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urerppro7 3190:阮籍嵇康专题

阮籍嵇康专题一，阮籍嵇康与正始文学（节选）“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不过，此时司马氏如月中天，而曹氏则如日薄西山。这时候的作家有所谓的“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实际上，这是一个名士集团而非文人集团。七人中，除了嵇康阮籍外，其他人的“文学”作品极少。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人，曾为步兵校尉，故世称阮步兵。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今安徽省宿县）人，曾为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　　正始文人已由建安文人的哀社会民生之多艰，而变为哀个人人生之多艰。哀社会的建安作家致力于社会改造，要重整乾坤，有廓清天下之志，要建立的是事功，事功是涉他性的。哀人生的正始作家则沉湎于人生的哲学思考，有退避山林或求仙之想，要躲避的是政治，山林与神仙乃是自涉性的。建安作家的涉他性社会之忧，是外向的，故慷慨激昂，哀感流涕，归于一个“志”字，“志”则“志深笔长”，显示出来的是凌霜愈坚的风骨，是阳刚之美；正始作家的自涉性人生之忧，是内向的，一咏三叹，咀嚼回味，归于一个“思”字，“思”则“思心徘徊”，显示出来的是秋风萧瑟中的寒冷与怨悱，呈阴柔之态。　　如果说，古诗十九首是为生命短暂而痛苦，建安作家又为“去日苦多”又功业未建而痛苦的话，正始作家则是为如此短暂的生命中偏又充满艰辛与屈辱而痛苦。生命本已短暂，却连这短暂的天年都不能尽，这当然是难以为怀。在阮籍那里，生命既不能用来及时行乐，更不能用来建功立业，生命存在的意义已荡然无存，只是体味痛苦、侮辱，甚至只是恐惧地等待外来的暴力结束这生命：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披野草，岁暮亦云已。　　我们看他的“咏怀”诗，知道他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一生在三大矛盾中徘徊不定，进退维谷。这三大矛盾是：求生与厌生；出仕与求仙；拥曹氏又惧司马氏。有如此维谷之境，焉得不痛苦？痛苦又不敢明白地倾诉，焉能不怪诞？焉能不抓住一切可以甚至不可以放声大哭的机会以一泄胸中块磊？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　　　　——母终，……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又吐血数　　　　　　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邻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　　　　(以上三则皆引自《晋书》本传)　　与阮籍小心谨慎相比，嵇康显得有些特别。他“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无万石之慎，有好尽之累”，固然招致杀身之祸，但他的内心却因这种无所顾忌的渲泄而较为宁静。王戎说，与嵇康比邻而居了二十年，不曾见到他的喜怒之色。（《世说新语·德行》）这则记载与嵇康的一贯作风颇为不合，或者嵇康厌恶王戎的人品，不在他面前流露真性情。我们看他的诗《赠秀才从军》：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　　　　 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其九）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其十四）　　嵇康的这两首诗，写的是乱世艰险中的理想生活。他知道在黑暗中仰望光明，在肮脏中向往纯洁，所以他不颓丧，不隐忍，不苟且，不赖活，不阴毒而痛快，不自卑而自尊。生活的太不自由，使得他愈加想往自由，他不仅是一位自由意识极强的人，他还是一位精神力量太强的人，这两首诗简直就是一种自由的畅想。生活太沉重，所以他写轻松：“风驰电逝，蹑景追飞”；精神太沉重，所以他写放逸：“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这些都让我们心仪于他风度上的萧洒飘逸，心灵上的自由舒张。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心态，则竹林名士中唯他独存了。谁的心灵能有他那么纯净？谁的精神能有他那么超拔？我们尊敬嵇康，就是因为他的这种骨气与傲气。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逸气。有此骨气、傲气与逸气，便是司马昭的屠刀，也不能剥夺他的精神尊严。　　李善用“忧生之嗟”来概括阮籍《咏怀》诗，确是准确。鲁迅也曾用“酒、药、女人”来概括魏晋以至六朝文学，也是一针见血。其实，药是直接医治人生短暂的，因为服药的目的是要给及时行乐提供身体的保证，比如何晏。所以服药就是增加生命密度。这一点已为近世学者所论证。嵇康也服药，不知他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可能是与他高傲而不愿示弱的个性有关。他身体本来不好，又疏懒于活动，要使身体健康，他自然选择服药。同时，如果说阮籍是用“白眼”来避视小人的话，他就是永远睁大明察秋毫的眼睛傲视群小的。他喜欢清醒，正如阮籍喜好糊涂，所以，他要借药来旺盛他的洞察力与战斗力，清醒地与人较量，他确然是当代最理智最冷静最睿智最锋利的思想家，所以刘勰说他“嵇志清峻”，这种清峻，就是清醒的冷傲锋利与不可漠视。他在很多方面都极像鲁迅，难怪鲁迅那么看重他，为他辑校集子。　　阮籍与他正相反，他是不服药而饮酒无节的，他曾大醉六十日不醒，这等于说是在本已短暂的生命中（他只活了五十四岁）又去掉了两个月，这饮酒与服药恰是对着干，服药是想密集生命，使生命更有质量，饮酒倒象在稀释生命，打发时光。服药是觉着活着清醒着好，所以要秉烛夜游，连觉也不睡；而饮酒则是觉着活着清醒着太坏，所以求醉。刘伶不顾自己骨瘦如鸡肋，仍狂饮不止，至言“死便埋我。”我们看阮籍们的狂饮裸饮，感觉是生活太龌龊，太险恶，太失望以至绝望，便只好把生命交给酒精去慢慢毒杀，至少是麻醉以造成暂时的“假死”，醉酒是最接近死亡的一种生命形式，醉酒又何尝试不是麻醉自己的良心，使良心面对一切丑恶却能酣睡？　　由忧死到忧生，由怕死到求死，由形而上的觉着死之可畏，到形而下地，具体可感地觉着活的艰难，这是正始文人的新表现。应该说，中古的文人中，活得最难最累最可怜的是正始文人，他们背负着沉重的正义良心，在没有正义与良心的险恶世道中委曲暂住，最后不得不抛弃自己的良心，要不就抛弃自己的生命。他们最受侮辱与折磨，最感觉到生命之无尊严，不过是权势者们手中把握的蝼蚁。嵇康死后，他的朋友们纷纷招安，这更显示出正始文人内心的怯懦。阮籍为司马昭写“劝进表”，且还一气呵成，“无所改窜。”而向秀则赶紧到司马昭那里去报到。《晋书·向秀传》载：“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　　嵇康一死，文人们的精神全面溃败。二， 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节选）陈平原鲁迅之接近魏晋文章，得益于章太炎的提倡及刘师培的阐发。至于在魏晋文章中独重嵇康，则更能显示鲁迅的心迹与趣味。章太炎之推崇魏晋文，最著名的莫过于《国故论衡·论式》中的一段话：魏晋之文，大体皆    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 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在章氏看来，汉文、唐文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魏晋文之所以值得格外推崇，因其长于持论：夫持论之难，不在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出入风议，臧否人群，文士所优为也；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自唐以降，缀文者在彼不在此。在《通程》中，章氏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见：“魏晋间，知玄理者甚众。及唐，务好文辞，而微言几绝矣。” 而在众多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魏晋文章中，太炎先生对嵇、阮大有好感：“嵇康、阮籍之伦，极于非尧、舜，薄汤、武，载其厌世，至导引求神仙，而皆崇法老庄，玄言自此作矣。”章氏的好友刘师培，对嵇、阮文章之精彩，有进一步的发挥。嵇、阮历来并称，所谓“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正如刘师培所说的，乃互言见意 。虽则诗文俱佳，嵇、阮实际上各有擅场：阮长于诗，而嵇长于论。在《中国中古文学史》第四课中，刘氏是这样比较嵇、阮之文的：嵇、阮之文，艳逸壮丽，大抵相同。若施以区别，则嵇文近汉孔融，析理绵密，阮所不逮；阮文近汉祢衡，托体高健，嵇所不及：此其相异之点也。表面上嵇、阮不分轩轾，可同课还有正面表彰嵇康的文字。一是引述李充《翰林论》后称：“李氏以论推嵇，明论体之能成文者，魏晋之间，实以嵇氏为最。”一是评述嵇文之“析理绵密”：“嵇文长于辨难，文如剥茧，无不尽之意，亦阮氏所不及也。”鲁迅对嵇文的评价，与章、刘大体相同，只是更强调其性格上的独立与反叛。在鲁迅看来，所谓“思想通脱”，便是“废除固执”，“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为了坚持思想的独立性，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非汤武而薄周孔”。 在《＜嵇康集＞考》中，鲁迅称：“康文长于言理，藻艳盖非所措意；唐宋类书，因亦眇予征引”；而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说的更显豁：“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 嵇文之所以 “析理绵密”，与其“思想新颖”有关；之所以能够“思想新颖”，与其不愿依傍司马氏更是不可分离。借用明人张傅为《嵇中散集》所作题辞：“集中大文，诸论为高讽，养生而达庄老之旨，辨管蔡而知周公之心，其时役役司马门下者，非惟不能作，亦不能读也。” 此等独立不羁的姿态，自然容易招来杀身之祸。比起文章之高低，嵇、阮二人的不同遭遇，更为历来的论者所关注。同是德行奇伟，迈群独秀，为衰世所不容，可阮得以终其天年，而嵇则丧于司马氏之手，世人于是多喜就此大发议论。《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有云：“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连嵇氏本人都有此“自我批评”，世人于是更心安理得地认同阮籍之处世哲学。也有直接批评嵇之心高气傲，颇有将其归结为“性格悲剧”的，最明显的莫过于《颜氏家训》：“稽康著养生之论，而以傲物受刑”；“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 。宋人叶适则另辟蹊径。在我看来，《石林诗话》对嵇殁而阮存的解释，更具洞见：吾尝读《世说》，知康乃魏宗室婿，审如此，虽不忤钟会，亦安能免 死邪？尝称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为可师；殊不然，籍虽不臧否人物，而 作青白眼，亦何以异。籍之得全于晋，直是早附司马师，阴托其庇耳。史 言：“礼法之士，疾之如仇，赖司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马氏，未必能脱也。今《文选》载蒋济《劝进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为。籍著论鄙世俗之士，以为犹虱处乎裈中。籍委身于司马氏，独非裈中乎？观康尚不屈于钟会，肯卖魏而附晋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概以为嵇、阮，我每为之太息也。叶氏的意见，更接近现代史学家陈寅恪、唐长儒等的论述。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有这么一句话：“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同文，依据传统的说法，鲁迅以为嘲笑钟会 “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八年后，鲁迅撰《再论“文人相轻”》，重新阐释嵇康之死：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弄是非，也总有人去搬弄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 勇夫”者是也。作为曹家女婿，嵇康无可选择地处于司马氏的对立面。这种无法掩饰的政治立场，使得嵇康要不投降，要不对抗，没有装傻或转圜的余地。读读嵇康的《家诫》，不难明白叶适所说的致嵇康于死地的“不屈”。《家诫》当然也有世俗的一面，开篇仍见其志向远大：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 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死守无贰。耻躬不逮，期于必济。此等“口与心誓，死守无贰”的人物，即便意识到面临的危险，仍会坚持“师心” 与“使气”。正是在这一点上，周氏兄弟出现明显的分歧。从《摩罗诗力说》赞赏屈原“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到《汉文学史纲要》表彰司马相如与司马迁“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再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认同嵇康“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鲁迅追求的是反抗与独立。博识儒雅的周作人，则更倾向于思想通达性情温润的陶渊明。至于嵇康的剑拔弩张，与知堂趣味想去甚远，难怪后者有意回避。周作人的远离嵇康，与其极力推崇的颜之推不谋而合。颜氏批评嵇康不善养生，身处乱世而仍有那么多的牢骚与不平，这不由得令人想起林语堂的“幽默文章”《悼鲁迅》。以“儒家之明性达理”，来嘲笑“战士”之“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未免失之轻薄 。三，晋书·嵇康传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兄喜，有当世才，历太仆、宗正。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又以为君子无私，其论曰：“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无身，吾又何患’。无以生为贵者，是贤于贵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傥然无措，而事与是俱也。”其略如此。盖其胸怀所寄，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沈默自守，无所言说。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而为石。又于石室中见一卷素书，遽呼康往取，辄不复见。烈乃叹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辄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　　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康乃与涛书告绝，曰：　　闻足下欲以吾自代，虽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故为足下陈其可否。　　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为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知尧、舜之居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意气所托，亦不可夺也。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加少孤露，母兄骄恣，不涉经学，又读《老》《庄》，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逸之情转笃。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惟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物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长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审，若道尽途殚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疾，顾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意毕矣，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若趣欲共登王途，期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狂疾。自非重仇，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附《广陵散》小解魏晋琴家嵇康以善弹《广陵散》著称。《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汉魏时期相和楚调但曲之一。积康因反对司马氏专政而遭杀害，临刑前从容弹奏此曲以寄托，现存琴谱最早见于《神奇秘谱》又一说：原是东汉末年流行于广陵地区（即今安徽寿县境内）的民间乐曲。曾用琴、筝、笙、筑等乐器演奏，现仅存古琴曲，以《神奇秘谱》载录最早。早期并无内容记载，现多数琴家按照聂政刺韩王的民间传说来解释（与正史有出入）。据《琴操》中所载：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其父为韩王铸剑误期而被杀。为报父仇，上泰山刻苦学琴十年之后，漆身吞炭，改变音容，返回韩国，在离宫不远处弹琴，高超的琴艺使行人止步，牛马停蹄。韩王得悉后，召进宫内演奏，聂政趁其不备，从琴腹抽出匕首刺死韩王。为免连累母亲，便毁容自尽。　　据《战国策》及《史记》中记载：韩国大臣严仲子与宰相侠累有宿仇，而聂政与严仲子交好，他为严仲子而刺杀韩相，体现了一种“士为知已者死”的情操。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神奇秘谱》关于此曲的标题就是源于这个故事。　　东汉蔡邕的《琴操》谈到与该曲相关的历史故事：聂政是战国时期韩国人，其父因为韩王铸剑，违了期限，被韩王所杀。聂政为父报仇行刺失败，但他知道韩王好乐后，遂毁容，入深山，苦学琴艺10余年。身怀绝技返韩时，已无人相识。于是，找机会进宫为韩王弹琴时，从琴腹内抽出匕首刺死韩王，他自已当然也是壮烈身亡了。 近代琴家杨时百，其所编《琴学丛书》的《琴镜》中就认为此曲源于河间杂曲《聂政剌韩王曲》乐曲介绍　　“散”有散乐之意。先秦时已有散乐，是一种民间音乐，有别于宫迁宴会与祭祀时的雅乐。汉晋伺《广陵散》曾作为相和歌流传。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将《广陵散》列为楚调曲，可能是由于当时流行于楚国地域之故。　　《广陵散》一曲，渊源已久。东汉末至三国时，《广陵散》已在流行。汉应璩（190～252）与刘孔才的书信中言及“听广陵之清散”。魏嵇康的《琴赋》中提到的琴曲亦有《广陵止息》。嵇康因善弹此曲而闻名一时，即使到了刑前，仍从容不迫，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　　隋唐以前，《广陵散》与《止息》尚为2曲。唐代始见有称《广陵散》为《广陵止息》之说。唐李良辅撰《广陵止息谱》一卷，为23段，见于《新唐书 · 乐志》；唐吕渭撰《广陵止息谱》一卷为36段；宋元时《广陵散》已增至44段。　　《广陵散》与聂政故事相联系，始见于宋元人的诗文，乐曲的规模、调式、乐段的标题等，与今曰所见的《广陵散》谱大抵一致。今所见《广陵散》谱重要者有三：一为明朱权《神奇秘谱》本；再，明汪芝《西麓堂琴统》有两个不同的谱本，称甲、乙谱。此3种不同谱本经琴家研究，以《神奇秘谱》的《广陵散》为最早，也较完整，是今曰经常演奏的版本。全曲共45段，即开指1段、小序3段，大序5段、正声18段、乱声10段、后序8段，谱中有“刺韩”、“冲冠”、“发怒”、“投剑”等分段小标题。全曲贯注一种愤慨不屈的浩然之气，“纷披灿烂，戈矛纵横”，以致朱熹指斥“其曲最不和平，有臣凌君之意”。 乱世痴儿：名士阮籍外表放浪佯狂下的苦痛http://book.sina.com.cn/excerpt/sz/qg/2011-05-18/1007286530.shtml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167559.html