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关于设计的app:文革文艺（1前言--12文革后）

 一、前言

文革时的文艺，是一片荒芜，还是百花齐放？是低劣的，还是优秀的？怎么说的都有，也似乎怎么说都行。这也许提示了：把历史如实记录下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本文着重记录事实本身，尽量不作主观的评说和猜测。

文革，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文主要对这一时期的歌曲和戏曲作简单的回顾。

本文差不多都是针对众多谬误而写的。谬误的产生不单纯是记忆上的原因，恐怕主要是缘于思维方式的不当。例如：

有一篇叙述新中国歌曲史的文章，在谈到文革十年时，竟用一句“只有语录歌和颂歌，连儿童歌曲都没有”一笔带过。文章显然是不缺乏音乐记忆的人的记述，不象是有意隐瞒。当我听人提到充满火药味儿的文革歌曲时，我也似乎只能想起这些歌曲。更让我惊讶的是，我曾经在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时，因思想倾向的主导，竟然毫无察觉地把大量清晰的记忆铲除并深埋。后来我发现这种毛病极为普遍，甚至它就是人类固有的一种思维方式。人们很容易歪曲记忆，更不用说其中有那么多记忆力平常、思维情绪化的和对很多事物毫无兴趣的人了。

本文就从标志着文革文艺的样板戏开始说起。 

二、样板戏 

1964年，京剧现代戏剧目兴盛，同时京剧古装戏剧目受到批判并停演（地方戏也随之只演现代戏剧目）。1967年5、6月间，最早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在首都集中上演，并且立即在全国掀起了普及革命样板戏的运动，京剧和地方戏的其它剧目便自动停演。就象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等等艺术作品的停演一样，应该说江青对此是默许的，因为这时正需要特别突出样板戏进而突出她本人。文革后期这些剧目中的一部分又重新上演，其中有的是作为样板戏上演的。

样板戏指江青抓过的一些文艺作品，她当时主管文艺并号称“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它们包括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磐石湾》、《红云岗》，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草原儿女》、《沂蒙颂》等大戏，京剧《审椅子》、《战海浪》、《江津渡》等小戏，以及“革命交响音乐”（是交响乐伴唱，或是名为戏的清唱剧，实属于声乐套曲）《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等音乐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或者再加上京剧《龙江颂》等六七个剧目，其次是京剧《奇袭白虎团》、《海港》、《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和钢琴协奏曲《黄河》。此外当时（主要是文革后期）公演的戏剧作品还有京剧非样板戏的很多剧目（《铁流战士》、《芦花淀》、《瑶山春》、《苗岭风雷》、《草原银河》、《红色少年》、《三斤化肥》等等）、各种地方戏剧目和话剧剧目等等。

样板戏的多数都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和很好的效果。它成功的基础在于当时从容的生活节奏，和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多多少少拥有的激情和纯真。把样板戏的优秀归功于文革是不理性的，但是文革过后这样的基础逐渐消失，自然再也没有能与其相比的作品问世了。

江青说过要“十年磨一剑”，样板戏也确实经过了千锤百炼，但并没有哪个戏从1966年磨到1976年。因为它们大致在拍电影时便定了稿，有的剧目还是在文革中间才开始修改或创作。

三、电影

1963年，《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十几部故事片和所有香港故事片先后被禁。1966年底，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发出通知后，所有文革前的纪录片和中外故事片全部停映，其中中国故事片有六百多部（应该包括少量民国时期的及一部分香港的）。

1967年5月23日，《平原游击队》（1955年）《南征北战》（1952年）两部故事片和彩色木偶片《半夜鸡叫》（应该还有彩色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我有约1968年的记忆）和彩色剪纸片《红军桥》）复映。1968年《地雷战》复映。1969年6月《小兵张嘎》《鸡毛信》《地道战》和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复映（我记得那年夏天邻居大孩子在外面唱“地道战嘿地道战”）。1970年6月25日，借周恩来4月回访朝鲜之机，《英雄儿女》（1964年）《奇袭》（1960年）《铁道卫士》《打击侵略者》（1965年）和朝鲜的《战友》复映。但大约也在此时，《平原游击队》等几部故事片和美术片再度被禁，于是上述影片又只剩《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几个抗美援朝片等黑白战斗故事片（《地道战》《地雷战》也是军事教学片），被称为“两个列宁三个战”。

接下来，1970年至1973年，至少拍摄了十部流亡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各地走访的纪录片，于是针对当时电影现状又有“三战一哈哈”之说。

除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外，文革的冲击使各电影制片厂瘫痪，也因此第一部样板戏电影折腾了两年多才拍好。江青开始时只热衷于拍摄和普及样板戏电影，而不支持甚至可能抵制拍摄故事片。所以文革头七年竟没有生产一部故事片。

1973年6月，周恩来提出用解禁一部分老片和拍摄新片两种办法为群众提供故事片，江青一伙当场也同意了。但事后她却成功地阻挠了对（被她斥为“毒草片”的）老故事片的解放。

1973年拍摄了四部现实革命题材的彩色故事片并于次年1月22日（除夕）公映。文革时期从此开始共拍摄并公映了约六十部全是现代革命题材的故事片，其中农业题材的占四成，战争题材的占二成，包括重拍的《南征北战》（1974年10月1日公映）《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1975年初公映）。

文革时纪录片倒是繁多，有成批的每集十分钟的《新闻简报》（在故事片前放映，被称为“加演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至少有三百部其它纪录片，等等。我记得1970年以前看过毛主席走一步林彪“紧跟”两步的彩色镜头及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黑白画面。1970年到1973年，除了重看反击战，还看过改变农村面貌的《红旗渠》（1970年12月完成）《沙石峪》（1971年），体育比赛的《乒坛盛开友谊花》（1971年三四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一个游泳及跳水赛，这些都是黑白影片。

纪录片中包括一些科教片，我所知道或看过的有：《毛竹》（1971年）、《对虾》（1972年）、《中国猿人》（1972年）、《彗星》（1973年）、《海带》（1973年）、《蛇岛》（1975年）、《沙漠》（1975年）、《计划生育》、《椰子》、《保护青蛙》、《熊猫》、《捕象记》和《看云识天气》。

文革末期公映了极少量舞台艺术片，最有影响的是1976年2月的大型声乐套曲《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首演于1965年7月，但是文革初到拍摄电影之前停演）。此外文革时还有二十个样板戏片（不包括重复的）、十二个地方戏片和（1972年开始制作的）十五个美术片（放学以后、万吨水压机战歌、小号手、不差半分毫、东海小哨兵、带响的弓箭、小八路、出发之前、大潮汛之夜、渡口、骏马飞腾、主课、大橹的故事、金色的大雁、小石柱）。

文革时公映的译制片，基本上是黑白片。除了两个前苏联（注：指中苏决裂以前的苏联，而当时与中国敌对的苏联及与其关系紧密的国家被看作修正主义国家而不承认其社会主义性质）影片，从1970年开始有了几个被我们承认为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国家的，先是朝鲜、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的，1974年开始有罗马尼亚的，其中越南和罗马尼亚的都只有几部。朝鲜的《看不见的战线》《鲜花盛开的村庄》《卖花姑娘》和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伏击战》是比较优秀的影片。当时流行的顺口溜显然是片面的：“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指纪录片《铜墙铁壁的永宁》），朝鲜电影又哭（指《卖花姑娘》和彩色故事片《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又笑（指《鲜花盛开的村庄》和彩色故事片《空中舞台》），阿尔巴尼亚蛐蛐叫，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或“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指《创伤》等），罗马尼亚搂搂抱抱（指《多瑙河之波》）”。

1970年至1973年，我看过的故事片有：中国的《南征北战》和三个抗美援朝故事片，苏联的《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虽然年幼，我印象最深的也是芭蕾舞天鹅湖的镜头），朝鲜的《看不见的战线》（1970年译）《鲜花盛开的村庄》（1971年译）《南江村的妇女》（1965年译），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1969年译），越南的《回故乡之路》（1972年译）。

四、地方戏和曲艺

即使江青真的说过“苏州弹词是靡靡之音”“快板是叫花子的玩艺儿”“相声是耍贫嘴儿”，地方戏和曲艺在文革时也并没有被取缔。实际情况是：受文革的冲击，各地方戏和曲艺的表演团体和组织机构被解散或整编（例如天津河北梆子剧院各团和各县级剧团缩减成一个团，曾叫小百花剧团），很多人被下放劳改，有些人在混乱中被折磨死或不堪受辱而自尽（后者如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无法正常地进行艺术的创作和演出。在业人员内心又有顾忌。所以一时间很难见到戏方戏和曲艺。文革头几年文艺领域普遍萧条大致如此，例如电影故事片和长篇小说并没有被取缔但是也无新作品问世。据说这时有个地方有人用河洛大鼓和河南坠子，更稀奇的是用快板书唱完《老三篇》（文革初期推广的毛主席的三篇文章）原文，也算是“奇迹”。

江青喜爱河北梆子。她在1967年4月接见《白毛女》剧组时几次提到了它，并说它需要重新设计男声。1968年6月她观看了河北某剧团的河北梆子后，指示改革河北梆子。同年11月，她调天津小百花剧团进京演出。1969年，出现了由样板戏移植的越剧《红灯记》。1970年，江青指示各地方戏要试验移植《红灯记》。

1970年4月27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借此之机，湖南省歌舞团演出了花鼓戏《看卫星》。1970年10月，渐江举行地方戏改革交流会，1971年2月越剧和婺剧都演出了新剧目《半篮花生》。1971年12月，湖南省举办了创作剧目调演。

1973年，由吉林省吉剧团定稿并演出的二人转坐唱《处处有亲人》响遍全国，进一步推动了地方戏和曲艺的恢复和创作演出。这一年我在广播里还能听到二人转《小鹰展翅》（吉林省吉剧团）、北京琴书《传家宝》和快板书《奇袭白虎团》等等。这一年中央台有了相声：由马季和唐杰忠合说的中国援助坦桑尼亚、赞比亚修建铁路的《友谊颂》、由王培元和常宝霆合说的普及科学知识的《挖宝》，但此前我就听过半段相声，应该是吉林台的。

有一小部分地方戏剧目被拍成了电影：1973年，华国锋指示把湖南的三个小戏拍成电影，新影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一个月后，优秀的湘剧高腔《园丁之歌》被江青定为“毒草”（一年后的1974年7月毛主席在长沙看了这部电影；年底毛主席请赴长沙的周恩来观看了影片，并说本来就冒（没）得问题嘛，别个硬讲是毒草，有么子办法）；花鼓戏《两张图纸》也没有通过审查；而另一个则她被扶持，由北影重拍。1974年公映了广东粤剧《沙家浜》（1973年拍摄）、越剧《半篮花生》、湖南花鼓戏《送货路上》和河北梆子《渡口》（1972年创作的小武戏，后被移植成京剧《津江渡》），1975年公映了维吾尔歌剧《红灯记》和淮剧《人老心红》《拣煤渣》，1976年公映了吕剧《管得好》《半边天》、莱芜梆子《三定桩》和黄梅戏《小店春早》《红霞万朵》等电影戏曲片。

文革时的地方戏和曲艺演的差不多都是新编的剧目和曲目。我记得至少在1972年以前，广播电台里是听不到地方戏和曲艺的。

与京剧和电影故事片一样，公开演出（和放映）的地方戏（及其电影）和曲艺全是现代革命题材的，而且现实题材的多于革命战争题材的。它们中只有少数剧目移植于样板戏，所以文革时只有样板戏的话怎么也说不过去。

 五、连环画（小人儿书）

文革中每个年份都有连环画出版，但是头几年比较少。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召集出版部门负责人开会，提出要给孩子们多提供精神食粮，此后情况有所好转。文革中的连环画共发行1500多种7亿多册，其中黑龙江出版社最多，有354种。

那时民间故事在孩子们中间流传，但在连环画和其它出版物中都见不到这个题材。文革中连环画有以下几个题材：

（一）现代革命题材，这个题材中似乎战争年代的故事居多，它还包括与电影和相声里同类的国境以外的题材。

（二）批判题材，多是古代和近代的，如《反帝怒潮》（1967年出版）（批判美帝国主义）《狠狠抗击老沙皇》（配合批判现苏联的“苏修帝国主义”和“新沙皇”）《投降派宋江》。最多的是所谓儒法斗争题材的（“四人帮”把历史人物胡乱地分成儒法两家，儒家始于春秋时期的孔子，法家则是与其对立的进步势力，秦始皇属法家而秦二世属儒家，农民起义领袖是法家，江青推崇的吕后、武则天也是法家），如《林彪与孔老二》《孔老二罪恶的一生》《历代劳动人民反孔斗争故事》《商鞅变法》（战国故事）《西门豹除巫》（战国故事）《先秦法家人物故事选》《秦始皇》《陈胜吴广起义》《吕后斩韩信》（西汉故事）《官渡大捷》（东汉曹操的故事）《洪秀全砸孔牌》（太平天国故事）《小刀会》（太平天国故事），我记得《韩非批儒寓言选》（选自战国作品）中有守株待兔、郑人买履、自相矛盾、讳疾忌医、滥竽充数等等成语故事及和氏之壁的故事，这本连环画实际上是借批儒的名义普及文学知识。

（三）科学普及题材，如《消灭棉花蚜虫》（1966年）、《看云识天气》（1970年）、《毛竹》（1971年）、《杉树造林》、《对虾》（1972年）、《中国猿人》（1972年）、《牡蛎采苗》（1972年）、《杂交水稻》（1972年）、《（农业）五有三勤好处多》（1972年）、《泥石流》（1972年）、《台风》（1972年）、《帆船抗台》（1972年）、《悬砌拱桥》（1972年）、《水泥船》（1972年）、《观天看物识天气》（1973年）、《地震》（1973年和1976年）、《预防近视眼》（1976年），其中《看云识天气》《毛竹》、《对虾》、《中国猿人》有同名电影，1965年到1978年很多出版社相继出版过《人民防空常识》，另外《捕鲸记》和《智捕大鲟鱼》等故事也应属其中。

（四）特殊题材，如古代神话故事《愚公移山》，因为毛主席著作提到了它。当时并没有成套的古典名著《西游记》和《伊索寓言》，但是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文革版）和《农夫和蛇》，也应该是这个原因（如毛主席有诗“金猴奋起千钧棒”）。这几个作品在中小学课本中也有。

六、文革有三个阶段

我按广播歌曲的不同，把文革分成三个阶段。1966年5月16日至1969年4月是语录歌阶段，历时约三年；1969年4月至1972年4月底是歌曲荒阶段，也约三年；1972年5月初至1976年9月9日是繁荣阶段，历时约四年零四个月。

文革歌曲中有很多可谓“高快硬响”，都是进行曲的节奏。但总体上看这只是文革歌曲的一部分，即使在繁荣阶段以前，歌曲也不全是这样。而在繁荣阶段，这类歌曲就不多了，常上电台的更少。就是这类歌曲也存在不同档次：我相对爱听例如《歌唱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等歌，而那些比较通俗的曲目则不然（例如文革末期最为低劣的连喊带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七、语录歌阶段（1966年5月至1969年4月）

文艺领域的文革其实从文革时期以前就开始了，大批文艺作品的被禁差不多是在文革前夕完成的：早在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争论时，对西方古典音乐的批判就成为“反修防修”斗争的一部分。从1963年4月3日中宣部发出停演“鬼戏”的决定开始，被批判和禁止的文艺作品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从1963年底起，外国音乐逐渐被禁止，很多管弦乐队被解散。1964年春，非无产阶级革命题材的音乐开始被取消。

文革到来后，作曲家、艺术团体、红卫兵团体和群众在这个阶段创作演出的主要有大歌舞剧、造反歌（事后安的名称，后来被忠字舞取代）、造反舞（也是事后安的名称，配造反歌）、毛主席语录歌和毛主席颂歌。我记忆中除了上述歌曲，还有：红卫兵在剧场里演出的小话剧；一首没上电台的儿歌（毛主席，毛主席，我们是你的好孩子，听你的话，不淘气，不调皮，爱劳动，爱学习，长大起来建设新中国）；有个工人宣传队员在马路边反复念的一段快板（刘少奇，大活驴，我抽你的筋，扒你的皮，把骨头扔到垃圾堆里去）等等。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革命造反歌》（作于6月3日）走向各地。1966年8月李劫夫在沈阳谱了十七首语录歌，迅速在辽宁传唱。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十首语录歌（其中八首由李劫夫作曲），接着10月里又发表了十二首，语录歌又响遍全国。

在创作歌曲时，群众经常使用地方戏、曲艺和民歌的曲调。红卫兵和群众创作的歌曲多数没有上电台，包括象刚硬的《革命造反歌》和湖南花鼓戏调的语录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等广为传唱的歌。而“党是俺娘俺是孩，俺一头就扎进了俺娘的怀，俺吃俺娘奶长大，俺和俺娘分不开”这类歌曲更不可能上电台了。

上了电台的主要有毛主席语录歌和毛主席颂歌，包括一部分群众创作的。当时我就学会的至少有：语录歌《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你们的）（以是两首在最早发表的十首中由李劫夫作曲）《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蒙古民歌版），毛主席诗词歌《山》，毛主席颂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毛主席的著作象太阳》（作于1968年）《北京的金山上》《北京有个金太阳》《毛主席啊我们永远歌唱您》（毛主席啊您是灿烂的太阳）（以上三首为藏族民歌风格）《敬爱的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以上两首为新疆民歌风格）《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蒙古民歌风格）。

李劫夫作曲的语录歌大体上一字一个音符，旋律简单而刚硬。其它广播歌曲（包括毛主席诗词歌）中有一部分带有抒情性质。

器乐曲都是由歌曲改编的吹奏乐或民乐，吹奏乐《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清晰地印在我这个阶段的记忆当中。

第三年出现了忠字舞（当时就叫这个名称）并马上掀起了热潮，据说它在俺们东北尤其盛行。我记得我是于1968年夏天（当时天气暖和）在操场上跟着小学生们学会的，用《敬爱的毛主席》这首歌伴舞。因为年幼弹跳力小，有两节动作我还做不好。忠字舞不同于动作上以“八大件”为骨架的造反舞。伴舞歌曲有《敬爱的毛主席》《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的金山上》《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等等毛主席颂歌和毛主席语录歌，也可以唱提到了毛主席的其它颂歌，如《草原赞歌》（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插曲）《金珠玛米亚古都》《满怀激情迎九大》。人们往往跳与歌曲风格相应的藏舞或蒙古舞，包括大量使用蒙古舞骑马动作。跳舞时或拿舞蹈道具（如红绸巾、语录本）或不拿。即使与《敬爱的毛主席》相伴的也没有统一舞谱。所以忠字舞的共同点主要就是跳舞的动机。

《敬爱的毛主席》之所以成为最常用的伴舞曲，曲调热烈是重要的原因。而歌词大体相同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虽然现在看来很适合轻歌曼舞，当时可不是这样。就算当时有人用过，也不会记住动作了。所以现在这样跳的只能是“新编忠字舞”了。

八、歌曲荒阶段（1969年4月至1972年4月底）

大概在九大召开的1969年4月，电台上突然停播了语录歌等大部分歌曲。不久后，人们也跟着电台的停播不唱那些歌了，似乎一切都是自然的：造反运动早过去了，忠字舞不跳了，这些歌也唱腻了。大家似乎没觉得不对劲儿，也不知道还有江青的干涉。

这个月的1至24日，九大召开。15和16日，江青在审查歌颂九大的工农兵文艺节目和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突然斥骂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歌曲是用“唱情郎、妹子的”“下流”“民间小调”谱的“黄色歌曲”，而舞蹈是“音乐无节奏”“像爵士乐”的“摇摆舞”，说这些实际上是在丑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不久后，经毛主席同意，6月12日，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各级党委注意：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禁止在瓷器上制毛主席像，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1967年11月始，在毛主席像前对他和林彪说祝福语，我记得的是1968年的家庭版仪式），等等。此后这些行为基本上消失了，据说到林彪倒台才彻底绝迹。

我记得最晚从这年下半年开始，所有的语录歌和诗词歌从广播电台永远地消失了，忠字舞不跳了，很多人不再戴胸章了。当然，文革末期广播了两首新谱曲的诗词歌，文革前的弹词开篇《蝶恋花·答李淑一》在文革过后恢复，文革中一直停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其中只有少数歌曲在文革时可以听到）中有三首曲谱异于文革版的同名诗词歌也在文革后播放，都是另外的事了。

江青将群众和作曲家创作歌曲的热情压制下去，封杀了大量歌曲和舞蹈，给普及样板戏腾出了极大的空间。

所以这个阶段的歌曲是很少的（我因此在1970年学会了《国际歌》并能唱全三段词）：超过十首未被禁的，十首“革命历史民歌”，五首陕甘宁革命民歌，似乎只有两首新创作的歌曲。

未被禁的歌曲中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另外，我记得1970年从广播里听到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歌唱社会主义祖国》（1968年版的《歌唱祖国》）及它的吹奏乐，《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由《毛主席是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修改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前进》（东风浩荡红旗飘扬）《歌唱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1971年从广播里听到了《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雄伟的喜马拉雅山哎）（作于1968年）《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很可能用的是刚出版的一张新唱片（其中还有《万岁毛主席》和1964年创作、1967年12月改词的《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但两首歌我是分别听到的。

1970年，电台播放了经江青同意的十首改了词（其中三首连歌名也改得面目全非）的民国时期的歌曲，称为“革命历史歌曲”，还有一首《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毛主席发表5·20声明后中央乐团创作的），这些都是高快硬响的歌曲。1970年7月上旬，我在火车上听到的都是“十首革命历史歌曲”，而此前村里就在教唱《战斗进行曲》和《毕业歌》。7月10日到8月20日，我在佳木斯，广播里和我头脑里回荡的也是这些（如《到敌人后方去》、《大路歌》和原名《开路先锋》的《工农革命歌》），并不知道什么是样板戏。

1971年电台里播出了优美欢快的儿童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

不知是不是因为无意中被夹带走了或是被排挤掉了，除了《东方红》以外，我记得文革初期就没有革命民歌，更不用说在整个文革中停唱的纯抒情民歌《乌苏里船歌》了。林彪倒台后，周恩来在公开场合说老根据地的民歌很好听，有心的文艺工作者闻风而动。不久后的1971年12月25日，电台里突然播出了五首陕甘宁革命民歌。其中《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其实是用两首民歌的曲调填词组成的。

在我印象中，老百姓不知道江青在九大禁歌的事，也没有把那些歌当禁歌。我记得1970年小学生列队齐唱红卫兵作词李劫夫作曲的造反歌《红卫兵战歌》；还记得1973年清明节，全校一百多人祭扫两座“八路坟”（应该是日本投降后最早进入东北的八路军留下的）时，唱语录歌《成千成万的先烈》，这首歌的旋律象是李劫夫的。另外李劫夫（创作了130多首毛主席语录歌和35首毛主席诗词歌）被冤为林彪的人因而他的歌被禁始于林彪倒台之说，是不准确的。包括《敬爱的毛主席》在内的歌都在九大后就不唱了，一般人也并不清楚有一些歌跟林彪扯上了关系。

在文革头几年，没有样板戏电影，普及样板戏主要靠群众和艺术团体的演出。我清楚地记得看不到家家张贴的样板戏剧照，广播里很少听到样板戏（我倒是记得在语录歌阶段，曾听过应该是舞台演出现场的录音）。记得从1970年9月才开始，唱腔选段、片断、选场、全剧、教唱，轮番在广播电台播放（尤其是经常集中播放唱腔），在歌曲荒的日子里，自然是不绝于耳，很为特别。我记得这个阶段先后开始普及了六个戏剧和三个音乐（三个音乐在1972年拍成电影）：京剧《智取威虎山》（1970年10月1日公映正式彩色影片，但我先看到舞台画面的黑白影片后看到正式影片）、京剧《红灯记》（影片于1971年春节公映）、钢琴伴唱《红灯记》（这个作品播放得较少）、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1971年初公映电影）、钢琴协奏曲《黄河》（1971年上电台）、京剧《沙家浜》（1971年9月拍出影片）、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芭蕾舞剧《白毛女》（1972年春节公映正式彩色影片，但我最先看到的芭蕾舞剧是它的黑白舞台片）、京剧《海港》（1973年8月公映电影）。至少，《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白毛女》《海港》在彩色影片公映前就先上了电台。电台很少播放山东京剧团的《奇袭白虎团》，它可能是受地域性歧视而遭到冷遇。

此后，繁荣阶段的样板戏也听得比较多，但想想文革过后电台里常播放歌剧《洪湖赤卫队》，再想想后来“我的热情好象一把火”“我每天都在期待，快赶走爱的寂寞”“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之类听得老头儿老太太还有娃娃们都会唱了（难保后人不说成“男女老幼齐叫春”），我们楼下老太太们跳健身舞时用歌曲《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来伴舞，以及各个时期所有听熟的曲子，这未必有什么特别。

九、繁荣阶段（1972年5月初至1976年9月）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批评了歌曲的喊尖快，鼓励创作新歌曲，尤其是抒情歌曲。同时毛主席对文艺创作的贫乏现状也提出了批评。在这种新形势下，各级文艺团体纷纷恢复建制。

1972年这一年，从五一开始，电台播出了大量新歌曲（包括抒情歌曲）和抒情器乐曲。

在我印象里，这个阶段最早听到的歌曲有：女高音领唱齐唱《歌唱咱们解放军》（陆青霜，1972年），领唱齐唱《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辽宁董军工、顾企兰，1972年），女声小合唱《解放军野营到山村》（1972年），男声领唱齐唱《扬鞭催马送公粮》（河南王殿才，1973年），等等。

我最爱听的抒情歌曲是：《渔家姑娘在海边》（陆青霜，1975年电影《海霞》）《赤脚医生向阳花》（郭兰英，1975年电影《红雨》）《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卞小贞、梁长喜，1976年电影《南海风云》）。

其它优秀的抒情歌曲有：男高音《我为伟大祖国站岗》（董振厚，1972年）《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胡宝善，1973年）《雄伟的天安门》（张振富，1973年）《北京颂歌》（1973年同时为李双江等三人录音）《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李双江，1973年），花腔女高音《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湖北孙家馨，1972年，歌中所唱的针灸治愈耳聋不是科学结论，成为样板歌曲后又有一个以花腔开头的似乎不受欢迎的版本），女中音《打起手鼓唱起歌》（罗天婵，1972年，文革后关牧村版的改了“大寨花”“毛主席”等词）和女高音《老房东查铺》（马玉涛，1973年）等两首不久后被禁的歌，女声三重唱《医疗队员到坦桑》（1972年4月电影纪录片《中国医疗队在坦桑尼亚》），女高音领唱合唱《一花引来万花开》（湖北刘家宜），二重唱《祖国一片新面貌》《普及大寨县》（张振富、耿莲凤，1976年），等等。

这个阶段每年一集的《战地新歌》里收录了五十多首大多数是优美欢快的儿童歌曲，很多上了电台，我会唱约二十首。我最喜爱的是《火车向着韶山跑》《大庆花开遍地红》和《雷锋叔叔望着我们笑》。

大众喜爱的旋律简单的歌曲有：《阿佤人民唱新歌》（现在听不到含有“学大寨”“人民公社好”的原版了）《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电影《青松岭》）等欢快的歌曲，《北风吹》（芭蕾舞剧《白毛女》）《大红枣儿甜又香》（同前）《愿亲人早日养好伤》（芭蕾舞剧《沂蒙颂》）《牧歌》（马评，芭蕾舞剧《草原儿女》）等轻柔的歌曲。另外朝鲜电影《一个护士的故事》（1973年译制）中的《护士之歌》也为大众喜爱。

我记得1972年听到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作于1967年）《伟大的北京》《工农兵，革命路上打先锋》《延安儿女心向毛主席》（员恩凤，比1969年的《延安儿女想念毛主席》多了一段歌词），1973年听到了《我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不敬青稞酒哇不打酥油茶呀也不献哈达）（作于1967年），这些少量的语录歌阶段的歌曲也许是1972年才恢复播出的。

一些文革前的歌曲（包括少量革命民歌）也趁机复播：男中音马国光诙谐的《一壶水》（1973年）《两个小伙一般高》（约同前）《真是乐死人》，被当作湖南民歌的《浏阳河》，军歌《打靶归来》（原词“胸前的红花”不真实，作曲时改为“风展红旗”），民歌手郭兰英唱的《社员都是向阳花》，等等。

歌曲《我是一个兵》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电台里没有复播，但它们先后在彩色剪纸片《东海小哨兵》（1973年底，由当时温州的瓯剧改编）和彩色故事片《海霞》等电影中复出后，也能经常听到了。

器乐曲（大部分是民乐）多是喜气洋洋的，而且作为无文字的艺术，很多曲目都脱离了政治。我印象中最早听到的有：根据唢呐曲《满堂红》（北方秧歌用曲）和东北唢呐曲《银凤锁》（我觉得是那首东北地秧歌曲）创作的笛子曲《扬鞭催马运粮忙》，刚刚听到这首描写当时我熟悉的场景的乐曲，我就听懂并入了迷；根据东北民歌曲调创作的唢呐曲《山村来了售货员》；二胡曲《子弟兵与老百姓》。我最喜爱的民乐是首播于1972年9月30日的笛子曲《扬鞭催马运粮忙》（魏显忠创作并演奏）和唢呐曲《山村来了售货员》（张晓峰创作、郝玉岐演奏）。我最喜爱的用西洋乐器演奏的乐曲是：电影纪录片《中国医疗队在坦桑尼亚》中一段欢快的曲子，小提琴曲（小提琴曲的数量相对不多，但它们在质量上超过文革以前的艺术水平）《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1976年，不过这是一首改编作品）。其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民乐合奏《丰收锣鼓》《大寨红花遍地开》，二胡曲《红旗渠水绕太行》（闵惠芬奏，1974年）《奔驰在千里草原上》（王国潼奏），柳琴曲《春到沂河》，等等。

这时有一首优秀的笛子独奏《牧民新歌》被解禁（它曾于1966年6月在中央电台播出，当时立刻红遍大江南北），在笛子曲里与《扬鞭催马运粮忙》平分秋色。

1973年6月24日，江青观看了一场文艺晚会，其中有一些中国传统和民间曲目（如江青点的阳春白雪、春江花月夜、渔舟唱晚），从她的讲话记录（“唢呐曲百鸟朝凤可以演奏，老百姓喜欢的东西不要轻易丢掉，传统的东西不要随便去动它”、“晚会很好，搞个录音给我”等等）看，江青情绪很好并给予了肯定。其中闵惠芬演奏了几首电台上没有的二胡曲：《江河水》（原曲为描述孟姜女哭长城的辽南民间笙管乐）、《二泉映月》（民国时期的二胡曲）（一年前中央乐团的同名弦乐合奏却被江青压制）、《赛马》（文革前创作，文革中被修改）。但是直到1976年5月，才有随代琵琶曲《十面埋伏》、民间唢呐曲《百鸟朝凤》和二胡曲《江河水》上了电影《百花争艳》，这部电影还是江青为回应邓小平说“样板戏是一花独放”才授意拍摄的。总之，文革时电台上没有原曲目的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

在1972年（包括前四个月），舞台上就有了不少样板戏以外的京剧。从此开始到文革结束，这些京剧有《铁流战士》、《芦花淀》、《瑶山春》、《苗岭风雷》、《孔雀岭》（《黛诺》）、《五把钥匙》、《草原银河》、《红色少年》、《三斤化肥》、《难忘的战斗》等等，它们可能也至少在省级电台播放过。

前两个阶段，没有中长篇小说出版，几乎没有文学期刊（1966年7月起，只保留了《解放军文艺》）。鲁迅被视为马列主义者（事实也是这样），他的语录更爱被人引用，中学课本里有他的文章，和长篇小说一样，此时没有出版他的作品。

到了这个阶段，文学期刊开始复刊，鲁迅的所有作品都不在被禁之列。这个阶段公开出版了至少几十位作家的约一百多部中长篇小说，主要是新创作的现代革命题材的（其中当代现实题材的约占五分之四，革命战争题材的约占五分之一），还有古典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文革前的作品《欧阳海之歌》（不久后又因作者金敬迈“有问题”而被禁）《艳阳天》和古代题材的新作品《陈胜》《李自成》。1972年出版了浩然的《艳阳天》全三部和《金光大道》第一部（“高大全”这个词可能就源于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高大泉的姓名）、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前涉执笔的《桐柏英雄》等等中长篇小说，1973年出版了郭先红的《征途》等等中长篇小说。头两年我在电台里听过《闪闪的红星》和《艳阳天》。这几部和更多的小说被拍成电影，其中《大刀记》和《桐柏英雄》是在文革后的1977年和1979年被拍成电影的（与后者相应的电影为《小花》）。

公开出版的译作则贫乏。虽然1972年就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及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连环画，但这些苏联长篇小说却几乎没有。1972年12月到1975年10月，出版了5部苏联小说（最后有《在人间》）。从1972年9月出版越南南方、老挝和柬埔寨的作品开始，出版了9部社会主义和准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集。从1973年5月起出版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5部文学作品。除了公开出版物，还有“供批判用”的内部发行的“苏联修正主义”及日美等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为长篇小说的44部文学作品和《外国文艺摘译》期刊。

作家（前文化部部长）茅盾曾把文革中的文艺概括为“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这显然是很情绪化的一句话，经历过文革的人稍微认真想一下应当知道这话远离事实。所以有人解释这是茅盾说的一个比喻句，有人则指责说他造谣。如果我们普遍认识到人其实很难客观描述他所看到的事物（尤其带着情绪时），以及实际上世间绝大多数假话都是无意生出的，就不会这样解释或指责了。依茅盾的人品，他不会造谣，依他的智慧，他不会说这样露骨的谎言，依他的文学知识，他不会把这当作比喻句。问题在于他自己认为这是真话，或是一句跟真话“差不多”的话（这种思维是不严肃的）。另外，“一个作家”指的是样板作家浩然，很多人公平地指出他“不是帮派分子（指不是江青一伙的人）”、“没有借此踹别人”、“还能把握住自己”、“是个好人”。

类似的还有说文革时“只有鲁迅和浩然的作品”并形容为“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这些说法还不如把文革的前两个阶段当作全部，说“文革时没有作家”呢。

 十、群众舞台

文革时期，人们把思想教育和政治宣传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学校不追求升学率，工厂不追求经济效益，再加上没有电视、网络等等现代化设备来满足宣传和娱乐的需求，人们动不动就组织排演文艺节目，汇演也是常有的事。在学校，老师组织排练文艺节目比抓文化功课还认真，功课时间经常要让给排练节目和各种劳动。除了跟广播和电影里学的以外，自编的节目至少是广播和电影里没有的占了多数。我们小学的老师就编过好几首歌，其中有一首曲调优美的儿歌唱的是《歌唱十年文化大革命》，还有一首更早的《要问我们将来做什么》曲调顺畅，好象也是我校老师编的。而在表演形式上，则更丰富多彩。对口词这种曲艺很可能就是在这时诞生的，而三句半无疑是在这时兴盛起来的。

除了群众自己编演外，有时专业团体也下到各处包括农村为群众表演。这些表演都是免费的，但人们都很热情很卖力。我记得进城时，曾在县医院的空地上，看过一个解放军医疗队在为病人及家属表演。观众只有二十个人左右，但他们表演得一丝不苟。表演唱《大寨亚克西》（这首歌没上过电台，可能有些地方在有线广播中放过唱片，1973年流行）中扮演维吾尔族老汉的军医活泼的表情和动作逗得观众一阵阵乐出声来。后来搬进城里，我观看和参加的演出更多。最后两年城镇里的部分居民委员会还以向阳院的形式组织孩子们到处表演，有时大人也自愿参加进来。

十一、歌曲内容

当时的歌曲多数是颂歌。歌颂的对象有：党和领袖、祖国和集体、团结互助精神、军民鱼水情、英雄和榜样、革命热情、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等等。

除了语录歌阶段群众自编了一此造反歌以外，后来就少有战斗性的歌曲了。1970年有《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1974年有《毛主席率领我们反潮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则在1976年唱得最响。

虽然文革时接连不停地进行过批刘、批林、批林批孔、批宋江和批邓等运动，但我听过的批判性歌曲总共只有两首广播歌曲（儿歌《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歌曲《党中央两个决议威力大》）和四首未上广播的，其中还没有批刘和单独批林的。

文革时经常开忆苦思甜的大小会议，但这时却没有创作一首这类歌曲。倒是文革以前有两首：《不忘阶级苦》（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在文革时应该在一部分农村的有线广播里放过唱片，但从没上过电台，我在文革末期听过。《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可能因为是儿歌，加上词曲似乎与忆苦思甜会议气氛不太协调，文革时听不到，直到1979年才重上电台并为少年儿童所喜爱。

也有少量脱离了政治宣传的歌曲，它们歌唱现实中的愉快、美景和家乡，如：《打靶归来》唱到了毛主席，《渔家姑娘在海边》歌词沾了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边儿，而《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则从形式到内容都脱离了政治。但是我从没有听过这样的群众自编的歌曲，应该是因为大众的思想和专业水平有限。

有一首歌曲恐怕放在任何时期都显得特别，所以我不知道它值不值得一提：至少在海龙县城，这首儿歌经常大摇大摆地与革命节目同台上演。歌词是这样的：咱们院儿里有那么一个小淘气，他的那淘气劲儿真出奇。在课堂，说闲话，下了课，玩儿稀泥，衣服脏了也不洗，哎呀呀呀哎呀呀呀真淘气。有一天在课堂，老师出了个小问题，三加二等于几？小淘气对此有考虑，他说是等于七，他说是等于七。嘿，淘气得真出奇。

当时没有关于个人喜怒哀乐（包括爱情）和个人命运及前途的歌曲，而这些是当今通俗歌曲的主要（也许差不多是全部）内容。

十二、文革以后的变化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倒台后不久开始，包括1977年和1978年的广播电台里，几乎所有文革时的音乐、曲艺和戏剧全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文革以前的作品和一些新作品。

1979年和1980年，是文艺最繁盛的时代，通俗歌曲只有一席之地。广播和电视上，不但有大量国外的、传统的、民间的和文革以前的作品，也有大量新创作的作品。1979年甘肃京剧团和甘肃歌舞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南天柱》和民族舞剧《丝路花雨》是优秀的戏剧作品。这时的音乐创作既不象以前那样为政治服务，也不象以后那样为金钱服务，所以有时我会觉得这两年的音乐作品最为纯美。与1966至1978年不同的是，虽然有的抒情歌曲遭批判或被议论，却照样播出（现在找不到原版的歌曲《乡恋》约在1981至1982年被禁可能是唯一例外）。而文革中的优秀作品也逐步重新上了广播，如湖南花鼓戏《沙家浜》和歌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

此后，通俗歌曲逐渐占统治地位，音乐界重归萧条。

这两年及其前后创作的、我喜爱的柔美的抒情歌曲都是女高音。所以木偶片《阿凡提》中诙谐的同名主题歌（马国光，1979年）在我喜爱的歌曲中就显得特别了。

1979年我最爱的新作品有：《绒花》（李谷一，电影《小花》）、《太阳岛上》（郑绪兰，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红杉树》（朱逢博）、《大海一样的深情》（靳玉竹）等歌曲，《潜海姑娘》（同名电影，1978年）、《美丽的渔场》（电视片《大连漫游》）等器乐曲。而大众化的歌曲有：《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李谷一，1977年电影《黑三角》）、《妹妹找哥泪花流》（李谷一，电影《小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于淑珍，电影《甜密的事业》）、《泉水叮咚响》（卞小贞、后于淑珍，歌词有“那是我的心声愿他日夜紧握手中枪”“那就是我愿他日夜紧握手中枪”“那就是我愿他身体永远健康”“那就是我在他身边轻轻歌唱”等几次改变）等歌曲。

1980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群众投票评选出群众最喜爱的十五首广播歌曲，上述歌曲只有《红杉树》不在其中。

1980年我最喜爱的新作品有：《乡恋》（李谷一，电视片《三峡传说》）、《浪花啊浪花》（于淑珍）、《兰花与蝴蝶》（朱逢博）等歌曲，《北京喜讯到边寨》（1976年12月用彝苗两族音乐素材创作的管弦乐）（它产生于文革的两种说法似乎不可信）、《浪花啊浪花》等器乐曲，还有可能是电影纪录片《今日非洲》里的乐曲（一首轻柔舒缓的管弦乐，一首欢快的手风琴协奏曲）。而大众化的歌曲有《军港之夜》（9月23日首演）、《幸福不是毛毛雨》和台湾校园歌曲《乡间小路》等苏小明唱的歌曲。虽然据说1979年中央电台就播放过台湾校园歌曲，而港台歌曲也是这年通过录音设备大量传入内地的，但苏小明这里才是新中国广播中通俗歌曲的真正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