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知乎图片选择器:蒋介石的“侍从室”, 国民政府真正的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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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1933年-1945年）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中正身旁的最重要的幕僚组织，其地位甚可与清代之军机处相比。
侍从室早在1933年，蒋中正驻节南昌，指挥江西剿共时就已成立，本只是一批随蒋奔走的参谋、秘书与译电人员，以处理各类函件公文为其任务。但后随著蒋权力日增，该室人事与组织亦日渐扩大。至1940年代侍从室已扩编为三个处与侍卫长室、参事室，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侍二处则处理党务、政治业务为主；侍三处则是人事调查、考核业务；侍卫长室即蒋中正之警卫单位；参事室乃研究专门性内政外交问题，以供蒋参考，颇类智囊团之组织。
侍一处主任先后为钱大钧、林蔚、贺耀组、张治中、周至柔。
侍二处主任为陈布雷，周佛海、张道藩、陈方先后任副主任。
侍三处主任为陈果夫，罗良鉴、刘咏尧、萧赞育先后任副主任。
侍卫长则由俞济时专任，副侍卫长冯圣法、警卫团团长石祖德、特务团团长柳元麟。
参事室主任先后为朱家骅、王世杰，至周鲠生、陶希圣、陈豹隐、王征、张忠绂、郭斌佳、甘介侯等任参事。
随著蒋中正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中国国民党总裁三个职务，兼任党政军三系统之主官，蒋身边最为亲近的侍从室对于战时中国军事、政治、外交、党务、人事等事项的审定与意见，素为蒋所重视，甚至可决定何种情报上呈给蒋，以及左右蒋对人事的陟升罢黜，其影响性冠绝一时。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委员长侍从室的出现，多被视为蒋中正权力具体化的表征，亦是中国政治军事化的结果。
抗战结束后，军事委员会撤销，成立国防部，侍从室亦分别被并入国民政府。侍一处改组为参军处警卫室，侍二处、侍三处则并入国民政府文官处；侍卫力量亦改编为国民政府警卫总队，统归军务局长俞济时指挥管制，继续遂行侍卫及警卫任务。
侍从室则于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1933年—1945年）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中正身旁的最重要的幕僚组织，其地位甚可与清代之军机处相比。
侍从室早在1933年，蒋中正驻节南昌，指挥江西剿共时就已成立，本只是一批随蒋奔走的参谋、秘书与译电人员，以处理各类函件公文为其任务。但后随着蒋权力日增，该室人事与组织亦日渐扩大。至1940年代侍从室已扩编为三个处与侍卫长室、参事室，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侍二处则处理党务、政治业务为主；侍三处则是人事调查、考核业务；侍卫长室即蒋中正之警卫单位；参事室乃研究专门性内政外交问题，以供蒋参考，颇类智囊团之组织。
侍一处主任先后为钱大钧、林蔚、贺耀组、张治中、周至柔。侍二处主任为陈布雷，周佛海、张道藩、陈方先后任副主任。侍三处主任为陈果夫，罗良鉴、刘咏尧、萧赞育先后任副主任。侍卫长则由俞济时专任，副侍卫长冯圣法、警卫团团长石祖德、特务团团长柳元麟。参事室主任先后为朱家骅、王世杰，至周鲠生、陶希圣、陈豹隐、王征、张忠绂、郭斌佳、甘介侯等任参事。
随着蒋中正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三个职务，兼任党政军三系统之主官，蒋身边最为亲近的侍从室对于战时中国军事、政治、外交、党务、人事等事项的审定与意见，素为蒋所重视，甚至可决定何种情报上呈给蒋，以及左右蒋对人事的陟升罢黜，其影响性冠绝一时。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委员长侍从室的出现，多被视为蒋中正权力具体化的表征，亦是中国政治军事化的结果。
抗战结束后，军事委员会撤销，成立国防部，侍从室亦分别被并入国民政府。侍一处改组为参军处警卫室，侍二处、侍三处则并入国民政府文官处；侍卫力量亦改编为国民政府警卫总队，统归军务局长俞济时指挥管制，继续遂行侍卫及警卫任务。
侍从室则于
侍从室第一处
侍从室于1936 年1 月改组，蒋介石任命钱大钧做首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从当时算起，到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0 年间，待从室第一处主任一共经厉了7 任。他们按照先后顺序排列是：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组、林蔚、钱大钧、商震。他们每一任的任期有长有短，一般在一年左右到两年以上或几个月不等。商震是最后一任，他的任期最短，只有3 个月。侍从室撤销后，他就改任“国民政府参军长”了。钱大钧和林蔚都先后做过两任，他们每一个人的任期累计都在3 年左右，林蔚比钱大钧的任期略长一些。
关于历任待从室第一处主任的简．竿情况，据著者回忆，大致如下：
1．钱大钧（1936 年1月一1938 年3 月）从1936 年里月侍从室在南京改组就任时起，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曾随蒋介石指挥湘、黔、川、滇各省部队堵击红军和解决两广事变，并随蒋介石到西安，在西安事变时被击伤，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到武汉，于1938 年3 月间 ，调航空委员会主任时离职。
2 ．林蔚（1938 年．4 月一1939 年3 月）从1938 年3 、4 月间在武汉接替钱大钧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这时，待一处又增设了一个副主任，由侍从室第二组组长．邹竞（字效公．保定军校毕业）升任。
林蔚接任不久，日寇继续西进，展开了武汉大会战、不久他随蒋介石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在重庆市中四路曾家岩附近的德安里，选定了川军将领许绍宗的住宅---- ‘尧庐” ，作为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一、二两处各组办公的地址。抗战期间至：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以前，这两处办公的地址始终没有变动过。
1938 年11 月，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率省府人员从长沙撤退，到重庆见蒋。蒋介石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于1938 年4 月初派张治中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调任桂林行营参谋长（白崇禧任主任）。
3 ．张治中（1939 年4 月一1940 年4 月）从1939 年4 月初接任起，大约在1940 年的夏初，国民党军委会的政治部长陈诚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赴湖北恩施指挥，蒋介石派张治中接任政治部部长、张就是在此时离开侍从室的。
4．贺耀组（1940 年4月一1942 年9 月）原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1940 年夏初接替张治中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到任不久，笔者从陆军大学毕业，仍派回待从室第二组工作，同贺在日常工作上接触的机会比较多，知道贺耀组对符是很恭顺的，蒋对他也比较客气。他对西南交通和经济方面极感兴趣。1 942 年秋，国民党政府为了防止走私，管制物资经济，成立了‘国家紧急动员会议”，调贺耀组担任这个机构的秘书长，负责主持。贺耀组在1942 年9月间离职。
5 ．林蔚（1942 年9 月一1944 年11 月）林蔚曾调任桂林“行营”参谋长，1940 年桂林“行营”撤销，成立蒋介石的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以李济深为主任，林蔚调为副主任。贺耀组离职后，蒋调林蔚第二次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仍兼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副主任职。在林蔚担任侍一处主任的两年多的期间，正是蒋介石极力拉拢美国，希图取得“援助’的时候。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当时重庆国民党政府日趋腐朽。特别是粮食、兵役机构以及金融物资等部门贪污舞弊、买卖壮丁和盗窃走私，层出不穷，已达到惊人地步。而且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利，矛盾重重，突出地表现在陈诚同何应钦两派之间的斗争，陈诚终于取代了何应钦，傲了军政部长。于1944 年冬发表林蔚为军政部政务次长和钱大钧（钱当时是何应钦任内的政务次长）对调了职务。
6 ．钱大钧（1944 年12 月一1945 年8 月）1944 年11 月底钱大钧第二次调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一直到1945 年8 月扰日战争结束，蒋介石派钱大钧任上海市长为止。大约在同年8 月底他离职赴沪。
7 ．商震（1945 年9 月一1045 年11 月）1945 年9 月初接替钱大钧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商震曾学过英语，他能同外国人直接用英语作一般交际性的谈话。在美、蒋互相勾结时，蒋介石就看中了他。先是在主941 年l 月间，蒋介石为了联络英国，保证西南国际交通线的安全和准备协同英、缅方面的军队对南进日军作战的目的，曾组织了“滇缅参谋考察团”。蒋介石派商震为“考察团’主任，林蔚为副主任，团员有孙立人等。这就为后来商震代表蒋介石政府出任驻美国军事代表团长，预先作了准备。商震到职不久，侍从室就酝酿改变组织系统，于1945 年11 月底侍从室的名义撤销了。以原侍一处的第二组和侍二处的第四组为基础，分别编并到国民政府参军、文官两处之内，成立了军务、政务两个局。商震在结束了侍从室第一处最后一任的职务以后，便改任国民政府的参军长了。
从上面历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人选看来，完全根据蒋介石自己当时的需要和对重要人事上的安排而决定的。在这一厉史时期中，钱大钧和林蔚都是以高级军事幕僚长的身份，两度随侍蒋介石的左右，为蒋所信任的。他们两个人具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活动，各有千秋。他们都是同蒋介石的侍从室有关系的重要人物。同时，他们又都是在当时蒋集团内部派系斗争中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爰就笔者所知，分别概述如下．
钱大钧字慕尹，江苏吴县人。他早年在保定军校六期和日本士官学校第十二期炮科毕业，曾在保定军校八期与何柱国等同任过区队长。后到粤军第一师邓铿部任参谋。以后厉任黄埔军校第一、二期教官和校部参谋长。国民革命军北伐任第三团团长。以后历任师长、军长、“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八期二总队教育长、保定行营主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和武昌行营参谋长等职。钱大钧属蒋的嫡系，同蒋介石和黄埔学生之间的关系很深。他同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朱绍良等比较接近，同桂系的关系也不即不离。陈诚同钱大钧虽有“师生’的关系0 ，但由于陈（诚）、何（应钦）之间的利害矛盾很深，因而陈对钱大钧虽然表面尊敬，却暗中排挤他。一可是当陈诚还没有完全取得蒋介石的宠信以前，陈还是利用钱大钧的关系祷自己向蒋说好话的。又钱大钧在武汉任张学良的参谋长的时候，同东北军、西北军以及其他“杂牌”部队的关系搞得还不错，一般高级将领对他都有好感。
① 陈诚系保定军校八期炮科毕业。陈在校学习时，钱大钧曾任炮兵队区队长，所以同陈诚有师生的关系。
钱大钧在北伐时，率部出战辄失利，训练军队也非所长。由于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俯首听命，所以蒋很喜欢用他。钱大钧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时，在蒋身边处理文书，安排蒋的生活行动，精细敏捷，颇称蒋意。19 36 年西南两广事变，钱大钧曾衔蒋命，密赴大庚活动粤军将领余汉谋（保定军校六期，和钱是同学）叛变陈济棠，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为蒋所信任。又兼任蒋的侍卫长，以蒋的近侍人员的身份，周旋于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之间，在当时显得颇为得意。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回到南京，痛定思痛，大笃曾扩情“无耻！”、晏道刚“无能！ ”。而且颇怀疑钱大钧是否受了张学良的暗示，把停放在临演车站，备蒋行动专用的一列法国造游览客车〔简称蓝钢皮）调开，曾经向钱严词洁问。但此事早已经钱大钧向蒋请示过得到批准以后才调开的。钱提出了蒋的批示，加以申辩，蒋自无话可说。念及钱大钧在临潼华清池也被弹射伤，蒋对他依然恢复了信任。
① 曾扩情：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西北“剿总”的改训处长。晏道献任西北“剿总”参谋长。西安事变后，到南京请见蒋介石。当时蒋的余恨未消，在“请见单”上亲批：“曾扩情无耻！晏道刚无用！”，并把两人在南京软架了一个时期，以后不再重用他们了。
钱大钧为人圆滑，胸无城府，性情偏激。他对上级恭顺，然在同寅之间，却易发生姐龋。有时，他对某些黄埔学生，也不假以辞色。因此，在统治集团中嫉恨他的人渐多，在蒋介石面前，他的政治地位也就不那么稳固了。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了武汉，军委会改组。钱大钧得到宋美龄的支持，于l938 年3 月间，调任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就任还不到一年，大约在1939 年初，偶因一笔特别费已经宋美龄批准分配，但在处理时，钱只分配了少数儿个高级人员。有人把这件事向蒋告密，蒋下令将钱大钧撤职查办。钱大钧在成都落拓了两年多。于1941年7月间，经何应钦向蒋签准，才安排他任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参某长。后钱在何应钦的支持下，接替曹浩森（曹调席）任军政部政务次长，仍兼运输统制局参谋长。钱和当时军政部的常务次长张定潘（字伯璇，江西人，桂系）相处甚好，成为何应钦的左右手。
①运榆统制局是抗战中期 蒋介石在重庆为了控制西南国际交通运愉的重要机构，隶属区民党政府军委会。派蒋的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主任，交通部长张嘉傲兼副主任．俞飞鹏为参谋长。抗战后期，张(嘉傲)、俞(飞鹏)展开了私人权利的斗争．结果，张被俞挤走了，俞飞鹏作了该局的副主任。腾出了参谋长一缺，由钱大钓补充。
军政部组织庞大，人事腐败，营私舞弊，在抗战后期已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蒋介石受国内、外（主要是美国）舆论的责难，于1944 年11 月底，下令军政部大换班，赶走了何应钦，陈诚上了台。钱大钧同林蔚对调职务。
林蔚字蔚文，浙江黄岩人，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是蒋介石左右的幕僚“专家”。他原任军委会性叙厅长，掌握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人事管理业务多年，而且每遇调动职务，他的原职位从来是不更动的。林蔚为蒋介石服务，谨惧稳重，长于谋划，为蒋所信任。林到侍从室工作，正当日寇继续入侵，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之际。他偏重于对战区的作战规划，关于文书和一般参谋业务的处理，由他的助手于达（待三组组长）负责。在外表上看来，他不像钱大钧那样活跃。随蒋到各地活动时，也不像钱大钧那样，专在蒋的生活安排上，处处殷勤，讲求纤巧。但是，林却工于心计，对蒋的用人和重要意图常能预为窥测，所以遇机一撮即合，成为蒋介石的左右手。
林蔚为人深沉平易，态度温和，喜怒不形于色。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桂林“行营”参谋长、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副主任和军令部次长，他同蒋帮各方面的关系搞得都很好。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还极力交结国民党浙籍将领胡宗南、汤恩伯等以为“外援”。并靠近陈诚，为陈侦伺内情，图谋策划，从而得到陈诚的信赖和支持。由于林始终没有离开过军委会的系统，而且又主持锉叙厅的业务多年，他对蒋政府的一切规章制度和人事关系非常熟悉，所以陈诚挤走了何应钦取得了军政部长的地位以后，首先调林蔚任政务次长。从此林就成为陈诚的得力助手。并在以后按照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意旨，改组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成立“国防部”新机构，为陈诚卖了很大气力。
①1940 年蒋介石澈销其挂林行营，成立军委会桂林办公斤．以李济深为主任。蒋介石对李是不放心的，就派林蔚为副主任。1943年‘挂林办公厅’撤销，李济深凋军委会军丰参议院院长，并未就职。林蔚调“军令部’次长。
林蔚在蒋介石的属下虽然比不上那些显赫一时的人物，但凭他多年“幕僚”的一套丰富经验，不仅工于谋人，而且善于谋己，所以他懂得见风使舵，顶留地步，常能因缘时会，水到渠成。可称是蒋介石反动集团中“幕僚”人物的典型。
下面将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一处各组的情况分述如下：
第一组〔 简称侍一组）主管经理、会计出纳、医疗卫生、生活福利（包括对蒋介石个人和蒋住宅的生活安排）和交际、接待来宾等项业务。
编制人员有：组长、侍从副官、侍从医官、副官、料员、缮写人员（司书）以及在蒋住宅的看护、厨师、工役等。
第一组虽属特一处的建制，但它却担负着侍一、侍二两处全部机关事务管理的责任，同时还要兼顾蒋介石在驻留和外出活动的一切生活上的供应和安排。所需经费是从蒋介石个人名义的一笔特别费项下开支，并向蒋直接负责。1936 年1 月侍从室改组后，莫我若（湖南人，黄埔军校一期生）任第一组组长。1938 年，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到了武汉，同年3 月间，蒋派前汉口公安局长陈希曾为第一组组长。陈希曾系浙江人，是陈英士之侄，与陈果夫、陈立夫是兄弟行。早年同陈果夫在上海做过交易所的生意，和蒋介石早就熟识的，曾入广东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为蒋介石个人忠实眼务。他同蒋的关系密切，是蒋介石左右的一个亲信人物。
陈希曾从1038 年3 月起到1945 年11 月底止，任侍一组组长到最后。侍从室名义上撤销以后，在另成军务、政务两局的同时，仍以原来侍一组为基础改组为总务局，隶属国民政府参军处，陈希曾改任总务局局长。陈生活阔绰，喜欢铺张，在蒋介石的侍从室中，对他众以“大少爷”目之。
“侍从副官”是在蒋介石左右担任接待宾客，执行“承启”任务的副官。蒋到各地，他们也跟随一起行动；蒋驻留时，他们就在蒋的“官邸”轮流值班，听候传唤。一向担任这项职务的是黄埔军校一期生蒋国涛、项传远两人。蒋国涛，浙江奉化人，是蒋介石的族侄辈。项传远，山东人，曾在钱大钧部下任过团长。他们都是蒋介石的学生，对蒋的生活习惯异常熟悉，而且懂得蒋对待各方面人士的关系和态度，因而接待来宾颇能掌握分寸。他们在蒋介石的跟前小心翼翼，十分忠顺，再很喜欢他们。另有黄埔军校学生周天健，一也做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但任职不久，就调出去了。在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进一步投靠美帝国主义，并效法美国的制度，取消了侍从副宫的名义，改为侍从武官，并挑选军校出身留美毕业的青年军官代替诗从副官的职务。蒋国涛和项传远两人也先后离开了蒋的“内廷’户，被派到国民党军部队里工作去了。
另外，还有一名待从副官叫蒋孝镇（蒋介石的族孙），他是日常伺候蒋介石生活起居的。西安事变时，他随蒋从华清池住室越墙逃匿后山的洞穴中，寸步不离孙是蒋介石最亲近的一个侍者。
侍从室还附设了一个医务室，也列在侍一组的编制之内，有大夫和看护约共3 、4 人，原由侍从医官陈方之负责主持。陈方之是浙江宁波人，早年留学日本帝大医科，在东京同蒋介石棍得很熟。本来这个医务室是备随蒋出发各地行动；之播的，也担任侍从室各处员工卫生防护和诊疗的工作。陈为人不加枪点，讲话随便乡时常夸耀他同蒋的私人友谊，也不免向外泄漏过去在日本时关于蒋介石私生活的一些秘密。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以后，，陈方之调为参议闲职，后来任兵工署重庆大渡抽钢铁厂的医务顾间，另由曾在德国留过学的一个姓吴的（忘其名）大夫，继任蒋介石的侍从医官，负责医务室的工作。
蒋“官邸”是指蒋介石长时期驻留的住宅而言，不惹人注意的住宅。他在南京住过中山陵园附近和城内香林寺（即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校园，在重庆住过曾家岩德安里张群的住宅和黄山附近蒋的别墅。听说蒋同宋美龄的生活很难搞到一起，有时共食，一般是分别进餐，各不相扰。在蒋“官邸”的侍从工作人员同侍从室各处其他工作人员，一律都由公家供给伙食。
侍从室官兵供给待遇，由侍一组按照原来的成规统一办理，是很特殊化的。因为侍从室属于国民党军委会的组织系统，所以在这里的工作人员不论文职、军职，所有官兵基本上都是比照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陆军宫佐和士兵工资待遇标准发给。除按照军衔级别发给工资外，还另加发本人工资的2 / 3 ，作为津贴，并且宫兵一律由公家供给伙食，按照不同的伙食标准，分别就餐。待二、侍四两组的工作人员（参谋、秘书、文书人员等）因为要经常在夜间办公，还为他们准备了夜点。侍从室的工作人员（无论文职、军职）平时一律著便服（中山装），大约每隔两年左右还发给每人呢料和哔叽料的中山装各一套，以便在集会或随蒋出发各地时著用。一切生活待遇比起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任何机关都是特别优厚的。
第二组（简称侍二组）主管军事参谋业务。它和侍二处的第四组承蒋介右的旨意，综给军政机要，同属侍从室组织的核心。蒋对它的工作是十分注意的。侍二组主管的业务几乎包括了军委会所属的各重要部门租其他行政部门。从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到交通运输、一后勤补给，以及人事经理等等，无所不包。凡是蒋的参谋总长所不能决定或不敢决定的一些报告或请示的文件，都经过侍二组，由参谋人员研究审核，签注意见送给蒋介石作最后裁定。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军政大员请示报告的文电，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人事和经理的文件，由于蒋介石的权力最集中，所以必须亲自处理。此外，蒋介石自己发布的手令一天比一天加多，往往干涉到主管机关单位的职权，还要他们“限期具报”。因而公文泛滥，工作效率低落，因循敷衍，相率成风，给蒋自己造成了严重的灾准，于是他大发脾气了。蒋在抗日战争中期，大约在1940 年底或1941 年初，曾想出了一套所谓“行政三联制”，提出了所谓计划、执行、考核的一套“理论”和办法，企图挽救他自己招来的”灾难”。并且在他自己的中央训练团的历次集会上大肆宣传他的“行政三联制”，并指着他的文、武官吏们厉声说：“你们不要当‘委员长’是一个字纸篓，什么事都拿给我看，你们一点责任都不肯负担，那不是对侍长官及对待自己的办法，有失政府设官分职的本意l ”蒋对他部下的这一番教训，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正因为他一个人搞法西斯独裁统治，相信的是特务们的密报和他自己对下级的‘察察为明一。他的下级懂得规律，硬着头皮顶住，等待蒋的脾气发完了，还是按照老办法办事，早把蒋的所谓“行政三联制’丢到垃圾堆里去了。
侍二组除了处理蒋介石裁决的有关统治的方针政策，以及上述须蒋亲自核定的文件以外，还要审阅一些来自各方面的建议和处理事务性的工作，如代体通知召见外地各文、武官吏，向战区高级指挥官电话传达蒋的重要手令（译成密电码传达）等工作。因此，侍二组的参谋业务是非常紧重的，而且参谋人员是日以继夜地为蒋服务的。
侍二组的业务，既为蒋介石所重视，关于组长和参谋人选，都是经过蒋亲自批准而后任用，也是按照蒋自已规定的标准办法处理的。它的特点就是：官阶不宜过高，年龄不宜太大，以便于指挥调遣，由于待从室官兵的待遇标准提高．已经比外面优厚了，所以宫阶也必须降低。因此参、秘等人员的军衔，一般要比外面降低一级乃至两级任用。比如在外．面原来任上校或中校级的，到侍从室工作，就按中校或少校级任用。这样，一方面表明待从参谋人员的官阶不大，不致引起外人的注意，另一方面参谋人员外调，离开侍从室的时候，凭蒋的一句话，就可以提升一两级任用，所谓“不次之升’，表示蒋对其部下的“恩宠”，使他们对蒋感恩图报，永远做他的忠实奴仆。
蒋介石对侍从参谋人员的任用，首先考虑的是，此人是否为黄埔军校出身，或者是否在统治集团中服务的年限较久，更重要的是，还要看是什么人的保荐。这一切都是先决条件。然后，还要凭他自己的经验，召见来人，亲自观察，对黄埔军校各期毕业学生也不例外。蒋特别注意来人的仪表精神，他认为满意，才做最后的决定。用蒋自己的话说：“确信万无一失者方可任用 ”。由此可见，蒋对其侍从工作人员的任用是多么注意和重视！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蒋为了对外装璜门面，标榜参谋人员的质量，逐渐挑选从陆军大学各期毕业和曾留学英、美的陆海空军人员，充任他的侍从参谋的工作，并把侍从室原来少数参谋人员，先后送入陆大深造。到了抗日战争中、后期，侍从室第二组的参谋人员，几乎都是“清一色‘出身于陆军大学的了。只配备有少数一两个英、美留学生，担任外事、翻译或转派侍从武官等项工作。尽管如此，蒋选用他的侍从参谋工作人员的前提、标准和任用程序，从来没有改变过。
1936 年1月侍从室改组，钱大钧任侍一处主任，他向蒋推荐武昌行营参谋处副处长刘祖舜（浙江黄岩人，陆大特一期毕业）任侍二组组长。刘就任不久，即转任军分校主任而离职，由钱大钧自己兼任侍二组组长。当时，侍二组只有从军委会办公厅调来的校级参谋秋宗鼎、罗兆宗二人，连同原来的尉级参谋卢集贤等共3 人。以后陆续从陆军大学各期毕业生中选调部存诚、李矗岗、丁炎等，人员逐渐增多。并以参谋邵存诚代理侍二组组长。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日，回到南京。他命侍从参谋人员协同军委会主管部门开始研究对日作战的计划和国防工事配备。由于蒋介石对日作战举棋不定，方针不明，一切规划无非纸上空谈，并没有认真地作好准备。“七，七”卢沟桥炮声一响，蒋介石政府陷于手忙脚乱，这是理所当然的。
抗战开始后，黄埔军校一期生酆梯、刘进先后到侍从室，派在侍二组工作。不久邵存诚调三战区，蒋派娜梯任侍，二组组长。酆梯目空一切，盛气凌人，颐指气使，同钱大钧以及侍从参谋人员的关系都搞得很坏。上海战役之后，蒋派他到湖南，旋任长沙警备司令。1938 年11 月间长沙大火。蒋命钱大钧驰赴长沙处理善后，并将酆梯判以死刑，在长沙处决。酆梯离开侍从室以后，蒋派他的侍从参谋刘进接任侍二组组长。大约在1937 年12 月初南京岌岌可危之际，蒋外调刘进到河南．任戴民权师的副师长，以后接替戴任师长。刘走后，由参谋李亮岗代理侍二组组长。1938 年3 月，钱大钧调肮空委员．会主任，林蔚接任侍一处主任后，由邹竞任第二组组长。不久邹调升侍一处副主任。林蔚推荐他的亲信于达任侍二组组长。于达从1937 年了、8 月间，在汉口就职后，一直到1944 年秋，连续在侍从室工作了6 年之久，他成为历任侍一处主任的得力助手。
于达字凭远，浙江黄岩人，保定军校三期和陆军大学九期毕业。他曾在国民党军第一师胡宗南部任参谋长很久，同林蔚的私人关系极深。他调到侍从室工作，对于文书处理，颇为林蔚所信赖。于达在国民党军部队中担任参谋长的工作时间较长，熟悉参谋业务，对蒋极为忠实。在于达任职期间待二组同侍二处．的第四组在业务上的联系和配合是比较密切的。通过两处文书处理，接触蒋的“批示”，比较全面地理解蒋的意图和他处理各种事务的规律。从而为蒋的侍从参谋人员提供了研究和揣摩的线索，在处理所谓一机要”文件的审核签拟上，更忠顺地为蒋介石的统治服务。
1 944 年秋，于达外调新疆督办公署参谋长，以后转任胡宗南属下的集团军副总司令和一战区副长官，由聂松溪（山东人，黄埔军校二期、陆大九期毕业）继任侍二组组长。1945 年2 月间，聂松溪调任第五十七军军长，由军政部交轴司司长赵桂森接替侍二组组长，一直到1945 年冬蒋介石的待从室撤销时为止。
从上述情况看来，1036 年至1945 年，侍从室第一处第二组组长职务，更易了好儿个人，按照他们任职先后的顺序排列，计有：刘祖舜、钱大钧（兼）、邵存诚、娜佛、刘进、李矗岗（代）、邹竞、于达、聂松溪、赵桂森等10 人。至于在这10 年之间，侍从参谋人员的出入变动更大，在此就不一一详述了。
第三组（简称侍三组）主管的任务是保卫蒋的安全。包括计划、指挥和具体行动布置等业务。它在编制上，虽属侍一处的建制，但是受侍卫长的直接领导和指挥。关于该组的具体情况和内容，将在“侍卫长”一节中叙述。
侍从室第二处
1936 年1 月，侍从室在南京改组，蒋介石任命陈布雷为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他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1945 年以月底，侍从室在重庆办理结束时为止，整整10 年。他主持侍二处的业务，还为蒋写了不少文章，是蒋身边亲信的幕僚人物之一，也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侍从室第二处辖3 个组：第四、第五、第六组。而以第四组为核心，处理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外交、党务等有关业务。各组组长都是同这一机构共始终的。如侍四组组长陈方、待五组组长李惟果和侍六组组长唐纵，都是一直担任组长职务的。其他人事安排上，在这10 年之间变动不大，是比较稳定的。
关于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笔者对他了解很少，仅就从片断的回忆里，略述他在侍从室工作中的两三事：
陈布雷字畏垒，浙江慈溪人。早年毕业于浙江省高等学堂，以能写时文见长，大革命以前在上海任《商报》 总编辑。族兄陈祀怀善古文词，是浙江省宁波地区（慈溪过去属宁波府治）所谓知名之士，夙为蒋介石所器重。蒋任北伐军总司令，曾聘陈祀怀做他的私人秘书，未就。陈向蒋推荐了族弟陈布雷担任。大约在1927 年北伐军还没有出发以前，陈布雷就到南昌随蒋工作了。以后陈布雷历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兼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1931 年或1932 年间任南京教育部次长，旋调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叶楚枪任秘书长）。陈随蒋多年，蒋发布的重要文电，多出其手。
1936 年侍从室改组，陈调任侍二处主任。据笔者印象：- 从陈布雷瘦弱的身体和干瘪的面宠看来，活像一个老太婆。他说话细声细气，但他为蒋处理文书，分析问题，却是很认真的。陈非常熟悉蒋的意图，他代蒋起草的一些文电稿，颇称蒋意。另据蒋的侍从副官透露，一遇有重大事件，蒋时常单独约陈密谈，有时谈至深夜。陈为蒋密谋策划，内容很难为局外人所知晓。
蒋介石每次对他的文、武官吏发表有关方针政策或重要决定．的讲话，事先常同陈布雷商量，斟酌拟订讲话提纲。有时，蒋自己也写提纲，再经陈为之条理润饰。但是蒋在讲话时，不习惯照念讲稿，还是由他自己信口开河，速记人员照原话一宇不易地记录下来，送给陈审阅。经过陈的一番文字加工，最后送给蒋亲自核定发表。在整理过程中，有时，陈觉得蒋的原话不妥当甚至用语粗俗，就替他文饰一番。但蒋却往往与其御用文人之见解不同，在他核定发表的文件或讲话小册子最后定稿时，仍把他的原话照样保留下来。
陈布雷对蒋介石的心理状态，考察极为周密。他处处留心，凡是侍一、侍二两处发出的密电稿，都要经他一一审阅。因此，陈对侍从室的业务和蒋指示的精神，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
此外，陈布雷还亲自编制关于蒋介石的日常生活起居和行动的记录。无论是蒋在驻留期间，或出发各地，都规定由值日的侍卫官，负责记录蒋每天的生活起居和行动，填写日报，交给蒋‘官邸”的侍从秘书汪日章或俞国华，汇送给陈布雷按年月编制《蒋介石的实录》。在抗战后期，这项工作交给秘书萧自诚协助办理。
陈的身体本来是很坏的。据随他任誊录的文书人员说．陈每天总是习惯于夜间工作，他靠吸烟刺微精神，必须服用大量安眠药才能够睡觉。陈患很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在抗日战争期间，随着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恶性发展，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和国内外舆论的责难与攻击，陈似已意识到蒋政权的江河日下。据陈的秘书王学素向笔者透露，陈布雷同侍四组组长陈方在一起闲谈时，曾在无意中流露出感慨情绪，哀叹说：“今天才知道‘领袖’（指蒋介石）的地位越高，确是既孤且危的啊！”抗战胜利后，蒋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陈从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调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1948年淮海战役以后，蒋介石王朝已濒于总崩馈前夕，陈布雷怀着极端伤感和无可京何的心情，竟服安眠药自杀了。
陈布雷在侍从室第二处任主任的10 年中，为蒋介石忠实服务，作了不少事情。记得1940年9 月末，德意日军事同盟协定在柏林签字，蒋认为这是“抗战最后胜利唯一的转机”, 即向其部下宣示：“日寇分兵力弱，无力西进，可以放心。只有等候国际局势的转变，期待英美苏的合作，造成最后胜利。”并以此旨，让陈布雷为他起草了一个“手令稿”，于同年10 月底向各战区高级将领发出一份密电。在这份密电中，蒋极力向部下散布幻想，坐视成败，保全实力，并以此掩盖他对日妥协和勾结英美的活动。当时，蒋的这一思想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关于侍从室第二处各组的情况，大致如下：
第四组（简称侍四组）它和侍二组同属蒋介石的侍从室这一机构的核心。主管的业务是。政治、经济和国民党党务，也包括蒋介石交办的其他机密案件。
组长陈方字芷呵，江西人。早年毕业于江西省高等学堂。生平经历不详。蒋介石在南昌、武昌成立行背，陈方任秘书。他在杨永泰的培养下，掌握了官僚政客所惯用的一套所谓“权术”和办法，成为杨永泰左右得力的助手。19 36 年待从室改组，蒋介石调他任侍四组组长。陈方在国民党反动集团中工作既久，而且随蒋介石工作多年，又继承了杨永泰的衣钵，了解蒋介石的意图，他为蒋出谋献策，揣摩迎合，处理文书，敏捷精到，得到蒋的欢心和信任。陈方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积极拥护者，他忠实地维护以蒋为首的政权，但对蒋的寡头独裁的作法时常表露不满情绪。抗战后期，阵方在重庆向笔者嵘及他向蒋建议领导方法问题。他说在建议中提出了所谓“马尾法’，暗示蒋的领导方法像马尾一样“一把抓’，是危险和不合科学的。并引项羽以拔山盖世之雄，连一范增而不能用，刘邦起家泗水亭长，以“三不如”终能胜褚的历史，讽示蒋的不善用人。他担心蒋介石这种做法，对整个统治集团不利。结果，蒋介石一阅了之，对他并没有嚓怪。陈方对诗词书法都有一定的造诣，蒋对外的应酬文字，常出其手。尤工兰竹，下笔迅扫，各具意态。性嗜酒，，有时酒后耳热，发发牢骚，颇带浓厚的封建社会“名士”习气。1945 年侍从室名义撤销，即以原侍四组为基础，成立了军务局，陈任局长。1949 年蒋家工朝垮台，听说他从广州进往香港，就在那年忧愤而死。
侍四组的工作人员，组长以下有侍从秘书、科员、缮写人员等，总共不到干几个人。经常在组内工作的秘书，只有两人。侍从秘怜王学素，工作时间最久，曾历西安事变，大约在1944 年外调浙江省政府委员。还有在蒋介石”官邸”工作的侍从秘书汪日章、俞国华也列在侍四组编制之内。他们主要担负机要文件的保管和收发的任务。蒋出发时，他们都是跟随行动的。
第五组（简称侍五组）这个组原来是蒋介石专为储备一批行政人员而设。最初由侍二处主任陈布雷自兼组长。组内设侍从秘书若干人，没有一定的名额，也没有固定的工作。一律按照上校军衔的待遇，每月从侍从室领取规定标准的工资，准备蒋介石随时召见咨询。其中大部分人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后，就已经陆续分别派出去了。只有萧赞育、李惟果在这里的时问最久。侍从室第一、二两处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大约在1939 年初，侍五组由汪日章任组长。开始主管一些关于国民党党、政高级人员（省委、厅局长、专员一级的）的调查考核和安排使用的业务。以后汪日章调任行政院简任秘书，由李惟果任组长。1940年，侍从室第三处成立，以陈果夫为主任，萧赞育为副主任。原来侍五组的人事业务移交给侍三处办理。这个组的职掌，改为主管外交行政。它同外交部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侍五组的工作人员也不多，只有一两个秘书。沈昌焕和邵毓麟都曾做过该组秘书。沈昌焕能讲流利的英语，当时只有三十儿岁，经常任蒋介石、宋美龄同美国人之间的翻译工作。邵毓麟原在侍六组随唐纵搞关于日本和朝鲜的国际情报工作，后来调到侍五组任秘书，不久派到外交部工作。
还有蒋介石的速记人员也是列在侍五组的编制之内的。蒋对速记人员的工作和人选非常重视。在侍从室改组以后，一直到国民党政权崩演时止的十几年中，蒋一共用了3 个速记人员。他们都是从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中，经过陈果夫的亲自挑选，合乎所谓“忠实可靠，万无一失”的标准，才备蒋任用的。1936 年第一次派到侍从室担任速记工作的是萧乃华和萧自诚，两人都是湖南人。西安事变时，他们随蒋介石住在临渔华清池，当军队搜查时，由于箫乃华的抗拒而彼枪杀了。以后，长时期以来，由萧自诚一个人担任速记工作。蒋介石撤退到重庆后，又从“中政学校”毕业生中调来一个名叫曹圣芬（湖南人）的协助萧自诚工作。在19 44 年左右，萧自诚升任待从秘书，协助陈布雷整理、编辑有关蒋介石的言论和他的《 实录》 的工作。
速记人员经常同蒋“官邸”的侍从秘书人员同住在一起，随时听候蒋的传唤，他们也属于蒋的近侍人员的一部分。当时，他们是在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的政治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对蒋抱着极端敬仰、崇拜，为蒋忠心耿耿地服务。抗战中期，蒋在中央训练团，分期分批地凋训备战区各机关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还办了一些训练班（兵役、人事训练班等）。蒋介石也经常住在重灾的浮图关（蒋改名复兴关）上。他的侍从秘书和速记人员，是不离左右的。蒋会客或召见他的部下时，速记入员担任谈话记录。特别是将在会客中的“指示”，事后还要抄交侍从室各处主管单位分别处理。由于蒋对其部下讲话的次数过多，又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于是速记人员就把他讲过的话，整理编印成所谓《蒋总裁训词选辑》小册子，分发给中央训练团的学员们阅读。每周蒋亲自参加中央训练团举行的“总理纪念周”，在会上总是由教育长王东原照小册子宣读蒋的‘训话’, ，然后由蒋补充几句话，就这样在形式上总算是“总裁”亲临“致训”了。
第六组（简称侍六组）主管倩报业务。这个组是1938 年蒋介石撤退到武汉以后成立的。派唐纵任组长。它在建制上虽属侍二处，但同时也受侍一处主任的双重领导。而且它在侍从室内部也是一个保密的单位。
蒋介石为了巩固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一向重视情报业务和发展特工组织。蒋在内战期间经营的CC 和复兴两大特务组织，在抗战开始又重新充实和安排起来了。这两个特务组织送给蒋的密报文件，在1936 年侍从室改组时，是按其内容性质，由侍一、侍二两处分别处理的。即。关于中统局的情报，是用徐恩曾的名义直接封送给侍二处（第四组）处理的，关于“军统局”的一般情报，如对国民党军部队长的贪污腐化和私生活等项的密报，均用戴笠的名义分类列表，封送给侍一处（第二组）处理。其他涉及到政治、经济方面，.如抗战初期四川军阀内部矛盾和活动等情报，则由戴笠先送侍二处，经陈布雷、陈方等阅后，会同侍一处（第二组）研究处理。1938 年，蒋介石撤退到武汉，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复兴系统的特务组织范围更加扩大了。由于情报来源日趋复杂，而且蒋介石都要亲自掌握，所以蒋在其侍从室里成立侍六组，综核一切特工组织的情报业务。
侍六组成李之初，从侍二组调去参谋卢集贤一人和缮写人员数人。后来增设秘书，担任研究和对外面特工组织的联系。邵毓麟和王尤生都曾在该组任过秘书。他们搞的是关于日本和朝鲜方面的特务工作。王凡生在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上 时常发表关于战时经济方面的文章，也翻译发表一些日本资产阶级的论文，对外掩护他的特务身份。邵毓麟自诩为．“日本通”，他还担任过当时流亡到重庆的“韩国”傀佩组织的联络工作。关于对日作战的日军行动的情报，仍由侍二组处理。至于中共和八路军活动的情报，则是侍六组业务的一部份。在抗战后期蒋很重视这方面的情报，为他反共反人民积极做准备。并调张国疆（军校九期、陆大十七期）任该组参谋，专搞这方面的工作。
关干组长唐纵，我只知道他是湖南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蒋曾派他做过驻德的副武官。抗战初期回国。唐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直接薰陶下，回国后，对蒋介石表示竭尽忠诚，坚决服从“领袖”，为蒋所“赏识”。唐为人外表温和，沉默寡言。工作上非常精细、认真。1945 年，侍从室名义上撤销，侍六组业务划归军务、政务两局以后，唐调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大约在1946 年春升任内政部次长兼警察总署署长。从此，他就一帆风顺地成为蒋介石的亲信人物了。
侍六组的业务是直接秉承蒋的意旨处理的。除了侍一、侍二两处主任可能知道有关的一部分情况以外，其业务对侍从室内部也是严密封锁的。
抗战后期，侍从室还成立了一个机要组。由蒋直接掌握，由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指导，专门处理蒋介石的来往电报。派他的侍从秘书毛庆祥兼任组长。组内配备秘书和译电人员，都是经过毛庆祥亲自挑选的。蒋出发各地，由机要组轮派译电人员随行（以前是从军委会机要组临时抽调的）。因此，这个组是蒋介石小朝廷内部的一个机要的通讯单位。关于军委会机要组（组一长毛庆样）的业务主要包括：翻译收发密码电报．编制和配发各种通用与专用的密码电本，在技术上统一控制各地公私电台。行政组织上隶属于军委会办公厅。此外，机要组还运用专业技术人员，在国际、国内的无线电密码通讯中，进行窃听、窃取、研究和处理，是为蒋介石提供情报的一项重要的特务工作。故机要组也是军委会保密的特工单位之一。由于这两个机要组的领导人都是由蒋介石的亲信毛庆祥一人担任，它们的业务必然是密切联系着的。
侍卫长
蒋介石的侍卫长这一职称是很早就有的。当侍从室还没有改组以前，即远在南昌行营时期，经常跟随蒋到各处活动的，就已经由宣铁吾（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担任侍卫长了。以后宣铁吾调职，由何云继任。何云字玉龙，浙江人，曾任公安局长。据闻，何云在大革命前后，曾担任过蒋的保卫工作，对蒋非常忠实，为蒋一贯信任。工93 已年1 月侍从室改组，成立了侍一、侍二两处以后，何云因年老多病，迭向蒋申请辞职．获准，安置他住在杭州西湖边休养。蒋旋派钱大钧兼任侍卫长。
改组后的侍从室，规定侍卫长负责指挥第三组和警卫一大队。在蒋驻留和出发各地期间，担任保卫工作。
第三组（简称侍三组）设组长一人和警卫人员若干人。为蒋介石服务的普卫人员，按他们的分工，又区分为侍卫和警卫两部分。侍卫人员，轮班随侍蒋的左右担任保卫工作。有军官和军士之分。军宫叫做侍卫官（从中尉到中校级），军士叫做卫士（又称便衣卫士）。他们一律著便装（按季发中山装，由侍从室供给），佩带武器。在蒋驻留的‘官邸’或出发各地活动时，无分昼夜，都由待三组配备侍卫官和便衣卫士，轮流值班，担任护卫。侍卫官几乎全是蒋的乡亲故旧，不用外人。
侍三组的警卫人员，由警卫股、特务股和警卫大队三部分组成。
警卫股祖任制定蒋驻留和外出活动的警卫计划．安排内外勤人员和调动武装警卫部队（包括驻军、警察和先兵部队），并监督检查警卫计划的执行情况和必要的安全措施。特务股是根据警卫计划，同当地驻军、警察、宪兵以及特务机关（当时各大、中城市都有军统局派驻的特务分支机关，如稽查处之类的单位）切取联系，采取侦察防护等行动，以保证蒋居住和行动的安全。
警卫大队是一支保卫蒋介石‘内廷’的亲兵。大概是由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和一个机炮连（机关枪、步兵饱）组成。大队长是楼秉国（浙江人）。各级军官都是从中央军官学校和中央警官学校挑选来的。士兵都是江南人，绝大部分是从浙江师管区征集来的”子弟兵”。蒋在南京时住在黄埔路中央军校校园里。又从警卫大队中挑选了一批军士和上等兵，编组一个卫士队（相当一个连），经常驻扎在蒋的“官邸”附近。蒋介石左右的便衣卫士，就是从卫士队里挑选出来的。这个卫士队又成为蒋的“禁卫”亲兵了。蒋单独乘飞机出发各地行动，如果不是长期驻在某地时，只带几个警卫和待卫人员随行就够了，一般是不调动卫士队的。记得1936 年蒋介石从武汉乘民生公司轮船“民主号”入川，以及他在西安事变前，从洛阳乘火车到西安，都是有卫士队随行的。蒋介石住在狭西临渔华清池时，就调了卫士队一个区队（相当一个排）护卫他。区队长毛裕礼就是在西安事变时被打死的。
侍从室在南京改组时，设第三组，派蒋孝先任组娜陈善周、黎铁汉分任警卫、特务两股的股长。陈、黎两人都是经戴笠向蒋推荐委任的。蒋孝先是蒋的族孙辈，同蒋的亲随侍从副官蒋孝镇是兄弟行。他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在“九· 一八”前后，任过北平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在北平镇压抗日进步运动，大批屠杀革命战士和无辜青年，坚决与人民为敌，是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蒋孝先调侍三组组长兼任副侍卫长，关于蒋介石的保卫工作，实际上是由蒋孝先一人负责，钱大钧不过徒有虚名，对外撑撑门面而已．蒋孝先除对蒋介石一人卑顺外，却极骄矜自恃。平时不言不笑，面部阴森可怖，侍从室的工作人员甚至有人望而远逊。1936 年l0月间蒋介石在洛阳过50 岁生日，蒋孝先随行，他当时同驻西安的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镇亚（西安事变时被杀）互相勾结，逮捕了大批知识青年，诬以反蒋抗日的罪名，非荆拷打。西安事变前夕，蒋孝先正在西安城内，尽情欢乐。翌日（12月12 日）清晨，他同侍一组会计蒋某（忘其名，是到城内取款的）同乘汽车赶回临潼，在半路上被东北军第一O 五师的岗哨截住，驶入临潼城内。经该师驻在城内的部队讯问。当时蒋孝先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向部队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姓名。嗣后，部队又问他：“你是不是做过北平宪兵第三团团长的蒋孝先？”他答：“不错”。于是，当即就将他执行枪决了。蒋会计被讯明后释放，他携款绕道逃回了西安。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回到了南京，派警卫股长陈善周代理待三组组长，钱大钧仍担任侍卫长。1938 年，蒋介石撤退到武汉。是年3 月间 ，钱大钧调任航空委员会主任，离开了侍从室，蒋任王世和为第三组组长，代理副侍卫长，侍卫长一缺未补人。
王世和是浙江奉化人。据说他跟蒋有亲属关系。早年以随从身份，跟蒋到过广东。蒋任黄埔军校校长时，王世和也参加了黄埔军校一期学习。王世和体态臃肿，性情粗鄙，临事飞扬浮躁，自以为跟随蒋介石便足以骄人。平日好酒嗜赚，屡受蒋的呵斥，毫不在意。工酒后每肆言无所顾忌，时常卖弄他是蒋的亲信，借此自重。据他自己说，在广东黄埔军校时，白天在队上学习，晚间睡在蒋的寝室门口，亲加护卫，一还听到他自己津津乐道，关于蒋介石派他伴送邓演达出到南京城外，在麒麟门附近，由他亲手加害的血腥罪行。大约1942 年前后，在蒋的侍卫人员中忽然发现有人在重庆参加了青红帮的组织和活动，据传查出官兵有约10 人。蒋闻报大为霹怒，就把王世和给赶走了。他请求到“陆大”特别班学习，听说．在抗战结束以后，王又被调到西北，安插在胡宗南的部下，任某个集团军副总司令。
王世和离职后，蒋介石派冯圣法任副侍卫长，陈善周任侍三组组长。大约在1944 年春，蒋调俞济时（浙江奉化人，俞飞鹏之侄，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当时任国民党军某集团军副总司令）任侍卫长。
俞济时是侍从室的最后一任侍卫长。他从1944 年起，到1945年底侍从室名义上撤销，始终担任侍卫长职。
1945 年，侍从室结束，机构有的撤悄了，有的改组了、独有蒋介石的侍卫长以及他所属的警卫组织、人员和军队，仍旧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转移于国民政府的编制之内，受蒋直辖。蒋任命俞济时为军务．局长仍兼侍卫长。
侍从室第三处
1938 年待从宝随蒋从武汉转移到了重庆以后，侍一处和侍二处的内部组织，经过调整更加充实了。蒋介石对人事权的控制，从来是抓得很紧的。按照蒋的规定奋凡庸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和行政院所属机关、部队，以及中央和地方各行政；单位的高级军、政主管人员的任免，必须经过蒋亲自核定，然后交给主管部门发布命令。关于高级行政人员的储备、考核、挑选、任用，蒋介石曾命侍二处第五组负责主管。由于业务范围涉及的方面较广，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需要调查和研究。大约在1939年底或1940年初，陈果夫秉承蒋的意旨，提出了，由党（国民党）培植掌握新干部的计划，向蒋建议成立一个独立单位，专门办理人事调查、登记、考核的业务，经蒋批准。为便于蒋的直接掌握和业务保密起见，就在侍从室系统下成立了第三处。
侍从一室第三处成立，蒋派陈果夫为主任，萧赞育为副主任。并在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附近选定了侍从室第三处的办公地址。原来侍五组主管的部份人事资料和它主管的业务，都移交给侍三处办理。
侍从室第三处按照顺序成立了第七、第八、第九等三个组。 陈果夫身兼数职，他经常把精力放在控制陈家党和国民觉中央政治学校的工作上。侍三处的内部业务，由副主任萧赞育负责。侍从室第三处的工作，大体上是按照下列步骤逐步开展起来的。首先，整理原来已有的人事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其业务，其次，它是通过各种组织，主要是“中央讥练团”的组织，进行联络、吸收和甄选各方面为蒋家王朝忠实服务的人才，最后，他们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进一步调查、统计和考核，以加强人事的管理和控制。关于待三处人事登记作用，按照他们当时吹嘘的说法是：“一面为集纳人事资料的尾间，一面为供应人事资料的源泉。”以上也就是整个侍三处业务的主要内容。
侍三处成立后，开始向蒋政府有关机关搜集人事资料。他们以军委会（铨叙厅）和考试院锉叙部分别提供的全国各军事机关科长以上人员简历册和全国荐任以上主管人员名册以及全国各机关的概况、隶属和相互关系的资料与统计图表等，进行整理。并把这些档案材料，作为机关登记运用的基础。
在侍三处的工作中，是把组织工作摆在首要地位的。他们是以国民党CC 特务组织为核心，采取各种方式，对人事进行联络、拉拢、甄选和控制。据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活动方式，
1 ． 成立所谓“实业计划学会”。陈立夫是该会负责人。陈立夫原系北洋大学毕业。他本来是学工程的。利用“实业计划学会”的组织，在研究“学术”的保子下，拉拢当时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之士，如大学教授、工程师以及科学研究工作者，通过侍从室第三处向蒋介石推荐。
2 ．成立“中央训练团”受训结业学员通讯处，隶属侍三处。派CC 系的小头子吴铸人为主任，梁子青为副主任。规定“中训团”受训绪业的学员，回到工作岗位以后，要按时和“通讯处”联系。并规定学员报告的内容。除个人读书、工作和所在机关单位的活动情况以外，还要汇报周围旁人的思想情况。待三处根据汇报，进行考该、登记，择优予以升迁。
随着情况的发展，中训团在重庆办了三十几期，受训的学员越来越多了。在抗战后期，侍兰处取消了学员个人通讯的办法。把各期受训结业的学员，按地区或机关单位组成通讯小组。定期召开小组会，由侍三处指定的小组长负责汇报学员的动态和思想情况。
3 ．在中央训练团成立高级班。抽调国民党厅、司、局长和专员级官吏来团受训，期限半年。结业后，由侍三处登记，直接掌握，作为培养使用的对象。
4 ．控制考铨处。考铨处是国民党考试院铨叙部派在各地方的分支机关（大约两三个省份设一个考铨处）。陈果夫首先把CC 系的人塞进各地考铨处当处长，随即掌握了考铨处。就用偷梁换柱的办法，侍三处便可以直接指浑各地方考铨处，撒布人事“情报网”，对地方人事进行染指。
此外，侍三处还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一套人事登记制度和方法。它运用了人事登记的技术，把经过调查和从各个方面搜集到的人事资料，经过分析研究，制成各种登记卡片，同各种原始资料构成人事登记卷。然后按指定姓名和指定范围，制成各类索引片，依照运用程序一索即得。
侍三处人事登记，是把已经参加登记的每一个人，编列一个号码，制成姓名索引片。可以通过姓名索引片，查其已否登记和此人的详细情形。他们的中心工作，还在于分类。也就是把籍贯、出身，职业、专长分成4 大类，进行登记，并制成索引片。
从上列可以看出，侍三处人事登记的目的，是对从“中央”到地方的人事加强管理和控制。对“中训团”各期学员的登记特别重视。据姜超撤同笔者谈话透露，蒋介石在1043 年曾手令侍三处甄选20 名陕、甘、宁籍的土木工程人才。要专科以上学校毕业，要有实务经验，同时还要曾在‘中训团”受训毕业而目前赋闲的。按当时正是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解放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的时期，为什么蒋介石在这个时候需要这么多具备各种条件的陕、甘、宁籍的工程技术人员？其目的和阴谋何在？是颇耐人寻味的。
侍三处把“汉奸”也列入所谓“特种人才”之内。他们公然承认投降敌伪为有“功”，这种人事管理和控制的范围竟扩大到敌伪方面去了。
侍三处于1945 年11 月间撤销。关于人事考核和“中训团”学员通讯小组领导等项业务，并入以后成立的政务局继续办理。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1933年—1945年）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中正身旁的最重要的幕僚组织，其地位甚可与清代之军机处相比。
侍从室早在1933年，蒋中正驻节南昌，指挥江西剿共时就已成立，本只是一批随蒋奔走的参谋、秘书与译电人员，以处理各类函件公文为其任务。但后随着蒋权力日增，该室人事与组织亦日渐扩大。至1940年代侍从室已扩编为三个处与侍卫长室、参事室，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侍二处则处理党务、政治业务为主；侍三处则是人事调查、考核业务；侍卫长室即蒋中正之警卫单位；参事室乃研究专门性内政外交问题，以供蒋参考，颇类智囊团之组织。
侍一处主任先后为钱大钧、林蔚、贺耀组、张治中、周至柔。侍二处主任为陈布雷，周佛海、张道藩、陈方先后任副主任。侍三处主任为陈果夫，罗良鉴、刘咏尧、萧赞育先后任副主任。 侍卫长则由俞济时专任，副侍卫长冯圣法、警卫团团长石祖德、特务团团长柳元麟。参事室主任先后为朱家骅、王世杰，至周鲠生、陶希圣、陈豹隐、王征、张忠绂、郭斌佳、甘介侯等任参事。
随着蒋中正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中国国民党总裁三个职务，兼任党政军三系统之主官，蒋身边最为亲近的侍从室对于战时中国军事、政治、外交、党务、人事等事项的审定与意见，素为蒋所重视，甚至可决定何种情报上呈给蒋，以及左右蒋对人事的陟升罢黜，其影响性冠绝一时。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委员长侍从室的出现，多被视为蒋中正权力具体化的表征，亦是中国政治军事化的结果。
抗战结束后，军事委员会撤销，成立国防部，侍从室亦分别被并入国民政府。侍一处改组为参军处警卫室，侍二处、侍三处则并入国民政府文官处；侍卫力量亦改编为国民政府警卫总队，统归军务局长俞济时指挥管制，继续遂行侍卫及警卫任务。
侍从室则于
宋庆龄不买蒋介石的账
由于宋美龄打给宋庆龄的电话是由长途军话台接转的，所以她把军话台的秘密电话号码“2080”告诉了宋庆龄。“2080”电话对外保密，是军话台的一个绝密电话，除作蒋、宋等极少数人的专线外，还做为中继线使用。
当时在重庆报纸上，对宋庆龄都以“国母”称呼，似乎很尊重，但实际上宋庆龄却处处遭受特务的严密监视。然而宋庆龄对此毫无惧色，仍屡次在公共场所抨击时政。有一次，宋美龄给宋子文打电话说：“你关照他们（指戴笠）一下，不准在阿姐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对阿姐不利的，我是决不答应的！”她的声音很高，语气很坚决，似乎很气愤。戴笠对于孔祥熙、宋子文一向很巴结，而且也很听话，因为他常向后者伸手要钱。
确实，特务曾遵照蒋介石的旨意，对宋庆龄有所防范和动作，而宋美龄对此则坚决反对。一次，作者同特务姚某闲谈，姚说：“戴老板对此非常为难，很伤脑筋，照委员长旨意办吧，夫人不答应。闹出乱子来，委员长还是拗不过夫人，所以大家都有所顾忌。”戴笠也深知宋美龄不是好惹的，所以特务一直对宋庆龄不敢太过份。
宋庆龄在重庆期间，绝少去蒋介石官邸。除了在国民党中常会开会时和蒋介石见面外，她从未私下会晤过蒋介石。如一次宋子良、宋子安兄弟到重庆，蒋介石对宋美龄说要请宋氏三姐妹和兄弟到黄山聚餐，于是宋美龄就给宋庆龄打电话，后者听后犹豫了一下，推说有病不能去，宋美龄立刻说：“那么我马上派医生去”，宋庆龄则说：“不用了，我正在服药。”这次由蒋介石倡议的“家宴”，就这样被宋庆龄一口回绝。
侍从室的地位与作用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是蒋介石的一个贴身办事机构，其内部组织是相当完整的。以侍从室主任来说，这一职务只是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在8年抗战中，担任侍从室主任的有：钱大钧（上将）、林蔚（中将）、贺耀祖（上将）及张治中（上将），其中除林蔚外都是担任过封疆大吏的高官显贵，而林蔚则是不折不扣的蒋介石贴身亲信。侍从室主任一职，究其地位够不上部长级，但其实际职权则远非任何部长所能比拟。侍从室是蒋介石施政中的重要幕僚机构，在作者多年同他们的接触中，感觉其地位简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作用有如清朝的“军机处”。下面略举两例说明。
当年，凡是“谒见委员长”者，除非指名召见者外，一般概由侍从室主任代见。但也有非欲面见蒋介石当面陈述者，如果侍从室主任认为没有必要接见时，那还是遵从为好，否则即使被接见也得不到任何结果，一般凡是由侍从室主任定了调子的，蒋介石无不言听计从。
有一次，四川省政府一位厅长与成都警察局局长唐毅闹矛盾，该厅长认为唐毅专横跋扈，专程到重庆向蒋介石告“御状”。林蔚先接见了这位厅长，对他说：“这件事当面呈委座处理，委座这两天事忙，就不必谒见吧！”但这位厅长就是不听劝告，偏偏一再要求“谒见”。后好不容易见到蒋介石，见后没说两句话蒋就对这位厅长说；“好吧，我叫林主任查明处理。”其实，该厅长不知内情，唐毅是有来头有后台的，他原是侍从室的高级副官！要不他也不敢如此专横。当时，成都、重庆这两个重要地区的警察局局长都是由侍从室外放人员担任，否则没有这层关系谁也干不了，就是干了也干不长。
又有一次，第九战区有一个集团军的建制和给养问题解决不了，多次向上请示军委会都久拖未决。后来，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直接打电话给侍从室主任林蔚，带着央求的语气说：“蔚文兄，我的电报你都看到了吧？”林称蒋介石还未批。薛岳乞求道：“如果延搁下去会影响其它工作的，无论如何，要请蔚文兄想法帮忙，向委员长说一下。”几天后，薛又打电话催询，林回答：“昨天已经批转下去，并转令有关部门照办了。”薛听后忙不迭感谢林蔚。像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哪一个不走侍从室主任的路子？就连骄横跋扈的汤恩伯和拥重兵数十万的“西北王”胡宗南，也对侍从室主任阿谀奉承备至。
侍从室共设有3个处。第一处掌军事，也是侍从室事务最繁职权最大的一个处。第二处掌管政治和蒋介石的秘书工作，主任是陈布雷，一直没换过。第三处在1941年才成立，主任陈果夫，专管党务。侍从室增设第三处，也是蒋介石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具体体现。蒋介石是国民党总裁，凡是关于送由总裁签阅批示的党务文件，均由侍从室第三处签注后转呈处理。这样一来，将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甩到一边，吴虽颇感不快，但也无可奈何。
蒋介石的“军机处” 国民政府真正的政治中心？
今天60岁以下的读者，对蒋介石侍从室的有关情况知之者恐怕不多，尤其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更不知这个“侍从室”为何物。甚至在今天的流行语汇中，“侍从”二字也几乎听不到了。这并不奇怪。因为以解放后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侍从”二字委实有着太浓的封建意味，因而在共产党、人民政府以及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是决不会出现“侍从室”之类的单位的，而以办公厅、办公室取而代之了。
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人们一谈到“蒋介石侍从室”，当官的会肃然起敬，老百姓也会谈虎色变。这是因为，蒋介石侍从室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政治中心，是国民党所有党政军机关都要俯首听命的“太上皇”，是国民党政权中所有权贵显要都伸长脖子注目仰视的“圣殿”，是影响整个华夏大地历史进程的许多重大事件的策划之地。难怪当时飞扬跋扈、谁也不放在眼里的大特务头子戴笠，对侍从室里的人也不得不低声下气大拍马屁了。
侍从室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能量，能起这样大的作用？说穿了，唯一的原因是它服务的对象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最大的独裁者——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曾把蒋介石称之为“独夫民贼”，这是很有道理的。独夫者，独裁者是也。独裁，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说，就是蒋介石的统治没有多少“透明度”。正因为如此，有关其侍从室的一切，就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深不可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直到今天有关它的内幕仍有许多不解之谜。
近年来，笔者曾对蒋介石侍从室的资料有所搜集。在对段伯宇、段仲宇两位老前辈的采访中，更是反复打听，寻根究底，以求了解其内幕。
“侍从”二字，旧指随侍皇帝或官员的人。追根溯源，早在汉朝就有了侍从官。《汉书·严助传》中说：“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霍皇后传》中也说：“皇后舆驾，侍从甚盛。”到了宋代，称大学士至待制为侍从官，因其常在皇帝左右做顾问。后来，又称在京职事官自六部尚书、侍郎、学士到两制等统为侍从，所指的范围就比较广了。
蒋介石是个封建思想极浓的人，崇尚皇权，从小就梦想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在1926年当上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以后，身边就有了侍从副官，还设置了一个侍从室。后来官居国民党宪兵总司令的张镇，1927年从苏联回国后就当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侍从副官。还有那个后来官居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的邓文仪，1928年就当上了蒋总司令的侍从室少将参谋。
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蒋介石于1932年6月调集6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为了便于就近指挥，在南昌设立了“委员长南昌行营”，并在行营编制内设置了一个侍从室。调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晏道刚任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也是个久历戎行的高级军官，当过唐生智的第八军参谋长、第四方面军参谋长。他当上侍从室主任后，在蒋介石身边参赞军机，深受信用，权倾一时。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15年以后他会在武汉解放前夕秘密接受共产党的策反，毅然转向人民，为人民解放军顺利渡江和武汉三镇的解放尽一臂之力。当然这是后话。
1936年1月，蒋介石对侍从室进行了重大改组，成立了侍从室第一处和第二处，简称“侍一处”、“侍二处”。1940年又成立了“侍三处”。这三个处都直属蒋介石个人领导，都是“通天”的。而这三个处的主任，都是国民党的军政大员，非同凡响。例如当过侍一处主任的张治中，曾经当过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将加上将衔(这是国民党军衔的一个阶级，低于二级上将，高于中将)。难怪他就任之后，通电各战区司令长官，郑重其事地宣告：“委座看重侍从室，特派张治中为主任。”
此外，担任过侍一处主任的还有钱大钧、林蔚、贺耀祖等，都是国民党政权的风云人物。
侍二处主任陈布雷，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早在1927年，他就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正式进入决策中心。后来又兼任过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中央执行委员。对他这个侍二处主任，连孔祥熙这样的皇亲国戚都不敢怠慢，常常对人宣扬说：“你晓得委员长名字底下，还有一串字咧!侍秘二是最有效的。”这位掌管国民党财政大权的“财神爷”，见了蒋介石署名的电报后，还要看看下面的一串字，只要见到陈布雷的“侍秘二”，就立刻付钱，不敢稍有得罪。
还有一个侍三处，主任是陈果夫。“蒋家天下陈家党”。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管着国民党的党权，是臭名昭著的C．C．派首领。陈果夫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与此同时，他还兼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主任。
读者看到这里就不难明白，侍从室三个处的主任既然都是这样显赫的大人物，还有谁能够凌驾于他们之上当侍从室总的头领呢？
还有,三人之间还可以互相制约，亦便于蒋介石的驾驭。看来蒋介石是深谙用人之“术”的。
国民党政府的组织机构相当庞大。它模仿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结构形式，设有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还有内政、外交等十几个部及军事委员会、建设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劳工委员会等若干委员会。查一下它的编制表就会发现，侍从室只不过是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办事机构。它起的作用也无非是蒋介石个人办公室的作用，如此而已。
但是，蒋介石“玩”政治的手腕与一般人不同，用陈布雷的话来说，此人“处理国事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他是一个嗜权如命的人，大小权力都要一把抓。他又是一个领袖欲极强的人，一个喜欢独断专行的人。他曾多次说：“我的决定就是命令，不要再在行政院讨论。”蒋介石这种搞政治的作风，他的这种独裁统治方式，很需要在身边有一个机构为他办事，为他出谋划策，为他控制人事，为他收集国内外的各种情报，还要为他提供万无一失的安全警卫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侍从室这个本来意义上的一般单位，就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单位。可以说，侍从室是那个时期畸形的中国政治的“衍生物”。
有人打比方说，侍从室有点像清朝的“军机处”。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皇帝为了对西北用兵，成立了“军机房”，为他办理和参赞军机。雍正十年改称“办理军机处”。这个机构是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务、用面奉“谕旨”的名义对各部门和各地负责官员发布命令的。蒋介石侍从室和军机房确实有某些相似之处。侍从室每天将各院、部、委、局(如军统局、中统局)呈送蒋“皇上”的报告、文件等等，提出拟办意见，直接呈送蒋介石。蒋介石批阅后，由侍从室再将这些报告、文件转至各承办单位。报告、文件，侍从室呈送还是压下不呈送，先呈送还是后呈送，呈送时的拟办意见是什么，这些别以为是小事一桩，无关紧要，它所起的作用可大得很，甚至会决定一个单位或一个人的进退荣辱、生死存亡。
军统局长戴笠是蒋介石最宠信的大红人之一。蒋的许多见不得人的私事也是交戴笠承办的。但就是这个戴笠，对侍从室里的职位也是垂涎三尺，削尖脑袋想往侍从室里钻，力图从中捞个组长副组长当当。因为戴笠知道侍从室对军统局和他本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1939年初，蒋介石决定将侍一处和侍二处中搞情报的业务合并起来，单独成立一个第六组，亦即情报组。戴笠得到这个消息后，想方设法要把这个职位拿到手。为此他到处托人情，找关系，还找到蒋的“国舅”宋子文，要宋出马去向蒋说项。但蒋还是没有让戴笠当这个组长，而让另一心腹唐纵担任此职。
戴笠没能当上组长，遂千方百计拉拢、讨好唐纵。在一次军统局局务会议上，戴笠强调说：唐纵当了第六组组长后，就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对唐要特别尊重。戴笠还指示管生活的人每月登门看望唐纵一次，主动向其送钱送物。例如1944年中秋节，就送给唐纵2万元，春节时又送唐过年费10万元。而唐纵少将当时的月薪只有480元。由此可见，为了拉拢和贿赂侍从室的一位组长，目中无人的戴笠也甘愿下这样大的赌注。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唐纵受礼后，当然心中有数，对军统局和戴笠本人也就格外帮忙。有时几个单位同时向蒋介石呈送报告，唐纵就把军统局的报告率先呈送，再将别的单位的报告压个一天半天。这样的“小动作”谁也察觉不出来，当然也不会提出什么意见，在唐纵来说更不费吹灰之力，但对军统局来说就功德无量了。侍从室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国民党的特务机构除“军统”外，还有“中统”。中统的全称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最初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改调查处)。众所周知，中统特务组织的最大头目是陈果夫和陈立夫，手下的得力干将和具体负责人是徐恩曾，官阶是中统局中将局长。但是，蒋介石对中统也不大放心，而要由侍从室去控制和监督它。
国民党一贯标榜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行政五院各司其职。其实这是表面现象，是做做样子给老百姓看的，骨子里仍然是蒋介石一个人说了算。为此，蒋当然要通过侍从室来指挥五院。
凡此种种，都引起蒋政权各部门的不满，许多高层人士也对此深为反感。难怪国民党头面人物何应钦愤慨地指责侍从室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但天子毕竟是天子。蒋委员长也罢，蒋主席也罢，蒋总统也罢，头衔可以不断翻新，独裁者的本质始终未变。侍从室有了蒋介石做靠山，还有谁能奈其何呢!
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蒋介石当然深谙此中道理。为此，他把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党内外、军队内外的各种情报，作为头等大事予以关注。特别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蒋介石的统治又是特务统治，因此搞情报就更为重要了。
蒋介石曾明确规定：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每天必须向他呈报军事、政治情报各十份。为了尽快看到最新情报，蒋介石还亲自下令：六组的情报可以越级呈送，不经过侍从室一处和二处，直接呈报给蒋本人。蒋特别要求六组提供共产党的情报。例如
对于国民党内的各个派系，蒋介石也十分警惕，深怕它们在背后搞自己的“小动作”。桂系、湘系、粤系、西北系、东北系、川系、滇系、阎(锡山)系以及各地方实力派(如新疆的盛世才、青海甘肃的“三马”等等)，历史上与他蒋介石有过多次分分合合，恩恩怨怨，甚至兵戎相见。因此蒋介石一贯重视搞异己派别的情报，并要六组及时提供。例如
蒋介石为什么把这样机密的任务交给侍从室？因为侍从室是他心目中最可靠的机构，侍从室人员是他手下最可信任和嘱托的人员。即使是见不得人的事，也可交其承办。
有人还把侍从室称为蒋介石的“智囊团”，这话很有道理。这方面的事例也不胜枚举。
1940年1月，戴笠从杜月笙处获得一份绝密情报，内容是汪精卫与日本订立的卖国密约。蒋介石得到报告后，立即指定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和“日本通”张群一起关起门来研究，提供了对策。
再如1948年国民党召开所谓“行宪国大”后，第一届内阁即行政院长的人选，成了国内外瞩目的焦点。谁来当这个院长？各派系都跃跃欲试，争之者甚多。蒋介石当然不肯放弃这块阵地，提出由他最信得过的政学系头目张群充任。但是，国内舆论普遍反对党派色彩太浓的人当行政院长，就连大洋彼岸一向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也希望蒋“总统”的内阁能够“民主化”一点，不要太“清一色”，以改善形象，欺骗民众。其时蒋介石在各个战场上迭遭败绩，急需得到“美援”，尤其是美国军火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与陈布雷作了多次密谈，最后终于采纳陈的意见，放弃了原先“钦定”的张群，改由无党派地质博士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
侍从室里的“智囊”远不止陈布雷一人，其他如张治中、贺耀祖、林蔚、钱大钧等人，也都工于谋略，是蒋介石的智囊人物。至于组长一级干部中，也有侍二组组长于达、侍四组组长陈方(字芷町)、侍六组组长唐纵等人，常主动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以唐纵为例，他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自己为蒋介石出了哪些主意，提了哪些建议。
德、意、日法西斯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公愤。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断扩大。
在此重要关头，为了协调有关事宜，蒋介石于
以上事例足以说明，说侍从室是蒋介石的“智囊”，它是当之无愧的。
侍从室又是蒋介石的“联络站”，为他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反共军事行动当参谋、下指示，起联络作用。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他部署在抗日第一线的部队大多是“杂牌”，如西北军、东北军、川军、桂军、滇军、粤军、晋军等等，真正的中央嫡系部队是很少打头阵的。但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蒋却部署了最精锐的嫡系部队。如对陕甘宁边区，就由胡宗南的数十万大军包围着，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下手。
侍从室知道军情紧急，立即将电报呈送蒋介石。蒋当即批示：“可照已有岗电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密，毋得声张。”侍从室又以最快速度将此“圣旨”通知胡宗南，发挥了上下联络的作用。
侍从室的触角伸得很长，许多事情都要介入，甚至对标榜“司法独立”的法院也要干预，也要指手画脚。
1942年，在重庆出了一件大案，曾经轰动山城。事情是这样的：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勾结大成商行的章德武，大搞走私活动。一次从仰光到昆明一下子走私商品3000多万元，林世良从中渔利1000多万元。谁知事机不密，被军统局侦知。军统本来就想把缉私这块“肥肉”从孔家手中攫取过来，遂向蒋介石状告孔祥熙。
这时抗战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广大群众生活艰辛，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多少人啼饥号寒。“家无隔夜粮，路有冻死骨”，可谓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而林世良之流竟大发“国难财”，舆论哗然，国人皆曰可杀。司法机关慑于民意，准备将林世良判处死刑。
但林世良可不是一般人物，而是个有很硬背景和后台的特殊人物。他的后台就是蒋介石的大舅子、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以及
法院当然不敢得罪孔“国舅”和宋“皇姐”。按照孔、宋的要求，将案件呈报到了侍从室，待蒋介石“核准”后即行办理。
侍从室里的“智囊”们看到案件报告后，进行了议论。孔“国舅”和宋“皇姐”的面子固然要考虑，但“领袖”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更为重要。权衡结果，陈布雷、于达、唐纵等人在呈批件上拟了个“判处死刑”的意见。蒋介石踌躇再三，最后下决心宁肯开罪“国舅”和“皇姐”，也不愿动摇自己统治的根基，于是同意了侍从室的签呈，下令将林世良枪决。
林世良案件又一次证明，侍从室的权力确实大得惊人。不要说区区法院，即使贵为皇亲国戚，也不得不向它低头俯首，甘拜下风。
侍从室不仅干预司法，甚至连“邮检”这样的事也要过问。
1943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
真是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凡是与蒋介石有关的事，侍从室都要过问。其范围之宽，可说无所不包。
家丑不可外扬，疏不间亲，这些都是中国的古训。但侍从室对于蒋介石，却是例外。侍从室人员天天随侍左右，耳闻目睹，对蒋介石的家务事知道得很多，蒋即使想瞒也瞒不住。因此，蒋介石有时也就一些棘手的家族之间的事情，征询侍从室高级幕僚的意见和看法。
1944年5月，“国舅”孔祥熙提出辞呈，要求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蒋介石接到辞呈后，心中犯了难。同意吧，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不同意吧，孔祥熙的名声实在太臭。思前想后，蒋介石拿不定主意，遂问计于陈布雷。
陈布雷善于揣摩蒋介石的意图，谋多，计绝，深为蒋所赏识，被倚为股肱。陈向蒋献计说：“止谤莫如自省。孔院长如能切实自省，改了就好。决不能因外间有所非议而有所表示，愈表示反而会增加社会的不安。”蒋一听，欣然同意，并派陈布雷代表他本人对孔祥熙表示“慰留”。
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要发表多得不可胜数的讲话、演说、谈话、文告、电报，甚至还要舞文弄墨，著书立说，因此文字工作任务就非常繁重。侍从室对此当然是责无旁贷，是题中应有之义，是它职责范围内的事。由此，人们又把侍从室称之为蒋介石的文字“加工厂”。
蒋介石每天要处理的文件多得不可计数，如果各机关呈送的公文他都要一一过目，那他就别活了。侍从室为此制定了一套公文处理的程式，即将各机关报呈蒋介石的文电，大致分为“呈阅”、“呈核”、“报告”、“情报”四种类型。侍从室根据各类公文的内容、性质和轻重缓急，分别整理成不同表式，再呈送蒋介石。蒋批阅后，侍从室再转发给各机关承办。
蒋介石还喜欢发“手令”，其数量之多真是吓人一跳。据段氏兄弟的老同仁、在侍从室工作八年之久的
蒋介石的手令和下发的文电，自己动手写的为数寥寥，绝大多数由侍从室代拟。蒋写个“可”或“阅”。其“阅”字形状类似“龙”字，人称“画龙”。
给蒋代拟手令或电报，是侍从室的一大任务。
蒋介石手令的内容，从军事、政治、党务、人事安排到机构设置等等，可以说应有尽有，无所不包。他还签发了大量电报、书信、公文。侍从室在代拟上述手令、书信、文电时，首先必须弄清蒋介石与受文人的关系。对一般部属，蒋介石是板起面孔打官腔，直称下属之姓名、官阶。对关系较密切的，则视情况区别对待，或使用对方的别号，甚至称兄道弟，如对冯玉祥就称焕章大哥，对阎锡山就称百川兄，对李宗仁就称德邻兄，如此等等。对黄埔军校的学生，本来他是校长，完全可以居高临下直呼其名或仅称其职务加姓名，但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常常也对其称兄道弟，如对胡宗南称宗南弟，对康泽称兆民弟。对“杂牌”军的将领或地方实力派，则更加客气，如对比自己小14岁的张学良称呼汉卿兄；对拜把兄弟马福祥之子马鸿逵，因其任宁夏省政府主席，为了拉拢他，蒋竟不顾辈分，对“侄儿”也称呼为“少云世兄”。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套习惯、手腕，侍从室起草文电时都必须十分注意，不可稍有差错，否则就会受到训斥。
蒋介石的一些极机密电报，有时也不经过侍从室第一处和第二处转呈或转发，而由侍从室机要组越级直接呈送蒋介石。蒋介石对其重要部属，都由侍从室专发密码本，每双月更换一次，规定自行保管并亲写电文。机要组长毛庆祥，是蒋的亲信。这类电报只经过极少数人之手，其内容也就成为千古之谜了。
至于比较长一些的讲话、文件、文告等等，有时蒋介石也口授其内容，由侍从室人员加以记录整理，尔后再送侍二处主任陈布雷作文字上的润色和加工，最后呈送蒋介石本人审核。
蒋介石和毛泽东不同。毛泽东的雄文四卷，均出自他的手笔；而蒋介石的那些长篇大论以至所谓“著作”，均由人捉刀代笔。侍从室里为蒋捉刀的人，首推陈布雷。例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即命陈布雷起草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词”。为了洗刷掉自己脸上不光彩的一面，蒋又要陈闭门造车，写一篇《西安半月记》，极尽歪曲事实之能事。蒋介石50岁生日发表的文章《报国与思索》，也是由陈布雷起草，再由邵力子、叶楚伧加工，经蒋审定后公开发表的。
蒋介石对陈布雷的文笔是很满意的。但也有不满意之时。段仲宇告诉笔者，有一次蒋介石对陈布雷说：“你看看人家毛泽东的文章!”陈布雷也不大客气，回敬了一句：“那是毛泽东自己写的。”言下之意是，你蒋介石的文章可不是自己写的，哪能同毛泽东相比!
《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一生中唯一的一本“著作”，1943年3月在重庆面世。此书歪曲中国社会的历史，篡改蒋介石以反共起家的发迹经过，诬蔑共产主义“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叫嚷“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为蒋介石炮制此书的是侍从室第五组组长陶希圣。捉刀有功，过了几个月陶就出任《中央日报》主笔，两年后又升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真所谓“代笔自有黄金屋”，升官发财都被陶希圣捞到了。
有人打比方，说侍从室好比蒋介石的眼睛，替他眼观六路；侍从室好比蒋的耳朵，替他耳听八方；侍从室好比蒋的鼻子，替他嗅出各种不利于他的政治气息；侍从室好比蒋的手，替他写文电；侍从室好比蒋的腿，替他东跑西颠，到处联络；而最重要的是，侍从室好比蒋的头脑，替他思考、谋划，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一个在侍从室工作过的人，说侍从室里黑影幢幢，神秘莫测。即使是在侍从室和后来改称军务局工作过的段氏兄弟，向笔者介绍的也仅仅是一鳞半爪。侍从室的全部档案都被运到了台湾。看来，只有等到台湾回归之日、祖国完全统一之时，才能彻底揭开侍从室的神秘面纱了。
这一天总要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