贿、贪污的金钱数额为唯一的量刑依据，但是审判者应当向公众明确地解释，有哪些情节足以让毁掉158.56亿元和受贿160万元的祝均一，比诈骗7亿元的杜益敏罪恶更小？
而且，从表面上看，公众更有理由相信祝均一的犯罪更为恶劣，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更严重，因为他是政府官员，可以利用职务之便，而且动用的是人们的养老钱。而对于杜益敏，千万不能让公众产生“不杀不足以灭口”的推论。
从性质上说，杜益敏是一介平民的个人行为，祝均一是一个披着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职务行为外衣的个人行为，其个人行为是可以画一个等号，其实这两个案子当中，没有什么不能画等号的变量，唯一不能画等号的就是两人的身份：一个是普通的美容院老板，也就是一介平民；一个是高官。由此一死一活,自然就能得出官位的价格：150亿元人民币。
当然，官位的价格不能简单的这么做个减法就出来了。如果两个人都判了死刑也就没了可比性，因为这个结果可能证明的是，只要过了某个限度，谁都会被判死刑。这样的话，158亿与7亿之间就没有了区别，反正都是过界了。但一个是十八年，一个死刑，小学生都懂的四则运算就有用了。由此看出：不论是这两个判决，还是以前的很多判决其实都传布了一个很明显的信息：在法律领域里，对待老百姓的是“严刑峻法”，对待官员则是“宽仁厚德”。就是说，同样在糟蹋、贪污别人或者是国家财产方面，官员不但有优先权，还有赎罪权，当然不是吐出来赎罪，而是因为其官位可以赎买一部分责任，或者说一部分罪责。说起来，这倒绝对有古之遗风，上古就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别说当官了，就是考上个秀才，在打官司的时候都可以不跪县太爷，而同样打官司的百姓都是跪伏如羊。打屁股也是要革除秀才身份之后，才可以惩戒。这还只是个秀才，要是真当了一官半职，在待遇上更是不同。这种待遇不同的原因，人分几等，官员则是人上人，与普通百姓的身份根基不同。朝廷的官员皆是所谓为皇帝看守天下万民者，也许就是“放牧者”，子民便是“被放牧者”。显然，二者在帝王心中的位置和等量是不同的。放牧者可能是奴才，奴才还是人，而被放牧的老百姓，则就不是了，那就是犹如随时可以被宰割的家畜之列。然而，现在毕竟是21世纪，提倡并健全法制的社会，讲究“人人平等”的时代，相信法学家能够从不同的法律层面，对于诸如此类的案子，特别是例举的两个案子的如此悬殊判决结果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近年来，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自然执行死刑大幅减少。法学界的一些学者又纷纷提出免除经济案件的死刑，让公众不难看出这是对于官员的贪污、受贿、渎职等职务犯罪的处罚力度的削弱，导致官员职务犯罪的涉案金额不断在攀升，显然不是法治社会之倡导，要不然就亵渎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应该懂得：远离社会公共财富的乞丐，永远不会成为贪官污吏。贪污、受贿、渎职永远都是官员，不必要的减轻或免除处罚，自然会引起人们对法律的质疑，自然会由此推论出中国官位的价值，也就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了。
人民，永远是弱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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