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cs3:毛泽东的文学艺术天才

    1965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和作家诗人们纵论文学史，进而谈及状元问题：“历史上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诗人都不是状元。出色的状元只有文天祥、秦桧。柳宗元、韩愈出身翰林，但是二流。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蒲松林等，都不是状元。……”

    自古以来，学历和创造力就不等同。我还因此得出三个不等式：第一，学历不等于学问。一般是成正比，但往往也并不如此，学历很高的人学问不见得很大；第二，学问不等于能力。满腹经纶的人实际操作能力不见得很强；第三，能力不等于天赋。最高的境界是天赋。毛属于学历较低，学问很大，能力极强，天赋更高的天才，可以套用当年林彪的说法，毛泽东是中国几千年出一个、世界几百年出一个的人物。

    再细分，毛泽东首先是个伟大的实践论者。少年时期当过农民，师范毕业参军当过一年兵，青年时期搞过学运，1919年领导湖南学生“驱张”，峥嵘初露。师范期间利用寒暑假去农村搞调查，获益匪浅。所以他后来一直很重视调查，名言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实践出真知”，“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期间，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毛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寻求一个从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理论体系。正如1942年2月他在延安党校的一段讲话所指出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这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

    大家注意，毛写文章、讲话，就像写小说一样，有形象有细节。前面文雅生动，然后就开始变了。当时延安的整风对象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俄苏派，所谓的教条主义，毛泽东这个讲话就是针对他们讲的：

    “应该老实的对他们说，你的教条一点用处也没有，或者大喝一声，你的教条还没有狗屎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条呢，它们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又何用之有！”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文风，大雅大俗，前面雅的有成语，有小说语言，后面俗的又如村夫。这种尖酸刻薄的讽刺和挖苦，沉重打击了王明的自尊心。因为王明当年可了不得啊！1937年底，他带着陈云和康生从莫斯科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去接他，说：“我们今天欢迎从天上来的人……”，此话一语双关，有实情，有讽喻，典型的毛风格。坐着飞机来当然是天上来的，但更重要的是说，王来自莫斯科，来自共产国际，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中国国情。其实王确为季米特洛夫所推许，准备来延安接班的。“共产国际”非常看好王明，王明马列原典读得好，俄语讲得好啊，年轻有为，才华横溢。当年在延安听王明作报告是一种享受，是一道风景，他讲4个小时讲8个小时不要一个纸片，滔滔不绝，洋洋洒洒，最后回头总结时“一二三四五”，条理清晰，逻辑严谨，闻者无不折服。对这种雅人，毛泽东就和他来粗的。

    当然，毛王之争的要害不在于雅俗之争，而在于王明的理论脱离实际，无条件地搬用马恩列斯，套用苏联经验，鼓吹城市暴动，远离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民相去何远，隔膜何深，他怎么能是毛泽东的对手呢？解放后，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一文中谈起他的军事思想来，还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通通都忘记了的……”（13）这里面的“有人讲”指的就是王明。现在有一种资料表明，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就带了一本《三国演义》，但是他也绝对不可能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如此说不过是极言实践的第一性罢了，这是他和王明的最大区别，也是他战胜王明的最大奥秘。

    毛泽东当然吸收了很多西方先进的思想，比如马列主义中的暴力革命的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等等。再比如，20岁的毛泽东曾对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颇为激赏，用蝇头小楷在书中写下12000多字的眉批和旁注，包含了3个核心思想：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集中政治权利；个人意志超越一切的重要性；中西文化有时对立有时互补。这些思想对毛的政治理念也深有影响。（14）但更多更主要的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他从四五岁开始发蒙，读了将近80年的书，无论是戎马倥偬还是日理万机，他都真正做到了“三上”——枕上、厕上、马上，一辈子手不释卷、嗜书如命。1939年，46岁的毛泽东视察延安兵工厂时，讲到学习的时候说：“年老的也要学，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那么就要学9年零359日。”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现在有案可查的毛的最后读书时间是1976年9月8日5点50分，这时离他去世不到24小时。据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毛泽东最后一次读书，准确地说是听书——因为他晚年白内障，从1974年开始就已经是由芦荻来给他念书——1976年9月8号凌晨5点50分，这时进入弥留之际，一直在抢救，昏迷不醒的毛清醒过来了，又叫别人给他念书，最后听了7分钟，又昏过去了，直到去世

    就这个细节我在想，别说一个伟大领袖，或者说一个皇帝，就是古今中外的文人学者，又有几个能像毛泽东这样读书的？而且是真读，读到烂熟于心，张口就来。再举一个例子，据五十年代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她以江西第一夫人的身份接待毛泽东，第一次到“美庐”去见毛泽东，毛问她叫什么名字。然后说，哦，水静？不对啊，违反辩证法，水是动的，怎么是静的呢？然后就聊天，问她，你爱读书吗？回答说喜欢读书。读《红楼梦》吗？读过。《红楼梦》里写了多少人物啊？水静傻了。

    毛泽东随即自言自语说，一共写了327个人，其中剥削阶级是30个人，占了大概十分之一。之后再告诉她，《红楼梦》的祖宗是《金瓶梅》，你回去再看看。

    水静听了毛主席的话，心里很惊讶。更惊讶的是，她经过了开始的紧张之后，静下心来观察，发现在毛的茶几上摆了一套《安徒生童话集》。她事后几十年写回忆录的时候，还在感叹这件事情，说毛泽东日理万机，尤其在庐山会议期间，山雨欲来风满楼，难道还有这份雅兴闲情看《安徒生童话集》吗？

   这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毛泽东。

    我们更熟悉的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传承。一是书法，二是诗词。

   文以载道，书以传文，道之无文，载之不远；文之无书，传之无采。书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最普通、最实用、同时又是最高深、最复杂、最变幻莫测的线条的艺术。据不完全统计，在2000多年中国历史上350多个皇帝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一够得上书法家的水平。作为中国这么一个文化大国，一国之尊如果字都写不好，是很丢脸的事情。比如唐太宗，我们现在读的《兰亭集序》，是褚遂良的摹本，欧阳询的摹本，王羲之的真迹哪去了？被唐太宗带到棺材里去了。所以我们看《书法大字典》，可以碰到很多唐太宗的漂亮的字。再一个，宋徽宗创造了“瘦金体”，快一千年过去了，今天还有很多人在练“瘦金体”。前不久我无意看到他的儿子高宗赵构，写给岳飞的一封长信的真迹的影印件，内容是商讨抗金大计，那书法是神品啊，写得好（见下图）。到了有清一代，大家就更熟悉了，十二帝个个都堪称书法家，乾隆御笔遍布名山大川。到了毛泽东，更是自创狂草一体，虽出于怀素和张旭，但又不拘法度，随心所欲，另辟蹊径；虽谋篇深远、布局和谐，但又狂放飘逸、势若奔雷，性格峥嵘、气象万千。名列日本评选的二十世纪中国十大书法家前茅。为什么拿日本来说事呢？因为有可信度，虽然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徒子徒孙，公元六世纪派来两千个遣唐使到长安，才把中国文化学过去，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弘扬、呵护远远超过中国，今天要看盛唐建筑，不在长安，而在奈良。去年日本的文部省下发过一个文件，小学生如果书法课不及格，不给毕业。毛泽东书法征服日本，由来有自。

    再说诗词。诗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源头，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路过来，由简到繁，有雅到俗。当然，可能看小说的人远远超过了读诗词的人，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任何一部古典小说名著里面，不管任何一个写人物还是写场景还是写事件的段落，不管写的多么热闹，多么精彩，最后总是由“有诗为证”来结尾，好像诗没出来，这个事情就搞不定，怎么写都收不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诗词在中国传统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不可替代的。

    毛的文化理念也大体如此。大家熟知1957年毛泽东给时任《诗刊》主编的臧克家写了一封信，提出不宜在青年中倡导古体诗词云云。这其实只说了一半，只说出了毛的表层思想，而深层的另一半，此后不久毛亲口对梅白说出来了：“（给臧克家的信）那是针对当时的青少年说的，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其实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远不止书法和诗词，比如还有传统戏曲，今天在韶山的毛主席纪念馆中就保存了毛生前爱听的传统戏曲的唱片和磁带共2000多盒（张）。毛一生酷爱京剧，1958年在上海看《白蛇传》，看到许仙与白娘子生离死别时，毛哭出了很大的声音，终至怒不可遏地一拍沙发站了起来，高声叫道：“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不留意间，早已松开皮带的裤子退了下去，还是卫士李银桥反映敏捷，抢上前去，帮毛把裤子提了起来。另有一次，毛看谭富英、裘盛戎的《捉放宿店》，其中陈宫有唱词曰：“凌烟阁上美名扬”，毛说：“凌烟阁为唐太宗所建，汉朝的陈宫怎么能唱得出来？”因此改之。又有一次毛看谭富英的《失空斩》，谭扮诸葛亮时胸前配一挂檀香木佛珠，毛问其来历，乃谭祖父谭鑫培当年进宫演出为西太后所赠。毛说：“三国时佛教还没有传进中国，怎有佛珠？”因此改之。

    毛对中国传统戏剧的酷爱一直贯穿到他的晚年，甚至在横扫“封、资、修”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七五、七六年之间，为了满足毛泽东的需求，由当时的文化部负责人于会咏牵头，先后调集了津京沪三地著名的戏曲家李少春、李和曾、关肃霜、高盛麟、张世麟、厉慧良、俞振飞、蔡瑶铣、岳美媞进京录制经典唱段，如岳飞的《满江红》、白居易的《长恨歌》、辛弃疾的《南乡子》、《水龙吟》、张元干的《贺新郎》等等。乃至1974年董必武去世，毛听了一天《贺新郎》，还将末句“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莫回顾”。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时是矛盾的，比如1920年，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的“五四”运动在全国方兴未艾之时，毛却去到了山东曲阜，拜谒了孔庙和孔林。再比如毛一边口口声声提倡新诗，一边却如琢如磨创作旧诗，还不无风趣地宣称：“我不读新诗，除非给二百块大洋。”这是毛的兴趣使然还是传统文化的魅力所致？

附件：前面所述的帝王书家赵构，下面有他的《赐岳飞批札》，是赵构给岳飞亲笔信，后署“付岳飞”3字，上钤御前之宝。

 

   宋高宗书杜甫的七言律诗（即事）

  赵构书《洛神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